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内容滞后
财政学是衔接一般经济理论课与财政专业课的应用理论学科，它不仅包括基本的财政理论知识，还包括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财政现象及与之相应的财政管理方法等。自亚当·斯密创建财政学以来，这门学科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的来说，理论的发展是缓慢的，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也是大致不变的。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国在各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与手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当前的财政学教学过程中，由于财政学教学内容与材料的滞后与枯燥，教学过分强调学生对财政基本理论的学习与掌握，而缺乏对当下财政现象的深入分析与解释，使得学生对财政学的理解流于表面，不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无法透过现象探索财政本质，达不到揭示支配这些财政现象的规律的教学目的。正因为教学内容呆板与僵化，财政学的教学被禁锢在一个“高大上”的层面，而没有将开放性的观念植入教学，教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最终使教学氛围和教学效果无法达到最佳状态。
（二）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的财政学教学方法是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财政学知识，对政府收支活动进行分析与讲解。在这种教学方法下，学生主要以被动或被迫的方式获取知识，不能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对理论与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不深。由于存在教学的单向性，而不考虑教学的动态性，教师无法在授课时及时知晓学生对知识的需求与掌握情况，不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进行调整，使得教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在讲授政府的转移支付时，教师只是一味地灌输转移支付的概念及形式等内容，学生只能单向、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入，对这一问题感觉非常抽象，很难理解清楚。因此，教师应该着重从学生的认知与接受的方面去思考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不仅从理性的角度理解转移支付，还要从感性的角度主动分析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目的和好处，通过反馈、互动的方式，使学生轻松地学习知识，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目标狭窄
财政学的教学目标应与财政专业的培养目标相互衔接和一致。财政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应用性的高级专门人才，对基本专业素质的要求为具备财政、税务及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人才的就业方向是从事财政、税务、财务、税务筹划等方面的工作[3]。具体到财政学的教学目标中，过去我们只注重财政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专业技能与素质的培养，教师的教学也只是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这种狭窄的教学目标不仅使学生不具有从事财政包括税收、监管等方面工作的综合能力，也不具备复合型与应用性的特征，达不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应引入生态学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观点，扩展财政学的教学目标，注重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使学生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使财政学教学活动亦能可持续发展。
二、财政学教学的生态性特征
（一）整体性
生态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4]，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整体性是指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有序整体。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财政学的教学活动是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生态要素组成，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内在关联的生态系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埃德加·莫兰认为，人们不能把部分孤立于整体，也不能使各个部分互相孤立[5]。整体的功能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各组成部分有秩序、有规律的结合，形成特定的功能。在财政学的教学系统中，教学活动由教师和学生等生态要素、多维生态因子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一个复杂而统一的整体。教师、学生、教学内容等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在整个教学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各要素都有其特有的生态位，不可互相替代，具有财政学教学的特定功能。只有各生态因子协同发展，才能促进财政学教学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这是实现财政学教学与发展的基础。
（二）开放性
生态系统本质上是开放的系统，开放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必须保持内外的开放，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保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保持其生命力。任何一种生物都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没有完全孤立发展的生态系统。教学系统不可能将教学活动与外界完全隔绝，财政学教学活动也是如此。财政学的教学活动是教师、学生与环境之间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传递过程，是教学主体对内部各种教学因子及外部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信息的采集、编码、翻译和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必须处于开放状态，各生态要素要与系统内外部不断进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才能使财政学的教学活动正常开展。作为一种生态系统，财政学的教学活动不是封闭的、孤立发展的，它始终处于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内外部因子共同作用的开放系统中。
（三）动态平衡性
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保持着能量与物质输入、输出的动态相对稳定状态，即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演变规律，从而形成有层次、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即系统总是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推动自身的变化和发展。财政学的教学系统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的动态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影响教学系统的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既有教师水平、学生状况、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内部系统的变化，也有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发展情况、财政收支结构与规模、财政政策等教学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它们直接影响财政学教学中各生态因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影响教学的质量与效果。依照生态学理论，教学生态系统应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并且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平衡状态。那么，如何使这些生态因子处于相对平衡，并达到更高级的平衡状态，这是财政学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性
在生态系统中，可持续发展是指在自然资源与其开发利用程度间寻找平衡，是一种不超越环境和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当前利益，还要放眼未来；不只局限于系统本身，还要强调与环境、经济、社会的协同持续发展。在财政学的教学生态系统中，系统的发展不能只强调学生对每堂课教学知识点的掌握，更应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这才是教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应将财政学的教学活动与外部的经济、社会等政策环境相结合，寻求教学活动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从可持续发展观来看，事物发展的各阶段都是相互依存的，目前的发展是将来的基础，必须保证事物持续性的发展。发展要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任何一方的发展变化都会作用于整体，不能因为某一方的发展而损害另一方甚至整体的利益。在财政学的教学课堂上，学生的学习是将来发展的基础，应将学生、教师及教学内容整合起来，使之具有整体性与协调性，将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培养提升至更高的教学目标层次。此外，教学系统不能因为片面追求教学形式或教学内容的多样、丰富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应将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学教学的最终目标。
