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内容提要 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三十年文艺学在学习西方、关注本土经验以及文论的创造性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导致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出现。新世纪文艺学须吸取三十年文艺学的遗产并开拓新的领域,方可创造新的理论局面。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但新时期三十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自1842年以来,中国迈入现代性历程。基于政治局势的动荡,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无法自由伸展。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则因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学术文化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得以在开放的和平的环境中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的文化建设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时机,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学术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本土现实的关注等方面步步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三十年形成了学术文化的新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政局动荡,传统断裂,非此即彼,也不同于1979年以前的斗争思维和夜郎自大,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开放的胸襟去除意识形态蔽障致力于学术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历程,以便给新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展开提供意识自觉和思想参照,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如何把握三十年文艺学的历史和问题呢?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焦点,清理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二是分析文艺学命题背后的历史背景和转换机制。三是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一、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与问题
从时间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历程看,三十年文艺学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回归和主体性张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文艺学内转,三是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四是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学边界扩张。
第一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回归现实主义,以典型论、能动反映论、性格组合论、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为焦点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纠正前此文艺学的偏失。文艺学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一致,在文艺领域推动了思想解放。文艺学学者反对前此政治化的文艺学,批判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钳制,其中,文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以对审美的伸张强调文学的自主性。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艺术自律性,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学术开放的深化,文艺学迅速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力引进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实现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扬弃前此文艺社会学的外部研究,从审美、语言、形式等方面研究文学文本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文艺学的内转是西方理论推动的结果,主体性文艺学以康德否定具有浓厚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反映论美学;审美主义强调文艺的审美本性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是对前此认识论文艺学的反驳;新方法论来自西方科学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渗透等。
从反驳政治化的文艺外部研究,到强调审美的生存本体论和文学的内部规律,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形式主义、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八十年代的文艺学走过了艾伯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的循环运动,完整地演绎了西方近现代的文艺理论,也契合了中国文艺学自身演进的特定逻辑。受制于政治语境和现实需要,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演进的意识形态性极为突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所有文学思想都是政治性的。正因为领导了思想启蒙,而不是回归纯粹的学院性的知识探索和思想批判,八十年代的文艺学反而因束缚于现实斗争而没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超越性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大众文化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拯救自身自我定位的应对。人文精神讨论针对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论者批判了市场化对于精神超越的摒弃,而在西方,人文精神正是现代世俗化的维护者。人文精神在中西的差异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表现,中国的人文学者延续了八十年代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维护自身信仰的立场。学界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精神缺失的反思,获得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清醒意识。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中介,知识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立场。回归文化本位,回归书斋,以专业定位自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新角色。随后,因为一系列政治的(八波以及一系列外交事件)、经济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崛起的需要)、文化的(知识分子反思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及海外新儒家的输入)缘由,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弥漫于社会,中国文艺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典型代表是中国后殖民批评提出的中华性(1994年)和文论失语症(1996年)命题。中国后殖民批评把批判矛头对准西方文化霸权,试图获取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这样,在西方是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却变成保守思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过滤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的自我增势,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失落之后的无奈心态。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表达了文艺学在西潮之后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创造性缺失的焦虑。
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被解构。市场经济导致大众,知识分子和权威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的契合走向九十年代的分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导师,大众享受着感性的世俗生活,权威意识形态则利用大众文化追求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幻象。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抗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虚无倾向祛除了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延误了中国未竟的现代性事业。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步入全球化时代,文艺学面临新的危机与转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当代思潮迅速旅行到中国。因为全球化,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同步发展,后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学不仅仅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具有了本土问题意识,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文艺学再次表现了
应对现实的革新思维的勇气。文化研究的输入所引起的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持久论争在2004年达到高潮,主要是,面对来势凶猛的传媒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扩张的审美化以及网络创作等,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被改写,文学经典被解构,文艺学的传统研究方式面临困境,于是,一系列问题出现,产生了文学性再厘定和坚守的论争,产生了审美泛化和文艺学边界扩张的问题,产生了文学经典的命运问题,文学与电影和视觉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变革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再试图与主流权威合流,也不再以师者心态面对需要启蒙的大众,而是自觉为阐释者。在这一阶段,尊重思想和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在专业领域内平等对话等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开始出现,中国文艺学逐渐走向成熟。
二、三十年文艺学的文化症候
三十年是文化激烈交锋和碰撞的时期,是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外部条件最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斗争退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三十年文论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改革开放同步,在反驳前此意识形态文论的基础上,输入西方文论,发掘中国传统文论,面对中国当下现实,多方面开拓文艺学的领域,取得了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成就。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其显着特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文艺学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冲撞,选择的艰难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文化要求相关。文艺学随着时代情势转换自身,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问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回归现实主义,到主体性和文艺心理学的提出,再到文艺本体的研究;从九十年代的民族文化回归到20世纪以来的主动融入全球化语境,文艺学的主题变迁与时俱进。其次,文艺学表现了敏感于生活和应对现实的勇气。作为对文学,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表现了与哲学的纯粹思辨不同的敏感性,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输入是因为中国市场化之后大众文化现象的出现;人文精神讨论,是因应市场经济对文化价值的挤压;生态美学的兴起,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最后,文艺学的价值指向表现了知识分子社会使命的承担。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解构一切走向价值虚无,而是在解构当代和传统的主流价值之后仍然心存理想。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九十年代的文化回归和学术专业化,以及新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参与意识,都表现了中国文艺学可贵的文化承担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的痛苦历程和反思,自觉地祛除政治意识形态化,回归专业和学院研究,传承传统文化,彰显了文艺学的伦理维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些是三十年中国文艺学可贵的学术遗产和可资借鉴的思维取向。下面,以三十年文艺学的典型命题为例分析其文化症候。
