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食洋不化、数典忘祖的观点，实在让人目瞪口呆。
乡镇企业的确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和缺乏流转性的土地制度造成的，完全出于无奈的选择。后果是村村建厂，处处冒烟，环境大破坏，经济集约化程度上不去，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有学者正确指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和城市化相比，乡镇企业的形式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缩小，便劳动力的转移处於不稳定、低效率状态。千百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是多么不合理和不得己。（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载《东方》1994年第1期）
须知农民在中国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主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谓予不信，请看那些早已不下田地的人，不是仍被不假思索地称为“农民企业家”或“农民工”、“（农）民（教）师”吗？这种农民身份系于举世独有的中国户口制度。所谓户口制度，远远超出了其字面上的居民登记的含义，而是一种基于血统的、画地为牢的人身束缚。例如，只缘你的父母是农民，你就是农民，而且必须是户口所在地（通常也就是出生地）的农民，无论你是否还真的从事农业生产。就算是死心塌地在乡务农，虽然所耕作的土地据说是归包括你本人在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无非是个抽象而空洞的符号，你只得逆来顺受基层党政干部的瞎指挥，成与不成都是他们的“政绩”，血本无归你自个儿兜着。较远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当年砸了饭锅大炼钢铁，较近的则如各地农民承包的果园、农场被“公家”擅自收回重新发包的坑农事件仍然层出不穷。由于缺乏明朗而稳定的制度预期，承包农民的合乎“理性”的反应便是不惜地力、竭泽而渔，至于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功在长远的事情则乏人问津。
说“卑贱者最聪明”，此话用在农民头上，确可以引申出一些经济学含义。黄仁宇先生早年就对农民的经济理性给予高度肯定。1949年后，农民虽不曾享有国家提供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也历来在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方面低人一等，又身受“剪刀差”的掠夺，但仍然百折不挠地怀有生活的热情和希望。中国改革，正是始于农村，不是说，“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吗？承包到户也是农民的“创造”，只引入了少许商品货币关系，就一举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而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又何尝在“市民之下。有人做过一番研究，对比北京的中关村和浙江村（浙江人在北京南近郊一带聚居起来，做各种生意），结论是：浙江村比中关村更接近现代经济体系。
在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农业比较效益日渐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纷纷外出谋生，亦在情理之中。最为离奇反倒是，据说经过“”和后来的“分田到户”，农民得到了土地，意味着翻身求得解放，而今却连放弃土地的自由也成了问题，事实上无异于强迫劳役制。因为如果索性弃地不种，也得照样承担各种税赋：工人尚可以下岗拿最低生活补助，农民若是“下岗”反倒要每年净贴一笔进去，更不存在主动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的可能了。在其自谋出路的迁徙和就业中，又时时处处遭到歧视性的等而下之的待遇。很多人疲于奔波旅途，徒然耗费经济资源（想想春运高峰吧，还有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种种身份上的束缚令他们举步维艰。外来民工往往又被排斥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难免沦为犯罪的高危人群，个别人直至铤而走险，这容易进一步引起本地人不加区分的歧视和敌意，必然造成社会治安上的恶性循环。
（但户口制度的受害者，也不仅仅限于农民，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居民，概莫能外。只不过后者尚享有体制内的各种补贴和特权地位，而常常沾沾自喜并以优越感示人，浑然不觉所已丧失的机会和利益为更多。打开各地的任一张报纸的任一则招聘广告，几乎都有本地户口的要求，今人啼笑皆非的却是，取得户口的前提往往又是先已被当地单位录用，这种死循环致人于无望境地。当然，不乏少部分“精英”最终突破了上述种种束缚，但他们本人和这个社会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近年来不少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为科技人才落户大开方便之门，时人多表赞许，我却有所保留。是不是符合需要的人才，究竟值多少钱的人才，归根结底，不靠学校的标签、政府的批文，而取决于市场的评价。一般而言，高学历者本已在自发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居然还要求助于政府的优惠政策，岂非笑谈！所谓优惠与歧视不过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对一些人的优惠就是对另一些人的歧视。当务之急是要肃清市场上的一切障碍，确立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的基础。政府人为地将低学历者排斥在市场之外，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有违社会公平。究其实质是，这些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歧视性政策视若不见，却避重就轻，在外来人当中制造新的制度性的学历歧视（社会性的学历歧视总归是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的，不在此讨论之列）。凡此并非治本之计，一片叫好之声可以休矣。）
任何一个经济中都有贫富之分。但是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地理分布如此有“规律”，集中于农村，却要拜“超经济强制”之所赐。1999年12月3日《南方周末》第2版探讨了关于扶贫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专家在移民扶贫问题上表述了不同的见解。简言之，崔晓黎认为，“就地脱贫不灵光”，而出路在移民，并提出移民的“四个方向”。崔的言下之意，政府应当积极地组织和实施移民。而丁力对此表示慎重，“不能轻言移民”，“市场化脱贫大有潜力”，就地扶贫仍是一条出路。双方持论各有依据，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丁力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却要人为限定一个市场的空间有效范围；崔晓黎虽注意到资源配置优化的超越地域的要求，又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强力介入。此外值得进一步指出，移民也不仅仅与扶贫脱困相联系，而有着更为深远的涵义。
在我看来，当前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应否通过政府行为推动或限制移民。重要的事实是，在体制内规模极其有限的人事调配和移民安置之外，浩浩荡荡的自发移民无时不在进行。且不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离乡又离土”）或到发达地区农村承包农田（“离乡不离土”），许多内地在职人员和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也置户口档案于不顾，纷纷前往沿海地区寻求发展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路径和方向的自发移民，以上仅择其要者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些当事人的经济理性，他们必然经过了一番成本收益计算，趋向于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这对于整体经济无疑也是一种帕雷托改进。正所谓太史公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盲流”的称谓实属不当,只有盲目和盲动的政策，决没有盲流的人民。
然而上述自发移民过程却是残缺不全的，其合法性处于尴尬的地位。固然，没有任何部门直接声称其为非法，但现行的户口制度（在农村还有与之相联系的“集体”土地制度，在城镇则还有“单位”住房制度、子女入学制度等）以及人事档案制度，却分明与之站在对立面上。但是，恰恰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在上述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自发移民仍保持并不断增强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发人深思的。经济规律和市场的自发力量，势不可挡，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的远非从政府角度推动抑或限制移民，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都只是给予事实上不断发生的自发移民合法化。换言之，这也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对内确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打击外来人口犯罪的关键也不在于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和遣返，那样不仅在客观上收效甚微（如经验所证明的），也直接违背经济规律，更有违宪之嫌（如下所述），根本之策还是将他们接纳和溶入当地主流社会。
移民关系到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等公民权利，所以这里谈论移民合法化可能显得很可笑。但是我们却笑不出来。现行的户口制度不过起源于五十年代的某个条例，来历甚为可疑，不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依据，根本就大有违宪之嫌。至于人事档案制度之类，其实际作用已远超出《档案法》的限度，天知道是另外哪一部法律授权的！现在要紧的已不是落实什么政策，而是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重的问题也不在于教育“盲流”的农民，而在于更新我们自己某些冥顽不化的观念。
譬如，有一种担心仍然存在，即放开户口会否导致大城市人口激增。城市会爆炸吗？首先要说，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是必然的，因为农业和农村中的过剩人口必须转移出去，八九亿人搞饭吃的局面必须改变。所有的后起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以及一个世纪前的日本，无不经历了一个农村人口迅速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从而迎来了自身经济最繁荣、发展最迅速的历史阶段。1949年前的上海并没有户口管制，恰恰却处于其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号称东方明珠。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被迫接受了大量难民，人口空前膨胀，其经济恰在这期间一跃而超过上海。至于韩国，三分之一人口在汉城。没有城市化，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大规模地进城未必引起全面的粮食、水电、交通、住房等危机。当生活费用相对上升之时，只有那些能够赚取更高工资或盈利的人才会在大城市留存下来，否则就会去生活费用相对低廉的中小城镇。而他们能够赚取更高工资或盈利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市场已作出了优化选择。同时，城镇人口的增加也可以给原住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盈利机会，最简单的例子如房地产升值可以大批地造就一代新富豪。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要求是个互为表里的过程，因而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征的乡镇企业模式，大有值得反思之处。那种“遍地开花”、“处处冒烟”的景观，如“新左派”的甘阳先生居然从中发现了“后现代”的真谛，这是令我自叹不如的。
另外一种担心，总令一些人顾虑重重的是，一旦打开户口制度的闸门，农民会不会蜂拥而出，造成大量田地抛荒，危害国家粮食安全？谁来养活中国人？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世世代代深爱土地的中国农民，今天居然不愿种田，完全是因为种田在经济尚不划算。你等“城里人”既然都不肯去种田，又凭什么要求农民自我牺牲来“顾全大局”？农民自发的经济理性要远强于坐吃山空的国有企业和一味追求所谓政绩的政府领导。农民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诚哉斯言！“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也正由于农村改革的不彻底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积重难返。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危机日益深重，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分散、“粗放”性质，由此出发，大力主张农业的产业化。他们热衷于讨论“公司+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等设计。但是，如果仅仅从规模化、集约化角度看待产业化，那就尚停留在经营的层面上。我认为，在其本质上，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市场过程是一种自发过程。我们不需要婆婆妈妈地告诫农民该怎么做，相反倒很有必要认清农民和农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瓶颈究竟何在？
农业固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有其上游和下游。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必然是有进有出，同样是“两头在外”。择其要者，一头是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头是卖出粮食等农产品。问题是农民处于双重的市场垄断之下。在粮食市场上面临着粮站系统的买方垄断，在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面临供销社系统的买方垄断。这样的结果，就是无法生成舒尔茨所称的“正确的价格信号”，而使农业产业化成为空谈。
从纯粹经济学观点看，农业的典型特征，无非生产周期长，需求弹性小，市场调节有一定局限。再有政治考虑，是“无农不稳”。西方经济学家不少基于农业在市场上是个“弱质产业”，而主张予以保护。而我们现在的情境是，农民和农业尚未被真正置于市场，而是处于市场夹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进一步说，现有的问题主要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切不可南辕北辙。
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害在于，“严禁私商粮贩到农村收粮”，就连农村基层的加工企业也被迫舍近求远地向粮站购买原粮。这等于关闭了粮食市场，只有一个买家的市场对于众多分散的农民（卖家）可能公平吗？粮站系统阳奉阴违，套取收购资金挪作他用，少收、不收农民的粮食或变相压价，已是公开的秘密。工商系统则与私商粮贩不断上演“捉放曹”的默契把戏。政府的“保护价”必然是形同虚设。此中的寻租空间已造成数千亿的财政黑洞。更难理解的是，粮站收来的粮食据说还要做到“顺价销售”，这不仅有违市场规律和经济现实；就算能做到，岂不意味着粮价只会节节高升，可是粮改的初衷不是“平抑粮价”么？
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也是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幌子下实现“体制复归”的。前几年出现了几例“假化肥”案件，依法惩处就是了，倘若无法可依那就抓紧立法呀。谁知某些利益集团搏弈的结果，却是供销社系统重新确立起行政垄断地位。这确使我感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任重道远，以及某些人对于市场的叶公好龙。
