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01 10:12:3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对外贸易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严重
1.进口多、出口少情况严重理论上说，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蔬果、水产和加工食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备出口优势和潜力；另外，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面积较少，棉花、大豆和土豆这种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调查表明，我国禽畜、水产与果蔬产品的国内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具有良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仍然呈现出“进多、出少”的局面，因为受到土地限制和消费增长与工业化发展的影响，大宗农产品进口数量不断增多，加剧了农产品进口多、出口少的矛盾。
2.随着贸易额增长贸易逆差扩大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持续9年呈现稳步增长，2005年与2006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情况有所好转，但到2007年与2008年，逆差现象变得明显，逆差达到180多亿美元，虽然2009年逆差额稍有回落，但仍超过了百亿美元，2010年与2011年贸易逆差更是加剧增长。
（二）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退货现象普遍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扩大，发达国家加强了对我国农产品输入的限制条件，他们巧妙利用消费者高度重视和关注食品质量安全的心理，对我国农产品输入设置了较高门槛，致使中国农产品难以进入这些高门槛国家，导致我国出口农产品被退货情况增多。2006年日本对输入的农产品进行“肯定列表制度”检验，彻底改变了农业化学品的管理制度。其中200多种农产品与700多种化学品都涉及到了这种“肯定列表制度”的检验，该制度指出的50000多种检测标准里只有10000多种有科学验证的正式标准，另外40000多种被日方称为暂行标准。该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繁多的检测项目增加了检测成本，使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利润下降，检测时间的延长制约了农产品输出的速度和数量，很多产品经过繁琐的检测最终以不合格的理由退货。
二、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一）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某个国家的某个商品出口额所占世界同一种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国际市场占有率多用来比较某些国家某个商品国际市场占有能力及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我国农产品在主要进口国家市场占有率主要进口国家市场占有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产品输入到主要进口国家的金额占该国家此产品进口总金额的比例。主要进口国家市场占有率反映了出口国产品在主要进口国家市场的竞争能力。
（三）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指数分析。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逆差额与进出口总额都表现为上升趋势，进出口总额曲线倾斜度大于贸易逆差额曲线表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增长速度比贸易逆差额的增长速度快，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逐年提高。
三、提升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的策略
（一）重视农业发展毋庸置疑，我国是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农业作为我国基础产业，关系到人民的衣食之源和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我国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保障。虽然国家逐年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但与其他产业相比，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还较低。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虽然从1998年至今，我国对农业发展的投入增加了2000多亿元，但用于农业发展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要以提高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为目标，更加重视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
（二）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通过政府的介入，在政策、法规等宏观方面为我国农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首先，政府要加大政策倾斜，扶持农业发展，通过各种惠农政策有效推动我国农业发展和升级，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其次，围绕提升农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进行农业投资时应向农业薄弱环节倾斜，并加大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的投入。另外，国家还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指导农业生产和发展，改变农产品生产、贸易的结构以及区域分布，搞好产销衔接，从而有效规避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风险。
（三）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素质并调整经营方式劳动力的素质以及生产经营模式对于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要想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素质，并采取科学合理的生产经营模式。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执行者和科技的使用者，要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充分掌握农业科技。另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整农业生产经营的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农业的产业升级。
（四）把握我国农产品优势我国农产品在不同市场以及不同消费者中有不同的优势，企业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营销策略发挥这些优势。差异化产品和营销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优势，农业生产和贸易公司可以加大投资力度，研究并施行这种差异化发展战略，以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汇率风险;防范
进出口贸易是典型的涉外经济活动，企业在外贸业务中要收付大量的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故涉及外贸活动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显著和直接，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一、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
(一)汇率波动引发汇兑风险 在外贸业务中，从最初的合同订立到最终的货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若外币升值，进口企业支付既定的外币数额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而若外币贬值，则出口企业收进既定数额外币结汇时可得的本国货币更少了。虽然以外币表示的款项数目没有变化，但反映到企业的收益水平上，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进出口业务所获得的利润。
