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阿格诺尔(Agénor)的研究，在一个包含政府和私人两种健康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两种健康投资对健康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一是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不同的阶段存在差异，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要保持适当比例，经济增长率才会达到最优。二是两种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收益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政府公共健康投资相较于私人健康投资滞后期更长，但产出效应也会维持更长时间。
关键词: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投资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形式，健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讲，健康是个人从事劳动、学习等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对于一国整体经济而言，良好的健康人力资本积累是国家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的后盾。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健康人力资本可分为私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简称为“私人健康投资”或“私人健康支出”)和公共健康人力资本支出(简称为“公共健康投资”或“公共健康支出”)。私人健康投资主要包括家庭营养保健支出、医疗的私人支出部分、居住环境改善以及一切维护健康的私人投资部分;公共健康投资主要包括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和完善、公共卫生环境建设和维护、医疗工作者的薪酬支付以及居民医疗补贴等政府支出部分，也包括政府为私人医疗和健康投资提供的相关基础设施环境的投资。两种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同，在不同经济阶段其产出效率也可能存在差异。
一、相关研究
二战后，伴随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国家间的竞争出现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健康问题。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格罗斯曼(Grossman，1972)通过将健康纳入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从微观角度建立健康需求模型考察最优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决定因素［1］。巴罗(Barro，1996)建立了一个包括健康、教育、物质投资的三部门模型，并且依次将健康当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从宏观层面重点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教育和物质资本的影响［2］。穆斯肯(Muysken，1999)通过将健康积累方程引入拉姆齐模型中同样分析了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宏观作用，并考察了经济的动态均衡增长路径，得出了更丰富的结论［3］。佐恩和穆斯肯(Zon＆Muysken，2001)将健康同时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建立一个扩展的卢卡斯(Lucas)内生增长模型，从而展开对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详细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一方面健康投资的增长会通过生产函数正向作用于经济;另一方面因为健康投资提高了消费者的效用，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增加，当投资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反向作用于经济［4］。还有很多学者从实证方面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宏观数据研究，如梅耶(Mayer，2001)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健康可以通过延长居民寿命而间接发挥经济效应［5］;第二类是微观数据研究，如斯特劳斯和托马斯(Strauss＆Thomas，1997)利用身高作为健康指标与个人的工资收入进行回归，发现身高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身高对收入的贡献度为0．03［6］。
二、基本模型和理论分析
(一)基本模型假定经济体中所有家庭都是同质且具有无限寿命，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个体，且不存在人口增长。健康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一方面，健康消费能提高个人的幸福指数，因而可作为消费品进入效用函数［1］;另一方面，健康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未来收入，因而假设健康也可以进入生产函数。家庭的效用来自自身消费和健康状况，参照阿格诺尔(Agénor，2008)［7］的研究框架，设定家庭的跨期效用函数。
(二)家庭的效用最优行为1．家庭的最优化行为可表示为:其中，控制变量是消费C和私人健康投资比例m，个人物质资本存量K和健康人力资本存量H为状态变量。建立汉密尔顿函数如下。式(4)表明，均衡条件下家庭健康投资占家庭总投资的比例m对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正效应，政府公共健康支出比例n和税率τ的增加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正效应相对更高，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张芬等(2012)通过建立公共健康投资模型指出健康人力资本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溢出效应”，因而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对贡献较私人健康支出要大［9］。式(12)表明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之比应该与它们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之比保持一致，这也符合客观实际。通常来讲，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的贡献度β满足β＜1－β，因而上述式(7)和式(9)右边均小于0。这说明经济增长率γ与τ和n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即当政府的公共健康支出比率或税率处于较低水平时，n或τ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当n或γ已经处于很高水平时，n或τ的增加就会降低经济的增长率。考虑到现阶段，中国政府对公共健康的投资比较欠缺，即n＜n*，因此其对经济增长具有很明显的正效应。接下来，再考虑两种特殊情况，即当m=0和m=1的情形。当m=1时，表明家庭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健康投资，这时不存在物质资本积累，因而经济会萎缩，直至停止生长。当m=0时，表明家庭收入全部用于物质资本积累，即健康支出完全由政府承担。此时，因为家庭没有健康支出，那么政府势必会加大对健康的投资，在有限的财政预算中，基础设施的投资只能减少。这种情况下，再计算消费的增长率会发现比存在私人健康投资时的增长率明显减少，甚至可能出现增长率为负的情况。
(三)政府社会福利最优行为沿用上文的方法，此时τ和n成为控制变量，由汉密尔顿函数对最优化问题求解，得出政府公共健康投资比例和税收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的模型推演分析，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值得关注。下文将转向实证分析，试图通过中国1980—2012年宏观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上文模型推演结果。
(一)计量模型尽管前文理论模型中并未提及教育人力资本，但考虑到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且为了尽可能提高实证结果的合理度，参考前文的生产函数，并结合卢卡斯(Lucas)内生增长模型，得到如下扩展的产出决定方程:
(二)数据处理经济增长指标(GDP):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GDP来表示。物质资本指标(CI):采用固定资本投资率，即历年固定资本的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来表示。劳动力指标(L):选用就业率来代表，即历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教育人力资本指标(EDU):选用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升学率作为度量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代表变量。健康人力资本指标:参考现有的文献研究［8］，选用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和私人医疗卫生支出分别作为公共健康投资(GW)和私人健康投资(PW)的代表变量，并以1980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值。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人口普查资料》等，涵盖1980—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均为笔者整理计算得到。
(三)结果分析1．单位根检验为了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将前文计量方程作为实证模型，首先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因此，本文对6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然后运用软件Eviews6．0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在选择滞后期数时依据AIC准则，结果显示，人均GDP(lnGDP)、物质资本投资(lnCI)、普通劳动力(lnL)、教育人力资本(lnEDU)、政府公共健康投资(lnGW)和个人健康投资(lnPW)6个变量的ADF检验值都大于其对应的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都不是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ADF检验值都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都是平稳序列。因此，上述6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2．协整检验本文选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多变量系统进行检验，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ADF检验结果，六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建立VAR模型，通过AIC和SC最小准则得到模型的滞后期数p=3，故协整检验应该选取的最佳滞后期数p=2。表1给出了协整检验的结果。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迹统计量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了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因此，六个变量间存在着三种协整关系，政府和家庭健康支出、物质资本投资等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3．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根据ADF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确定五个解释变量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上述六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利用差分回归描述，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首先定义误差修正项ECM，对六个变量的时间序列做OLS回归，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查判断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通过逐步回归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物质资本投资(CI)，就业率(L)①。再次回归得出残差项，发现残差项不存在自回归，于是令ECM的值等于残差项的值。将误差修正项ECM纳入回归方程。协整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字表示t统计值，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t统计值均为较显著。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44，显著小于零，符合模型的反向修正机制。因此，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经济意义解释，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均存在长期正效应，而健康人力资本的两种投资中，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和家庭私人健康支出对经济的正效应大小存在差异，公共健康投资的效应更大，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就上升0．34个百分点，而私人健康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上升近0．243个百分点。4．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协整检验，确定五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不能说明它们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看出，当滞后1期时，在10%显著性水平下，政府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投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均GDP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能显著影响政府和私人的健康投资水平以及对教育的投资，而不论健康人力资本还是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都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当滞后4期时，私人健康投资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期为5时，政府公共健康投资才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因，而此后经济增长却不再是家庭和政府健康支出的格兰杰原因;此外，当滞后期为2以后，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健康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向的作用，且公共健康投资的正效应大于私人健康投资，这一结论与前文理论模型相符，基本达到研究目的。
