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引进了“音乐学”（musicology）这个概念时，我们看重的是这个术语的后缀-ology，它表明这是一个关于音乐的知识系统，这就意味着研究方法要遵循学科规范。研究音乐史，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分析理解音乐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与保留至今的音乐传统以及出土文物相互联系起来思考。这个与文献挂钩的环节就产生了音乐学的一个分支——音乐文献学。从前辈王光祈、杨荫浏等人的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中，我们看到了文献工作是保证其学术成功的重要基础。他们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竖起一个榜样：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要与传统学术结合起来。中国音乐的研究者也同样认识到：中国古代音乐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描述、记录音乐和理解音乐的方式及传统，但在记录专业知识的同时，这些音乐文献也是在中国古代学术的规范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在研究古代音乐史问题中，不仅要重视音乐文献，更重要的是要以文献学方法来认识、理解音乐文献。
要泛泛论文献学，说起来极简单，即关于文献典籍搜集、整理、研究的学问。艰难的是，从哪里搜集，如何整理，又怎样研究。因此，应用文献学的技能并不是容易的事。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就文献整理而言，即关涉到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订、辑佚等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各种学科的相互贯通及其长期实践，形成了各学科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范。比如在文献整理中，孔子整理校释“六经”时所总结的“多闻阙疑”、“择善而从”、“无征不信”的原则与方法，即为后代文献典籍整理者所信守。再如具体到校勘学，汉代刘向、刘歆广备众本，互相对校，校字句、订脱误、删复重、增佚文等方法，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即将之树立为“宗”。而现当代学者的古籍校勘，陈垣“四校法”则堪称“模范”。文词注释，荀子的“循名责实”，为精确地辨析、训解词语指明了道路；释事释义，唐代李善《文选注》，历来被看成古注之佳作。辨伪学上，从来都以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训，以资提醒对古文献的整理采取审慎态度。考据学派的诸多“技能”，均成为文献整理研究的“守则”。
方法运用的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是否真实，尤其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所求的就是“真实”的文献效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或违背学科的基本原则，即失去了规范。在不守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难以达到信实的结论，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虽然音乐文献有其特殊性，但是当我们面对“不闻其声”、仅存文字的古代音乐典籍时，实际上的工作就是古籍整理，这可以说与一般文史学界的古籍整理工作没有区别。当音乐学界的人们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时，只不过是以“音乐人”的身份在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仍然应该以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理论原则、工作方法为指导，遵守文献学的规范进行研究。本文即以“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为例，来探讨运用正确、规范的文献学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问题。
对“燕乐二十八调”的整理、研究，涉及到古文献学的诸多方面，比如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辑佚、辨伪、考订。本文就下列四个主要方面加以分析。
一、“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搜集与目录版本
依靠目录检索，“二十八调”名称的出现，今见最早文献为《乐府杂录》。这里举《乐府杂录》为例。
《乐府杂录》，作者唐段安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成书与著录情况有一个较为简明的介绍：“书（《乐府杂录》）中称僖宗幸蜀，又序称洎从离乱，礼寺隳颓，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是成于唐末矣。《唐书·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合。《宋史·艺文志》则作二卷，然《崇文总目》实作一卷，不应《宋志》顿增，知二字为传写误也。”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阅读古籍的入门书，为目录著作之典范。这里提供了三个信息：《乐府杂录》成书于唐末；北宋初年的《崇文总目》即有著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与成书于它稍前的《崇文总目》比勘，可证《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误。考《乐府杂录》的流传，宋代而下，如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明嘉靖陆楫等辑刊的《古今说海》、明吴琯校刊《古今逸史》、清曹溶辑《学海类编》、清道光钱熙祚校刊《守山阁丛书》，均有收录。在诸多版本中，以陶氏《说郛》本为早。尽管陶氏《说郛》为丛书，却时有节录。故为求全求精，尚需查找足本以及校勘整理本。依据这些基本规则，清道光钱熙祚校刊《守山阁丛书》本《乐府杂录》更具有学术资料性。《守山阁丛书》本虽后出，但钱氏遍检《文献通考》、《太平御览》、《琵琶谱》诸书，逐句考定，校勘精当，《丛书集成初编》收录并据此影印。《丛书集成》的这种选择，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如何采用版本的参考。但钱氏在编校《守山阁》本时，并未见过《说郛》，这却又留下了很大遗憾，《守山阁》本仍然存在几处关键性错误，笔者将另行撰文专论。
再如《事林广记》，目前较易阅读到的有两种版本：一为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元至顺年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另一种为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即康熙三十八年）刻本，见《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卷。这两种版本中的谱字律名均有不同程度的讹误，只要将二书对校，就会看到中华书局影印元本比日本元禄刻本错误要少得多。但在研究中，因为疏于版本选择，学者多以日本元禄本为据，盲目跟从，研究的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已有成果，之所以存在诸多偏失，主要原因即在于对所录各版本缺乏源流考辨，未能选取精善之本作依据，比如清代著名学者凌廷堪对二十八调结构的分析，仅据《辽史·乐志》的记载立论，难免挂一漏万，得出不全面的结论。而后来的研究者，趋其一端，以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原典文献，反过来去论证宋人沈括、陈元靓、张炎的记述，以企分辨“七宫四调”还是“四宫七调”，这种颠倒文献关系的做法，难以说清问题的根本。
可见，重视文献来源，慎重选择版本，精细考识辨别，以求掌握古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古文献的本来面貌，这正是解读音乐文献的基础。
二、 “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梳理与校勘考订
今存“燕乐二十八调”的文献资料，依时代顺序来看，主要有：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礼乐志第十二》、王溥《唐会要》、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宋徽宗《景祐乐髓新经》、陈旸《乐书》、蔡元定《燕乐书》、陈元靓《事林广记》、张炎《词源》、元脱脱《辽史·乐志》、《宋史·乐志》等。这些文献著述成书的时代不同，撰写编辑的体例有异，随着不同时代的刊刻传播，版本一定会有出入。因此，在溯源探流、辨析版本优劣的基础上，进行校勘、考订，以求精求善是必须进行的工作。
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正讹误。在校勘正误、考识辨别的基础上再作研究，地基扎得稳，结论靠得住。遗憾的是，现今诸多研究者，仅据某一版本或只就翻检到的文献，甚至据别人文章、著作中的转引，立论申发，指责“郑译弄错了”，“蔡元定弄错了”，“宋人弄错了”，或拘于传统偏见，对文献不作全面的梳理与考订，一味地加以否定而致使观点错误，使研究陷入困境。比如对张炎《词源》所记燕乐二十八调理论的认识与采用，就表现出这样的偏颇。