(二)汇率波动产生利润风险和市场占有率下降风险 当人民币升值时，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的外销价格如果与货币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国际市场上此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出口的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担一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价格，则会直接导致其出口利润下降。他们只有自己承担大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而无法向外国进口商转嫁，因此，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现实背景加剧了出口厂商的利润风险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三)汇率波动导致折算风险 在我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账面资产上不仅有人民币资产而且有外币资产，但其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都要统一折算为人民币来表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资产负债表中某些项目的价值也会相应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远远小于兑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幅，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汇率变动将强化企业预期并影响其业务拓展 现实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业务拓展。在企业预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提价来确保正常收益，但当进口国的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或出现对内贬值时，提价的结果将使得企业损失大部分客户，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五)汇率变动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变动 人民币汇率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发生变动。比如，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如果基于公司价值的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走势下，以未来美元现金流的现值衡量的企业价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从而 可能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及投资价值。 二、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递增态势，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因此逐渐积累和放大。
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程度可由方差计算的波动率和币值变动幅度来综合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汇改初期的微幅波动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汇改至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间波动率仅为0.0001，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2006年的波动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动率进一步扩大至0.017，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6.9%。这就意味着，在2007年，如果企业没有做任何汇率风险的防范措施，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使其利润率减少6.9%以上。而从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币两个月升值幅度就达到2.1%。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国际市场上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的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已经对其敲响了警钟。 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相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走势。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这段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07，而对欧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15，可见国内企业对欧洲贸易的汇率风险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方向并不固定，汇率风险更难确认。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币对欧元朝着贬值方向演变，至2007年末，已贬值到1欧元兑换10.65元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13%。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内进口企业，汇率变动已经使进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这几种汇率的统计性质。 表1数据表明，人民币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波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基于标准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与港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小，与英镑汇率波动幅度最大，与欧元汇率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幅度基本相当。
由于这几种货币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使用的币种，波动幅度的增加显然是我国贸易商必须面对的交易风险。 上面的计算仅仅揭示了已经发生的风险程度，而将来要面临的汇率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会持续扩大，升值速度也将继续加快。
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增加。尽管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受到社会保障、教育以及体制方面的约束，国内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国内产能的主要方式，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施加升值压力。欧美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或转嫁国内危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放宽汇率波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小幅微升的走势。此外，国内的紧缩货币调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升值预期，也会促使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因此，未来的汇率风险程度还将有所上升，成为企业外贸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风险。
三、汇率风险的后果评估
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未对我国外贸总体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至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2.9%，进出口贸易盈余更是增长了157.4%，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但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而且很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进口成本，两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积极采取合理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但是总体的波澜不惊并不能掩盖局部的负面冲击。由于特定行业的贸易模式区别较大，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的行业而言是长期利好，但对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的行业冲击较大。其中，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润出口行业将受到影响。
纺织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技术和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如电子、机械、冶金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议价能力较强，能够在合同中增加合适的价格条款规避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其的冲击相对缓和。 此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大规模，2007年末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189多亿美元。表面上看，进入我国的外资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从我国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上早已体现出来，从2011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为28%，而从2005年到2006年，这数值已经下降到15%，从2006年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4%。这说明，人民币不断升值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投资者将其外币资产换成人民币资产，等若干年后再兑换回去时，可能面临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预期显然会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外，已经获取相当投资收益的外资也会在各种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国。它们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投资收益，分享了我国经济调整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币升值，它们也获得了升值带来的好处，正所谓一举两得。因此，不断加速升值的人民币很可能促使它们尽快汇出以实现收益。 四、汇率风险的控制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几种主要的外贸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风险控制的措施与建议。