各国的经验多表明，农民面对市场，确实需要合作社一类的中介组织。但中国的供销社、信用社等“合作社”，当年是为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建立起来，是为先天不足；此后追求“一大二公”，职工以“非农户口”和吃“商品粮”为荣，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是为后天失调；当前又处于行政垄断地位，指望他们为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服务，是为南辕北辙。不过，倘若我们废除了强加于农民的双重市场垄断，则农民自发的合作社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有的种粮大户、加工贩运专业户等亦将合法地延伸其服务，至于原来的供销社、信用社也未尝不可焕发新生，或被兼并重组而实现再生。当然，废除垄断的根本意义还在于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以吸引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留在农业，并维持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均衡产量。
最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亟待创新，这也是废除现行户口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再来一次“”如何？现在，农民个人并不完全拥有土地，特别是不能自由买卖、租赁土地，甚至放弃土地也有限制，这反倒象封建制度，人身依附于土地。农民进城就自动丧失了个人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中的相应份额，无法要求补偿，也不能变现，所以同时妨碍了城市化，无法使大部分农民真正离开土地。农民作为个人无权，作为集体亦然：现行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若转作非农用途，先要“收归国有”，再行出让，这中间的差价，就被凭空拿走了，对于农民是极大的不公，使之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地价升值的成果。
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改革的方向，不妨由国家象征性地拥有农村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使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长期化，这种使用权还必须是可以交易的。比较可操作的，是让农村土地制度与城市土地制度并轨。城市土地使用权可有70年期限，农村何尝不可?将来，可能都还要从期限制向永久制靠拢。
关键词：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结果
一、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是农业农村档案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业农村档案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门类相比，具有社会文化的共性，更有它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一）农业农村档案文化产生的基础。村级档案文化建设与村级各种活动密切相关，同时在各类活动中形成一定的档案资料，一般包括村级组织建设工作中形成的，有关党务公开、党员教育管理、党建创新、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的文件材料；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民主选举、民主理财、民主管理、民主议事等内容的文件材料；在农村土地承包、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民土地征收征用、退耕还林等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有关村办企业管理、村居文化建设、村居历史沿革等内容材料。这些文件材料是形成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内涵的基础，丰富着档案文化的内容。
（二）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是逐步积累的过程。农业农村档案作为农村文化的历史记录，是农业农村传统和现实最原始、最朴素、最根本的活动反映，档案文化建设和繁荣也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要明确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中现实性和价值性，就必须将档案和文化两者有机结合，在做好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的措施和方法上，要提高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意识，健全档案文化建设管理网络，建立档案文化建设管理制度。在农业农村档案文化的建设中，特别强化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村务公开、承包合同等档案的收集整理，使档案文化建设更加贴近农村生活，更加关注农民利益，更加适应农业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
（三）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管理的多元化。做好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工作，必须建立健全档案文化建设管理制度。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就宏观管理（软件管理）而言，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弘扬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必须发挥好档案和文化的结合功能；对于档案文化建设中形成的档案、图书资料的管理（硬件管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保管的物质条件，要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建设多位一体、功能全面的图书室、档案室、阅览室，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二是日常管理即跟踪服务，要有专人负责，确保不丢失、不损坏；严格执行借阅制度，严格遵循档案文化法律法规以及借阅利用的程序规定。搞好档案文化编研工作，编写参考资料、汇编丛书文件、参与编史修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服务。
二、加强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要围绕农村工作中心，采取“档案搭桥、文化唱戏”措施，规范管理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使档案文化工作更好地服务“三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一）与时俱进，加强档案文化体系建设。围绕农业农村建设档案工作，加强档案文化资源体系建设，加强开发利用档案文化体系建设，加强档案文化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加强档案文化现代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把农业农村建设档案文化工作上升到“为党管档、为国守史”层面来抓、上升到“繁荣文化、造福社会”高度来抓。
（二）依法行政，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级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发展。档案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指导工作，把档案文化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年除对《档案法》贯彻落实情况和农业农村档案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外，还要对档案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建立起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工作考核长效机制，促进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工作的健康发展；加强档案文化建设宣传力度，增强档案文化建设意识，使档案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
（三）巧借外力，落实档案文化政策。目前，中央提出建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念，各级党委、政府已经提出相应文化方面政策，这为档案行政部门提供一个做好“档案文化”工作的机遇，我们要巧借外力，及时出台一些有关指导性文件、政策，使档案文化工作有序进行，抓好落实。有条件的地方，先抓试点，抓好示范，以典型带动，全面铺开。
三、做好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创新理念，加强对农业农村档案文化建设领导
1、加强领导，落实任务。档案部门要积极主动，具体承担档案文化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工作，确保农业农村建设档案文化工作责任落实、任务落实、目标落实，为农业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促进农业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的大发展。广大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文化建设中要树立起正确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提高文化素养，塑造良好形象，立足岗位做贡献，依法行政，服务社会，将行业文化融入农业农村档案建设中，提高农业农村建设档案文化工作的整体水平。
1.1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法规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缓慢。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劳动边际收入进一步递减，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市而化身为农民工，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从1990年的10869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19946万人，净增长9077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来，增长了18.2%。据专家计算，现阶段需要的农村有效劳动力是1.9亿人，而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是4.9亿人，剩余劳动力是3亿人左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水平，中国种植业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8亿人。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的时期，主要是农村居民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人，1990年为9625万人，12年内净增加6798万人，增长了2.4倍。在这些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通常亦工亦农。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占当时非农就业的81.5%，占乡镇企业总就业量的62.4%。
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向外转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4290万人，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9.4%，占整个农村非农就业的71.6%。
1.2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特征。
1.2.1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并存。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看,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两种形式。本地就业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较为迅速，此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使其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两个经济发展极，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落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流向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时异地就业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业为主，90年代后以异地就业为主，两种方式并存的就业方式。
1.2.2“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通常是跨地区的。据统计，2007年在乡镇内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非农就业总数的9.4%；在乡镇以外，省以内就业的占28.4%，在省外就业的占62.2%。在这种跨地区非农就业中，流出人口比例较多的为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份。据统计，中西部地区2007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非农就业的86.5%。农村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大多进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非农就业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1.2.3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松散组织、小型企业或劳务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零工供给点（比如车站码头等地的搬运点），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但工资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正规部门准入门槛高等原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则高达83.6%。
1.2.4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自身能力素质的制约，主要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作：苏南、闽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其大部分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加工贸易型工业企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粗重体力劳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类服务需求发展迅速，部分农民工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表2列示了本课题组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1.2.5乡镇企业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力。从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一直是吸纳农村非农就业的主力军。表1数据显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此外，民营企业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从113万人逐年增加到2672万人，其占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与此相反，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到2007年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从2855万人逐年下降到2184万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新趋势。