三、生态视域下的财政学教学改革途径
（一）强调整体性，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
财政学教学要注重系统的整体性，从多个方面进行生态教学。首先，财政学教学系统中的学生作为最重要的生态因子，其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整体性。在该系统中，学生应是教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仅要关注学生对财政基本理论与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情况，更要把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注重其能力的培养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这才是生态视域下财政学教学的基础和归宿。其次，在生态视域的财政学教学系统中，教师与学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师生关系融洽是构建和谐教学环境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应置于平等的位置上，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中心，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与环境，构建生态主体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由此建立具有整体性的生态型师生关系。只有优化整体的师生关系，才能实现师生的“共生”，营造出和谐的教学环境。再次，财政学的生态教学要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用多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统一、整体的教学环境。就教学系统内部而言，要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与学生精神环境的统一，注意内部的整体与协调。外部系统包括与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事物———经济、社会及政策等各方面的环境因素，要让学生认识到其不仅生活在这些环境中，更重要的是财政知识大多来源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应该注重教学活动与外部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在这个由人与环境共同组成的教学生态系统中，我们应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体验并享受教学环境的和谐。学生通过课堂的知识学习，结合外部环境的财政现象、财政政策等内容，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发展自身能力。总之，应从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为学生学习知识和发展能力营造一个和谐的教学环境。
（二）注重开放性，充实教学内容
教学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会受到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并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的输入输出与外部保持密切联系。系统只有开放，才能吐故纳新，增强内在生命力[6]。财政学的教学活动也只有开放，才能使教学内容和手段得到丰富和拓展，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其对财政知识与财政现象的理解。在财政学的教学系统中，生态教学要求生态系统要向外部环境开放，而不能是封闭的。这里所说的开放不仅包括作为重要生态因子（教师和学生）向外部系统的开放，还包括教学内部系统向外部环境的开放，使各种信息流通畅地传递，最终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与目标。一是生态要素与外部系统的开放。教师和学生作为社会性的个体都有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财政学的生态教学要求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教师和学生要有专业而敏锐的眼光，发现身边、生活或学习中与财政相关的现象和政策。有了这种认识与意识，师生的关注点就不会局限于教材，这不仅使财政学的教学内容更丰富并具象，还能使师生成为教学资源的收集者和创造者，易于教学和学生的理解。二是教学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开放。财政学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经济、社会，还包括文化、制度等，教学活动需要与外部生态环境进行信息的输入输出来充实教学内容。财政学的生态教学强调教学内容来源的开放性，即教学内容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或改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财政学的教学内容，为教学内容的更新、学生知识面的扩展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内容的开放性要求学生将财政专业知识与生活和社会联系起来，并加深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另外，开放性要求课堂教学内容要与社会实践相联系。以往的课堂教学内容只重视理论与基本知识的灌输，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之外，与鲜活的社会经济相分离。比如“，土地财政”这一概念以前没有出现过，这一财政现象是与当前的经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这要求我们将开放的眼光投向这个开放的财政学教学系统，用财政专业理论和知识来解释这一现象。因此，财政学的教学应具有开放性，打通课堂通向社会的通道，使课堂充满生命和活力，通过师生共同努力，于现实生活中寻找教学案例，丰富教学内容，沟通书本与现实生活，使“两个世界”相融合，以此来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基于动态平衡性，创新教学方法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与循环中，进行着永不停歇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传递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遵循着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规律，维持着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平衡是动态的，维护生态平衡不仅要保持其初始稳定状态，更要在人为的影响下建立新的平衡，形成更合理的结构，发挥更有效的功能，取得更好的生态效益。财政学教学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也是在动态平衡中求发展的教学过程，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系统中，教师以教学内容为媒介、以教学方法为手段架起与学生联系的桥梁，系统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影响进行动态调整，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基于动态平衡原理，教师的“教”要以学生的“学”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学方法的使用、教学语言的选择和教学手段的取舍做出灵活的调整。另外，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和学习兴趣也会影响教师情绪的变化与教学能力的发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教学呈现出由矛盾到平衡、由新的矛盾再到新的平衡的过程，教学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前进，最终完成教学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对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一的讲授型教学作为传统的教学方法，也是一种教学的动态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资讯丰富的今天，这种方法已不能满足财政学教学的需要。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包括学习能力、情感体验及掌握知识的具体情况，调整教学方法，为教学系统的发展和优化提供动力。另外，应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将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任务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将课堂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心灵的沟通、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师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将低水平的教学平衡发展成为高水平的教学平衡。教学方法的改变，使教学由单向的知识传递过程变成双向的互动过程，课堂不再是教师唱独角戏的舞台，而是师生互动交流的平台，教学内容也不再是一堆枯燥的理论，而是丰富生动的具体现象。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将知识传递的关系转变为教生间关于共同话题的对话关系，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输入输出及动态调节，最终达到财政学教学系统的高级平衡状态。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设置教学目标
