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八)鼓励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学术团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以英语为例，简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语言与文化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及影响，并对文化冲突与跨文化案例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文关键词】 语言 文化 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往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语言与文化差异往往成为国际贸易中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要素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思想观念的过程（Francesco and Gold， 2005），而跨文化交际顾名思义，是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过程，如今这种过程随着对外贸易的拓展有了更为广泛的用武之地。不同文化间的语言、价值观、思想观念等差异，都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比个体文化内部成员间交流更多的障碍。下图为跨文化贸易中交流的主要步骤： 如图所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是植根于各自文化的信息循环。信息传递者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方式将自己的观点、态度传递给信息接收者， 反馈过程中仍遵循这一基本步骤。在这一基本流程中，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的思维方式，语言的组织与理解都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直接影响着各自贸易的决策与双方信息的交流。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在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若信息接收者不精通语言a，还要经过翻译这一受文化影响颇深的主观过程，由于许多文化特有词汇，如英语中的achievement(Hofstede 1980)几乎不可能完整的被翻译成任何语言，某些信息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被丢失。 语言作为特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并且对其起着不可忽视的反作用，精通某种语言并不等于了解其相关的文化，但是对语言的无知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即便是同种语言的不同变体或不规范用法便足以产生交流困难，仍以应用最为广泛的英语为例。据统计，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大概享有90%的通用词汇(Scott 2000），但剩下这10%的词义区别却足以给这二者的应用者带来不少误解。一个简单的英语单词“table”用作动词时，英国人是指马上行动，而美国人则是稍后再作处理，若在商谈中双方就此达成共识，问题可想而知。不同语种间的语言障碍更是随处可见，仅以非英语国家中的英语标识为例：一家旅馆的电梯中贴有“Please leave your values at the front desk.（请把价值观留在前台）”;某餐馆的菜单上书“Our wines leave you nothing to hope for.(我们的酒让你断绝希望)”；某诊所的办公室标识“Specialist in women and other diseases.(妇女及其他疾病的专家)”;在酒吧中则可以看到“Ladies are requested not have children in the bar.(女士请勿在酒吧内生产)”;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语言误译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为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误解。若是上述事例尚可在生活中作为笑料，商业上的此类失误就无法使相关企业一笑置之了。例如关乎商品形象的商标名称，某软饮料品牌Fresca在打入墨西哥市场时沿用了其原本的商标名，随后才发现在当地俗语中，fresca是指女同性恋。 除此之外，在对外贸易中，特别是使用非母语与对方交流时，对词汇选择、语体等都应加以留意。 三、跨文化贸易的核心是文化 1.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很抽象，因而关于文化的定义亦尚无统一定论，总的来说，文化是环境的人造部分（M.J.Herskovits，1955），包括主客观两个组成部分。其中客观文化，如建筑形式、音乐类型、饮食服装等，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主观文化则包括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分工、信仰态度等改造客观世界的方式与手段。在商业交往中，客观文化部分通常比较显而易见，如着韩服的东方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朝鲜族的传统形象，而事实上，他也许讲流利 的英语，并深受西方教育熏陶，这些主观文化形式就是比较隐性，需要通过进一步交流才能有所了解了。 2.多语言人才与多文化人才 上文中阐述了跨文化贸易中语言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外贸易实体都注意到了这一要素，并进行了多语言人才的储备，能应用多种语言的人才日益增多。然而，多语言(multilingual)人才与多文化(multicultural)人才并非等价概念，如果说前者是以外语介绍某产品，那么后者则可刺激外国买家去购买它，这是有质的区别的，如今跨国贸易中最缺乏的恰恰是后者。多文化管理者最欠缺的素质往往不是语言，而是“接纳”(Gunnar，B.1997)。好的跨文化管理人才应该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起到激发、推进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语言传递者，因而优秀的跨文化管理者绝不应仅局限于了解一些浅显的商务礼仪:如何鞠躬如何握手，何为礼貌何为禁忌等。这类表面化、形式化的礼仪了解尚不足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成功跨越文化冲突，重要的是要在心理上深信所有文化的同等优秀性，并在感情上乐于学习、接纳外来文化的差异，带着本土文化的优越感去进行跨国贸易，显然是行不通的。 3.对外贸易中的文化冲突 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特别是长期战略性的贸易活动中，本土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外来文化极易发生冲突。