自石器时代开始，壮族先民就已开始认识毒。《淮南子·修务训》有关于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专家认为，壮族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木繁多，有毒的动植物不少，更符合“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1］。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使壮族先民对毒有更深的感受和认识。毒在壮医中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为致病原因，壮医认为，毒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有毒虚致百病之说；二为有毒之物，如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正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言“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三为毒药和解毒药，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壮医认识和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曾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苏敬《新修本草》收载了两种壮族地区著名的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四为病症，即毒病，包括各种中毒、热毒病、血毒病、风毒病、毒结病、痧毒、瘴毒、蛊毒等等。壮医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从病因病机、病症、诊断、治疗用药以及药物性能上对毒有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实践和认识，初步构成了壮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医毒论。
2壮医毒的分类
因毒致病是壮医毒论的核心，也是壮医重要的病因病机理论。作为致病原因，毒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之毒指具体有害、有毒之物；广义之毒是一切致病因素的总称。在分类上，有按毒所依附的事物来分，如蛇毒、虫毒、箭毒、药石毒等；有按毒的形象特征来分，如热毒、血毒、风毒、湿毒、痧毒、瘴毒、蛊毒等；有按毒性猛烈和缓慢来分，如《桂海虞衡志》记载“药箭，化外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毒蛇草为之。”；有按毒的来源来分，有些毒由内而生，本由疾病而生，又反过来成为致病毒邪，称为内毒，有些毒由外内侵，如风、寒、热等，称为外毒；有按伤害部位来分，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此外，还分为有形之毒，无形之毒。总之，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和标志的。
3壮医毒的特点
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多毒主要原因有：①是壮族地区的气候条件适应生长的毒草多，毒蛇毒虫多，人误食毒草及被毒虫咬伤多，蛊毒多；②是壮族地区气候炎热、草木及动物尸体腐烂后污染水源造成的水毒、溪毒多；③是壮族在狩猎、战争中利用草毒、蛇虫毒、焦铜制作的毒箭多；④是日常生活饮食及服药发生中毒多［2］。因毒邪种类繁多，所导致的疾病表现复杂，但因毒致病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毒邪、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
4壮医毒论的基本内容
4.1毒虚致病─壮医重要的病因病机理论民间壮医手抄本《此风三十六样烧图》列举了中风、肚痛风、急惊风、哎迷风、撒手风、鲫鱼风、马蹄风、慢惊风、天吊风、看地风、弯弓风、蛇风、夜啼风、鸟宿风、蚂蟥痧风、疳风、上吐下泻风等风毒。风毒所致病证以抽搐、昏迷为主，由于风毒闭阻龙路、火路，可出现发热、头痛、汗出恶风、咳嗽、鼻塞、流涕或肢体麻木、强直、痉挛、四肢抽搐、角弓反张、皮肤瘙痒、目诊见脉络散乱等。著名壮医大师黄汉儒经过系统的整理研究，在《中国壮医学》中首次提出了“毒虚致百病”的壮医病因病机论，把毒作为壮医的最主要致病原因：认为毒之所以能致病，一是毒邪损伤正气，正不胜邪，影响三气同步而发病；二是某些毒邪在体内阻滞“三道”（谷道、水道、气道）、“两路”（龙路、火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3］。毒虚致病论奠定了壮医病因病机论理论的基础［2］。
4.2以毒命名─壮医病症名称的特点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搜集到的壮医病症名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以毒命名的壮医病名最为普遍。如痧毒、瘴毒、湿毒、风毒、蛊毒、寒毒、热毒、无名肿毒等等。大类下面又可分为许多更为具体的甚至十分形象的病症名称。如痧毒分为热痧、寒痧、蚂蟥痧、漂蛇痧、红毛痧、闷痧等；瘴毒分为青草瘴、黄茅瘴、冷瘴、热瘴、哑瘴、烟瘴、岚瘴、毒气瘴等；蛊毒又分为虫蛊、食蛊、水蛊、气蛊等；风毒包括的疾病更为广泛，有36种风和72种风之分。
4.3重视辨毒─壮医诊断疾病的特色“毒虚致百病”是壮医的病因病机论理论的核心，因此，在疾病的诊断上，壮医特别注意辨毒。如壮医目诊主要通过观察“勒答”白睛上血络变化来诊断疾病，若“勒答”上龙路脉络边界浸润混浊，表示体内有湿毒为患；若脉络多而散乱，分布毫无规则，为风毒作祟；若脉络多而集中，靠近瞳仁，为火毒热毒作怪；若脉络分散，远离瞳仁，为寒湿之毒或风寒之毒；若白睛上见有黑斑黑点，为体内有淤毒；若见蓝点、黑点、蓝斑，为谷道虫毒内积。
4.4解毒补虚─壮医治病的重要法门著名壮医班秀文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受到“毒气”的侵犯，故治疗上一定要以祛毒为先。他总结出壮医首要的防治特点：以外治为主，偏重祛毒［1］。黄汉儒在“毒虚致百病”基础上率先提出“解毒”治则，认为“解毒”主要通过内治的祛毒和外治的排毒两方面而达治疗目的。解毒法是壮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法门，在临床上的运用可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具体的毒药和解毒药的运用；二是“解毒”作为壮医重要的治则，在指导临床各科疾病的诊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壮医很多外治法包括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等都是在基于对“毒”的认识和运用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4.5善用毒药与解毒药─壮医药物学上的突出成就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晋代，岭南俚人就会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毒药在古代的医药书中常指药性的偏颇，认为药物各有偏性，这种偏性就是毒。壮医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毒物的概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导致中毒的毒物。同一物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引起中毒，而在另一条件下却是无毒的。例如食盐少量服食是有益无毒的，但如果大量吃则会引起中毒；箭毒直接进入血液才引起中毒；钩吻和野芋少量内服可以治病，但大量服用则引起中毒死亡。由于壮医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了毒药，所以敢于应用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来治病，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解毒药，壮医大部分是按其功效进行分类的，即根据其解救中毒的功效分为解箭毒、解药毒、解蛇虫毒、解蛊毒、解食物中毒、解酒毒、解金属毒、解瘴毒以及解毒范围较大的解诸毒9类，临床中根据不同原因的中毒使用相应的解毒药。
纵观上述，壮医对毒的认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壮医毒论是壮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基础和临床之中，是壮医区别于其他民族医药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壮医毒论理论目前仍属于雏形，有待进一步发挖、整理和规范完善。
【参考文献】
［1］黄汉儒,黄冬玲.发掘整理中的壮医［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
［2］黄冬玲.文献记载古代壮族地区解毒药初探［J］.民族医药研究，1991,(2):28.