张炎是南宋末年著名的词作者和词论家。其父即通晓音律，他本人也曾从当时著名的古琴家杨缵问学，词作音律协洽。所著《词源》，成书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前后。书中详细全面地记录了二十八调（尽管当时常用的只有七宫十二调）的结构关系。他的记录应该是当行本色之论。当代著名的音乐学家也承认《词源》以及《景祐乐髓新经》、《梦溪笔谈》、《燕乐书》等的记载，以为“它们至今还是基本上可以各与当时乐坛上流行曲调相对证的‘活材料’”①。可惜的是，在论到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时，却说“其间（指《景祐乐髓新经》、《梦溪笔谈》、《燕乐书》和《词源》）虽然捉襟见肘而不得不一变再变”②。“不得不一变再变”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宋人又是如何“捉襟见肘”了呢？当我们将这几部宋代文献依成书的时间先后排列比勘，将其中所记燕乐二十八调的相关内容进行考查订正，便会发现，《词源》所记录的调名及律吕的对应关系与《乐府杂录》、《唐会要》所记录的自唐天宝十三载以来的对应关系，未见发生变化。如果非要论定宋人“泥古”，他们的记载不可信，那么，依据什么文献才是可信的呢？也许是受凌廷堪的影响，研究者竟然多重视《辽史·乐志》的记载。《辽史·乐志》的撰成晚在至正四年（1344）。众所周知，辽起朔方，记载本少，其制国人著作不得传于邻境，故经兵燹，荡然无存，修史时仅据金人耶律俨、陈大任二家所记及叶隆礼《契丹国志》。资料缺乏，颇见疏略，早为史学界所公认，书中舛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早有辨证。就其中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而言，比较低级的错误也是屡见不鲜，从中亦可见出，撰著者对于这个已经失传一半的乐调 理论，既不请教乐工，也未仔细考订，只是一味“托古”，将二十八调名附会于《隋书·乐志》中苏祗婆调名之下，以示所谓的“高古”。凌廷堪关于“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语出《辽史·乐志》）的错误说法③，正是以《辽史·乐志》的所谓“四旦”为依据的。但《辽史·乐志》中关于“旦”这个术语的理解已经不同于最初出现在《隋书·乐志》中的“旦”，故此“四旦”的乐学内容已经不同于苏祗婆之“五旦”。以错误文献为原始依据，得出的结论怎能令人信服！
三、 “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阅读与辨疑注释
阅读、整理古代文献，分辨资料的真伪，对资料的可靠性进行审订，破疑释难，准确注释，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关于“燕乐二十八调”，在对诸多文献进行精细校勘的基础上，分析辨别，疏通注释，做出正确理解，这才是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
记载“燕乐二十八调”的文献，版本系统复杂，流变时代久远，尤其“燕乐二十八调”是专业性极强的音乐文献，如何正确理解，辨妄纠缪，进行正确的注释，便显得十分重要。《梦溪笔谈·乐律》虽然全面记载了燕乐二十八调的结构理论，但其中所记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学理性错误。
例证一：关于工尺谱字与十二律吕名称的对应关系，《梦溪笔谈》有两处记述。第一处见卷六《乐律二·燕乐十五声》，第二处是《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十五声》。两处所记，孰是孰非？为了明晰辨疑，兹据清照旷阁刻本录原文并断句如下：
《梦溪笔谈·卷六·乐律二·燕乐十五声》：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簇之间。“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簇清，“高五”字为夹钟清。
《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十五声》：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
根据以上文献内容，列表比较如下：
表中所示相异之处有如下四点：
1． 工尺谱字所对应的音律高度不同。按《梦溪笔谈》（以下简作《笔谈》）所记，合字在“大吕、太簇之间”，最后四清律有明确对应谱字，但与倍（正）律谱字完全不合；按《补笔谈》所记，合字恰好对应于黄钟。两处所记相差1 半音，谱字全体相隔1 半音，或者反过来说，《补笔谈》所参照的律吕系统比《笔谈》全体低约1 半音。
2． “紧五”音位，《笔谈》未记，《补笔谈》记。
3． “下工”音位，即“高工”左边（低半音）的音位，记法有异。《笔谈》记作“工”，《补笔谈》记“下工”，即按《补笔谈》所记，“工”这一谱字，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下工”音位。
4． 自“高工”至“下五”一段，排序不同。《笔谈》排列：“高工、六、下凡、高凡、下五”。如此排列，即可知“合”的高八度谱字是“高凡”；《补笔谈》排列：“高工、下凡、高凡、六、下五”。这一分歧极有参照性，必须对这二者的正误做出鉴别。
这里的疑问有二：
1. 正确的排序究竟是“凡”比“六”高，还是“六”比“凡”高？
2. 与“合”字同律名（比“合”字高八度）的，究竟是“高凡”还是“六”？
有工尺谱常识的人不难判断：
1. 工尺谱字的高低顺序是“六”比“凡”高，十个谱字的顺序为：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这是音乐常识，而《笔谈》则排列反了。
2. “六”与“合”是同律的高低八度谱字；《笔谈》中低八度大吕、太簇之间为“合”，大吕清、太簇清之间就应该是“六”，而不是“高凡”。也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对应，如下表：
显然，《笔谈》所记误，《补笔谈》所记是。再如，燕乐二十八调各均所用的谱字，《梦溪笔谈·卷六·乐律二·燕乐二十八调》记云：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二十八调》记云：
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①、合；大石角②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③、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④、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⑤、尺、上、高一、高四⑥、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声。外则为犯。
显然，《补笔谈》比《笔谈》更加详细地记述了各均所用的谱字以及角调加用的谱字，《补笔谈》还专门记录了二十八调煞（杀）声：
十二律①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簇宫，今燕乐皆无。太簇商②，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太簇角，今为越角，用“工”字③。太簇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宫、商，今燕乐皆无。④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⑤，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角⑥，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今为南吕宫，用“尺”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大吕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工”字⑦。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补笔谈·卷一·乐律·二十八调杀声》）
根据《补笔谈》的描述，便可勾勒出二十八调的结构逻辑。可见《补笔谈》确实做到了“补”，文献价值 比《笔谈》要高。但在通常运用中，无论文史界还是音乐界，往往关注《笔谈》多于《补笔谈》。考察已有成果，笔者阅读到的诸多论文及数十种著作，均以《笔谈》的记载为主要依据。事实上，若仅据《笔谈》，上举学理性的错误就无从辨识，产生的疑难也无以解释，而结论本身又要引起质疑了。“燕乐二十八调”的记载，出于同一人之手的《笔谈》、《补笔谈》，尚且存在正误差异，其他诸如类书中的记载，资料辗转摘抄，若采摭史料失考，即有以讹传讹之嫌，更当谨慎采用，因以起疑，细加考证方好。
对古籍文献加以注释，内容广泛，方法多种多样，注音、辨字、句读、释义、释事均在注释学范围之内。考辨名实，成为关键。注释专业术语，古代文献学中早有循名责实、据实考名的理路。对如“燕乐二十八调”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理论做出正确注释，应该是音乐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但若忽视文献整理的基本规范，总是偏于一隅，要对专业之内的理论做出准确释读也是困难的。
四、 “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分析与探求义理
从方法上说，文献学分两大派，即考据派与义理派。考据派力主从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等诸多内容的考证入手，以求掌握所考察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它的原始面貌。义理派则多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往往摆脱语言文字，为我所用，注释疏证或穿凿附会，强就我意。我们不提倡轻疑、臆测的不实学风，但针对一个学术概念、学术问题，要分辨是非、择善而存，没有义理分析，也很难做出判断，更难以在学术思想史上有所开拓。实际上，在具体研究中，考据、义理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往往两种方法兼而有之。与考据的实证性相比，义理分析更需要专业知识为积淀，否则即使是著名的文献学家、音乐文献研究家也会因专业理论方面的隔膜而做出错误判断。比如关于“二十调中管调”的考订，很显然《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乐府杂录》的编校者对“中管调理论”缺少了解，所以尽管看到了《说郛》本的“二十调”，还是仅据惯常使用的“二十八调”之说，并沿袭钱熙祚的校勘结果，对“二十调中管调”写出“‘二十’下似脱‘八’字”的校语 ①。文学界研究词学的学者，多重文献的文字记录，不思音乐术语的运用。以此集成本在词学研究界的影响，跟随论说者不会少，即使在音乐学界，亦偶见从者。另外如《补笔谈》卷一《乐律·燕乐二十八调》所记各均所用的谱字以及角调加用的谱字，其间有关两均所用谱字的记载明显存在逻辑矛盾：
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
……
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声。
加以对比，可以看出：1. 两均如果不看角调加用之声，仅从前三调来看，一均（一个音律集合）之内，有“上”就不可能有“勾”，有“勾”就不可能有“上”。2. 若按胡道静的校勘，将“勾”字校改为“六”，以“合”字为宫和以“上”字为宫的两均，前三调所用七声完全一样，更是不符合乐调结构逻辑。因为任何相邻两个音律集合必有一音不同（参见附录中的综合分析表）。所以，“正宫”一均所用九声中应删去“上”字，添加“六”字。可是，这些问题，专业意识不敏感或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是难以发现并加以纠正的。
