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三大关系
发展中国政治话语体系需要吸收国外的政治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概念坚持本土化构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融入中国本土特色，提高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现实的理论解释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一、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
在《政治科学原理》中对政治学的定义作出了解释：政治学是把国家的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后来在政治学者的不断摸索与探究中，又得出了新的定义：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共权力，研究的内容为公共权力主体对社会能源的分配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规律。
在我国，政治学被引入中国得到真正重视的时期是在阶段。由维新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⑽鞣降囊恍治著作介绍到中国，比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西方的进化论、在民论等。到1932年，中国的政治学学会在南京成立，政治学开始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政治学在我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多种政治体系。政治话语体系在我国的政治学中影响比较大，我国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都是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话语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它包涵者国家的文化密码、价值取向和核心理论，决定着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强弱程度。话语权是话语和话语体系的能力体现，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是否完善主要看国家是否具有强大话语权。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主要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对内的话语体系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要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对外话语权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与话语能力。
二、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三大关系
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三大关系是使命自觉与理论自主的关系、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关系、科学创新与制度传承的关系。要想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三大关系，首先，应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新鲜话语，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创新。其次，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需要重视思想舆论的引导与斗争。对待不同话语的问题和误导，需要给予有针对性的话语进行回应和批驳。最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应该注重话语的辨析和吸纳，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言论不是对西方流行和时髦的概念范畴照抄照搬。应该结合中国实情，做出正确的引用和吸纳。
搞好使命自觉与理论自主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在政治学中的主体地位。政治学话语体系具有很多的政治理论内容，需要在政策以及机制制度方面充分的表现出来。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要素是价值取向，这对政治学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都有者很大的影响。坚持民主，充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学，使政治学话语体系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扎根群众当中，采用理论自主的方式、科学的方法，使群众都能接受和参与到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去。
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三大关系的工作者要加强使命意识，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高度重视科学创新与制度传承的关系。实践创新促进了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指导实践创新。我们要在推进实践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的加强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实践和推进实践，使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同时进行，双向发展。在不断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过程中，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理论性的支持。通过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用贴近现实、反映真理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话语来解释现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再次，立足“两个视野”，科学看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既需要国际视野，也需要民族视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既需要吸纳世界文明成果，也需要突出中国特色文化优秀基因，要做到“世界性”与“民族化”相结合。
三、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三大关系，是形成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我们作为即将踏入社会的人员，应该参与到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中去，为我国的政治学繁荣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将我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更加民主、开放、科学。构建属于我国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更是每一为中华子民应该具有的意识。
参考文献：
[1]周宇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的政治学考察[J].新闻界，2013，（19）：16-19.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教材话语；内在关系
中图分类号：G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1-0187-04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话语无疑是师生交流的重要媒介。对教师而言，他所使用的教学话语不仅承载着教学大纲要求的教学目的和所要传播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承载该教师的教学理念以及教材认知和掌握。对学生而言，如果教师的教学话语能够为其喜爱和接受，往往会使其尽可能地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并与教师建立积极的合作学习关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应用话语体现理论说服力的学科。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如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能够恰当地使用教学话语表达教材话语，就能够有效地完成教学目的，引领学生正确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提高思想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然而，在现实实践教学中，能较好地实现师生间的交流和知识及技能传递的教学话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所代替，使师生间的联系极其脆弱，很难创造出生动活泼的生命课堂。那么究竟什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和教材话语，二者之间的关联怎样呢？
一、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重要属性
教学是在狭义上讲是指在学校教育活动中，以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和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为基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活动。话语即discourse，是由拉丁词头dis（穿越、分离、对称）和词根eoursus（线路、行走）合成，意为“对事物的演绎、推理、叙说的过程”，词典里多做说话、讲演、论述解。因而，教学话语，通常是指师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教学活动中对知识、技能等教学内容的演绎、推理和叙说的过程[1]。也就是说，教学话语的言说者是由师生两个主体共同构成。如果按照教学话语言说主体的角度分类，课堂教学话语可分为以教师为课堂教学言说主体的课堂教学话语、以学生为课堂教学言说主体的课堂教学话语等。以教师为课堂教学言说主体的课堂教学话语通常又包括教师的板书、教学中的多媒体等。本课题所探讨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则仅限于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言说主体的教学话语，也即是在课堂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知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文化等现象和问题的技能等教学内容时对其的演绎、推理和叙说的过程。
课堂是学生学习知识和发展技能的主要常说，而话语在课堂上起着最关键的作用。课堂上教室的教学行为大多数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因而，教学话语的功能主要是促进学生学习。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功能而言，它与其他教学话语一样，具有与它们同样的提问、反馈和演示等等。但就具体而言，它在保有其他课程教学话语的共的同时，还独具有自己的功能个性特征。通常而言，这些功能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堂教学语境预设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培养。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像其他课程一样，把讲授知识作为课程教学的重心。有学者认为：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重心应在“道德品质和塑造和道德行为的养成，而不是停留在掌握知识多少的层面上”。当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趋势的转变也就要求教师必须紧扣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根据教学内容首先用话语为自己即将讲授的内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预设和培育。只有用贴合学生认知规律和教学内容心理的教学话语创造出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境，才能较好地进行课堂教学。第二，讲授课堂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是一个涉及师生教与学的双向过程。由于师生双方信息的载体不同以及教师的主导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教学话语进行课堂教学内容讲授。诸如教师可以通过声光电的电影、电视及多媒体，利用综合讯道来传递教学内容。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突出的上海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李梁，他完全把多媒体变成了自己课堂教学和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话语，从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第三，组织教学活动，此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话语主要是介绍教学活动的步骤、要求等，宣布活动的开始、结束等；组织学生报告活动的结果；对学生完成活动情况的评价。第四，维持课堂纪律。高校思想政治思想理论课由于大班化教学及学生对公共课教师不如专业课教师那样敬畏，课堂纪律有时需要必要的维护，因而，此时的教学话语更多体现在保障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话语的最重要作用是促进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引领他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共识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如果他的教学话语不能够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向学生传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那么他的教学话语是不合格的。同样，如果他的教学语言不能够引领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引领他们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他的教学话语为学生喜爱，同样是不合格的。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话语通常又有以下的要求：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话语一定要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认知规律，使其具有可接受性。可接受性，就是指教学话语既要符合学生实际水平和需要，又要略高于学生的现有水平，以让学生可接受为原则。可接受性这一特点意味着教师要适当把握好教学话语的难度和生动度，若言之过难，学生什么也学不到，若言之过简，学生听得索然无味。若言之枯涩无味，则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当前，大学生成长在一个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并存的时代，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不再是单一的被动接受，甚至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带有挑战的姿态，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想使自己的教学话语为学生说接受，教师既要把握好教学话语的难易度，熟知学生已知什么和将学什么，还要了解喜爱的话语风格，能用其喜爱的话语风格诠释教学内容，循循善诱知识、技能。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注意自己教学话语的真实性，不能以假话、空话、大话取悦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对大学生产生久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最讲究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在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要将背离真理的假话、远离生活的空话和脱离实际的大话，所举案例和材料必须坚持真实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等思想政治理论的真实呈现给学生，才能说服他们对他们产生持久吸引力。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话语一定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在这里，规范性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话语一定要正确和准确。所谓正确就是教学话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知识传授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也就是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等，使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因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学话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党中央的文件、决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能为了迎合少数学生的政治趣味，用所谓幽默甚至搞笑的教学话语，解读和传输严肃的思想政治理论观点，把不健康的东西搬进课堂里来。所谓准确，就是高校思想理论课教学话语一定要严格依据教材，反映出教材重点和难点。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部分教师一味抱怨教材内容枯燥不能为学生喜爱。有的教师为此自辟蹊径，抛开教材内容，完全根据自己的思路和自己的专业特长、学术兴趣，搞出一套所谓的教学话语体系。这样教学话语是不能准备反映教材内容的，有违背教材编写精神的。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一定要坚持具有感染力。就是说教师的教学话语一定言之有物，并要求其所言能主动学生的心灵和认知。换句话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话语是一定体现出教师对教学内容理解和心灵感受，而不是毫无自己情感地“照本宣科”教材内容，而是用真情注满教学内容的教学话语，来打动学生的心扉，从而感染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热爱以及对道德情操的升华。情真意切的教学话语，动人心魄，既作用于学生的感官，又作用于学生的心灵，使他们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去感受知识。教师依据崇高的道德标准和崇高的审美情操，正确地处理教材，组织教学把对是非曲直的爱憎好恶喜怒哀乐化作富有真情实感的教学语言，使学生从中受到感染熏陶，以期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发挥着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的实质