( 一)合理选择结算货币 在对外支付中，应多使用软货币，而在收汇时则应多使用硬货币;在对外融资中，应争取使用软货币以便减轻债务负担。从目前的国际货币走势来看，美元将会延续弱势，而欧元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趋势。因此，要力争在对外贸易中以美元作为支付和融资的货币，而用欧元作为收入结算的货币，尤其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
(二)积极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汇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货以及外汇期权。这些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业的外贸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企业对此还相当陌生。外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掌握外汇避险工具。在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外汇专业人才，不断积累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以便在汇率发生波动时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润。
(三)择机确定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我国出口企业在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时，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当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时，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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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因素将出现重大调整
就影响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的诸多因素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都将放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明的预计，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4.2％)将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4.7％)减少0.5个百分点左右。在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方面，2010～2014年间预测的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5.6％)将明显低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8.1％)约2.5个百分点。
所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的下降，将改变我国自新世纪以来外部需求不断扩张的状况，我国出口增长空间将有所缩小。
二是全球经济向再平衡方向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减少“双赤字”、提高储蓄率等政策，这些政策已开始取得了一定效果，2009年美国储蓄率开始由负转正，未来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将进一步得到纠正，也会促使全球经济向平衡方向调整。
这种调整意味着，即使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美国等原来经常账户赤字较大的经济体将大幅减少赤字，从而这些经济体的进口增速慢于经济增速。
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方面使我国出口需求空间相对缩小，另一方面也会促使我国外贸长期顺差、内外经济失衡的状况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调整。
三是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新特征。由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上升的趋势。对我国而言，除受世界经济、贸易增速放缓而出现的普遍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外，还会因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过去几年，我国虽然遇到不少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但真正对我国实施的贸易制裁还是有限的。但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在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对发达国家优势产业将形成越来越强的竞争，这种变化将对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造成实际损害，不但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就业，而且对发达国家核心利益造成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出口产品结构快速提升和竞争力加强，就和美国发生过严重的贸易战。因此，可以预计，在中短期内，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摩擦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对我国出口的实际制裁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全球出口比重扩大，以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仍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持续存在，预计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会增加。
此外，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安全和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形形新贸易壁垒也不断增加，这同样也将制约我国出口空间。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有利于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变化。例如，我国加入wTO时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特保机制”)将于2013年底到期后终止，届时其他WTO成员方不能再运用此条款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另外，随着我国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减少以及对国际规则熟练运用能力的加强，我国对外贸易报复的能力也将增强，这也会迫使其他国家慎重考虑与我国的贸易冲突。
四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减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推动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除非有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出现，否则经济全球化过程将趋于减速。
受此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从总体上看，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将放缓；二是发达国家在大规模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工关系，这种由经济全球化放缓导致的国际分工关系变化，将对全球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和流向产生影响，对我国加工贸易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除了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外，内部环境也将出现重大调整。在此，有四个方面影响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将开始出现由劳动力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预计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原来长期存在的数量充足、工资较低、具有熟练技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将出现一个较快的上升期。近年来陆续出现的“民工荒”、企业最低工资不断上调等现象已经说明我国已逐渐进入“刘易斯拐点”，今后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将出现供给减少、价格上升的情况，对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出口扩张约束也越来越强。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供给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人才为例，预计未来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国际性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地流入我国，将大大改变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