记载“燕乐二十八调”内容的文献极其复杂。有唐宋人的笔记杂录，如《乐府杂录》、《笔谈》、《补笔谈》、《事林广记》；有正史乐志，如《新唐书》、《辽史》、《宋史》；有专门的乐类著作，如《景祐乐髓新经》、《乐书》、《燕乐书》；有文学类的著作，如《词源》；有分立门类记载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会要，如《唐会要》。这些文献中，唐代文献对“二十八调”的记载，并未写出完整的调名与律吕的对应，因此，要勾勒出二十八调的结构逻辑，就必须借助宋代文献予以补充。而宋代文献多数又将“二十八调”放置在“八十四调”的叙述框架中，需要加以辨析叙述体例，加以区别，并要纠正文本叙述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错误，以便寻绎各类文献记载的共性与差异，分辨其差异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其错误性质又是怎样的。比如，二十八调的排序，《乐府杂录》、《唐会要》、《景祐乐髓新经》、《新唐书·礼乐志二》、《梦溪笔谈》、《补笔谈》、《乐书》、《燕乐书》、《词源》、《事林广记》、《辽史·乐志》的记载差异很大，诸书叙述的体例也不同，主要有下列三种方式：
1. 以调式分类叙述，按煞声的音高顺序排列，由低至高记述
《乐府杂录》、《新唐书·乐志》、《辽史·乐志》、《乐书》、《燕乐书》所记四调顺序以及音高顺序略有不同。《乐府杂录》和《新唐书·乐志》中七个“角调”的叙述顺序不同：
《乐府杂录》七个角调顺序是：“上声角七调 第一运越角调，第二运大石角调，第三运高大石角调，第四运双角调，第五运小石角调，亦名正角调，第六运歇指角调，第七运林钟角调。”②
《新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①
《辽史·乐志》七个角调排列顺序与《新唐书》相同，即：“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②
陈旸《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小食角、双调角、歇指角、林钟角，是谓为七角……凡此俗乐异名，实胡部所呼也。”③
《宋史·乐志》中载蔡元定《燕乐书》七个角调顺序是：“角声七调：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双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应钟。”④
《乐府杂录》为保持音阶由低到高的排列而形成按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入声商的顺序叙述四调，角调类叙述顺序又保持了与商调调名平行的关系；而《新唐书·礼乐志》中四调类顺序与《古今乐纂》相同。每类的七个煞声排列顺序也是按音律的音高，基本保持以黄钟为煞声开始，由低到高罗列，但角调顺序则以大石角与高大石角的派生关系而略作调整。诸种文本各有其体例叙述方面的道理，顺序不同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各种调式之间的结构。
陈旸《乐书》基本上也是以音高顺序来排列调名，但角调和羽调的排列顺序比较混乱，以“石”、“食”区分大小，最后一句“凡此俗乐异名，实胡部所呼也”也不准确。因为二十八调名中有些形成于典型的中国传统调名法，原来一些来源于胡乐的调名也早已被“华化了”，比如从“鸡识”转化过来的“大食调”、“小食调”等，惟一还留有舶来意味的只剩“歇指”、“般涉”这样的调名。此则材料与前代已有的资料相比，没有任何新的实质性价值。与同代人沈括《梦溪笔谈》的信息来源也没有关联。据岸边成雄考证认为，这段记载是以徐景安的《乐书》为根据，但比较《新唐书》中也被认为是出自徐景安《乐书》的那段记载，叙述顺序还是有些不同。从角调叙述顺序比较来看，与《乐府杂录》的关系更直接一些。
2. 以均（调域）分类叙述
《唐会要》、《梦溪笔谈》、《补笔谈》，按音阶顺序排列宫、商、羽、角四调，体现出内行意识。《补笔谈·燕乐二十八调》每均所用谱字由高至低排列；以雅乐律“为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
《景祐乐髓新经》，按音阶顺序由低至高排列，以雅乐律“为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并以雅乐律“之调”称谓补充其他三调。但这实际上是个雅乐八十四调结构，将当时盛行的燕乐调名放置其间。其中对“角调”的理解，和对二变声（变宫、变徵）的名调方法混淆了二十八调的逻辑关系。此处不展开讨论。
《词源》，按音阶顺序排列七声，也是八十四调的结构，燕乐二十八调收纳其间，用二十八调名、二十中管调名，又以雅乐律“之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以俗乐律“之调”称谓补充其它三调，构成八十四调名。
3. 以煞声分类叙述
《事林广记》，按十二律吕顺序排列，以雅乐律“之调”称谓对应燕乐调名并补充其他三调，构成八十四调。
这些文献尽管因为分类不同，叙述顺序有异，但其中“义理”脉络是清晰的，只要对比分析，理出逻辑结构，即可准确阐述，正确运用。可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研究论文，大多只选用上述文献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立论，以局部判断代替全部判断，对于不同文献中有关二十八调顺序的叙述缺少分析，便导致对二十八调逻辑结构理解的错误。
综上所述，对“燕乐二十八调”研究，堪称音乐文献整理中的“显例”。明清之际，或为恢复传统乐调理论系统，或为从音乐史上解释现实音乐实践的传承变异，或为清理乐调系统的变化脉络，众多经学家即对“燕乐二十八调”加以解释，出现了不少专著。如明代《太和正音谱》（朱权）、《钟律通考》（倪复）、《苑洛志乐》（韩邦奇）、《 雅乐发微》（张敔）、《乐律纂要》（季本）、《曲律》（王骥德）、《稗史汇编》（王圻辑）；清代《竟山乐录》（毛奇龄）、《律吕新义》（江永）、《乐律表微》（胡彦升）、《律吕古义》（钱塘）、《魏氏乐谱》（［日本］魏皓撰辑）、《燕乐考原》（凌廷堪）、《管色考》（徐养原）、《律话》（戴长庚）、《古今乐律工尺图》（陈懋龄）、《词源斠律》（郑文焯）、《顾曲麈谈》（［清末民国初］吴梅）、《清史稿》（柯劭忞等）……形成“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谓是“燕乐二十八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据检索，相关论文近200篇，著作近30部。遗憾的是，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并未能解决“燕乐二十八调”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论者仍然各执一说，未达共识。原因何在？综观大多数研究成果，结合本文对“燕乐二十八调”的资料考察、梳理、分析可以见出，研究方法的得失，成为获得“真实”结论的关键。这一问题决不是某篇论文或某位作者个人的不足，关涉到整个音乐史学界的学科建设，应该引起普遍重视。面对繁富的古籍文献，正确解读乐学理论，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的精华，的确有待音乐学界、文史学界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附：
燕乐二十八调文献综合分析表
制表的必要说明：表中“合”字所配的“黄钟”，相当于当代国际通用律制的c1，有如下理由：
1. 据李石根对西安鼓乐乐器的记录，“平调笛”和“梅管笛”配“平调笙”和“梅管笙”是僧、道两派常用的。城隍庙的平调笛筒音“六”字，绝对音高为c1，梅管笛筒音“五”字为d1，三孔为“尺”字，绝对音高为g1①。
2. 杨荫浏的《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②是一份对1952年、1953年两次在西安地区的田野调查的最终调查分析报告，其中记录了城隍庙乐社的平调笛、平调笙和管子的绝对音高都是“六字”为c2。杨、李二人的记录都表明各乐社“官调笛”的“六”字绝对音高不统一，特别是手工业者、农民组成的乐社，喜欢较高较明亮的音高，笛和笙之间甚至刻意追求音高不同③。而平调笙与梅管笙之间管苗对应的音高关系和陈旸《乐书》中记载的和笙与巢笙组合关系相同。这表明，平调笙与梅管笙的组合关系有着悠久而稳定的传承历史，并依托于道观、寺院这种稳定的实体保存下来。
3. 程天健所撰《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④一文报告了当代的数据。
该文概括：“西安市及城郊各古乐社的音高大都在ㄙ＝c1，个别乐社有偏差，但基本是围绕在c1的周围。”（在燕乐半字谱的谱式内，读作“合”［huó］的谱字写作“ㄙ”。）
该文所列的统计资料，有12个古乐社的测音数据，其中
8个古乐社ㄙ＝c1
3个古乐社ㄙ＝#c1
1个古乐社ㄙ＝b
4. 结合李幼平对宋代大晟钟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的成果，大晟乐推行期间，教坊宴乐奉诏用大晟律黄钟标准音高，相当于当代国际标准b－c1⑤。
5. 考虑到古琴的琴歌传统⑥和宋代词调的盛行，二十八调的绝对音高调（tiáo）制应该是以适合人声为前提的。
根据以上理由，设计上表时，将燕乐“合”字所配（宋代俗乐律制的）“黄钟”与小字一组c（即中央C）相对应。
6. 表中以律吕相生秩序与调域编号来提示七均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合”字为宫的7音律集合（均）为核心，调域编号为0；向右可移1步，调域编号为正号；向左可移5步，调域编号为负号，总计共有7个不同的集合。
上表展示的七宫四调逻辑结构清晰明确，与历代文献记载相一致。各个朝代黄钟音高的变迁不影响燕乐二十八调的逻辑结构。
责任编辑 容明
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②黄翔鹏：《念奴娇乐调的名实之变》，载《音乐研究》1990年第1期。
③凌廷堪：《燕乐考原》，影印清嘉庆十六年（1811）张其锦刻本。
表一《梦溪笔谈》：
表二《补笔谈》：
1
①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为“六”原误作“勾”，故将“勾”字删去。当代多从之，皆省去“勾”字。胡道静校证所据各本皆为“勾”字，见《校证》第913页第531条。
②原文缺“角”字。
③原文缺“宫”字。
④原文缺“高大石调”。
⑤原文写为“高宫”，校为“高工”，《四库全书》本亦为“高工”。
⑥原文写为“下四”，校为“高四”。
①张氏昭旷阁刻本误为“十三律”。
②同上，原文误为“太簇调”。
③《古今丛刊》本误为“上”字，昭旷阁本为“工”字。
④两本皆漏“姑洗宫”。
⑤昭旷阁本讹为“游调宫”。
⑥原误为“高大石调”。
⑦两本皆误为“四”字。
①《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64、89页。
① 《新唐书·礼乐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4183页。
② 《辽史·乐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6865页。
③ 影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本。
④ 《宋史·乐志》，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610页。
①参见《西安鼓乐中的音阶变异》、《西安鼓乐的乐器与乐器法》两文，两文分别载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3期、1991年第2 期。
