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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年度总结赏析八篇

时间:2023-03-01 16:26:04

大三年度总结

大三年度总结第1篇

毕业以后,我没有选择到一二线城市闯荡,而是毅然决定留在家乡,怀抱着对基层事业的热爱,投身于三支一扶的大学生志愿服务。

很多人并不知道三支一扶志愿者的性质,以为就像临时工一样而已。其实不然,我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投入基层工作,用专业知识来满足基层岗位对此的需要。我不知道这个身份在旁人眼中,是光荣,还是卑微。我也不知道这个身份的身价在他们眼中,如金子,还是如泥。但是却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就选择了它,我选择尊重了它。

三支一扶如同大学生村官,本身就是一种光荣的基层奉献,当你投身于三支一扶基层服务,只要你埋头苦干,你会真正可以得到历练。这是我这半年来在三支一扶岗位工作所得到的切实感受。刚开始,面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基层群体,我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有条理地展开每一项工作。但当我们敢于向前辈学习,结合自己在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把专业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勤于思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在三支一扶无论在做何种工作,一边工作吧,一边不放弃学习,这是对自己最好的时间安排,成功往往来源于此。

说到对三支一扶的建议,对于人才培养方面,我希望有更多一些职业培训,把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投身基层服务。对于往后的就业培养,既然有了基层经验,我认为人才部门对三支一扶志愿者进行定编定制培养,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作为一名“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我始终牢记志愿者的誓词: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愿者精神,传播先进文化,为建设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美好社会而贡献力量。我深深知道,我们的使命是服务于基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在服务生活中,始终牢记自己的这一使命,积极创造条件,为新兴的和谐发展努力着,奉献着自己。也许我们志愿者所从事的岗位是平凡普通的,但我们的青春是火热的,志愿服务的日子里,时时刻刻都以志愿者精神激励自己,生命也因此而丰富多彩。两年来,时刻叮嘱自己,平凡的是普普通通工作岗位,不平凡的是我们这个集体、这个团队,是这样一群激情澎湃的年青人。

大三年度总结第2篇

关键词: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偏离度 比较劳动生产率 就业弹性

一、引言

就业结构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具有自身的演变规律,并与产业结构演进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一方面,产业结构演进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即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合理的就业结构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朝着农业产出为主工业产出为主第三产业产出为主的方向发展,相应的,就业结构也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优势依次转化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就业结构的变化始终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保持着相关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在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演进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到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变化不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虽然就业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稍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但是两者从长期来看还是具有一致性。钱纳里和赛尔奎因运用多国模型分析,得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化在各阶段上具有特殊性,其产业结构转换会优于就业结构转化,但总体趋势与发达国家一致。本文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根据鄞州区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有关统计数据资料,分析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鄞州区有关部门制定就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从1990-2010年,鄞州区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由45.29%下降到4.59%,下降了40.7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由18.70%下降到3.80%,下降了14.9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由43.15%上升到63.60%,上升了20.4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由60.70%上升到62.90%,上升了2.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由11.56%上升到31.81%,上升了20.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由20.60%上升到33.30%,上升了12.70个百分点。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比较明显。

下面分别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指标,进一步分析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研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常用分析工具之一,它反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对称状况或均衡状况。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定义目前尚不统一,有的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与该产业产出比重之差,有的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产出比重与该从业人数比重之差,还有的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产出比重与该从业人数比重之比与1的差。本文将其定义为某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与该产业产出比重之差。根据这一定义,在一般情况下,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产业结构偏离度大于0,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相反,产业结构偏离度小于0,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产业结构偏离度趋近于0,表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完全开放的市场,不存在行业壁垒,则劳动力资源可以通过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最终使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并使得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趋近于0。根据人口普查及其他有关统计数据,鄞州区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计算结果见表2。

近20年来,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呈现以下趋势和特征:一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均呈逐步减小趋势,表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均衡程度均逐步减小。二是2010年第一、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79、0.70,略大于0,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1.49,表明总体来说目前第一、二产业部门为劳动力转出部门,第三产业部门为劳动力转入部门。三是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大于0并呈逐步减小趋势,目前趋近于0,表明劳动力逐步转出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四是劳动力由逐步转入第二产业演变为转出第二产业,并趋近于均衡状态。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在1990年、2000年均小于0,其绝对值呈逐步减小趋势,表明该时期劳动力在逐步转入第二产业,到2010年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大于0并趋近于0,表明目前劳动力在转出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五是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小于0,其绝对值呈逐步减小趋势,但到2010年仍为-1.49%,表明劳动力在逐步转入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目前仍未达到均衡状态,劳动力将继续转入第三产业。

(二)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又被称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一产业产出比重与该产业从业人数比重的比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产出与就业的增长幅度并不一致,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也有所不同。如果某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则该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向该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该产业所占比重上升;相反,如果某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1,则该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该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该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趋近于1,表明产业劳动生产率趋近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根据人口普查及其他有关统计数据,鄞州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结果见表3。

近20年来,鄞州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以下趋势和特征:一是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呈逐步趋近于1,表明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趋近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均衡程度均逐步减小。二是2010年第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1,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表明目前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总体来说,劳动力将从第一、二产业部门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并将导致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三是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小于1并呈逐步增加趋势,到2010年已达到0.8279,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但差距逐步减小,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四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由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演变为略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2000年均大于1,并呈逐步减小趋势,表明该时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但高出幅度逐步减小,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第二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到2010年,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已降低到0.9890,表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已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将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并将导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五是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大于1并呈逐步减小趋势,到2010年已降低到1.0468,表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但高出幅度逐步减小,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并导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

(三)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是指某一产业从业人数增长率与该产业产出增长率的比值,是衡量产业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就业弹性大于0,说明产业增长对就业具有拉动效应;就业弹性小于0,说明产业增长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就业弹性等于0,说明产业增长对就业无效应。就业弹性系数越大,该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强;就业弹性系数越小,该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弱。根据人口普查及其他有关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鄞州区第一、二、三产业就业弹性分别为-0.3118、0.1679、0.2406。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小于0,表明第一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第一产业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从业人数下降0.3118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弹性大于0,表明第二、三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拉动效应,第二、三产业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从业人数分别上升0.1679、0.2406个百分点。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近年来鄞州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比较明显。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均衡程度均逐步减小,目前第一、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趋近于均衡状态,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仍未达到均衡状态。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趋近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目前,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总体来说,劳动力将从第一、二产业部门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并将导致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第一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第二、三产业产出增长对就业具有拉动效应。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上,建议进一步优化第一、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促进第一、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在稳定和提升第一、二产业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参考文献:

大三年度总结第3篇

“十五”时期电力行业结构变动的突出矛盾与问题

“十五”规划提出了优化电力生产结构的构想。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到2005年末期,总发电量要达到17300亿千瓦时,年均增长5.08%,其中火电发电量要达到13142亿千瓦时;水电发电量要达到3558亿千瓦时,增加1158亿千瓦时,年均增长8.38%;核电发电量要达到600亿千瓦时,增加43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29.67%;新能源(主要指风力发电)发电量要达到120万千瓦时。但从计划执行来看,电力生产在总量高速扩张中,过度依赖火电贡献。2005年总发电量达到24624亿千瓦时,年均增速13.5%,完成“十五”计划的142%;火电发电量203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14.03%,完成“十五”计划的154%;水电发电量3615亿千瓦时,年均增长8.47%,完成“十五”计划的101 %;核电发电量645亿千瓦时,年均增长38.5%,完成“十五”计划的107%;新能源发电量330万千瓦时,增速42.5%,完成“十五”计划的275%。可见,三大电源中还是火电生产增长最为迅猛,超“十五”计划程度最高。与此相联系,从2005年发电量贡献率来看,2005年火电占82.4%,水电占14.6%,核电占2.61%,新能源仅占0.1%左右。说明电力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火电发电量的增长实现的,火力发电占绝对主角地位,优化电力生产结构目标并没有实现。“十五”电力新增装机结构优化目标没有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力投资建设过度向火电倾斜。从2005年实际看,火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77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72%,水电、核电与新能源装机容量仅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4%左右,过度向火电投资现象十分明显。

“十一五”至2020年电力行业供需总量展望

需求预测 影响电力需求的因素很多,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变化、电力利用效率的变化、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及其消费结构的变化等等。未来电力需求主要受以下三大因素影响:

从经济增长拉动来看。在国家提出降低GDP能源消耗20%的条件下,预计“十一五”至2020年电力需求弹性系数与电力需求增长速度将逐步下降。预计“十一五”时期,GDP年均增速将由“十五”时期的9.5%降到8.8%,电力需求弹性系数将由1.32降到1.1;“十二五”时期,GDP年均增速降到8.0%,电力需求弹性系数降到0.75;“十三五”时期,GDP年均增速降到7.5%,电力需求弹性系数降到0.5;预计未来十五年GDP年均增速为8.12%,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值为0.8。

从人均用电水平增长来看。我国的人均生活用电量比较小,2005年仅为1866千瓦时。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我国居民人均用电量将逐步提高,预计2010年达到2916千瓦时,2015年达到3790千瓦时,2020年达到4396千瓦时。

从产业结构演变来看。我国正处于重工业化阶段,工业将保持快速发展,特别是高耗电行业将快速发展,使得2006―2020年用电增长趋势仍然继续,这决定了我国“十一五”时期电力消费系数也将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电力消费强度将会逐步降低。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预测了2010―2020年的电力消费需求。(见表2)

装机容量增长预测 在电力供求缺口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十一五”到2020年以电力行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仍将持续下去。围绕建设一个强大、高效、多元、安全、环保、调度灵活的电力系统目标,我们来预测电力装机容量的增长趋势。从电力总需求与电力装机容量的相关关系看,随着电力需求规模的扩张,电力总装机容量规模将呈现持续扩张状态,但是由于电力需求增长速度趋于下降,新增电力装机规模与增长速度也将呈现下降趋势。我们预计,“十一五”期间电力总装机年均增长7.92%,“十二五”期间电力总装机年均增长4.42%―5.42%,“十三五”期间电力总装机年均增长3.46%。

这样,我国电力总装机规模将实现三大跨越。电力装机总规模将从2005年5.08亿千瓦上升到2010年的7.44亿千瓦,2015年的9.24亿千瓦―9.69 亿千瓦,2020年的10.06亿千瓦―11.49亿千瓦(见表3)。

“十一五”至2020年电力行业供给结构展望

按照国家新的能源发展政策,“十一五”电力发展战略是:稳步推进电力装机容量总量扩张的同时,促进电力结构进一步优化。优化电力投入产出结构的基本方针是:“优化煤电发展,优先发展水电,积极推进核电建设,适度发展天然气发电,大力鼓励新能源发电”,使电力装机结构更加多元化。

总之,“十一五”到2020年,电力供给力争能达到如下理想目标:争取到2010年使火电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重由2005年的74%降到69.7%,使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等清洁电力的比重由25.4%上升到30.3%;争取到2015年使火电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重降到67.5%,使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等清洁电力的比重上升到32.5%;争取到2020年使火电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重降到64.0%,使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等清洁电力的比重上升到36.0%。

“十一五”至2020年电网发展展望

按照国家能源长远发展规划的要求,“十一五”至2020年期间要加快电网发展,扭转电网建设滞后于电力建设的局面,推进西电东送、南北互济及电网互联和受电端网架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发电、输电、配电三大能力配备真正趋于合理,实现电网与电源的协调发展。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预测“十一五”至2020年发输配三大能力的增长。

从发输配三大生产能力增长弹性关系看 发输配三大能力的增长弹性反映了电源与电网之间的适应程度。要预测发输配三大能力的增长,必须明确三者的增长弹性。根据国际经验与发输配三大能力的一般要求,我们预测,未来输电能力与配电能力的增速将明显高于发电能力的增长。“十一五”时期,预计装机总容量年均增速为7.92%,输电线路年均增速为9.61%,变压器容量年均增速为12.65%,发输配的增长弹性为1:1.21:1.60;“十二五”时期,预计装机总容量年均增速为5.42%,输电线路年均增速为6.51%,变压器容量年均增速为7.90%,发输配的增长弹性为1∶1.20∶1.46;“十三五”时期,预计装机总容量年均增速为3.46%,输电线路年均增速为3.86%,变压器容量年均增速为4.45%,发输配的增长弹性为1∶1.12∶1.29。

从发输配三大生产能力增长容量看 发输配三大生产能力的比值,即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输电线路长度(输电线路装机容量)与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变压器容量(变压器容量装机容量),最直接地反映了电源与电网之间的适应程度。从“十一五”至2020年的发展来看,随着发电能力的增长,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输电线路长度与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变压器容量必然提高,否则就意味着电网能力的增长滞后于电源能力的增长。我们预计“十一五”至2020年期间发输配三大能力增长比值将出现如下优化趋势:“十一五”时期,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输电线路长度将会逐年提升,由“十五”时期的年均18.60提升到20.10,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变压器容量也会由“十五”时期的年均3.49提升到4.33;“十二五”时期,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输电线路长度提升到20.67,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变压器容量提升到4.73;“十三五”时期,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输电线路长度提升到20.45,每单位装机所拥有的变压器容量提升到4.80。按照上述思路设计实施结构优化方案,将使每一单位发电能力所拥有的输电能力与配电能力同步或更快增长,从而使发输配三大能力真正达到合理搭配,消除结构失衡偏差。

发输配三大能力增长预测 “十一五”时期,预计电力总装机容量由“十五”时期的5.08亿千瓦增长到7.31亿千瓦,增长46.4%,新增装机容量2.23亿千瓦;输电线路总长度由“十五”时期的94.58万公里增加到149.6万公里,增长58.2%,新增输电线路长度55万公里;变压器总容量将由“十五”时期的17.76亿千伏安,增长到32.22亿千伏安,增长81.4%,新增变压器容量14.46亿千伏安,可见,电网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电源增速,发输配三大能力失调的状况将得到根本缓解。“十二五”时期,预计电力总装机9.69亿千瓦,增长30.3%,新增装机2.24亿千瓦;输电线路总长度200.3万公里,增长33.9%,新增输电线路长度50.6万公里;变压器总容量45.82亿千伏安,增长42.2%,新增变压器容量13.6亿千伏安,可见“十二五”时期,电网的增长速度仍然明显超过电源增速,发输配三大能力的配置得到平衡搭配。“十三五”时期,预计总装机11.4亿千瓦,新增装机1.14亿千瓦,增长18.6%;输电线路总长度247.9万公里,增长17.3%,新增输电线路长度34.6万公里;变压器总容量达到58.5亿千伏安,增长20.3%,新增变压器容量9.29亿千伏安,“十三五”时期,电网增速仍然超过电源增速,发输配三大能力的配置将得到彻底优化搭配。

大三年度总结第4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趋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93-10

一、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演变

(一)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4062.6亿元增长到336353亿元,增长了81.8倍(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速度为9.8%。

二、三产业增长迅速。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各产业都获得很大发展,尤其是二、三产业,增长最为迅速。1979-2009年,第二产业由1913,5亿元增长到156958亿元,增长了81倍,年均增速达到11.5%。第三产业紧跟其后,31年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由878.9亿元上升为142918亿元,增长了161.6倍,年均增速达10.8%。第一产业的增长明显弱于二、三产业,其增加值从1979年的1270.2亿元增长为2009年的35477亿元,共增长26.9倍,年均增速仅为4.6%。

第一产业中牧业和渔业增长最快。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但是第一产业中的渔业和牧业的增长却毫不逊色,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其增长速度可以与工业的增长速度相媲美。1979-2008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为6.1%,其中渔业和牧业总产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6%和8.6%,均高于第一产业的年均增速。而农业和林业的发展则在第一产业中相对滞后,其增速仅为4.8%和5.3%。

从轻工业增长较快到重工业增长较快。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轻工业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1979-1998年的20年中,轻工业的增长速度有11年快于重工业,这20年轻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4%,大于重工业13,7%的年均增长速度。而从1999年开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快于轻工业,1999-2007年的9年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有8年快于轻工业,这9年重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5.1%,快于轻工业18.3%的年均增长速度。以上说明,中国工业中轻工业增长较快的局面再次被重工业增长较快所取代。

(二)产业结构状况及其演变

三大产业的结构演变。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逐渐下降,后21年又逐渐上升。如图1所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47.1%下降到1990年的41.3%;之后又开始逐渐上升,从1991年的41.8%上升到2009年的46.8%。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保持主导地位,其比重始终是最大的。1979-200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小的是1990年的41.3%,最大的是2008年的48.6%,波动幅度不是很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是这31年上升较快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排名最后跃居为排名第二且逼近第一。第三产业的比重1979年仅为21.26%,1985年已超过第一产业的比重,上升为28.7%;之后又一直上升,到2009年已达42.6%,仅比第二产业的比重低4.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在这31年中继续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31,.%下降到2009年的10.6%,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从1979年的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