总体看来，未来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术密集型出口优势将开始形成，出口结构向高端升级速度将加快，这种变化也将促使我国由原来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将逐步向扩大内需方向进行调整。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政策将着重向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方向进行调整，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因此，对外向型经济有偏的鼓励政策将向无偏的中性政策转型，即逐渐减少对出口、外资的优惠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均衡地投向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我国政策曾进行过类似的调整，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大幅下滑之后，为了稳定出口，部分政策又进行了回调。
预计未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消除之后，外贸政策还将按照上述方向进行调整，并且在环保、职工福利、安全标准等方面也会采取新的、更严格的措施。
第三，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新变化对贸易将产生很大影响。在我国经济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由于我国总供给曲线发生了变化，增加的超额货币供给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在带来产出(包括出口)增加的同时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转而会出现在产出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甚至较高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贸易账户将不会再出现长期、持续的顺差，简单地说，贸易顺差增加要么会推动国内物价水平上升，要么会推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最终导致顺差向恢复基本平衡的方向变化。
此外，由于近年来土地、能源、公用产品和服务、原材料等价格都开始不同程度的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更是出现了成倍的上涨，未来一段时间，这些价格将逐渐传导到生产成本上，使我国存在较大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因此，未来我国将可能由原来的国内低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转为国内高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变得比较昂贵，进口产品价格将变得比较便宜，也会促使外贸向基本平衡方向发展。
第四，扩大进口因素不断增加。一是到2015年左右，我国人均GDP将由3000多美元增加到5000美元甚至更高，这是消费结构升级最快的阶段之一，我国对国内不能生产的高端消费品、或发达国家掌握品牌的奢侈品等进口增加；二是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快速升级时期，对国外先进的高技术、装备等资本品需求在—定时期内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速；三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使进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将会使国内消费者增加对国外产品的采购；四是政策也会向有助于增加进口的方向调整，例如我国为减少过大的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会采取一些主动增加进口的措施。
我国对外贸易中期变化的主要趋势
第一，对外贸易总体增速将趋缓。预计从2010年到“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我国外贸总量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逐渐回落。在这段时间，以美元计算的贸易额，将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贸易年增速将略高于国内GDP增速，也将高于全球贸易增速4个百分点左右。
据此计算，2015年，我国外贸规模将达到约4万亿的规模，在此期间，我国将一直保持全球最大贸易体的地位。从时间分布看，由于金融危机后外贸将出珊恢复性增长，加之外贸增长的惯性，因此未来几年外贸增速将大致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第二，出口产品结构将加快升级。从中期看，我国出口产品向高端升级的能力将大大提高，有利于推动我国出口结构向高端的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很多对外贸易、尤其加工贸易是以代工方式组织生产的，由于我国不掌握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高增值环节，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很低，未来我国出口产品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将大幅提高我国单位产品出口的价格和出口附加值。另—方面，由于国内成本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制造环节的出口将遇到较大挑战，其生产可能出现向中西部地区以致向海外要素成本更低地区转移的趋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出口的比重将下降。
第三，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下降。加工贸易曾经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由于各项成本的增加和政策的调整，不利于加工贸易发展的因素将不断增加，加工贸易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外转移的趋势将继续加快，并最终导致加工贸易在全部贸易比重继续减少。我们预计，到2015年左右，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40％以下。
第四，顺差规模将明显缩小，贸易差额趋于平衡。下一阶段，受国际市场需求增速减缓、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将显著放慢；受国内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影响，进口增速将有所提高。
总体看来，我国进口增速将高于出口增速，长期贸易顺差局面将得到较大改善，贸易顺差将减少，甚至存在个别年份出现逆差的可能性，预计到2015年左右，我国外贸顺差将大为减少甚至将趋于平衡。贸易顺差下降，将导致贸易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但也要看到，顺差下降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从而在—定程度上改善我国贸易的外部环境。
第五，我国与新兴市场和“金砖四国”的贸易将增加。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取得很大进展，但发达国家仍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市场70％以上。
在中期内，一方面，从全球最终贸易产品需求看，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前者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份额将会趋于上升，未来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地区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对发达国家出口比重将逐步下降，对新兴市场和俄、印、巴出口比重将上升。在进口方面，我国将加大从非洲、澳洲、拉美、俄罗斯等资源大国进口资源类产品。
另一方面，从基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流向看，亚洲区内有可能形成更为精细的生产体系，我国在亚洲生产体系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因此，下一阶段，我国可能由原来接受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投资、在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位于“雁行”模式中低端的分工体系，开始向对其他经济体投资、在其他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位于“雁行”模式中高端的分工体系转变，相应的贸易流向也会由从发达国家进口上游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流向，向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流向转变，从而会使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出现较快上升。超级秘书网
第六，贸易条件将得到一定改善。未来我国进出口产品价格也将发生较大变化。—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之后，由于这类产品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加之我国逐渐进入技术、研发、品牌、渠道等具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以及我国影响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增强，预计我国出口平均价格将会出现较大上升。
