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财务影响
自2005年7月21日以后，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改革运行至今,人民币对美元表现有升有降,对欧元、日元趋势也是如此,但幅度不大。尽管如此，来自各方面的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然不小，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对于人民币升值的财务影响及对策方面却极少涉及。本文在假定人民币汇率仍有升值压力的前提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并提出化解汇率风险的对策。
人民币升值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对公司财务费用的影响
财务费用是公司当期发生的费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期发生的直接计入损益的费用，财务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公司的净利润。汇兑损益是财务费用核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指在持有外币货币资产和负债期间，由于外币汇率变动而引起的外币资产或负债的价值发生变动而产生的损益。
人民币升值影响公司财务费用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后，等量的外币只能换回较少的人民币，对于拥有外币债务余额（如外币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账款）的公司，外债折算为人民币后的汇兑损益将会减少，从而减少财务费用，而财务费用具有税收挡板的作用，它的减少将增加当期的净利润。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拥有外币借款、应付账款等外债的公司将因此受益。如某公司2004年底有日元贷款折合人民币为15亿元，人民币升值2%将因此每年减少公司财务费用450万元（利息支出减少150万元，本金减少300万元），对公司整体盈利状况影响接近0.01元/股。对于拥有外币货币性资产（如外币现金、外币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的公司，人民币升值后，用人民币计价的汇兑损益将会增加，从而增加财务费用，减少当期的净利润。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拥有外币货币性资产的公司将因此遭受损失。如某电厂拥有1.79亿美元和141亿日元的应收账款，人民币升值2%将使公司增加约人民币300万元的财务费用，这将影响到公司整体盈利状况。
对公司筹资成本的影响
汇率的“国际收支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影响汇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当一国有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汇的需求大于外汇的供给，本币对外贬值；反之则会造成本币升值。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一直维持较大的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每年流入的国际直接投资高达500亿美元左右。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况使得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6099亿美元，较2003年年底增加了51.3%，成为2004年全球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又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了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影响了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热情，导致海外对华投资的缩减。据报告，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2005年7月末外汇存款余额1605亿美元，比上月减少48亿美元；8月末，外汇存款余额为1611亿美元，虽比上月增加6亿美元，但远低于8月份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额4364亿元。从筹资的角度看，缺少外资或者是外资骤减将影响公司的权益资金的筹集，当公司急需资金时，只能转向其他的负债融资。受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在资金供给数量一定的情况下，资金需求量增加，筹资成本必然上升。同时，负债资金增加，将带来财务杠杆的效应，如果投资利润率高于资金成本率，则负债融资将为公司带来额外的收益，反之，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影响公司的效益。
对营业费用的影响
营业费用是指公司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运输费、展览费、广告费以及为销售本公司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工资及福利费。营业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营业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公司当期的业绩。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国际贸易盈余、外国直接投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了压力，担心我国会影响其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因此，世界主要国家仍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我国施压，希望通过提升币值的方式，削弱我国产品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竟争力，达到维护本国产业和经济利益的目的。
人民币升值将对以价格优势为特色的我国产品造成严重打击。由于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受到鼓励，进口商品变得便宜，出口减少，结果，本国市场上供给越来越多，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激烈，为使公司的商品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增加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许多公司将会在营销方面多下功夫，如扩大产品宣传、增设销售网点等，届时，营业费用将大幅增加，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财务对策
关注汇率的变动趋势
要关注美日等国对人民币汇率态度。以美日等为代表的各国对人民币的态度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趋势。2003年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日本、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到了2005年前后，国外分散的压力逐步演变成为发达国家的国际共识：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径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此背景下，尽管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有所上调，但上调的幅度不大，未达到西方主要国家的预期，人民币来自国外的升值压力仍然不小。
关注美国联邦基金加息情况。按理说,美元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因为,美元利率的持续上升支撑了美元,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会引起国际热钱回流美国。尤其是在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平稳实施后,目前美元短期利率已上升至4%,高过人民币短期利率2.25%（税后利率约为1.8%）的水平,由此将大大缓解国际热钱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巨大冲击。但有专家分析指出,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仍然远远低于美国等国的预期目标。当人民币升值幅度难以满足它们的要求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就很难减轻,相反这种压力将长期存在。所以,美元持续升息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继续以经济问题的形式来反映政治问题的实质而长期存在。
关注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专门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汇率升值的幅度、时机，升值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等。这些对于公司财务管理人员来说，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此外，人民币汇率变动后，市场上的各种价格会随之发生变动，诸多因素，例如大宗商品的价格，房地产价格，都会有影响。
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应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产业内部可能造成的影响，时刻保持警惕性，及时调整相应的财务决策，减少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损失。
适量持有外币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由8.27调整为8.11，人民币升幅约2%。人行还宣布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0.15%幅度内浮动。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应坚持“尽早结汇，适量持有外币、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的原则。“尽早结汇”是指公司收到外币时，尽快结算成人民币，由于人民币还有升值的趋势，央行总是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来决定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和幅度的,所以财务管理人员应认真分析汇率的发展趋势，减少央行突然宣布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冲击。“适量持有外币”是指对于出口、进口额均较大的外贸公司，可持有适量外币以应付日常之需，避免因外币不足所引起的短缺成本的增加，但应注意持有外币的时间不宜过长，以避免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灵活管理外币债权债务”是指公司对于外币类债权债务的管理要讲究方法，权衡利弊，选择能降低财务费用、使公司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如对于外币“应收账款”，要讲究收账政策和收账方法，改变信用政策，加速资金的回笼。而对于外币“应付账款”，在不影响公司信誉的情况下，尽量延迟进口材料或延迟付款，或改变货款结算方式，如采取远期信用证结算方式或以人民币计价等。
适当增加外币债务