1.3.1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近年来，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血缘、乡缘、地缘网络，呈现出一人带多人的链式迁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业中介组织发育较快，流入地区劳务中介组织正在形成，同时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许多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也开始自觉地开展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这为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创造了条件。
1.3.2非农就业“新生代”逐步形成。与改革之初的农民工相比，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形成了更具进取性的非农就业“新生代”。这一代进城务工者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从而进一步强化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1.3.3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失业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弹性系数，劳动力需求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在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负向地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陷入困境，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关分析报告显示，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务工人数减少了16.3万人。其三，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调整期，劳动用工需求大大减少，农民工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2.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济发展因素。
2.1.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根本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为理性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农民清楚地意识到收入差距是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造成的，而这种比较利益的驱动正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最大诱因。
2.1.2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2.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吸纳场所。作为集体经济的产物，乡镇企业起初在本地农民中吸收职员，成为80年代中期非农就业的主要吸纳场所。此后，经过90年代改革和调整，乡镇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此时不仅吸收本地农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来务工农民，成为非农就业的主场。表1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
2.2制度因素。
2.2.1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农就业的桎梏。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户籍（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将中国社会截然分化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相互分割的实体，使农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徙过程停止。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农就业的枷锁，促进了其良性发展。但是这种限制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待遇还依然存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并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户。
2.2.2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约了非农就业发展。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权归集体。这种产权极不清晰的土地制度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其一，这种土地制度无法实行高效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无法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能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其二，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非农就业模式，即非农就业者在其失业时可以重返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除非农就业者后顾之忧。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因此，进城务工农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权作为自身保障基础，在发生失业、生病和伤残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2.3劳动自身因素。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两条：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与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农民自身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截止到2007年农村初中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87.4%。由于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进城务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粗重体力劳动或低待遇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农就业率。
从职业技能教育来说，由于农村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使得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缺少专门的职业技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和城镇居民竞争同样就业岗位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进入高层次职业，而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消耗大、环境差及待遇低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年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家庭负担最重的中年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除了劳动者素质影响非农就业以外，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组成人员以及家庭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非农就业。比如，青壮年比中老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务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处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少，而家处偏远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深入湖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的二十个乡镇和广东、上海、浙江三省的21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进行实地考察，并发放了有关农村非农就业的调查问卷1580份，收回问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农村劳动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劳动力人数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龄30岁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变量选择。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前文分析和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Y为因变量（Y=0表示从事农业劳动，Y=1表示从事非农就业），是0/1二值型变量,Xi为自变量。自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主要有三个：家庭所在地农村收入水平，该数据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较，可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用X1来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X2表示；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来说明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变量也有三个：户籍制度的严厉性用来表示（X4=0表示户籍制度不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X4=1表示户籍制度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单位为亩/人；家庭所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劳动者自身因素变量主要有四个：X7为性别（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为年龄，单位为岁；变量X9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学，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专以上）；X10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X10=0表示未参加培训，X10=1表示参加过培训）。此外，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差，X11=1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无社会关系网络，X12=1表示有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为各变量系数，X2、X3、X5、X8为定距变量，X1、X4、X6、X7、X9、X10、X11、X12为品质型变量。因为因变量是0/1二值型变量，而且自变量（协变量）也多为品质型变量，因此，本文选择Binary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3.2回归结果分析。对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进行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最终运行结果。
其统计学原因是其显著性水平为0.10。其现实解释是：各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已经很低，因此变量X4被剔除；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敏感，因此变量X6被剔除；非农就业“新生代”形成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无论男女，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是否受培训，大都直接从学校入城务工，因此变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归模型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过模型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呈同方向变动，而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呈反方向变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越多，其向外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LogitP上升0.05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376。②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越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65，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比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会使LogitP上升0.06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1.564。③国内外经济形势越好，非农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2.354，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比经济形势差会使LogitP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512。④劳动力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越多，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多，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1.648，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关系网络较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3，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5.674。⑤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236，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强。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变量X5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为中等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72。⑦在劳动年龄内，劳动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变量X8的回归系数为0.625，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大一岁会使LogitP降低0.62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0641。