四、结论
本文在一个包含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的内生增长框架下进行数理分析，探讨两种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路径，运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论文的理论结论，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首先，家庭健康支出比例在较低水平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随着该比例增长，家庭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就会被挤占，当家庭因增加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物质资本投资降低所带来的负向作用时，就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阻碍其增长;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下，政府公共健康投资比例对经济增长始终存在正的效应;要使经济增长达到最优，政府公共健康投资与私人健康投资各自的比重应该与他们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相符合。其次，针对家庭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政府最优公共健康投资比例进行比较后发现:当税率较高时，家庭效用最大化下政府健康投资比例小于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比例，此时，政府的健康投资能力充足，且投资效率也更高;当税率较低时，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健康投资比重低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下的比例，此时家庭健康投资的效率更高，收益也更好。
[关键词] 健康体育 产业
健康体育产业，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以健康和体育两大产业的有机结合为条件，以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国民的共同参与为基础，在本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育产业。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是从本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比较，在起步时间上落后了近十年，但是，我国体育产业强行对接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和经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时期，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具备了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外健康体育产业友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为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和战略决策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一、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发展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一直是以国家的健康体育事业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为主导发展的。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健康体育产业形式，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健康体育产业规模，但是，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来认识并加以发展，却是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由于长期健康体育事业的影响和雄厚社会经济基础下良好的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制度，限制了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虽然健康体育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形式存在着，但是，已经失去最佳发展时期，难以创造和职业体育产业(职业体育相关产业)同样的辉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物质基础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人类自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健康体育作为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的政府行为变得越来越淡化了，并且最终将被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完全取代，进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健康体育产业这时虽然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产业地位，锁定了特殊的健康体育消费群体，但是，这个健康体育群体可能会逐步脱离大众健康体育消费，形成特殊的健康体育高消费阶层。满足这个阶层健康体育消费经营的健康体育产业，很可能就是未来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的代表产业或主体产业。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事业化发展方向，将使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更加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处于健康体育产业无法抗衡的特殊地位。
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落后于体育其他产业的缓慢的发展和已经体现出的均速发展趋势，既不能简单地判断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状况，也不能盲目地理解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进步表现。只有将其置于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所处的社会，结合国家健康体育事业、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不同社会需要进
二、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的健康体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过去，举世闻名的中国武术(功夫)和武术精神，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健康体育传统。虽然我国的武术在很长时期内(新中国成立以前)只局限于民间，主要作为人的生存技能自然流传，但是，我国武术中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实际就是现在所说的提供武术指导服务，它客观上孕育了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产业的萌芽。只是因为人所共知的近代屈辱历史，使我国的体育产业萌芽时期延续了太长的时间。
1995年，我国启动了带有国家健康体育事业意义的、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形式推广的全民健身计划;1998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标志着我国过去的体育政府职能全面向社会转移。这时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实际上已经提前开始了向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的发展过渡，进入了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健康体育事业补充(保证在校学生)、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特殊健康体育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发展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时期，特别是体育产业整体发展与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强行对接，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一度出现了领先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考
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目前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健康体育产业规模、健康体育产业市场开发，还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健康体育产业理论研究等等，都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因此，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能否把握机会，争取更大的发展，关键是能否认真吸取职业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一支健康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队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队伍，努力做到理论研究超前发展，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思想指导健康体育产业实践，保证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绝不能简单地原样抄袭，也不能盲目地妄加改动。要把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比较，充分认识、理解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未来社会价值和当前经济价值的不同体现形式，准确把握“健康”的内涵和外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才可能领先世界，才可能在世界体育产业领域树立中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077）
作者简介：孙嘉尉（1987-），女，河南鹤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经济学、医疗保障；顾 海（1965-），男，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学、医疗保障、卫生事业管理；马 超（1987-），男，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经济学、医疗保障。
摘要：根据包括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运用我国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两类人力资本对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和人均经济增长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弹性更为显著。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考察以及分位数回归分析显示，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不同区域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增长；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3-0001-06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1997～2010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 in China
SUN Jia-wei， GU Hai， MA Chao