【关键词】 中药药性；中药运用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663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3356-02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劳动人民与疾病不断作斗争，通过实践和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丰富和发展了医药理论。中药药性理论是先辈们在长期的疾病斗争和长期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中药药性理论体系[1]；几千年来，它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药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同属一脉，把中医基本理论与临床用药经验相结合，既有理论依据，更有临床实践。通过长期不断的临床实践，逐步认识到中药的性质，再概括不同的性质，总结出了药性理论，所以药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了临床实践。中药药性正是这样高度的概括了中药性质与功能，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功效、升降浮沉、有毒无毒等。
1 中药的基础理论主要说明如下
11 四气是指寒、热、温、凉（平）四种特性 四气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序列》“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温性药物具有调节机体功能；如人参、荆芥、鹿茸、白芷等。热性药具有驱寒、温里作用；如白参、当归、干姜等；有的药具有强烈刺激，如巴豆、大风子；有的药具有毒性，如乌头。寒性药物具有平衡内环境热量的作用，有的含有甙类，如地肤子、番泻叶、黄芩等。凉性药物具有散热作用，所含物质以挥发油为主，如薄荷脑。中医认为，热用寒治，寒用热治，这是基本用药[2]。
12 “味”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这个味泛指药物对机体的某种作用，是中药临床功能总结出的抽象的味；当然也包含食物营养对机体进行滋补，而中药五味不是正常的酸、甜、苦、辣、咸的味觉感受。
13 升降浮沉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 清气和浊气有规律地升降出入才可以维持人的正常生理运行，如果气机升降不调，就易生病，需要用中药对气机进行调理，这就是药物调理理论基础。
14 归经是指药物作用的范围 归经理论最早见于《内经》，清代沈金鳌正式提出“归经”，形成了归经学说。古代医家将药物的形、色、气、味等特性作为药物归经的依据之一。说明古人早已认识到药物有效物质或作用在机体具有分布规律。近代归经指用放射性同位素的标记研究药物的有效成分在体内的分布，能够揭示药物对一些经脉的有效作用。
15 有毒无毒主要是指药物对人体是否有无毒害作用 所有有毒的药物，大都作用强烈，对人体有毒、副作用。而广义来说，一方面指药物的偏性，指有的药物虽然没有大毒，但是长时间服用，也会有偏性的；另一方面，也是指药物功效情况。一般药物的偏性或有无毒副作用都与药物本身所含的成分相关。对药物毒副作用的判断，应该了解药物本身所含的成份是否具有毒副作用。一般像芦根、蜂蜜、茯苓等药物的组成是不具有毒成分的，所以对人没有伤害，而马钱子、巴豆、斑蝥等均具有毒成分在内，人体服用会造成伤害。一般药物的“毒性”与药物本身含有的有效成分相关。有效成分少量的就产生明显作用的称为“大毒”，而有效成分大量才有效果的称为“小毒”[3]。
16 中药的功效，是大部分人选用中药对症的依据，方法与使用一些西药制剂类似 但真正规范中药选用首先应该以中医诊断为依据，结合药性四气、五味，参选功效适宜药品组方。
2 对于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主要有化学成分的研究，药理作用的研究以及临床运用的研究
中药的化学成分与药性有其内在关联，如四气中寒热温凉四气，其化学成分与其药性有关。如温热药附子、干姜等口服后能使寒证患者低下的交感，肾上腺系统的功能活动恢复正常，使催化儿茶酚胺生物合成的多巴胺β-羟化酶的活性增加促进体内儿茶酚胺的生成，对内分泌腺的功能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寒性药的作用与热性药物恰好相反，寒性药知母、石膏等能使热证患者亢进的交感-肾上腺系统的功能减弱。甘味药能够调节身体机能，能补充身体所缺，增强其抵抗能力，并且能杀菌、解热、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利尿等；而辛味药的作用主要在于解热、抗菌、抗病毒等；咸味药能镇静、镇痛以及杀菌、解热、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抗凝血、利尿等[4]。中药临床应用是药性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药性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中药的临床应用。
3 目前对中药基础研究已经被中医药界广泛关注并在努力研究，因为其理论既表明中药的本质，揭示中药应用规律的前提，也是中药在临床应用的保证
对中药的药性和药理同时研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找到中西药理的联系，通过中药药理的研究方法对中药理论进行研究，更好地揭示中药功效的本质，对药物、机体、细胞、分子之间作用进行了解，更好地促进中药药性理论的发展。通过对中药药理的研究，能给中药定量定性，所以中药能更客观，在研究上更具有科学性，虽然在中药药性指导下，能灵活运用，但是变得把握困难，药效不能重复发挥。而西药的特性可以弥补了这一短缺，比如对抗生素的使用，不管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其药都具有相对的稳定的。如果能在中药本身应用的基础上，能够对本身的效理更好地吸收，中药的应用必然更具有规范性[5]。
4 结 论
现代研究已经表明中药药性总结具有某些共同规律，我们通过中药药理研究中药药性理论，对中药药性从本质进行提示其科学内涵，将药性理论的宏观性与微观性相互渗透与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必然促进中医药理论现代化进程。同时，我们加强对传统文化理论现代解析，将促进中药的药性理论对临床的指导，尽可能地将中药应用范围扩大，使中药的服务范围更广泛，为中药的新应用奠定基础，从而对中药理论进行更好的解释，加快促进中药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将中药融入现代，加快中药走出国门步伐，为更多的人服务，使中药受到全球人的欢迎。
参考文献
[1] 张海鹏，陈润花中药药性理论现代研究三思[J]时珍国医国药，2011，22（5）：1201-1202