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检验（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两种方法，其P值均为0.002，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该模型中，Hosmer-Lemeshow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3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各组的划分与因变量的实际取值相关，而且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8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结论
上述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
4.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增长，具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相结合、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近年来呈现了组织化程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就业难度不断增加等新趋势。
4.2从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滞后的户籍制度、产权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劳动者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则是阻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个人因素。
4.3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是否进城务工没有实质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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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新农村建设；农业
一、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一）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竞争力
加强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和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综合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必须重视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进行合理有效地保护，才能使农业生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二）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农业高新技术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基因重组技术、酶的固定化技术以及动植物细胞组织培养技术等的迅猛发展，标志着农业生产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事实证明，无论是国际还是在国内市场，依靠拼资源、拼劳力换取高额利润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成为过去。近年来，欧、美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加强了对本国农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正是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以及合理有效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特殊作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高新技术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农业也因此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三）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实践证明：产品在市场上的畅销程度不仅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也取决于产品的品牌等综合因素。知识产权制度正是通过赋予发明创造者各种形式的专有权利，权利人通过将知识产权与农业生产进行紧密结合后在市场上交易，从中取得相应的高额投资回报。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商标（品牌）、专利、植物新品种以及地理标志等途径对农产品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包装后，农产品将会“身价倍增”，其价格也将得较大幅度的增加。
二、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知识产权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普遍匮乏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整体素质不高。有关资料表明，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13%。陕西作为西部地区一个农业省份，其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基本上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由于农民群众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知识产权知识普遍缺乏，观念和认识不到位、对申请专利、植物新品种保护、商标以及著作权的条件、程序等都知之甚少，对新技术、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的敏感性较差，因此，主观认识上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和动力。
（二）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由于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对知识产权工作特别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研究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等相关部门对农业知识产权工作缺乏长期有效的政策和服务等支持，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当前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难以深入开展。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文化悠久，自然、人文资源极为丰富，在地理标志、农副产品商标、植物新品种以及民间文化艺术作品保护等方面有着不可限量的巨大潜力，由于当前缺乏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做支撑，造成很多重要资源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三）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致使打击侵权行为较为困难，保护不力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科研具有研制周期长、可控性差、保密难等特点。由于农业生产对温度、湿度、光照等自然因素依赖性较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生产所产生的成果及专利数量也相对较少，因此研究和保护起来相对比较困难。此外，专利制度的核心是专利保护，专利权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会从根本上阻碍专利工作的开展。由于农业专利保护的特殊性，打击侵权行为较为困难，专利保护不力，致使非法盗种、育种猖獗，假冒行为严重，严重挫伤了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四）专利实施资金缺乏，政府等相关部门对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扶持不到位，产业化推进乏力
知识产权制度从本质上讲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智力劳动成果转化成市场产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仅有创造者的积极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社会其他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扶持和推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企业普遍资金匮乏。客观地讲，一是多数企业本身自有资金缺乏；二是政府对企业投入相对较少。大部分政府是“吃饭财政”，“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第三是由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偏小、负债率高、技术落后、效益低下、财务管理混乱、企业资信度差，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惧贷”，使得企业取得资金慢，融资速度慢。由于完全依靠市场行为进行农业方面的专利转化本身就很困难，再加上资金短缺，专利技术实施转化就更是困难重重。
（五）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数量相对较少，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严峻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多以跟踪或模仿国外技术为主，企业还远远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国外企业相比较，我国企业最大的差距还在于技术研发力量薄弱。近年我国专利申请的统计数据明确显示，在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专利申请80%为外国企业所占据，这预示着未来10年到20年的相关市场份额将被他们垄断。［1］随着竞争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企业的竞争越来越依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实力。因此，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原始性技术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三、新农村建设中涉及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领域
（一）植物新品种（种质资源）
植物新品种制度是推动农业发展过程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和战略性保障。植物新品种在农业增产、增效和品质改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不仅可以维护重大农业科技成果，还对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陕西作为农业大省，自然资源和科教资源得天独厚，具有产生和形成植物品种权的基础条件，因而要在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将资源优势变为知识产权优势，才能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过程中赢得主动权。
（二）农产品商标（品牌）
商标作为产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的一种标志，是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的特殊标记。加强对农产品商标（品牌）的保护，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部强力引擎。结合陕西实际，今后应重点在食品加工（主要是在粮油精深加工、畜禽水产品加工、茶叶加工、果蔬加工、乳品加工、林产品加工、中药材加工以及营养保健品加工）、农林良种繁育、生物技术等领域通过商标（品牌）这种形式进行有效的保护，大力实施和推进名牌战略，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振兴陕西“老字号”，切实推进“品牌兴农”。
（三）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是一特殊种类的商业标志，和商标的区别在于并不是由其所属的某个经营者独家享有专用权，而是由某一地区内经营者的代表机构进行注册和管理，凡是该地域内的经营者都可以使用。地理标志指示了产品具有特定的品质、质量特性，提高了产品的信誉度，形成了商品的附加值。今后对于类似的产业和产品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对能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的要积极组织申报，努力争取。目前在我国对地理标记的保护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也可以根据《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四、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作好顶层设计，加快制定知识产权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总体规划
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作好顶层设计，加快研究和制定知识产权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当前知识产权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具体思路和服务重点。
要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实施名牌产品、名牌企业战略，加大对优势企业技术改造、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形成本区域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基础研发设施、产业环境、人力资源等要素，确保这些要素能够得到有效地合作和互动。
（二）加大宣传培训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当前，要利用报告会、培训班以及专题讲座等形式，举办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宣传和教育活动，让知识产权保护早日转变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企业的自觉行动。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特别是商标意识和品牌意识；全面开展实施知识产权“进村入户”工程，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同时，更要加强宣传，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三）加强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断增强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重新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实现商业目标。技术创新实质上是一个起始于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交互作用中的创新构思，通过新产品的设计、试制、生产而止于市场销售的系列活动过程，是一个技术的创造、转换、应用和实现的复杂过程。当前，必须加强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断扩大企业专利、商标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努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国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和大企业集团。