②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1954年油印本，第70—79页。
③参见杨荫浏《陕西的鼓乐社与铜器社》，油印本第70页。
④程天健：《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长安古乐研究论文选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299页。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写作成因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46-01
一、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概况
马克思晚年笔记，通常指的是《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这几部人类学著作，为马克思提供了研究的文本依据。这些文本依据分为相互关联的两大类：一是关于古代社会的笔记，马克思通过摘录摩尔根、梅恩和拉伯克的著作而探讨了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亲属制度和家庭婚姻形态、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如何产生出政治、法律制度、国家和政治组织：二是通过对柯瓦列夫斯基和菲尔著作的摘录探讨东方国家的土地制度和村社结构及其生活。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公开，此书一出版就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热潮，中外许多学者对马克思转向研究人类学的用意何在提出了很多观点，存在着很多分歧，主要分为五个方面：1.为了完善唯物史观；2.为了形成人类学著作；3.为了充实《资本论》的地租理论；4.为了建立早期的原始社会理论；5.回到早期的人类学研究。
二、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的写作成因
（一）写作背景与“人类学笔记”的诞生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总是竭力证明私有制存在的永恒性和必然性。为此，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批判和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及基本矛盾的分析，依据当时所能获得的古代史知识，创立了唯物史观，宣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在私有制、国家问题上的“永恒论”。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科学的落后、历史资料的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认识还很不准确，结果造成他们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导致了很多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误解，甚至成为了敌视者攻击的对象。
（二）个人“人类学情怀”与“人类学笔记”创作
在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就表达了他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使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体现了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全面的人的发展观，虽然《资本论》被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专著，但是，马克思仍然围绕人类发展合理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丑陋现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以马克思的理论来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尤其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分期论、阶级论、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等理论，去研究一个群体、一个村庄、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是一门专业，而是一种视角。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地点，立足于生产资料的分化，对不同阶级进行划分。同时，引入权力、资本、剥削、异化等概念，一方面对具体行为进行归纳，另一方面对整体社会进行抽象演绎。
关键词：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焦虑；著书者之笔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在笔记体小说史上，《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的对比研究一直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清代文言小说部分里，把二者作为“拟晋派”与“拟唐派”的代表，笔者拟从《聊斋志异》对纪昀创作心态影响的角度，希望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
纪昀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为经学研究，一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一为《阅微草堂笔记》的撰写。经学的研究使他侧身于汉学家之列，《四库全书》的编纂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使其成为当时知识界精英领袖的代表之一；而《阅微草堂笔记》的传播则引领了一个新的小说风尚。
一、“他者”“焦虑”与“矜持”
《四库全书总目》编撰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四十七年二月完成初稿，后历经修改，乾隆五十七年后方行刊刻。纪昀作为总纂官之一，躬于其役、用力最勤，兼之独立不迁的处世态度，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既是远在江南的袁枚也称其为“先生”（袁年长纪八岁）。馆阁重臣与学术领袖的双重身份，使纪昀自觉实践乾隆帝在四库馆臣撰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一再强调的“雅正”思想 ① ，而梁简文帝萧纲提出的“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 [1] 3010 的创作观在纪晓岚的精神世界里并没有显露，生存环境的限制与“雅正”的自觉追求，使纪昀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对“发愤著书”“才子之笔”“笔记小品”等的文学观点、文学创作方法、文学形式等持一种超然远离的态度，不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纪昀都有着一种道德理性对自身情感进行约束，虽然儒家的美学理想是“中和之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43 ，但从文学的创作实绩来看，他是追求“绘事后素”之“素”，对文章之美进行有限度的约束，自觉追求朴拙的文风。这种超然远离的态度和“理解的同情”，可称之为“矜持”，矜持态度的形成，其原因既有纪晓岚独立不从流俗的品格，也有一种潜意识里对“他者”存在的一种回应。这从《四库全书总目》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有关论述里都可以看到上述之文学观点。
“他者”即《聊斋志异》。在《四库全书总目》里，《聊斋志异》被摒弃于小说家类之外，称之为“委巷小说”；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可以看到他周围已经逝去的人的描写，如爱女、爱妾、义仆等，态度近于“矜持”，并不曾有如袁枚《祭妹文》那样哀怨泣下的写法，这也是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虽然纪昀一样有着伤逝的情怀。在为亡儿汝佶所留存的文献进行评论时，他仍然有着对《聊斋志异》的批评式回应：“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故。……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从中可看到“他者”存在所产生的“焦虑”，已经压过他对亡子的伤逝之情。
馆阁重臣的地位，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实践者，“质”“素”的风格追求，使纪昀在笔记小说的创作上持一种矜持的态度，即朱光潜先生视之为“自居‘法官’地位” [3] 480 的批评学者。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其创作缘起于生活的岑寂无聊时情感又要有所渲泄，如百一居士《壶天录序》云：“予匏落不材，殆将衰老，旅馆寂寥，形影相吊，其藉以释心胸、破积闷者，每不出稗史诸书。茶与酒半，聊复效颦，征闻考见，信手录之，颜曰《壶天录》。” [4] 1 于是“笔记”作为一种灵活自由的著述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作者一方面宣称“无意于著述”，一方面又急于“付之剞劂”（借助门人弟子），这种矛盾的现象透露了笔记作者为文不敢“放荡”，往往以局外人的身份在“执笔记录”；道德理性的约束使他们的情感宣泄不致过于泛滥，同时创作中偶有“猥亵之谈”也可以推之为外界的因素，比如说故事的人，避免了道学家的谴责和攻击。论者多以为纪昀小说创作中的“拟晋”倾向是他在向“史”靠拢来寻找自己小说创作的理论渊源，因为“史”的意识的形成是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界合力的结果，“史”意识中“他者”（外界事物）的存在可以使作为“执笔记录”的作者免掉道德的负罪感 ① 。纪昀的矜持态度，一方面借“史”之“他者”来减轻创作小说时的“文体焦虑”感 ② ，同时也达到了情感宣泄的目的，又给读者造成一种纪氏小说有着“资考证、寓劝诫、广异闻”的主题功能的印象。《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在于如鲁迅先生所言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5] 214 ，而传奇小说是“笔记小说之变体” [6] ，纪昀为了消除“焦虑”所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从“史”的勾勒中找到“正体”，这个勾勒的过程是籍《四库全书总目》之“小说家”类的收录得以实现，可以说《四库总目》之“小说家”就是这个笔记体小说作品的简史。纪昀虽然承袭胡应麟有关《山海经》的论断，亦认为《山海经》是中国小说之最古者，但他还是倾向于魏晋小说的纪实特征。魏晋小说作为“古小说” [7] 的本然状态，这也是笔记体小说为自身正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相对于“叙事婉转、文辞华艳”的“拟唐派”，“拟晋派”则呈现出“语言朴质无华，情节粗陈梗概”的风貌。