（一）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
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出口商品价格要全面反映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鼓励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规范出口秩序，遏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和恶性竞争。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抓住当前国际石油价格回落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进一步提高进口的便利化程度，适当减少进口自动许可目录产品。抓紧研究进口信贷、进口融资担保等政策，为促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创造条件此外，实施科技兴贸工程，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科技兴贸工程是商务部13项重点工程之一，通过建设一批科技兴贸出口创新基地，运用政府相关的特殊政策，如典型的技改贴息以及新型产品的研发和资助等，在最大程度上的鼓励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再创新，进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
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外乎是外贸企业利润的提高,因此，在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转变期职能，即是必从过去的外贸经营者转变为外贸宏观调控者,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变为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进而通过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和管理提高产品在国际的竞争力，简单而言，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要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简单来说，政府在改变职能后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
1、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明确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将一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转换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要逐步推行股份制，朝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使外贸企业真正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
3、开展工贸、技贸、农贸结合，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道路。
4、抓紧出口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出口，提高外销价格，从而提高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
5、加强经济核算，节省费用开支。
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7、提高企业素质，特别是提高外贸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的平衡型发展战略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出口导向战略是我国的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战略，由于该战略使得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与对外贸易数量同种程度增长，这也使得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出现，从而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因此，实行平衡型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稀缺，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同时，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正在加强，我国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和竞争性也在逐渐加强。所以，我国还要将竞争优势作为自己的导向，通过增加对外经济贸易，增大就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结束语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对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比重都在增加。1980～200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1%，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5.4%。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70年为27.9%，1990年升至38.7%，2000年升至41.7%，2003年已接近45%。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逐年提高。
1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增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0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02%，进口依存度为14.08%，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首次达到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我国出口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这一阶段，主要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使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超出了我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虽然1996～1999年四年内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达到43.9%。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见附图)。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经高达63%。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
2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走高原因分析
2.1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我国进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升，我国贸易规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一直到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甚至出现偏高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
2.2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包括出口依存度增长过快，与我国的加工贸易增长密不可分。近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调动了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这给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条件，造成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的过度发展和盲目出口。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因此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看，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加工贸易从零起步，比重上升迅猛，1995年加工贸易额超过一般贸易，到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6905.1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48.55%，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28.8%和24.2%,远高于出口和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15.3%和14.9%。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通常从事低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从事高层次加工贸易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从事的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即使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加工贸易也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附加价值不高，国内采购率较低，利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出口，它与国内经济的联系不紧密，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无法真实反映对外贸易对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扣除加工贸易，出口依存度显著降低。