第一,是文论创造性的缺失。九十年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是文论失语症。失语症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三十年乃至现代性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力输入西方思潮之后,并没有实现自身的理论创造,没有创造出能够与中国传统文论媲美的新的文论,这一论断引起了文艺学界极大的共鸣。失语症的论断是在输入西方理论之后中国学界的清醒意识,表达了文艺学界对于三十年来西方理论轰炸的厌倦,指出了中国文艺学生产力低下这一事实。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文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并不仅仅在于文论家自身,更有赖于中国当代伟大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独具形态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变革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获得。
文论失语症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相关。比如文艺学在90年代初期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以后又引进英国文化研究、费斯克、葛兰西等人解释大众文化,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本有的特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张大众接受的主动性和革命性,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权威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也鼓励大众文化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和大众的化,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八十年代大众文化对于一元化的权威意识形态的解构,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在中国非常特殊。一方面,中国大众文化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受到资本控制的市场化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因其附载着传统伦理及其宣泄作用又被中国权威意识形态所认肯,此外,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因其感性投射为底层平民所欢迎。大众文化在中国契合了各方面的需要,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大众文化特有的审美经验和文化意味之上,而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造正是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第二,是学习西方的偏失。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接受者的历史语境、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本土的文化现实等都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变异。比如学界对于韦尔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接受,对于米勒的文学之死命题的理解以及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解读等都没有逃过理论旅行和文化过滤的命运。应该说,我们学习西方并不够,学习其真精神更有待时日。
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激进理论,但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圈缺乏自律性和独立性外,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传统有关,而批判理性精神是学术创新的根本。中国后殖民批评与英语学界的后殖民理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而是以大众文化如第三世界文学、电影批评等为操作文本,是因为在中国,大众文化是中华崛起之梦的最好范本。因此,大众文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阐释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成为大众、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百年梦想,中华性于是成为知识分子呼唤的文化理想,民族主义是其基本内涵。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投合了官方和民间的需要,但失落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并掩盖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分层和矛盾,而致力于分析本土的文化分层并为边缘文化发声提供道义支撑是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精神。可见,中国当代接受西方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理论移植变成了文化过滤。
第三,是文化语境的钳制。新世纪以来最具典型性的文论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扩张。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兴起的原由:一是文化研究契合了中国当代审美泛化和文学性扩张的文化现实;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突破了前此纯文本化审美化的弊病,使得文学研究走出学院的封闭性成为可能;三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凸现了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艺学特有的现实关切;四是文化研究容纳了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资源。在赛义德之后,超越性的文学审美难以存在。赛义德的卓越分析表明,非功利的文学隐含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话语主导着文学审美。因此,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仅分析文学的审美层面显得狭隘;五是借助文化研究,中国文艺学接轨于当代西方的学术主潮。文化研究扩展了文艺学边界,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其打通学科分界的企图符合去除现代学科分割弊端的世界大潮。基于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文艺学新的思维转型和范式变革,但中国文化研究缺乏的仍然是现实的批判精神。中国文化研究局限于无关痛痒的大众文化文本评说,而不是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分层、资源分配、社会正义、政治结构、利益格局等根本 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的钳制。
在市场经济和后现代思潮之后,启蒙精神和道德理性显得单薄乏力,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自身存在的方式,成为社会的解释者,放弃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干预精神。这一方面是思想文化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奈处境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并没有实现,虽然生产力作为标志之一是提高了,但民主制度和环境指标却远没有达到。在大众不需要启蒙而沉迷于消费的今天,在权威话语仍未消解的今天,知识分子无奈而自觉地退出启蒙角色,不再干预现实,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批评失却西方批判理论的政治性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再也不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而是以反本质主义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回归文学理论的纯粹知识本身,文艺学与思想文化政治的关联被切断,这是文艺学社会承担意识的退化,是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自我放逐。
在当代中国,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方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们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批判精神与市场和权威天然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官方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构造和文化象征资本,而知识分子是次阶级,他们要求把文化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这就需要市场和官方的支持。当前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命题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有关,而在官方主办的各种文化寻根活动中都不乏知识分子身影,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崛起所需要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官方需要大众文化以释放和安抚大众对于社会分层的不满,也需要大众文化鼓吹伦理和睦和文化崛起的巨型梦想,但又对大众文所蕴藏的反叛和革命倾向心存不安,因此把大众文化放置在一定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大众需要大众文化释放感性需要,需要大众文化承诺虚假的民力。大众文化也借助经济力量渗透入知识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英雄成为大学客座教授,大学教授借助传媒比如“百家讲坛”把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撇开三方的关系,事实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在两面作战,即对权势说真话,对大众说真相,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对权势保持警惕,以构造现代性文化的多元和谐,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宰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不懈地批判,以伸张和保持人文理性对于社会的前瞻性和制衡性。
三、三十年文艺学的缺失与经验
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威意识形态,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与西方知识和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现实的纠缠极其复杂。他们随着处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思维模式,谨慎处理与各种力量的关系,寻找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处身方式,这些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三十年文艺学可以返正-开放-深化的三段论总结: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八十年代初,随着现代性学术范式的确立,西方思潮被大量引入,但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现代性真正实现于物质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中国文艺学发现自己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师者角色不再,于是退守书斋和专业本位,并以人文精神坚守其批判的精英立场。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挤压下,知识分子转换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但在文化研究、性别批评、生态美学中,知识分子又以干预的立场切入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表现了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