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育过程。可持续发展是这一过程中的最佳状态，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协调互动状态的功能体现，它要求系统不仅要保持自身发展，还要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保持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方面，已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与接受，并成为全人类的行动指南。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主体，即人的因素。在财政学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作为生态主体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财政学教学担负着培育生态主体之一———学生的重任，会对生态主体的观念、素质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学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生态主体的协同与合作。按照财政专业培养复合型、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的标准，要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观点运用到财政学教学中，必须重新设置教学目标。首先，教学目标设置应是多层次和多元化的，要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并把学生的情感、价值、意志等素质作为重要的培养内容。其次，教学目标不应是预设和一成不变的，它应随着师生的发展和具体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再次，教学目标应具有整体性，不仅包括财政、税务、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素质要求，还包括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基本素质和个性品质得到充分、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最后，教师、学生、环境和其他生态因子都是财政学教学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教学环境或其他因子的利益为条件，师生和其他因子是统一的整体，任何一个因子的缺失或损坏都会引起整个财政学教学的紊乱。因此，财政学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兼顾全局，注重整体效益的发挥。
四、结语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1.专业比较优势首先，财政专业属于国家控制专业。目前全国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院校只有100多所，相对属于偏少的，因而毕业生供给量与金融、会计热门专业相比属于相对偏少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供需矛盾的作用。其次，财政学作为传统专业，原先主要是为政府财税等相关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尽管市场化改革致使财政专业从原先专门为政府培养财政、税务工作人员的财政学专业面临着较大挑战，但多年以来与财政税务部门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仍然能为财政学专业办学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和支撑，例如，毕业生实习岗位的提供和少量专业办学经费。再次，学科内容具有广泛性。教育部先后在1997年和1998年两次调整了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目录，而这其中，将管理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是这轮调整的重要改革成果之一。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相互分离，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单列的基础上，财政学科随即成为了一个横跨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实际上，按照财政学科专业内容或研究对象来看确实如此，其既包括属于经济学的“财政经济学”内容模块，也包括属于公共管理学内容的“财政管理学”。另外，这两大内容模块之间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专业内容整体。最近，在教育部2012年新的专业调整目录中，财政学专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学类下设财政学和税收学，并且与经济学类、金融类、经济与贸易类一起成为经济学门类下的4个专业类别。虽然在教育部多次专业目录调整中，总是将财政学归属经济学门类之下，但其转专业内容依旧是包括“财政经济学”和“财政管理学”两大模块，前者属于经济学科性质，而后者则属于管理学范畴。财政学科从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只是教育部在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更加凸显，因此，财政学专业学科内容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广泛性和综合性[1]。安徽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作为伴随学校一起成长的首批专业，一是专业历史悠久、学科底蕴深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办学经验。二是在国内同行具有较高地学术地位，分别是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税收教育研究会理事单位。三是具有一定学科建设平台，财政学专业先后2005年和2010年确定为安徽省教改示范专业与第三批部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以及财政学科在2008年被评为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四是师资队伍整齐，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学专业共有专职教师2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3人，12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队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校学科带头人1人、省教学名师1人、省教坛新秀1名、校“龙湖学者”特聘教授1名，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另外，还从其他高校和业务部门聘请兼职教授和实践导师50多人。五是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形成规模影响，受到社会各界与用人单位的好评。
2.专业劣势分析传统财政学主要是为政府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毕业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级财税、海关、银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伴随市场化改革冲击，高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重新调整，当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逐渐多元化，除了继续为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培养财税管理人才之外，还为海关、公检法、人大财经委、政府办公室、发改委以及新闻媒体与电台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培养财税专门人才。当然，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面向市场为主：一是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税管理、税收筹划和税务等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二是在企事业单位和金融部门从事财务核算和涉税工作，减少单位生产成本与维护单位经济利益[2]。与其他财经专业相比，财政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仅处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政学专业也仅能达到供需平衡，而这其中除了名校学生确实受到就业单位的相对青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统计高校学生就业时，是将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统计在内，而这些重点大学财政学专业学生考研率相对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财政学学生因自身竞争力不强，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业与其它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别是与会计、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首先，财政学专业原先主要是对口公务员系统，毕业生有稳定的就业去向，但现在政府财税、海关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对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小，且岗位竞争压力大。