如果一些外资预计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必将选择最佳时机大量涌入中国，但因一时找不到好项目，就先存放在银行，到时资金供给将相对充裕，筹资成本会有所下降，公司可利用这一时机适当多举债，较好地利用财务杆杠为公司带来收益。所以，对于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公司来说，可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这是一种较好降低融资成本的财务决策。增加美元债务的方法很多,诸如增加美元贷款、借外币负债、将人民币借贷变成外汇借贷、尽可能偿还人民币贷款、将要到期的国外贷款推迟还款等。
加强公司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素。严谨的内部控制，要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行全方位的有效控制，把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全面置于经济监控之中。由于汇率升值后可能影响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公司可重点从以下方面加强内部控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营业费用增加的影响：
加强资金管理。要由专门的财务人员对资金特别是外币资金的筹集、调度、使用、分配等进行筹划，并由相关人员实行严格控制，防止资金体外循环。
严格控制成本费用。公司可在成本控制和定价上下功夫，降低成本应从现在逐步开始，待人民币升值时，公司依然能够向客户报出有竞争力的价格。对于成本控制，可在“采购成本和制造成本”上下功夫，并尽可能“降低费用率”等。如福耀玻璃公司推出了一整套“全面的战略成本规划”，通过降低设备使用成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和提升工艺和技术水平，保持成本竞争优势。预计公司到2006年能够将成本降低15％－20％，因此，即使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福耀”也能够保持成本和价格的竞争优势。
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把财务管理人员的短期行为长期化。公司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建立相应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公司的激励和约束，使公司财务人员更关注汇率的影响及公司长远的发展，及时采取策略应对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影响，提高公司的效益。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汇率自由化应是大势所趋。不管国际市场有没有施加压力，中国目前出口强劲，外汇储备充足，对外部环境变化也有了较强的承受力，逐步调整人民币汇率、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我国未来的汇率趋势。作为财务管理人员，应未雨绸缪，关注时势的发展变化，从成本控制、增加原材料进口等方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积极筹划，即使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再升值，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汇率风险。
参考文献：
关键词：燃气负荷；灰色理论；中长期预测
1. 燃气负荷预测概述
随着" 西气东输" 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天然气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城市天然气化的进程，同时将促进天然气输气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其中，城市燃气负荷预测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不断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这是由于预测水平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燃气系统实施控制、城市气源的科学决策、燃气管网的合理规划以及燃气运行的优化调度水平等方面，从而达到科学指导未来的生产计划的目的，对燃气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燃气负荷是一种广泛的概念。燃气系统终端用户对燃气的需求量形成燃气系统最基本的负荷，即燃气用气负荷，简称燃气负荷[2]。通常情况下，燃气负荷分为短期负荷（小时负荷、日负荷）和中长期负荷（月负荷、年负荷）。对于不同的负荷，其变化规律也不尽相同。短期燃气负荷具有趋势性、随机性，以一定周期规律进行变化；而中长期负荷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主要受季节、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因而，根据不同燃气负荷的特点选择合适的预测方法对于取得较好的预测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燃气负荷预测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燃气工业的不断发展与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负荷预测的速度和精度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预测方法不断涌现。目前常用的燃气负荷预测方法包括：时间序列法、灰色理论预测法、回归分析法、神经网络法等[3-6]。对于中长期负荷预测，考虑历史记录较少的特点，本文采用灰色理论方法进行燃气负荷的中长期预测。
2. 灰色理论原理
灰色理论是一门研究信息部分清楚、部分不清楚并带有不确定性现象的应用数学学科。其主要研究的就是"外延明确，内涵不明确"的小样本。灰色预测是用灰色模型GM（Grey Model）进行的定量预测。GM（1， 1）模型是最常用的一种灰色模型。设变量的原始数据序列为x（0） ：
x（0）={x（0）（1），x（0）（2），...，x（0）（n）} （1）
对其进行一次累加处理，生成一次累加数据序列x（1） ，即：
x（1）={x（1）（1），x（1）（2），...，x（1）（n）} （2）
其中，
x（1） （k）=x（0）（i） （3）
由于序列 x（1） （k）符合指数增长规律，对该序列建立一阶微分方程，即：
+ax（1）=u （4）
式中， a代表发展系数； u代表灰作用度。根据微分方程理论，GM（1， 1）的解为：
x（1） （k+1）=[x（0）（1）-] e-ak+ （5）
对上式进行累减还原，得：
x（0） （k+1）= x（1） （k+1）- x（1） （k） （6）
式a和式b为GM（1， 1）模型的时间响应函数。
通过公式可知，灰色预测方法具有运算简单、需求负荷值较少、建模简单等特点。在历史负荷数据较少的情况尤其适用。
3. 基于灰色理论燃气负荷预测实例
为验证灰色理论预测方法的正确性及有效性，下面采用编制的燃气负荷预测系统对某城市工业燃气负荷进行预测，燃气负荷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
表1 某城市工业燃气用气量 106 （m3/a）
年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用气量 1137.91 1254.25 1287.74 1308.25 1511.22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用气量 1636.12 1836.25 2032.78 2027.74 2071.07
采用灰色理论方法对某城市1985-1989年的工业用气量进行预测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某城市工业燃气用气量真实值与预测值对比 106 （m3/a）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实际值 1636.12 1836.25 2032.78 2027.74 2071.07
预测值 1650.63 1721.32 2200.55 1986.43 1988.24
预测误差/% 2.14 5.23 9.33 1.06 3.06
从表2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采用灰色理论方法可根据较少的历史负荷值对未来的燃气负荷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却算法简单、计算效率高。从而体现了灰色理论方法在燃气负荷预测中的有效性。
4. 结论
燃气负荷预测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文从燃气负荷的规律出发，针对历史燃气负荷值较少的特点，采用灰色理论方法对某城市工业燃气负荷进行预测。实践证明，灰色理论方法可以较为准确的对燃气负荷进行预测，是一种有效、实用的燃气负荷预测方法。本文根据灰色理论方法编制了燃气负荷系统，实现了灰色理论预测的自动化，对工程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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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元顺. 煤气日负荷系数的回归分析方法[J].煤气与热力，1982，2（4）：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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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偏好；创新激励；业绩差距；创新投入
一、 引言
本文基于前景理论，首先从总体上将公司业绩状况分为两类：高于预期业绩的收益状况、低于预期业绩的损失状况，深入分析这两种状况下创新激励的驱动因素有何差异；其次，进一步根据业绩水平对企业进行分类，从动态视角实证检验管理层风险偏好转移对创新决策的作用，理论分析面临不同业绩状况水平时，管理层激励差异对创新决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过程中，我们将着重考虑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动态变化之于企业创新决策作用的影响，这有别于当前文献大多集中于静态研究，从而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
二、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静态视角
1. 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风险偏好指的是对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是风险偏爱还是风险规避。前景理论是企业行为理论中用于分析风险偏好对决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主要观点是人们会理性地“自利”，因而经济运行也具有自身的“理性”。而行为经济学论者则认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该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ey（1979）在心理调查基础上，针对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行为中的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分离效应而提出的新理论，他们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前景理论的开拓者Kahneman和Tverskey（1979）、Tversky和Kahneman，（1992）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在作选择时会经历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需要对企业“前景”作简化和重新编码，由于企业组织是一个目标引导的系统，因此管理层根据其企业组织当前的状况与预期状况进行比较，也即根据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作出反馈，并通过一些简单的决策规则来编辑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前景”。在评价阶段，则假设决策者对每一个被编辑过的前景加以评价，然后选择最高价值的前景，进而形成风险偏好的类型。因此，可以用图1简单描述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形成过程。