三十年是中/西、传统/现代冲突和融合最为激烈的时刻,是文艺学各种论题轮番上阵,思潮迭起的时刻,但放眼世界,相比中国传统,三十年文艺学缺乏创新的思想观点,没有提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理论,没有提出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文艺思想。与所有文化转型时期一样,当代文艺学各种理论的纷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论积淀。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学术生产力这么低下呢?为什么当代文艺学没有创造出与古代文论能够媲美的新体系呢?这就要谈到三十年文艺学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一旦探讨某一学科的整体必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文艺学知识理论的创新也必然不能在本学科之内解决。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创造与伟大的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哲学美学的创新,与学术生态圈的良性运作,与人文知识分子自由创造精神的获得息息相关,而这些外部条件在中国还需相当的时间方可成就,文艺学的创新因此就必经相当的磨难。当代消费主义语境也阻碍了知识分子的创新。中国追求现代性已走过百年历程,但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始于近30年。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陷入现代化的震惊性体验中,因各种原因不再关心政治权利而把精力和兴趣集中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上。文艺学知识分子沉浸在大众文化的狂欢和消费主义的迷醉中,理性思维和距离感的缺乏导致学术生产力的低下。另外,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经济与学术的纠缠等也制约着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创造。
2、参见 洪毅然《美学论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 《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页，第316-317页。
4、 《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45页，第22-23页。
5、参见马奇《艺术哲学论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7页。
6、参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275-276、114页。
7、参见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0页。
8、参见《文史哲》（J）（济南）1986年第一期，第48——49页。
9、参见高尔泰《论美》（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0、参见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1、参见《美学的对象与范围》一文，见《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参见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导论部分）。
13、参见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出版社1988年版（绪论部分）。
14、参见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页。
15、参见《学术月刊》（J）（上海）1992年第11期潘知常的《建构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一文。
16、关于“审美文化”的含义，学界分歧极大。但有可能成为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17、参见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18、参见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页。
19、蔡仪《初探》见《美学论丛》第三期（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0、吕荧《美学书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21、高尔泰《论美》（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第34——36页。
22、《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2页。
23、《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368页。
24、参见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98、164页
25、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403页
26、关于蔡仪美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十分复杂，关涉到对美学研究的深化。如果从科学主义思潮方面来考察中国当代美学，蔡仪美学的地位是十分高的，但遗憾的是这方面工作还未展开。整个美学研究目前还仅囿于人文（人本）方面。
27、实践美学作为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的流派，并不是一个有着严格意义的团体或学派，而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本文中的运用有的是宽泛的或全指的，也有的是特指李泽厚的实践美学。遭到责难的，矛盾重重的，则是后者。
31、尤其是《美学四讲》（M）（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中有关文章。
32、参见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 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籽菀濉烦墒橛谠⒆谥林稳辏?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着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窃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模衔尉冈瓯镜男∽肿⒉⒎亲髡弑救耸直剩白髯⑹备檬橐蚜鞔暇貌⒌玫酵瞥纭保白髯⒄卟坏皇亲髡弑救耍膊皇亲髡咄贝娜恕!闭胖竞显凇逗贝笱аПā?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着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着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 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AB、CD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AB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CD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AB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CD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CD系统分出的C1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D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AB系统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1)“正统”说;(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3)“忠义”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
(2)“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4)“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5)“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7)“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8)“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9)“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0)“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1)“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 :《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拍睢薄K健凹吐壑械闹魈狻保熬褪茄芯空咄ü髌返男蜗筇逑岛 凸适虑榻谡莆盏淖髌返闹行乃枷搿!保ā督⒓吐壑械闹魈飧拍睢罚亍睹髑逍∷笛芯俊返冢导泄牧霭婀?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1.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1)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2)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着《〈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4)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5)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着《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1)《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2)《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3)《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 、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亦见其所着《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4)《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4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5)《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3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1)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霍雨佳在其专着《〈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1)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2)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 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自修反思课题实验使全组教师能积极自主学习、自觉更新教学理念。教师教学中的“对话者”、“组织者”、“促进者”的角色意识强化了，语文教师教学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课题实验极大地促进了我校语文教师教学理论水平、业务素质、教研教改能力的提高，促使我校年轻语文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我校语文教学一支鲜活的队伍。