教材是教师为实现一定教学目标，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供学生选择和处理的、负载着知识信息的一切手段和材料。其最为狭义的定义便是“教科书”，有时也称课本。教材的编写无论如何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应用，离不开话语的表述。教材话语实质就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教学目的，以教材为载体，以教材编制者为主体的话语。因此，教材话语的言说主体在形式上是教材，实质上却是教材编制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编写课题组全体成员。他们依据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严格按照中央精神的指导，多次经过调研和探讨，共同编写而成。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实质上以教材编织者为言说主体的对中央精神的准备表述。
就教材话语的功能而言，它要根据教学的目的和教学大纲，按照一定的范式，给教学提供比较全面、准确、严谨的逻辑和知识体系，成为教学所应遵循的基本蓝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党和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为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终身受益的课程，2005年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学部负责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工作，组织由学术带头人任首席专家，理论研究人眼、教学人员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组成的编写队伍，编写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无论从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和逻辑框架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都严格而准确地体现了中央精神。也正因为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的功能除了向学生展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等理论知识，而且还在向学生诠释和传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对党和国家意识的强烈体现及承载着意识形态传播使命，并为完整体现中央精神。这使得其教学话语具有了以下特征：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呈现“官方化”和“文件化”。为体现中央精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理论观点主要是依据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严肃写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教材中，在《概论》课教材话语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概论》课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育，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包括当前中国最新的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想把这些内容较为规范地展现给学生，在教材编写中，最好是采用党和政府的文件。这能更好地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路线和政策的准确性和严肃性。由此，也就自然使得教材话语必然会呈现“官方化”和“文件化”。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呈现理论化。在现实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抱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太过抽象化。其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是一门理论课，这决定教材话语自然必须呈现抽象理论化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叙说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必须以理论化的话语阐释教材内容。如《原理》教材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必须注重理论化。即使《纲要》课同样注重理论性。《纲要》课虽然主要是叙说的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但实际在回答中国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道路。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现实性的品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教材都有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它始终立足于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完全超乎于现实的玄思。就四门课的教材内容看，《原理》课、《品德》课和《概论》课的现实品质自不待言。就是《纲要》课同样与现实密切相连。它告诉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这些同样是一个历史与现实密切不可分的大问题。
三、遵从教学话语与教材话语间的内在关系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保证
严格意义上讲，在教学实践中，教学话语与教材话语本质上并没有根本区别，两者都属于言语信息表达的媒介。有的学者因此把教材编写专家为课堂教学设计的课堂话语看成是教学话语；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教师课堂教学上的言说话语与教材编写专家设计的话语还是有更多的区别。尽管许多编写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的专家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在课堂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话语，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的编写的话语毕竟受到教材设计语境的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性和教材语言的书面性决定了教材话语的严谨与刻板，教材语言并没有具体区分到被教育对象的具体个体的生动性，与教学语言的生动性和对象性还是具有功能性的区别。因此，教育家叶圣陶说：“教材即使编得非常详尽，也不过是某一学科的提要，加上一些必要的范例罢了。因此，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要教得好，使学生受到实益，还靠老师的善于运用。”[2]这里的“善于运用”就蕴含了对教材话语进行转换工作，以使学生能够通过教师课堂的教学话语，接受认同教师课堂教学的信息，达到课堂教学的效果。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了达到教学效果，同样需要处理好教材话语与教学话语的内在关系，实现教材话语到教学话语的转换。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中，在思考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效果时，有一种倾向，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提升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教育教学的效果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原因分析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不理想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话语的“官方化”和“文件化”，据此成为大学生不喜欢思想政治理论课，而造成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过分看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客观负面影响，淡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教材话语和教学话语转换工作的责任。固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于其担负着意识形态的功能，造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的“统一性”和“官方化”，这更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开展教学话语和教材话语的转换工作。教师根据教材章节的教学目的和大学生对象的特点，创设具体的话语语境，有针对性地对教材话语进行加工和衍生，创造性地构造教学话语，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领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相反，教师如果只“照本宣科”，忽视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的转换工作，不对教材话语做根本的转变，机械地将教材话语直接搬到课堂上，直接作用于“活生生”的大学生群体，则教材话语刻板、枯燥的特征不做遮蔽，教材的思想理论教育功能大打折扣，最终也就违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论实事求是的精髓，违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来目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转换其实是对教材话语加工、构筑教学话语的创造性过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教学目的和大学生心理认知水平等实际，在课堂上对教材话语进行丰富、拓展和升华，使教材话语能够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由教材话语的书面死板转化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具备个体性的、生命之间双向交互态势的语言。相对于教材话语，教学话语具有简洁、形象和体验的特点，因此教材话语和教学话语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教材进行分析，对学生的要求和水平做深入了解，并根据自己的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补充和调整教材的内容，创造性地完成教学大纲提出的教学目标与任务。”[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在具体特定的时空场合，创设具体的语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的话语进行解析、归纳和提炼，通过教师个体性话语和话语媒介，受到大学生受教育群体的感知，从而使书本的教材话语转变为活生生的教学话语，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的内容内化于学生的感知，大学生产生思想上的震动和共鸣，才能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效果。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除了要掌握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转换的方法途径外，归根结底还是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素养，这是教师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和教材话语的内在关系的根本要求。
参考文献：
[1]石鸥.试论教学话语与师生理解[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6）.
摘要：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全球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带来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化视域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语、话语失效等现象严重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已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就是要形成以原则为基调、以路径为动力、以内容为核心、以机制为保障的一体化创新体系，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际效果。
话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和建构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传导、输送、转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信息的重要载体，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权利构造的参与者。在全球化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领域面临新的课题，面临新的话语冲击、重组、挑战、渗透等。大学生是一个充满朝气、积极走在时代前面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积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易于接受全球化的理念、各种思潮、全球化话语等，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带来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全球化的话语内涵及其走向
(一)全球化的不同解读。关于什么是全球化问题，目前学术界作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化的视角，包括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等方面纬度。阿芒·马特拉(ArmandMattelart)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内外的商业活动，它是一个公司的组织模式和一个世界空间建立关系的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赫尔德等人指出“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进程或者一组进程，而不是单一的状态。它反映的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逻辑，也不是一个世界社会或者世界共同体。相反，它反映出了区际交往和交换网络与系统”。全球化是一个多样性的存在，全球化不导致同一化。这种观点目前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导致了商品、资本、信息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的流动，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更加息息相关。全球化也代表着超越国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形成”。这种观点把全球化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话语概念，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衍生出来的文化全球化的话语表达。概而观之，全球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全球性话语表达，是不同的主体所建构的话语形式。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形式，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全球化甚或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而存在，是一种新兴的话语表达。
(二)全球化的话语内涵。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而存在，具有特定的内涵。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全球化话语是一种跨民族、跨区域性的话语形式，是对世界存在、事物发展的全球性描述。二是全球化话语是多样性的，包括经济全球化话语、文化全球化话语、信息全球化话语、网络全球化话语等类型。不同的话语类型描述、诠释不同的意义表达。然而，必须关注的是，全球化话语的多样性并不排斥在一定领域上趋同性不断增强的特征。三是全球化话语是一种建构性话语，是在描述、诠释世界事物发展的基础上，用独特的话语去建构全球化知识和理念。全球化话语具有跨区域、普世性和渗透性强等特征，对民族性、区域性、地方性的话语具有很大的渗透性、破坏性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话语是对民族性、区域性、地方性话语的一种冲击，甚或是解构。