总的来说,从增加值构成来看,在改革开放的31年里,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在三次产业中逐渐从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第二产业比重先下降后又上升,始终保持第一位的优势,居于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重则不断上升,其地位从第三位跃居第二位并逼近第一位。由此可见,中国的三次产业构成已从“二一三”型转变为“二三一”型。

第一产业内部的结构演变。第一产业由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构成。同改革前的情况一样,改革开放后,农业仍然在第一产业中保持老大的地位,农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始终是最高的,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79-2008年,农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由78.1%下降为48.4%。而第一产业中的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比重却逐年上升,畜牧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16.8%提高到35.5%,渔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1.5%上升为2008年的12.5%,整整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30年,林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的比重则保持稳定态势,基本维持在3%~5%的水平,发展缓慢。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后,农业比重逐渐下降,而畜牧业、渔业比重快速上升,林业基本保持稳定。

工业内部的结构演变。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年份,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例远大于轻工业。改革开放的前20年,这一局面有所改善,轻、重工业基本呈现平分秋色的局面,两者的比例基本上在1:1左右,甚至在有些年份轻工业还超过了重工业,比如1981年的1.06:1和1982年的1.01:1。而从1999年以后,这种局面开始发生转变,重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开始超过轻工业,轻、重工业总产值之比从1999年的1:0.97上升为2008年的1:0.40。从轻、重工业总产值来看,中国在1999年以后就开始进人重新重工业化阶段。如图2所示,改革开放前3年,轻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渐上升,重工业比重则逐渐下降,到1981年时轻工业的比重已经超过重工业3个百分点。而在之后的1982-1999年,轻工业总产值和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而且重工业比重在大多数年份高于轻工业1个百分点左右。从1999年开始,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开始快速上升,并逐渐明显高于轻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2008年,重工业比重已上升为71.3%,轻工业则相应下降为28.7%。总体来看,改革开放31年,中国的工业结构是先轻、重工业平分秋色,后重工业独占鳌头。

二、产业结构演变的原因

(一)体制改革和战略调整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形成不合理的畸形产业结构,造成严重的短缺经济;使得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国家顺应人心民意,以提高人民生活为宗旨,由政治挂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实现大规模的体制

改革和战略调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演进的根本原因。改变短缺经济的局面、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目标、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转变发展战略,使得重工业不再是发展的重点,而主要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和农业得到快速发展。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采取各种措施不断进行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是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途径。1979-1989年,首先是提出新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重点发展轻工业、扶持农业。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大轻工业投入,在引进技术上优先安排轻工业,调整重工业自我服务的方向,改善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和交通运输条件,使得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重工业。1990-1999年,“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都强调产业结构调整,调整的主要方向都是重点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加工工业,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2000-2008年,“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计划同样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甚至提出结构调整是新世纪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线,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加强农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改造轻纺工业,调整原材料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这种不断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改变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太落后、服务业太少”的不合理的畸形产业结构,而且逐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瓶颈制约,使得产业结构日益趋向合理化和高度化。

(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这是工业保持主体地位以及1999年进入重新重工业化阶段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城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推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6.6%,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3.9%提高到2009年的42.6%,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四)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结构的升级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使得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这也是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因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一个时期的产业结构演进都与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解决温饱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主要动因;满足小康生活的需要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轻纺工业特别是家电制造业快速发展基本推动力;住房和汽车市场需求的激增是新世纪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

(五)全球化的机遇、对外开放的实行

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实行对外开放,同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中国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大量发展加工制造业、出口产业,更好地利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市场、外国资源,引进外资以及先进技术和管理,进口必要的产品和资源,弥补资金和资源短缺、技术和管理落后的不足,充分发挥劳动力充足、价廉的优势,获得比较收益,增加就业和收入。国际竞争还能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的优胜劣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优化情况

全面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演进,也需要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予以分析判断。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大方面,因此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情况。

(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状况

这里主要应用市场供求判断法来分析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情况。由于不同发展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这里分时期分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情况。

1.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情况。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本情况是:先是消费品严重短缺,能源、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过调整和发展,消费品严重短缺的局面基本改观,但是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基本没有缓解。

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着手改变重工业过重的现象,优先发展轻工业。但是,由于以往消费品严重短缺,改革开放后消费需求又快速增长,使得轻工业的发展仍然无法跟上需求,而且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产业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具体表现在:

第一,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供需差率较高。如表1所示,1983年供需差率为-4.7%,1984年为-16.5%,1985年为-11.25%,1986年为-13.45%,1987年又上升到-13.6%。1989年、1990年和1991年供求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但从1993年开始,供需差率又开始扩大;直到1995年,供需差率逐渐减小,供不应求的局面才得到缓解。

第二,物价指数连续攀升。如表2所示,1979-1996年,中国有11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在105以上,即商品零售价格年增长率高于5%。特别是1985-1989年和1992-1996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增长速度很快。这表明1979-1995年,中国大部分时期都处于供不应求的消费品短缺局面当中。

第三,大量进口食品、纺织品等日用消费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如表3所示,1980-1983年,中国进口食品总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比较高,接近20%;直到1984年食品进口才开始减少。纺织品、橡胶等制品的进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较高水平,80年代这一数字尤为高。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进口则一直在进口总额中保持很高比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整个90年代。

第四,交通运输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1980-199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6倍,但是旅客周转量只增长了3倍,货物周转量仅增长了2倍,交通运输相当紧张。

2.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2003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情况。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本情况是:轻工业、加工工业产能过剩,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因而引起重工业的加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轻纺工业的大发展初步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低层次轻工业产品生产过剩的局面越来越突出,同时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第一,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呈现负增长。如表2所示,1997-2003年,大部分时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都小于100,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轻工业产品过剩的情况。第二,加工工业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在1997-2002年都小于100,这说明加工工业在这一时期也出现生产过剩。第三,即使1997-2002年是中国经济疲软、消费低迷的时期,采掘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仍然每年大于100。也就是说每年采掘业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说明在这一时期采掘业的发展仍然没有跟上经济增

长的步伐,资源产业还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第四,交通运输业依然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统计数据表明,1997-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6倍,而客运周转量仅增长0.37倍,货运周转量也仅增长0.4倍,运力紧张的局面仍然没有缓解。

3.2004-2009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情况。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本情况是:部分原材料产业和轻工业产能过剩,煤、电、油、气、运紧张。

从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高潮,包括钢铁、铁合金、水泥、电解铝、焦炭、汽车在内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2005年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表示,钢铁、电解铝、汽车等11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其中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行业有7个,分别为钢铁、电解铝、汽车、铁合金、焦炭、电石及铜冶炼行业;潜在产能过剩行业4个,分别为水泥、电力、煤炭和纺织,产能过剩的产业大多数为原材料产业。

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各方面对煤、电、油、气、运的需求增长很快,超过了供给的增长速度,煤、电、油、气、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中国煤炭产量每年递增2亿吨以上,即便这样,仍然赶不上更加快速的需求增长。从2003年底开始,煤炭供应持续紧张,重点电厂存煤下降较快。从电力来看,湖北、江苏、浙江等11省出现不同程度的电力紧张,2004年全国拉闸限电的省份就达到26个。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上升很快,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公司克服困难组织炼油企业接近满负荷运转,仍然满足不了需求,部分地区多次、反复出现不同程度的成品油供应紧张状况。在运输方面,铁路运输仍然紧张,各地只有优先安排煤炭、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的运输。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改革开放初期,轻重工业失调的局面得到改变,产业结构渐趋合理化;90年代后半期开始,又出现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低层次的轻工业、简单重复的加工工业出现产能过剩;2003年以后,钢铁、水泥、汽车等重工业产品的过剩情况越来越明显;同时,能源、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一直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始终是国民经济的“瓶颈”产业。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产业结构,先从不合理走向合理,后又出现新的不合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性质、范围、程度与改革开放以前是有区别的,主要不是由于发展战略失误造成的,而是发展过程中的发展程度、先后快慢、资源条件等因素引起的,部门比例失调的范围有所缩小、程度有所减轻。所以,总体来看,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

(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状况

这里主要采用附加值衡量法、技术集约程度衡量法和第三次产业比重衡量法,分析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情况。