（Center for Health Management and Care Security Policy Research，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production function including health human capital and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using the provincial data during 1997～2010. From fixed effect panel models，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o types of human capital have played active roles on promoting Chinese economic aggregate growth and per capita economic growth. The health human capital has more significant and bigger coefficients. Comparisons among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 that， the two types of human capital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health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analysis； quantile regression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及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并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和生产技能等，而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进行相关探讨时，常常仅将人力资本简单地视为教育人力资本，而忽略了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受到相关数据的局限，关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比较少。同时，由于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两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复杂；并且就人力资本本身而言，健康人力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1]，从而对理论模型设定合理性的要求更为严格。另外，健康人力资本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它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而增加产出；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也能够通过延长寿命而影响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进而可能带来人均产出的减少[2]。那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受到健康人力资本怎样的影响呢？包含健康和教育两方面内容的人力资本近年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如何呢？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包含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经济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进行整体考察和分区域考察，并尝试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层面的考察等，以更为全面地探讨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1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Romer指出了以知识为表现形式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认为知识也是生产要素，能够通过投资获得，且特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后者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3]。然而，人力资本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健康、工作经验和生产技能等，而教育和健康则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4]。但由于健康数据的收集、测量指标的选取及计量方法所限，早期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只考虑了教育人力资本。学术界对健康人力资本在宏观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考察起步较晚。
Barro首次构建了含有健康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对1960～1990年100个国家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初期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对其后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5]。Bhargava等运用1965～1990年相关数据，研究了不同经济水平国家的健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成年存活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低收入国家非常显著[6]。尽管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有所差异常用的包括预期寿命、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成人存活率和成人死亡率等。 ，考察的时间和空间及数据处理方法各有不同，后期的大部分研究仍然广泛支持了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7，8]。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相关考察更是如此[9]。
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我国学者关于教育人力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10]。由于相关数据的局限，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在本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增多，且大多肯定了健康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1，12]。有学者认为该积极作用的发挥还依赖于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和其他变量（如教育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之间的平衡关系[13，14]。同时，关于我国东中西部的比较研究显示，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对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不同[15～17]。但总体而言，我国关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已有研究较少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对于经济总量增长和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对人口总量的假设，人力资本的显著性在两者间也有可能产生差别。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在该方面做出改进，更全面地探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贡献。
2 理论模型
本文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为：
Y=KαHβ（AL）Φ，α∈（0，1），β∈（0，1），∈（0，1），且Φ=1-α-β（1）
其中，Y为经济产出，K为物质资本投入水平，H为人力资本水平，L为劳动人口，A表示技术进步，且满足At=A0egt。α、β和为相关边际弹性系数。将和A的表达式带入，用相邻两期经济产出之比表示经济增长，并表示为对数形式，则有：
lnYt+1Yt=（1-α-β）g+αlnKt+1Kt+βlnHt+1Ht+（1-α-β）lnLt+1Lt（2）
可见，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长和劳动人口增长的函数。所以，用经济总产出来考量经济增长时，生产函数中任何要素的投入都是越多越好。然而，当用人均经济产出对经济增长进行考察时，该结论未必成立。
根据生产函数，人均经济产出y为Y/N以往研究大多将人均经济产出的分母N等同于L，y实际表示的可能是人均经济产出，本文则将两者区别开来，这样更加符合对现实情形的理解。 。当用相邻两期的人均经济产出来衡量经济增长时，有：
lnyt+1yt=lnYt+1Yt-lnNt+1Nt=（1-α-β）g+αlnKt+1Kt+βlnHt+1Ht+（1-α-β）lnLt+1Lt-lnNt+1Nt（3）
与式（2）相比，式（3）的等号右边多了最后一项，使得人口（式中包含L和N的两项）对于人均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生了不确定的变化。在L等同于N的研究中，式（3）的后两项相当于：
-（α+β）lnLt+1Lt（4）
从而得到了通常认为的（劳动）人口增长不利于人均经济增长的结论。而现实情况是，由劳动力创造的经济总量不仅仅由劳动人口享有，而是由劳动人口和所有非劳动人口共同享有，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劳动人口增长和总人口增长。将式（3）适当变形可得：
lnyt+1yt=（1-α-β）g+αlnKt+1Nt+1KtNt+
βlnHt+1Nt+1HtNt+（1-α-β）lnLt+1Nt+1LtNt（5）
可见，劳动人口占比是人均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证分析中缺失该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变量的作用结果。
关于人力资本，考虑到健康与教育两者非完全替代又非完全互补的关系，本文也将其设定为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形式，即：
H=μMθEλ，λ∈（0，1），θ∈（0，1），且λ+θ=1（6）
其中，M表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E表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水平，θ和λ分别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弹性。由于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未必能够1比1地转化为人力资本，因此非负系数μ就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化系数。
综上，本文实证部分考察的模型可表示为以下两个简化形式：
lnYi，t+1Yi，t=flnKi，t+1Ki，t，lnMi，t+1Mi，t，lnEi，t+1Ei，t，lnLi，t+1Li，t（7）
lnyi，t+1yi，t=g2lnki，t+1ki，t，lnmi，t+1mi，t，lnei，t+1ei，t，lnli，t+1li，t（8）
其中，i表示省份，小写的变量表示关于总人口N的人均水平。
3 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被解释变量均为比值形式，因此模型的时间跨度实际为1998～2010年。 ，考察的各变量如表1所示。
3.1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以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1 模型指标选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已进行可比价格换算；本文中各比值的单位均为%
表2 以lnYR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 p
表2中模型（1）显示了仅考虑物质资本投资的估计结果，模型（2）显示了加入人力资本投资后的估计结果。两列相比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模型（3）又加入了劳动力变量，其显著性表明经济增长还依托了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增加。同时，各解释变量的符号也与预期相符，表明在本文的考察期内，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均能够明显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本文对这三个区域分别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2后三列所示。可以看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对于东部的作用优势更为显著。健康人力资本对于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的经济生产活动以非体力劳动为主，西部地区的经济生产活动以体力劳动为主，在劳动活动基本同质的情况下，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效果的显现。与此相比，中部地区的经济生产活动较为混合，从而削弱了健康人力资本作用的显现。
教育人力资本仅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显著，但其弹性系数明显小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这可能与本文选取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指标（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有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更多地受到初级或中等教育资本投资的影响，而东部地区则更多地受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影响，这从东中西部高校的数量和规模的差异中可见一斑。
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中部地区，其经济增长仅显著依赖于这两项投入，显示了物质资本与劳动力的强大推动作用。与东部地区相比，劳动力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西部地区的弹性最大，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5倍；这部分地表明了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带动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
3.2 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均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均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与表2相比，人均教育资本投资此时表现得更为显著，其他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t值同样突出了所有资源投入的重要性。另外，劳动人口占比的作用极为显著，这意味着只有劳动人口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时才能够带动人均经济增长。否则，将导致过多非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成果的稀释，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难以体现经济增长的人均效果。可见，以往的分析大多将L和N等同，忽视了这一重要作用。表3 以lnYC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 p
表3的后三列是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别考察。除东部地区外，人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中部lnMC的P值为0.105，可认为微弱显著。 ，可见总人口的较大基数可能抑制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人均物质资本投资的增长和劳动人口占比的增长更大幅度地影响中西部地区的人均经济水平，其弹性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劳动人口占比，中西部lnLC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东部的2.4倍和3.6倍。通过考察各地区的就业人口变动，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较为稳定，且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差异相对较小。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就业人口占比的起点较低，近年来呈现幅度较大的增长趋势，因而也更容易在模型中显现效果。