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多数都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部门的职工队伍得到较大的充实。虽然由于国务院各部委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近来许多单位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及提高单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补充大量优秀的财政专业毕业生。与之同时，当前我国财税制度设计与财政部门实践工作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例如2006年我国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家各级部门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即专业的财税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因而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对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每年有近一般进入公务员队伍。然而由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时，可供选择的对口职位大都是在财政局、税务局、海关以及公检法等等部门，主要是从事财政管理、税收规划和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职位，由于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而且非常体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睐，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是一种常态，上岗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另外与之同时，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也并不局限于财政或税收专业，一些职位需求被会计、金融、法律和计算机等专业肢解。其次，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技能劣势相对突出[3]。伴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创业型或小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技能性与应用性，从而也致使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4]。与之相对，由于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许多课程侧重于基础理论，其中一些事务性课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例如《政府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债理论与事务》等，显然与就业市场的技能型和应用型需求存在较大较大差距。因此，多数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主要将精力置于考取各种证书上，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理财规划师等，以增加毕业时的就业砝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读与延伸。而这在地方性高校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性高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以就业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学生占比会相对较高。再次，财政学专业在国外高校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在国外，一般设立共公经济学专业或政府管理等专业。因此，国内高校在财政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无经验可供借鉴，主要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市场化改革冲击下，财政学专业仍然按照旧的思路进行，毕业生明显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另外，正因为仅有极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在期望值过高与现实“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现状就业使在校学生产生专业迷茫。
二、市场化进程中财政学专业改革取向与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1）
摘 要：按照西方经济学对公共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的研究，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财政学专业建设应以对政府行为及活动的研究为中心，兼顾对学生理论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公共财政；财政学专业；国外理论与文献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178-02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方高校课堂教学向社会延伸的方案设计与实施”（编号：686）阶段性成果；2014年度沈阳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沈阳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编号：2014-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忠华（1965-），男，吉林九台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校教学理论研究。
一、公共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的主要范畴有两个：资源的运用和收入分配。亚当.斯密(Adam Smith)被人们称作“经济学之父”，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人们称他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欧美各国的经济也有深远影响。他在《国富论》中有许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讨论，如小政府的观点，轻税的观点，税收公平的观点，等等。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奉为经典，也对后来的财政学教学和课程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2年，另一位财政学重要人物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了《公共财政学》，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思想，被视为现代财政学学科的雏形，内容非常全面，现代的政府支出理论、税收理论、公债理论、国家预算理论等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痕迹。另一位财政领域的巨星，现代宏观经济学创造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凯恩斯说，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经济萧条，股市低迷，失业严重，解决的办法要通过“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但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猛烈砰击凯恩斯。当国家大量投资时，经济没有刺激起来，物价反而上涨迅猛。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怪象，人称“滞胀”。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后，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出版了《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公共财政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道尔顿在《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更有别于其他人的观占，认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出版了《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随之而来的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标志着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学与政治学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二、财政学本质研究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按照帕累托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不使一些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没有可能会使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好。政府的目标是以各种手段重新配置资源，使资源效率增大。从这样的角度考察财政学，主要在于发现财政活动的规律性；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政府应向私人学习”的解释，政府部门也是一个产业部门，只不过其具有特殊性。