(四)加强和完善基层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知识产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组织保障
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化、网络化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体系。把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向县（区）延伸，努力形成多层次、协调运作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逐步建立专利管理工作评价体系，稳定专利管理工作队伍，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注重从政策措施、工作机制、管理模式、服务手段等方面开拓创新，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事务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五）疏通投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力度，为农业专利技术实施转化提供良好的经费保障
各级政府应加大力度，疏通融资渠道，尽快建立、健全贷款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从根本上解决县域中小企业担保难问题，确保中小企业在日常生产活动的资金需求。各级金融机构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政府财政部门也应了解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扶植一批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而“以点带面”起到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六）加强对“一村一品”农业发展模式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村一品”是根据一定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特点，以市场为导向，变资源优势为产业和品牌优势，使其逐步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链或产业集群。发展“一村一品”，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陕西为例：经过多年努力，陕西省已基本形成以奶畜、秦川牛、强筋小麦、特色蔬菜、猕猴桃为主的关中农业产业带；以苹果、奶山羊、设施蔬菜为主的渭北农业产业带；以名优杂粮、白绒山羊、大红枣为主的陕北农业产业带；以中药材、瘦肉型猪、蚕桑、茶叶、食用菌、“双低”油菜为主的陕南特色产业带。据各地调查统计，全省已有1000多个村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生产格局，其中种植业类670多个，畜牧业类300多个，加工、手工艺、旅游观光等非农产业类50多个。这些村从事主导产业（产品）生产的农户已占70%以上、来自主导产业（产品）的收入已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其发展为壮大我省县域经济奠定了基础。［2］今后要围绕这些产业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步伐，努力做大做强。
（七）重视对民间文化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将民间文化资源做大做强
民间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繁衍、最终形成自己社会的一系列规范和要求，这种规范和要求对民族的社会团结、稳定、发展以及对民族群众完成自身社会化过程和民族认同、民族心理、民族自豪感等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3］日前陕西省政府公布的陕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西安鼓乐等145个项目被列入陕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24个已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陕西历史文化悠久，自然、人文资源极为丰富，具有成为文化艺术资源大省的巨大潜力，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当前一定要充分利用市场这个巨大的产业空间，把民间文化的展示和生产、销售结合起来，使民间文化艺术实现产业化，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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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坚持市场原则，调整我国对农民救济政策，提高农村保险的风险管理能力
论文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历届政府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措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却面临种种困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来抓。十七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再次提出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已提出多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并没有明显效果。有的地方从原点出发又回到了原点，产业结构依然遵循多年来走过的老路。有的地方虽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
调整，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障碍的原因
（一）农业收入过低导致农民对农业丧失信心
长期以来农业无论经营成本还是机会成本都很高，经济效益低下造成农民收入一直低迷。在许多村庄单一的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满足日常开支，所以农民都把农业作为副业。造成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种植和深加工长期以来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持，大部分农民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有的年份辛辛苦苦种植，到年终扣除各项成本后所剩无几。微薄的收入使大多数农民对农业失去了信心，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既然农民把农业放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对于上级政府倡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反应也就很平淡了。
（二）信息流通在农村出现了梗阻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显示出其落后与不足，面对严峻的压力与挑战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提上了日程，市场为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提供了信号，然而农村由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和交通、通讯等限制，接受信息存在很大的困难。没有确切的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的生产经营，为了减少风险，农民只好选择原有的产业结构。信息成为产业调整的一个拦路虎挡住了其前进的步伐。
（三）人才和技术匮乏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升级和产品创新的过程，可以是对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动植物品质的优化，也可以是对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储运等技术的提高。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调整，人才在其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既需要新技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又需要对市场动向具有敏锐洞察力的领导人才。然而农村的现状是大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老弱病残留守家园。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大多数均为文盲和半文盲，接受科技的能力差。由于农村技术服务体系自身盈利能力低，无暇顾及农村的科技服务，科研机构的成果由于没有中介机构的引导，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来帮助农民致富。普通农村的村干部由本村的村民担任，文化水平较低，安于现状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引进技术就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转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
产业结构调整可能预期收益较大，但收益增大的同时风险也会增加，这是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也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伴随着经营风险而且存在信用风险。对结构调整后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是妨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之一。
（五）农民的投资能力弱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无论是新的种植品种的引进还是对现有产品的深加工都需要配套的资金。农业生产投入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总量较低就成为农民生产投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从新华网提供的数据来看，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进入增幅持续下降阶段。2001年开始恢复性增长，2004-2007年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2006年实际增长9.5%。虽然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幅较大，但是总量较低，每年人均增收的300多元钱根本满足不了投资的需要。信贷约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农民不能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不习惯借资经营，即使有时能够把握一些重要的市场信息，由于资金的缺乏只能与机会擦肩而过。其次是银行的风险意识加强，农民没有固定收入和预期收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由于承受的风险太大而不会随便贷款。农民投资能力弱，除了表现在资金方面外，还表现在投资取向上，农民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敏锐观察市场动态，难以准确把握投资方向，并且农民长久受到小农思想的影响，习惯安于现状，不富有冒险精神，难以协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此外，陈旧制度也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障碍。政策的多变性容易减弱农民创新的积极性，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来支持。农村干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响了领导班子的素质，从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产业调整后的乡村存在的问题
有些乡村虽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产业结构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微调
大多数情况下，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在政府的倡导、动员下进行的。政府运用已有信息来指导种植的品种、传授技术等。一般以镇为单位培育1、2种龙头品种，全镇各村大面积种植，如果能够对市场信息较快做出反应，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但如果进行一次调整便沿着这条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农业就会从一种病态进入另一种病态。例如，每年的市场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能及时捕捉市场信息进行相应的调整，就会导致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对信息的接受还是传送都存在时滞，农民往往投资于市场上已经饱和的产品，农民收入与预期相比大打折扣，积极性也由此受到影响。
（二）产业结构调整只停留在种植层面，很少涉及加工业和畜牧业
大部分人都把农村产业结构简单理解为种植结构，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在这上面做文章。然而很多村除了粮食作物外都或多或少存在资源优势，如有的村庄具有天然的牧场，有的拥有大面积的果园等，这些优势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拥有果园的农民经常由于当地需求不旺，收益过低，运往外地又会由于交通不便和保险、储运技术落后导致过高的销售成本，而宁愿让水果烂在地里充当肥料。如果此时加工业介入，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而且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无论是改进产品的包装还是对产品本身实质的改变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加工后的产品投放市场，价格会远远高于初级产品，它应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把农业产业调整从政府行为转化为商业行为。在农民自身素质有限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外界的力量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在此只能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不能胜任指导具体生产经营的工作。而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对市场信息反应更迅速，对市场机会把握更准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遵循的主要思路应当是“以外带内”，通过外力的介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此外，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技术支持和信贷支持，引入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村的制度创新等都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内需不足再次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难题，而刺激内需的关键还在于扩大农村市场。因此，通过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的收入对解决当前和今后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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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中飞.强化产业支撑发展高效农业[J].江苏农村经济,2008(10).