1.附加值衡量法。我们使用产业增加值占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附加值率。如表4所示,1979-1986年,工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还比较高,都在35%以上;但是从1987开始到1989年,这一比重逐渐下降到35%以下;而1990-2003年,这一比重又开始上升,大多数年份都在45%以上,最高的是1998年的50%;2004年开始这一比重又出现急剧下降,从2004年的32%下降到2008年的25%。总的来说,这一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比80年代高出很多,只是到了近几年又出现下滑现象。所以,以附加值衡量法来衡量,中国的工业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003年不断高度化,但是从2004年开始这一趋势出现逆转。

2.技术集约程度衡量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集约程度在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

第一,工农业拥有的专业技术设备不断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1978-2008年农业中农用机械设备总动力由11749.9千瓦增长到82190.4千瓦,增长了6.0倍;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由228,4万千瓦增长到5127.4万千瓦,增长了21,4倍;有效灌溉面积由44965.3千公顷上升为58471.7千公顷,增长了0.3倍;化肥施用量由884万吨上升为5239万吨,增长了4.9倍。而同期农业就业人口从28318万人增加到30654万人,仅增长0.08倍。工业中,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从1979年的2378.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5926.53亿元,增长了30.9倍;而同期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仅增长1.9倍。1990-2007年,原煤生产能力增长了1.35倍,天然原油生产量生产能力增长了0.35倍,彩色电视机生产能力增长了4.6倍,化学纤维生产能力增长了14倍,汽车生产能力增长了13.4倍,水泥生产能力增长了5.8倍;而同期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仅增长0.5倍。

第二,各产业专业技术人员和研发支出不断增加。

1980-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从527.6万人增长到1080.9万人。1990-2008年,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从16483542人增长到23098880人,增长40.1%,高于同期全国从业人员数19.7%的增长幅度。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人员数从1990年的77.1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246.8万人,增长了2.2倍,也高于同期全国从业人员的增长幅度。改革开放以后,不仅专业技术人员在增长,而且研发经费也在增加。1990-2008年,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71%提高到1.54%。

第三,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1979-2008年,第一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由380.7元,人提高到1294.2元,人,增长了2.4倍。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由2617.6元,人增加到21078.2元,人,增长了7.1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由1818.4元/人增长到7344.2元,人,增长了3.0倍。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相比,中国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因此用劳动生产率指标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

3.第三次产业比重衡量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第三次产业发展很快。1979-2008年,第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高到42.6%,而第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也由5177万人增加到25717万人,其占全部从业人员数的比重也由12.6%上升到33.2%。因此,以第三次产业比重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综合附加值衡量法、技术集约程度衡量法和第三次产业比重衡量法的分析结果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以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分析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从不合理走向合理又走向新的不合理。但是总的来说,合理化程度比改革开放前有所提高;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却有了很大的提高。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虽然还存在不合理,与发达国家相比高度化的程度也很不够,但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

四、产业结构进一步演进的趋势

产业结构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包括:三次产业变动规律、轻重工业变动规律、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变动规律、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变动规律、主导产业变动规律和产业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规律等。我们依据几个主要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引起的产业发展趋势与中国产业结构现状的比较,来分析判断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一)三次产业演进趋势

改革开放前,从产值构成来看,产业结构已经从第一产业为主体转变为第二产业为主体,劳动力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就业结构的转变滞后于产业增加值的转变。改革开放后,从增加值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9年的31.3%下降到2009年的10.6%。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7.1%增加到46.8%,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1.6%上升到42.6%。从产业增加值构成来看,国民经济已从“二一三”型转变为“二三一”型。这表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地位在逐渐上升,第一产业地位在继续下降,这是符合三次产业演进规律的。而从就业构成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比重从1979年的69.8%下降为2009年的39.6%,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比重则从17.6%上升为27.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比重也从12.6%2升为33.2%,就业人口在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只是转移的速度仍然滞后于产业增加值的变化速度,现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仍是最高,而产值却最低。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还将继续降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将继续上升;而就业人口也会继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转移,而且可能会加速。

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不仅表现在各个产业比重的变化上,而且包括各自发展的层次或水平的提升。目前,中国三大产业的发展层次总的来看都不高,按照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农业的发展趋势是实现产业化、机械化、现代化;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振兴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二)轻重工业演进趋势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轻重工业发展走了一条逆经济规律而行的道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也就是没有经过轻工业的大发展而直接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到1978年,中国的霍夫曼比例已经降到0.76:1,俨然达到霍夫曼所说的重工业化阶段的标准。但是,正如前面提到了一样,这引发了轻工业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改革开放后又重新给轻工业“补课”。改革开放初期,轻工业重新得到发展,霍夫曼比例从1979年的0.78:1上升到1981年的1.06:1,而后从1982年到1999年,霍夫曼比例基本维持在0.9:1上下浮动;从2000年开始霍夫曼比例再次急剧下降,到2008年已降到0.4:1。这说明,中国在轻工业“补课”结束后再次进入重工业化阶段,而且现在重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中国的霍夫曼比例远高于霍夫曼认为的重工业化阶段的1.5:1和0.6:1之间的比例。这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是符合霍夫曼定理的,实现了工业结构的重型化。

需要说明的是,霍夫曼定理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并不包含工业化的全过程,霍夫曼定理也不反映工业化全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霍夫曼定理只是指出了工业化初、中期工业重型化的趋势,而没有指出工业化后期和工业化完成后轻重工业变化的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现在已经到了霍夫曼所说的工业化中期的重工业化阶段,以后进入工业化后期轻重工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是霍夫曼定理没有揭示的,但是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肯定是一个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到时候孰轻孰重也许不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

(三)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演进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前由于以重工业为主,所以是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这是违背中国当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缺乏的国情的,所以留下了很多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转变发展战略,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服务业成为政府优先发展的对象。而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逐渐上升,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相对缺乏的表现;而资本却相对充裕起来,所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1999年以后得到了较快发展。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已显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和资本的更加充裕,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诸如电子信息制造业、生物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会逐渐占有重要地位。

(四)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产业演进趋势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就比改革开放前有了提高,这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表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获取的价值很少。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只承担了一些加工装配的工作,加工度和附加值都比较低,附加值很高的产品设计、物流、销售等环节都由其他国家完成或由外国公司控制。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很多产业都是中低附加值的产业。今后,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自主创新的推进和知识技术的积累,中国产业将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低加工度、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局面必将改变。日

大三年度总结第5篇

一、西南四省经济概况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相邻。面积为1,136,770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85%;到2009年底,人口为19,41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54%。从2000年到2009年,西南四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2-3倍,增幅最大的是重庆市,其增幅为3.11倍,其次为贵州省、四川省,增幅最小的是云南省,其增幅为2.16倍。2009年末,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6,530.01亿元、14,151.28亿元、3,912.68亿元、6,169.75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90%、4.12%、1.14%、1.80%。

二、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综合图1-4我们发现,西南四省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降幅最大的是重庆市和贵州省,其降幅为0.48,其次是四川省,其降幅为0.33,降幅最低的是云南省,其降幅为O.22;重庆市、四川省第二产业比重有所增加,其增幅分别为0.28、0.12,贵州省、云南省第二产业比重有所降低,其降幅均为0.03;重庆市第三产业比重有所降低,其降幅为0.07,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第三产业比重均上升,增幅最大的是贵州省,其增幅为0.43。

三、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分析

结构相似系数是用来衡量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的指标。在这里,我们使用结构相似系数来衡量西南四省的三次产业结构相似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S表示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xjk表示区域i各产业部门k的所占比重;xjk表示区域j各产业部门k的所占比重。S=1,表示两个区域产业结构完全一致;S=0,表示两个区域产业结构完全不一致。一般情况下,0≤S≤1,S的数值越大,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越相似,S的数值越小,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大。

2009年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如下表所示:

根据公式①并结合表1,我们计算出2009年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如下表2:

由表2可知,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系数都很大,说明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极为相似。其中,云南省与重庆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最大,其值为0.9935,说明其产业结构最为相似:重庆市与贵州省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最小,其值为0.9579,说明其产业结构最为不相似。

四、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结构偏离度是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D=(P-L)/L_。其中,P表示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L表示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结构偏离度越趋近于0,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越协调。结构偏离度为负值,说明其生产效率低,存在富余劳动力;结构偏离度为正值,说明其生产效率高,可以吸纳富余劳动力。我们根据2009年西南四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计算出其结构偏离度,如下表3:

根据表3,我们绘制出下图:

通过图5可以发现,西南四省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且小于第二、三产业,说明其第一产业生产效率最低,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值,且高于第一、三产业,说明西南四省第二产业生产效率最高,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值,说明西南四省第三产业生效效率较高,可以吸纳较多的劳动力。

五、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效益分析

我们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来进一步阐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以2000-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基准,分别测算出西南四省按全国平均年增长率可能形成的假定份额,然后将这一假定份额与其实际增长额进行比较,进而分析出西南四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状况。一般情况下,这种偏离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因素和区位因素造成的。区域份额因素,以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基础,假定西南四省按此增长率增长时所达到的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偏离因素,反映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类型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区位偏离因素,反映西南四省的区位条件或竞争能力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

Gj表示区域j在2000-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量;gj表示区域j在2000-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Nj表示区域j的份额偏离量;nj表示区域j的份额偏离率;Pj表示区域j的结构偏离量;Pj表示区域i的结构偏离率;Dj表示区域j的区位偏离量;dj表示区域j的区位偏离率;(P+D)j表示j的区域总偏离量;(p+d)j表示j的区域总偏离率;ej表示区域j的地区生产总值;E表示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i表示第i次产业;O表示基期(年),即2000年;t表示末期(年),即2009年。

2000年和200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西南四省地区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产值如下表所示:

根据公式②并结合表4,我们计算出西南四省三次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如下表5:

由表5可知,西南四省的份额偏离量均为正数,说明西南四省的区域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增长最高的是四川省,最低的是贵州省。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的总偏离量均为正数,说明其经济增长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的总偏离量最大,说明其经济增长最大,平均每年增长100多亿,云南省的总偏离量为负数说明其经济增长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的总偏离率为0.68,大于其他地区,说明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云南省的总偏离率为-0.27,说明其经济增长速度最慢。

西南四省的结构偏离量均为负值,说明西南四省的产业结构素质较差,影响其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其中四川省的产业结构偏离量最大,重庆市的产业结构偏离量最小。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的区位偏离量均为正值,说明其处于有利区位,产业竞争力高,云南省区位偏离量为负值,说明其处于不利地位,产业竞争力低。

六、结论和建议

1、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从产值上来看,西南四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分别约为15%、45%、40%,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因此,西南四省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

(1)正确选择并优先发展主导产业,合理确定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主导产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强有力的带动作用,西南四省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选准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一旦确定就要重点发展,并且在投入上和政策上保证其优先发展,增强其带动经济发展的牵引能力。

(2)积极协调好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之间的关系,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非主导产业为辅助的产业体系。非主导产业要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在生产布局上要与主导产业衔接,并在生产规模上适应主导产业的发展。

(3)努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转换,培植潜导产业。西南四省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正确选择潜导产业,当主导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时,把潜导产业发展成新的主导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合理化。

2、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区域竞争力。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各地区产业结构极为相似,生产效率较低,区域竞争力不强。因此,西南四省要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区域竞争力。

(1)把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一个或多个产业中去,形成一个或多个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样就能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能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后劲。

(2)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只有形成具有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才能在大区域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比如,云南省可以发展烟草业、旅游业、生物制药业等。

(3)实行区域分工,加强区域合作。西南四省要强化各地区的区域分工,加强各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协同性和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以增强其整体竞争力。

(4)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可以促进社会稳定。西南四省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西南四省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在经济发展中的约束作用和规范作用,充分发挥技术标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门槛作用,在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造纸印染等行业中淘汰落后产业。

3、加快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从就业人数来看,西南四省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分别约为48%、19%、33%,第一产业劳动力富足,第二、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因此,西南四省要加快劳动力在三次专业间的转移,关键是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去。

(1)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加快农村基础教育建设,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使其具备一技之长,胜任第二、三产业的工作。

大三年度总结第6篇

关键词:需求结构;消费;投资;出口

中图分类号:F124

一、美国的消费结构

美国消费在总体上呈现了稳步上升的势头。从1980年开始,美国消费支出逐步增加;仅在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有小幅下降;但2010年开始又很快恢复(图1)。可以看出,近30多年来,美国的消费支出整体上较为稳定,没有大幅变动的迹象,较少受到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说明了美国的社会福利和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具体到美国消费结构,按照消费产品的类型划分,在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等三大类产品上,美国的服务消费支出最多,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其次,而耐用品的消费支出最少。以2000年的数据为例,美国耐用品消费支出9158亿美元,非耐用品消费支出15434亿美元,服务消费支出43712亿美元;服务消费支出是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约4.8倍、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约2.8倍;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是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约1.7倍。再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美国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分别是11464亿美元、24784亿美元和71042亿美元;服务消费支出是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约6.2倍、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的约2.9倍(见图2及表1)。

美国在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变动的时间趋势上,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非耐用品、最后是耐用品;也就是说,服务消费支出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增加(与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相比),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的份额与耐用品消费相比也在缓慢增加。分别以1980和2011年的数据对比为例,1980年美国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的比为1:2.53:4.22,2011年这三者的比变为1:2.16:6.20 (图2和表1)。这一结构变动趋势说明,美国的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服务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消费的层次在不断提高。

进一步探究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细分消费结构。耐用品消费支出上,以近十年为例,机动车辆消费支出最多,其次是娱乐商品,再其次是家具和家用设备,最后是其他耐用品。从更长的时间区间看,1980年开始,机动车辆的消费支出一直是耐用品消费中最大的支出部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处于快速增加阶段,但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机动车辆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娱乐商品、家具和家用设备的消费比重呈现阶段性差异,1994年之前,家具和家用设备的消费支出一直高于娱乐商品,但1994年之后娱乐商品的消费支出不仅多于家具和家用设备,同时也呈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见图3和表1)。在增长速度和所占比重上,娱乐商品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机动车辆、家具和家用设备;机动车辆、家具和家用设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和变动趋势大致相同。这些变动趋势也说明了美国消费结构的水平和层次在不断提升,对于娱乐等享受型消费的支出比重不断增加。

非耐用品消费支出上,以近十年为例,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支出比重最大,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其次,服装消费支出比重再其次,能源消费支出比重最小。从更长的时间段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食品消费支出占总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的比重最大,其次是其他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再次是服装消费支出,最后是能源消费支出。从各类非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看,其他非耐用品消费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食品消费支出,而服装和能源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较慢(见图3和表1)。

总体上,当前美国的产品消费结构是:服务消费占据总消费的主体,非耐用品的消费支出略高于耐用品消费支出,且服务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相对于总支出的份额)都呈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在耐用品的消费支出上,娱乐商品消费和机动车辆消费的支出占据的份额较大且增长较快(尤其是娱乐商品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而家具和家用设备支出以及其他耐用品消费支出所占份额较小且增长较慢。在非耐用品消费支出上,其他非耐用品消费和食品消费的支出占据主体地位且增长较快,能源和服装消费支出所占份额较小且增长缓慢。美国产品消费结构的变动体现了其消费质量和层次不断提高的特征,例如对于服务商品消费的增加、对于娱乐商品消费的增加等。

二、美国的投资结构

美国投资的变动整体上稳步增加,但变动的幅度比消费大,在不少年份都呈下降趋势(例如1982、1992、2001、2008和2009年)。具体数据看,1980年美国投资总额为5795亿美元,到2011年增长到23352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年均增长约9.8%。从不同时间阶段的增长速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增速快于80年代,而从2000年开始的新世纪以来投资增速又快于20世纪90年代,但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投资明显下降(见图4)。

从投资主体划分的美国投资结构看,私人投资占据了总投资的主要份额,且变动趋势和总投资高度一致,而政府投资所占总投资的份额较小且呈现非常缓慢的增长趋势。以2011年的具体数据为例,美国私人投资额为18549亿美元,占总投资23351亿美元的约79.4%;政府投资额为4802亿美元,占总投资的约20.6%;私人投资是政府投资的约3.9倍(图5和表2)。

从美国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时间变动及增长速度看,私人投资和总投资的变动趋势高度趋同且波动较大,而政府投资的增长稳定且增速缓慢。以2011年和1980年比较的投资变动趋势为例,美国总投资增长了4.02倍,年均增长约9.8%;美国私人投资增长了约3.9倍,年均增长约9.3%;而美国政府投资增长了约4.8倍,年均增长约12.2% (图5和表2)。