3.3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总量增长及人均经济增长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由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可能存在独特的特征，各生产资料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而普通回归得到的是整体的均值，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内容。尽管已经把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但该划分主要以地域为主，与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划分还是有差别的。因此，本文在控制省份和时间的基础上进行了各十分位上的分位数回归，以了解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以lnYR为因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几乎不显著，尽管在第20分位数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弹性较小，作用发挥十分有限。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也较弱，主要对处于第70分位数左右的省份的经济增长发挥正向作用，且在第70分位数时，其弹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相当；可见，尽管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并不是在各个阶段皆有显现，但其潜在重要性仍然不可忽视。物质资本投资始终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其弹性逐渐增大，表明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仍普遍依靠物质资本投资的推动。劳动力在第10分位数时显著为正，且弹性在所有自变量中最大，其后便不再显著，这说明劳动力投入在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发挥了较大作用，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其重要性便会让位于其他资源。
表4 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p
以lnYC为因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自第40分位数处开始逐渐发挥作用，且弹性系数经历了由大变小的过程，这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于处在中等及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的影响程度更大；在该阶段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弹性还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成为促进人均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人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左右的省份，尽管其弹性系数偏小，但始终显著为正，也是人均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动力。人均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人口占比几乎始终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能够显著带动经济增长。当达到一定水平时，通过健康和教育投资来获得的人力资本将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以更好地利用物质资本和提高劳动效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可以暂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该投资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其投资效果不是立即显现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在较低经济水平上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保障劳动力供给等发挥作用，如果有所偏废则可能对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分位数回归结果仅仅说明了人力资本及其他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的阶段，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认为在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下可以忽略或者放弃对某些要素的投资。
4 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但在分区域分析中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较不明显，尤其是中部地区不论对经济总量增长还是对人均经济增长其影响均不显著。分位数回归显示，健康人力资本主要作用于中等及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同时，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弱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在分区域分析中教育人力资本仅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分位数回归中则主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左右的省份。此外，劳动力投入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且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十分显著，而物质资本的作用则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投资是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劳动力投入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保障适龄人群充分就业将有利于加速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健康人力资本对整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它对经济水平较低省份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如此，这些地区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仍将有助于为其经济崛起和后期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方向基本为正，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健康而讨论人力资本很有可能会低估人力资本整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偏废，两者相辅相成，为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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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健康投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结构；耦合关系
一、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了应对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正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合理地配置经济资源，协调发展各地区经济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改革指出我国现阶段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质量决定者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合理性有利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可以改善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王军（2008）在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时发现，人均教育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差异，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失衡，而东部地区保持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理的协调人力资本构成要素的投资，将会更高效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作为新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发展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会促进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将会增强各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加速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国内也存在大量的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但是前期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教育人力资本或者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很少涉及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杨晓天（2008）在研究教育人力资本时，发现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假定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是无条件的，忽略了市场环境的约束。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时，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效应和逆向选择将会导致教育人力资本的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大，造成资源浪费。余长林（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制约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中用于教育投资的比例等于人力资本增量关于教育投资的弹性时，人力资本能过最大限度的推动经济增长，合理的进行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将会最大限度促进经济增长。孙嘉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不同省份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健康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的作用显著，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综合以上分析，部分学者已经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没有深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具体构成以及我国人力资本各构成部分的投资情况。并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只采用单一的指标代替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而无论是健康人力资本还是教育人力资本，都包含众多因素，所以，本文将人力资本看作一个系统而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是它的两个子系统，从整体的角度分析我国健康和教育投资情况。因此，本文将根据现有文献的理论成果继续深入探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从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指导。
三、模型的建立
1、指标的确立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办学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学杂费以及其他教育经费，这五项指标能够很好的衡量政府、社会和个人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而健康人力资本的指标包括政府财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年度卫生机构人员数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2、耦合关系分析耦合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最早起源于物理学，后来逐渐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本文将利用耦合理论分析教育人力资本系统和健康人力资本系统之间协调和配合程度，从而判断我国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是否合理。耦合度D可以很好的反应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整体的协同效应。公式中α和β表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程度，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的整体效益的发挥具有相同作用，即α=β。参照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耦合度进行等级划分，如下表。
四、实证结果分析