为数众多的失败案例中，文化冲突是导致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对同一境况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时，文化就会成为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从而导致文化冲突。Mirvis和Marks（1992）把文化冲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感知差异（Perceiving Differences）。人们首先注意到不同文化对待同一事物的差别。 (2)放大差异（Magnifying Differences）。可感知的差异日渐突出和尖锐，更深层次的体现价值观和理念差别。 (3)典型化（typification）。交际中的一方为对方建立一个典型“形象”，开始放弃对对方的探究和理解。 (4)压制(suppression)。文化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一方文化被另一方文化压制，压制方表现出文化优越感，从而引发强烈抵制。 跨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效率低下、沟通障碍乃至中断等，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极大不利影响。遇到此类情况，回避问题绝非解决之道，惟有正视矛盾，提高企业文化的包容性，加强跨文化沟通，才能及时排除沟通障碍，使双方交流重新回到良性轨道中。 4.国际贸易中跨文化策略案例简析 案例1:在去印尼进行商务会谈前，A经理与他的团队特意翻阅了关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习俗，但却吃惊的看到对方在就餐时两手并用，而这在书中分明是该地区的文化禁忌，询问后才知道那早已是过时的习俗了。 文化永远不会停滞于某一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便是本土文化都在不断演变，“活到老学到老”对文化的了解同样适用，这就要求好的管理者随时更新对目标文化的认识。有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在商业交往中起着关键作用。可见，文化环境与对外交往的关系要求市场参与者既要在短期内做到与文化相适应，又要在动态上与时俱进，以适应更高层次的文化来取得更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前景化差异。 案例2:从2002年的设想开始，Google的中文名称见证了它在中国本土化的战略。2005年5月底，Google决定就是否需要中文名字做一次正式的市场调研，发现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音译习惯为Google赋予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称号，狗狗、酷狗、古狗、勾勾、果果等，53%的人希望Google有一个中文名字。直到2002年4月，“谷歌”才被最终确定为中文名称。然而这个中文名称却又引发了国人的争议，有人称“谷歌”一词，能满足美国人对东方农业的想象，却与国内网民的喜好完全背离，不仅暴露了GOOGLE中国团队，对国内“本土化”的理解有先天不足、与自以为是的一面，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迎合总部、做表面文章的一面。 小小的中文名暴露了更多的内在文化难题:如何融合中美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如何组建一支凝聚力强大的工作团队，建立与中国政府良好的关系，树立Google中国的品牌形象等，洋品牌本土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综述 综上，在现今对外贸易中，国际文化差异已被列为全球市场经营的最大障碍。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 对贸易与交往的影响。对语言与文化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加以分析，有效实施跨文化交流，是打开国际市场并拓展国际贸易的成功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Gunnar，B.(1997) Multicultural managers wanted. Management Review， May，1997
论文关键词:文化导入;文化比较;文化词汇教学法
随着汉语在世界上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加入到汉语学习的队伍中来,对外汉语教学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大。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自身的汉语基础参差不齐,对他们使用的教学方法就也要因人而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和我国的众多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研究成果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促进了了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的传授过程,它还涉及到许多方面的潜在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探索的。在诸多的问题当中,如何高效、快速地进行词汇教学时影响对外汉语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
一、词汇在语言中的重要作用呼唤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理念的改变
作为语言三大构成要素之一的词汇是语言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构成一种语言的基础,词汇教学应该贯穿语言教学的始终。词汇教学的效果会直接影响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高低。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大多数的学者都看到了词汇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汉语词汇系统本身数量的庞大、系统的复杂和用法上的交叉,导致了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又普遍认为它也是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和薄弱点。
在语言教学中,如何让学生快速而又牢固地记住词语、准确掌握词的意义与用法是教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众多的学者在过去的许多年间在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和教学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研究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在现今社会,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人群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使更多的学习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高效地学习汉语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词汇是语言中对社会外界变化最为敏感的一个因素,也是一种语言中最能够反映其文化特征的一个因素,注意到文化因素对词汇教学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手段可以帮助减少这种差异对语言学习的负面影响,这需要我们对传统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做出相应的转变。