［关键词］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国家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2005年11月《国务院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科教兴国和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如何落实《决定》的精神，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已成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滞后的现状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1996年达到高峰，此后十年来一直处于滑坡状态，全国县镇农村地区初中毕业生升入中职的由1996年的26.9%下降到2001年的7.7%,2002年虽有所上升,但与升入高中的增长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且部分毕业生又通过考试进入普通高校。随着中等职业教育的萎缩，农村职业教育形势开始走下坡路，出现急速下滑，1996年农村地区职业高中招生人数29万，2000年下降到21万，从200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的占7.59%，小学文化的占到30.6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49.33%，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09%，而大专及以上的仅占0.56%，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7年［1］，义务教育实行的20年后，农民子女教育程度还达不到义务教育的年限。从安徽省农村职业教育现状调查来看,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四大难点,即招生难、办学难，农学类毕业生就业难和农村干部科技培训开展难［2］。
从农村学生受教育年限来看，不同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较大的差别，江苏、浙江为7.45年，湖南为7.4年，甘肃为6.9年，贵州为6年。这与城市市民接受教育年限有较大差距，说明农村职业教育在我国还比较落后。在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以及中西部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滑坡现象更为严重。以安徽省为例，200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比1999年下降了25%，全省职业高中农林类专业2001年比2000年招生人数少了90%，2001年只招到847人，有8所农林中专只完成招生计划的20.9%，其中个别学校只招到10多个人［3］。
从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情况来看，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到20%，接受过初级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仅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则高达76.4%［4］。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较文化素质更差，在抽样调查的46076个劳动力中,接受实用技术和一技之长的培训人数仅占总数的16.4%，而无一技之长或缺乏实用技术的人数高达83.6%，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只占调查总数的2.2%，获各种技术等级证书的只占5.2%［5］。根据国家统计局对6.7万户农民跟踪调查，总的结果是受教育多的收入高于受教育低的，文盲户、小学文化程度户、初中文化程度户、高中文化程度户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户年人均收入分别为442.8元，529.4元，616.3元，639.8元，740.9元［3］。从江汉平原五县市的考察情况看，非农活动从事者文化水平越高，其收入越高，文盲年收入只有1685元，而小学文化程度的要高出800余元，高初中又比小学文化的高出1100元，中专比高初中的高出2300元，大专则高出中专近1倍，达到13023元［6］。这一统计与J市农民调查统计一致，底层农民工月收入一般在500元以下，这些人普遍文化素质低，小学文化及以下占到43%，自身素质差，多为靠纯体力挣钱［7］。因此，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科技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必由之路，对于农民子女来说，职业技能培养与提高更为重要。
二、农村职业教育滞后原因分析
1.地方经济与传统观念因素
职业教育的发展依靠地区经济的支撑，在一定意义上，地区经济状况是职业教育的晴雨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对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形势较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情况较差，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最差，这从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就可看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八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在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农民子女上不起学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接近1∶3，农村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另一方面农副产品价格低廉，纯农业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农民难以承受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消费。
传统观念影响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表现之一是“重普教轻职教”。地方政府重普教轻职教，对职业教育投入少，致使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差，招生困难，留不住人才，甚至有的到了名存实亡地步。表现之二是农民的身份地位。从户籍管理来看，农村户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身份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近期浙江省全部取消农业户口，实现农民从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的转变，是人口管理制度的全新变化，为全国各省区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开了一个好头。
2.政府投入不足与政策导向因素
经费不足是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因素。地方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不够重视，经费投入比例很小，如农村职业教育落后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州县因经费紧张仅能满足人头费［8］。在目前条件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不到位造成的。在许多地方，一旦财政吃紧，农村职业教育首先成为牺牲品。从1998~2000年国家预算内教育经费分配结构中，高等教育、普通高中和小学教育阶段所占比例均在21%~33%之间，而对职业中学的投入比例只达到3%左右，技工学校最高只达到0.6%,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村职业教育因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生源锐减,直接导致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萎缩。如果地方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农村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教育政策导向直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高等职业教育得以蓬勃发展，一是本科扩招，二是高职高专发展过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加之城乡差别的拉大和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认识上偏见，以及择业观念变化，致使本来条件较差的农村职业中学出现萎缩。三是高校扩招对就业产生极大的压力，使人才市场出现高学历求职者“扎堆”的情况。四是普通高中升温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冲击很大，因而有的县将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合并，形成一块牌子，甚至有的县将职业学校改为普通高中［3］，这些因素成为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3.专业设置与农民收入多元化格局因素
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发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如农业科技人才、农村管理人才、农村经贸人才等等。这些人才培养除高职教育外，主要依靠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能否提供符合要求的人才，关键在于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培养目标和专业设置，但从农村职业学校开设专业来看，一是专业设置单一,涉农专业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专业设置不灵活,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多元化格局的需要；三是专业设置不能适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需要,如市场营销、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以及城市建设发展急需的专业或培训项目较少。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呈多元化趋势。从浙江省2003年农村居民收入比例来看，人均纯收入的48.1%来自工资收入，44.1%来自牧渔业收入，当然还有一些新型的财产性收入和工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的收入也占一定的比例。在农民经营收入中，传统的农业收入仅占32.3%。这说明农民收入呈多元化格局［9］。农业与非农产业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3.93倍扩大到2000年的5.29倍。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和趋势，也必然影响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需求。
4.办学条件与办学定位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日益突出。由于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农村职业中学普遍存在着资源短缺，条件差，教学设施不齐全，以及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陈旧，实验条件赶不上去，不适应教学实践课的需要，加之教师队伍和教学管理赶不上去，导致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素质较差，动手能力低下，适应市场能力弱等现象。归纳起来,一是实验设备条件不足,老旧的实验设备不能得到及时更换，不能适应专业技能培训需要；二是“双师型”教师比例不够，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差异较大；三是教师待遇差，留不住人才。
职业教育的定位在于职业性与技能性,培养学生有一技之长,办学形式上应该是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在校学习与短期培训相结合，人才培养目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实用性人才和劳动力转移，并以劳动力转移技能性人才为主要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农业方面。然而农村职业中学定位不够准确，办学形式单一。办学以专业为主，不注意对农村青年进行短期培训。没有把劳动力转移和技能培训作为学校的办学定位,极大地限制了农村职业学校的发展。
5.教育成本与就业因素
目前农村职业教育普遍存在教育成本偏高与就业率低的矛盾。从教育成本来看，农村职业学校的学费一般在1800元/学年左右，加之食宿、生活费，三年学习成本生均在15000元以上。如果按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600元计算，三年的收入接近8000，而这只是一个学生三年消费的一半，而对于年学费4000元以上的高职或大学来说，许多农村家庭是难以承受的。从农民收入情况来看，1997年到2003年这7年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但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过去有所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教育成本逐年提高，其幅度远大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致使他们教育支出的愿望降低。
毕业生出口不畅，就业率低，工作选择面窄，没有吸引力是导致农村职业教育滑坡的重要因素，农民花钱让孩子学习技术，最终目的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工作和职业，以求获得较高的货币回报，但目前广大农村职校毕业生由于多种因素未能找到工作，或工作回报率低，导致农村孩子对上职业中学不感兴趣。
三、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策
从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因素入手，认真抓好中央农村政策和职业教育政策的落实，下大力气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增加农村收入，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状况，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出路所在。
1.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农村职教发展指导思想的创新