(三)全球化的话语走向。全球化话语作为全球性的话语存在，它既超越民族性、区域性、地方性话语特征，又不断从这些话语领域中汲取营养。作为全球性的话语，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为广大群体所接受。换言之，全球化话语将不可忽略地走向民族国家和地区。然而，全球化话语与其他民族性、区域性、地方性的话语接触、同化、冲突和共生就成为其不确定的走向。接触是全球化话语的最初层面，世界话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话语接触成为可能，也为话语同化和冲突提供了不确定因素。全球化话语与地方性话语接触，话语的差异性使得强势话语往往渗透到弱势话语领域，话语同化、话语霸权难以消解。毕竟弱势话语从来没有(也不愿意)放弃自己话语权力的倾向和捍卫自己话语权力的努力。相反，它们正通过民族主义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民族文化话语等形态竭力保护自己的话语权力和空间，其后果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话语冲突。这种冲突包括强势民族文化话语与弱势民族文化话语的冲突，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后现代话语之间的冲突，全球化话语与地方性话语的冲突等。此外，全球化话语的另外一个走向就是话语共生。进言之，就是全球化话语同其他民族性、区域性、地方性话语的共生。话语共生是对话语同化、话语霸权的消解和摒弃。共生作为话语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给全球化话语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话语共生将成为全球化话语乃至其他民族性、区域性、地方性的话语健康发展的乐观走向。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由全球化话语的可能性走向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全球化视域下，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当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一种融民族性、区域性和地方性子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理论，必然要遭到全球化话语的接触、交流、渗透、冲突等。随着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网络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大学生以其独特和敏锐的时代眼光放眼世界、着眼未来。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就面临全球化话语的两种境遇，即在全球化话语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可以广泛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话语资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全球化话语的冲击下，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滞后性，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出现话语失语、话语失效等现象。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正视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新的机遇。就理论层面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理论与全球化话语理论一样同属于一般性的话语理论范畴，具有一般性话语理论的共同特征、属性和价值取向。换言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全球化话语在理论层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相通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全球化话语可以在一定的环境和场合下相互沟通、相互吸收，而不是完全相排斥。而全球化话语是一个涉及全球性的话语理论，内涵极为丰富，其边界远远超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乃至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的视域，这就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的空间、机遇和契机。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发展在全球化话语理论的空间下，能够获取更多、更加丰富的话语资源，进而不断拓展自身的话语理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就实践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一种实践性的话语，是主体间(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利益攸关者)沟通、说服、意义表达、意愿培养等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和建构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的青年群体而言的，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专业教师、政工师、辅导员等教师群体)对大学生的沟通、说服、意义表达、意愿培养等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和建构者，以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大学生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心的和谐发展，进而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广大教师和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以敏锐的社会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社会动态、社会思潮、国际局势、全球性的各种浪潮等。他们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等各个领域的话语资源，尤其是全球性的社会思潮、浪潮的话语资源，使得主体在交往、沟通中不断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提供良好的实践平台。简言之，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话语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在他们的交流与互动中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新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全球化话语中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正如前面所述，由于全球化话语的渗透性比较强，对民族性、区域性、地方性的话语具有很大的冲击力，这就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难免要受到全球化话语的冲击，它们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话语冲突作为话语间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关系的表现形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系统，相对于全球化话语而言是弱势话语，即使相对社会公共话语而言，也仍然处在弱势地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建构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话语系统，是培养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本毕业、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话语系统。这些特征决定了其意识形态性强、政治观念敏锐性等特性。而全球化话语中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中的话语系统正逐渐渗透和解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渗透与反渗透、解构与建构之间的角逐，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大学生对网络话语、生活话语的广泛诉求和涉猎，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话语面临滞后、失语与失效的危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网络技术发展迅猛，大学生对网络的需要和依赖空前增加，全球化视野不断开阔。网络逐渐成为他们学习、交流、休闲娱乐、宣泄、了解世界的重要平台。而虚拟世界、虚拟社会、虚拟婚姻、虚拟暴力、视频、、网络犯罪、BBS、OICQ、FTP等网络话语不断催生，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困难重重，充满挑战性。究其原因，其中无法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传统的话语大多属于现实或宏观上的话语系统，而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一个微观的世界，很难用宏观领域里的话语规范、规则等去规范、引导正在陷入微观领域、虚拟世界中的大学生言语行为。如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现实生活中大家用真名说假话，在虚拟网络中大家用假名说真话。毕竟在微观领域、虚拟领域中的话语行为往往超越了现实生活领域、宏观领域中的话语道德和素养。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大学生之问的话语之间难以产生共鸣，甚至难以对话、沟通。因为大学生在网络世界中逐渐形成一套网络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话语中是比较缺乏的。因此，往往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语、话语失效等现象。此外，大学生在校园亚文化状态下所形成的话语有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危险。民族语言、地方方言、生活用语、市场化语言等都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提出挑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不断创新，不断汲取其他话语体系的资源，不断在全球化话语时代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
三、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对策
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通过创新才能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困境。然而，话语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有创新的路径和机制保障；否则话语创新就难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到效果。简言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形成以原则为基调、以路径为动力、以内容为核心、以机制为保障的一体化创新体系，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际运用效果。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原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原则主要包括：政治性原则、价值性原则、生活化原则及有效性原则等。(1)所谓政治性原则，就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把握政治性，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要把握一定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而这些都需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来表达、描述和建构。在当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导原则。(2)所谓价值性原则，就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体现一定时期的价值导向。大学生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使得他们对当前社会各种思潮比较感兴趣，然而，他们又对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复杂性等特征难以把握，很难看清楚各种思潮的真面目，容易产生价值混乱。因此，话语创新必须考虑一定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性。(3)所谓生活化原则，就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密切联系大学生的生活实际，贴近大学生生活、贴近大学生实际，从大学生生活中不断得到创新灵感。(4)所谓有效性原则，在这里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话语专业化。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其他话语要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毕竟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话语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能用其他学科话语体系来代替。二是话语时代性。大学生是一定时期的特殊群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体现时代性，符合大学生接受心态和接受方式。如80后、90后之间的话语形式、心理接受方式往往有差别，这就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取得实效就必须把握大学生的话语接受方式等。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路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从文本中提炼新话语；从大学生生活中提炼新话语；从网络话语中汲取新话语等。
1．从文本中创新话语。文本是话语存在的重要形式，是即时话语和历时话语的重要载体。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ll)提出要重视话语的文本研究，他试图建立一套话语的文本研究理论，从而开拓话语研究的新领域。文本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等特征，是话语横向、纵向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资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注重文本研究，要从文化中提炼新的话语。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党的重要文件、重要会议、历史文献等文本中提炼适合大学生的话语。从《选集》《文集》《邓小平文选》《文选》及相关研究专著中提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等一系列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汲取话语营养。这样既可以传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统，把握政治方向，也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话语。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适合大学生群体的话语。
2．从大学生生活中提炼新话语。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重要内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必须要从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日常生活等领域中提炼新话语。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包括社团生活、情感生活、交际生活、社区生活等各个方面，这些生活区域都是通过语言来沟通和建构的。校园生活能够真实体现大学生的心灵话语、语言接受方式和能力等方面特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从大学生群体生活中寻求资源，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语言、习惯交流方式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语言方式和形态。大学生思维敏锐，充满激情，在许多生活场域中的言语创造性强，能够说出前人没有说过的话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从中提炼一些新的话语形式，这样才能加强主体间的话语沟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有可能产生实效。
