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制约因素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显著区别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2001年的研究，从年代或年龄维度来讲，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而90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新生代，其平均年龄只有22.99岁，远低于30.86岁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婚姻维度上来讲，他们中的76%的尚未结婚，大大高于182%的第一代农民工的未婚率。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今十年过去，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概念的界定，主要是指80后或90后出生的农民工社会实践论文，平均年龄基本在30岁以下。
由于出生历史时代的不同、生存、成长、生活及发展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赋予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各异的特点。详见表1所示：
新生代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
平均年龄
低于30岁
大于30岁
基本特征
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基本没有务农经验
就业期望低，仅满足于基本的物质生存，精神享受要求低，务农经验丰富
文化程度
比较高，基本都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上
比较低，基本都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下
外出动机
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渴望留在城市
谋求生存，改善家境，落脚点依然是回到农村
身份认同
工人，城市人
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
农民
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工作适应性
非农化的工作
主要集中于电子、纺织以及服务业领域
任何脏、苦、累的工种
主要从事于以建筑业、运输业为代表的体力劳动产业
价值取向
多元化，关注自我，言辞自信、关注对人格的尊重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单一，将自身视为家庭的支柱，以家庭境遇的改善为唯一价值目标
消费观念
务工所得主要用于自我消费
物质与精神享受要求高，有一定的攀比性
节衣缩食、省吃俭用
将收入主要用于家庭和子女
行为方式
心随我动，率性自我
行为非主流、不轻易屈服、追求标新立异、追求自由、维权意识强、叛逆性强
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
以简单、枯燥、机械、重复的劳动，苦行僧式的行为方式为主
人生观
自我期望价值高
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
以家庭为核心，只要务工收入多于务农收入，能改善家境即可
务工特质
以技术谋生存与发展，但缺乏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勤劳敬业等美德，职业流动性强，稳定性差
以不计成本的方式出卖劳动力谋生存，
勤劳敬业，较少流动换工作
人格特征
关键词：农业和农村发展乐观主义悲观主义
农业和农村发展是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历史上人们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研究领域广泛存在种种悲观主义情绪。农业被视为衰退的产业，农村被视为落后的地区，农民被视为愚陋的群体。郭熙保（1995）分析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发展思想的演变，认为20世纪60年代，农业被忽视的倾向才有所改变。在对农民的认识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4年在《转变传统农业》论文中提出了“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西方社会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的观点。到了70年代，农业发展本身也被看成是发展目标之一。80年代后，农业和农村发展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展开。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总结并展望农业和农村发展前景，乐观主义思潮渐趋主流。其中：Hayami（1998）令人信服地评析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有关小农前途问题的悲观论调，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目前人们已经熟识：“如果你希望工业化，那么，你应该准备发展农业。”
可以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乐观主义思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分析其思想渊源，得益于对“城市偏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所谓“城市偏向”，是指发展实践中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的政策倾向，其视野主要局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思想观念深处根深蒂固地认为工业具有比农业的无条件优越性，城市具有比农村的无条件优越性，以及农民具有无条件的落后性（王列生，2003）。而乐观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为：社会发展不等于农业与农村落后。无论基于西方经验，还是立足发展中国家实际，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与乡村建设都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Hayami（1998）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民对经济机会反映敏锐，完全有能力胜任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同时，他们在工商业活动中具有企业家潜质，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无疑是国家未来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此外，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乐观主义思潮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一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兴起的绿色革命，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信心；二是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取得的成就，正如约翰逊（2004）所说：中国的经验表明，通过体制改革、提高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以及取消对个体经济活动的种种束缚，农业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三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农业已经或正在迈向现代化阶段，不少现代化的乡村地区明显优于城市的生活环境。因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悲观主义逐步被乐观主义思潮取代，绝非是出于理想主义，而是实践在学术思想上的真实反映。
我们在政策上应认真借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乐观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启示，真正以扎实有效工作发展农业，建设乡村，提高农民。同时，也要客观地评价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忽视工业化而陷入另一个极端。