进一步分析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的细分结构。私人投资方面,私人商业投资占主体地位,且与私人总投资的变动趋势较为一致,而私人家庭和机构投资所占的比重较小。以2011年的实际数据为例,美国私人商业投资金额14565亿美元,占私人投资的78.5%;而私人家庭和机构投资金额为3984亿美元,仅占私人投资总额的5.3%(见表2)。私人投资的增长趋势显示,私人商业投资增速快于私人家庭和机构投资。

政府投资方面,州和地方政府投资占据主体地位,联邦政府投资所占的份额较小;增长速度上,州和地方政府投资增速明显高于联邦政府投资。以2011年具体数据为例,联邦政府投资1605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4802亿美元)的33.4%;州和地方政府投资3197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66.6%。增速上,2011年与1980年相比,联邦政府投资增长了约4.4倍,州和地方政府投资增长了约5倍,州和地方的投资增度快于联邦政府(见图6)。

从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结构看,占据份额较大的投资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和租赁业、制造业、采矿业、信息业和金融保险业。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房地产和租赁业的投资额为4012亿美元,制造业投资额1921亿美元,采矿业1766亿美元,信息业1590亿美元,金融和保险业投资1327亿美元(见表3)。2009年金融危机对各行业的投资都产生了负面冲击,比较而言,房地产和租赁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遭受的影响更大(见图7)。

总体上,目前美国投资的结构特点是:私人投资规模远大于政府投资,私人投资是投资的主体,与总投资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私人投资的变动幅度较大,而政府投资变动幅度较小。进一步细分到私人投资结构,私人商业投资占据了主体地位,私人家庭和机构投资相对规模较小。政府投资结构方面,州和地方政府投资是政府投资的主体,而联邦政府投资不仅所占份额小,增长也较为缓慢。

三、美国的出口贸易结构

美国的整体出口贸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仅在少数年份(2001、2002和2009)出现下降结果;增长速度自从21世纪以来有所下降,尤其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的出口下降显著。以具体数据为例,2011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1033.7亿美元,而在1980年美国的出口仅有2718.3亿美元,增长了约7.8倍,年均增长约21.7%。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约为9.6%;从90年代到新世纪(2000),美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0%;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8.7%(见图8)。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划分的出口结构方面。货物出口是总出口的主体,不仅在总出口中的份额更大,且增长趋势与总出口更加一致。以2011年的具体数据为例,美国货物出口14974.1亿美元,服务出口6059.6亿美元;货物出口占总出口的71.2%,服务出口占总出口的28.8%,货物出口是服务出口的约2.47倍。增长速度上,以最近10年多的数据为例,从2000到2011年,美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为8.3%,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为10%,可见服务贸易增长率略高于货物贸易(图8和表5)。

货物贸易出口的产品结构方面。机器和运输设备、化学品、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以及其他商品和交易是主要的出口货物产品。2011年的数据显示,机器和运输设备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33.82%,化学品出口占比为13.74%,其他商品和交易占比为10.78%,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占比为9.53%,原料划分的制成品占比为9.49%;这五类产品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66.58%(见图9和表4)。

服务出口的产品类型结构方面。其他私人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旅游服务、其他运输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产品和类型。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这四类服务出口占服务总出口的份额分别为44.6%、19.9%、19.2%和7.1%。从增长和变动的时间趋势看,其他私人服务、专有权使用和特许费以及旅游服务的增长较快,但旅游服务支出的波动性较大(图10和表5)。

总体上,美国出口增长较为平稳,货物出口占据主体地位,约为服务出口总额的2.5倍(2011年数据)。货物出口的产品结构上,机器和运输设备、化学品、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以及其他商品和交易是主要的出口货物产品。服务出口的产品类型结构上,其他私人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旅游服务、其他运输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产品。

四、美国三大需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三大主体部分,因而我们将美国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进行单独比较,分析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三大支出的规模和占GDP比重上,消费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投资其次,最后是出口,且投资和出口的规模差距不大。时间变动趋势上,出口和消费的增长率较快,快于投资。以最新的2011年数据为例,美国消费支出107290亿美元、投资支出23351亿美元、出口额21034亿美元,消费是投资的4.6倍、是出口的5.1倍;消费、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是71.2%、15.5%和14%。在三大支出(需求)的增长率上,以2011年和1990年的数据相比,消费增长了2.8倍、投资增长了2.2倍、出口增长了3.9倍(图11和表6)。

在三大支出对GDP的拉动率,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出口的贡献度较高,消费其次,而投资贡献度较小。在时间变动趋势上,贡献度没有逐步上升的趋势,总体平稳都有波动,且出口拉动率的波动性较大。以最近的2011年三大支出对GDP拉动率数据为例,投资对GDP拉动率为-1.19%,消费为-1.95%,出口为6.68%;而在2010年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拉动率分别是-0.09%、0.73%和11.14%(图12和表6)。

总体上,美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大支出中,消费占据主体地位,其规模是投资和出口的近5倍。三者对GDP拉动率上,出口大于消费,而消费大于投资。

五、美国需求结构对中国的启示

由美国需求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需求结构存在优点和合理的地方,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学习。美国的三大需求结构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和不合理性,主要有:(1)美国消费率很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很大,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消费问题。(2)政府投资方面,美国财政赤字很大,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美国财政赤字给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风险,当前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就是财政赤字引起和带来的。(3)美国对外贸易存在较大规模的逆差,这与美国的高消费率有关,但大规模的贸易逆差是经济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美国需求结构对于中国具有启示作用。

(一)美国消费结构的启示

第一,美国对于消费的宏观经济治理并不重视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而是着重从长期提高消费的层次和质量,同时很好的把握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重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且政府从长远规划以治理消费的发展。

第二,美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理念是促进消费并着力提高消费层次,美国对于消费的需求较高,并且对于消费差距的社会容忍度低,因而美国对消费进行宏观经济治理的结果是美国的消费差距较小。

第三,美国消费支出的主体在服务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并且这一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这体现了美国对于消费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美国投资结构的启示

第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注重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此同时重视对于投资需求的宏观经济治理。

第二,对投资的经济治理中,重视技术领域的投资,治理中注重提升技术水平。

第三,对投资的经济治理以长期规划为主,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措施很少,说明美国的经济治理主要是关注长期的经济增长。

(三)美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启示

第一,美国出口贸易结构呈现了占比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出口比重会不断下降。

第二,美国出口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较高而货物贸易比重低,贸易质量和效益高,中国需要不断提高贸易质量,增强服务贸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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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年度总结第7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劳动生产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我国稀土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研究”(13XJY014);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创新驱动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研究”(NJZX15)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驱动作用研究——内蒙古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4年2月27日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代表罗伯特·索罗认为,在技术和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中,技术创新能产生80%的贡献。他提出的索罗增长方程,能够从中看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美国经济学家Stigliz指出,经济增长有四个要素源泉,为资本、劳动、技术与结构。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促进作用共同带动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Salter认为,由于在各产业之间,技术创新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不同,因此产业结构的转移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Fagerbert采用份额变化分析方法,分析了世界制造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变对生产率增长有影响。Hulton分析了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认为物化的技术进步导致了约20%的生产率增长。黄先海、刘毅群分析了物化性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认为设备资本投资仍然是我国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原因,物化性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约为45.31%。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率增长的影响中,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技术进步因素更加重要。这里主要分析劳动率增长中的劳动力结构转移效应和技术进步带动的增长率效应。

一、劳动生产率的分解

劳动生产率涉及部门劳动生产率和部门劳动力配置结构,刘伟、张辉运用“转换份额分析”方法,把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增长效应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分解出来。借鉴Fagerberg(2000)、Timmer(2000)和Peneder(2003)方法,劳动生产率可以进行分解。分解过程如下:当期的总体劳动生产率表示为LVt,设LVti是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t表示时期,i表示三次产业部门,LVti表示产业i在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Kti是t时期产业i的劳动占总劳动的份额。

LVt= = = LVtiKti (1)

在某一段时期内,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就可以表示为:

=

(2)

公式中,LV0表示基础期的总体劳动生产率,Kti表示基础期的产业i的劳动占总劳动的份额,公式(2)中, 称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该变量表示了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增加,该变量反映了i产业部门劳动份额相对基础期的变迁情况。如果劳动要素流向生产率高的产业i,则该产业i在t期的份额增加量将增加为正值, 是赋予劳动份额增加的权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i部门劳动率的上升或下降将会导致该产业i所占的权重上升或下降,因此静态结构变迁反映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份额变化,权重越大,i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越大。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数值大于0,说明劳动力净流入该产业,表明劳动生产率由于劳动力流入而得到提高。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小于0,说明劳动力净流出,表明该产业现有劳动生产率较低。 份额值越大,说明产业内的静态劳动要素再配置效应越大。