[2] 刘悦，郑金生中药“四气”概念的起源与嬗变[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6（4）：327-330
[3] 沈志冲药性理论的临床中药分类体系建设[J]中国医药科学，2011，1（24）：100
毒,在中医学中主要指能致病的有害毒物,而许多药物亦有毒,治疗常须解毒、消毒。现在对“毒”的使用较为杂乱,应当界定“毒”的概念,明确各种毒邪所致毒病的特异性,寻找针对毒邪的治法方药。
1 中医学中“毒”的含义
《说文解字》释“毒”为“厚也”。《辞源》“毒”的涵意指：①恶也,害也；②痛也,苦也；③物之能害人者皆曰毒。在中医学中,“毒”主要指有害的毒物,凡是对人体有严重损害、使人痛苦的因素,就可以认为是毒的作用。
1.1 毒邪致病
“毒”作为有毒的物质,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常称毒邪、时毒、苛毒、毒气等。毒能致病,因而常将毒直呼为病毒。许多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多属毒邪所致,其邪称为疫毒,其病常以毒命名,如蛊毒、梅毒、瘟毒、温毒发斑、疫毒痢等；蚊虫叮咬、虫兽伤害,如毒蛇咬伤、蜈蚣毒、蜘蛛毒等,系有毒之物侵入机体而发病；某些毒物可随饮食而侵入人体,如河豚中毒、食蟹中毒、食蕈类中毒、钩吻中毒、饮酒中毒、盐卤中毒等；《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痈疽总论》说：“痈疽原是火毒生。”故皮肤疮疡类疾病亦常以毒命名,如疔毒、丹毒、脏毒、锐毒、委中毒、耳风毒、耳根毒、眼胞菌毒、手(掌)心毒、面发毒、阴阳毒、肩毒、天蛇毒、无名肿毒等。此外,化疗毒、化学毒、放射毒、煤气中毒、水毒等均属有毒物质侵害为病。
1.2 药物之毒
药物之毒即药毒。狭义的药毒,通常指药性强烈,服后容易出现毒副作用甚至致人死亡的药物中的有毒成分。据药物毒性的强弱,可有无毒、有毒、大毒、小毒、常毒之分。药物毒性大者,如轻粉、砒霜、水银、天南星、藤黄、狼毒、蟾蜍等,可直称“毒药”。由误服、过用有毒药物引起的中毒疾病,则直接以该药命名,如杏仁中毒、半夏中毒、巴豆中毒、芫花中毒、藜芦中毒、商陆中毒、白果中毒、马钱子中毒、乌头中毒、大戟中毒等。
广义药毒,在古代泛指药物的性能,如《周礼·天官》“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药事”,而不一定是指药物中的有毒物质,如干姜偏热、紫苏子降气及常山截疟可致呕吐。这些药虽不含有毒物质,但毕竟气有所偏,若久用多用,则可使脏气偏颇。《儒门事亲》云：“凡药皆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人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因此,俗有“凡药三分毒”之说。
1.3 治法解毒
《素问·脏气法时论》有“毒药攻邪”之谓。因毒而致病,治疗自当解毒、消毒、清毒、败毒、拔毒、托毒、祛毒、散毒、除毒、排毒、杀毒、伐毒。有些药物具有解毒、杀毒等功能,如《神农本草经·卷二》称“兰草,辛、味平,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某些因毒邪所致的疾病,甚至要使用毒性大的药物进行治疗,即所谓“以毒攻毒”的原理。人体对药毒的耐受程度有不胜毒、胜毒之别,故《素问·五常政大论》有“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之说,并根据病情的轻重、药物毒性的大小和人体能否胜毒等情况,提出“病有新久,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的用药原则。
1.4 “毒”的其它概念
《灵枢·官能》所说“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是言手指凶狠有力的人可当按摩医生。
另外,将刚制成的膏药放置阴凉地方,或浸泡在井水或凉水内,若干时日后再用,以除去膏药内火毒的炮制方法,称为“去火毒”。
2 毒邪的杂乱泛化
中医学中毒的名称多而杂乱。知其致病严重而未知其为何种具体有害物质者,可谓之毒,如余师愚所谓“以热疫乃无形之毒”(《疫病篇·论治疫》),“内有伏毒”(《疫疹一得》)。《玉机微义》认为“疠”是由于“嗜欲饮食积毒之所致”。《医宗金鉴》所说遗毒,本指先天性梅毒病,现在则有人将癫痫、遗传性疾病等称为遗(胎)毒,将引发恶性肿瘤的重要因素称为癌毒；又有将情志失调积久成病者,认为是毒自内生、郁毒、蕴毒等[1-2]；《外科证治全生集》提出痈疽乃“气血凝滞而发毒”。清·徐延祚《医医琐言》更有“万病唯一毒”之论,日·吉益东洞亦谓“无毒,虽逢大寒大暑而不病”(《古医书言》),而倡“万病一毒”说,日人并提出了糖毒、脂毒、蛋白毒、酸毒等概念。国人现在又有脓毒、痰毒、瘀毒、浊毒、膏毒、六淫毒、乳毒等毒名。
现在“毒”字的使用较泛,任意名毒,几乎无处不毒。西医所说的病毒性疾病,中医自然亦称之为毒,病毒、细菌、霉菌、螺旋体、过敏源等生物性因子,均属外源性毒；非典型肺炎、急性肾小球肾炎、急性感染性神经根神经炎、支气管哮喘、血管性痴呆、冠心病、肝硬化、慢性肾功能衰竭、中风、原发性癫痫等病,认为其发病有久蕴邪毒、邪毒伏留、蓄毒自生、邪毒未清、毒自内生、邪毒潜伏的病因病机[2]。西医所说的许多有害物质属内源性毒,如内毒素引起的发热反应、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毒血症和休克；动脉血栓形成致病的组织变性坏死、血管活性物质过度释放、炎症因子浸润、氧自由基爆发、超氧化物释放、钙离子超载、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激活、细胞凋亡、兴奋性氨基酸神经毒堆积；糖尿病胰岛素抵抗产生糖、脂毒性；乙酰胆碱、一氧化氮、肿瘤坏死因子、细胞表面粘附分子等在中西医理论沟通时,套以中名,统统谓之“毒”。
3 “毒”概念的界定与分类
“毒”的概念在中医药学中应用十分广泛,“毒”字比比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历代中医文献对“毒”的涵义并不十分明确,在分析认识毒的病因学特点、毒的病理机制、毒的证候表现等方面,似无系统的论述。
3.1 界定“毒”的概念
“毒”主要是指对人体有严重损害、使人痛苦的致病因素。“毒”的致病一般具有三大特点：①重,即发病急骤,来势凶猛,变化多端,病情险恶,常有发热、扰神、动血、动风、剧烈吐泻等病候；②传,即许多毒邪致病具有传染性,多数烈性传染病都是毒邪致病；③特,即毒邪为病有很强的特异性,呈“一毒一病”的特点,此毒只导致此病而不会变成彼病,同一毒邪为病的表现与传变规律基本相同。
3.2 “毒”的分类、命名
中医学可根据致病因素“毒”的来源分为外毒(《伤寒心法要诀·卷二》)和内毒(《本草新编·卷之五》)两大类。
外毒致病,包括疫毒、药毒、虫兽毒、饮食毒等所导致的疾病,每种病之毒邪各不相同。
所谓“内毒”,实际是疾病中的病理产物,如所谓浊毒、痰毒、湿毒、火毒、热毒、膏毒等,其命名实际是根据证候所作的病性判断。
西医学对毒的分类过细,不仅每种疾病的毒各异,并且一病尚有若干种毒,如病毒性肝炎就有甲、乙、丙、丁等之分,禽流感有h5n1、h5亚型等的不同。中医一方面可据毒邪所致疾病的特异性而命其毒名,如麻疹为麻毒、疟疾为疟毒、蛊虫病为蛊毒、癌病为癌毒、痢疾为痢毒、白喉为喉毒、艾滋病为艾滋病毒,以及蝮蛇毒、杏仁毒等,或根据病变的主要证候特点而对毒作粗略的分类,如风毒、火热毒、湿毒等。