三、财政学专业及课程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高校的课程建设和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面对新的财政学科，新的课程建设理念和方法不断被创造出来。一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课程出现过三次改革浪潮，上个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次改革，70、80年代为第二次改革，90年代以后为第三次改革。总体来说改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次改革称为“作为学科知识的科学”时期，目标是培养科学家，课程设置的导向是为新的科学发现奠定基础，课程改革的焦点是学科知识的现代化、结构化。第二次改革称为“作为相关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将科学作为改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工具，课程改革的焦点是理解理论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三次改革称为“作为不完善知识的科学”时期，目的是缩小计划课程与实际实施课程之间的差距，其焦点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对科学知识形成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献记载：有人问斯巴达国王男孩子应该学习什么时，国王说：“他们应当学习他们成丁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说明西方国家应用型教育的理念渊远流长。日本京都大学校长Kazuo OIKE在谈及课程建设目标时表示希望“能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卡内基梅隆大学也认为，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让优质的资源拥有者采取措施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此，卡内基梅隆自2002年就启动了“开放学习项目”（OLI，Open Learning Initiative），通过建设一个共享的平台改造传统的课程。
四、总结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开展研究分析工作。由于财政学科经历的这种漫长的演变，使财政学科研究工作进入了一全新的时期。按传统经济理论，财政学产生原因的是政府为筹集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收入。财政学是研究政府（公共）如何取和如何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注资源的配置、充分就业、保护环境和稳定发展等经济和社会问题。
财政学从来都是同治理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宏观的层面上说财政学是与政府主管下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科技进步、社会保障、财政补贴、税收、公债、国家预算、宏观调控等联系在一起的。从微观的层面上来说财政收支与个人、企业的活动规模、活动方式紧密相联，以种种形式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决策。
财政学课程建设问题的研究是资源运用的范畴。从学生角度来看，就是如何用好学校和社会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力。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就是如何利用好大学这个平台发挥自已能动性和创造性，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向松祚.张五常经济学[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1．案例教学的定义、特点。一般的研究将案例教学与讲授法进行对比，其特点表现为: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角度来看，案例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分析决策能力;从教学内容角度来看，切合教学内容、具有教学情境的案例是其核心，但案例不是穿插在讲授过程中引用的案例，而是需要学生参与、讨论分析的案例;从教学方式角度来看，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从教学过程角度来看，打破教师教为主的惯例，推崇师生交流、互动、讨论，但不是完全摈弃教师讲授环节;从教学评价角度来看，不能再以卷面考核定成绩，需要建立过程评价体系。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案例教学的核心是契合主题的案例分析，但需要前期基础理论的掌握，包括教师课堂讲授、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等，中期还需要学生围绕案例提问展开查询、分析、讨论、形成结论，后期仍需要教师适度点评，并不是完全放任无目的的案例讨论。案例教学通过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教学方式，可以提升学生思考、合作、沟通等综合素质，并且能够结合各个专业课程的特点加以应用，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式。
2．新形势下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变化要求。虽然不同的高校对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有所差异，但不论应用型、研究型、复合型还是创新型等，均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财政学专业人才作为一个共同的核心。随着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确立，财政专业人才就业由过去的主要面向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等“对口”部门，逐步转向服务各类社会中介、公检法、金融、企事业单位，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财政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结构，更强调对学生具有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等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引入到财政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来，充分发挥其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参与的特性，锻炼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推广的必要性
1．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一个大变革酝酿时期，多方面因素促使高等教育谋求改革、谋求出路。一是由上而下的高校转型顶层设计促使全国600多所高校面临转型发展;二是每年高校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各行各业难觅合适人才的矛盾不断凸显;三是高考生源减少带来的高校竞争加剧，危机意识增加。虽然千头万绪，但高校提升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最终目标还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核心环节就是教学的过程，反思过去传统单一的讲授型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弊端，案例教学作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教学方式就成为各高校培养各类应用型专业人才过程中广泛运用的新模式。
2．案例教学能较好地契合财政学专业课程教学的特点。财政学专业课程多数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专业性，同时涉及到的学科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应用性，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及财政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能够对复杂的财政现象有所识别、甚而对政策后果有所预判，把握好理论知识和经济实践的逻辑关系。此外，我国财政学专业课程基础理论基本上是引进西方国家财政理论，在解释我国财政现象和发展路径上有诸多不适应。现实中的财政问题也是综合式的，不是孤立的、概念式的，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依靠教师单方面讲授传送知识的教学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只背记知识不深入分析、只了解现象不明晰实质、只坐等灌输不主动思考、只单独学习不注重沟通的问题出现。案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针对财政专业课程的特点，通过教师先期从社会经济生活中选取典型的案例，从相关知识角度出发通过整理并根据教学需要完善教学内容，使学生置身于情景中，分析、讨论，在此过程中完成各种能力的培养。
3．促进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型的需要。案例教学是一种在自主学习理念下诞生的教学方式，它不仅能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的趋势，破除传统的单纯地以知识教授和掌握为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沦为学习的被动接受者现象，而且可以将学生设置为学习的主体，围绕学习目标，主动向前追溯理论知识，向后拓展讨论、交流、分析、探索能力，充分调动自我掌控能力。在财政学专业课程中合理运用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理解运用学习内容，梳理学习思路，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介绍和分析，提高其对专业的认知和感悟水平，加深对财政理论的理解，通过参与课堂发言、小组讨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