二、从隔离到融合,形成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学法
对传统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改变课堂教学的模式或者简单的增加文化课的比重,表面上的变化并不能真正彻底解决在词汇教学上的困境,我们需要从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进行重新思考。
(一)教学思路的转变——从词汇与文化隔离到词汇与文化相融合
过去,学者多注意到对汉语的实际有用性的探索,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开设精读、阅读、听力、写作等课程,词汇教学渗透在各门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没有单独开课。这样让词语在不同的课程中反复出现,让学生在重复中加深记忆、学会词语的用法,这种教学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且经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学生可以较快记住某个词汇并掌握课本示例中给出的用法。但问题是学生对记住的词只是掌握了读音和最浅显、最基本的含义,一旦语境有变化或某个语素被替换,这个词就又成了陌生的新词,在交流时往往存在词语的误用。
经分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只是字面的理解,大多数课堂上在讲授新词汇时所进行的词汇释义只是就词论词,并没有达到词义内涵的高度。因此不少学校开设了针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中国文化课程,力求通过文化的普及来提高汉语的学习效率。这种思路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社会的变迁、习俗的传承都会在文化中得到体现,固态的、凝滞的文化是死的文化,是对语言学习没有帮助的,只有让文化动起来、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词汇作为语言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最能够体现文化的传承性和活力,如果把文化和词汇割裂开来进行教学,无疑是拿死的文化进行教条式的灌输,对词汇学习、语言学习是无益的,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目标。
针对这样的情况,对教学思路进行改革是迫切的要求。从语言与词汇、文化与词汇的关系来看,过去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效果的不佳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把语言和文化、词汇和文化割裂开来进行教学,没有考虑文化因素对词汇发展和使用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动态的词汇使文化更好、更迅速地深入人心,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应该充分考虑到词汇和文化的关系,改变词汇与文化割裂的局面,利用词汇进行适当的文化导入,利用文化导入提高词汇学习效果,使词汇与文化相融合,彼此促进、彼此作用。
(二)教学方法的转变——注重文化导入,在词汇教学中融入文化的因素,形成独特的文化词汇教学方法
在意识到教学思路的转变之后,更重要在于根据新的教学思路设计词汇教学新方法。既然把词汇融合如其他课程和单独开设文化课对词汇教学和语言学习的作用不明显,那么我们可以把词汇课与文化课融合,即把那些具有明显民族文化色彩和地域特征、容易被学习者误解误用的文化词汇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结合具体词语,向学习者传授其文化根源,利用中西方文化间的异同之处,帮助学习者深刻理解词语的深层含义和内部的文化因素,彻底掌握这些文化词汇的使用方法。
所谓汉语文化词汇,就是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能够从某一个或某几个角度反应汉民族社会环境、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等方面特征的词汇。它包括如四合院、旗袍、重阳节等汉语知识文化类词汇和如汉语称呼、寒暄语等汉语交际文化词汇,以及如颜色词、动植物词汇象征意义等汉语心理文化词汇。
继续使用以往的教学方法进行文化词汇教学肯定是收效甚微的,以往的教学方法侧重于词汇表层意义的传授,而新的文化词汇教学应该是独立开设的一门新课程,课程的目标应该定位在中国特色词汇文化意义的掌握。针对这个目标,编写合适的教材,在教材中不是要把所有汉语词汇中与文化有关的词语都一一列举,而是有选择地择取具备强烈中国文化特色 、与学生母语国家文化具有极大差别的词语为例,比如汉语中的龙文化、红色文化和称谓文化等进行重点讲授。以往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对比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词汇课中,可以先分析文化间的共同之处,唤起学习者的文化认同感,为他们较快接受中国文化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防止因民族差异引起的文化反感。在两种文化共同点的基础上,逐步展示差异之处,借助具体词语进行分析,便于学习者的理解。同时在课堂上,教学者可以辅以各种的教学工具如多媒体、录像片等,采用多样的教学手段,模拟语言环境,让学习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学会使用这个词语,真正掌握词汇的文化含义和使用方法。
在进行汉语文化词汇教学的过程中要掌握适度原则,即内容适度、教材适度、知识量适度和文化含量适度。汉语词汇意义丰富、包含的文化信息很多,但不是所有涉及文化的词汇都要讲,必须有所选择,要对其他课程的内容理解有帮助和对语言使用有益处的;所选取的词汇应该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实际情况,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词语不应该在讲授的范围之内;所教授的词汇及其文化含义并不是越多越好,文化的传授应该是输入积极地正面信息,与时代精神和事物发展大趋势相违背的文化现象应该予以摒弃。
三、利用文化词汇教学法,促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关键词]北宋；文化；苏轼；书论；滋养
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艺全才，他学养深厚，才能杰出，诗词文赋书画琴无一不精。在书法理论创作上，高举“尚意”大旗，为宋代书法有别于前朝历代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艺术道路。苏轼的书法理论作品主要是以题跋或者笔记的形式，全方位总结前人书论观点，从书法创作、书法品评以及书法物质载体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书法理论史上开辟了新天地，而且给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增添了无限的精彩，给后人在书学理论创作和文学理论创作方面以重要影响。本文拟从北宋文化的文德致治、儒学复兴、尊书重墨和佛老结合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其书论创作的外部滋养。