4 “毒”是否为证素的辨析
“证”是对疾病中机体整体反应状态的概括。火热、痰饮、血瘀、阳虚、气虚等,在辨证中称为辨证要素(简称“证素”),证素是根据临床证候而对病变本质所作的诊断。毒邪致病必然会引起机体的整体反应,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证候,因而对各种毒病也应当进行辨证。辨证所作的证名诊断,可有风寒湿毒证、肌肤热毒证、毒壅气分证、毒伤络脉证、阴分余毒证、痰毒蕴肺证、脑络瘀毒证、肠道脓毒证等。
辨证所说的痰毒、火毒、瘀毒等一般属“内毒”,如同痰、湿、瘀血等一样,是继发性病因,即病理产物,辨证中称为病性。由于辨证所说火毒、风毒、寒毒、湿毒等与火、风、寒、湿等在概念、证候上无本质区别,只是症状较为严重而已,如所谓“热毒”或“火毒”,实际就是指壮热、神昏、斑疹紫黑、舌绛或起芒刺、苔黑焦燥等病情严重的证候,而这些证候仍然是实热证或血热证的表现。这样,证名中的“毒”字,只是反映“厚也”(《说文解字》许慎释)的本意,即病情严重的意思,临床却没有“毒”的特征性表现。因此,不离笼统的将“毒”作为辨证要素。
在形成证名诊断时,为了说明病情的严重,或为了构成4个字的证名术语,有时加一“毒”字,如火毒闭神证、肺卫热毒证等,毒字在这里如同壅、袭、蕴、阻、束、盛、亏等字一样,既具有病机的含义,也相当于病理性的连接词,但并非辨病性所确定的独立证素。
治疗中具有败毒、解毒之类作用的方药,如黄连解毒汤、清瘟败毒饮及其所用的黄连、黄芩、黄柏、连翘、牡丹皮、知母、石膏等,其药理作用仍为清热泻火等,并无特殊解毒之意。至于雄黄杀毒、水银治疥,以及板蓝根、僵蚕、马勃、贯众等几味药物,似乎为对“毒”具有特异性的治疗专药,其实,这个“毒”仍然是针对“病”之毒而言,并不是治疗“毒”证的特殊药。
5 对“毒”研究的思考
5.1 对毒病类疾病的研究
“毒病”为一大类疾病,应注意发掘以往对毒病类疾病的认识,并发现新的毒病类疾病。实际上,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所载毒病类疾病就将近70种,宋·宋慈《洗冤集录》载有服毒、中蛊毒、酒毒、金石药毒、砒霜毒、野葛毒、金蚕蛊毒、中药毒、菌蕈毒、胡蔓草(断肠草)中毒等病,明代陈司成已有梅毒专著《霉疮秘录》问世,清代郑肖岩的《鼠疫约编》、王士雄的《霍乱论》、李纪方的《白喉全生集》、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邵登瀛的《温毒病论》、海阳竹林人的《解毒编》等,都是对不同毒病进行诊疗的专著。这给我们研究毒病类疾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果我们现在还停留在无论什么病都笼统地以一毒字了之,而不作深入具体的研究,则不能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对每种毒病的逐一研究,主要应认识各种毒邪致病的特异性,甲毒必然形成甲病而不能成为乙病,乙毒只能导致乙病而不能形成甲病；认识每种毒邪致病的病机和演变规律,如“急”、“重”、“传”、“特”、“热”等不同特点；确定每种毒病的诊断依据,包括该病的特异性毒邪和特征性临床表现；寻找针对特异性毒邪致病的治法方药,甲毒、乙毒所致甲病、乙病,需要分别用治疗甲病、乙病的专方专药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吴又可《温疫论》云：“能知一物制一气,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自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蛊证治》载“解毒丸,治误食毒草,并百物毒”。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作用,如研制成板蓝根制剂、治某毒病的方药等。
5.2 对毒病的辨证论治研究
“毒”是致病原因,应注重辨病论治。虽然“毒”不宜作为辨证中的独立“证素”,但各种毒邪的致病特点、各种毒病所表现的证候,则有火、热、风、寒、湿、燥、痰、瘀、脓等证素特征,这些就是机体的整体反应状态,因此,在辨病论治的同时,还应注意对其辨证治疗。
5.3 对药物毒性毒理的研究
药物的有毒无毒具有相对性,用之合理则“有故无殒”,有毒可变无毒；用之不得法,如药不对证、药过病所、个体特异等,无毒也可变为有毒。药物具有既能治病,又能致病的两重性。为治病救人,权衡利弊,即使有毒,必要时亦当合理利用其毒性而用之,如蜂毒疗法,用山慈菇、喜树、马钱子抗恶性肿瘤等。
药物治病的机理正是利用药物性味之偏,以祛除病邪,救治人体脏气阴阳之偏,即“以偏治偏”,故《素问·汤液醪醴论》云：“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如果不辨证用药、配伍失度、服药过量、药物变质等,则即使没有毒性的药物,也会便成“毒”,使人产生“药毒”。如“关木通事件”、小柴胡汤和鱼腥草注射液的严重不良反应等,现在都将其视为药物的毒副作用。
使用毒性药物既要保证疗效,又要减轻药毒对人体产生的危害。因而,规定药物的使用原则,正确认识某些药物的毒性反应或不良反应、中毒剂量,按照中药炮制规范而依法炮制,了解中药配伍禁忌及“七情和合”等十分必要。药物的有毒成分为非有效成分者,自当设法去之；有毒成分为有效成分者,当合理善用。《本经·序例》云：“若有毒宜制。”就是对某些有毒药物可以通过炮制加工、监制配伍、变易剂型、调整药量、改变服法等而减轻毒性、制其毒性,以避免、消除其毒副作用。以某单一成分是否有毒来判定药材和含这种药材的中药复方的安全性、有效性,是不客观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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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药炮制；减毒方法；机制
毒性中药通常适用于“以毒攻毒”，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说明。当代中医学理论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导致出现了不少药物不良反应现象。事实上，对于很多毒性中药，用药前炮制排毒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序，这也是中医用药的特色之一。因此，中药炮制减毒越来越受到广大医护人员的重视。中药炮制去毒的具体方法很多，如净制去毒、水制去毒、加热去毒等，均是在中医理论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独特加工技术，可消除或降低中药毒性，确保安全用药。
1 解毒原理
1.1改变中药毒性成分 这类药物像川乌、草乌含有的剧毒成分双酯型生物碱，通过蒸煮炮制，能够水解毒性成分中的酯键，变为单酯型生物碱或不含酯键的乌头原碱，削弱很大的毒性。
1.2减少毒性成分 这类药物像马钱子内含毒性成分生物碱，有导致使用者惊厥和死亡的危险，此药通过砂炒或油炸处理，能够使其部分生物碱被破坏；巴豆、千金子脂肪油为峻泻或毒性成分，可以通过去油制霜处理以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1]。