4．激发教师不断丰富教学经验、拓宽教学思路的需要。案例教学不仅将学生置于学习主动者的地位，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上的案例教学，不是简单地由学生发言、讨论占据主位，而是需要教师在其中起到关键、适宜的引导、拔高作用。这样，不仅要求教师有相当的对专业课程整体把握的力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课题实践研究的广度、语言表达的准确度，而且对教师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学生反应响应能力等外部素质也提出了新要求。换句话说，教师既要自己做编剧又要做导演，适当的时候还要当好演员。因此，在案例教学模式中，需要教师不断地学习专业技能、授课技巧，增强社会实践，丰富教学经验，拓宽教学思路。
三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应用中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1．对应用案例教学理解有所偏差的问题。据已有资料统计，案例教学在财政专业课程教学应用中有四种不同的类型:引导式、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其中，引导式、讨论式属于课堂案例教学，作业式和综合式属于课后案例教学。一般来说，引导式、讨论式、作业式要契合章节理论，综合式是在学生阶段学习完成后涉及各章理论应用的案例教学。引导式多用于教学内容导入、阐释;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则多用于对教学内容的巩固和再认识。引导式多由教师展示、用于激发学生章节学习兴趣，少有涉及讨论、分析;讨论式、作业式、综合式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并且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程度要逐个递增。受现有教学时间、教学场所、教师各自考核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较多使用的是引导式，少数情况使用讨论式，作业式尤其是综合式使用相对较少。事实上，细观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发现，后两者的案例教学模式才是其精髓，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2．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强的问题。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强，是目前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一个重要障碍。其原因是:一是没有建立案例收集团队或者案例共享平台，基本是由课程教师单独采集，独自使用，不仅案例数量难以保证，而且案例使用效果也没有交流、沟通的渠道;二是契合课程基础知识和理论的经典案例不多，案例本土性、时效性、系统性不强;三是针对案例设计的提问不能较好地引导学生有深度地分析问题。
3．教师对案例教学把握和实施问题。教师虽然不再“满堂灌”进行授课，但不是完全放手让学生自行学习，案例教学对教师各项能力和教学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对整个教材的熟悉程度、把握程度决定了教师能否根据教学难点、重点展开案例教学;其次，案例教学不仅要求教师精心准备好契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还要根据学生特点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和控制整个教学过程，要研究案例涉及到的每一个知识点，做到得心应手，讲解起来深刻透彻;再次，在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还应该总结相关知识，点评、提升。此外，考核方式改革等也需要教师耗费更多的精力设计，才能达到较准确考量学生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的要求。
4．课时设置、考核方式等教学制度配套问题实际工作中，由于已有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配套，从而牢牢束缚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实施。其主要表现就是课时设计学时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固定、考核方式固定等，不利于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中的灵活运用。众所周知，每门课程的教学课时在学生入学前就通过教学计划安排好，大学四年必需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执行，不能充分考虑到这四年内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上课时间和场所也是按已排好的课程表严格执行，教师如若更改要经过繁复的签字审批程序，并且受到考核制度限制不得多次更改，致使教学只能局限于课堂，教学是否完成也只论课堂是否到课;同时，对学生的考核方式限定过多，在教学计划中安排的考试课一般不得变更为考查课，而考试课以识记考核为主，不能配合案例教学反映学生的分析、沟通、合作、表达等能力。此外，教学计划过分强调教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重点和非重点章节都要讲授完毕，导致教师无法在课时较少的课程中大胆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费时较多”的案例教学的应用。
四规范构建财政学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1．完善案例教学教材编写体系。首先，要组建教学团队，编写针对性强、操作性强、时事性强的课程案例。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带队，组织团队成员按课程或者相近课程组成专门小组，将用过的经典案例、正在发生的典型事件、课题案例等堆积共享，再对案例进行拣择，严格设计案例讨论题目，并且做到一定年限部分更新一次;其次，搭建案例教学的沟通交流机制。除了编写规范案例教材期间的沟通外，对同一门课程还应建立不定期交流的平台，研究案例应用效果，学生反馈情况、学生考核方式、应对措施等;最后，要积极走出去，学习校外经验，寻求合作编写案例教材的机会，探索案例教学与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有机结合的模式。
2．创新与案例教学相配套的教学制度。通过改革与创新，逐步消除束缚案例教学方法开展的教学管理制度，尝试建立与案例教学配套教学管理制度。要想实现案例教学在财政学课程教学的合理运用，建议各高校采取三个配套措施:一是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允许教师不严格执行教学计划，打破教材逻辑性、系统性的束缚，自由安排章节课时，留有足够的时间实施案例教学的讨论这一核心环节;二是将授课时间、地点交给教师灵活掌握，由现有的多层审批制改为简单的备案登记制;三是考核方式不只局限于卷面考试，应该建立课前、课中、课后考核点，建立信息获取、团队合作、交流辩论等综合能力考核体系。
3．建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案例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而过程的执行者是教师，教师综合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生能力的高低。因此，需要各高校建立教师入职后的有计划、有专业针对性的再培训机制，改变教师“自教自学”的状况，不断更新教学技能、理念，激发教师教学热情，防止教学方式、心理老化。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建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一是给专业教师充足的再学习时间。这不仅需要改变目前师生比例过高的现状，周课时也不宜过多，以便教师能有足够的课余反思、学习、研究的时间。二是建立短、中、长期轮流培训机制，短期培训是几天不等的临时性学习，中期的培训是为期半年或一年的脱产挂职锻炼，长期培训是一年以上的脱产学习。一般以短期培训为主，中长期培训为辅。三是规范培训内容，可以设计为教学内容、教学技术手段研讨会议，或者是课题项目实践调研、外出挂职锻炼、课程访问学者等。
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是财政学得以建立的基础，而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则是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体系得以建立的根基。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财政学的理论体系是向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方向发展的。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来建设我国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根基。由此也可以看出，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建立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都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财政学;理论基础;根基
引言