参考文献
1、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2、Hayami，Y.1998.“ThePeasantinEconomicModernization.”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Development（ThirdEdition），editedbyCarlK.EicherandJohnM.Staatz，300-315.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 大望京模式 华明模式 启示
统筹城乡发展：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趋势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并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五个统筹”之首。深化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研究，总结城乡统筹发展试点的经验，是理论界、学术界的当务之急。统筹城乡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更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统筹，真正消除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尊重农民的意愿，实现、维护、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眼前与长远利益？毋庸讳言，在一些地方，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以“统筹城乡发展”之名损害农民根本利益的事件屡有发生。
值得欣慰的是，北京、天津、成都、重庆等地的统筹城乡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他们进行了富有开创意义和探索价值的尝试，堪称“我国农村城市化努力探索实践的典型缩影”。其中，京津地区的“大望京模式”和“华明模式”的实践经验最值得我们借鉴。
“大望京模式”创造城乡一体化“奇迹”
2010年11月29日，人民网首页头条刊载了《谁导演了拆迁户宝马当黑车的戏剧人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我们与其关注‘暴富拆迁’下拆迁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如更多地关注包括‘拆迁’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的公平性，避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只有在法律层面上厘清土地的价值，明确界定拆迁补偿标准，才能避免极端拆迁事件的发生。”姑且不说文中观点是否值得进一步推敲，在此新闻事件背后，我们关注到了一种模式：“大望京模式”。
“大望京模式”渊源于2009年5月北京大望京村城乡一体化试点。北京大望京村的村庄从地图上消失，但这个村庄的村民没上访，更没闹事，拆迁过程中也没发生暴力事件。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试点的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 4月1日启动非住宅拆迁腾退，仅用25天时间，完成了99家、23.6万平方米的非住宅拆迁腾退；5月9日起，仅用28天时间，完成了930个产权人、1692户、25万平方米的住宅拆迁腾退。腾退补偿协议签约率达100%，提前43天完成拆迁腾退工作，全村无上访无强拆。
大望京村腾退搬迁的速度，在于农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大望京模式”的亮点，是“六位一体”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和操作模式，统筹解决腾退搬迁、住房安置、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产业发展和综合改革等城市一体化突出难题，最大程度实现农民眼前和长远利益。对于村民每个人按50平方米的补偿给予安置房，村民每个月还可以享受周转房补贴。同时给这些村民农转非，一次性地解决养老和社会保险的问题。征地补偿返回村集体经济，同时取得规划绿地的养护权，并给大望京村5万平方米底商实物补偿，村民们成为这个村集体的股东，可以按照股份享受永久性的收益。有一笔帐可以算，5万平米的底商，按照最低每平米每天2元租金计算，一年的收入是3600万元，平摊到2000多集体经济村民的头上，每人每年的分红是1.8万元，而实际上，大望京地段周边的租金普遍在2～10元每平米每天。
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大望京城乡一体化试点，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探索出了通过土地储备，统筹解决城乡结合部环境建设、产业发展、农民搬迁、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功经验。通过土地储备来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针对北京“大望京拆迁模式”能否在全国推广？非常值得关注、耐心寻味的是媒体对于大望京模式的一些观点。如《新华每日电讯》刊文说：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养老、社保等基本保障。同时,要创造条件，让农民持久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这才是和谐拆迁的秘诀所在。《中国经营报》刊文说：大望京模式成为普遍意义范本必须存在一定前提，就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产权明晰，用途管制”是中央提出的改革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规划管理的法制化，才是首要的改革方向。
“华明模式”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路
在网上搜索“华明模式”，网页足有 149万，由此可见“华明模式”受关注的程度。近年来，天津创新农村城市化模式，在东丽区华明街探索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为龙头，推进农村居住社区、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三区”统筹联动发展，打造拥有薪金、租金、股金、保障金的“四金”农民，有效破解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金和出路三大难题，走出一条加快大城市近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新路子。作为世博园区内唯一反映农村城市化的天津华明示范镇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自2010年5月1日世博会开园以来，每天都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前往驻足观看。华明镇以“4万农民与一个城镇的梦想”展馆共迎来近7万多人参观。
设立城市最佳实践区，是上海世博会的一大亮点和创新点。天津华明示范镇，以“宅基地换房”反映农村城市化的创新模式，成功入选世博会全球55个城市案例之一。这种创新模式，达到了6个效果：即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节约能源和资源、增加就业岗位、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农民共享城市生活方式、逐步缩小了城乡差别。华明示范镇2005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成为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镇的全国试点。
天津东丽区委书记张有会是“华明模式”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中央电视台“三农人物”评选候选人。在他看来，住新房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要通过提供系列生活服务以及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大力推进城乡统筹，使农民切实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和福利。