二、“模仿”与“反模仿”
《阅微草堂笔记》在矜持的外表之下，仍然可以看到“焦虑”的涌动。“焦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其来源无疑是“他者”的强势存在。在纪昀的小说作品里，“他者”如影随形一般贯穿于小说创作的始终，或是纪昀的自我表示，或是门人的深度阐释。作为“他者”的《聊斋志异》，大约在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之前既已详加阅读，他在回忆亡子汝佶时说道：“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聊斋志异》的评论，这说明纪昀对《聊斋志异》的版本是比较了解的。远在江南隐居的袁枚与在京城为官的纪昀有不少共同的文友，如朱竹君、程鱼门等，袁枚之小说《子不语》纪昀也是看过的，在《滦阳消夏录》里也抄录了袁枚的部分作品，而袁枚评价“《聊斋志异》殊佳，惜太敷衍” [8] 1767 的话语，纪昀应该也有所了解，《子不语》另创别体的实践也为《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积累了经验。可以看到，“尚质黜华”是二人共同的小说美学风格。不过从《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作品来看，它存在着两个倾向，即对《聊斋志异》的“模仿”与“反模仿” ① ――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金瓶梅》与《红楼梦》 [9] 129 ，既有所承继，又加以“雅化”。“模仿”并非仅从故事类型、情节单元（motif，或译为“母题”）这些故事形态上的相似度来确定（当然，这也是“模仿”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包括语义前定状态下所做的有意识调整，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言东昌书生“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以致为狐所戏，卷九《如是我闻三》之《新泰流人》言雍正年间山东新泰流人少订婚约而相失事，“颇疑其乐昌之镜，离而复合，但无显证耳。”“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半出虚说。此婢虽粗，倘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红氍毹上，何尝不莺娇花媚耶？”
中国的笔记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甚大，由于材料来源的相似性，“中途遇狐”与“途中调妇”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的文本里故事多相似，纪昀的“模仿”并非简单的承袭，而是有意识的“悖反”，“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与“此事稍为点缀，竟可以入传奇”就是“语义前定”的状态，“模仿”就是指这个状态。从美学风格来说，如果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优美”的代表，那么《阅微草堂笔记》走的是一条“古雅” ① 的道路。
“反模仿”实质上也是一种模仿，“做迥然相反的事也是一种形式的模仿，‘模仿’的定义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 [10] 33 纪昀的“反模仿”是从语言形式变异导致的陌生化效果以及情节发展的“翘尾效应” ② 。但是如果自己承认“模仿”前人，会产生一种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是期待自己被淹没时产生的焦虑……但是，一个诗人假如被淹死了，那么他就沦为仅仅是一个读者。” [10] 57 不仅是诗歌方面，小说的演变方面也是如此，纪昀一方面谦称自己才气不如蒲松龄，另一方面认为《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委巷之谈” ③ ，而“才子之笔，务殚心巧” [11] 455 ，委巷之谈则是侈谈神怪，荒诞无稽。
三、 “温柔敦厚”文学传统的回归
以往学者多注意纪昀的“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所针对的“小说文体”――即传奇体与笔记体的分别，然而深层的原因在于“才子之笔”源于“发愤著书”，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条主线，金圣叹所谓的“六才子书”几乎都有着发愤著书的痕迹，但“发愤著书”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张潮《虞初新志总跋》云：“古人有言：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夫人以穷愁而著书，则其书之所蕴，必多抑郁无聊之意以寓乎其间，读者抑何乐闻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乎！” [12] 1蒲松龄之《聊斋自志》云：“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而纪昀的“著书者之笔”对“发愤著书”的创作方式不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之《孟叔子史发》提要云“明孟称舜撰……惟其以屡举不第，发愤著书，不免失之偏驳。”《潜夫论》提要云“汉王符撰……是其发愤著书，立言矫激之过，亦不必曲为之讳矣。”《贻清堂日抄》提要云：“明钱养廉撰……盖所谓发愤著书者。於诸事往往丑诋，不免有恩怨之辞矣。”“偏驳”“矫激”“恩怨之辞”等，使“发愤著书”与儒家的“雅正”观念、“中和之美”相偏离。“著书者之笔”应自有“体”，即“著书之体”，纪的门人盛时彦云：“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故不明著书之理者，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 [11] 472 “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纪昀的学术道路，如他自己所言，“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 [13] 359 虽然纪昀一再宣称自己的小说作品并非“著述”“无意于著书”，原因除了《四库全书总目》之《鹤山笔录》提要中所说的“古人於说部，往往历年成书，各种而后并归一部”外，梁启超在讲“清代的‘学者’社会”时说道“札记”（笔记）这种著述形式时所言可道出其中缘由：“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诫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 [14] 91-92 就是说，清儒著书相当谨慎，作为汉学家的纪昀（江藩《汉学师承记》列纪昀为汉学一派）也在其中，但以他为中心的士人群体是把它当做“著述”来看的，原因有二：一是《阅微草堂笔记》有“著书之体”，符合儒家传统的文学审美观；二是《阅微草堂笔记》“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诫之旨”，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指导思想“雅正”共处一脉。
四、结语
“史”的勾勒与文学传统的回归、“反模仿”的具体实践，是纪昀矜持外表下消除“焦虑”所采取的措施；除此之外，在流通传播方面，纪昀周围的友朋门人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市场运作）来扩大本书的影响。相对于《聊斋志异》成书后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半个世纪以上不同 ①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系列可谓出版迅速，乾隆五十四年，《滦阳消夏录》开始动笔；乾隆五十六年，《如是我闻（一）》序云：“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刊，非所愿也。” [15] 123 乾隆五十七年，《槐西杂志》序云：“旧有《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二书，为书肆所刊刻。”乾隆五十八年，《姑妄听之》为盛时彦出版；嘉庆五年《滦阳续录》为盛时彦出版。纪昀的小说可以说是随写随刊，用扩大传播范围的方式来抗拒《聊斋志异》的影响。
总而言之，《阅微草堂笔记》在客观、冷静的外表之下，隐藏了纪昀的“焦虑”心态。但是纪昀并非仅仅靠被动的“模仿”以及“反模仿”来体现自身文本的价值，而是通过史的勾勒、回归文学传统以及扩大传播途径来消减这种焦虑状态，“焦虑”既是一种心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现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纪昀的笔记体小说创作及其影响也达到了与《聊斋志异》等传奇体小说分庭抗礼的目的，但过于拘泥“古小说”作为一个“执笔记录”者的创作方式，也会降低小说“能指”方面的文学性，不太利于笔记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如果说“拟唐”派与“拟晋”派皆是清代文学复古思潮的结果，那么纪昀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在于力争笔记体小说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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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an Reserved Attitude： Anxiety”：On the Ji Yun's Writing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he Literary
Sketchbook YueWeiCaoTangBiJi