3．从网络话语中汲取新话语。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方式，给大学生无限的诱惑和想象的空间。网络的出现大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和战线，从现实走向虚拟、从宏观走向微观等。网络话语的生成，既是网民的话语沟通和表达形式，又是网民虚拟现实的生活方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从网络话语中汲取新话语，要大胆借鉴网络中的一些健康、有益、良性的话语。借鉴一些符合大学生群体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从而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这样才能与大学生网民对话和沟通。简言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拟领域、微观领域的话语生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网络话语的发展。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内容包括文本话语的翻译和转换、实践话语的创造等。文本话语与实践话语是紧密联系的。实践话语具有即时性、多变性、场域性、主体性、灵活性等特征，是主体在不同话语语境中的言语表达。而文本话语是实践话语元素的积淀或提炼。文本话语是不同时期的个体实践话语、群体实践话语、社会实践话语等方面的普遍性凝结，是对叙事话语的抽象描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文本话语与实践话语是话语的不同表现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文本话语。文本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核心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从宏观上可以分为教材体系话语和理论体系话语两种类型。主要包括教材话语、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心理话语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极为丰富，多种多样，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也有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教程，这些教材的话语之间难免完全同一，话语的差别无法避免。以“两课”教学为例，随着“两课”改革的不断深入，由原来的五门课改为三门课，由传统的《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变成《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教材体系，决定了新的教材体系需要一种新的话语。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引入教材，即把政治话语引入教材体系，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更加富有活力和时代性，教材体系话语发生根本性变革。与此同时，学术话语作为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类型，体现时代性和前瞻性，本质上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话语范畴的。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话语，指称不同的研究对象，其术语往往也有区别。简言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话语和教材体系话语不是完全一样的，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此外，区域性教材的广泛使用，使得话语的变化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必须要搞好教材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心理话语之间的关系转换和翻译，推进这些话语形式之间的沟通和转换，不断创新话语转换的路径，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谐共生发展。
2．实践话语。福柯指出，话语即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展现其生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话语主要包括道德话语、网络话语、校园话语、生活话语等。道德话语作为规范大学生言行的重要建构力量，是大学生日常行为和社会实践的重要话语支撑，从心理上左右着它们的言语范式。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形式成为大学生道德话语养成的标杆，道德话语创新必须要以此为指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要掌握网络话语，充分运用网络话语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很多网络话语形式可以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领域，成为开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础。校园话语、生活话语与大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要创新校园话语和生活话语，如社团中的话语创新、公寓中的话语创新等，并从中提炼出有益的话语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然而，不管是文本话语还是实践话语的创新，都需要一定的机制来保障，只有不断创新话语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机制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一是消解教师话语霸权，促进学生话语权的回归及话语权分流的机制；二是重视主体间的话语差异，加强话语沟通机制，避免坠入“话语裂谷”；三是推进话语和谐共生的机制等。
1．消解教师话语霸权，促进学生话语权的回归及话语权分流的机制。话语建构权力，话语权的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重要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指教育者的话语权、受教育者的话语权及公共话语权等。在传统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受教育者之间的话语权并非是良性状态。如出现教师话语霸权、师生话语权力不平等、学生话语权缺失等现象。师生话语交流、沟通往往成了教师的独白或演说，甚至在教师“权威”话语的框架下，导致学生的话语空间受到挤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要有一种机制可以消解教师话语霸权，使学生的话语权得到回归，使师生的话语权处在平等地位。这种机制实质上是话语权分流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创新师生之间平等对话的权力机制、师生话语在交流中的相处尊重机制、教师话语引导机制等。
2．重视主体间的话语差异，加强话语沟通机制，避免坠入“话语裂谷”。主体间的话语差异在这里主要是指教师话语与学生话语之间的差异。师生之间的话语差异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由于师生之间的年龄、阅历、知识结构、学识涵养、价值观念、生活观念、人生观念等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大学生实践主体之间的差异性等方面，导致师生话语差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存在差异并非表示对立或叛逆。正因为有差异，才需要沟通，才有沟通的必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高度重视主体间的话语差异，教师要逐渐了解、掌握学生的话语方式及产生话语的心理结构。在尊重话语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更换自身的话语方式，逐渐使用大学生容易接受、愿意接受的话语方式，加强师生的话语沟通，避免坠入“话语裂谷”。
【关键词】情景逼迫；柔性的暴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失语现象；社会学分析
【作者简介】董金权，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术骨干；鲍昊矗安徽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硕士研究生，安徽芜湖241000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112-05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的大量文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话语冲突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强烈地诟病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话语霸权的现象，并指出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官方权势话语、教育者个性话语、专家理性话语和受教育话语四个方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并非仅是受教育者一方的失语。而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双重失语。深被诟病的“教育者话语霸权”其实并非是教育者自身的话语霸权。从本质上说，教育者是作为权势话语和理性话语的依从者执行着向受教育者传递社会支配团体（主要是权势机构和专家）的“协商的共识”的话语操控，教育者是作为“雇工”和“传声筒”的角色附炎于教育科层管理体系的控制和专家的概念术语之中，放弃了自身的教育体悟和个性思想的生动表达，从而表象的“话语霸权”遮蔽了实质上的“话语沦丧”。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更为复杂的远超出我们观察到的喧闹表象的话语冲突现象，并试图揭示这些话语冲突现象背后的生成机制，从而能更为全面和深刻地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各种话语冲突的本质因素，更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冲突问题的解决。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话语表达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受制于局部情景中各因素所确定的“客观结构”的规约。正如社学家家、常人方法学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齐默尔曼所言，“社会行动的客观结构是情景确定的”。情景中的各因素构成了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何种方式言说以及如何言说的客观结构。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景所构成的客观结构，对言说者形成一种“情景逼迫”，生产着一种“柔性的暴力”。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除了监狱、军队这些硬性暴力，更仰赖于文化的符号权力这种软性暴力来维护统治和支配的合法性”。这种“柔性的暴力”即布迪厄所说的“文化的符号权力”，它不同于武力以及肉体的鞭打等硬性的暴力给人以肉体上的疼痛。它要征服的是人的心理。这种暴力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的暴力，它是在人们没有察觉的情形下得以实施的。它的隐蔽性的暴力性特征可以将个人慢慢“吞并”。从而取得更为持久的征服性效果。“在某种条件下，在付出了某些代价后。符号暴力可以发挥与政治暴力、警察暴力同样的作用，而且还更加有效。”在这种更能令人屈服的软性暴力的威胁之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外在性的内在化”采取适合自身的技术策略。当一种放弃自身话语权以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环境的技术策略被选取时，这种隐藏于客观结构中的“柔性的暴力”就被明显地暴露出来，同时，一种控制性关系也被建构。正如福柯所言，一种技术策略建构一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从这种由情景中各因素生产的“柔性的暴力”的迫使下而建构出来的控制性角色关系的角度审视，我们会发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种话语冲突现象的本质因素。
二、教育者的情景逼迫与个性话语的丧失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目的性和政治目的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它是教育者按照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将国家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政治准则等传授给大学生，使其内化为内心的理想和信念并外化为一种稳定的行为的一种实践性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国家在思想教育领域的代言人。这种身份的规定性，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按照国家的意图做“规定的动作”，说一套规定好的话语。这种规定的强制性通过教育行政科层体系的设置和教育法律与制度安排渗透到学校组织之中。在意识形态的强势语境中，教育者难以把握意识形态与自身个性之间的“话语边界”，若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擅自发出自己的个性话语，将面临着“节外生枝”的“话语风险”。尤其是面对大学生这个活跃的群体以及在当前网络舆论无孔不入的现实情形，这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国家权势话语的力量。
因而，“国家的在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所面临的重要情景之一，成为一种逼迫的力量，生产一种“柔性的暴力”。在这种情景逼迫之下，思想政治教育者难以嵌入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原本丰富生动的素材的主动理解、评价和阐释，遗忘了自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者、实践者、生活者、体验者以及创造者的角色身份，采取放弃自身建立在对生活的思考、对素材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之上的生动的个性话语策略，以规避各种“话语风险”，完全依附于权势话语。“以‘客体’的身份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场”，成为权势话语的传声筒，从而权势话语对教育者话语的控制性关系得以建构。在这种话语冲突之下，教育者欲言又止，欲说不能，成为一种只有随声应和，没有理解、质疑、批判、讨论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一种单面化的教育，因而也难以取得理想的实效。
由于知识的占有量以及个人智慧、能力与机遇的不同，在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里被分化出一批权威的专家，他们控制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话语资源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手段、方法的解释和说明权。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和开发方面，绝大多数普通的一线教师也仅仅只是课程教学的实施者、执行者角色，他们被排除在课程内容讨论、设计、决策、开发以及评价等诸多环节之外，自身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体会等均不能进入到课程“议程”设置之中。“专家的在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面临的又一重要情景之一。各类专家通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本素材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渗透到学校内部，并控制着教师的言说。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对这种情景的体悟最为深刻。“专家的在场”情景逼迫也是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学校这个正式组织的规约得以实现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必须在“专家”设计好的规定性动作中开展。为了应对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考核和评比，学校对于教材的征订、使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制订都有严格的规定，并制订了教学过程监控体系（比如在教室里安装摄像头、在班级设置教学信息员填写每节课教师的上课内容、安排督导组跟踪听课等）、教学质量考核体系、考试体系等来框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教师的每句言说都有可能被记录在案并被传播，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把柄”。这种情景逼迫生产着“柔性的暴力”，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了规避话语风险，沿用教学模式上的普适主义，采取一种放弃自身个性话语权的技术策略，成为专家理性话语的盲目依从者，专家理性话语与教育者个性话语的控制性关系也就被建构出来。在这种话语冲突之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理论课教师，在难以把握理性话语与个性话语之间的边界的情况下，为逃离不必要的风险，在教学中采取放弃个性话语的策略，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将自身对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理想、信仰等方面的理性文本内容转化为现实日常生活中生动活泼、充满感染力的个性话语；不能在教学理性文本与大学生日常的感性生活之间通过自身的个性话语的表达建立起对话的桥梁。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就沦为一种符号化的教育，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将经专家框限、选择、界定、解释和规范好的课程里的理性知识话语符号记诵下来，在考试中加以一一重现，然后将重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作为衡量大学生品德好坏的唯一标尺。这种符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当然难以取得社会所期望的成效。
三、受教育者的情景逼迫与应然话语的丧失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既是话语的失却者，又是话语的霸权者。他们在丧失了自身个性话语的同时，却以一个代言者的身份，依靠文化、知识、制度的力量以客体的“他者”形象行使着话语的霸权。与此相对应，则是受教育者的失语状态。受教育者的失语也是情景逼迫生产的“柔性的暴力”作用下采取的策略选择。