一、文德致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思想文化失序的阵痛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但是，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武人拥兵自恃、军阀割据，从而使思想文化长期紊乱，社会风气败坏不堪，道德伦理颓废落魄，“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1]宋初统一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可是北宋王朝又比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的王朝都显得软弱，这些军阀混战以及外武干扰使得北宋王朝一直挺不起腰杆来。为了解除外扰内患威胁，重修封建伦理道德，维护新生统一政权，北宋统治者一开始就采取佑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内，文德致治；对外，纳贡、割地、捐帛。如此一来，朝廷和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同时也激化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宋代是一个崇尚文化、崇尚文学的朝代，北宋初期便大举“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复兴儒学之大旗。这些政策使得文人普遍具有了参与时政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文官治国给予了宋代文人的优厚待遇是产生文化巨人的催化剂。
在中国文化中，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便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轰轰烈烈倡导古文运动开始，到北宋欧阳修主盟文坛开展的诗新运动。中国文学史上这两次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目的都是振兴儒学，抵制佛道。显然，这两次革新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而作为欧阳修之后主盟北宋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天才苏轼则是北宋诗新运动的最终完成者。
从苏轼自身来讲，诗新和不断出现的思想改革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屡遭贬斥与“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度的悲剧感。苏轼嘉中进士，神宗时任员外郎，知密州、湖州、徐州，因不满王安石的新法，被贬黄州。哲宗元间司马光复相，苏轼应诏还京，除翰林学士，后出知杭州，又贬谪惠州、儋州，后遇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病死于常州。苏轼这一生不可谓不曲折，他的文学艺术主张和书法理论思想也随着曲折的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和生活境遇的不断变迁，显示出了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二、儒学复兴
宋代虽说挺不起腰杆，但是北宋在朝廷文德致治政策的倡导下，复兴儒学的呼声更是遍及文化的各个邻域，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创作方面也不例外，同样受到了这种的影响。儒学的复兴，使得文人普遍有参与时政的责任感，甚至形成了一种积极有为、注重修德的士人风气。
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认为宋代文化达到了民族本位文化高度成熟与定型时期。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p245当代著名的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作，靡所不备。”[4]这都是对“有宋一代”儒学复兴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认识。
从宋仁宗庆历时期到宋哲宗元时期，是苏轼出入朝野的主要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赵宋王朝推行以文治国、复兴儒学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宋代新旧朋党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苏轼具有一种特别的心态，苏轼的书论创作与书法创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士人心态，给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特殊而又有效的精神平台和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宋特定的社会背景“塑造”了苏轼。在政治上的遭遇，决定了他生活上的坎坷，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书论创作和文艺理论风格的形成。
苏轼的书论创作不仅植根于赵宋王朝的文德致治政策与儒学复兴的文化基础之上，而且还有大宋文人对魏晋书法重“意”的审美艺术追求与佛道教思想的不断融合与接受。
三、尊书重墨
宋代的文化发展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类文学艺术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这都与统治者的倡导分不开。宋代朝廷设立画院、画学、刊行阁帖，倡导书学，而且设有书画博士，使得书法艺术有了长足发展，书论的创作与发展也受到其很大滋养。宋王朝统治者广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对古代书画的搜集与刊行。由宋太宗诏大臣广泛搜集多年战乱之后的书画遗存，鉴识整理，刊刻的《淳化阁帖》十卷，做了搜集历代墨迹并刻帖的形式流布传播于世的重要工作。宋徽宗广汇历代书法、绘画，设置了书艺局和画图局来弘扬书画艺术。这不仅使古人书法名迹得以妥善保存，而且对于宋代书法教育、形成尊书重墨的社会风气影响重大，当然也为当时文人书法理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储备。赵宋皇帝面对这些积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耳濡目染，学习和吸取其精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宋高宗便“以书法而论，则所得颇深”[5]。他还亲撰《翰墨志》论书古今书艺，他对自己的学书经历也有一段描述：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直平，随意所适。至作尺馀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6]