我国有八亿农民，占我国人力资源的绝大多数。传统思想往往重视农村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经济发展指标的软指标，没有把职业教育纳入农村整体发展规划，这样就必然形成劳动者素质偏低，难以实现农村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模式和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先导和基础性作用。只有依靠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农民工的收入情况也充分证明，人力资源的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是见效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投资。近年来,进城打工农民进入第二代，他们与第一代不同的是，一是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二是具有相应的专业或技能；三是要求更高的经济回报；四是他们的思想、目标更趋同于城市人，更想在城市发展。在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形势下，政府要把投资重点转移到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使农村人力资源由资源型向资本型转化。而农村青年到职业学校学习知识、学习职业技能正是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这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指导思想创新的关键。
2.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实现农村职教投资体系的创新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把职业教育作为实施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一项伟大工程，并提出重点扶持建设1000个县级职教中心，使县级职教中心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扶贫开发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基地［10］。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做到认识到位、行为到位、经费投入到位、政策措施到位和目标责任到位［11］等五个到位。明确地方政府职责，做好普教、职教和成教的三教统筹，加强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中的引导、服务、规范和保护工作［12］。
促进农村职教发展，除政府投资主渠道外，还应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体系，引进民办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尤其是针对广大农民的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科技教育，政府应首先实施免费培训，解决“三农”问题，工业反哺农业，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用在提高农民科技教育上。鼓励企业参与到职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规定，从职工工资总额中提取1.5%~2.5%用于职业技术培训或将其部分直接投资到职业学校用以培训员工，可以减轻政府的教育负担。在政府的统筹下，探索政府、企业、行业和社会各界联合办学的新体系，明确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在发展教育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把职业培训（不仅仅指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人生不断学习提高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独办农村职业教育的局面，只有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才能形成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合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师资、实习基地等一系列问题［13］。
3.科学定位、办学务实，实现农村职教办学形式的创新
农村职业教育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民的脱贫致富，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必须科学定位、办学务实。首先要转变观念，科学定位，由面向农村办学改为面向城乡办学，并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职业学校的主要定位与办学目标，人才流向不仅仅限于农村建设、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建设、工业生产方面；其次要由学历教育为主转变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目前职业教育倾向于学历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具有许多优势，但存在许多误区，对农村子女来说，这种方式有许多弊端：（1）接受教育时间较长，投资大，农民花费多；（2）强行灌输的有些理论学生不感兴趣，学习效果较差；（3）职业学校毕业生是以打工或农业生产经营性质为主。因此不能把职业教育办成普通教育，要与普通教育区别开来，办出职业教育的特色。追求务实办学，首先是办学与培养人才目标务实，重在培养职业性、技能操作性，工农业生产建设一线需要的实用性人才；其次是教学与培训内容的务实，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课与实践课之比以1∶1为好，改善实验设备条件,突出技术操作性、职业技能性和教学实践性，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教学方式上必须改变以往黑板上生产、种田、种菜、养猪、养鱼的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到职业领域亲自操作，老师要在实践性教学课堂上亲自指导学生。为了进一步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一方面要加强校内实习基地建设，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校外实习基地，使校内实习基地成为验证知识和培养学生基本操作技能的主要场所，校外基地用于学生服务性锻炼或阶段性学习提高。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也能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14］，使校内校外实习基地相互补充，形成完整的教学实践体系；再次是教学安排与教学管理的突出实用，如先安排实践课程，其程序为实习——理论——实践，第一次实习是带领学生到工厂企业、农村种植加工基地实地考察，使其有所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理论学习打好基础，第二次实习是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只要办学定位准确，专业设置灵活，培训形式多样，专业设置体现职业性，职业培训体现技能性，农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能适应市场需要，就能为社会经济和新农村建设输送大量而有用的人才。
4.实行劳动准入制度，实现农村职教就业准入制度的创新
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能人才为目标，不断增强职业教育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农村职业中学生源锐减、发展滞后是就业难造成的，就业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招生形势。农村职业教育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就是要以就业率作为衡量办学质量和效益的标准，建立完善创新就业服务体系。
政府要严格执行劳动准入制度,尽快制定完善各行业、各工种职业资格标准，加强执法力度，除从事农业生产技能人才外，严禁城市允许不具备职业资格人员进入劳务市场，严禁企事业单位使用不具备相应资格人员，要求从业人员走进课堂，先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使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由生活需要变为工作需要，促使职业教育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学校一是要广泛开展校企联合办学；二是广泛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按需培养。学生实习阶段就直接到单位实习，毕业后直接到该企业工作；三是专业设置以市场为导向，改造一些不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四要加强就业指导与劳动力市场协调沟通与联系；五是加强就业指导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学生就业服务的专业队伍。
5.运用市场规律，实现农村职教体系的创新
创新农村职业教育体系，首先要创新管理体制，放活办学体系，政府由直接参与改为宏观指导，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如专业设置、课程建设、用人机制、教学方式等；其次要打破由政府办教育的传统模式，鼓励私人企业和社会力量办职业学校，形成市场调节竞争的办学机制，再次要改变单一的学历教育体制，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把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开展多样化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农村青年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实现职业教育形式的创新。其四是办学形式的创新，形式上不拘一格，可以随到随学，进出自由，可以办两年或三年的学历班，又可办不定期的技术提高班、职业资格培训班。农村职业学校要和当地劳动部门建立良好关系，当地劳动部门应给予农村职业教育相应的政策，大力支持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资格认证工作。其五是农村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创新，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优胜劣汰，迫使部分农村职业学校在办学质量上下功夫，促使农村职业学校为城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真正需要的合格人才，使农村职业学校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做些实际工作；其六是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新机制，促进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服务管理融为一体。通过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和教学方式，真正把农村职业教育办实、办活、办大，办出特色，闯出一条农村职教新路，探索农村职教的新体系。
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创新旨在利用教育和科技为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服务，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领导，统一管理，分工负责，通力协作，实现宏观管理，微观搞活，在办学形式上围绕市场需要创新，既培养农业技术需要的人才，又培养城市建设需要的人才，为城乡一体化搭起人才之桥。在教学管理上围绕技能创新，在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上围绕学生成才创新，形成政府宏观管理下的符合市场规律的职业教育创新体系，并通过学历非学历教育，专业教育与资格培训，提高当代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年的科技文化素质，一方面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打工农民和进城个体户的收入；另一方面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推广实用科学技术，培养农村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技术人才，扩大农民经济来源。
6.整合城乡职教资源，实现农村职教资源配置的创新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和城市学生的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城市职业中学的教学资源相对闲置，这就为农村劳动力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比起农村职业中学来说，城市职业中学办学条件较好。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正是从这点出发，开展对口支援，把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工作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扶贫、促进就业紧密结合起来，以此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培训基地，对提高农村职业教育质量,实现优势互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整合城乡职教资源，首先是打破“农”字格局，实行城乡一体化的职业教育格局，城乡职业教育联合，可以采取多种联合办学方式，县级职业中学招生，城市职业中学培训，技术培训课程与实训课程可安排在城市职业中学进行；其次是充分利用社会职业教育资源，实施校企联合办学，如将职业教育的实训基地设在企业等；其三是公办职业学校的转制［15］，重新确立公办职业学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思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公办职业技术学校的重要任务，创新公办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
整合农村职教资源，县级职教中心重点办好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其私立职业学校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必要的重组，扩大办学规模，增强办学实力。做好三个衔接，一是职业教育要与初中教育实现有效衔接，无论是在教学内容或实训环节都应与初中教学相衔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讲求学习效果；二是招生与就业的衔接，职业中学要深入到初中学校讲解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目标、人才培养方向与就业情况，增强职业中学吸引力使一部分不能升入高中的学生初中毕业后，直接走进职业中学学习；三是职业中学与高职教育的衔接，使一部分愿意上高职继续深造的进入高职院校继续学习。