文化上的专断是受教育者面临的情景逼迫之一。布迪厄指出：“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沉积成为一种专断的力量。这种文化上的专断是一种非常隐蔽的“藏而不露”的力量，它使师生的关系特征顺其自然地表现为学生对教师的服从，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言听计从成为教育者的“天经地义”和学生的“心甘情愿”。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有效而隐蔽地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换为社会成员心甘情愿接受的自然现状”。这种文化专断成为受教育者的情景逼迫，生产一种“柔性的暴力”。不管文化专断带来的情景逼迫及其生产的暴力性质多么隐蔽，以致于被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它的暴力性质都不会消除。因为对教育者话语的质疑、批判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这种专断的文化贴上不尊重教师的坏学生甚至“造反者”的标签。在这种“柔性的暴力”的威胁下，受教育者“欲说还‘羞”’。因而放弃自身的应然话语以得到文化上的肯认和避免遭到文化“制裁”成为受教育的技术策略，并形塑着受教育者的“惯习”，从而一种稳定的、持久的控制性关系也就被建构出来。在这种关系之下，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沦为泯灭个性以及思考、质疑、批判、创造能力的强制性单向灌输行为。
“规制”是受教育者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情景因素。作为正式组织的大学，在教育教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天衣无缝的规制系统。福柯将学校比作监狱，认为学校是一个规训的场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规制通过显性的文本制度以及隐性的资源控制得以实现。文本明确规定了受教育者的话语权限，比如学校各类文本规范中习惯于强调“必须要……”、“不得以任何理由……”等等，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受教育者不能例行规范的言语说明权、解释权。受教育者只能姑妄听之，否则就要接受制度的惩戒。规制还通过资源的控制来实现。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里直接的教育方式是沿着行政体系和教学体系两条线路来进行。行政体系，即从学校党委到学生教育、管理部门再到二级学院（系）的分管领导再到学生辅导员（班主任）；教学体系，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两个体系中，教育者都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实现对大学生的规制。而这些规制都一致地要求大学生做一个妥协与顺从的言听计从者，否则就会无缘获取其中的资源或受到规则的惩戒。比如，对行政体系的对话与质疑可能会导致教育者的不满而与某些荣誉失之交臂，成为教育者的“弃儿”；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一句让老师不满意的质疑甚至是对老师提问的不合时宜的应答，除了可能会招致批评、嘲笑、戏弄甚至恐吓之外，还有最有效的、让学生最害怕的“高招”就是考试“挂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些显性的和隐性的规制体系成为大学生的情景逼迫，生产一种“柔性的暴力”，形塑大学生“识时务”的“俊杰”思维，使其采取放弃自身的应然话语的技术策略，从而一种控制性关系被建构出来。在这种关系之下，“欲说不能”的大学生只能附炎于教育者的话语操控之中，难以表达自身丰富的体悟，思想政治教育也无法触及到大学生的心灵深处，当然也无法取得实效。
受教育者面临的再一个重要情景因素就是“压力源”。压力源包括学习、就业以及情感与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大学生的就业难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面临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校大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专业科目的学习以及各类考级、考证等方面。另外，由于处于特殊的年龄阶段。他们也面临许多情感方面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构成大学生的情景逼迫，生产一种“柔性的暴力”，对大学生形成无形的威胁，时刻笼罩在大学生的周围，纠缠着大学生的心灵。由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远离了大学生的一生活逻辑，对大学生的学习、就业、情感与人际关系等日常生活无法作出有效的回应，没有多大指导价值。在各种压力的逼迫之下，大学生对不能指导、帮助自己解决专业学习、就业、情感与人际关系等方面压力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不起兴趣，自然而然地也就没有了话语参与意识，采取了放弃自身应然话语的技术策略。从而一种控制性关系就被建构出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班会上、报告会上，教育者在前台口若悬河之时，台下的学生却在默背英语词汇或在看专业课以及考级之类的书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上，要么也是如此，要么就是接受在教学程序操作上的普适主义模式，以及教学管理上的“以效率为取向、以控制为中心、以分数为目的”的“泰罗主义”，诚惶诚恐地记录着老师在黑板上留下的课件和板书，然后去背诵，以求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或许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学习和就业有所帮助。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大学生的话语不仅是失声的，而且是麻木的。“无意言说”的大学生从未曾质疑过也没有任何兴趣去质疑教育者的任何言说；他们也根本没想过自己还应当说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教育者说了什么，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过教育者的话语，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显然都是徒劳的。
四、柔性暴力的消解与话语权的回归
从上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首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重失语状态。受教育者的失语特征表现较为显露，因而更容易被发现和认定；而教育者的失语却被遮蔽在表象的“话语霸权”的外衣之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特征。其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重失语，是因为情景逼迫所生产的“柔性的暴力”作用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采取的有利于自身的技术策略，这种策略建构了一种控制性关系，维持和再生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重失语状态，所以，要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的回归，除了在情景因素所留下的空隙里，充分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话语参与意识，维护自身话语权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必须修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临的情景因素，消解由此生产的“柔性的暴力”，解构控制性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话语权回归。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问题意识； 问题逻辑； 问题体系；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4-0039-05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依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我们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域，我们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而且这种问题视域本身必然包含对问题的可能回答。”[1]他在《真理和方法》第一卷中指出，“为了回答这个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些被问的人必须着手去提出问题。”[2]重视问题、提出问题正是精神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问题意识的哲学意蕴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设中面临一个普遍性的“话语困境”，即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广泛性甚至到了毫无边界的地步，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从话语角度来考虑，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现特殊性，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体现普遍性，且前者更为重要和根本，形成以特殊性和普遍性为焦点的椭圆形，这两个焦点之间的张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理论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一门学科话语要避免“万金油”式的话语泛滥就必须要体现其特殊性。即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一般性的话语不同，是一般话语中的特殊性话语，不是也不能把所有的话语都归类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因而这里就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边界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边界指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边界，在这个系统内的话语才能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厘清这个边界才能有针对性地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学科性发展，否则，容易出现一些“有思想的说话和无思想的说话”[3]的混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缺乏针对性和思想性，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边界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力。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体现普遍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解释力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向微观领域的拓展越来越面临新的严峻挑战。进言之，在微观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解释力碰到前所未有的困境。许多的虚拟现象、网络交往、虚拟世界中的人的行为的对象化表露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解释力空前匮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现普遍性其根本旨趣在于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描述，这个是解释的前提，却一直是被忽视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描述的重新重视和挖掘可以有效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向微观领域拓展中面临的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基本上忽视了话语描述这一重要领域，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单轨线”前行，这样不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果只停留在普遍性话语的特征上就难以抓住“现实的人”的问题，容易“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4]而“现实的人”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的逻辑起点。当然，把“现实的人”的问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也不为过。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5]只有通过“现实的人”的问题才能抓住思想政治教育的要害。因此，重视“现实的人”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领域更是如此。马克思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能回避问题，相反，要抓住问题，其核心是抓住“现实的人”的问题。这里毫不武断地下结论：不同时代的“现实的人”的问题的变迁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通过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回答问题，然后再提出新的问题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7]因此，树立问题意识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中是何等的重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应当区分，问题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使用的逻辑起点。弗雷格指出，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不同。关于这个区分，维特根斯坦用“棋子”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正如把一枚棋子放在棋盘的棋位上还不是一着棋一样。在一个东西已被命名之后，我们可以说，至此还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不是在语言游戏中，那么它甚至连一个名称也没有得到。”[8]这里意指语言必须在“语言游戏”中才能体现意义，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一个词只有作为句子的一部分才有意义”[9]，二是一个词只有在使用中才能体现其意义。斯特劳森认为，“表达式和表达式的使用应当区分”、“语句和语句的使用应当区分”[10]。依据他的观点，可以推出话语和话语的使用不能等同，这就为区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提供依据，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包括即时性话语和历史性话语，动态性话语和静态性话语（如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以及话语理论和话语实践等。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则是一个即时性、动态性、实践性的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怎样使用、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使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效力。而从问题意识出发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使用的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抓住问题，把握受教育者的问题，并“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才能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有针对性的沟通，才能促进教育者解疑释惑，促进受教育者解决疑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才能体现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再生产须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针对时代问题及特征，建构符合现实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再生产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话语交互过程中产生新的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再生产最有效的视角是抓住问题意识，它既包括受教育者的本身的问题，又包括时代问题等。时代问题是把握一个时代的脉搏和趋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再生产抓住受教育者的问题是基础，抓住时代问题是关键，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再生产的不竭动力。在这个基础上建构符合现实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和内容，才能满足“现实的人”的需求，才能在社会的变迁中不断解答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问题意识到问题逻辑转化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抓住问题意识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问题逻辑奠定基础。“精神科学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11]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来自受教育者的问题多种多样、杂乱无章，如何驾驭成千上万的问题？如何在众多问题中取出有意义的问题，从而不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被问题所牵制、被问题所困，从而失迷自身方向。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要重视问题、运用问题，但又不能被问题所“累倒”。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问题本身的梳理，二是对问题中的话语使用进行梳理，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问题逻辑。这里不妨先探讨问题本身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12]要回答问题就必须对问题本身下功夫，一般而言，受教育者提出的问题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分析。