SONG Shi-r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of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一、深谙儿童心理特征的诵读教学理念，以读促写
我国古代蒙学重视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指导蒙童诵读名篇。儿童多记性，古人认为蒙童十五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这符合现代心理学理论。私塾先生对阅读教学环节理解透彻，甚至已臻化境。朗读，熟读，精读；教书，背书，理书，讲书，步骤科学，成效卓著。诵读是蒙学的教学传统。如今，高中语文课堂琅琅书声已渐行渐远。诵读是中国几千年童蒙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没有发扬光大。有人反问语文教学多读就行了吗？但是，语文教学不多读行吗？叶圣陶说，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读得不熟练，记得不深刻，背得不扎实，何来思如泉涌，应笔而出，滔滔不绝，文章倚马可待呢？北宋诗人苏轼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南宋朱熹说：“凡读书须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这些观点恰巧契合心理学对人的记忆理解能力的研究结果。
我国古代通行蒙学教本有《三仓篇》《急就篇》《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诗经》《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千字文》《国语》《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千家诗》《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等。据《中国历史轶闻》一书中统计，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要背熟精通几十万字的书，其中《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值得关注的是，古人所说的背诵不是机械记忆，绝非鹦鹉能言，而是辅之以精思、贵通、贵用之法。
华南师大附小陈琴老师致力于小学语文“素读”经典教学的探索。素读经典就是不刻意追求理解所读经典内容的含义，纯粹地读。这种不求理解、大量背诵的方法是科学的右脑教育法。其一二年级素读目标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声律启蒙》；三四年级素读目标为：《论语》《大学》《中庸》；五六年级年级素读目标为：《老子》，选读《史记》《资治通鉴》。她的学生在小学毕业达到“背诵十万字，读破百部书，手写千万言”的目标。每天识记100多字，还给学生硕果累累的六年。
作为高中老师虽未能在学生十六岁以前加以引导其大量背诵，但用心理学的观点指导学生吟诵，亡羊补牢，善莫大焉。2013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考试说明》背诵篇目增加到三十二篇。这是有识之士的远见，有独到的思考。熟读背诵，是屡试不爽的好办法。中国古典文学成就之高，令世界为之咋舌。文学家灿若群星，哪一个不是背诵顶尖高手。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茅盾、巴金，其背功已成为美谈。读，只有先“死”后“活”，方能“死”去“活”来。
读，还能有力促进学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清代学者崔学古说：“通于《书》，其文必实；通于《易》，其文必深；通于《诗》，其文必逸；通于《春秋》，必断制；通于《礼记》、《周礼》，其文必典雅。”蒙学作文教学关注学生形成写作风格，何其高哉！纵观今日高中生写作现状，这个愿景难以实现，有遥不可及之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何深刻理解、借鉴古代蒙学诵读的要旨，有效指导高中生实现从读到写的涅槃，老师任重道远。这亦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总复习中，高三学子根据拼音写汉字，而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十二年，学生读在何方呢？笔者忧思之切。每念及汉代扬雄“能读千赋，则能为文”，笔者扼腕长叹，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和古代蒙学弟子学文差距多大呢？高中作文教学应特别深入研究借鉴传统语文教育读对写的影响，深入骨髓地理解，厚积方能薄发。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然并非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般的泛读，也非“精耕细作”的精读，恰是系统的“诵读”。刘勰“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量变推动质变。读得不好，怎能写得好？阅读是吸收，其为主；写作是运化，是皈依。高中教师如不能意识到写作的根在阅读，高中作文教学当无法实现质的飞跃。
二、闳中肆外的人文启蒙教育，蒙以养正
先秦至清末，古代蒙学重视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蒙学教材文质兼美，充满饱满的人文精神，为弟子未来卓尔不群奠定坚实的智力基础。
蒙学教材内容历史演变，简要概括如下：先秦时期，出现我国历史最早的儿童蒙学教材《史籀篇》；西周蒙学以“六艺”为基本学科，学生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农业、天文、历法、及数学等科技文化知识渗透蒙学；汉代《论语》《孝经》为最通用的经学教材，医学、史学也渗透到蒙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融入玄、黄、老、庄、释、文、史；隋朝科举制成为蒙学教育的指南针，经学化倾向明显；唐代振儒术，容佛道，蒙学教育注入新的元素；宋朝尊孔崇儒，强调了道德启蒙和文化知识；元代蒙学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和道德教化；明代法律已纳入了启蒙教育的范畴；清代鸦片战争后，蒙学领域教授西方科技文化知识。1898年的蒙学教材《蒙学课本》已破地理上“中国中心论”，强调天外有天，开放胸怀，迎接西学。蒙童人文启蒙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民族人文特色熠熠闪光。
据徐梓《中国传统蒙学书目》统计，蒙学教材为一千三百多种，门类繁多。蒙学对儿童人文启蒙教育闳中肆外。思想内容博大浩瀚，语言表达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人文启蒙教育使蒙童通晓天下人伦事理，精谙古今德教典故，立志建立化成天下的宏大功业。儿童为婴稚，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其践行“凡出言，信为先”；诫“诈与妄、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引导蒙童珍惜韶华、克尽求学之苦，正所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朱熹在《蒙学须知》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塑造童子“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天真纯朴的儿童天性最终发展为他日铸成大器的精神底蕴、一抹亮丽的人格底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古人让蒙童在生活中快乐学习，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具有人文先进性。蒙童练就的蒙学童子功具有可持续性，能良性发展，浸透人文启蒙思想基因，为其将来写作注入了思想和语言的博大动力。
时至今日，须指出的是，许多优秀高中生埋头数理化题海，分配给语文学科的yulu.cc时间又大量花在对高考满分作文的模仿上。虽苦苦耕耘，却一筹莫展，不得其法。没有阅读，高中生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神气基调。清初语文教育家唐彪说：“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当代高中生会须痛饮一碗盛满人文思想的美酒。
若想提升高中生的人文思想，应格外注重学生阅读文本的选择，以崇高的作品塑造鼓舞学子的精神，感化和陶冶学生的情操。否则，贻误无穷。
三、质朴的作文教学法，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古代蒙学对作文教学的认识质朴，但作文教学法科学有效。注重文道统一是传统蒙学作文教学的重要指导原则。人文启蒙教育客观上使蒙童在开蒙之初就得到了文德很好的训练。古代蒙学作文训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其一，属对、连珠、锤字基本功训练。古人通过语音、词汇训练，修辞、逻辑训练，帮助蒙童弄懂语音平仄、词汇词性、语法结构等写作知识。作文讲究声律和谐、形式美观。
其二，模仿和抄写并用。蒙童模仿前人文章，含有创造的成分。师名家名篇的神，不师其貌，最终自然纯熟；抄写有助于品味前人遣词造句。
其三，培养观察能力。古人把用心观察事物，体验事物上升到写作基本功高度，蒙童善写天地人物情状，粱刘勰提到，“博见为馈贫之粮”。
其四，作文先“放”中“脱换”后“收”。欧阳修称，“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初写放胆文，抒发胸臆；“脱换”即稍加限制；“收”指终要胆小，文章精雕细刻。文章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到造平淡，其实乃绚烂之极。
其五，文章不厌改。古人善于保护学生才思，提出随学生立意而改；择精当处，细小笔削地改，以点铁成金：易日经时地改，则自解雌黄。
反思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法，我们要从中撷取吉光片羽，传承创新高中作文教学。
笔者认为小学初中直至高中语文必须实现教学一体化，要有一盘棋的思维，做好衔接工作。例如，古时蒙童属对，今天高中生做对联，但如何深入对联教学，这是个棘手的问题。笔者要求高一学生恶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笠翁对韵》，丰富典故知识、声律知识、自然常识。这种训练如果能提前到小学或初中阶段则更佳。
谈及古人写作模仿和抄写并用，高中老师大有可为。有些学生只看高考满分文章，这是误区。毕竟为考场仓促间所作，学生限于时间和才思，无法同前世和当代名家相比，故仅仅阅读此类文章收效甚微。笔者常年呼吁学生要看名家作品。学生读经书、读史书、读时文，融会变化，是为文的真诀。学生自觉向往酿花为蜜，蜜成不见花；当酿谷为酒，酒成而不见谷时，学生文章就有自家手笔。语文老师必须设计生成一个学生将来发展的空间。高一高二时要多抄写文章。抄同题不同人的文章，思路就能扫除枯涩阻碍；抄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研究其意思、句语、路脉，从而潜移默化，融会贯通。水乳交融之日，则是学生扬眉剑出鞘之时。