2.3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
从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分析看，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外贸依存度下降;人民币贬值，则外贸依存度上升。1978年-1994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贬值中。1978年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1.5771人民币，1993年下降为1美元兑换5.7620元人民币;而1994年我国实施汇率并轨，国内银行挂牌的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骤升至8.6187元，因此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大幅增加，致使1994年相比1993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猛增11个百分点;1994年～2003年，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处于稳定趋势。国内外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PPP)低3倍左右。从2003年至今，人民币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影响，汇率小幅上升。但从总体上看，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对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外贸依存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可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较快提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2.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被高估
GDP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GDP统计结果对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对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我国是世界上唯一采用产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所以统计遗漏很多。2005年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两次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从两次公布的结果看，1993～2004年我国的GDP总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经济普查年度GDP上调了23002亿元，GDP年均上调7418亿元。与GDP数据修订前相比，GDP数据修订之后我国历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降低了。2004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修订之前是70.01%，修订之后下降了10.2个百分点，1993～2004年年平均下降了4.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对GDP进行修订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普遍被高估。
此外，GDP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其中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所以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越大，计算得到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小。因为第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技术输出、服务贸易等方式。在计算对外贸易依存度时一般用商品贸易额/GDP，所以作为分子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较小。因此，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外贸依存度就较低。从全世界范围看，21世纪初，世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2%，其中低收人国家平均为38.8%，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4%，高收人国家(即发达国家)平均为67%左右，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值最大的部门。如美国，其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5%，2005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25%，因而列入较低外贸依存度国家。而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以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就会偏高。
3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建议
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在理论界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评价各不一致。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增作用，出口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乘数效应。而出口取决于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外国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则对本国的产品需求会增大，从而促进本国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外国进入经济增长衰退期或经济增长不景气，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会将本国带进甚至加速经济衰退。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高低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在获得出口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都应该认识到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一指标不宜过高。否则，会使一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十分敏感，并且忽视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
而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GDP每增长10%，对外贸易的贡献度为2.5%。鉴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仍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在今后将更进一步发展。但我们应调整对外贸易的状况和结构，使对外贸易切实拉动并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3.1继续开放市场，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去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其他国家。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快、更深融入到国际经济全球化中去。
3.2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
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
3.3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
关键词：贸易；贸易定律；经济距离；经济总量