通过城乡职业教育的联合办学、城乡一体办学和三个衔接，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实现农村职教资源配置创新。搞活农村职业教育，为八亿农民真正办件好事和实事，使职业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更好更多的并深受城乡普遍欢迎的实用性人才。
总之，农村职业教育要抓住机遇，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为前提，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突破口，推进科技致富兴农工程，以改变农民职业身份为目的，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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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商业保险重要作用措施
改革开放后，我国商业保险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国农村商业保险发展速度却相对较慢。目前，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大力发展农村商业保险也就成为我国保险的发展重点。
一、商业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农业保险，可以有效抵御农业风险，保证农民收入和正常的生产经营。2005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80%以上，农业保险赔款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90%。农业保险为广大农民群众抗御农业自然风险设立一条“保障线”，在保证农民收入和生产经营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通过保单质押贷款，解决农民小额信贷需求。人寿保险大都具有储蓄性质，通过保单抵押提供小额贷款，能够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帮助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我国农村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解决好逐步发展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问题，使他们安度晚年，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人寿保险，就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国家财政的压力，消除个人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有效防范化解被保险人因疾病、意外等因素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体伤害，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力，较好地解决农民因病返贫、致贫问题，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疾病，经常大面积发生。由于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差，各种疾病特别是一些地方病发病率较高，使本来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家庭重新回到贫困中去，对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在经济上使这些家庭致贫，而且会造成家庭邻里、亲友不睦，严重影响邻里关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形成社会问题。而商业保险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在政府的补贴基础上，只需很少一部分资金投入就能解决后顾之忧。
2005年，全国健康保险业务的赔款与给付支出108亿元。中国人寿的“两康”产品自开办以来累计赔付约42亿元，深受农村群众的欢迎。2006年上半年，5家商业保险公司在8个省（区）的6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涉及的参加农合农民1874万人，试点地区平均参保率为86%。发展农民工工伤保险、养老保险，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在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下，分类逐步建立广大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转移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拓宽了渠道。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村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保险业务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农村寿险工作。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为例，截止2005年底，农村寿险业务员已发展到3万多人，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保障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为稳定农村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在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利用其自身独特的行业优势，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包括农业保险、失地保险、养老、医疗、意外风险、子女教育等在内的多种保险保障，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农村保险市场的现状分析
农民的保险意识差距明显，对保险认同度低，风险防范仍处在原始状态。家庭养老、储蓄看病，遇到大难靠亲戚朋友帮助解困，这是广大农村目前保障状况的真实写照。农村由于受经济基础、文化素质、媒体辐射不到位以及保险企业宣传缺乏的影响，对保险知识知之甚少。
发展速度较快，规模小，区域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从区域来讲，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保险密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一地区、同等条件，农民的购买力不尽相同，差距也很大。
农户居住分散，网点不健全，展业困难，服务不到位，商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小。由于多数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户居住较为分散。现在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数多，流动大。这些因素都给商业保险的展业带来极大不便，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以河南省为例，城市每百人拥有4张寿险保单，而农村每百人还不到1张保单。其覆盖面很低。各家保险公司在发展战略上，重城轻乡、重效益轻责任、重眼前轻长远是造成农村保险市场竞争乏力的根本原因。
商业保险产品缺少个性，基本没有针对农民研发的险种，买难卖难，成为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在人身保险险种方面，近几年各家公司主要打城市牌、打富人战，忽略了农村广大农民的保障需求，没有开发针对农民的保费低廉、保障全面的产品。
重视程度偏低，政策扶持缺失，农村保险市场开发举步维艰。商业保险公司尽管在农业保险、农村人身保险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政策扶持不到位，赔钱经营，企业积极性不高。
三、发展农村商业保险的措施
政府应加强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要进一步推行富民政策，使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为农民购买保险奠定物质基础。要高度关注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积极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新农合医疗、农民工保险等等。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比如在开办农民养老保险中采取国家补一点，家庭出一点，保险公司让一点，使其尽快开办起来。在农民医疗方面，政府既要鼓励保险公司的参与，又要在费用上给予补贴，使其在微利情况下健康经营。对农村业务员可以采取减免营业税的办法，维护其在农村销售人身保险的积极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兼顾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和农民保障二者的利益，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
保险监管部门要发挥政府部门职能，优化农村保险的发展环境。要利用各种会议宣导和主动上门沟通的方法，避免地方有关部门干预保险经营。积极与工商物价部门联系，避免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现象的发生。制定发展农村保险的优惠政策和补偿体制。确保农村保险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研究政策支持措施，为保险公司发展农村保险提供支撑。创新监管思路，促进对农村保险机构的审慎性监管和预警监管，及时扼制恶性竞争和有损农民利益的行为。做到关注而不干预，既有灵活性，又有市场监管的政策性。提高办事效率，为农村保险的发展开设绿色通道。监管部门要遵循农村社会发展规律，加大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的支持。要完善农村机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时效，对农村网点机构要做到成熟一个，审批一个，开业一个，规范一个。建议对农村业务员实行资格授予制，使那些热爱农业保险，诚实守信，业绩良好的业务员得到展业资格，保证农村有一支稳定的、素质较高的销售队伍。
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保险公司把经营效益放在首位，还应服务、服从于国家，肩负起振兴经济的使命。因此要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要在对农民的服务中求生存，求发展，力争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就目前来讲，农村保险成本高，费用大，见效慢。从长远看，农村保险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市场潜力巨大。农村保险既是保险公司业务新的增长点，也是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的关系。当前国家正在研究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急需养老、医疗和意外伤害的保险保障，这给保险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保险公司一定要站在大局谋划自身的发展规划，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一方面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为加快农民奔小康、建设和谐社会步伐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抢抓机遇，建站设点、扩大队伍，为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保险知识和理念，增强认同度，为农业保险业务的拓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度仅为20%。因此，加大宣传力度势在必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接受能力较差，在宣传中要针对农村农民的特点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宣传形式要多样化。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必须采取多种形式长期不断地宣导。利用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村委喇叭等向群众灌输保险知识和理念。充分利用墙体广告，流动宣传车、诗歌比赛、运动会、保险知识竞赛等形式，使农民接受保险知识。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寓保险教育于娱乐之中，使农民认识保险，了解保险，主动购买保险。
宣传内容要通俗化。要把保险知识和保险理念编成故事、写成歌、绘成画，讲给农民听，教给农民唱，展览给农民看。突出重点，要彰显人身保险的保障功能，宣导理念，使其潜移默化于农民大脑里；理论和实例相结合，利用一些赔案，深入浅出地进行宣传。
宣传范围要广泛化。在农村进行保险宣传，范围一定要大，要有一定的覆盖面。重点人群要包括，农村干部和教师、中小学生、乡镇企业的老板和外出打工者。
保险公司要加快调研步伐，研发适销对路产品。调查研究要分别不同类型进行，量体设计地为不同经济地区、不同保障水平地区开发适合的产品。加快产品创新、产品改造。要加大险种开发力度，尽快开发出一批低保费，高保障，突出保障功能的人身保险产品；乡镇企业年金及农民养老保险产品；适合农民购买的一张保单保全家，一笔保费多保障等方面的产品；适合农民外出打工的高危人群人身意外险等等。条款要通俗化。要让农民一看就明白，做到投保简单，手续简便，理赔快捷方便，有利于农村业务员宣讲和推销。
加强农村保险的渠道构建，进行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分布和传递不平衡、不充分，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更可谓是新生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业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可以充分运用银行、信用社、邮局、农机站、计生办等代办机构网点，不断丰富农村保险营销渠道。
“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和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实现的目标，农村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认真研究农村保险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转变观念，积极创新，敢于实践，不断提高，不断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农村保险发展的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措施、组织体系、调控手段，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农村保险新体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