晋代陆机《文赋》提出“玄览”一说。“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学生伫中区，颐情志，激起写作精神内驱力，这是足贵的。笔者认识到随物赋形能力对学生来说太难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学生远离自然，远离社会生活，丧失了观察事物、体验事物的审美需求。倘能赏“万类霜天竞自由”，何其妙哉！
古人修改文章的做法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高中作文教学要激发学生兴趣。老师改文章不能将学生的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切不可强改，要改出学生之非，改出先生之妙。清末教育家王筠提倡“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笔者深以为是。若能将以前的文章拿出来改，则更有意义。这样的老师难能可贵。学生随写随丢，对自己以往文章妍媸好丑不以为意，这不可取。总之，学生文章多改则能助其深入揣摩、玩味、雕琢。正所谓沿根讨叶，思自转圆。
一言以蔽之，古代蒙学作文教育是着眼于人格发展、着眼于行为控制的教学。教师因材施教，注意学习节奏，一定程度实现了教学最优化。高中语文作文教学离传统蒙学教学渐行渐远，众多优秀教法被摒弃了。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在对传统蒙学作文教学思想反思中，我们舍弃其中某些教育举措，而发扬蒙学优秀作文教育思想，引导学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高中作文教学将会实现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思想的符号；文字；文人；器物
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成一统，吟诗作画，“雪夜闭门读禁书”，或是两三同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何为文人？或许可说是离不开书的人。起码古人是这样。读书是有目的的，为了广博见闻，学习经典，经世致用。但日久成癖，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读书，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有书就有了书房，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为了书写而产生的器物无一不是经过古人前人的细心琢磨和历久的考究形成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具的历史，必然是与这中华民族的文字是些方式分不开的。
古代文房用具的成熟发展源于宋代的文人，墨客，当时的国策重文抑武、崇尚儒学，文人志士受人敬仰。文震亨的《长物志》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藏书甚富，长于诗文绘画，善园林设计。《长物志》共十二卷洋洋万言，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
“文人品味”与“宫廷风格”是中国文房艺术发展的两股主流。各自存在着不同的好尚及需求；行程了相互对垒又时而交集的竞技现象。而文人品味是文化的积累与萃炼后的传统美学取向，基本上强调人品及气韵的高尚意蕴。从而追求简朴与内敛之美。并寄予自然天真，探究隐潜在内层的纯真本质。
到了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其实，文房用器早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时，也开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明代是文玩风尚的繁荣期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历经唐宋元明之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关键词：《史记》文学批评金圣叹评点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比其史学价值发现得晚。学界普遍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关于《史记》的研究出现高峰，有大量的史评与史抄，还有各类辑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记评林》。王世贞曾为其作序，将《史记》评价为“良史至文”，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一样重要，要两方兼顾。而之后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更是独辟蹊径，为《史记》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新方向，其将《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与《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杜诗》并列。而《史记》研究与评点在明代之前也从专门的史书研究向文学作品研究过渡。两汉之际，《史记》研究与评点还更多地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关注的主要还是史笔，不是文笔。但是也有个别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认识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固在其《汉书公孙弘等传赞》中曾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其余，不可胜计！”①此处班固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归于一类，重点突出了《史记》的文学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唐朝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确立，《汉书艺文志》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而《史记》的文学地位也正在提升。韩愈等文学家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学习的模范，但是这种模仿与学习功利性还是很强。同时唐朝人也同样注重学习《史记》的文风，唐朝恢弘大气，注重修史，同时也喜爱《史记》壮阔的风格。柳宗元称赞《史记》文章“峻洁”，韩愈评其“雄深雅健”。宋代开《史记》文学评论风气，从文学角度点评《史记》，研究其表现手法、文学形象。欧阳修是师法《史记》最经典的人物，苏轼曾经评价其“记事似司马迁”。而苏洵发现了《史记》经典的“互见法”，即在本传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展现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马存长于史论政论，写就《赠盖邦式序》中重点探讨了司马迁游历经历对于《史记》文风的影响，其中的“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的观点影响了后代的《史记》研究。元代是久负盛名的戏曲时代，《史记》中的故事与传记被改编成戏剧，在当时有助于史记中的文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元代是少数民族执政的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记》研究的不是很多，没有著名的专著出现。明清时期“《史记》热”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明代的史抄与史评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后来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于《史记》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金圣叹，其研究《史记》的方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圣叹将《史记》这样一本大众眼中的史书，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来点评，将其观点收录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在《史记》评论界有不小的影响。
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必修专业课，开课时间两年，分四个阶段教授从远古至清代的文学。每周4学时，每学期18周，共72学时，四学期共288学时。教学内容多，课时较少，教学任务紧张，教学方法较传统，多为教师讲授，学生接受。大多数学生反映学习古代文学只有系统性，但深度与生动性不强，与社会联系不密切，实用性不强，对自身发展也益处不大。因此他们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不大，学习主动性也不强，这为古代文学的教学增添了难度。由此可见，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是注重智力教育的，但是对于智力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范围内，即认为，智力是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更重视记忆能力的好坏，学生也称学习古代文学考的就是死记硬背。然而这种知识的积累，对于学生的成功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即便是能将古代文学倒背如流，会做几首诗词，与社会何益？由此可见，传统的智力观是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滞后、教学效果不明显的根结所在，因此突破传统的智力观，结合社会发展重新理解智力的含义，是扭转古代文学教学不利局面的有效方法之一。