新教材的实施与课题研究的巧妙结合，使我校语文教学呈现出勃勃生机，人才倍出。县课改专家组成员、校教务主任王功政先后为全县语文教师上了《老王》、《荷叶-母亲》等示范课，多次参加课改协作区会议及全县优质课、说课并进行评课, 被评为县“自修-反思课题实验先进个人、初中语文课题研究优秀实验教师。论文《教学设计-反思》获全国“四项全能”竞赛一等奖，《对误读〈背影〉的思考》、《本色语文课堂的细节艺术》分别杂在《语文教学与研究》XX年年第1期和2010年第3期发表，《新课程背景下说课说什么》获全国说课论文二等奖，《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实践探微》获市论文评比一等奖，《〈老王〉教学设计》、《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研究》获县三优论文评比一等奖，《爱，创造美好的境界》获市论文评比三等奖。县课改专家组成员王翠芳老师获众多殊荣：XX年3月，被茅坪镇评为第一届初中语文骨干教师； XX年5月，被秭归县文联授予优秀作文指导教师；XX年2月，被九里中学评为优秀语文教研组长；XX年1月，被宜昌室教研中心评为中学语文优秀教师； XX年年2月，被茅坪中学评为优秀班主任；XX年1月，被县教育局聘为县语文课改专家组成员；被信息中心评为初中语文课题研究优秀实验教师。其教研教改硕果累累：XX年12月，《孤独之旅》获市说课三等奖；XX年3月，《综合性学习中的主体张扬》市双优评比一等奖；XX年9月，《农村中学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获市初中校本教研论文评比一等奖；XX年12月，《语文教学中创新教育的几点做法》获四优论文评比一等奖；XX年4月，《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几点体会》发表于《宜昌教研》；XX年1月，《走进屈原——综合性学习案例》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XX年年4月，《孤独之旅》说课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语文教研组长郑家芹老师撰写的《教师成长与发展报告册》被评为优秀报告册，XX年参加县“走进新课程”语文优质课竞赛《绿色蝈蝈》获得二等奖， XX年10月辅导的学生作文在省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第三届“童之趣”杯大赛征文活动中获二等奖；XX年 年8月撰写的《〈罗布泊，消逝的仙湖〉说课稿》获全国说课一等奖；XX年 年11月《〈罗布泊，消逝的仙湖〉在部级刊物《文学教育》发表；XX年年9月在全市第七届中小学师生电脑作品大赛课例《罗布泊，消逝的仙湖》被评为二等奖，并被推荐到省电教馆参加决赛获一等奖；2010年1月撰写的《积累成语，读写添翼》在湖北教育第一期发表；2010年8月撰写的《按〈课标〉要求指导学生作文，培养能力》获市级论文二等奖；XX-2010年担任语文教研组长三年被学校评为优秀语文教研组长。在我校语文课题组承担的教育部中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新课程培训专项”研究《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策略研究》课题中及宜昌市教育科学规划办“语文交际场教学理论研究与实验”课题实验研究中，承担了课题的资料整理、结题报告的撰写、总结验收等主要工作，都顺利通过了验收结题，被县教科研信息中心评为初中语文课题研究优秀实验教师。陈英老师参加县优质课竞赛《俗世奇人》获二等奖；撰写的《教师成长与发展报告册》被评为优秀报告册；参加县优质课竞赛《俗世奇人》获二等奖；在送教下乡活动中《我的叔叔于勒》被评为示范课；《〈桃花源记〉教学设计》获县三优论文评比三等奖；《〈我的叔叔于勒〉教学设计》获县三优论文评比二等奖、校一等奖。向春江老师XX年年9月在全市第七届中小学师生电脑作品大赛课例《春酒》被评为二等奖，获省一等奖；参加全县说课竞赛《紫藤罗瀑布》获县优胜奖；《〈杨修之死〉教学设计》获县三优论文评比二等奖、校一等奖。赵应菊老师参加全县说课竞赛《罗布泊，消逝的仙湖》获县一等奖；XX年 年8月撰写的《〈罗布泊，消逝的仙湖〉说课稿》获全国说课一等奖；《〈我的叔叔于勒〉教学设计》在县教学研究发表；论文《课堂提问也是艺术》〉获县三优论文评比二等奖。宋华兰老师参加县优质课竞赛《吆喝》获一等奖；说课稿《让世界充满爱》获全国说课二等奖；《〈孤独之旅〉课堂实录》、《实践语文个性化阅读浅探》在县教学研究发表。王诚老师参加县优质课竞赛《斑羚飞渡》获三等奖；论文《念不完的无字天书》获市论文评比一等奖；论文《记叙文教学改进之我见》、《语文综合性学习浅谈》、《教育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分别获县论文评比二等、三等奖。梅云铜老师在语文中考复习备考会上的《雨说》被认定为县级示范课；论文《一张凭证的启示》、《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之我见》都在《新教育参考》发表；论文《一张欠条的魅力》获市论文评比一等奖；论文〈《雨说》教学设计〉获县论文评比二等奖；中考语文模拟试题获县评比三等奖。另我校多位语文老师写了多篇教学案例、论文在县教育网上发表。
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自身的语文素养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2、同伴互助活动开展不多，通过与其他教师研讨交流来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的“对话反思法”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3、专家引领不够。
到英国留学念本科的同学一般是照系上所开的课程按部就班上课。在苏格兰，本科需念四年，英国其它地区需念三年(但有建教实习课程者，仍需四年)。一年级末有资格考，通过才可升二年级，三年级未有毕业考，通过则可获得学士学位。
2.硕士
英国硕士课程分为Taught Course(授课式的硕士课程)及ResearchCourse(研究式的硕士)，学生多半选择Taught Course。授课式的硕士课程，每学期系上开课，由教授讲课，课上小组讨论的机会很多。学季内要交作业(Course work)与专题报告(essay)，年末要学科考试。每年大约十月初或九月底开学，隔年五六月会有学科考试，九月要交硕士论文。
一年三学季里，第一、二学季开课较多，第三学季较少。硕士课程非常紧凑，由于时间较短，每周上课的主题较大。教授会有指定的参考书单，但是单是一周的主题所列出的清单就常在五至三十本书之间。一门课一般是一周二或三小时，比起一般念两年或三年的硕士，英国这种一年的硕士课程负担非常重。
每年研读结束时的期末学科考试，对非英语系国家学生是一大挑战。在短短两小时内要回答3－5题申论题。期末学科考试的科目有时候可以是自己事先选定的。教学式硕士课程须缴交大约一万到两万字之间不等的论文。论文需要指导老师和一位校内同领域老师审核通过，并送到校外让另一位同领域老师也通过才可以。口试则依各科系老师要求而定。
英国还有一种以写研究论文取得的硕士(Master bV Research，也叫.M.Phil－Master of PhiIosophy)，需要一年到两年时间，须写报告及缴交四万字论文。没有学科考试，上课也不硬性规定。比起上课式的硕士，此种学位报告及论文所占的份量很重，类似小型的英国博士课程，有意继续深造博士学位者，此种课程也可以是英国留学生进修博士的第一年。
另外，许多同学可能在念了某领域的学士(例如应用外文系毕业)，到英国留学时则跨领域改念其它领域的硕士(例如行销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会要求先念一个研究文凭课程(Postgraduate Diploma)，为期一年，以充实此领域的学术基础。最后若通过考试，就会授予研究文凭，并接受继续念硕士班。
石仲泉:我一直称他为老龚,这是几十年的习惯叫法。他的学术经历比较独特,也富有传奇性。他虽然以理论大家和党史大家著称,但却非“科班”出身。他在1948年上清华大学是学习化学的,1952年调到中央宣传部参加工作后却开始了他的非专业的学术研究生涯。这年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时才22岁。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宣传之旅。长达55年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主要徜徉在这样四个领域:
一是自然辩证法和党的科技政策方面。他在“”前的工作达14年之久,其学术研究主要在这方面。他写的10多篇系列论文汇集成《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于1961年出版,是国内第一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文集,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次年,他32岁,与于光远一起作为导师在北大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同年,在译校介绍苏联纠正批判控制论的错误的文章时,与其他同志一起,将Cybernetics一词由此前译为的“大脑机械论”改定为“控制论”,使这个专门名词的汉译规范化,是一个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他继续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和党的科技政策,并批判伪科学和宣传无神论,因而不仅是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开拓者之一。
二是党的文献编研方面。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其此前编辑《选集》的单位工作13年,1993年还参与主持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这样,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毛、周、刘、邓等领导人的重要文集的编辑。他主持文献编辑有两个突出特点:(一)十分重视文献的考证,重要的思想、观点和看法的渊源关系,重要历史事件的原委经过等,是党史文献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二)将文献编辑和文献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编辑文献是研究文献的基础。他主张在编完一部文献后写些研究编辑文献的文章,既消化、梳理和提升编辑文献时的一些想法,又锻炼编辑人员的写作能力和提高其研究水平,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编辑水平。一些年轻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指导下成长的。他的长达十四五年的编辑文献经历也为他个人在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石。
三是党的历史研究方面。他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之前,就参加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撰写。1995年6月兼任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后,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现称第二卷)的撰写工作。1999年3月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后,他的研究和写作主要在党史方面。他写的大量党史研究文章,收集在生前出版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下册、《党史札记》和《党史札记二集》中;逝世后,整理他的文稿又编辑出版了《党史札记末编》和《龚育之党史论集》等著作。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观点,除后面对此的专门论述外,还有关于哲学思想的定义;关于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的思想;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思想;关于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决议的基础上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要有所前进的思想;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的解读;关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的思想等。(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张还原历史、直面历史、鸟瞰历史和感悟历史,强调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的统一,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与时俱进、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不断深化对历史认识的统一。(三)对亲历的一些党史重要事件,给予了一个“龚育之说法”。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与中央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的报告的起草,与从到的历代中央领导有“零距离”接触,经历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半个多世纪的一些是是非非,因而他以亲历者写的回忆挖掘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材料,为党史研究走向深入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四是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他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达半个多世纪,除提出后面将讲到的许多理论建树外,还形成了特有的理论风格。他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追求科学和革命相统一的奋斗目标,再加上才华出众,博学多识,执着真理,“学贯两科”,因而他的理论著述非常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协调和谐,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他做学问也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潜心学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努力对许多问题作坚苦精深的把握,站在学术前沿,提出新论新识。(二)叙事明理、由史及论,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文风细腻、表述准确。叙事能将原委细节娓娓道来,论理能以多视角和如数家珍的文献讲出一般人难以讲出的道理。(三)坚守真理性认识的理论风骨,保持重要学术观点的一贯性、连续性、坚定性,即使在处于不那么顺达的情况下,也义无反顾地执著坚守。他不断创新,但不赶时髦;努力攀登探求真理的高峰,但不跟“假、大、空”之风;坚决服从真理、尊重领导,但不屈从没有科学权威和组织权威的长官个人意志。因而,他的文章含有科学的慑服力和厚重感,具有品玩良多的信息量和可读性。他对党的理论的阐发,能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记者:作为党的理论家,龚育之在党的理论方面提出了哪些有影响的重要观点?