1.3采用辅料解毒 这类药物像半夏、天南星、白附子所含的毒性成分能够通过白矾、生姜制作而减小自身的毒性；藤黄毒性可通过豆腐同制消除，狼毒、商陆毒性可通过醋制来减小。
2炮制方法与机制
2.1加热去毒
2.1.1清炒法 加热对毒性成分有降低和破坏作用。如牵牛子毒性可通过清炒来减少，降低峻泻效果；莱菔子、瓜蒌仁的恶臭可通过清炒变香，便于患者服用；白果通过清炒可提高敛涩作用，减少毒性；花椒通过清炒可减缓辛散作用，排毒，长于温中散寒，驱虫止痛；炒焦川楝子能够降低毒性，使苦寒之性减缓，以免服用者出现滑肠。
2.1.2加辅料炒法 清炒过程中可能导致药物不均匀受热，影响药物炮制质量，对此可添加适量的同炒辅料。如马钱子含有马钱子碱，为该生物碱的有毒成分，其可以经过高温砂烫处理，该成分随之便被破坏或挥发出去，一般情况下，有毒成分的含量会减少11.5%~35.5%，从而降低了药物的毒性。又如斑蝥，虽然仅含1%~1.2%的斑蝥素，但此成分为剧毒，会对患者的皮肤和黏膜产生刺激并能够导致红肿疼痛、起疱等症状，通常对此采用米炒的方式减毒[2]。斑蝥素在一定的高温下会升华一部分，同时为米粒吸收一部分，从而降低毒素的含量。再者像刺猬皮、水蛭等和滑石粉同炒的话，能够起到减毒和消除异味的双重效果。
2.1.3其他加热法 某些中药毒性成分要经过很高的温度加热才能减毒，如干漆一般要通过高温煅才可以减小毒性及刺激性，而虻虫、蜈蚣一般利用焙法降毒和除臭。
2.2加辅料去毒
炮制毒性中药时，有时要添加辅料，如生姜汁、醋、甘草汁、白矾等。该方法减毒的机制有两点，一是吸附毒性成分，二是和毒性成分反应[3]。如芫花经醋制后，可以使芫花酯甲的含量得到减少而达到控制毒性的目的。又如甘遂、商陆、大戟、狼毒等，经醋制后，醋酸会和有毒成分反应生成无毒衍生物。半夏、天南星、白附子可通过明矾、石灰、生姜炮制，藤黄、硫黄可经豆腐制，蟾蜍可通过酒制减毒并变得温和。
2.2.1半夏的炮制 半夏的炮制在古代时就已经存在了汤洗、姜制、水煮、姜矾制、酒姜制等多种加工方法。半夏辛温有毒，不宜生食，否则，会导致服用者出现呕吐、咽喉肿痛等不良反应，且不排除失音的危险。常规处理方式为合并采用甘草、生姜、明矾、石灰乳长期浸泡或是加热。另外，姜的协同作用也不错，其在被水解过程中能够生成葡萄糖醛酸，该成分会与毒性成分产生反应。利用炮制的方法也对半夏用甘草去毒处理使用。
2.2.2大戟、芫花、甘遂 此三药均有毒，通常采用醋制法炮制。大戟含三萜类化合物及大戟苷等有毒成分，萜类化合物有刺激作用，能够与醋酸反应而消除；醋制芫花可减毒；生甘遂有比较强的泻下作用和毒性，醋制后均有所改观。
2.3制霜去毒
千金子、巴豆通常采用压榨去油取霜制。巴豆脂肪油含量高达40%~60%，为强烈的泻下药。1滴巴豆油可令服用者出现剧烈口腔刺激症状和胃肠炎，并有20滴导致服用者死亡的报道[4]。而制霜可以降低巴豆油的毒性。巴豆还内含巴豆毒蛋白，有剧毒，可以溶解红细胞，在加热后便失去活性。千金子制霜通过蒸霜效果最好，其次为热霜，再次为冷霜。
2.4水制去毒
干燥的药材饮片需通过水处理，药材吸水后能变软，便于切制。同时药材水处理后，其毒性也可随之被缓解。药物如天南星经过清水浸泡，其毒性会被溶解，达到降毒的目的。乌头、附子等有毒药材，常用的处理方法有水漂、米泔水浸、童便浸、火制、蒸煮及掺加辅料等。现代研究显示[5]，该药存在亲脂性的双酯类生物碱，即乌头碱，具有极大的毒性，服用乌头碱2mg能致死。乌头碱在清水中加温到100℃能够除去一个酯键，生成苯甲酰乌头原碱，加热到160~170℃，可继续水解苯甲酰乌头原碱，生成毒性小、亲水性强的苯甲酸及乌头原碱。有相关报道，一种新的乌头类中药炮制方法已经出现，即于碱性缓冲溶液中浸泡中药乌头生品，碱性环境下其剧毒更宜水解，生成生物碱，毒性减小，在经过蒸锅加热继续减毒。这要比传统的炮制方法炮制的药物质量更佳，药性保留更好。
2.5净制去毒法
净制去毒法主要原理在于去掉药物的有毒部位以去毒，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2.5.1去心减毒 古语有云：“凡使麦门冬，须用肥大者，汤浸，抽去心，不尔，令人烦。”明代《寿世保元》中道“莲子食不去心，恐成卒暴霍乱”。可见，去心减毒方法在古时亦受重视。
2.5.2去芦减毒 《雷公炮炙论》在甘草项下载有“凡使，须去头尾尖处，其头尾吐人”。《修事指南》认为“去芦头者免吐”，均是去芦减毒方式的最好例证[6]。
2.5.3去头尾、足翅以去毒 对某些昆虫或动物类中药，在加工时，应该讲这类昆虫或动物的或头、或尾、或翅、或足等切除，主要目的就是去毒。如金钱白花蛇、蕲蛇类中药在加工时要切除头尾，而对于斑蝥、红娘子等需要进行切除头足翅等处理。在净制斑蝥时应当去除头足翅，使药效达到最佳。
3 讨 论
毒性中药炮制不仅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有熟练的炮制加工技术，才能取得满意的炮制效果。在中药减毒过程中，还要注意保留其有效成分，选择合适的炮制方法，控制好炮制条件，才可达到有效去毒存效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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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伊宁卫生学校，新疆伊宁835000；2.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新疆伊宁835000
【摘要】目的：观察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对小鼠的急性毒性反应，评价其安全性，为其新药开发和临床安全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急性毒性实验方法，对小鼠ig不同浓度（88.80、93.86、99.20、104.86、111.00g/kg）的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观察并记录小鼠的活动和毒性反应；采用改良寇氏法计算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对小鼠ig的半数致死量（LD50）和95%的可信区间。结果：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对小鼠7d内ig的LD50为100.46g/kg，其95%的可信区间为91.42～109.50g/kg。结论：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有较小的毒性，该结果为其药效学实验和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白番红花球茎；急性毒性；半数致死量
【中图分类号】R285.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5-0023-02