2014年我国各省份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得分及耦合协调程度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根据上表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健康投资水平和教育投资水平差异较大，人力资本综合投资水平由西向东呈现由低向高逐渐增长的趋势。（1）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全国范围属于最高水平，但是耦合度只有0.55，距离极度耦合存在一定差距，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协调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东部各省份中江苏省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都处于最高水平，属于极度协调和高度耦合地区，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综合指数表明江苏省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侧重于健康投资，而过高的健康投资抑制了教育人力资本的发展，导致耦合度没有达到极度耦合状态，因此，在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江苏省应加强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保证健康和教育的协调发展，促使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从而达到极度耦合。（2）东北地区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两者投资总额都比较低，并且教育投资的平均水平比西部地区低，导致两者具有较高的协调度，但耦合度非常低。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东北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整体水平和投资结果都存在较大问题。王晓峰（2016）在分析东北地区人力资本问题时，发现人口老龄化严重和人口增长缓慢并且大量人力资本外流，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好的影响。由于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东北地区可以提高老年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提高老年人的知识水平，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本。（3）中部地区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的协调度较高，但是耦合度较低勉强属于高度耦合，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健康投投入和教育投入水平较低，两者之间仍存在相互牵制的作用。中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不仅可以吸收东部地区优秀的人力资本，并且可以向西部地区输送人才，对于我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桥梁。（4）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协调度和耦合度都很低，属于低度耦合协调区域。由于健康投入和教育投入水平都比较低，导致两者相互牵制，促使两者的整体协同作用降低，因此，西部地区的整体水平较低。近年来，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得益于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以及西部发展战略的实施，而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西部地区投入产出率较低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受到严重制约，需要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积极配合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战略的实施。
五、结论
关键词：人力资本；大学生；健康投资；健康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6009002
高等教育日趋大众化，大学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后备力量，其人力资本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知识技能的获取和发挥。层出不穷的大学生自杀及犯罪事件使大学生健康投资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代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认为：健康投资是指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的投资，包括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
1大学生健康投资问题研究现状
近年来，经济学家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本健康问题作了许多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健康人力资本研究、健康资本理论研究等方面。关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健康问题的研究也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
国外有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学生活动过度、注意分散、焦虑、抑郁、攻击、退缩等大量具体的心理问题，揭示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和流行率，建立诊断其心理问题的标准与评估工具。探讨个体自身与家庭因素对学生心理问题形成及变化的影响，并发展了许多心理行为问题矫正技术。目前，国际上有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是：重视探讨学生心理健康与其所处家庭、学校、同伴、团体、社区等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强调从个体、家庭、学校等多方面入手，采用综合干预来矫正学生心理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学生学业成绩、信心、情绪、智力、焦虑、抑郁等领域，主要揭示我国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表明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和教育的迫切性。在学生心理健康成因和影响机制方面，研究者考察了家庭、同伴等对学生焦虑、抑郁、恐惧等内向型心理及对攻击型、违规、适应不良等外向型心理问题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光包括心理健康，还包括生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即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往针对大学生生理健康，尤其是健康人际关系的研究较少，而从人力资本角度对大学生的健康投资问题进行研究的则更少，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进行此研究非常必要。
2大学生健康投资中出现的问题
2.1健康投资问题缺乏关注
大学生远离家人在外求学，学费带给大部分家庭较大的经济压力，距离和经济原因导致家庭对大学生的健康投资问题缺少关注。尤其是一些贫困家庭，父母本身的健康观念意识薄弱，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健康缺乏教育，对学校的依赖性高。而大部分高校虽设有心理咨询室等机构，但效果很差。除了体育课以外，其他的身体健康投资很少，尤其是公办院校的学生，平时基本属于放羊式管理，学生熬夜游戏，生物钟混乱现象普遍，学校缺乏必要的监督。同时，当代大学生基本属于90后，认为自己还年轻，拥有大量的健康资本可以任意支配，自控能力差，对自身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关注程度很低，这也是导致近几年大学生健康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
2.2健康投资主体不明确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结束少年生活离开父母迈向成人生活跨进社会的过渡时期，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对大学生的健康问题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是生育期、婴儿期、儿童期和青少年时期健康投资的主体，这些时期的投资属于健康存量投资。大学生已是成年人，学校是其成长生活的主要场所，成年以后的健康投资属于健康流量投资，成年人在体力和智力等方面的健康状况已经定型，对他们的投资只是改变某一时段的健康水平的作用。这个时期的健康投资收益期较短，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只有当收益≥成本时，才认为这项投资是可行的，加上许多高校主要承担了教学的职责，而忽视了育人的重要性，导致学校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学生尚未进入社会，社会对大学生健康投资的作用有限，刚高中毕业的大学生本人，还没有形成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对自身的认识不足，对健康投资的重视程度也不够，这就导致大学生健康投资的主体不明确。
2.3健康投资形式单一，系统性不强
在传统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健康教育工作的形式过于单一，常把健康教育工作区别于学校教育的其他工作，使之游离于学校的其他工作之外，采取的途径与方法不外乎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咨询、开设讲座等，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性的教育形式。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并为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但相比广大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真实需求，这些课程的设置远远不够。并且，大部分学校在课程的定位和授课的过程中将心理健康教育简单的与思政教育混为一谈，把心理咨询机构置于思政教育机构中，将心理健康问题笼统归为德育问题看待，效果非常不理想。
2.4弱势群体健康投资不足，关注少
贫困生是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与不贫困大学生相比存比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障碍。城乡的差别、不公平的社会收入和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学校教育中忽视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等学校因素，家庭教育的不利和家庭经济困难等家庭因素以及贫困大学生主观上存在的某些问题是造成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民办高校的学生囿于社会给他们打上的标签和社会舆论对他们的不公，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处于弱势地位，比一般高校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健康问题。这些弱势群体大多不被重视、人际关系敏感、情感脆弱等，人们对他们的健康问题关注很少，反而对那些富二代和官二代、211和985等公办高校的大学生关注热情很高。
3解决大学生健康投资问题的对策
3.1重视大学生健康资本的提升，树立正确的健康投资观念
健康资本对于人们生产健康时间，从而获得各类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回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是巨大的潜在劳动力资源，其健康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发展和全民素质提高至关重要。首先，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个人价值意识、个性意识等比较强烈，他们完全掌握对自身人力资本的形成、积累、开发、配置、流动、利用或闲置的控制权，其他任何个人或组织对人力资本的生产、形成、支配和使用并从中获取收益，都必须获得大学生个体的认同。因此，大学生自身要树立正确的健康投资观念，重视自身的健康问题；其次，教育是获得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方式，学校在教学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育人的重要性，重视大学生群体身心健康和良好人际关系能力的培养；再次，家庭要继续承担大学生健康投资的责任，学会用成人的方式与大学生沟通交流，促使其健康成长；最后，社会对大学生健康问题要引起重视，加大对大学生群体健康问题的关注和投资力度。
3.2建立以学校为主体，国家、家庭和个人共同作用的投资体系
教育对健康有着直接的显著的正向作用。大学生求学阶段主要依赖学校提供的资源生活和学习，而健康的大学生群体也会减轻学校的管理压力，提升教学效果。另外，重视健康投资也会使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情感，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学校学习，提升学校品牌影响力，给学校带来持续竞争力。因此，建立以学校为主体的投资体系更能起到实际作用。从社会、政治责任上看，国家有责任、有义务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干预大学生健康状态是职责所在，应通过加大教育投资来促进大学生健康资本的提升。父母是大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个人是健康投资的直接收益获得者，建立以学校为主体，国家、家庭和个人共同作用的投资体系是保证大学生健康投资收益率的必然选择。
3.3运用多渠道、全方位的投资形式
健康投资由学校、国家、家庭和个人共同作用。首先，学校作为投资主体，必须根据大学生健康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展健康投资活动。建立一支正规化的高水平心理辅导师资队伍，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同时，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机构，定期与学生进行沟通，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文化活动，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重视除文化知识以外的综合素质教育，营造良好的学校氛围。其次，国家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体育课的考核力度，促其增强体质；另一方面要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政治的教育和制定适当的考核方式，提升他们心理、精神健康水平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再次，家庭和学校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共同关注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最后，大学生要重视自我教育，学会正确地自我认识，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学会自我调节，正确地面对现实，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3.4关注弱势群体，落实投资措施