石仲泉: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理论观点非常有影响。
其一,关于一面“旗帜”的论断。高举旗帜,这是常用的政治语汇。但旗帜是什么,以什么权威的说法来支撑,并为公众所认同,这是不少理论工作者在琢磨的问题。1990年10月,第五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我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几个同志与老龚一起赴会。他在听了两天会后,19日作《再谈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发言,开门见山地引用青年的话:“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与会者顿感思想豁然开朗。他介绍那时的说,参加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都在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苦难命运。在致罗章龙的信中提出:我们除了刻苦励志之外,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们学会要将感情的结合变为主义的结合。龚育之发挥道:旗帜树起来,就可以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人,引导人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当年,中国革命先驱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结果,被称为思想,从党的七大开始,也写到我们队伍的旗帜上。“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旗帜?当然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仍然是我们树起的旗帜。”(《龚育之文存》上卷,第424页)大家都赞同龚的说法。此后不久,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成为宣传媒体广泛引用的名句。1993年11月,在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的讲话中引用的这个话后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45页)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论述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明确大会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七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新的概括之后,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战略任务。
其二,关于20世纪的“三个历史伟人”的论断。1993年12月,为纪念诞辰100周年,老龚向《经济日报》记者发表了《从到邓小平》的谈话,还为等单位举办的“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提交了《邓小平论》的学术论文。在这两篇文稿中,都讲了20世纪的中华民族有“三个历史伟人”。他说:20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纪念历史伟人,不仅要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推进他们的思想和事业。老龚的这个观点不仅博得党史界和理论界的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且深受广大群众和干部、包括海外侨胞的欢迎。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党的十五大报告,肯定这个观点,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邓小平。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从2004年夏天起,老龚同我一起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属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专著已结项出版,获得许多专家好评。尽管老龚没有看到课题的最终成果,但它凝聚了老龚的智慧和心血。没有他对课题性质的把握和提纲的敲定,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得这么完好。在研讨中,他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首次概括为“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方面,作为完整理念推出。老龚在2005年1月课题组会议上提出: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较多,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现在,时代主题发生很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老龚强调“当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一个重要丰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讲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对“当代化”思想的延伸。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动态性表述,解决了三个“30年”只发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在总体上是同质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采用党史分法,即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三个时期,简单地说三个“30年”。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却只有两次。这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表述发生不小困难。第一个“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明确的。第三个“30年”(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没有疑问。关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即第二个“30年”如何表述。在讨论中,老龚提出可否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后,大家茅塞顿开。这个观点见诸报端,赢得许多学者首肯。
三是“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2006年5月上旬课题组在怀柔雁栖湖讨论稿子时,老龚讲了这个观点。在6月中旬北京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幕式上,他更加明确指出:有三个东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三大创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三大理论创新之前,还有“三大拨乱反正”,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样讲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在学界没有过。
四是创新与“异端”。老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阐述了“异端”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他说:针对着过去被认为是正确而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东西。而许多创新的东西最初往往被视为“异端”。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恰恰被认为是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里创造出来的。还说:上述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在过去的“左”倾观点或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看来都被视为“异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发展的东西。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论述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上。这个观点不仅对我们的课题研究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在学界同样反响强烈。
记者:以上是龚育之在理论方面提出的一些重大观点,作为党史研究大家,他在党史研究领域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哪些呢?
石仲泉:贡献很多,这里我重点谈两点。
一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判断。这是老龚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两章中提出的创见。随后他在主持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时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要将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统一起来,“两个发展趋向”有助于说明建国后29年曲曲折折的发展历史。他说:这个思想“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这是这段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要如实地写出‘两个发展趋向’相互间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有复杂交错,不是简单地黑白分明,则是共同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卷,第431页,第437―438页。)
“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核心是对具体问题逐一进行具体分析,努力科学地说明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情况,将两者剥离开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明。也正因为晚年的错误思想与正确思想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了在否定他的晚年错误的同时对其正确的思想加以实事求是的肯定,故要强调“两个发展趋向”和思想矛盾的两个侧面,以期不要损害的形象。所以,只要理智地而不是情绪化地对待“两个发展趋向”论,是绝对得不出上述看法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是目前解释党的曲折发展历程的比较好的方法。它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二是关于党史“中卷稿”分为“五编”的构想。老龚在正式就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以前,从1995年初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讨论。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从原来设想的写成一本“下卷”,改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分期写成“中卷”和“下卷”两本,先集中力量写“中卷”,是他向胡绳建议的。是年6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后,负责主持“中卷稿”编写工作。他提出,“中卷稿”可分为“五编”。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全国的实施”(1949年10月―1952年12月);第二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1953年1月―1956年9月);第三编“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探索中的两种发展趋向”(1956年9月―1966年5月);第四编“‘’的内乱和对‘’的各种形式的抗争”(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五编“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1999年3月老龚不再担任领导,根据中央主管领导指示,将胡绳审定过的“中卷稿”,分送党的高层领导和部分专家征求意见后,我们对有的编目文字作了调整,对部分内容作了某些修改,但主体和基调没变。“中卷”名称改成“第二卷”,延续至今。
关键词 田汉 文学理论 问题意识 学科建制史