宋高宗与唐太宗一样，也十分痴爱王右军的字而“手之不置”。虽然说刚开始写起来并不是很顺手，但是经过不断的练习就“真味久愈在”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耽搁的话，宋高宗“未始一日舍笔墨”，足见其对书法的“心所嗜”了。而且，宋高宗作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也充分体现了宋人“尚意”的总特征。
真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言行喜好有着很积极地示范作用，不仅显示了统治者尊书重墨的主导思想，而且为文人博雅好古、怡悦性情、习书学画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浓郁的文化氛围，甚至优厚的生活待遇。那有宋一代产生了许多诗文书画方面的通才也就不奇怪了。苏轼无疑是这些“通才”中受到尊书重墨思想滋养的典型代表和佼佼者。赵宋统治者的尊书重墨思想不仅是宋初“尚意”书法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滋养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重要因素。
四、佛老思想
佛老思想在唐宋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也深深影响着苏轼的文学理论创作与书法理论创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历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态度。苏轼虽说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正统的“仁政”思想，但是他在父亲杂家的思想影响下，也不拒绝对其他文化思想的接纳。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渐渐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消融，显著的标志就是诞生了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教派――禅宗。到了赵宋，禅宗更是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哲学思想方面，禅思想是构成宋明理学的重要因素。而由于禅宗本身就有艺术化的倾向，他对于文学艺术诸领域、特别是诗歌、绘画、书法等方面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禅宗影响于中国文化，到宋代才更集中、明显地表现出来。”[7]p411自古以来，文人就在失败落魄之时把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撑。苏轼随着见识的不断增广，加之仕途的坎坷经历，世态的炎凉体验，对佛家经典的兴趣明显增强。“从思想意识深处说，对他（苏轼）影响最深刻的还是禅宗。”[7]p412苏轼与僧友的交往是其接受佛禅思想的最直接原因与主要渠道。
与僧友的经常往来是在杭州出任通判期间，苏轼与他们谈诗说艺，谈佛论道，有“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棍寄须臾”的想法，他听了高僧们讲解的禅理，有“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之感，甚至进入了“观色观空色即空”的境界。由此可见，禅宗思想对苏轼的影响相当大，这种思想不仅在他的文学理论作品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其书法理论作品中时有表现。
苏轼书论中提出的“法无定法”的观点就是受到禅宗“无住”思想的影响。禅宗“无住”的思维方式是其对万物的观察采取灵活多变、不主故常的态度，这对苏轼书法理论和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与释氏之学同，李氏道教思想也是影响苏轼书法理论创作的又一因素。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说：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8]p2124
钟繇、王羲之法书笔意洒脱，字形简古，笔画之外妙趣横生，颜真卿、柳宗元书法虽然具备古代法帖笔法，但是只是在字体与形式上追求变化，却缺乏钟王的妙趣与意韵，苏轼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向往的是笔画之外的意韵，追求的是“萧散简远”、超然物外的情趣，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难怪王镇远先生以“道家艺术观的体现：苏轼书论”为题阐发苏轼书法理论。也在这一节中，王先生从“意造无法”、“道与意合”、“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三个小标题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了道家思想体系下的苏轼书法理论。
实际上，苏轼早期的思想便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少年时读《庄子》，曾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吾心淡吾累，遇境即安畅”，“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行”，这是东坡的随遇而安，追随老庄道家思想的最初流露。伴随着政治上的不得志，“崇尚自然”、“无意”等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也更加突显。
苏轼在《题鲁公书草》中说：
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8]p2178
这里的“自然”便是老庄口中的“自然”，就是一种没有经过雕饰的，天真烂漫的，出于不经意间的情致。又如《跋文与可草书》道：
李公择初学草书，所不能者，辄杂以真、行……是日，坐人争索，与可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刘意谓鹦鹉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数句耳。十月一日。[8]p2183
则是对道家“无意”思想的运用。而将这两个道家观点合二而一用于书法论述则是其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著名观点的《评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8]p2183
苏轼正是受到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的合乎自然之理思想影响，在其书论中多处谈及这一思想。
苏轼一生身世浮沉，饱尝仕途坎坷的酸辛苦辣。在宋代学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全面昌盛的环境中，苏轼书论展现出宋人博学多才，学养深厚的特质，或鉴赏前代作品，或陈述创作心得，或评论当朝书作，或阐发书法技法，所论颇多发人所未发之处。既代表了当时书法理论的高度繁荣，又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尊书重墨、崇文尚古、三教合流的文化风尚。这正是苏轼书论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宋史・忠义传序[M]，标点本二十五史（第八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044.