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不同于对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常有学者将这二者混为一滩。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是为了挖掘出财政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根基，是对财政学理论的深层次挖掘，从而得知财政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因此，不同的财政理论基础会产生不同的财政学理论体系、结构以及基本内容。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对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做出了深入的探究，希望能为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一、财政学在我国的传播
从本质上来说，财政学是关于人类财政活动的研究科目。因此，由于人类的财政活动离不开政府的职能定位，就使得财政学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的联合起来。西方财政理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这一时期，我国对西方财政理论有了较多的吸收，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国财政界的学者们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财政学理论进行了改造。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善，国内众多学者从国家职能和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角度，提出了“价值分配论”等多种财政理论体系的创新理论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财政理论探索被高度的重视起来，随着“社会再生产论”以及“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创新见解的产生，使得中国财政学理论基础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
明确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和其根基，不仅能够帮助财政学者们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财政运行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可以让财政学者们合理的认识财政的社会属性和本质特征，从而辨别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间财政的不同实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学者们才能提出科学且合理的财政方针，从而推动我国财政学的发展。
（一）我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理论依据
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建设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条发展线索而展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我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想要了解财政学理论基础的理论依据，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有着深入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社会再生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主义原理说明了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科学的解释了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学说是我国财政学者进行社会属性和运行规律研究中，最具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再者，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向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实践有力的结合起来。这个理论中包括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多个方面的建设内容，是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由于财政学需要被运用于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所以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离不开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总之，邓小平特色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我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根基，就是因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要以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二）我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政治依据
我国的财政学作为研究财政运行规律的学科科目，其理论基础应该以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定为基本的依据。在我国的宪法中，从多个角度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及时的现代化建设，从而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财政学的建设和教学中，要做好国家宪法和党中央有关规定的学习，从而坚持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基础，使我国的财政理论与国家的重要决策保持一致。因此，将财政学局限于经济学的范围内是有重大的缺陷的。财政问题首先要被当做是政治问题，从属于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制度，财政活动都是以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为导向。比如赋税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财政政策和措施，都需要与国家的政治学相符合，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的财政工具。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历来也是为国家政策的开展而服务的，所以我国财政理论与政治学的结合也是显而易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财政学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密切。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政治问题，也会受到国家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需考虑到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的确立也要以政治为主要依据。
三、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的财政理论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政治制度确立情况等多个方面都有着深入的联系。我国的财政学从根本上来说已经开始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成为了依托经济学和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多个领域的学科。所以，想要对我国的财政学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就需要从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方向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探究，从而推动财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及其根基进行研究，对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J].财经研究，2011，03（37）：5059
[关键词]Seminar教学法；财政学；课程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119-03
一、引言
财政学是一门研究政府理财或公共理财的学问。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经济改革与财税改革不断推进，财政制度与政策的不断创新，财政学也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财政学属于应用经济学，应用性和实践性比较强，其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财政和税务方面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目前，我国许多高等院校在《财政学》的教学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形式比较陈旧、老套，仍然是为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结合最新的财经新闻来进行案例讨论，从而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外，在授课过程中，缺乏教学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Seminar教学法是一种新型的讲授式教学，将讨论法与研究法相结合，注重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共同探讨和研究问题。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比如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研讨式教学法将科研与教学密切结合，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重视学生主动参与，强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互动，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Seminar教学方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并进行了课堂设计和实践，对于学生进一步深化掌握财政学专业知识和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二、《财政学》应用研讨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财政学》课程的性质、目标与特点