作为现代性的学科知识的专门生产，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西方学科体制的东渐。一本文学理论教材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考方式和文学研究模式"在新世纪初重新书写文学理论时，回眸文学理论建制之初人们的文学思想及其书写模式，对于推进今天的文学理论教学、文学思想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教材的重构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选取了20世纪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田汉的《文学概论》作为剖析的蓝本，分析八十年前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并发掘其当代意义。
一
问题意识构成了文学理论的整体布局和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从作者所拟定的文学理论论题显现出来。田本《文学概论》篇幅较小，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为文学的本质，下编为社会的现象之文学。上编为五章，分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的要素，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形式。下编分析文学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联，分为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时代，与国民性，与道德的关系。
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思想细节直接来源于日本人木间久雄的《文学概论》。木间本《文学概论》中译本1925年由章锡琛翻译出版"此后作者加以修订，增加了第三编文学各论和第四编文学批评论，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版译本"对照田本和木间本《文学概论》目录，发现除了把木间本第一编第三章“美的情绪及想象”改为“文学的要素”外，田本的目录与木间本的第一、第二编完全相同"田本初版于1927年，可见，田汉借用的是木间的初版。田本的文学理论问题框架影响了当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的一系列文学概论教材，如1930年出版的陈穆如著《文学理论》!1931年出版的曹百川著《文学概论》!1932年出版的赵景深编写的《文学概论》!193《年出版的陈君冶的《新文学概论讲话》，这些《文学概论》在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上与田著基本相同。木间本和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观点又来自英国人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1924年出版中译本)，比如前者的文学的普遍性!个性!悠久性三大特性以及文学的情感!想象!思想和形式四要素都来自温本"由此可看出一条文化脉胳。
分析田本的问题意识，可以看出，作者把眼光投向文学本身和文学的社会关联，还没有形成文学活动的整体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问题还没有进入论题，文学内部的细节如文本、文类、修辞、流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分析，文学与媒介、文学与消费、文学与性别等新问题更没有出现。因此，可以认定，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问题意识比较粗浅的表现，文学理论问题域的复杂性还没有展开。比如文学的要素，作者认为是美的情绪、想象和思想。本书显得简略粗糙，这三大要素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切艺术审美活动的共同特征。另外，作者拟定的有些问题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比如文学与时代这一问题现在的文学理论不再谈论，原因是长期以来，文艺社会学模式占据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文学与时代的问题转入文学与经济，与政治，与宗教，与哲学等文艺社会学研究中。应该说，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仍然在研究，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再如文学与国民性显然是时代性的理论命题。国民性的提出与19世纪科学文学观有关，也是中西文化冲突时期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作者引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言论予以论证，正表明了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性。
面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问题域，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文学理论应该研究哪些问题？文学理论的问题是永恒的还是变化的？今天的文学理论问题意识应如何表达？综观百年学科历程，1949年以前的文学理论处于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还未定型，此后很长时期文学理论为政治所干扰，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才走上了常规的知识增长和学术演进之路。这里，我们选取两本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教材看文学理论问题意识的进展。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代表了新时期思想重新开放后的文艺学研究成果。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表现了新世纪对于文学理论思维模式的探索。以童本为例。第一编导论，讲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要旨。第二编文学活动，第三编文学创造，第四编文学作品，第五编文学消费与接受。可见，作者拟定的问题是从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出发，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维度展开文学活动的流程，这种叙述模式表明中国文艺学界开始从注经式研究转换到文学活动本身，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开始形成。再看南帆本文学理论。共四编：第一编文学的构成，讲文学的再现、文学话语、作家、文本、文类、叙事话语、抒情话语、修辞、传播媒介，为文学本体研究，作者力图论及文学的各个层面，是对文学文本的静态分析;第二编历史与理论，讲中西文学历史形态;第三编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与其他思想文化的关联;第四编，批评与阐释，是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结合西方新近的美学思潮谈文学接受和批评问题。可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逻辑几乎都进入文学的理论视野。
从比较对照视角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是变化的，人们对文学现象的思考是越来越深入细致了。但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所有问题的根基就是文学本身，所有问题都应围绕文学这一现象展开，应致力于阐释文学这一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不论问题意识是复杂还是简单，文学理论须把握四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三是文学本身，四是文学关联。第一，今天的文学思考应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第二，文学理论的生长点是文学的新现象，文学理论必须面对当代的文学现实;第三，文学理论必须揭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第四，文学是社会现象，应把文学放在社会系统去考察。把握这四点，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就可明了，但这四方面只是骨架，其具体阐释空间是无限的。
二
田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先拟定问题，然后主要以西方文献展开论述。细看文本，整体来说，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作者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解决比较粗浅。整个上编就是谈文学的特性和要素两个问题。第三章作者把文学特性界定为悠久性（permanence）、个性（inpidual）和普遍性（universality），悠久性是指文学的超时代超民族性，文学的个性来自作家本人，普遍性指的是文学情感的恒久性，三种特性的根基是情感，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表达作家的情感，这一观点来自西方古典文学思想，如康德、浪漫主义和托尔斯泰等。第四章文学要素论述了情绪、想象和思想，第六章文学与形式接着论述文学的要素。作者对文学特性和文学要素的揭示之所以显得粗浅，是因为这揭示是一切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它们只说明了文学的艺术性，而文学的语言性并没有被揭示。这也与作者所援引的思想材料有关，作者引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爱迪生的想象理论，还大量引用当代美学家鲍桑葵、桑塔耶那等人的思想来解释文学现象，但这些思想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美学层面而没有深入具体的文学问题。可见，文学理论的自觉意识还没有明确。第五章详论文学个性。作者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感的呈现，作家本人的情感风格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个性和差异，对作品的欣赏就是回到作家本身，回到作家写作时的情感体验。这就是传统传记批评和早期解释学的基本主张，是作家本体而非文本本体或读者本体。大体而言，对于文学理论的每一个问题，作者引用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予以阐述，而没有揭示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草创时期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
但草创时期的探索性也给文学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比如，本书对于文学的普遍性、个体性、共通性的规定就很有价值，在后来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那里，这一问题反而被遮蔽了。再如文学的社会功能，作者认为是使“生活深刻化，生活意识更坚强，感到社会的幸福”，这一看似不精确的诗意化的文学社会功能的表述比后来的文艺学教材中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功能更具哲学意味。在文学与形式这一部分，作者论述了文学语言的暧昧性、精确性、文学语言与文体分类、文学语言与情绪和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虽然比较粗浅，但开启了文学的本体研究。在后来很长时间，文艺社会学模式主宰了中国文学研究，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成为文学理论的主题，文学文本被遮蔽，这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的内转，但这种转向仅仅是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语言及其与审美的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田本《文学概论》的基础上接着讲。当然，作者对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作者引用孙中山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保持要靠土语文学即民间文学，而不是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学。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民族性的表达和凝聚要通过民族语言、信仰以及价值观、审美心理等共同体来实现，而民间文学是地域性的，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来说其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转贴于 作者的文学观表现在文学定义、文学要素和文学属性的规定上。回顾历史，人们对于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大都是从某一个侧面对于文学这一复杂现象的解释，这些解释既揭示了文学的某种属性也遮蔽了文学的其他层面，对于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来说，这些阐释的效力是有限的。对于文学的本质规定是文学理论知识范式和权力机制妥协的产物，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定义一方面坚持经典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对于政治化的学术遮蔽了文学审美属性的反拨。王一川《文学理论》倡导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但仍然提出了本质性的文学定义，即文学是感兴修辞，这一定义既突出了文学文本和文学语言，又尝试性地转换了中国古典文论。虽然受限于思维方式和文化政治，但回顾中国百年文艺学主题史，仍然可以发现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是在逐渐深化，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被一步步揭示。