图1中，可以看出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过程。具体来说，管理层通过比较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两者之间的差额，对企业的风险进行编辑阶段，从而将企业分为两类：预测盈利类和预测亏损类，对企业风险进行评价。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盈利”情况下风险偏好对创新决策的影响。当企业实际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在管理层看来，这属于“盈利”的情况。前景理论认为，面对“收益”的情况下，决策者会变得风险规避。
推论1：当企业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微盈利”的局面，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但随着企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冗余资源，这种资源是组织中实际的或潜在的一种闲置资源，它包括闲置的能力和员工，以及财务资源等（Levinthal & March，1981），它可以使组织成功地应对内部调整的压力和外部政策改变的压力，以及应对外部环境而改变战略。因此，企业行为理论认为除了问题式的研究方式之外，还有一种研发方式是冗余导向型研发，它指的是当企业积累了较多的冗余资源时，它作为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缓冲剂，可用于解决企业内部资源冲突，从而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Cyert和March（1963）认为冗余式的研究方式也是当今企业适应环境的一种战略。企业可以将冗余资源投资于开发尚未被挖掘的新技术方面，以此减缓未来不可控的或有事件对企业造成的危险。因此，当组织有更多的冗余资源时，它有更多的机会研发新产品，且企业管理层所受的绩效监督相对较小，也更愿意及更有耐心开展R&D活动，属于风险偏爱型（Greve，2003）。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2：当企业绩效远远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大盈利”的局面，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冗余资源的增加而增大。
（2）“损失”情况下风险偏好对R&D投资的影响。因为，前景理论认为，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决策者由于“损失厌恶”，而变得更倾向于冒险，属于风险偏爱型。因此，当企业实际绩效若低于预期绩效，则管理层寻找渠道以达到目标预期值的倾向会增强。因为与成功企业相比，不成功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往往较高。基于这种观点，则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时，企业会增加它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行为理论也将企业的研发方式分为两种：问题式研发和冗余式研发（Cyert & March，1963）。当企业实际绩效达不到预期绩效时，意味着企业处于“损失”状态。“损失”情况下，企业当前绩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时，则企业“前景”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偏爱风险，而有很强的动力去开展创新活动，因此这种研发方式成为“问题式研发”。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的推论：
推论3：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微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差距的增大而增强。
但是随着企业绩效状况的恶化，比如濒临破产边缘时，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会缩减开支，尤其是对于创新投入这类需要长期投入且见效慢的投资。因此，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4：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大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距离破产边缘差距的增大而下降。
三、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动态视角
1. 基于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的分析。从上文的推论可以看出，根据前景理论的假定，管理层风险偏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将视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的差距而定。即使是在“盈利”情况下，随着企业“微盈利”与“大盈利”的变化，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也不一样，从而影响企业最终的创新投入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认为，风险偏好参考点是管理层在作出风险偏好判断时的主观参照点，管理层用于评价利得和损失的这一参考点是会随着“前景”问题的变化而发生转移的，而管理层在评估问题时依据不同的参考点所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Kahneman & Tversky，1979）。
2. 风险偏好之“框架效应”运用到创新决策。
本文假定：（1）企业当前t期的绩效状况为亏损状况-L（L>0），t期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且差距绝对值为G（G>0，G
因此，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1落在G0的左边，R&D投资预期收益G1y1，这一结果表明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后的收益值（x1）大于合并后的损失减少值（y1），故这种情况下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考虑是最佳的，从而得出以下的结论：
（1）对于绩效L，存在着一个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的临界值G*（G*∈[0，L]），当绩效之差G值落在 G
结论一：也就是说，当企业面临“损失”严重的情况下，即使管理层能预测到投入R&D投入强度为a1能产生G的收益，但由于相比损失而言，G太小了，于是管理层会放弃a1强度的R&D投入，变得更加谨慎。因此，R&D投入强度视绩效差距G而定，如果G太小，则投入动机不强。
（2）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值落在G>G*的区间，管理层则将t+1期研发带来的收益G与当前绩效状况的损失L整合考虑，由于研发收益G合并导致收益值所带来的心理价值被缩小，则R&D投入强度为a2，且a1>a2。
结论二：即如果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足够大，超过了临界值G*，此时，管理层才会将R&D投入强度a1所带来的收益G考虑进来，此时，R&D投入动机才明显。
3.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损失”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将以上结论与企业创新决策相联系，则相当于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损失”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当企业的实际业绩微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希望通过开展新的创新活动等途径创造新的赢利增长点，以实现预定目标，此时“达到预期”是管理层投资决策的主要动机，但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G比较小，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不强。
推论5：当实际业绩稍微低于预期业绩时，“微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动机明显。
而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濒临破产边缘时，面对这类“损失”严重的状况，如何使得企业能够存活下来是管理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为了让企业存活下来，管理层“背水一战”，寄希望于通过创新投资来改变企业命运。此时，绩效之间的差距G足够大，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比“微损失”状况下的要强。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6：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业绩时，“大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让企业摆脱困境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很强，且激励作用强于“微损失”动机。
（2）“收益”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高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收益”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同理，本文也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当企业实际盈余水平稍稍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比较小，企业积累的冗余资源较少，此时管理层会相对谨慎些，他们的创新决策激励更多地集中在如何保持现状，管理层投资决策更多地放在短期投资活动（Nohria & Gulati，1996）。而当实际盈余水平远远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企业拥有很多冗余资源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足够大，管理层激励参考点集中在如何充分利用冗余资源上，此时的投资决策往往倾向于一些着眼于改善企业长期业绩的活动（Cyert & March，1963）。
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7：当实际业绩稍微高于预期业绩时，“微盈利”下管理层为了保持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明显。
推论8：当实际业绩远远高于预期业绩时，“大盈利”下管理层为了利用冗余资源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相比“微盈利”更为明显。
四、 研究结论