从问题的内容上看，主要涉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内容中的问题、受教育者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人生价值方面的问题、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困惑问题、未来预测问题以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无关的问题等。问题的内容是研究问题的核心，以问题逻辑的思路对问题的内容进分层梳理，搞清楚哪些问题是可以正面解答的、哪些问题是难以正面解答的、哪些问题是难以下定论的、哪些问题是现阶段无法回答的、哪些问题是有实质性内容的、哪些问题只是形式意义上的等，通过梳理，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现实条件，有针对性地选出一些问题来回答，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有针对性。按照弗雷格的思想，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缺陷，这种缺陷容易使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受到限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难以适用所有的问题，也难以应对所有的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的科学性就必须要对问题本身进行梳理，从而把问题的回答定位为：可以解释性回答的问题、可以描述性回答的问题、无法解释性和无法描述性回答的问题等。对那些超出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无法解答的问题进行处理，从而避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万金油”式的泛滥。
从问题的性质上看，可分为意识形态领域和非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问题的性质区分，这里主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和非意识形态领域的角度出发，受教育者提出的问题既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且占主流），又有非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尽管不占主流，但不可忽视）。由于学科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受教育者提出的问题显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诚然，不可回避的是问题中的非意识形态性，这类问题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向微观领域拓展会越来越多。把问题作这样的区分，有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和非意识形态领域的使用。从避免用意识形态非常强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去回答非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导致答非所问。也避免用非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去回答意识形态性很强的问题，导致解释力匮乏，难以取得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殊性之一就是意识形态性，但其存在许多的非意识形态性的话语，只有把问题的性质搞清楚才能对症下药。
从问题的意义上看，可分为有意义的问题和无意义的问题。问题是否有意义关系问题是否成立。问题有意义和无意义需要进一步细化：有些问题本身没有意义；有些问题本身有意义，但超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成了“无意义”；有些问题有意义，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无法回答所有问题，其重心在有意义的问题。这个有意义的问题，实质上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有意义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有意义问题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关注的关键所在。
从问题的发生角度看，主要可分为对现实的疑惑性问题、置疑性问题和误解性问题等。“现实的人”的问题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疑惑、置疑所产生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难以回避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如何回应外部的置疑、如何诠释各种疑惑，这不仅仅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解释力问题，更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艺术问题。当然，也存在许多误解性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有的学生问题更多是一种误解，有的甚至是假问题，但误解和假问题也正是学生问题的特点之一。澄清误解，阐明问题不能成立的根据，正是不同于提供标准答案的学生问题解答的特点，正是为学生释疑解惑的功能所在。澄清误解和消解假问题本身，正是典型的为学生释疑解惑。”[13]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来澄清概念、澄清误解、消解假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魅力所在。
此外，还包括从问题的指称上看，主要可分为真问题、假问题和真的假问题（或假的真问题）以及悖论问题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必须首先梳理好问题，通过问题逻辑来把握问题，从而把问题层层细化、层层深入，从抽象的问题不断具体化、把大的问题不断细化，把面上问题深入到点上问题，从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使用提供一把钥匙。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避免浮想联翩、空洞无物、“豪言壮语”、粉饰太平，有必要把意义和指称区分开来，其意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使用的针对性。通过问题逻辑，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围绕问题，从回答“为什么”出发，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使用的“是什么”模式。从“是什么”模式向“为什么”模式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使用的理念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问题逻辑建构
前面论述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问题逻辑实质上是属于微观领域的小逻辑，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问题逻辑则是宏观领域的大逻辑。它指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以及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中的四门课的话语体系等。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须以问题逻辑为主线，通过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使用的问题逻辑，才能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关键，建构具有实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问题逻辑建构主要指称四个层次：一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问题逻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问题逻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问题逻辑；二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之间以问题逻辑的形式整合起来；三是指这三个话语体系中的子系统之间以问题逻辑的形式整合起来；四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问题逻辑细化为问题描述逻辑、问题解释逻辑、问题对话逻辑、问题反思逻辑、问题集群逻辑（即点-线-面逻辑）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问题逻辑是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本身的问题来建构一套问题逻辑。“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4]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本身是否彻底关系到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要关注自身的问题，在问题中不断提升理论建设水平，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需要付诸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的问题逻辑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实践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问题逻辑是指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本身的问题来建构一套问题逻辑。经过几十年的学科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日益完善，但是也经历了长期的变迁，致使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有很大的差异。当然，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仍然不完善，且存在一些问题，如何从问题中寻找教材改革的突破口，也正是问题逻辑关注的内容之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自身的问题梳理，找出问题之间的内在必然性，从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的转换和提升寻找路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话语和受教育者话语之间的交流、对话、争论的重要场域，是“舌战”的舞台，是艺术的舞台、是智慧碰撞的舞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问题逻辑是指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话语本身的问题来建构一套问题逻辑。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话语的问题逻辑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根本驱动力。总之，这三套问题逻辑的转换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石。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体系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这三个体系的指称不同，三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指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话语体系，它实质上是一种理论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体系指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形成和发展中的话语体系，现阶段主要包括“四门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的话语。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指称这“四门课”的课堂教学话语。它们之间不是完全等同的，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主要是抽象的理论话语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体系主要（或者偏重于）是社会实践话语体系，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主要是课堂教学话语体系（含教师话语、教材话语、学生话语、专家话语等，且它们之间不是机械拼凑，而是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因此，这三个体系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理论话语体系、社会实践话语体系和课堂教学话语体系。如何打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整合这三个体系，关键在于抓住问题逻辑。通过问题逻辑把三者串连起来，把这三个体系有机地运作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需要以问题逻辑的方式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的内核与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包括内核话语和话语，内核话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话学科话语的特殊性，话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的开放性和借鉴其他学科话语的态势。通过问题逻辑可以使内核话语与话语结合起来，从而破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系统的封闭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就存在四个教材话语体系，有的偏重理论、有的偏重历史、有的偏重道德伦理、有的紧跟时代步伐等，这“四门课”的教材话语各有千秋、特色突出，当然，差异也十分明显。整合这四本教材的话语体系需要抓住问题，以问题打通四本教材话语体系的脉络，通过层层细化问题，从而把四本教材话语有机地衔接进去。从而减少四本教材话语体系之间的鸿沟，避免出现四本教材话语之间的冲突。通过问题逻辑可以较好地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教材的四个话语体系有机整合起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话语体系。
由于四本教材话语的特殊性使得“四门课”的课堂教学话语存在差异性，而且课堂话语体系内涵更加丰富，动态性、草根性更强。课堂教学话语不同于社会话语，更不同于理论话语。课堂教学话语存在一定的动态性和随意性，教师的即兴话语（有激情而言）、感性话语（有感而发）、学生的话语（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有激情和感叹之言）往往是随着课堂气氛、场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对话，不单单是靠教材知识，对学生关注的问题、对学生困惑以及师生共同关心的问题才是触动他们之间的话语交往的根本动力。而且要增强教师话语的渗透力、吸引力、凝聚力，不能囿于教材的视域，需要关注学生的问题、关注学生的困惑、迷惘等。课堂教学话语以问题为导向，在厘清问题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对问题的讨论、解释、描述等使得师生话语能够有效地展开交流。这是课堂教学话语的问题逻辑的第一个层次。第二层次在于通过问题逻辑把“四门课”的课堂教学话语串连起来，从而促进课堂教学话语统一口径，为“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探讨奠定基础。而把“问题性教学”与“反思性教学”结合起来，就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加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问题逻辑还可以细化为问题描述逻辑、问题解释逻辑、问题对话逻辑、问题反思逻辑、问题集群逻辑（即点-线-面逻辑）等。这里主要是从纵向的深层次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问题逻辑。