白番红花（Crocus alatavicus Regel et Sem）是鸢尾科番红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各县的山坡上（海拔1200~3000m），物产资源丰富。白番红花球茎是白番红花的地下球茎，又称土马钱子，是哈萨克族民间常用药物，在民间主要是捣碎放入马奶子中服用，用于治疗风寒湿痹、跌打肿痛、腰脚无力等疾病。目前该药的文献记载很少，只是对白番红花的植物形态有所描述［1-3］ ，对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毒性研究未见报道。本实验对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进行了小鼠灌胃急性毒性研究［4-6］，为其进一步药效学实验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仪器
1.1药材白番红花球茎采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拔1500米的山坡上，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刘勇民鉴定为鸢尾科番红花属多年生植物白番红花的球茎。药材晾干，粉碎成粗粉备用。
1.2动物昆明小鼠，SPF级，雌雄各半，18～22g，由新疆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许可证号：SCXK（新）2003-001，雌性未产无孕，自由摄食和饮水，室温保持18～22℃，相对湿度40%～70%，实验前适应3d。
1.3仪器电子天平；RE-2000A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SHZ-D（Ⅲ）循环水式真空泵（上海卫凯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卫凯）；电热恒温水浴锅（北京永光明医疗仪器厂）；注射器；小鼠灌胃器等。
2方法
2.1药物制备称取白番红花球茎粗粉100g，加1000ml 60%的乙醇于水浴上加热回流2h，过滤，提取2次，合并滤液，于旋转蒸发仪上浓缩至无醇味，得浓缩液54ml（每毫升浓缩液相当于1.85g生药）备用，用时再用蒸馏水配成相应浓度。
2.2急性毒性实验预试验找出药物对小鼠的最大不致死量Dn为88.80g/kg和最小全致死量Dm为111.00g/kg，共分5组，求出组间比r为1.057；正式试验：选取昆明小鼠50只，雌雄各半，随机分成5组，每组10只，给药前12h均禁食不禁水，分别按照预试验结果88.80、93.86、99.20、104.86、111.00g/kg药物剂量，依次给5组小鼠灌胃一次，连续观察并记录7d内出现的中毒症状、死亡情况，并对死亡小鼠立即解剖，肉眼观察记录主要损害的器官及病理变化情况，最后根据各组动物死亡数，计算出小鼠口服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的半数致死量（LD50）和95%的可信区间。
3结果
3.1一般症状观察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随剂量的升高，小鼠表现为安静、活动减少、饮食减少，未死亡小鼠观察4~6d基本恢复正常。中毒死亡的小鼠主要在72h内，中毒死亡的小鼠外观主要表现为嘴、鼠尾、眼球等处发紫；解剖后发现胃肠胀气，肝脏发黑。
3.2LD50测定小鼠ig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随剂量增大死亡率增加，各剂量组小鼠死亡状况见表1，根据改良寇氏（Karber）法计算半数致死量（LD50）为100.46g/kg，其95%可信区间为91.42～109.50g/kg。
4讨论
急性毒性实验是药物安全性评价的第一步，为全身给药的毒性研究内容之一，它可以为今后长期毒性实验、特殊毒性实验和药效学实验等研究的剂量选择和指标设计提供参考依据。本次急性毒性实验的结果小鼠ig白番红花球茎提取物的LD50为100.46g/kg，其95%可信区间为91.42～109.50g/kg，如按白番红花球茎生药、药理实验中动物间和动物与人体间的等效剂量换算［7］，相当于成人（60kg）用669.7g生药量，而该药材在民间最高用量为9g，则相当于成人用量的74倍，根据化学物质的急性毒性分级标准，该药材属低毒药材。由于该药材有一定毒性，因此在哈萨克族民间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适应症、剂量、疗程等，以防毒性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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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川乌；毒理；药理；综述
中图分类号：R2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0)03―0066―02
川乌为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 carmichaeli Debx，)的干燥母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其味苦、辛，大热，有大毒，功能祛风除湿、温经散寒、行瘀止痛。研究表明川乌具有良好的镇痛、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但因其毒性大，临床上常因用药不当而造成中毒甚至死亡，现代对川乌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以下仅从川乌的毒性毒理、药效药理现代两个方面论述近十年新的实验研究进展和动态，旨为川乌今后更深入的研究以及更安全有效应用于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壮医；肝炎；调研
【中图分类号】R291.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4）02-0006-03
壮族是中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地丘陵性盆地区域，房屋多依山而建，且与外界较隔绝，使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创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医药文化。另外，壮族地区温和多雨，草药资源十分丰富，常用壮药有近2000种[1]，为壮医治疗肝炎的尝试提供了基础。作者于2013年1月19日至2013年2月2日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壮医治疗肝炎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同时对壮医文献收载的壮医治疗肝炎的方药进行了整理、分析，现总结如下：
1壮医对肝炎的认识
1.1壮医的基本理论简述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以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加上壮、汉文化的交流，使壮医药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主要有阴阳为本、三气同步的自然观，脏腑、气血、骨肉，“三道”“两路”的生理病理观，毒虚致百病的病因病机论和调气补虚解毒的治疗法则。其中“三道”“两路”学说是壮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三道指谷道、水道、气道，两路指龙路、火路。人体内三道、两路通畅，调节有度，则人体内天、地、人三气同步，身体健康；若不通畅或调节失度，则三气不同步而致百病生。