公式 称为动态结构变迁效应,该公式体现了劳动要素移动引起劳动生产率提升。与静态效应不同的是,该公式权重不同,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中,权重是劳动率的变化率,这反映了劳动力迁入i部门导致的劳动率的变动情况,该效应数值为正,表示劳动力迁入导致的生产率提升幅度,该公式中的权重越大,产业i的动态变迁效应越大。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反映了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数值大于0,说明劳动力净流入该产业,会拉动劳动生产率增长。其数值小于0,说明产业内存在劳动要素的净流出,会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是份额权重,该值越大,说明该产业的动态劳动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越大。

公式 称为生产率增长效应,体现了t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该公式主要反映了各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技术进步、创新等因素就体现在生产率增长效应中。

二、结构变迁效应与生产率增长效应的计算

根据公式(2)可以计算出内蒙古经济总体的生产率增长情况,从而分解出各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等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的数据,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可以得到内蒙古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将1978~2011年的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得到表1;表中劳动率增长率的分解主要体现在产业内增长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也有一定的增长,而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较小。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解矩阵百分比化,就得到了表2。(表1、表2)

表2中,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所占的比重仅有0.165%,第一产业静态变迁效应占的比重为-0.081%,说明在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出第一产业部门,由于第一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权重也低,带来的结构效应也小。劳动力流出第一产业部门导致的第一产业部门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下降了0.081%,说明第一产业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被弱化。第二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0.014%,这也说明劳动力流出第二产业部门;第二产业静态结构变迁效应的权重比较大,但数值比较小,这反映了劳动份额的变动率较小。内蒙古在工业化过程中,更多的是设备的投资,技术的提升,对于劳动份额的比重相对增加缓慢,这导致了第二产业静态效应的劳动份额变动率小。而第三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为正值,说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劳动力持续的流入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在增加。

内蒙古劳动生产率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中,与静态结构变迁效应类似,在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下,劳动份额的变化是第三产业持续增加,而第一产业减少的最多,第二产业维持平衡。第一产业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占整体生产率增长的-4.163%,劳动结构的变化导致第一产业对生产率的产业结构贡献减少4.163%。第二产业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对整体劳动率增长的贡献也下降了2.305%。产业结构的转变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第三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占份额达到20.973%,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总体看,动态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率增长达到了14.505%,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变迁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1978~2011年的内蒙古劳动生产率中,技术进步带动的增长效应占比达到85.33%,在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创新、技术进步成为核心因素。技术进步带动的产业内增长效应中,第一产业占13.157%,第一产业生产率的增长较为合理。第二产业增长效应最明显,达到了58.375%,说明在整体的劳动率增长中,第二产业对劳动率的增长贡献了58.375%,这也说明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第二产业是劳动率增长的源泉。尽管劳动力份额的变化不大,但是第二产业的增长效应优势突出,反映了内蒙古工业化的过程。第三产业的增长效应较平稳,达到了13.798%,说明技术对第三产业的贡献度较高,而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中,第三产业达到了20.973%,说明第三产业劳动力流入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应。(图1、图2)

1、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根据静态结构变迁公式 ,将t的取值分别定义为1980~2011年,这样就得到了每个年份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数值,这些数值见图1。图1中,体现了三次产业总体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可以看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第三产业所带来的总体效应变化情况。图1中,从1980年到1994年,静态结构变迁效应总体向上,反映了这段时期劳动力份额的相对变化总体是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段时期是改革制度带来的红利。从1994年到2004年,三次产业总体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下降,在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经历了1998年金融危机,国有企业改革等,经济呈现萧条,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下降,尤其是第二产业下岗裁员导致劳动力流出第二产业,导致静态结构总体变迁效应下降,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2004~2011年静态结构效应继续上升,这段时期,网络科技推动的信息革命,带来了第三产业的繁荣,而房地产、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快速扩张也带动了劳动力的流动,总体上导致了静态结构效应上升。

将总体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进行分解,拆分为三次产业,可以得到各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见图2。从该图中可以发现,第一产业静态结构效应持续下滑,从1980年的-0.0012下降到2011年的-0.02315,说明内蒙古地区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降低。第二产业静态结构效应起伏较大,是导致总体静态结构效应变动的主要原因,在1980年到1994年期间,第二产业静态结构效应增加;1994年到2004年,第二产业静态结构下降,幅度较大,说明第二产业经历了一次衰退;2004年到2011年,第二产业静态结构效应回升,经济好转。

第三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持续上升,从1980年的0.003上升到了2011年的0.074,说明在总体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中,第三产业起主导作用。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最显著。内蒙古农业人口被第三产业吸纳,第三产业人口从1978年的0.5亿增加到了2006年的2.5亿。人口份额从1978年的14.45%上升到了2011年的36.4%,同时劳动力转移中,农业的低效率变为第三产业的较高效率,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

2、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为 ,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体现劳动份额变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带来的影响。 是动态结构变化效应的权重,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加量。当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产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产业时,一方面生产率高的产业劳动份额增加,同时生产率提高,双重的影响强化了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生产率低的产业由于劳动力流出,劳动份额减少,导致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减少。结构变迁效应反映了制度变革或者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劳动力流动效应,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中。由于劳动生产率在过去30年持续快速增长,所以总体动态结构变迁效应持续增加,具体情况见图3。图中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在1980~1990年期间,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增长缓慢,说明在这一时期劳动率的增长较低。在1990~2004年期间,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增长加速,一方面是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数值增加,另一方面是生产率提升的结果。在1990~200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由原来的12291.75元/人,提升到了2004年的168018.9元/人。但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缓慢。在2004~2011年期间,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增长迅速,对劳动生产率的总体贡献率由2004年的8.55%上升到了2011年的20.97%。说明劳动力流入的高生产率的产业,劳动力流出的低生产率产业,净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增加。(图3、图4)

将总体动态产业变迁效应进行分解,就得到图4。图中显示了三个不同产业的动态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结果。第一产业从1980年以来持续的降低,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份额Kit-Ki0的变动,由于劳动力流出第一产业,第一次产业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而且自2006年以来下滑速度很快,未来第一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仍然下降。第二产业的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在1980年到1996年呈现上升态势,幅度较小。1997年开始逐年下滑,2009年以来有所缓解。第二产业生产值的份额由1980年的47.16%下降到了1996的35.95%,这一期间劳动力仍然流入该产业。劳动生产值所占比重在2003年的40.66%上升到了2011年的55.9%,而这一期间的劳动力份额却持续减少。反映了以资源工业为主的产业持续上升,排斥劳动力的流入。从三次产业看,第三产业的动态结构效应持续上涨带动了总体效应,说明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促进了劳动生产率,这种影响尤其在2004年以后呈现爆发态势,上涨速度快。第三产业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占比由2004年的15%上升到了2011年的20.97%。

3、生产率增长效应。根据公式 ,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体现了t时期内,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增长率。生产率的增长与技术进步有密切的关系,图5、图6反映了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技术进步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劳动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联系密切。因此,生产率增长效应可以反映技术进步。(图5、图6)

图5反映了生产率增长效应(由技术进步带动)的总体趋势,是三次产业生产率增长效应的加总,可以看出,生产率增长效应逐步增长,开始加速。大致可以将总体生产率增长效应分为三个时期,1978~1992年,1992~2004年,2004~2011年。这三个时期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速度不同,2004~2011年时期速度最快。反映了这一时期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拉动越来越明显。

图6反映了分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图中,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效应增长幅度较慢,第三产业增长效应对总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由1980年的3.7%上升到了2011年的19.69%。在三次产业的增长效应中,第二产业增长效应最快,反映了工业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由于2000年以来的,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快于第三产业,导致第二产业的增长效应速度快于第三产业。

三、分时期结构变迁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贡献率

为了平滑30年间的生产率增长,将1978~2011年分为六个时期:1978~1984年,1984~1988年,1988~1991年,1991~1998年,1998~2002年,2002~2011年。分别计算这六个时期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产业内增长效应。然后,通过对比总的劳动增长率,可以分别计算出它们对劳动率增长率的贡献。(图7、图8)

图7反映了动态效应和静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1表示1978~1984年,2表示1984~1988年,3表示1988~1991年,4表示1991~1998年,5表示1998~2002年,6表示2002~2011年。可以看出,动态结构效应和静态结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总体贡献度在下降,这反映了制度因素和劳动力流动因素在消退,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增长率的贡献在下降。