学校和社会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尤其是贫困大学生和民办高校学生，以学生未来发展为导向，针对来自不同层次家庭、不同院校学生的特点进行健康教育，并且要将具体措施落到实处，提升健康投资的实际作用。应十分注意加强班级和宿舍的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积极开展心理互助活动，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从而消除弱势群体心理上的压力。校园文化建设要体现人文关怀，营造团结互助的校园氛围，积极建立相应的大学生社团。摈弃社会对211、958等公办高校的特殊偏爱，消除学历歧视，降低金钱、政治因素在大学生就业中的影响，公平公正的对待来自不同院校、不同层次家庭的学生，减少给他们心理带来的不良影响。加大对贫困生和民办高校学生的健康投资力度，合理分配投资资源。
大学生健康投资收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健康的人力资本又具有显著的时效性，因此，要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健康素质，就要把握好有效的方法，抓住时机，了解不同层次大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把握侧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将健康投资落到实处，切实提升大学生的健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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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健身 休闲服务 经济发展 互动关系
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的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但文化生活却相对贫乏，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善，尤其是人民体质还有待提高。与此同时 ，广大人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需求十分强烈，“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已经成为共识。进一步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通过强化政府对公共体育的服务，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逐步改变各地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落后的局面，为我国体育工作的发展提供夯实基础，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当体育健身活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体育健身活动，可得到生活中健康的满足；同时通过体育活动，可扩大个人生活的空间。通过体育拥有完美的人性和生活，这对提高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生活质量提高最好的体现。目前，关心健康、热衷健身、积极投身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健康时尚追求。因此，研究和探讨休闲体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项重要和有意义的任务。
同时，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对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消费的需求有了实际的支付能力时，体育健身的发展才有了可能。而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体育健身作为精神文明的范畴与建设小康社会紧密相关。因此，尽快发展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发展体育事业、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改善生活质量，更可以繁荣先进文化，提升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基本文明素养，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实现“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推动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体育健身的发展现状
随着全民健身的氛围在全国的蔓延，城市体育设施逐步完善，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体育经济发展依然低迷，一些地区的体育设施和体育活动的开展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
（一）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落后
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县城除了休闲广场、民族广场和秦良玉广场等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外，各乡镇几乎没有专门的文化娱乐设施，最多只能在学校和政府部门里面建设有篮球场等简单的体育设施，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村的体育文化需要。而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主要原因，要素的不平等流动使得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居民获得的福利性体育服务远落后于城市。
（二）体育文化活动开展难度较大
现阶段，我国政府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体育文化事业的组织与传播，各地方政府多因忙于发展实体经济，加之财政拮据，对于投资体育文化事业显得力不从心，导致了难以开展体育文化事业。另一方面，一部分群众对体育文化认识不够，他们与其参加体育活动不如休闲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认可此方式更可缓解精神压力。此外，专业体育文化队伍素质较差。
结论
现阶段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也更加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以人为本，健康第一”、“花钱买健康”已成为人们意识中的应有之为；人们喜欢在休闲时间，到体育俱乐部或到社区健身场所甚至在大自然中间，参加各种健身锻炼和各种文化娱乐体育的活动。在城市社区广场，健身爱好者丰富多彩的锻炼活动，俨如一道别致的城市风景线，将休闲与体育健身结合已成为重要选择。美国有学者指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这就预示着发达国家必将优先进入“休闲时代”，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也将紧随其后。据预测，体育与休闲、健身娱乐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迅速，但体育健身对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体育对经济的积极反作用也是有目共睹。体育健身与休闲服务业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可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刺激了消费，也扩大了内需，充分实现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
体育健身活动由于它的广泛性、多样性、趣味性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投身其中，已经或正在悄然占据着人民群众日常的闲暇时间，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般而言，民俗民间体育项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运动设施、经费和活动的组织都要求不高，能够激起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情，不仅有利于增强人民的体魄、陶冶情操，还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一、健康权及其国际和国内救济
（一）人权代际的概念
人权代际的概念，或者“三代人权”的概念，是法国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 Karol vasak ）提出的。他认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主要包括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瓦萨克根据公民与国家的不同关系样态将第一代人权定性为消极的人权，将第二代人权定性为积极的积极，而将第三代人权定性为连带的权利 （the solidarity rights）。[1]尽管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认为，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的（inerdependent）、相互关联的（inerrelated）和同等重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和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仍然认为，第二代人权远远没有第一代人权重要。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则更加强调第二代人权的重要性。而对于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被第三世界倡导的第三代人权——发展权，则在西方世界很难得到承认。
造成这种对人权代际认识上中西差异论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表现为权利的可诉性（judiciability）问题。由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权利救济，在国内则可以诉诸司法机关，在用尽国内救济的情况下也可以诉诸国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即能够获得国内和国际的司法救济。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权利救济，由于该类社会权利是以缔约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为条件的，是以缔约国政府的积极义务行为表现出来，因此针对政府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要达到充分有理（reasonable）是很难评估的，因此，在国内救济方面，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远远没有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诉讼那么充分和及时；在国际救济方面，表现为以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报告审查来完成的。由于两类权利在可诉性的差别，长期以来使西方国家将第一代人权凌驾于第二代人权之上。虽然第二代人权可诉性缺失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受制于缔约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情况，从而使违反人权义务的针对国家的诉讼很难实现。但是其可诉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概念的模糊。
（二）健康权的司法救济
1.国际组织下的报告程序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救济方式可以接受个人和国家的申诉不同，对于健康权的国际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国际条约下的国际组织的报告程序表现出来。如，1985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成立，它是联合国负责监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履行条约义务情况的机构，负责审议各缔约国定期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该国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在享受人权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和联合国专门机构送来的其他报告的研究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一般性建议，以帮助缔约国完成其执行公约的任务；提请缔约国注意其提交的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建议改进报告程序的方法；促进缔约国、各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加快采取行动，从而使人们充分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缔约国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两年之内向该委员会提交报告，如中国2001年签署了该公约，于2003年向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第一次在两年期内报告提交之后，此后的报告为五年提交一次。在具体的报告审查时，先有缔约国代表做介绍性发言，然后委员会成员对某些问题进行评论和提问，再由缔约国代表答复提问；对报告讨论的最后意见，经过摘要提交经社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并予以发表。此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通过缔约国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来完成的，在缔约国第一次提交了关于其旨在消除国际条约下的权利歧视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的报告后，以后缔约国还要每隔四年，向该委员会提交一次其在消除权利歧视进展情况的报告，而该委员会在对报告进行讨论时，重要集中于妇女的健康状况、计划生育服务、孕前孕后的保健、爱滋病等问题。同样，《儿童权利国际公约》是通过 “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委员会”来监督缔约国义务的履行的。
仅从提交给“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的报告看，各缔约国政府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对该公约权利可诉性缺失的忧虑。比利时政府的报告认为该公约权利逐渐性特征，妨碍了相关权利在国内法院的直接诉讼。[2]黎巴嫩的报告则将组织工会权视为可以直接司法管辖和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将参与文化生活权等视为不能强制执行的权利。[3]此外，无论是在俄罗斯联邦政府还是挪威政府的报告中，都没有提到关于该公约权利的国内诉讼案件。显然，在这些报告中，可诉性被认为是提交法院的诉讼。但是如果从广义上看，可诉性包括在具有强制力的裁决机构的裁决和在不具有强制力的裁决机构的裁决。前者如国际刑事法院、欧洲人权法院，而后者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等；前者具有司法效力，后者具有准司法效力。由于在国际上具有司法效力的国际裁决机构很少，那么具有准司法职能的国际机构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可见，虽然“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最后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其具有准司法的效力。[4]