1. “损失”情况下与“收益”情况下，不同业绩状况影响了管理层不同的创新驱动决策。“损失”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会增加强创新投资以缩小业绩差距，但随着差距的扩大，创新投入强度会下降。同样地，“盈利”情况下，冗余资源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且实际业绩越高于预期业绩，积累的冗余资源越多，也越有利于创新投资。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创新投入存在着框架效应，这一框架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受公司业绩实际值与预期值之差距影响。当差距足够小时，管理层风险偏好不明显，创新投入动机不强，只有当实际值与预期值之间的差距超过了G这一临界值时，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才会倾向于创新投入。
3. 从动态视角来看，管理层激励转移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得到了证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当企业面临不同的业绩状况时，管理层激励转移是如何影响创新投资决策的。其中，“大损失”下管理层的创新投入动机要强于“微损失”的投入动机，“大盈利”下的同样也强于“微盈利”下的投机动机，这些推论与前文数理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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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S20120400065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1104908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2YJC630008）。
2016年，党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中针对建设“有限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政府职能转型进行新时期。经济法作为控权法应对限制政府权力提供法律支持，但目前我国经济法学在控权规制上却存在问题，因路径依赖而陷入困境。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经济法学在控权方面的困境与解决路径，以期为经济法学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关键词：
经济法；控权法；权力
19世纪，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全能政府”开始向“守夜人”[1]方向发展，经济法理论开始形成。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同期，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模式，而为限制政府权力，经济法学进入控权时代。与西方发展相比，我国经济法具有特殊性，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有关。而从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变更的过程中，经济法也应实现有“市场调节”向“权力控制”的转变。但目前，我国经济法学在权力控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以此为视角，分析我国经济法的控权困境并提出问题解决路径。
一、新时期经济法困境分析
我国新时期经济法困境主要变现为控权能力不足，具体可分析两方面，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相应的控权理论；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关于相应控权制度配套措施的研究。从控权理论角度分析。经济法控权理论的核心在于明确权力内涵与边界。而我国经济法由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原因导致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为建立其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由于政府完全干预，使得经济法缺乏控权空间。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依据特殊国情逐步建立其市场经济制度，而由于发展环境特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采用了与西方“自然形成”相反的“顶层设计”模式。这使得经济法在一段时期内受困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发挥其控权的能力。因而，我国经济法自建立起，其主要职能变为市场干预，其制度设计也以市场干预为主，缺乏相应控权理论。而随着我国逐步进行政府智能改革，构建“有限政府”。学术界也开始了关于经济法控权理论的讨论，形成了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要观点的“市场派”与政府干预，设定权限，进行监督的“政府派”[2]。目前，学术界未能就控权理论达成一致。而依据不同的学术理论将设计不同制度成果，因而目前我国未能建立其相应制度。综上，我国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关于控权制度相应配套措施的研究。具体表现为：缺乏控权实施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控权监督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域联合控权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支撑，我国经济法缺乏控权经验，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应案例可用于理论分析。因而理论界无法做出有效实证分析，从而无法对上述实证与类实证问题做出分析。第二为我国法律具有特殊性，我国法律的法理学基础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我国的法治理念体现出我国特殊国情。因而，西方配套措施建设经验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无法形成有效支撑。
二、新时期经济法学困境解决路径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控权困境”。而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从控权理论缺失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应结合目前发展趋势建构经济法发展理论。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型处于深化改革阶段。因而，经济法学控权理论应从主体与权限两方面进行明确规制。首先应明确干预主体。针对行政权力分散干预市场的情况进行整合。其次应明确干预权限。在明确干预主体的前提下，应针对不同干预主体做出规范，明确不同干预主体的干预权限。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需遵守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即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应来源于其对法律实践经验的遵从性。因而，笔者认为建构有效的配套措施应从理论与时间两方面入手。理论方面可结合我国其他部门法经验构建经济法学控权配套措施。其可行性依据在于：法律小前提的客观性使其可以被不同法律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因而经济法学也可对行政法领域内的控权问题进行干预。同时为验证理论假设的可行性，国家可通过设立试点的方式获得实践经验，为理论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需要说明的是：区域实践具有区域特殊性。因而在分析实践经验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特殊性问题。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新时期经济法在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综合分析控权理论缺失与控权配套措施缺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干预权限与界定干预主义的解决路径，为经济法在控权领域的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作者：马斌 单位：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文法外语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债回购
引言
目前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过程中，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关注日益增多，这主要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国外学者运用一系列经济指标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对于经济未来时期内的变化具有一定预测作用，如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的研究表明，一个向下倾斜的期限结构往往伴随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减慢甚至衰退，bernanke（1990）、harvey（1991）、kamara（1997）以及gerlach（1997）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其次，期限结构的斜率对未来通货膨胀变化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mishikin（1991）、jorion和mishkin（1991）以及gerlach（1997）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一个向上倾斜的期限结构往往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最后，对于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利率期限结构包含有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短期利率走势的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理论认为长期利率受到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的影响，但是其他因素对期限结构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和市场参与者对持有不同到期期限的金融产品所承担的风险做出的估计，都会影响到利率的期限结构。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时变的，将使得对期限结构的解释更加复杂。