财政学也叫公共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政府的角度研究经济学，如何借助于政府经济制度和政府功能，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从而达到效率与公平两大经济目标。财政学不是简单地介绍财政本身的收支问题，而是讲授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财政如何通过自身的特殊机制来实现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运行规律，其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和财政政策等内容。
《财政学》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先修课程主要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财政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财政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和财政政策等内容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财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主要地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作用，能够理论结合实践，运用所学财政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评析当前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政策。
《财政学》这门课程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财政学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理论、税制结构理论、政府预算和政府采购、国债理论、转移支付等等，理论体系比较健全，同时财政学也是紧密结合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方方面面如财政收入、税收、财政支出、宏观调控等；二是财政学与经济学、税法、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三是教学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了财政概念和理论、财政收入、税收制度、公债理论、财政支出、政府预算、政府采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关系等。
（二）《财政学》课程的现状分析
目前，从上课情况来看，《财政学》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在教学目标方面，存在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财政学》属于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和难懂。目前，《财政学》在教学目标方面主要侧重于财政概念、理论的讲解，从而使得学生难以理解，影响学生的学习。
二是在教学方法方面，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形式比较陈旧、老套，仍然是为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结合最新的财经新闻来进行案例讨论，从而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外，在授课过程中，缺乏教学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在考核方式方面，考核方式单一，主要以闭卷考核为主，期末考试成绩占60%，平时成绩占40%，学生主要采用期末“冲刺”应付考试，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四是在考核内容方面，目前《财政学》的考核内容主要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为主，忽略了运用财政学相关理论来探讨实际热点问题的考核；而考试的题型主要以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等记忆性的内容为主，学生往往考完就忘记了所学内容，没有真正理解《财政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财政学》应用Seminar教学法的必要性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著。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国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资料书。孙翊刚、徐世钜、左步生等选编的《中国财政资料选编》三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89年）、国家税务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陆续出版。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高等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廪、府库、专卖、和籴、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籴、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
四，整体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为出版一批断代体裁的财政史新作。如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内容丰富，资料详细。其《引论》专论财政体制，叙述的财政收支项目较多，还以专章论述屯田、漕运、货币与财政、财务行政与上计吏、官奴婢、刑徒、奴隶劳动等，力图展示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不过，该书仍如此前不少中国古代财政史教科书一样，对汉代的收入与支出按项目分别加以叙述，受这种论述框架的局限，便无法对汉代四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收支对应状况及其对策做出应有的交代和分析，是一个缺陷。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论述西汉财政制度，内容以西汉为主，上及秦代，下及东汉，论述框架有特色。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以唐代前期国家预算的法制形态、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动、唐代财政收支的阶段性平衡状况为主要线索，力图从总体把握唐代财政体系各个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注意将唐代的主要收支、各种财政现象及改革措施等置于预算体系中加以分析，从新的角度构架了唐代财政史，论述框架、研究角度和史实阐述等均有特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001年）五册，200余万字，空前详细地论述唐朝的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研究对象空前广泛，实证色彩非常浓厚。特别是全书论述框架以财政机构及其职能演变为主体，唐前期以“支度国用”的度支司为核心，唐后期以“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三司体制的演变为主线，深入细致地阐述唐朝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其研究思路和谋篇布局均具特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上下册，分三编十八章系统深入地阐述宋朝财政，资料详实，计量分析突出，对两宋财政发展史的动态把握以及对财政管理体制的论述尤有特色。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为第一部断代区域性财政史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孙吴财政的财源类型、财政特色，东晋财力的主要来源及其配置，宋齐梁陈财政制度的沿革、财政结构的变化等。同时也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六朝四百年间各个历史阶段的财政兴衰状况，分析了财政兴衰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的关联。此外，李斡《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用2章论述元代财政，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洞冶课、盐茶酒醋课、常课和额外课、科差等，财政支出则有军费、官俸、皇室用费、赏赐用费和佛事支出等项目，同时论及财政官员的设置。总之，这些断代体裁的财政史专著或专篇的产生，大多具有专题研究的前期成果和较好的断代史基础，它们既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整体性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也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专门史，与其他专门史一样，仍然必须十分重视断代史研究乃至中国通史研究，才可望进入“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