2.国内的司法救济
在国内司法救济方面，从世界范围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诉讼并不多，但是荷兰、印度、南非的三种健康权的司法救济方式值得注意。
在荷兰，国际法的适用采用一元论方式，即国际条约一旦被荷兰批准，就自动成为其国内法的一部分。公民可以依据该国际公约进行司法救济，但是该国际条约是否具有直接效力要由法院决定。1995年，海牙上诉法院就脱离家庭的孩子的健康保护做出了一个判决。该判决指出：幼小者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侵犯了《儿童权利国际公约》第3条第2款和第20条第1款，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给予他们充分的健康保护。[5]但是法院的判决回避了该国际公约在荷兰国内适用中的直接效力问题。在另一个涉及荷兰病人基金会拒绝报销住院费的案件中，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裁定：病人的住院费应当得到支付，为病人提供医疗保健是合理的，因此基金会应当承担其住院费用。尽管在这个案件中，申诉人援引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的规定，但是该法院仍然回避了该国际条约在荷兰的直接效力问题。但是，该案件中法院事实上以该公约的第12条对拒绝报销住院费加以司法审查的，因此这一案件也暗含了该国际公约在荷兰国内司法中具有可诉性。
同荷兰不同，印度在国际法的适用上是坚持二元论的，即国际法必须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才能为国内的司法所适用。由于印度宪法并没有关于健康权的规定，因此在印度关于健康权的宪法诉讼中，印度宪法法院只能引用印度宪法第21条中生命权的规定，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在印度的司法判例中，同时适用印度宪法和国际法的情况。在1992年C. E. S. C. Limited v. Subbash Chandra Bose案件中[6]，一方当事人为加尔哥达电力供应公司，另一方当事人电力消费公司，就工人健康和职业安全责任发生的诉讼。在法院驳回的意见中， Ramaswamy法官认为：作为私人雇主一方的电力消费公司有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印度宪法的义务。在该案件中，他援引了普遍人权宣言的第25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b款，还有印度宪法第39条e款的规定，做出了司法判决。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法院不是直接依据国际法中健康权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但是法官显然是以国际法中的健康权为依托，来解释其宪法中的生命权的。
与荷兰和印度不同，南非于1994年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延至今日没有批准。虽然如此，1996年生效的南非新宪法对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可谓是相当完备的。宪法中不仅包含了获得卫生保健权（第27条第1款a项）、紧急医疗救治权（第27条第3款）和儿童基本卫生保健权（第28条第1款c项），而且还包括了被拘留人和罪犯的医疗救治权（第35条第2款e项）。很显然，南非的宪法制定者力图将健康权的国际义务在宪法中固定下来。但是由于南非爱滋病感染率的惊人增长，使南非宪法法院在关于健康权的诉讼中面临着痛苦的裁决。在健康权的宪法诉讼中，Soobramoney v. Minister of Health案件颇有影响。在该案中，法院判定：公民平等获得卫生保健的权利必须受到政府资源的优先配置的制约。法院认为，在有希望治愈的肾病病人与没有希望仅仅为了延长生命的肾病病人之间，卫生部关于优先治疗的计划安排是正当的，因为国家通过合理的立法的和其他措施来制定进步法律的义务，受到“其所能获得的资源”的限制，因此拒绝Soobramoney先生的常规肾病透析的决定是合理的。[7]南非另一个著名宪法法院的判例是“卫生部诉治疗行动运动”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一案。在该案件中，法院拒绝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健康权最低核心标准。法院认为，给予每一个人立即获得最低的健康保健权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将宪法中确认的社会经济权利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期待的一切才有希望得到。在今年世界爱滋病日前夕，南非“治疗行动运动” 以剥夺携带爱滋病病毒的婴儿的生存权为由，将南非政府又一次告上了法庭。
从以上分析看见，各个国家国内司法救济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国际法在各个国家的发生作用的程度不同；二是国际社会中关于健康权的诉讼不并多，其可诉性不强。
二、严格意义上的健康权概念
尽管健康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政府赖以获得的资源基础上的，但是这并不成为健康权可诉性缺失的惟一理由。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对健康权的最低标准和健康权的义务类型的分析，确立健康权在人权谱系中的地位。
（一）健康权的最低标准
健康权的不明确首先表现在该概念名称本身就有争议。本文使用“健康权”（right to health），而不是使用“卫生保健权”（right to health care）和“卫生保护权”（ right to health protection）的原因有三个：首先，这个术语与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的使用是一致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中有“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健康权利”的表述，而健康权是这个表述的简明方式。在该条款中所涉及的国家必须采取的广泛公共卫生措施中，如果使用“卫生保健”来表述，显然失之狭窄，词不达意，而使用“卫生保护”则加重了已有的混乱。其次，这个术语是同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和许多国际化学者的表述是一致的。而且它同生命权（right to life）、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一样简明实用。最后，尽管使用“健康权”容易使人顾名思义，认为“健康权”就是“使人更健康的权利”，但是，从公共卫生的历史发展看，为了推进人的健康，“仅仅强调卫生设施的提供是不够的，还需要卫生和其他环境条件”。[8]因此，卫生保健权是无法涵盖这些内容的。
但是即使我们使用了健康权（right to health），解决了名称上的不统一，但是围绕健康权的内涵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首先表现为对健康这个概念的主观性太强，不同环境和不同地理状态下，对健康有十分不同的理解。在古希腊哲学家笔下，健康是一种力量之美，是肉体的强健，而且是贵族的而不是一种民主的健康。到了基督教时代，健康不仅包含了肉体的健康，而且包含了精神层面的内容。到了当代，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将健康定义为“健康而是一种身体、精神的、社会的完满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身体虚弱”[9]：“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个健康权概念显然是很宽泛的，由于其包含了社会进步和福利的目标，使健康概念被社会化，使它面临着大而无当的危险。后来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中将健康权的限定为“人人有权获得身体和精神上的最高标准”。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和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健康权覆盖了以下大体范围：一是卫生保健领域 （health care），包括医药保健（medical care）、卫生保健预防、儿童保健、家庭节育服务、孕前孕后卫生保健、精神保健服务等；二是卫生条件领域（preconditions for health），包括清洁用水、充分营养食品、充分卫生设施、环境的健康、职业卫生、与健康有关的信息等。由于世界各国发展差异巨大，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实现受制于经济发展和可资利用的资源条件，因此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被赋予了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10]虽然这种规定考虑到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但同时也给某些国家义务履行规避和义务履行瑕疵提供了借口，从而使健康权作为人权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87年《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委员会报告起草人Philip Alston指出：“每一权利必须有最低的标准，缺少这一标准就会妨碍缔约国义务履行。”[11]三年后，该委员会发表了第三份“总评”，其中第10段中指出，“确保最低的实质权利实现的一个最低核心义务，是每个缔约国必须要做的。”[12]
虽然一个健康权的最低标准有助于各个缔约国的义务履行，但是制定怎样的最低标准争议却很大。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根据各个国家发展的差异，制定一个基于国情的最低的健康权标准。如挪威学者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提出了使政府立即、无条件履行义务的最低的健康权标准—— “核心健康权”。[13]但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状况而制定的最低义务标准恐怕不会太高，而且这种义务一旦实现，履行更高的义务标准的动力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后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人健康战略”中，根据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最贫困国家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最低健康权标准。[14]这种最低标准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这样的标准不仅制定起来不容易，而且就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权审查的现有条件看，操作起来有极大困难。本文认为，既然是健康权的最低标准，就应当普遍性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卫生保健战略”中，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健康权的国家义务基本标准，它包括：（1）提供重大卫生问题及其预防和控制这些问题的教育；（2）加强食品供应和适当的营养；（3）提供充分的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4）提供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母婴保健；（5）提供重大传染疾病的免疫；（6）给予常见疾病和伤害以适当的治疗（7）提供必备的药品。[15] 虽然这个标准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今天看来仍然有参考的重要价值。至少就卫生保健看，母婴保健、重大传染病的免疫、常见疾病和伤害的诊治、必备药品等卫生保健仍然是维持人们最基本的健康尊严的最低标准，而充足的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则是卫生保健的前提条件。[16]
尽管上述对健康权最低标准的界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但是一个更具体的健康权概念显然会有助于司法实务人员的司法判决。
（二）健康权义务类型分析
长期以来，第一代人权与第二代人权的划分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前者是一种消极的人权，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人权。随着学界对人权问题研究的深入，这种划分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就健康权来说，它不仅表现为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而且要求国家消极的不作为义务。
在林林总总的健康权的国际条约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包含了丰富的国家义务内容。在该公约的用语中，有的使用了“承认” （recognised），如该公约第12条第1款的“健康权”、第6条第1款的“工作权”、第7条“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利”、第9条“社会保障权”、第10条的“家庭权”、第11条第1款“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和第2款“免于饥饿权”、第13条第1款“受教育权”等等；有的使用了“尊重” （respected），如第13条第3款的“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自由”、第15条第3款的“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的自由”；有的使用了“保证” （ensured），如第3条“男女平等权”、第8条“组织工会权”；还有的使用了“确保”（guaranteed），如第2条第2款的“非歧视”、第7 条第a款中第（1）项中的“用工中性别歧视”。在这些用语中，“保证”和“确保”要比“承认”和“尊重”更重要更有迫切感，因此“保证”和“确保”项下的权利不应当受到“逐步”这一条件的制约，它们是需要国家立即履行的义务范围，是公约中国家义务的最高层面。[17]
此外，在同样使用了“承认”（recognise）的义务条款中，列举了“行动计划的义务”（obligations of conduct）要比规定“结果的义务”（obligations of result）要有可行性也更规范。如该公约第12条第2款所列举的以下行动步骤：（1）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使得儿童得到健康的发展；（2）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3）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疾病；（4）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这些义务比其他使用了“承认”的“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家庭权”、“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免于饥饿权”、“受教育权”等显然更具体更实用更重要，因此，它们属于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加以立即或者尽快实现的义务。而且由于它们属于上文确认的核心的最低标准的义务，因此，对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以公约第2条第1款中的“最大能力”和“逐步达到”条款为借口而对其有所减损。