1.2壮医对肝炎病因的认识从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了解到，壮医对肝病的认识有明显的岭南民族特色，对肝炎致病因素的认识与壮族的居住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壮族地处亚热带，山林茂盛，气候湿热，动植物腐败产生瘴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也较多，因此，壮族先民对毒有较深刻的认识。壮医认为，毒和虚是人体的两大致病因素：在人体正气不足时，极易导致毒邪侵袭人体。肝炎的发生也不例外，在毒邪侵入人体，导致肝脏（壮语为咪叠）内的龙路、火路闭塞，并久留于肝脏，使三气（天气、地气、人气）不能同步运行，不适应大自然变化，致肝炎生。而虚使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减弱，也使肝脏功能降低，毒邪更易侵入并长留肝脏，最终肝脏毒、虚并存，肝炎发展。
1.3壮医对肝炎的诊断壮医对肝炎的诊断方法有目诊、甲诊等，有独特之处。
1.3.1目诊壮医称眼睛为“勒答”，认为眼睛是天、地、人三气的精华所在，能反映百病。壮医目诊判断是否为肝炎，分为望黑睛和望白睛两部分，主要望白睛，观察白睛上血络着色的深浅、弯曲频度、有无混浊、是否散乱、有无斑点，以及肝反映区等。具体来说，着色深浅判断疾病时间长短，深表示时间长，浅表示时间短；血络弯曲度判断疾病轻重，弯曲度大表示急病、重病，小表示轻病、久病或慢性病；以白睛上脉络分布情况及斑点情况判断疾病类型。例如乙肝，应用壮医目诊法，乙肝患者的白睛肝脏反映区毛细血管充血、扩张呈淡青色或血管较细呈“U ”型的信号；黑睛肝功能环色彩浓厚、变暗或色彩浅淡，而黑睛的肝反映区多见色素堆积或陷凹空窿。目诊阳性征与生化检查的符合率是大三阳：黑睛84.6%，白睛89.2%；小三阳：黑睛87%，白睛89.4%；谷丙转氨酶升高90.5%[2]。通过目诊判断肝炎的符合率高，且费用低廉，值得推广。
1.3.2甲诊壮医甲诊主要观察指甲颜色、质地、月痕、按压甲尖情况、甲襞。甲象分为28种，肝炎的常见甲象为黄色甲、瘪螺甲、扭曲甲、横沟甲、软薄甲、红紫甲、斑点甲等。有的甲象十分相似，难以分辨，并且临床病症复杂，所以甲诊应结合其他诊法一起使用，来提高确诊率。中医对甲诊的记载比较详细，但壮医对甲诊的认识更深刻、系统。两者之间互相学习有助于自身发展。
1.4壮医对肝炎的治疗原则的认识壮医古来无肝炎病名，肝炎的症状与文献记载的一类“蛊”的症状相似：面目青黄、腹部疼痛、头痛腹泻等。古时壮医很大程度上把肝炎当作蛊来治疗。主要治则是排毒祛邪、补益正气、疏通道路、调和三气。这与肝炎的致病因素相对应。壮医以调气、解毒、补虚为治疗原则和治疗大法，在治疗方法上既讲究内治，更重视外治；既注重调气，也重视祛毒；扶正补虚，必配血肉有情之品[3]。壮医之所以更重视外治，是壮医认为人之所以发生疾病，从外因来说是受到痧、瘴、蛊、毒、风、湿等毒邪侵犯，治疗上以祛毒为先；另外，壮族地区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有许多有毒动植物和湿毒、瘴毒等邪毒，又因过去内伤尤其精神上的疾病较少，人体疾病主要是外因引起的。对于黄疸型肝炎，壮医还以“以黄治黄”的法则治疗，是用黄色的药治疗体征为黄色的疾病，如用田基黄、木连黄、黄龙藤、虎杖等来治疗黄疸型肝炎。
2壮医治疗肝炎的经验分析
2
鉴于这些药的高使用频率，作者推测这些药对治疗肝炎可能具有一定的疗效，值得进一步研究。
2.2壮医治疗肝炎的药物治法分析
[JP+1]壮药从功用上主要分为解毒药、补虚药、调气机药、通三道两路药、治“巧坞”（即头脑）病药、止血药、打虫药、收涩药和专科药。对共647张处方的168味壮药进行归类分析，发现壮医治疗肝炎的壮药主要为解毒药，其中又以解热毒药和解湿毒药居多。并且解热毒药和解湿毒药的使用频次也是最高的。由此可以看出壮医治疗肝炎主要从解毒入手，这正好与壮医的毒邪致病论相对应。推测肝炎主要由热毒和湿毒引起，解热毒药和解湿毒药对治疗肝炎有良好作用。结果见表2。[JP]
2.3壮医治疗肝炎药物治法特点分析
经过统计还发现，壮医方中药味较少。壮医治疗肝炎的方子药物组成简单，多为单味药，极少超过9味，壮医专家认为这样能够力专效宏，反映出壮医用药简、便、廉的特点。由见表3可知，治疗肝炎的处方647个中有100个方子为单味药，比例最大，3至6味的也较多，共占47.6%。超过9味药的只有8.0%。
肉可以补虚；有些药有毒，配肉可以减轻毒性对人体的伤害，例如：土常山、千层纸根各适量，与瘦猪肉或猪肚煲服，处方中土常山有毒；有些药的有效成分是脂溶性的，加肉使其更易溶出，利于人体吸收。例如壮族用水蚕木、虎杖配鸡肉炖煮，能帮助虎杖中白藜芦醇、大黄素等脂溶性有效成分更好地溶出。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壮医使用的草药多为鲜品，药量较大。
2.4药物治疗肝炎的文献分析运用实验的方法验证壮医使用药物治疗肝炎的疗效，例如王毛生[4]用黄龙汤，水煎服，同时配用壮药舒肝散外敷肝区，治疗慢性乙肝总有效率为100%；陆璇霖[5]采用壮药二号疏肝饮治疗慢性乙肝，总有效率为92.86%；采用珍珠草乙肝汤治疗慢性乙肝，总有效率为87.5%[6]，论证了壮药方对治疗肝炎有良好效果。另外，在药物治疗乙肝上，选用的实验药方往往经过改良，味数较多，虽然减弱了壮医简、廉的优势，但副作用较少；草药为干品，质量较轻。
2.5壮医治疗肝炎的外治法分析除了草药，壮医还使用针挑、刮痧排毒等治疗肝炎。壮医认为肝炎是由于种种因素使龙路、火路不通，用针挑、刮痧等外治法刺激穴位，可以疏通龙路、火路，使龙路、火路运行正常，达到治疗肝炎的目的。李洪[7]在使用干扰素基础上加用壮医刮痧排毒疗法，对改善肝脏功能，提高患者血清白蛋白水平有较好的疗效，比单独使用干扰素效果要好。加用壮医刮痧排毒疗法能够通龙路、火路，引邪外出，调整人体三气同步的状态， 提高治疗效果。还有一些特色的疗法，如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滚蛋疗法、竹罐疗法等，对治疗肝炎都有一定的疗效。
3讨论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壮族没有规范的文字，壮医只是通过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随着壮族与汉族融合增多，壮医与中医的理论体系及临床实践也具有了相似性，如壮医的道路学说类似于中医的经络学说和气血津液学说，又保留其独特性。两者在诊疗方面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又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加强交流，有利于两者的发展。壮医与中医在治疗肝炎方面有各自的优势。我们期待两者互相取长补短，完善肝炎的疗法，共同发展。