问题描述逻辑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描述的逻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描述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要内容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来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体间的思想、各种社会思潮等是必须抓住问题逻辑。在一定意义上说，问题描述逻辑实质上就是以问题的形式来叙说事情的逻辑。问题描述逻辑的核心命题在于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怎么说”不是杂乱无章或语无伦次的说，而是通过逻辑思考、逻辑推理之后的一种表达方式；问题解释逻辑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解释问题时遵循的逻辑，这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说服力的根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否具有解释力、信服力，不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论的深度，还依赖于解释问题过程中遵循的逻辑。以不同逻辑表达的句子往往能够起到不同的效果。问题解释逻辑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抓住问题的实质来研究解释的逻辑对策；问题对话逻辑则强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共同探讨问题的逻辑，在主体间性视域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体，他们应该享有共同的话语权，通过对话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问题反思逻辑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自我反思的逻辑以及对问题本身进行反思（含批判）中形成的逻辑；问题集群逻辑，主要是以集群的方式把问题进行整理过程中形成的逻辑。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的问题集群逻辑主要是“点-线-面”逻辑，也就是抓住一个核心问题，然后细化为多个问题，在把问题细化为更精细的问题并挖掘问题背后中问题。从而形成一个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问题体系。总之，只有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的逻辑问题才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只有通过问题逻辑才能更有效地把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以问题逻辑为主线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以问题逻辑为主线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其鲜明特征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建构从问题的“为什么”出发，以及大问题中的“为什么”层层细化、层层深化更多小问题的“为什么”，进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问题体系。有学者指出：“高校思政课应当从主要给大学生讲‘是什么’，转向着重讲‘为什么’，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自觉地以问题逻辑的方式，将大学思政课教学从主要讲‘是什么’全面推向怎么讲‘为什么’。”[15]问题逻辑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抓住人”的根本方式，在解决人的问题中不断发现问题，“随着新问题的解决，又会出现新的问题”[16]。问题逻辑正是要抓住问题背后的问题，问题解决之后的问题。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使用更加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消解和清除那些空洞的、模糊不清的话语，消解套话、虚伪的话语。把握问题逻辑就是找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的钥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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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主体高度分散性、去中心性、平等性、虚拟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要求话语表达必须坚持历史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统一、话语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话语形式与话语语境相统一、感情激励与传播理性相结合等原则。同时应当从教师观念的更新、教师素质的提升、学科交叉相融等方面，提升话语表达的效力和信度。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 大学思政理论教学 基本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新媒体时代悄然而至。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新媒体时代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必要性
新媒体时代语境下，大学生突破以往的单向主体性，多渠道、多维度信息源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权威性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具有人文性、社会性、思想性、广泛性、易变性等特点，这就使得信息技术对它的影响比对其他课程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主体不再是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途径，从而降低了大学生对教育主体的依赖。
二、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特点及原则
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体现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话语内容，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技术，转换为能满足学生现实需求和反应时代新变化的话语内容，以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的话语言说方式。
2、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特点
第一，话语表达主体高度分散化。新媒体时代下，话语表达凸显了多元性、不规范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因此，新媒体话语表达的多元性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固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引起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和逆反。第二，话语表达“去中心性”。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结构中的话语单向表达逐渐解构，越来越向权力边缘化方向发展，这对教师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越来越多自媒体平台的出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选择教育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也无形中创造出了符合他们身心特点的话语体系。第三，话语表达的“平等性”。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理念形成了以单向灌输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模式，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表达方式往往是控制式、劝导式和灌输式话语。而新媒体时代下，学生网络话语表达趋向于平等、独立、自由发展，直接表现为话语主体的意志表达可以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甚至产生巨大的社会性力量。由此，在新媒体语境下话语表达的“平等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挑战了传统话语表达方式。
3、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原则及方法
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再是以往传统的单一的灌输教导，而是伴随着新媒体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冲击，选择和创造出一种既能把握、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能符合学生身心特点，为学生所乐于接受的话语形式，从而使学生真正从内心理解、认同、接受和传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把握以下原则：话语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原则。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不断进行话语创新。这一创新不是要完全放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话语，而是在吸取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精华的同时，结合时代新特点及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可接受程度，进行不断改造和创造性转换，使得话语表达更具有时代气息。同时，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融入生活话语，从生活世界中寻求资源、汲取营养，有利于学生对话语的理解和接收。融入平等话语，可满足学生渴望尊重、获得平等对待的需要。话语主导权与多样化相统一原则。在当前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握话语的主导权就必须坚持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以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凝聚、整合，统领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作用；此外，要在新媒体时代多重网络环境的影响下，结合大学生群体的身心特点，形成百花齐放式的话语系统，以达到多渠道、多视角、多层次性地传播其政治态度。在主导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减弱。话语方式与语境相统一原则。任何话语的表达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实现，而任何话语都有自己特定的话语环境。从语境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形式要灵活表达、因境致用。一旦话语脱离了它所在的现实语境，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失去它的实效性。
三、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性强、价值导向性强、内容契合性强等特征，需要从尊重学生话语权、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加强话语表达导向、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延续性等方面进行策略引导，使其表达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平等性和正当性。同时，将新媒体时代元素c传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更新观念，紧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旋律，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表达，调动大学生课堂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实践性，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教学效果和认同度，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就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更新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新媒体时代下，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特别是在话语表达上尽量避免严肃、刻板、官方话语、政治话语、套话。谨防师道尊严的潜意识影响，防止话语霸权。
文本创新与策略创新的结合
在政治话语创新中，最容易被理解和接纳的一个含义是用接受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说话，这实际上是一种面向传播对象的政治文本创新。在对外传播中，这种政治文本创新又可分为原始本文创新和翻译再创作。但无论是原始文本创新还是翻译再创作，都主要在解决以共同话语使对方“听得懂”的问题，而无法根本消除接收者的偏见。在国际社会，一国坚称自己维护民主、人权、自由贸易而指责别国不民主、不讲人权和限制自由贸易的情况比比皆是。问题常常不在于各国听不懂对方的表达，而在于各国存在不同的利益和预设立场。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有良性转变，但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大环境并未根本改变。对中国来说，仅仅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标签就足以在国际语境下形成某种前提性的偏见。若不打破这种偏见，即使我们党的政治文本进行了面向国际社会通行言语的转换，也还是处于国际社会听得懂，但不相信、不认可的境地。可见仅通过文本创新接近和参与构造国际共同话语还不行，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改变话语权分配，在文本创新同时消解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偏见。
1.文本创新与机制策略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理论的党，党的政治文本创新能力很强。从带有战略性的思想、理论、路线的提出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提法、新思路，让人们看到这个党从来不乏在政治文本创新（尤其是理论创新）方面的勇气与能力。
党的理论创新近年来日益面临的新形势是不仅要讲给党的干部和国内群众听，还要讲给国际受众听。由于党内外、国内外受众的情况差异极大，能同时面向大多数国内外受众说的理论成为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
要解决这一问题固然需要党的理论工作者拥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更加现代的知识储备，更加熟知世情国情，但更需要在机制上给予创新保障。
这一机制首先是指导机制，即党的理论部门和对外工作部门能更加紧密结合，对全党全国的政治文本创作，如重大文件、讲话、规划、活动等的调研撰写等进行更加全面协调的指导。其次需有一种大协作机制。在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学术领域都不足以独立支撑起政治话语对外传播重任的形势下，从文本写作、翻译到传播的种种协作至关重要。目前已有的重大文献集中写作、集中翻译的工作模式开创了很好的先例。但在政治文本产生速度正在加快的信息时代，这种协作显然应向更加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实践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动力机制问题，它是今天推动党的政治话语创新的一个关键。15世纪西方话语开始向全球扩散之际，承担起这些重任的传教士与商人、水手们有着极大的动力。尽管这种动力来自传播福音和经济掠夺等入侵性，但其现实结果是几百年后西方话语渐渐成为“普世”话语。今天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话语传播实际上是对15世纪以来西方话语霸权的一轮“逆袭”。在市场经济普及的今天，仅凭党和政府的指令性牵引不足以长期解决我们政治话语创新实践的动力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义利兼备的长效动力机制。一方面，党和政府需要发挥公共部门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内聚力和对外感染力。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建立基金、实施补贴、财税优惠等引导企业、院所、非政府组织等，以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自觉自愿高质量推进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
2.文本创新与传播策略相结合
2004年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提出“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外宣三贴近”原则以来，党的政治文本创新在面向国外受众方面更加自觉。不仅在原始文本的创作，而且在翻译领域也有很多理论思考和创新①。
与之相应的是，传播策略创新不应脱离于文本创新。这种传播策略应是在文本创新过程中就有所预设的。也就是说，不仅要寻找到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词汇与表达，还要努力建构出具有沟通桥梁作用的共同价值②。不仅于此，传播策略还要与文本创新有更加深度的结合，具体表现在传播平台、传播对象、传播伙伴、传播能力这四个方面。
平台策略与文本创新的结合在于：面向不同的媒体生产不同的内容。如电视媒体的脚本内容需克制文字美的冲动，不能像平面媒体那样以文字描摹画面（这是一种画蛇添足），而应发挥视频音频优势，以音画为主来传达信息、讲中国故事，而文字要发挥的是补充画面外信息和发挥点睛作用。再如，网络媒体的内容不能像传统媒体那样四平八稳，而要鲜活、互动和符合青年受众特点。
对象策略与文本创新的结合在于：面向不同传播对象讲述不同故事。对发达国家既要讲理，也要讲利。对欠发达国家则首要讲发展，然后再讲理念。对政要可以讲政策，对普通民众则需讲切身相关的事。对年长的人可以讲历史，对青年人则要更多讲现实和未来。随着大外交的广泛化和深入化，以及新媒体可以分众和直达个别对象的传播方式兴起，这种按对象提供不同传播内容的方式已经日益可行。
伙伴策略与文本创新的结合在于：针对不同的合作者提供相应的传播内容。中国的海外传播既可采取资本合作，也可采取内容合作；既可由我方提供技术、外方合作者提供渠道，也可由双方以高度融合的方式在资本、人员、技术、内容上进行全方位合作。不同的合作方式意味着我们对文本有不同的掌控权。技术合作模式下不宜直接审稿，资本合作模式下不宜违背当地受众接受习惯强行传播（那将导致收益下降），人员合作模式下我们可以通过影响人变相影响内容，内容互换模式下我们可以使用稿件采用这一隐形交易的杠杆促使对方更多使用我方内容等等。在上述各种不同合作模式下，中方提供的文本应是不同的，否则既影响合作，也影响传播效果。