[2]陈寅恪.邓广铭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3]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6（2）.
[4]柳诒征.中国文化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5.
[5]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97：1484.
[6]赵构.《墨池志》[M]，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366.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学法
一、重视课堂上的文化教学方法
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学内容主要围绕语言要素展开，语言要素具体来说就是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要素，只有四种要素都把握好了，才可能学好一种语言，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仅是学好说和写，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用。这四要素里面和文化教学密切相关的是词汇，词汇是构筑语言的材料，那么在课堂教学中注意教授时把词汇和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就很重要了。
首先，汉语里面的词汇有很多等价词汇，当然这些等价词汇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每一个义项都相同或一一对应。每个词都有它出现的最佳语境，这就和文化习惯密切相关了，所以在讲解词汇时我们可以采用“情景法”，把相近或相关联的词汇放入特定的语境一起来讲。比如，“夫人”、“太太”、“妻子”、“老婆”、“媳妇”这一组词都是指男性的配偶，虽然意思相同，但是它们出现的语境大不相同，在使用时必须量境采语，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夫人”是古代人对妻子的称呼，现在正式的场合或是对地位比较特殊的人也称夫人，如主席夫人、第一夫人等；“太太”是时代的产物，虽然起源于古代，但是在民国时一些官宦和权贵用的最多，是对自己妻子的尊称；“妻子”则主要用于书面语，很少人口头上说我妻子怎样；“老婆”和“媳妇”都偏重于口语化。这些在我们看来很简单，下意识就区分开来了，可是对于和我们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外国人来讲就很困难，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讲究，在他们的语言里，妻子正式一点就是wife，，亲密一点就是sweet、honey。还有一些历史词汇经过时代的变迁现在意思变化较大，甚至词性都发生变化的，如“小姐”，在古代是指名门大户的大家闺秀，气质高雅，贤良淑德，美丽大方；可是现在却成了一个贬义词，是以出卖色相而谋生的的总称。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要避免混淆还需要大量的例子，这些在课堂上是进行不完的，所以课堂上可以做一个引导，让学生下课按照这个方法自己去总结。
然后可以运用“结合法”，词汇是在文化的土壤里生长的，所以在讲解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烙印的词汇时可以和相应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准确把握词的意义和出现的语境。例如“洋人”“洋枪”、“洋火”、“洋车”等一系列词汇是外国人入侵中国后，他们的商品也大肆输入中国造成的结果，我们把它们叫做“洋”后面只是一些事物的名称，只是这些事物打上了他们的烙印。再如“批斗”、“上山下乡”、“下海”等和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词汇，如果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文化差异比较法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文化的差异影响着语言的习得，学生的母语文化对目的语的理解和运用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比如外国学生不了解中国人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按本民族的习惯把中国人的名误认为是姓，可能称一位叫张大年的中国人为“年先生”，或者为了表示亲密而直呼其名叫他“张”。再如有的外国学生在街上碰到认识的人后，交谈几句分开时竟然以“走好”道别，让人很莫名其妙，显然他们把带有中国文化特点，但只有在送客时才会用的“走好”、“慢走”之类的用语看成了一般的告别词语，用在了很不恰当的语境中。吕必松先生指出：“文化差异不但要反映到语言本身的特点上来，而且要反映到语言的使用上来。因此，人们在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i
在教学过程中，对文化差异进行比较能让学生更好把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比如，汉民族世代在亚洲大陆繁衍生息，英语民族多靠海而居，生存环境的差异造成了语言文化心理的不同。比喻花钱大手大脚时，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则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东风”指春天的大风，而英国处于西半球，报告春天的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所作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总之，文化差异的比较对学生学好一门语言并能运用自如很重要，因此在学习一种语言时不进行文化差异的比较就很难真正掌握该语言。
三、文化体验法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开展各类体检活动，由课内到课外，让学生通过亲身的经历去体验中国文化的内涵和魅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把中国文化内化成自身的习惯，而不再是生硬的模仿。比如很多外国人以为穿唐装，穿布鞋就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而这些早已成为陈旧的历史，现在的中国人也在不断地追求时尚、新潮。所以让学生们多参加一些校内、校外活动是很必要的。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图片、电影、电视等比较直观的材料来开展活动。尤其是电影电视等媒介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量，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同是还可以让学生观察到很多比如姿态，表情，动作等非语言交际的符号，通过视觉、感觉的刺激使学生产生比较直观的印象，更易于学生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如果可以结合“文化表演”或“文化讨论”则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组织学生进行一次中餐聚会，让学生从中餐上菜的顺序到中餐的口味、做法再到中国人的餐饮礼仪来品味中餐反映出来的中国的民族文化。
再如，《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Ⅰ》第二十二课《我喝了半斤白酒》中的一段对话：
玛丽：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呢？
大卫：昨天我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吃饭，他们太热情，一直不停地给我倒酒。
玛丽：有的中国人请客的时候喜欢劝酒，你不知道吗？
此段对话很好地反应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宴请礼仪习惯和文化心态。因此，以作品语言来透视文化可极大地促进语言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意义，又能使学生习得该目的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谓相得益彰。
四、文化参观法