三
文学观念建立在对前人文学思想扬弃的基础上，同时，前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作者思维的边界，从思想资源可以看出作者立论的合理性以及问题解决的限度。田本以中西文学思想为我所用，除了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外，作者还引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克鲁鲍特金，时人周作人、郭沫若、蔡元培等人以及中国古典如诗经集传序的文学思想文献。思想资源的多元性有利于揭示每一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文学起源，作者主要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依据，同时也参照了中国毛诗序的论述，客观地介绍了文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没有武断地取某一学说为真理。在艺术起源这一问题上，迄今的学说均因艺术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资料的缺乏而只能称为假说，但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作为唯一的真理主宰了中国文艺学界长达半个世纪，根本原因就是学术政治化所导致的思想资源的单一化。作者所引用的许多西方文献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也就是说，中国文艺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在思想来源上重新接续了田本《文学概论》。另一方面，本书的主要思想来自西方，这是引进西方现代学科范式创建中国现代学科时期的必然现象，中国思想在学科建设中的位置问题还没有得以解决。
从思想资源这一角度看，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可分为三阶段。一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是文学理论的探索时期，思想来源要么偏于西方，要么偏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和理论指向还没有明确，这从当时种类繁多差异甚大的文学理论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二是30年代后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登上文艺学舞台到改革开放前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编撰史，是文学理论的定型期，其表现是思想来源单一的注经式著述方式，文学理论与社会结构一道走向封闭。文学研究者不是根据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而是从经典出发构造文学理论，其结果是经典被非历史化，理论因被定型化而缺乏生命力。三是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全球语境中文学理论的重新撰写，是文学理论的开放期。民族文化的现代演化，西方理论的吸收与转化，文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赋予文学理论以新的面貌。
今天，文学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四大块：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论传统;三是西方古代直到后现代的文学理论;四是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重新建构想象性文化共同体时所依赖的重要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经过政治主流化已成为中国文化新传统，其民主精神、变革精神和批判精神应为新文化所吸收。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是西方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我们正走在现代性的路途中，西方文化是一个镜像性的他者、中国百年现代性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产物，正是基于中国传统，中国现代性才有自己的特征，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化。继承以上四方面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对新的文学现象给以新的阐释，是文艺学的重要课题。从思想资源角度看，田本主要介绍西方当代的文学思想，较少涉及中国文学思想，东方思想更是阙如，导致了其理论空间和阐释视野的局限，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必然特征。但作者以问题为纲，以中西思想阐述文学理论问题，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写作范式，并由此涉及到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问题。
四
写作体例与现行文学理论是教材这一知识形式有关。不同的体例给予文学理论不同的性格风貌和理论主旨，使之或偏于知识性或偏于学术性。田本的写作方式是，先拟定文学理论问题，然后看中西文学思想特别是西方文学思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本书只是客观地介绍中西文学思想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作者没有把中西文学思想加以对照和评论，没有以理论解释新的文学现象，没有提出新的文学思想，没有反映当时文学创造的状况。因此，本书不是体系性的学术著作，更像问题性的知识读本，作者不是从某一哲学体系推演出文艺美学的新观念，也不是从现实的文学现象提炼概括出新的范畴概念。他不生产理论，而只是介绍理论。这是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之一。
综观中外文学理论，其写作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逻辑演绎。黑格尔的《美学》为其代表，即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从一种哲学观点出发推演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和范畴概念，构造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教材的书写均循此例，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典型。二是经验归纳。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作者从文学现实出发提炼概括出文学理论的新命题。新近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学理论》为此例。三是先拟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然后以文学思想文献阐述这些问题。作者只是客观地介绍前人的文学思想，并不提供新的文学主张。田本《文学概论》即如此，新近出版的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均为此例。
从课堂教学和学术推进的角度看，三种写作方式各有优缺点。第一种的优点是，哲学思想奠定了文学思考的理论根基，新的哲学视野能够推进对于文学的新认识，这在西方特别是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但这种体例也有缺点。一种哲学逻辑起点的选取往往就决定了这种思想的逻辑行程，这就在提供一种理论视角的同时遮蔽了其他的思维空间，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就是深刻性与偏执性并存，作者往往以自己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评判文学现象裁剪文学史实，并把自己的理论主张普遍化，如蔡仪对于现实主义、韦勒克对于新批评等就是如此。随着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这种体系性的文学理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第二种的优点在于，文学思想的生长点是文学新的现实，新的文学现象是文学新思想的动力源。但这种体例的缺点是，通过经验概括的理论一方面因为缺乏哲学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只顾及有限的文学现象，这就导致了其阐释范围的狭隘，这就是王本《文学理论》只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因。第三种的好处是没有个人的理论偏见，东西方的文学思想都可能被客观地展示，其缺点是因为没有提供新的文学思想而无助于学术推进，但这一缺点是由文学理论是用于课堂教学这一功能决定的，作者对文学的新看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导引性的教材，这种写法还可能因专注于文学理论的介绍而不是联系具体作品进行解说，从而导致写作的理论化和抽象化，这对于文艺学教学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三种分类方式只是大概而论。体系性的文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文学史实的基础上，经验科学性的文学理论因理性抽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导引性的文学理论在取舍之间也可能蕴含作者的文学观。
那么，文学理论如何写？是致力于学术推进提出新说创见，还是客观介绍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理论专题研究或文学理论关键词分析？我认为，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应提倡文学理论写作模式的多样化，第一种体例要着眼于学术，第二种更接近于文学批评，但需理性抽象，第三种应在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思想的全面性上下工夫。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选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设置和解决既关系到作者的文学观!知识结构和写作思路，又关系到文学这一审美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在此也显示了人们文学思维的活跃和多元。
田本的写作体例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田本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学研究界按照经典哲学原则推演出文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的问题域以被构造的经典来组接，中西文学思想服务于经典诠释，其结果是经典的视阈和思想空间限制了文学理论的边界。正是基于对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拨，才产生了新近的文艺学界的反本质主义浪潮，陶本《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本《文学理论》正是这种反拨的产物。
五
从文学理论的百年书写历史来看，田本《文学概论》的意义在于，一是从文学文本本身和社会系统两方面看文学，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其中许多观点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如何思考文学，如何认识文学，如何定义文学都可以在这一问题框架中展开;二是注重文学思想的客观呈现，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写作范式;三是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中西文学思想成为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有效资源。但在百年的学科建制史上，本书只能称为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其探索性在于：一是处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初期，学科范式来自西方，问题结构还不成熟，具体表现为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还没有形成，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比较粗浅，许多问题如文学文本!修辞、文类、读者等还没有进入学术视野，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等重要问题均没有提出;二是文学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西方，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应用还没有提出，文学理论的生产也没有与中西文学现象构成互释;三是大量引用美学家艺术家的言论，文学自身的问题意识还不明确。四是限于时代，文学思想主要来自西方近代，现在看来其阐释效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来都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五个方面执政能力之一。