能力策略与文本创新的结合在于：在传播能力的培养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文本风格、充实核心内容。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仅有传播平台、传播人员或传播行为都不足以必然形成有效的影响力。对外传播能力本质应该是一种全面运筹硬件与软件、资源与智能，把传播力变成影响力的能力。它的具体内容包含了在硬件基础上建设软件，在既有传播平台、机构和队伍基础上形成有效传播行为等。无疑，在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文本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它随着应用平台的变化、传播人员素质的提高、与传播对象的不断接触与互动等不断进行着调适。任何在传播能力提升中希望保持文本固有不变的想法都是教条的，实践中根本行不通。
3.文本创新与传媒发展策略相结合
党的对外传播文本创新还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当今传媒发展正经历巨大变革。从马克思到，革命时期的共产党所处的传播环境主要是平面媒体时代，《新莱茵报》、《火星报》、《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向世人证明党的领袖们往往本人就是办报人和传播大师。但从改革开放起，党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之前有了巨大的变化，突出特点是与电视媒体的迅猛发展不期而遇。在这一时期，一系列带有时代特点的中国政治话语变革和创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电视传播紧密结合。一些电视人已对此做出了回忆与思考③。但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大发展使党的政治话语面临新一轮传媒变革。从技术角度看，互联网新闻、BBS、以及以微博（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甚至未来的云计算、物联网正在改变传媒形态。从经济角度看，整个中国传媒业并未像制造业、服务业那样深度市场化、国际化，而这个趋势又不可避免。近几年，媒体人面临的纸媒体挣扎、“三网融合”进程中广电与电信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大数据时代”对媒体的机遇与挑战等等焦点话题，归结起来都说明中国媒体正面临深刻变化。
中国媒体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态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但历史一再证明，新技术应用和新经济形态必然带来产业变革。此时党的政治文本创新与媒体发展策略相结合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在技术和经济两条变革轨迹中，最难的是后者。政治传播可以应用新技术，但政治传播很难推向市场。例如在媒体经营行业已经实践或探索多年的“制播分离”，在政治传播领域是不太容易应用的。政治话语的生产平台与传播平台必须紧密结合，否则不是政治话语被本质改写，就是过度政治化的传播平台被市场所拒绝。
在此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无法市场化却又要应用高成本新技术的政治话语传播平台，必须以行政手段予以财政补偿；另一方面，政治文本创新要努力跟上市场节拍，在可结合的部分努力赢得受众与市场。对传媒业来说，新技术应用与市场开拓日益没有了国内与国外之分。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政治文本创新也必须在世界水平的新传播技术应用和全球大市场竞争中有所调适。中国必须既更新政治文本，又发展媒体，并把两者相结合、相同步。近些年我们已经有很多成功实践。在文本层面，党的文件和官方媒体中出现“不折腾”、“给力”等词汇，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媒体发展层面，中央电视台的广告经营连年攀升，人民网已经上市，一些媒体面向市场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者的结合只会更频繁，更经常。
文本创新与反话语策略的结合
与其他领域对外传播不同的是，政治话语的传播带有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在当前的全球传播格局下，党的对外传播话语创新时刻处在一种西方话语主导的语境下。“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④ 策略因而十分必要。传统的反话语策略是所谓“解放话语”⑤，也就是使某些字句从掌握话语权者赋予的固定意义中解脱出来，使人们不再一听到某个词就自然产生偏见。
这是一种通过再解释、再定义来取消主导者话语权的策略。实践中我们已有很多应用，如宏观经济领域经常出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表达方式就是一种中国独特的创新，它避免了民众对经济刺激政策产生不必要的通胀预期和恐慌。在政治领域，这个任务显然还需要大量工作。经常见诸文字的“民主”、“人权”、“”、“公民社会”等词汇，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非常贴切的对应概念，因而与西方价值观牢固捆绑。对这些概念进行再解释，使其与西方价值观松绑就成为中国核心政治话语创新与传播的长期课题⑥。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立足于物质文明发展成果基础上、以“中国特色”为定语的一系列再解释工作已经开始见效。世界日益承认，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统治，世界都不应只有唯一的一种模式，任何结合本身国情进行建设性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应得到包容。
破与立是相伴的。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我们日益处在一个消解500年来西方话语，同时构筑新的话语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继续以理论和实践给各类所谓“普世”政治话语以新内涵是重要的一面。对这些新探索进行有策略的针对性传播是另一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反话语传播的领域和区域上，尤其需要瞄准西方政治文明的对话与再解释。越是“普世”、被世界广为知晓的政治话语，越容易通过再解释和消解而呈现新内容，从而借此传播出中国的声音。与现实媒体平台合作和传播实践依托地缘优势，以亚洲和非洲为先头突破的策略极大不同的是，在话语的破与立上非但不应回避国际话语权核心文明区，反而应集中力量在此进行对话与理论突破。
今天如何以反话语策略说清中国发展的秘密，论证中国的发展与稳定具备可持续性，有着巨大历史意义。
这种反话语策略需要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角度，需向国际社会说清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正当性与历史必然，讲清几十年来党为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所做贡献，这就需要一个清醒和带有大视野的历史观，给世界一个不同于西方描述下的中国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从逻辑角度，则需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如何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有机统筹起来，这就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政治话语的全新发展理念诠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们要共同解释清中国飞速发展的根源在于中国独特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它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人自己的“三个自信”，也有助于根本树立中国核心政治话语的国际地位。
总之，核心政治话语的创新与传播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中国核心政治话语的生产者不仅是写文件、读文件、译文件的人，也是所有执行党的政策、传播党的信息的人。创新怎样的话语，以怎样的方式传播这些话语，是表里一体的历史进程，这将是一个需要全局设计、系统推进的系统工程。
「注释
①见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对外传播》杂志2004年第9期。
②见黎海波《对外传播中的共同价值观问题初探》，《对外传播》杂志2008年第2期。
③相关思考可见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④熊伟《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个体性话语权是教育世界里作为“本真”的“主体性”话语权，是教育活动的内在精神力量。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体系完整、术语固定和语境严肃的特点，使个体话语权淹没于制度要求的权势话语当中，在个体话语失声中以“论道”的传播形式于“微时代”必然面临困境。微博、微信等微平台赋予了年轻大学生尽可能展示个性的空间，以新鲜、时尚和富有创造力的话语形式吸引学生积极创造和使用“微语言”，而且促进了学习方式“快餐化”和生活方式潮流化的变革。“微时代”话语权的弥散，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发生变迁，结果使教育双方不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表现出成为对方的互为权力主体的主体间性。年轻学生创建的网络亚文化确立了自己的主体话语权，但与长辈的话语仍存在明显“代沟”。因此，在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以及各话语主体内部间的文化传喻和平等对话，减少代际文化冲突对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后喻文化理论：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微”变迁的新视角
（一）后喻文化：凸显多维代际话语主体共存的文化教育模式。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借助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一种教育模式，即从文化传承的不同方式出发，将人类整个文化过程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形态。前喻文化，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是一种自上而下传递文化的教育模式，文化权威来自过去；并喻文化，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是一种横向平行的文化传递教育模式；而后喻文化，则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是与前喻文化传递方向恰好相反的教育模式。[1]“后喻社会”是信息革命后一个“反向社会化”特征显著的时代。“前喻”、“并喻”和“后喻”各个形态的社会文化传递演变进程，衍生了文化教育多维传喻主体，即“前喻主体”、“并喻主体”和“后喻主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中，事实上也存在“三喻主体”。前喻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正统、最经常的主体，凭借自身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在提升、开发教育对象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推动其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并喻主体的群体归属效应对同辈易产生示范效应和激励作用，引导同辈人进行自我教育，有利于同辈间的互动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后喻主体，即由后辈来担任主体，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既促进自身的社会化，又推动长辈在新时代接受新的教育即“再社会化”。[2]话语权是由具体的人来承担的，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体领域中，“三喻主体”均有话语传播优势，有自己特定的话语权。“后喻文化”的产生并向纵深发展，表明社会文化传承模式正由传统的单向传递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
（二）用后喻文化理论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微”变迁的理论适切性。“微时代”后喻文化特征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增强，主要表现为晚辈“文化反哺”能力的提升，同辈群体圈子影响的加深和长辈文化权威消解的加快。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了主体的平等交往实践，却忽略了现实教育主体间的“代沟”问题。后喻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维性、差异性和发展性契合了“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的重塑。首先，多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这是后喻文化时代最显著的主体特征。后喻文化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对晚辈实施教育职能时，为“前喻主体”，否则主体权威丧失。同样，“后喻主体”只有应用优势自觉履行教育职能，将文化信息反哺于长辈时才具有主体话语权。其次，差异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三喻主体”由于在思维方式、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差别，在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中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经验阅历丰富的前辈，擅长传承性教育；经历、情感相当的同辈，适宜平等交流、启发，其榜样示范效应比单纯的前喻灌输更具感染力；年轻的后辈对新事物较敏感，善于探索和创新教育。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的变迁，需要根据教育教学对象、内容选择相适应的主体话语传承模式。再次，发展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信息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主体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才能够获得新知而继续发挥自身的传喻价值，确保教育对象的自由全面发展，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要求，难以高效完成教育活动。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要注重主体“三重向度”发展的多维转化和优化组合，从而拓宽主体话语权的发展空间。后喻文化的主体特征要求，不仅能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变迁的时代困境，而且有助于减少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主体间的“代沟”，实现各方资源的优势整合。
三、文化互喻：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重塑的路径选择
（一）平等影响式互喻——树立话语权共享，从主体性迈向主体间性的“微理念”。树立“微时代”师生间的平等话语权，转变教育理念是关键。教育者首先要树立话语权共享思想，实现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二元论到主体间性的跨越，并定位自身话语角色，转为“平等中的首席”。网络话语权弥散的结果是教育双方互为权力主体，基于教育者的主体性和能力，给大学生“话语赋权”，相信并激发其话语能力，使话语权由独享转变为教育参与者共享。无论生活上还是课堂上，学生都有随时质疑、讨论和建议的权力，教育者不得以“师道尊严”的权势话语压制，在教育教学中应“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多的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3]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建立平等话语权，并不意味着话语权的丢失，而只是要改变话语权主体的单向性和表达方式的一些传统性。大学生的“三观”正趋成熟、辨析能力不够强，在尊重学生话语权的同时，开展新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学生理性辨析、正确使用话语，增强其网络责任意识和自律能力，可见教育者传统的“把关”、导向功能仍不可或缺。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主——主”关系化、“我——你”关系化，是新教育理念对主体话语权的回归与尊重，有利于主体间的平等对话。
（二）合作对话式互喻——构建回归现实生活，从一元独白走向多元对话的“微平台”。“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知沟”、“代沟”给相互间的传喻增加了难度，要想有效跨越、增强实效就需要合作对话。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三喻主体”拥有不同的教育资源和信息优势，因而只有根据特定教育情境，选择恰当的教育主体传喻文化，才能发挥主体间相互学习、相互补充的合力效应。合作对话式互喻是与大学生“共境”生活环境下的合作与对话，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世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基础，高校思政扎根于学生生活，从中提取贴近学生实际的思想材料，转化为其乐于接受的话语内容，可以更好地提升教育实效。同时，在“微环境”下，教育者还要特别关注学生当前的虚拟化生存。一方面，学校要加强信息平台的构建，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除了校园BBS外，还可通过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即时校园动态，引导学生踊跃参与互动。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用“微工具”，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者可运用个人微博等年轻学生喜爱的社交平台，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教育工作者可以设置系列生活前沿议题，如教学课件、生活感悟、招聘信息等。这样，师生间可以自由跨越时空进行多元知识对话，整合智力资源，实现虚拟空间的“全员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