文化参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某个文化专题为学习任务，以参加同意观摩活动的方式来实现预期效果的一种文化学习方式。可以参观的范围很广泛，可以是名胜古迹，民族活动，博物馆等。文化参观一般会在比较轻松舒适的环境中进行，这样更能有力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在观看中切实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国际交流合作处曾组织50余名外国留学生前往慕田峪长城游览参观，同学们大都第一次来中国，虽然对于中国的万里长城早有耳闻，但都未亲眼见过，当大家从长城脚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烽火台，站在烽火台上饱览群山环绕，连绵起伏、雄伟壮观的长城时，都在感叹这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参观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了为什么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华民族的象征。同学们一致认为，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注释：
i.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J].世界汉语教学，1995（5）：22.
【参考文献】
[1]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J].汉语学习，2006（6）.
[2]李枫.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4）.
文化传播也即文化扩散，是将一个社会的思想理念、技能经验和文明创造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
人类的发展，历史的沿袭，文明的传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间相互不断地吸收、借鉴。不同民族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一定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去传播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史，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
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化传播。
1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体育等方面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增加， 因之，学习汉语的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留学中国也成为许多外国学生的选择。除了语言的训练，文化的传播亦是对外教学的重要任务， 正如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张德鑫先生所言： “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宗旨是弘扬中华文明，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结合文化的渗透，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也是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途径。
1.1 以汉字为本位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曾有四种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楔形文字、圣体字、玛雅文字，后三种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汉字虽历尽五千年沧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的音、形、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小小的方块字折射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积淀了古代的文化现象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
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 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将汉字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授课，使汉字知识与文化内涵自然、有机地融合，即可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如：结合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面貌来讲授“男”、“女”两字字形，“女”字字形，甲骨文是一跪坐的人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安然、闲适；“男” 字字形，甲骨文则是上“田”下”“力”，在农业社会中，男子多“用力于田”，而女子主要是以室内劳动为主。而“妇”字从“女”、从“帚”，封建社会的劳动分工，在字形上表现得多么清晰。
1.2 以词汇为依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有庞大的词汇系统，词汇语义丰富、深刻，融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能够直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沿革和文化的发展， 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指出的：“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因此，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就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具体指称意义，更应着重理解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留学生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对词汇望文生义而发生误会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该词的文化涵义，没有真正懂得其意思，也就影响了他们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特别注意对那些文化涵义较为深刻的词汇的讲解。而汉语中词汇的文化内涵常与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有关，如“拔苗助长”、“画饼充饥”、“滥竽充数”、“对牛弹琴”、“望梅止渴”等等，这些词汇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如果结合历史典故讲解其文化含义，即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便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词汇。
在汉语中还有大量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如中国人常用“红眼病”来表达某人强烈的嫉妒心，“羊肠小道”则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那些狭窄曲折又险峻的山间小路，又如“拦路虎”比喻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虎”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百兽之王的地位，故用其来比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的“龙”、“凤”在汉语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2 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
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
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A].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