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实质上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能力。简言之，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就是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提高宣传思想工作水平。
近年来##市宣传思想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成果颇丰，成绩喜人。当前，如何围绕执政能力这个核心，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全市宣传思想工作水平，以提高宣传思想工作水平来体现和促进执政能力建设的加强，这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结合本市近两年来宣传思想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战斗力
理论工作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对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强化理论教育，理论教育务求实效。理论教育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区别对象，分层施教，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多渠道多方式进行。充分发挥党校的阵地作用，分期分批大规模对全市领导干部、中青年后备干部进行了理论轮回培训；创造性推行了“课题研讨”学习方式，抓好中心组对重大理论的集中专题学习；成立了理论宣讲团，集中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宪法进村社宣讲活动，深入镇街部分村社宣讲85场，回答群众提问近400个，接受教育群众近20万人次，形成了互动式交流探讨，零距离解疑释惑的学习氛围；举行了重庆市宣讲团和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尹明善来津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辅导报告以及重庆市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事迹报告会##专场，我市农村致富带头人吴善芝参加了重庆市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事迹报告团；开展了“一路三化”、“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记两个务必”等10多个专题研讨；严格“一票否决制”的理论学习考核制度，组成考核组对全市中心组、1100多名领导干部进行理论学习考核。真正让理论教育入脑入心，理论学习耳熟能详。对全市干部进行彻底的“洗脑”“、换心”。
二是深化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务求深度。既要有基础性研究，又要有应用性研究，特别是概括总结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研究和回答干部群众提出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以研讨会、座谈会、研究会等到形式进行。成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究会，召开了##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成果汇报会；汇编了《市委中心组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成果集》、《市委中心组课题研讨成果集》《专题研讨交流材料》等10部专箸；市领导在重庆市以上媒体上发表理论探讨文章40余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际中创新研究方式，总结新的理论，巩固了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促进了我市学习型社会的打造。
三是拓宽理论宣传，理论宣传务求广度。充分利用《##报》、《##之窗》、新闻网站、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广泛进行理论宣传。注重理论的深刻性、表述的科学性、文风的生动性。开避“中心组学习十二天”、“中心组学习实录”专栏，宣传各镇街理论学习情况；开辟“改革与发展论坛”专栏，刊载各级干部的论文和调研报告；开展“深入贯彻十六大解放思想求发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各级干部撰写理论调研文章近200多篇。理论宣传通俗化、形象化、深入浅出、具有可读性、可视性、可听性。形成了人人学理论、人人懂理论、人人用理论的可喜局面。
二、提高“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凝聚力
新闻工作在思想战线处于重要地位，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政治性强。
一是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打好主动战。市内宣传定向把关，坚持“三贴”，正面宣传为主，刊发1000多篇稿件，增强新闻宣传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引导市内舆论。外宣工作树形象，工作水平上台阶。邀请中央重庆媒体来我市采访达50多次300多人次，在重庆市以上媒体发表宣传##的稿件达6000多条（次），在《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的发稿量居重庆市各区（县、市）前列，97集系列片《拥抱##》完成摄制和播放，反响强烈；宣传工作频繁获大奖，##电视台摄制的《名城##》获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最佳创意奖，施祟伟、张灿彬合写的论文获重庆市移民精神研讨会论文一等奖，施祟伟同志被《重庆日报》评为“十佳通讯员”；打好主动战，抓好典型宣传。多角度多形式推出了龚政、吴善芝、付本钦、刘会胜等可敬可亲可信的先进典型，发挥了这引起典型示范、激励、引导作用。整合市内媒体优势形成合力在《重庆日报》推出《众志成城抗非典》、《##市建设百万城镇大城市》等七个专版，展示了我市新闻宣传工作的气魄和胆识。“民工包机返乡”、“春季房交会”、“四面山旅游”、“##书城建设”、“农民工培训”、“党建设风景区线”等重大活动的宣传都形成一定声势并产生良好影响，“感受重庆——全国电视台易地采访”活动中有五家电视台拍摄了我市中山古镇、楹联文化，并在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播出，在重庆市宣传部组织的“求真务实谋发展、走进区县“大型采访活动中，重庆市各大媒体采访报道了我市工业强市战略和石门镇的“一线工作法”，充分发挥了新闻的引导作用。
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热点。新闻宣传对社会热点不回避，积极参与引导，达到解疑释惑提高认识的目的。
自去年以来，上级新闻工作媒体对我市的舆论监督采访报道达100余起300多人次，如协警员“上路”执法，出租车不正当竟争、明珠津粮酒店食物中毒等重大突发事件认真搞好接待、努力进行沟通、全面进行协调、切实做好舆论引导，维护了##对外良好形象。
三是打造新闻品牌。新闻品牌是本地新闻宣传工作的亮点.近六年来，我市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集中优势打造“记者行动”新闻品牌。深入镇街、学校、企业、广大农村、集中采访报道宣传各行各业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成为我市新闻战线上的拳头。
三、提高“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感召力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源于群众，根其在群众，主体在群众，实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提高城乡文明程度，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潜意默化中对群众进行道德、审美、文化等方面的教育。
一是创新发展农民道德评议活动。国民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农民和农村。针对农村的热点难点，从道德文化等22个方面深入开展。加大对评议员的培训力度，实行动态选聘，在评议中做到“六个结合”。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的发展和农民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创建进行了系列采访报道。
二是延伸《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拓展三大创建活动，创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精神文明建设。着眼于未来，科学规划。把非公有制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注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诚信建设理念，构建企业文化，培训四有员工。
三是创新发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建了“以学校为主体，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三结合网络，在中小学校开展“孝育、孝道、孝行”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在校做“三好学生”，在家做“三孝”子女，在社会做“五好公民”。此活动得到重庆市文明办的肯定，并作为创新工作上办中央文明办。
四、提高“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感染力
群众性文化活动和文艺作品创作的繁荣为人民群众营造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是“四大文化品牌”增辉添彩。农村电影工作与市场接轨，以“影企联姻”、“电影宣传”等活动形式实现农村电影“2131”工程目标，自去年来全市的70支电影队共放映10350场，观众达到25万人次；十里长街花常开十里风景迷人眼，“滨江之夏”年年办年年新，每年一个主题，在“突出思想性、提高艺术性、扩大广泛性”上翻陈出新，力求多层次的文化同台竟技交流汇融，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度；国策文艺宣传深入千家万户，宣传队足迹踏遍全市镇村、企业、学校。并“走出##走进毗邻”作纵伸式发展，先后到四川合江、贵州习水、重庆綦江演出；“三下乡”送政策送文化经常化，变为“常下乡”“、常驻乡”，平均每年开展活动近200多场（条），发放资料80万份，受众达90万人次。四大文化教育品牌力求文化普及和提高相得益彰，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口味，并注重对热点难点进行潜意默化的疏导。
二是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春节团拜会、东和之春、山奇之夜、情系万家、四大片巡回演出、腰鼓比赛、川剧座唱、楹联对接等文化活动此起彼伏，互动城乡。并引导群众文化突出时代性、地域性、大众性。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等陶冶情操，鼓舞斗志，丰富和活跃了城乡文化。
三是文艺作品创作势头强劲。召开了第三届文联代表大会，并完成了各艺术家协会换届选举工作；青年作家欢镜听著长篇小说七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青年书法家林健获全国第12届“群星奖”和“薄公英奖”银奖；编辑出版了《历史不会忘记》通讯文学集，修改了《中共##地方党史大事记》，迎来了##市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高峰。
对宣传系统而言，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五个方面的执政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我们要以此为指导，全面提高宣传思想工作水平。这就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落实和加强，在制度上保证这种能力付诸实际，在行动上使这种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市近两年来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旗，牢牢记住“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历史文化的前进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高唱主旋律打好主动战，在理论武装、舆论导向、文明创建、文化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大胆务实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卓有成效，新闻宣传富有成效，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富于创造。全面做好了宣传思想工作四个方面的内容，自觉切实提高了“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四个方面的能力，使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得到了切实的落实和加强，得到了深刻的检验和考验。过去的工作虽然自觉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定位上不够战略高度，认识上不够理论深度，行动上不够制度力度，工作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