致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壮医药学院；武鸣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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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相畏；关联规则；聚类算法；配伍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10-0019-03
相畏是指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能降低或抑制另一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神农本草经》序云：“药有阴阳配合……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本研究首先收集、整理《本草纲目》中相畏药对，进而采用关联规则、复杂系统熵聚类方法，分析相畏药物组合中药物的出现频次及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以期为阐明相畏配伍涵义、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刘衡如、刘山永先生校注的《本草纲目》[1]为研究参考书，以《本草纲目》中“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部分内容为文献来源，筛选相畏药物组合，并使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将筛选后的药物组合进行录入。
1.2 数据分析
本研究应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提供的“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开展研究。通过“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中“数据分析”模块的“方剂分析”功能，查询包含相畏的141条记录，将相畏药物组合中每味药的出现频次从大到小排序，并将“频次统计”结果导出。将“支持度”（表示在所有药物中同时出现的次数）设为3，“置信度”设为0.9，在软件的“组方规律”功能下对相畏药对组合进行分析。选择合适的相关度和惩罚度，利用复杂系统熵聚类算法对相畏药物组合进行聚类分析[2-4]。
2 结果
2.1 用药频次统计分析
共整理141条相畏药物组合，其中出现频次≥5的有17味药物（见表1），前5位分别是黄连、巴豆、大黄、扁青及石菖蒲。
2.2 基于关联规则分析的相畏药对组合规律分析
在支持度设为3，置信度设为0.9的计算条件下，得出1541条规则，频次≥4的药物组合见表2。置信度为1条件下的药物组合关联规则见表3。支持度为3、置信度为0.9的关联规则网络见图1。
2.3 基于熵聚类的关联度分析
依据相畏药对数量，根据对不同参数提取数据的预读，设置相关度为3，惩罚度为1，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相畏药物组合间的关联度，见表4。
3 讨论
本研究应用关联规则和复杂系统熵聚类算法对《本草纲目》中相畏药物组合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出现频次较高的单味药包括黄连、巴豆、大黄、扁青、石菖蒲等（见表1）；出现频次较高的药物组合包括：扁青-茵陈蒿、巴豆-黄连、巴豆-黑豆等（见表2）；关联度>0.05的药物组合包括：空青-巴豆、黑豆-巴豆、巴豆-黄连等（见表4）。就药物功能而言，相畏药物组合以矿物药、清热药、泻下药等为主，如空青、扁青、磁石等为矿物药，黄连、黄芩等为清热药，大黄、巴豆等为泻下药。就药物毒性而言，相畏药物组合中既有毒性药物，也有无毒药物，如巴豆、附子是有毒中药，茵陈、黄连等无毒。
本研究在基础文献整理中亦发现，相畏药物组合中有些药物并没有毒性，如《本草纲目》中云：“丹参畏盐水”、“紫参畏辛夷”、“秦艽畏牛乳”等。笔者认为，古本草中记载的相畏不涉及毒性药物有两个原因。其一，中药的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毒即毒副作用，而广义的毒是指药物的偏性或药物的作用强度。如黄连狭义无毒，但从广义看，黄连的苦寒亦可谓之毒。其二，相畏是否一定是毒性制约的涵义，在学术上有所争议。如金元时期，诸家常将相恶与相畏并列而论。金代李杲在《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总赋》中云：“凡药有畏、恶、相反。所谓畏者，畏其制我，不得自纵，如半夏畏生姜之类是也。所谓恶者，恶其异我，不得自尽，如生姜恶黄芩之类是也。统而论之，彼所畏者，我必恶之；我所恶者，彼必畏我。”又如明代虞抟在《医学正传・卷一》中云：“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恶之。我所恶者，彼必畏我。其所畏者畏其能，所恶者恶其毒耳。”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总论》中云：“有相恶者，彼有毒而我恶之也。有相畏者，我有能而彼畏之也。此二者不深为害。盖我虽恶彼，彼无忿心；彼之畏我，我能制伏。”结合以上三部著作中对相恶、相畏涵义的解释及对二者关系的描述，不难看出相恶与相畏是相对存在的配伍关系，具有部分兼容性和互通性[5-6]，相畏亦有功能制约的涵义。故而，部分相畏药组中无毒性药物是可以解释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应用数据挖掘算法对中药相畏药物组合规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对于阐明相畏配伍涵义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应用关联规则和复杂系统熵聚类研究得到的相畏组合规则有其局限性，还需结合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评价。
参考文献：
[1] 李时珍.本草纲目[M].刘衡如，刘山永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6.
[2] 曾孝文.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方法的研究[J].计算机与现代化，2006， 13（9）：90.
[3] 唐仕欢，陈建新，杨洪军，等.基于复杂熵聚类方法的中药新药处方发现研究思路[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2）：225.
[4] 杨洪军，赵亚丽，唐仕欢，等.基于熵方法分析中风病方剂中药物之间关联度[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9）：706.
[5] 吴嘉瑞，张冰，常章富，等.经典本草医籍中相恶药对的文献挖掘研究[J].美中医学，2009，6（8）：5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