与社会联系较密切的是成功智力理论。此理论于1996年由美国心理学教授斯滕伯格提出。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成功智力，成功智力是一个人用以达成生活中主要目标的智力，它能使个体以目标为导向采取相应的行动，是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一组综合能力。[1]与传统的单一智力概念想比，成功智力包括了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个方面。笔者认为，成功智力理论亦可用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
一、分析性智力在古代文学教改中的运用
分析性智力就包括了传统智力中的诸多能力。这当然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最基本的能力，虽不能强调其绝对性，但是也决不能摒弃。但是在培养这些能力时，教学方法也是过于传统，其方法也有改革的空间。如记忆力的培养。传统的古代文学非常注意对于记忆力的培养，但是大多为教师讲授，学生记笔记。传统的记笔记要求记录完整详尽，这种方式往往又费时又费力，效果不佳。所以即使是最传统的记笔记，也是有技巧可言的，先布置下节课的教授要点，让学生预习，并设计听讲指南如下：
听讲指南
课程讲授主题
主要观点
第一要点
支持要点的细节和例子
第二要点
主持要点的细节和例子
第三要点
支持要点的细节和离子
你的不同观点
支持你观点的细节和例子
在填这张表之前告知学生填写要求，及所有的填写内容均为关键词。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在对知识点的预习的基础上，先有了一定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有效的集中有意注意力进行有效倾听，就使得记忆深刻。在填完此表后，即日进行笔记整理，将关键词变成自己的话，也就增加了一定的理解，在考试前，学生在熟悉本文由收集整理笔记的基础上，再用此表进行巩固记忆。这种充分调动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记忆方法，使得记忆更加的简便而深刻。总之在培养学生的分析性智力时，应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具体的环境设计，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二、古代文学中创新智力的培养
所谓创新智力就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维问题的能力，即创新思维力。这种智力的培养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新智力培养的激励与启发阶段。教师可以在教学之初，就对教材或有关书籍的观点进行质疑，打破书本的权威力量，为学生树立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念，培养学生的质疑书本的理念。如《诗经生民》中有一句的句读应是：“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但是贵州人民出版社房开疆主编的中国历代作品选的句读为：“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这时教师发现问题，质疑书本，初步破除学生的书本权威观念，接着提供资料，诸如其他版本的中国历代作品选，十三经注疏与单行本的诗经中的生民篇，进行对照。当然也可只找最权威的诗经版本。但是前提是学生得有一定的版本知识。告之理解不同，句读亦不同，答案并非唯一的，只是要凭借自己的知识判断何种更佳。这样就为学生树立了书可质疑、质疑有据、纠正得法的观念，也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智力奠定基础。
其次是创新智力的培养。对于古代文学教师比学生要熟悉，因此在学生还不会质疑知识的时候，可以由教师提出可质疑的问题，然后让学生针对问题搜集有关资料，然后指导学生运用资料质疑问题。如对于花间词雅俗问题的评价，教材上多说花间词艳俗，因此学生也多有花间词俗的概念。但事实并不如此。可以先教学生读一下全唐五代词中的民间词，再阅读晚唐诗、南唐和北宋婉约词，以及有关花间词的评论和《花间集序》，当然也有现代人的有关评论。学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花间词比民间词文雅，但是比南唐词，北宋婉约词俗。再结合有关的评论，就得知，花间词比南唐词、北宋婉约词俗主要是表现在：情趣低俗，多描写妇人体态容貌，笔调艳俗：喜欢用色泽艳丽的字眼。阅读花间集序得出一个认识：花间词人有着较强的崇雅意识。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花间词比当时的民间词雅，比文人词俗。花间词人有着较强的崇雅意识。而花间词之所以比南唐词俗是和晚唐特定的文学审美观与西蜀特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的，这也使得他们的崇雅意识有了特定的时代与地域特色。
最后是纠正不当创新智力。当然学生自己进行智力创新的时候，其方法不一定是对的，因此要对不当的智力创新进行纠正与引导。如学生认为红楼梦中黛玉的死亡是必然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对于黛玉本人来说就是最美满的结局。因为岁月流逝，如果黛玉还活着，她就会红颜变老，这也是她不愿看到的。这显然是学生自己的主观臆测。所以可以指出他智力创新的不足：针对文本的智力创新本身就不能离开文本本身。
三、古代文学中实践智力的培养
古人讲究学以致用，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观念与思维习惯。古代文学虽然是古人的文学，但是其中也充满着他们的生存智慧，可供今人借鉴。首先是做事，比如《劝学》全面系统的提出了学习的主张：学无止境；锲而不舍；用心专一；虚心求教等观点，对现在仍有较大的教育意义；其次是做人，如《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之所以能退秦师，是因为他利用站在秦军的立场上考虑：郑在晋之东，秦在晋之东，秦晋实力相当，秦晋灭郑之后，就地理位置而言，可以增强晋国的实力，而秦国的利益反而受损。由此可见烛之武的智慧在于找准同样受害的对象，站在对方的立场，表面为对方说话，实际是为自己说话。可以说这种生存智慧在我们今天反复的社会交往中仍然可用。学生也有论文反映这一方面的：如论杨修之死。探析了杨修之死的必然，思考了杨修如果生活在现在的生活状态。社会是人的科学，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很多相似点，学习古人的生存智慧仍然可以避免我们在社会交往中遭受不必要的挫折。
读了《传承中华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我非常震撼，这本书也让我余音绕梁。书的内容从诸子百家到四大发明，从四大名著到数学医学，从书法绘画到建筑水利，从曾经到没落到如今泱泱大国。这本书告诉我许多许多……
先从四大名著说起吧。我国的四大名著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四部著作经久不衰，传遍了世界各地，而且具有很高的文艺水平与艺术成就。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三国演义》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到晋朝开国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水浒传》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四大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它们分别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这些发明传到西方国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指南针它是用来辨别方向的一种化器。主要组成部分有：一根磁针。磁针在地球磁场的作用下，在轴上自由转动，指示北极的方向。
在中国，有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至圣先师孔子，孔子有弟子三千多人，优秀弟子有七十二人。孔子过世后，他的弟子们把孔子生前言行语录起来，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
书中处处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相信，将来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昌盛，更繁荣，我们一起祝愿吧！
《传承中华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读后感：中华之文房四宝
《传承中华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拿到手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书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古代历史故事。通过读书我不仅知道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而且增长了知识，所以我非常喜爱这本书。
书里面介绍了了许多文化，比如：我们语文课本里的《丝绸之路》，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西游记》里唐僧取经的全部记录，四大名著等等。这些知识对我们的学习会有很多益处。
我最喜欢的是关于文房四宝的介绍。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在古代如果没有它们，古人就无法写字，无法写信，无法写诗作画，无法进行书面交流。这文房四宝对人们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如今，人们喜欢用圆珠笔、钢笔和铅笔来写字，但是能替代毛笔吗？不能。毛笔在古时候非常重要！毛笔就是四宝里的一宝，毛笔的笔杆是用竹管制成，笔头是用山羊毛和兔毛等等兽毛制成笔头。好的毛笔具有尖、齐、圆、健的四大优点。
大家也知道，古代有毛笔，那也得有墨啊！墨在古代也是非常重要的。二宝是墨，我们知道有黑色的墨，但是，还有彩色的墨呢！墨的原料都有：煤烟、松烟和胶，墨可以分为"松烟墨"和"油烟墨".
对了，我们在学校中总用到的纸，就是第三宝呢！我们平常只知道纸是"大树先生"的树皮制作的，只是那么简单的制作吗？那你就想错了。在唐代的时候造纸技术非常发达，那这纸是如何做的呢？用树皮用水浸泡几天，再放到竹板上晒干，晾好后纸就成型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纸并不向我们用的这么光滑，在那个时候的纸还是皱巴巴的。纸对我们的生活多么重要啊！
砚，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物品，在古代也是很出名的。各个部区有很多生产砚的地方，他们把砚称为"四大名砚"看来，古代书法真的离不开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