传统的期限结构预期理论认为，期限风险溢价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且长期利率仅由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变化决定。就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唐齐鸣，高翔（2002）和史敏（2005）等的研究发现，在常数期限溢价的条件下，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符合传统的预期理论，但随后的样本期内不能给予预期理论以充分的支持。本文通过对我国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1997年9月1日——2006年12月31日期间的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试图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未来短期利率变化。与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之处在于，文章首先拒绝了预期理论中期限风险溢价为常数的原假设，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使用广义矩估计法对预期理论进行再检验，发现其对未来短期利率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wald检验认为在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条件下，未来短期利率的变化与不同期限的利率差具有完全的正相关性。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期限结构的传统的预期模型进行简要介绍；第三部分对7天、14天、28天、91天和182天的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及各期利率相对于7天期利率的利差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通过gmm方法对样本期内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期限溢价为常数时不支持预期理论，但加上随时间变化的期限溢价时却不能拒绝预期理论；第四部分得出结论，认为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溢价可能在对利率的预期理论进行检验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在风险溢价时变的情况下，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符合预期理论。
预期理论模型与广义矩估计
一、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模型
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认为，投资n期的预期收益等于未来投资于一系列即期利率得到的预期收益加上一个期限风险溢价，且溢价不随时间变化。令r（n）t为n期的即期利率，则预期理论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1）
式中，θ（n）表示期限风险溢价，用小写字母表示连续复利（即r(n)t=ln(1+r（n）t)），并定义θ（n）=lnθ（n），可以得到：
（2）
式（2）两边同时减去r(1)t并整理，得到：
（3）
对（3）式进行简要的经济意义解释，考虑最简单的情形n=2，此时：
（4）
假定期限风险溢价为0，则式（4）表示预期1期即期利率的变化etr(1)t+1-r(1)r与利率差r(2)t-r(1)t呈线性关系。因此，如果预期短期利率上升（下降），期限结构将上倾（下倾）。同时，式（4）表达了期限结构对预测未来通货膨胀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假定中央银行将上调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进而降低经济增速，如果市场参与者确信通货膨胀率将上升，那么他们也会认为中央银行会在近期上调利率。根据式（4），这意味着较长期限（这里相对于短期来讲的，本文指7天期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的即期利率在本期已经开始上升。如果平均来看市场参与者对经济增长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将会在本期看到一条上倾的利率曲线，并伴随着未来时期内较高的即期利率和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定义：，其中且独立同分布，则式（3）可以写为：
（5）
由此可以得到检验预期理论的回归方程：
（6）
v(n)t为n-1阶移动平均误差，故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来进行回归检验，避免了之前国内学者在分析过程中造成的估计偏误。预期理论认为此时应当满足：α（n）=-θ（n）且β（n）=1。
二、广义矩估计（gmm方法）
hansen在1982年提出了gmm方法用以解决一大类计量模型的估计与检验问题。这种方法的思想是用样本的矩条件代替模型的矩条件，进而参数的估计值就利用使一个样本矩的加权二次式最小化而得出。其表达为：在一个计量模型中，
yt=a+bxt+ut，t=1，…，t （7）
yt、xt和ut是n维向量，设定θ是一个计量模型的q维向量的模型参数，ut(θ)是n维向量的模型干扰项，zt是l维向量的工具变量，通常包含一个常数、xt和它的过去值及yt的过去值。这样，我们把方程（7）的矩条件写为：
（8）
其中θ为克罗内克乘号，它使ft成为一个有nl维向量的矩阵函数。设gt是ft的样本均值：，那么要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只要找到θ，使得
（9）
wt>0是一个nl×nl正定加权矩阵，结果得出的θ估计值就是gmm估计值。假定方程的零假设是rank(b)=k，我们有b=ac，存在n×k矩阵a和k×m矩阵c，所以我们只需要估计(α，a，c)，为保证估计值的唯一性，对a实行标准化得到a′=(ik,a2)，设θ=vec(a,a2,c)，在系数空间上通过解（9）式就可得到唯一的gmm估计值。
预期理论的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取及统计特征
本文选取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利率数据，时间跨度为1997年9月1日至2006年12月1日共458个交易周，共5组数据（7d，14d，28d，91d，182d），数据来源于红顶软件。从图1中看到，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在1997年和1998年的两年期间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波动幅度较高，随后缓慢下降且波动幅度减小，已经从1997年9月的1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3%左右。另外在样本期内，短期回购利率大于长期回购利率的情况也多次发生，笔者认为这一现象部分与股票一级市场的ipo有关，在新股发行当天，大量资金涌向a股一级市场，导致市场资金短缺，使反映资金松紧的国债回购短期利率居高不下。
图1 交易所国债回购利率
表1给出了较长期限利率与7天回购利率的利差的简单统计特性及单位根检验。由表中结果可知，回购利率平均利差及波动幅度均随期限延长而增大，且adf检验表明各期限利差均为平稳过程。
表1 各期限利差统计特征及单位根检验
利差
14d-7d
28d-7d
91d-7d
182d-7d
均值
0.0273
0.115
0.3344
0.470
最大值
2.63
4.108
5.705
6.855
最小值
-4.61
-6.142
-5.312
-5.056
标准差
0.693
0.875
0.946
1.021
adf检验
-24.128*
-15.568*
-16.963*
-16.348*
注：选择带常数项但无趋势项的adf检验，滞后阶数由aic和sbc准则确定，*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二、期限风险溢价为常数时的预期理论检验
我们使用gmm方法对前面得到的式（6）进行估计，标准误差项通过newey和west（1987）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到，因此，回归分析中同时考虑了误差项的异方差性及ma(n-1)过程。结果见表2。由结果可知，在14天、28天与7天期的利差检验中，方程拟合度较低，且wald检验表明β系数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异于1；91天、182天与7天期的利差检验表明，方程拟合度较高，且wald检验表明在5%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β=1的原假设。另外，除14天、28天利差的回归方程外，期限风险溢价均显著为负。总体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常数项期限风险溢价的条件下，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不能得到充分支持，这与史敏（2005）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2 gmm对式（6）的估计结果
利率期限
α（n）
β（n）
wald检验
14d
-0.020
[0.020]
0.611*
[0.295]
0.013*
0.163
28d
-0.112
[0.128]
0.852*
[0.147]
0.032*
0.255
91d
-0.486*
[0.087]
1.218*
[0.158]
0.170
0.710
182d
-0.746*
[0.116]
1.09*
[0.124]
0.434
0.674
注：*表示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方括号内为newey-west标准差；wald检验项内为相应的p值
三、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
较短期限的利差β系数在0与1之间，提示我们从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进行考察或许对于解释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变化有一定的帮助。mankiw和miron（1986）[8]证明了在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条件下，式（6）的β系数估计值变为：
（7）
式（7）表明，若期限风险溢价的方差为0（意味着期限风险溢价与预期利率变化的协方差为0），β系数则为0。然而，若存在一个时变的风险溢价，则协方差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时，β系数将会介于0与1之间，即前面我们得到的结果。
为得到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在此我们借鉴stefan gerlach（2003）的方法，使用7天期利率的响应方差对数值log(σ2t)作为期限风险溢价的替代，进而将式（6）变换为：
（8）
其中δ表示期限风险溢价的影响。由于σ2t无法直接得到，我们通过garch(1,1)模型得到7天回购利率变动的方差（stefan gerlach），并将其对数值作为期限风险溢价的替代变量：
四、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下的预期理论检验
通过gmm方法对式（8）进行预期理论的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中结果可见， 14天和28天利差的检验方程的拟合优度有了显著的提高，总体上各期限利率差的检验方程的拟合结果有了改善。14天期利差的检验方程中，期限溢价的γ系数仍不显著，即利差不存在明显的期限溢价，但β系数的wald检验表明不能拒绝β=1的原假设；28天期利差的检验方程中，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考虑了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条件下，式（8）右边的各因素均对预期有显著影响，且解释力度提高；91天、128天利差检验方程的β系数、γ系数均显著异于0，且wald检验结果与表2相同，不能拒绝β=1的原假设。因此，当考虑了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时，各期限利差的实证结果支持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
表3 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条件下gmm对预期理论的检验
利率期限
α（n）
β（n）
γ（n）
wald检验
14d
-0.026
[0.017]
0.669*
[0.118]
-0.010
[0.023]
0.375
0.364
28d
-0.052
[0.060]
0.776*
[0.245]
-0.121*
[0.059]
0.360