一引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绝对利益说，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有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俄林－赫克歇尔的资源禀赋说等经典理论，还有技术差距说、人力资本说、偏好相似说、产业生命周期说、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优势说等一些国际贸易新理论(佟家栋，2000；薛荣久，2006；陈宪，2004；陶涛，2005)，杨小凯等学者则试图从内生交易费用和市场组织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陈铭，2001)。这些理论都各自从一些重要方面对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现有的贸易理论均不能定量应用。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强调经济的差异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比如绝对优势论和相对比较优势论假设两个经济的生产成本不同，资源禀赋论假设两个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同，竞争优势论认为两个经济的竞争力不同。这些差异当然是两个经济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要素的差异要小得多，而国内贸易却要频繁得多。显然，国际贸易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同时还应该能够说明国内贸易。否则，不仅会经常遇到“里昂惕夫之谜”之类的矛盾，而且也无法解决定量应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贸易的实质就是商品交换，它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贸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或者说是劳动分工。贸易额与产量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本文提出“通用”贸易定律，给出了产量与贸易额之间的数量关系。该定律既适用于国内贸易，又适用于国际贸易。其具体含义是，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他们的产出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进行验证，表明该定律是有效的。
二、通用贸易定律
什么是贸易？贸易就是商品在不同经济之间的交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贸易首先是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逐渐由小到大，直至扩大到国外，形成国际贸易。
有效的生产要求恰当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决定了生产者之间要进行贸易。距离越近，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越密切，也就是贸易越频繁，这是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不难理解，哪里有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哪里就有贸易。产量越大，需要进行的贸易量就越大。据此可以预期，生产和交换（贸易）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即一定数量的生产，应该与一定数量的交换相对应。
根据上述认识，这里提出一个设想：任何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额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一假说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X=G(Y1Y2)/C2(1)
这里，X是在一定时期内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Y1和Y2分别代表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C是两个地区之间商品的经济距离，G是一个常数，可以称为贸易常数。
经济距离可以定义为商品在两个经济之间移动的成本。因为两个经济之间要实现商品交换，就必须把商品从一方移动到另一方。根据经验，决定商品的移动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运输费用，包括陆运、海运、空运甚至装卸费用。当然，诸如促销、公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商品的移动成本。但相对于运费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在精确度要求不高时，完全可以运费作为经济距离。
如果式（1）得到证实，就可以称为贸易定律。称其为“定律”的依据：一是它与事实一致，二是它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具有相同的形式（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万有引力公式考察的是宏观物理规律，它不能用于计算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贸易定律也是宏观定律，它考察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不能用于计算企业之间或老板与工人之间的交易。
三、贸易定律的验证
式（1）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考虑到一般国家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缺乏统计，我们只能采用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来验证贸易定律。
这里以中国对外贸易为例，选择了20个与中国的贸易额较大的国家进行考察。选择较大的国家的意义在于大国的经济运行较为稳定，数据较为可靠。
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集装箱运输，并且集装箱运费与散货运费相比较为稳定，也便于计算，这里以某公司从广州到世界各地的集装箱海运报价为基础来计算运费。由于竞争的关系，其他公司和其他港口的海运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因此预计不会对分析结论产生太大影响。
假设一个20″集装箱的海运费为F1，在出口国的陆运费为F2，在进口国的陆运费为F3，一个集装箱货物的平均运量单位为V，总运费为F，则商品的移动成本可以写为：
C=（F1+F2+F3）/V(2)
由式（1）和式（2）可以得到：
GV2=X•［F1+F2+F3］2/(Y1•Y2)(3)
货物的运量V可以体积计算，也可以重量计算。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暂时避免选择具体的计量单位，将G和V整体考察，并将G′=GV2′称为准贸易常数由于本文使用集装箱体积作为计量运费的运量单位，为了方便，把贸易常数与体积平方的乘积称为“准贸易常数”，因为集装箱体积也是一个常数。“准”的基本含义是指变化后的参数与原参数的意义相同。
表1是相关数据及计算结果。其中：F1是依据海运公司的报价；Y2是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2003年GDP的数据；Y1是中国2004年的GDP，为1.65×1012美元；X是依据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额；F2＝$500，是估计值；F3是经验估计值，一般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内陆运费较高。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准贸易常数大约在3×10-12与10×10-12美元•年•集装箱2之间用其它年份的数据检验贸易定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地刻画相关变量的量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物理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量纲的准确使用。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学家常常忽视了量纲的准确使用。这也是许多经济学理论难以在实践中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进一步讨论
不难理解，贸易定律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事实(薛荣久，2003；陈宪，2004)，也可以解释相邻国家之间贸易额较高的事实（McPherson，etal.，2001）。最重要的是，贸易定律能够计算出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
由表1可以看到，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计算所得到的准贸易常数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数值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考虑到各国经济活动的波动性、影响贸易额的因素极多以及统计工作本身的误差等因素，可以认为贸易定律是有效的。
比如，式（1）中的运费不可能精确。一国国内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港口进出货物，对外贸易的平均运费难以准确计算。
就式（1）中的贸易额而言，一般统计数字只考虑直接贸易，均没有考虑间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
由于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货币，经过换算的GDP值也不可能很精确。汇率的影响以及实际购买力因素使得GDP只具有参考意义。
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得到的贸易常数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这个结果应该是相当理想了。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准贸易常数的加权平均值G′约为5.494×10-10美元•年•集装箱2。
考虑到一个集装箱的体积是20立方米，如果以体积计算贸易量，则可以得到G=G′/V2=1.373×10-12美元•年•米-6。
如果以重量计算贸易量，每个集装箱的运量大约15公吨，则可以得到贸易常数G=G′/V2为2.442×10-12美元•年•公吨-2。
从式（1）不难看出，贸易定律支持贸易自由化思想，因为经济总量与贸易额成正比，任何不利于贸易的壁垒必然也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长。
贸易的实质是交换，这是经济活动本身的需要，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只要有生产，就必然要与其他经济发生贸易。
贸易定律认为，任意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二者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二者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同时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看，贸易定律是成立的。
参考文献：