[关键词]：老年人 心理健康 影响因素 城乡 元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我国老年人口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主要组成人群，其身心健康备受关注。研究表明，老年人除躯体功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外，也容易产生焦虑、孤独以及抑郁，甚至绝望等不良心态，进而身心不适等现象。老年人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身体健康。国外有研究表明，心理需求是人的需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心理需求与传统注重物质需求相对应是精神方面的需求。邵南在《浅谈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精神赡养》中的精神需求的内容中将心理需求确定为健康需求、交往需求、亲情需求和价值需求以及尊重需求等。关于城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得出的研究结果有一些矛盾之处。大体分为以下三种：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城市老年人；城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前人的研究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这也许与研究数据的代表性、研究变量的单一性有关。采取元分析方法可以对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客观、定量的综合分析，增强统计功效。由于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显著的国家，城市和农村居民在经济地位以及医疗卫生保健等方面还存在极大的差异，进而也导致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本研究为了分析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对我国1994～2013年近二十年间关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报道的文献进行元分析，现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研究资料与方法
1.1文献检索
通过在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数据库（VIP）以及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博士论文进行搜索文献相关资料，其中检索年限为1994～2013年，检索主题词为：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等。按照本文所提供的纳入和剔除标本，最后本研究共纳入15篇文献，最终纳入本研究的样本量一共有3000人。其中纳入标准为：（1）所有文献均为1994年～2013年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分析文献；（2）有研究开展或者发表的年限；（3）具有原始数据的平均值或者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到数据的文献；（4）独立病例的对照研究，城市组和农村组。剔除标准：对于重复报告、信息不完整以及无法利用的文献给予排除。
1.2研究方法
1.2.1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变量分析
由于老年人衰老的过程中生理功能的老化将会造成老年人心理功能的老化，同时老年人器官生理功能以及组织细胞功能的下降也必然导致老年人心理功能的变化；另外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将会造成老年人出现特有的心理变化。因此，本研究在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其一，是从老年人客观的日常活动能力变量进行评定，主要以日常活动能力量表（ADL）为主，主要反映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水平；其二，是从老年人主观心理健康变量进行评定，这里具体使用SCL-90，主要反映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三，是从客观和主观结合的综合健康变量进行评定，即自评健康。具体来说，日常活动能力量表（ADL）的评定内容主要包括吃饭、穿衣服、洗澡、室内活动以及如厕等日常生活活动几个方面。其中，上述几项内容老年人均能够独立完成的设定为没有日常生活活动障碍的人员，而将上述几项内容中有一项不能独立完成的老年人设定为有日常活动障碍人员，最终形成二分ADL变量。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老年人强迫症状、躯体化、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恐怖、精神病性等9个因子进行分析，任何一项因子分≥3分为有心理障碍。自评健康变量主要根据对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进行评定，其中结果显示为很好、好则设定为健康状况好，而结果显示为一般、不好、很不好则设定为健康状况差（具体内容如下表1所示）。
1.2.2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其二是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于本研究的健康变量都是二分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的方法分析方法主要为二元logistic统计模型，并通过构建多个嵌套模型从三个指标上进行分析。
1.3统计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2结果
2.1城乡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比较
通过对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得知，城市老年人SCL-90无障碍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p
2.2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实施嵌套模型的多元化分析中，SCL-90为因变量，先考察城乡变量在老年人心理健康上的差异，再逐渐将社会人口、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社会支持等方面纳入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中进行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通过对上述表3可以得知，城乡老年人的SCL-90变量从模型1到模型4都是显著的，此数据表明在SCL-90健康状态上，农村老年人不如城市老年人；另外从表中的LR值和显著情况可以看出，每个模型新加入的变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差异的解释都是有意义的，婚姻、经济地位、经济来源、生病是由谁照顾等因素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最终分析可以得知，自变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不同关系，其中婚姻变量上差异较显著，说明有配偶的老年人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更健康。而年龄性别因素较不显著；经济地位差的老年人心理障碍严重程度较高。经济来源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体表现为，经济来源为“养老金或者工资”或“家人”的老年人相比于其他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另外，家庭支持情况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不与家人同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而生病时得到配偶照顾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比其他人照顾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高。生病时不能到医院及时治疗的老年人比能够及时得到治疗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低，但是没有显著差异。
3讨论
3.1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实际差异
在城乡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多元化分析中，随着逐步加入不同的自变量，在上述模型中，除模型2有增加的趋势之外，其他三个变量系统的绝对值都呈现逐渐减小的变化情况，如模型1中城乡变量为0.28，而通过逐渐将自变量增加后，模型4中的城乡变量系统则下降到为0.214。此现象说明城乡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健康差异要比本研究观测的小，这可能跟近年来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有关。
3.2城乡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差异
城乡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的差异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自评健康是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综合评定，而城乡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刚好相反造成的。此外，有研究表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增加不健康饮食的风险，也会增加自我感觉健康状况不佳的感受。也就是说，相比于城市，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会导致农村老年人降低自己对健康状况的评价，导致了城乡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没有有显著差异。
3.3城乡老年人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不一致的可能原因
社会支持变量中的婚姻变量与家人同住和社会经济变量中的经济来源、经济地位等几个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较大。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水平较好可能是由于农村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较好，但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可能由以下两个方面造成：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较低，社会支持会间接影响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人是否受到低收入或低教育程度的挑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教育程度都相对较低，也就导致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其次，家庭和社会支持、相对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经济安全、和谐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心理需要对主观幸福感和成功的老龄化至关重要。农村老年人经济地位较低会造成其主观幸福感的下降，从而影响心理健康。
3.4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各类影响因素，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躯体健康，因此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改善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生命质量，构建完善的社会与家庭支持系统对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进一步深入发现，婚姻变量上差异较显著，说明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对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来源因素对老年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说明经济来源是“养老金或者工资”或“家人”的老年人相比于其他经济来源的老年人
心理障碍较轻。另外，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得到家人、社会的支持能够明显降低老年人孤独感。从上述研究表明，新时期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城乡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而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应继续缩小城乡差距，从医疗保健、社会会经济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彻底破除二元壁垒。与此同时，国家应给予农村经济支持，不断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只有根据我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发展特色的农业，不断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才能最大限度减轻老年人对经济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当然，社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关爱工作除了加强外部支持外，也需要关注老年人自身的积极资源。这一点，在本研究纳入文献所关注的影响因素中严重缺乏，这些研究都只关注个体自身之外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老年人自身也是对其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的来源。有研究者通过对老年人采访后进行主题分析，发现老年人存在的积极理念：幸福在于满足、责任感、顺其自然和积极的自我平衡。因此，可以通过帮助老年人识别潜在的积极的自我来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3.5研究的不足
由于本研究只是对近20年来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元分析，并没有对近20年来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变化趋势以及特点进行分析，另外对于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较为粗略，没有具体细分。所以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能够进一步提高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4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评定量表（SCL-90）评定的无障碍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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