0.473
91d
-0.466*
[0.084]
0.974*
[0.184]
-0.186*
[0.048]
0.888
0.778
182d
-0.718*
[0.092]
0.846*
[0.144]
-0.292*
[0.059]
0.309
0.725
结论
本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与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利率期限结构不能由传统的预期理论来解释，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时变的期限风险溢价，当把这一重要因素纳入实证范围中时，检验结果支持了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
另外，从最终结果来看，14天、28天利差的检验方程拟合优度仍不到50%，因此，即期短期利差对于未来利率变动仅具有部分解释力度，若用来预测将来的利率变化，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市场流动性、投资者对于未来市场风险的判断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国债市场不但从组织结构上被分割成交易所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柜台市场；而且，每个市场中的产品特点、投资者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交易所市场的国债回购利率不能代表整个证券市场的资金价格：第一，从投资主体构成来看，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中的主要参与主体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投资公司、企业等；银行间市场的主要参与主体是商业银行、农信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投资者需求特征也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保险公司主要偏重于长期债券，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需求偏好较为丰富，但是明显表现在对中短期品种的偏好；基金公司明显偏好短期债券；证券公司等其他机构受到资金影响，并不是最主要的长期投资者。第三，从交易动机来看，保险公司更多的是买入持有到期的策略，交易并不积极。由于市场分割和投资偏好割裂，使得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的国债回购利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一方面使得国债二级市场利率缺乏联动性，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供给量与市场利率的引导和调节力度。
一、地方政府制定中长期预算的基本原则
地方政府制定中长期预算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与国民经济计划协调原则。中长期预算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结构相一致，同时财政措施和政策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项目支出滚动预算的编制应符合政府的方针政策，符合部门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符合公共财政改革方向。
2.财政收支合理增长原则。编制中长期预算时，财政收支要有一个合理的增长比例。财政收入要与GDP增长相适应，财政支出控制在合理的增长区间。
3.动态管理原则。中长期预算的编制应根据预算执行情况，认真进行总结分析，对已经完成和根据政策变化、形势发展需要调整的项目，在编制下一个滚动计划时进行调整。
4.绩效导向原则。要考虑财政资金的使用及使用结果的效率与效能，形成预算前、中、后进行评价和评估的机制。
5.透明度原则。财政政策公开，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项目与金融公开，以利于社会的监督。
二、地方政府中长期预算的基本内容
省级政府中长期财政预算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十一个方面：地方政府在预算年度（3—5年）内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分析；财政经济形势分析预测；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总结分析；中长期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原则及政策说明；预算年度收支安排及预算收支平衡；预算年度重点项目、法定支出安排及预测；本级生产建设和事业发展支出的项目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中长期预算；全省3—5年度总预算；中长期预算中其他需重点说明的事项；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地方政府中长期财政预算的编制程序
（一）编制机构。
1.鉴于中长期预算与年度预算、财政发展的密切关系，中长期预算的编制应由财政部门主司完成，由税务部门、国资委、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统计局及行业主管部门等配合完成。各部门之间职责分工清楚，程序严格，并与年度预算的编制相结合，与年度预算编制周期一致。
2.财政部门是统一管理中长期预算的行政部门，根据法定的预算管理职权，具体负责审核编制地方政府中长期预算草案、批复中长期预算和决算、组织和监督中长期预算的执行。财政部门内部各有关职能机构对中长期预算管理分工如下：
——预算处统一负责具体编写中长期预算草案，根据财力和平衡情况提出各项目专项支出限额，起草行文批复中长期预算，审核并起草行文批复中长期预算调整事项，管理中长期预算总指标，对财政主管处提交的项目进行总的排序，并制定中长期预算的有关滚动安排。
——预算编审中心具体负责中长期预算编制的基础工作，负责管理中长期预算基础信息采集及数据库，制定正常公用经费滚动系数标准的方案，审核个人经费和公用经费预算建议计划，审核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及管理财政预算项目库，审核整理中长期预算，编制中长期预算文本。
——财政主管处：财政部门预算处、经济建设处、行政政法处、教科文处、社会保障处、农业处、涉外经济处等按照各部门职能分工，对相关部门预算实行对口管理。审核中长期预算专项公用经费及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专项支出建议计划，并对项目进行排序；指导、参与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专项项目的审核论证，审查编制项目预算；审核部门后二年的预算计划。
3.税务部门、国资委、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统计局等部门对财政部门预算编审中心提供地方政府税收、经济增长、经济形势预测分析材料。
4.预算部门负责整理编报本部门的滚动预算。
5.专家论证会，机构设在财政厅，由主管财政的省长主持。财政、税务、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二）编制方法。
地方政府中长期财政滚动预算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方法：
1.规划一项目预算法（PPBS）。这一预算编制法打破了部门界限，是针对支出项目而设计的预算方式。规划一般着眼于政府长期的目标，项目建立在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各部门长远规划和管理的实际需要，设立若干年度支出项目，建立最优和次优目标，并制定各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和项目成本（预算）。规划一项目预算制度突出了政府的长期目标，通过投入一产出分析来确定最优和次优目标，然后分解这些目标，并将政府各职能部门有机组合起来，提出各年度的实施计划，并根据行动计划来规划多年预算。
2.趋势外推法。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发展趋势，依据财政收入预测、财政运行评价、财政风险预警的分析预测，结合上一年度的财政运行情况，对下一年度财政收支进行调整和修正，并编制后2—4年的财政预算。
3.比例限制法。对财政收支进行预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收入、支出总额限定为GDP的一部分，另一种是规定本年收入和支出相对于上年或基准水平的变动幅度。
4.零基预算法。按照影响项目支出的所有因素和事项的轻重缓急程度重新测算支出需求。
5.项目库法。对专项公用经费及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支出实行项目管理，编制项目预算。项目预算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三年滚动项目发展规划，建立项目库。项目要按省财政厅统一要求编制项目预算建议书，达不到规范要求的，不予安排。项目预算安排要建立科学、规范、民主、透明的论证和决策机制。
6.专家会议法。组织专家对各项目进行论证、排序，按排序来确定项目预算的优先顺序。
7.绩效预算法。在对项目按照政府职能如经济、国防、教育等进行业绩分类的基础上，并考虑各职能部门的方案或计划，从最终产品成本及目的来衡量和评估其业绩，以确定所需资金。
（三）编制程序。
中长期预算编制按照自下而上的程度，从基层预算单位编起，逐级审核汇总。整个预算编制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并遵循“三上二下”和“一采集，二论证，一形成”的程序。八个阶段是：采集信息、布置预算编制、编制预算建议计划、财政审核、征求意见和编制部门预算文本、专家论证、编制并上报预算草案、批复预算。“三上二下”和“一采集，二论证”程序是：
一采集：财政部门布置编制工作，采集信息。于上一年12月1日财政部门协同税务部门、国资委、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统计局及行业主管部门，收集多年度经济形势发展预测分析、财政收支预测分析和财政计划安排基本原则等信息。
一上：预算部门于3月上旬向财政部门报送中长期预算收支建议计划和单位基本情况（预测分析材料）。
一下：财政部门根据财政发展规划、上一度财政运行情况和预算部门中长期预算收支计划，编制年度预算草案和中期财政计划框架，于8月份向各部门下达编制财政三年滚动计划指南、预算建议计划初步审核意见。
二上：预算部门根据财政部门下达的编制指南和本部门发展规划，编制本部门的三年预算，修改预算建议计划，报本级财政部门，并逐级汇总上报。
二下：财政厅预算审核中心将部门上报的三年预算，根据测算的财政收支情况，编制中期财政计划框架，于10月上旬下达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征求意见。
三上：省预算部门和市财政部门于10月15日前向省财政厅反馈预算文本意见；财政厅将反馈的预算文本意见提交给专家论证会。
一论证：财政厅与专家论证机构讨论阶段。财政厅就下一年度的预算草案和中期财政计划框架召集各部门进行讨论协调，修改后，由论证机构讨论协调。
一形成：编制中期财政计划草案阶段。由财政厅根据各部门的意见和论证机构结果，在分析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对项目加总排序，形成最优组合、最大社会效益的项目库，完成中长期预算草案。
二论证：专家论证会对中长期预算草案进一步论证，对项目库的组合、项目规模进行讨论，由财政厅进一步调整修改，形成地方政府中长期财政滚动预算（讨论稿）。
四、地方政府中长期财政预算的决策程序
1.法律效力。中长期预算具有法定的约束力，是规范政府收支的法律条文。中长期预算中当年的预算就是年度预算，与现行的年度预算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决策程序。第一步，财政厅将形成的“地方政府中长期财政滚动预算（讨论稿）”提交省级政府，由省级政府。决策，并提出决策修改意见。第二步，财政厅根据省级政府的决策修改意见，对中长期财政滚动预算进行修改或调整，再提交省级政府。第三步，省级政府将《地方政府中长期财政滚动预算草案》提交省级人大。第四步，人大讨论和审批预算阶段。人大在讨论年度预算时，要同时讨论省政府提交的中长期财政预算，并以此作为审议年度预算的必要参考材料。