陈铭.2001.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1）.
陈宪.200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45-90.
佟家栋.2000.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时间划分［J］.世界经济文汇（6）.
陶涛.2005.国际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0-109.
一、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附图
分子表示一国总出口中某部门所占的份额，其中X[,ij]表示j国i部门的出口，分母表示OECD总出口中该部门所占的份额，因此RCA表示了一国出口结构（分子）与OECD出口结构（分母）的比较。如果一国某一部门的RCA等于1，那么该部门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OECD的平均水平相同；如果RCA大于1，则认为该国在该部门处于比较优势；如果RCA小于1，则认为该国在该部门处于比较劣势。
本文中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Yearbook》，产品分类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of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SITC)。
在式(1)基础上进行推导，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计算农产品RCA的公式：
附图
其中RCA[,jt]表示第t年j国某部门的RCA，M[,it]表示第t年该部门i类产品世界出口额占该部门产品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RCA[,ijt]表示第t年j国i类产品的RCA。
式(2)表明只要计算出各个年份世界各类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份额和中国各类农产品的RCA，就能计算出中国农产品在各个年份的RCA，因此选取16种二分位的SITC农产品进行RCA计算得出除烟草的RCA一度上升从而由比较劣势变为比较优势外，其它15种农产品的RCA均下降或保持平稳状态。它们可分为5类：(1)杂项食品、含油籽仁及果实和纺织纤维等8种农产品的RCA呈下降趋势。其中肉及其制品、咖啡、茶叶、可可及调味香料、饲料、杂项食品、纺织纤维5种农产品由具有比较优势到失去比较优势。(2)饮料、天然及合成橡胶、动物油脂和固定植物油脂4种农产品的RCA变化不大，且历年均不具有比较优势。(3)食糖及蜂蜜的RCA波动较大，具有比较劣势的年份稍多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年份。(4)谷物及其制品的RCA波动较大，大致每过3、4年发生一次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相互转化。(5)乳品及蛋品的RCA逐年下降，且历年均不具有比较优势。
然后计算我国这16种农产品的世界出口额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份额，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所得结果没有详细列明。但是对出口份额的分析，我们看到：对各种农产品历年的份额进行排序后，该顺序一般比较稳定；份额在10%以上的农产品一般包括水果及蔬菜、谷物及其制品；有的年份也包括肉及其制品或咖啡、茶叶、可可及调味香料。其他的重要农产品包括乳品、蛋品、饮料和纺织纤维。它们的RCA变化对中国农产品总体的RCA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式(2)计算中国农产品RCA结果参见表1。
表1中国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时间序列（1978-1998年）
年份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
RCA2.05591.85971.70861.6211.56111.57591.056
年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RCA1.54461.58231.50551.46621.43461.29561.2162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RCA1.09641.06330.99520.82960.84580.77780.7264
资料来源：根据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Yearbook(1978-1998)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RCA自1978年以来几乎是逐年下降的，并且在1994年就失去了原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具体划分的话，中国农业在1978-1990年具有次强比较优势；1991-1996年具有中等比较优势；1996年以后只具有较弱比较优势。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1978-1991年期间，加权后的RCA（各种农产品的RCA乘上它们的份额）在0.1以上的农产品一般有6种；而在1992-1998年期间，加权后的RCA在0.1以上的农产品只有2种，最大的值来自水果及蔬菜，此外是谷物及其制品（在1995年和1996年是肉及其制品）。失去比较优势的最重要的农产品是纺织纤维。
再选取47种三分位的SITC农产品，分别计算它们在1978、1988、1998年的RCA。得出：1978年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25种，占样本总数的53.19%。1988年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21种，占样本总数的44.68%。1998年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13种，占样本总数的27.66%。其中有极强比较优势（RCA＞2.5）的农产品只有4种，占样本总数的8.51%；有次强比较优势（2.5＜RCA＜1.25）的农产品有7种，占样本总数的14.89%；有中等比较优势（RCA＜0.8）的农产品有3种，占样本总数的6.38%；有较弱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33种，占样本总数的70.21%。这是因为1978-1988年期间，RCA下降的农产品有32种，RCA上升的农产品有15种。其中由具有比较优势到失去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8种，由不具有比较优势到获得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4种。1988-1998年期间，RCA下降的农产品有32种，RCA上升的农产品有15种，这与前一期间相同。但这一期间由具有比较优势到失去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9种，由不具有比较优势到获得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只有1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RCA的下降主要发生在1988-1998年期间。农产品比较优势正逐步由少数产品所占有。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的总体特征：
1.包括谷物及其制品在内的粮食产品已经基本失去比较优势。粮食产品为土地密集型产品，中国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率较低，不具备竞争的自然禀赋优势。目前中国还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仅有大米、未粗磨玉米和小麦类混合粉及团状物。
2.肉及其制品与活动物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目前中国的生猪等畜产品多为农户散养型，劳动力资源是比较优势；相关产品的加工制品因国内消费偏好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3.油类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明显。其中固态固定植物油和含油籽仁及果实由比较优势变为比较劣势。
4.园艺类农产品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园艺类农产品主要包括各类水果、观赏类树木及蔬菜，多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在此类产品上具有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除干果、鲜果及坚果失去比较优势外，其它类别一直保持了比较优势。
5.纺织纤维失去了比较优势。主要原因是植物纤维和黄麻纤维由具有显著比较优势到失去比较优势。棉花和蚕丝本来是中国具有比较优
势的农产品，但由于1990年代以来国内需求的激增和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到1995年左右均失去了比较优势。
二、入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入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将获得诸多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入世会使中国的农产品进口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小麦、玉米等粮食的进口数量将大幅度增加，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1.自1995年以来，中国粮食已经完全失去了价格优势。其中小麦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价格28%，玉米高出71.1%，大米高出17.8%。
2.美国对谷物的出口补贴，使中国粮食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加上中国对美国西北部小麦进口禁令的解除，可以预计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将急剧增长。
3.进口配额与以往实际进口量相比增加较多。到2005年，小麦、玉米和稻米的配额量将分别达到930万吨、720万吨和530万吨，而1992-1998年小麦、玉米和稻米的实际平均进口量仅为681.8万吨、85.3万吨和53.4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