最初三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受到结构变迁效应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的贡献有很大的权重(在80%以上)。1991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贡献降低,稳定性较弱,而技术进步贡献率增强。这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化,结构变迁效应让位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成为拉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内蒙古结构变迁效应中,第三产业是主要的带动因素,主要得益于劳动力的结构变化。而在技术进步增长效应中,第二产业是主要带动因素。第二产业在发展初期完成资本积累,在初期技术进步缓慢,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慢,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深化、市场导向的完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加强,技术进步增长效应加强,而且扩散的技术带来了资本的规模化,进一步加深了创新技术的拉动作用。内蒙古结构变迁效应存在下降趋势。未来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结构变迁效应将进一步下降,而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增长效应将增加。(图9、图10)

图9是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将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和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加总得到了总的结构变迁效应。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大部分在负值区域震荡,最高达到5.74%,最低达到-12.24%。反映出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有负面效应,总体上看,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平稳,反映出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稳定的移出,在1988~1991年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变为5.74%,这一时期内蒙古农村劳动力呈现回流状态。

内蒙古的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在正值与负值之间震荡,最高达到9.99%,最低达到-28.03%,反映出了第二产业劳动力流入流出不稳定的状态,在1978~1984年,1984~1988年,2002~2011年期间,劳动力流入,而在另外时期劳动力流出。1998~2002年期间劳动力大量流出了第二产业。反映出了内蒙古第二产业的增长并没有依靠劳动力增加而带动,第二产业的增长更多的依靠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

内蒙古的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数值较高,对劳动率增长贡献较大,最高达到18.65%。由于劳动人口的流入,高的生产率又吸引劳动力,总体推动了第三产业产值的快速发展,内蒙古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由1978年的21.89%上升到了2011年的34.9%,这其中结构效应的推动是主要原因之一。

图10反映了三次产业技术进步引导的产业增长效应。第一产业技术进步推动的增长效应在6个时期逐步降低,从1984~1988年的45.31%下降为1998~2002年的4.53%。表明内蒙古第一产业中,技术进步对劳动率增长效应在下滑。尽管第一产业总体的技术进步引导的增长效应在增加,但是相对份额在降低;第二产业技术进步引导的产业增长效应持续上升,从1984~1988年的15.60%增加到1998~2002年的69.35%,产业增长效应明显,是拉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降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增强。结构变迁效应的减弱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将会消失,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行优化可以继续带动结构变迁效应。1998~2002年通货紧缩期间,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为28%,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为69.35%。这表明,在此期间受到有效需求减少的影响,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带动。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分析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情况。研究表明,在1984年达到顶峰后,1984~2002年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减弱。与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增长效应相对比,各产业增长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贡献一直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第一产业增长效应的贡献率在下滑,技术进步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在弱化,而第二产业的增长效应贡献率在增加,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增长效应中。而自2002年以来,内蒙古的结构变迁效应开始提升。这种变化体现了市场深度改革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性流动,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效率增加。在2002~2011年期间,增长效应的贡献率在下降,而结构效应的贡献率在增长,说明以信息服务业为基础的劳动力结构流动再次加强了结构效应。说明中国经济正步入第二个结构变迁阶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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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0.

大三年度总结第8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结构偏离度;灰色关联度

根据一般经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进步、分工细化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变化,就业结构应该也会随着同向变化,这两者存在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那么广东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否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相协调,服从一般经验呢?

一、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间的平衡性以及影响因素,数据来自历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了相关产业产值、就业人数、人均GDP、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工业增加值等组成研究指标。研究方法借鉴余驰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其中:

结构偏离度=

总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各产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之和。灰色关联度其计算步骤如下:(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2)对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3)求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4)求关联度,进行排序。

二、广东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平衡性分析

1.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现状。广东省经济发展迅速,其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85.8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9482.56亿元,增长了约211倍。同期就业人员由1978年2275.95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5652.39万人,增长了约1.5倍。通过对广东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三次产业构成总体趋势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发展轨迹。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明显呈现逐步递减的态势,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基本呈现稳中有升,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稳步上升,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和2002年,这两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加入WTO,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进而形成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可知,广东的产业格局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由1978~1984年的“二一三”,到1985~2000年的“二三一”,再到2001~2002年的“三二一”,最后是目前的“二三一”,这表明广东省产业结构基本符合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资源和历史原因,第二产业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点,因此,如何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是广东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点发展方向。由分析可知,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至2004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广东劳动力就业的首要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步上升,到2006年末,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近几年来,广东的房地产业、金融和服务业发展迅速,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而得出广东省的就业结构从“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这说明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可以看出这种状况一直在改善。

2.广东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根据上文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方法,计算1978年以来广东省产业结构偏离度,从时间序列的纵向分析发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平衡性以及变动趋向。改革以来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一直处于失衡状态。1993年以前的结构偏离系数变动较大,从1993年起这一趋势趋于平缓,这可能是因为1993年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从具体数据来看,第一产业的偏离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负偏离,这说明在第一产业内部存在着许多剩余的劳动力,而且从趋势变化来看,这一数值还有增大的趋向。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的要求,广东省必然要将这些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受到技术与户籍的限制,而且农村人口的基数大,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还不高,因此大量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也必然是广东省政府急需解决的。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总的来说是下降的,而且偏离度逐渐接近0,这说明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慢慢趋于协调。这符合一般规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结构偏离度会慢慢缩小。而且从数据看,第二产业的偏离度一直是大于0的,这说明第二产业还可以吸纳多余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广东省的第二产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进来,壁垒还是很高的。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也是正值,这说明第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剩余劳动力。但是这一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小,逐渐趋于0,说明第三产业的结构逐渐合理化。相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潜力更大。众所周知,第三产业大多是制造业、服务型的企业居多,这些企业对人员的素质要求相对低,所以这些企业一般是低学历、无特殊技能、中老年及外来农民工就业的首选。

三、广东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广东省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急需转移,而第二、三产业虽具有生产能力,但吸纳的就业人员不足。因此本文选取相关变量,运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变量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的影响程度。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1年到2009年产业结构偏离度作为参考序列{X0(k)},k=1、2、・・・・・・9,再选取5个相关变量作为比较序列,分别为人均GDP、技术进步、工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简称工业产值占比)、FDI占总投资比重(简称FDI占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国企产值占比),分别记为{X1(k)}、{X2(k)}、{X3(k)}、{X4(k)}、{X5(k)}。另外,由于目前对技术进步这一变量进行量化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针对广东省的情况我们选用R&D这一指标进行替换。通过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灰色关联系数计算,然后得出影响广东省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关联度,最后对这几个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具体如下:

表1产业结构偏离度影响因素排序

总体来看,各变量均与产业结构偏离度呈正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对5个影响因素影响力进行大小排序:FDI占比>工业产值占比>国有企业占比>R&D。对广东省产业结构偏离度影响最大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影响程度高达0.8464,由于毗邻港澳,再加上一些优惠政策,因此外商投资在广东省的大小企业中均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工业产值占比,达到了0.8458,这一数值与FDI占比的关联度几乎相同。在工业发展迅速的广东省,对人才的要求也开始从低素质人才转向高科技人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对产业结构偏离度也有较大影响,关联程度为0.8047。其他指标的关联程度均在0.7以下。

四、相关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改革以来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并针对二者间不协调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第一产业的偏离度均为负值,且这一偏离度呈增长趋势,说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第二、三产业偏离度在数值上均为正值,而且其数值越来越接近0,说明第二、三产业的结构趋于合理化,吸纳就业人员还有一定的空间,尤其是第三产业,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强于第二产业。第二,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可以看出广东人均GDP偏低、研发投入不足,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过高以及FDI占比过高是造成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的主要因素。广东省虽然整体上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人均收入却没有相应提高,尤其是粤北山区的经济发展落后。研发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但是广东省对科研没有高度重视。工业增长过快虽然使得其吸收就业人员的能力增加,但是第一产业排出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低技能的人员,无法满足现代化的科技要求,因而不能得到有效转移,还导致广东的第三产业超前发展,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广东服务业迅速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劳动力呈现出被迫转移到第三产业的现象。广东FDI占比过高和国有经济占比偏高反映出相对其他以农村人口居多、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省份相比,广东省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水平高,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因此,为提高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员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广东应积极提高人均收入,加大研发投入,发展就业容量较大的服务业,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程度,采取有力措施保持FDI流向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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