3.预算审查和批准。各级预算部门审核并汇总编制本级本部门3—5年预算建议计划。各级财政部门审核本级3—5年预算建议计划，并逐级汇总上报编制中长期预算草案。省级政府审核省级财政厅报送的中长期预算草案，并向省级人大提交中长期预算草案。
中长期预算的当年预算按年度预算的法定要求报省级人大审查和批准。后2—4年预算按要求报省级人大审查、备案。省财政厅根据省级人大批准的中长期预算审查决议，当年预算依照年度预算，批复部门预算，并向组织征收预算收入的部门下达收入计划。后2—4年预算作为法律文件，约束指导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工作。
五、地方政府中长期预算的执行和监督程序
1.地方政府中长期预算执行。中长期预算由省级政府组织执行，具体工作由财政部门负责。当年预算执行依照相关预算管理办法执行。后2—4年预算的执行在于指导年度预算的编制，约束政府行为的运作，保持财政措施及财政政策的持续发展。同时，后2—4年的预算有些可以调整，有一定的灵活性。
2.预算变更。预算执行中确需进行的预算变更，属于预算调整的，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调整预算；其他不属于预算调整的预算变更事项，要按规定权限和程序予以变更。
当年预算变更遵照相关预算管理办法变更。
中长期预算调整是指经省级人大批准的预算，在执行中因出现下列情况引起预算的部分变更：年度预算需要变更的，相应地后两年也需调整；上一年预算执行发现重大问题的，在后两年进行调整；项目库需要调整。对于以上规定的情形必须进行的预算调整，省财政厅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列明调整预算的原因、项目、数额及有关说明，提交省级政府审定后，提请省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
3.预算评价。当年预算评价要遵照相关预算管理办法进行评价。建立预算前、预算中、预算后的评价体系。预算评价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定量评价体系。
4.预算监督。中长期预算的当年预算监督要依照相关预算管理办法实施监督。省级政府财政厅应当依法接受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预算编制、执行的监督。
近5年来，杨秋明在海气相互作用和延伸期天气预报研究方向方面亦取得了国际领先的重要原创性成果，在SCI核心期刊《中国科学D辑》（英文版）和美国《地球物理学研究》（JGR）发表第一作者论文2篇；在“大气季节内振荡（ISO）”研究中，用主振荡型分析（POP）识别出全球夏季环流20—30天振荡的南半球中纬度绕球遥相关波列（SCGT）和热带西太平洋型（TWP）两种主要ISO型，发现在20—30天时间尺度上长江下游夏季强降水与南半球中纬度地区SCGT存在强降水的相互作用，建立了长江下游夏季强降水延伸期预报的全球大气环流模型；对夏季长江下游地区强降水10—30天延伸期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也有重要意义。
尤为一提的是，在“海气相互作用”研究中，杨秋明发现北半球冬季南印度洋副热带海温偶极子（IOSD）能激发显著的南北半球环绕太平洋的波列结构（CP），通过改变东亚、南亚和热带西太平洋地区水汽通量、高低空风场和垂直运动的分布和强度，影响冬季中国东部地区和西北太平洋地区降雨（雪）变化。
在杨秋明职业生涯的2 8年来，其已在国际权威期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和《中国科学D辑》(中英文版)和权威期刊《大气科学》（中英文版）、《气象学报》、《海洋学报》和核心期刊《应用气象学报》、《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等国外SCI刊物和部级、省部级刊物上先后发表论著58篇，其中被SCI收录第一作者论文2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第一作者论文18篇。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SCGT与夏季东亚ISO相互作用研究及其在长江下游强降水延伸期预报中的应用(41175082)”1项，作为主要完成者完成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获得江苏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四等奖各1次，获南京市政府（副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论著《冬季欧亚雪盖与东亚夏季风》获《科学中国人》2000年优秀论文奖。其传略业绩目前已入编《中国人才辞典》（2000年），《中国专家人才库》(光盘版)（2000年）等名录。
杨秋明目前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SCGT与夏季东亚ISO相互作用研究及其在长江下游强降水延伸期预报中的应用”（41175082），已形成了延伸期预报研究团队，并对长江下游地区延伸期强降水预报方法研究这一国际前沿性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该科研团队力争获得20—30天时间尺度南半球中纬度和东亚副热带环流相互作用的规律、控制因子与机理的具有一定原创性的成果；同时，杨秋明提取导致夏季长江下游地区强降水过程的全球大气主要低频信号，提出了改进夏季长江下游强降水过程10—30天延伸期预报精度的理论和方法，有效推动了气候预测理论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公平与效率；预期理论；激励理论；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9X(2009)05-0010-03
1 引 言
中国古语道：“有土斯有财”。土地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权利与独立，更意味着个人的财富[1]。林地作为土地的重要类型之一，在农村中成为亿万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作为国土资源，林地具有土地的本质属性――政治性，林地产权制度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稳定。
我国集体林地总面积25.48亿亩，占全国林地总面积的60.1%[2]。自建国以来，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改革，以适应该时期的社会生产力。随着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林地作为土地重要形式之一，其生态资源属性越来越凸显，要求人们在利用林地获取物质财产的同时，必然将生态环境资源因素考虑其中。这就造成林地产权制度摆脱传统林地产权制度“经济效率”单一价值目标设计理念转而向生态优先、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林地产权制度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价值理念与权利结构
2.1 林地的双重属性
林地具有资源属性与财产属性的双重属性，在社会综合平衡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平”与“效率”是林地实现其资源属性与财产属性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越来越重视林地的资源属性，同时，林地的资源属性与财产属性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在林业发展新时期，确保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障林农收益权，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林地利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生态性能。
2.2 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受质疑
我国当前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基本内容为集体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一系列权利的设置、划分与保障。在以为切入点来解决“三农”问题逐步深入的背景之下，集体林地的传统权利设置与划分越来越受到质疑，被指“主体缺位、内容缺失、形成与配置不公平、行使与运行无绩效”等，对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构架和内容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已成为必然。
2.3 林地利用权被分离出来
集体林地产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可分为林地所有权、林地利用权、林地收益权和林地回收权。从集体林地集体所有的所有权结构中，分离并设定一项具有完全物权性质的林地利用权，并将传统林地所有权所包含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融入到能够进入市场流转的林地利用权之中，以实现林地财产属性的“效率”价值目标。而同时，林地的资源属性所要求的“公平”价值目标，则需通过集体林地的所有权人――国家和集体，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手段，对林地利用进行科学、合理的用途管制和权限划分，并以健全的机制予以保障。
在这样的制度构架中，林地所有权与利用权、收益权和回收权彻底分离，林地利用权成为一项相当独立并能够自由流转的权利，林地收益权由国家、集体、林农、社会成员等利益相关者按一定规则予以分配，国家和集体除了应当行使集体林地所有权和回收权的情形之外，不得再随意干预林地利用权在市场中的运行[3]。
在新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之中，林地双重属性所蕴含的两种不同价值目标都将通过不同制度和机制实现。在这一前提下，立足于我国现有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结合生态学理论、预期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构建我国现代化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思路和具体措施。
3完善我国现代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中，许多学者将西方产权理论、市场与市场变迁理论、外部性经济学理论等加入到改革中，为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对改革起了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激励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主体的主观角度出发，对林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效应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完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中，这些理论也应当受到重视。
3.1 理性预期理论
预期理论( Expectancy Theory) 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弗隆姆(V.H.Vroom) 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种行为倾向的强度取决于个体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期望以及这种结果对行为者的吸引力。该理论包括三个要素：①预期(expectancy)，即当人们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务时, 他们必然会为付出一定代价后可能会达到的特定业绩做出心理评价。该心理评价则是他们的预期, 是他们为实现目标必须投入的可行性评估；②认知(instrumentality)，人们对一定业绩可能会导致的预计收益做出心理评价，是他们对预期收益的评估；③评价(valence)，是人们对收益净值的评价, 是对投入产出比的评估[4]。
理性预期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宏观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5]。它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强调了在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变动中预期的重要性[6]。产权作为一种社会工具，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7]。明确产权可以避免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不正当干预，增加权利主体的预期性，使其能进行自主决策，增强责任感，更可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使用的收益最大化。
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谓其“主体缺位、内容缺失、形成与配置不公平、行使与运行无绩效”等[3~5]。他们认为，集体产权“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同时损失了监管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其要害是国家行为造成的严重产权残缺”[8]。此外，“集体产权缺乏监督和绩效衡量，因此存在致命缺陷”，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在预期、认知和评价三个要素上的弱化，从而导致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效率价值低。
3.2 激励理论
心理学认为，激励是指激发人努力工作、追求某种目标的动力。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提出的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心理评价体系方面的满意程度，如由于良好的工作成绩而得到的奖励和提升、工作的成就感、对未来发展的期望等，称之为心理激励因素；二是工作环境或工作条件等硬件方面的满意程度，如单位的政策和行政管理、安全性与稳定性、工作环境等, 称之为心理保健因素或维持因素[9]。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激励形态。
在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中，要实现制度的最优激励效果，必须合理处理两层关系：一是努力与绩效的关系。林农希望通过一定的努力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个体认为达到目标的概率很高，就会有信心，并激发出很强的行为力量；反之如果目标通过努力也难以达到时，就会失去内在动力，导致行为消极；二是收获与个人价值目标的关系。如果通过努力所得到的收获是自己价值目标范围之内所期待拥有的成果，必定会激发农民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投入到林地经营中，以创造更大的价值[10]。
3.3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是在对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股东至上”的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质疑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1]。代表人Clarkson从狭义上对“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在企业中投入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的群体和个人”[12] 。产权与利益相关者地位的关系甚密，“只要一种多元的产权理论被接受，那么产权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就显而易见了”[13]。正确、合理界定利益相关者地位是影响产权制度激励效应的重要因素。
第一，利益相关者的分级期望值。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V.H.V room )于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完成组织的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组织的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标, 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人们采取某项行动的动力或激励取决于其对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以及预期达成该结果可能性的估计与判断。在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中，利益相关者包括：基于政治因素的一级管理者，即林地所有人――国家和集体、基于财产属性的效率价值目标经营者，即林地承包经营权人――林农、基于环境和资源的公平价值目标的利益相关者――社会和社会中的人。此外，还有地方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林地流转中涉及到的权利主体等。根据利益相关的依赖程度和利害关系程度，对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权利地位进行分级，对于良好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内在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分歧和争议，具有极大意义。
第二，利益相关者的效价评估。集体林地产权制度中，林地的所有权人、利用权人、收益权人和处分权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只有当预期与回报紧密关联，目标才有激励作用，劳动者才会有积极性；如果相关利益集体的付出与回报不存在合理关联，便会导致积极性低下，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14]。尊重不同级别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诉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激励功能，创造最大的价值。
4完善我国现代集体林地产权制度的具体途径
立足于预期理论、激励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促进我国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向现代林地产权制度转变，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4.1 激发农民的合理预期性
预期性的强弱主要与明晰的产权、合理的产权制度、健全的信息化和适当的国家干预相关。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要保证其享有高度合理的预期，才能实现集体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应该做到：第一，明晰产权，稳定林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是预期的基础。明晰产权，使林农成为所承包林地的真正主人，是保障林农积极性、提高预期性的前提。只有赋予林农主人翁意识，享受充分权益，才能保障承包林地被最大利益化利用。第二，实践信息公开。信息是人们形成预期的前提和基础。在做出某一决策前，对信息的获取和掌握是对正确预计成本与收益、形成正确预期的基础。林地产权明晰后，及时公开产权信息，对于避免农民之间权属不明的林地纠纷、避免行政手段的非法干预、促进林地资源的合理透明流转、保障农民应有权利和实有权利都有极大意义。
4.2 确立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
合理分配和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权利义务，是促进生产的重要保障。只有各个利益相关者良性互动，积极配合，才能达到生产的最优效益。确立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确立农民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地位，保障其利益的首要地位。行政机关在制定林地政策或改革方案时，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需求，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不得以权（权力）压权（权利），。第二，协调和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处理好直接利益相关者与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合作与冲突。“新时期各方利益诉求的博弈与满足，预示了改革的迫切”[15]。集体林地涉及到国家、集体、农民等诸多利益主体，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纷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林地资源的利用和发展。在改革中，通过制度改革建立起新型的利益整合机制，通过协调、交易、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等方式，确保集体林地所有利益相关者应有的利益，从而实现各参与方分散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林地的最优化利用。
4.3 完善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
完善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应从限制行政权力入手，减少行政手段的微观干预，确保林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此外，由于林地兼顾财产属性和生态属性，资源的双重属性要求行政机关在宏观调控中，必须注重引导林业可持续发展，在保障生态效应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在完善激励机制上，应鼓励林地的合理流转，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的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将失地农民的权利保障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减少农民的顾虑，促进林地更加科学、合理流转和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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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文静,董峻.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聚焦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EB/OL].Http:///newscenter/2008-07/15/com-tent-8550420.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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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onaldson, T, Preston L E. 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concepts,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 (1):6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