值得赞赏的是，“华明模式”根据村民的生活习惯和传统观念，本着生态、节能、便利和人性化的原则，突出和体现了“农”字特色，在引入城市优点的基础上，力求保留农村特点，强调民风、民习、民俗，保留农居味道，突出田园特色，塑造风情小镇。并依此科学划分居住、服务、产业设施的功能布局，合理安排商业、学校、公园和市民广场等配套设施。同时，配套建设教、文、卫等民生工程，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华明镇以“宅基地换房”模式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做法及成效，或许可以从“华明模式”的实践者、研究者的论著《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中可见一斑。值得关注的是，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城乡差别缩小，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不仅居住条件得到改善，而且生活环境、文化品位、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发生根本性改观。
启示与思考：城乡一体化建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这个进程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我国已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但应看到，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条件有很大差异。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要使城乡一体化建设卓有成效，除工业化和城市化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外，在具体工作中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具体包括公共财政均等化问题、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问题、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的问题、城乡劳动力统一市场形成问题以及产业发展和居住环境问题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京津地区这些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中，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思考。
一、我认为自己具备担任助理农艺师必备的条件及素质。
1、我在20*年8月取得了助理农艺师任职资格；3年来参与五星乡的各项农业技术推广，对全乡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了解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2、有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精神。爱因斯坦说过：热爱是最好的教师。我热爱农业和农村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很辛苦，经常受到农民的误解和辱骂，付出许多的艰辛却很难收到成效。但我已经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有着为之奉献毕生精力的良好愿望和热情。
3、有虚心好学、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始终没有放松过继续学习，工作的同时参加了云南农业大学举办的函授班培训并参加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勤钻研，善思考，多研究，不断地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自学了计算机知识，能够熟练地进行文字处理、上网操作以及日常维护。
4、有严于律己、诚信为本的优良品德。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以大局为重；严格要求自己，尊敬领导，团结同志。
二、我认为自己具备该职位所必备的能力。
1、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严格执行党路线方针政策，有一定的政治素养。我注重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思想意识的改造，尤其是注意收集报纸杂志上有关农业方面大政方针政策的信息和动向，因此能够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政治敏锐性。
2、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自参加工作以来，我积极参与单位涉及的各项工作，自07年调入五星后我参与“866”工程，虽未涉及主要的农业工作，但也从中学到了不少涉农知识；参与维护五星乡新农村信息网；参与站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站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参与五星乡土壤测土配方施肥试验；参与小满会—2号马铃薯连片种植、甜脆玉米的种植及收购；参与披戛、铅厂、竹箐马铃薯玉米双套的实施及种植管理；参与石龙村的万亩中低产田改造及蔬菜、中药材等的发展。从中深知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熟悉助理农艺师的职责、任务和规范，清楚助理农艺师人员所必备的素质和要求。
3、有一定的创新能力。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爱学习、勤思考，工作中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
4、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假如我能在此次竞争中脱颖而出，走上助理农艺师岗位，我一定不负众望，我自信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及支持下，我一定努力学习，开拓进取，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术水平，为五星的农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为此我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1、对本职工作，定尽职尽责，提供合理建议，给站领导做出决策。其次，一定统筹兼顾，为农科站当好助手，使做出的决策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
2、参与大力宣传新品种的推广，搞好农业优势产业项目的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和管理水平，促进优势产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3、利用党和国家加快西部特色农业发展的契机，立足五星乡实际，参与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特色产业为重点，以富民兴乡为目标，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步伐。在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龙头是关键，基地是基础，中介是桥梁，机制是动力，市场是核心”的工作重心。
4、充分利用我乡现有条件，参与发挥好新农村网的作用，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加快农业信息传递，提高农产品信息服务水平，引导农民步入市场经济的健康轨道。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再仅仅依靠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是远远不够的。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标志，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为生产方式的现代农业不仅仅要求农技人员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更要求我们能够跟得上时展的潮流。
三、立足本职，当好“服务员”。
按照助理农艺师的职责要求，我会发扬好爱岗敬业、勤勉好学、吃苦奉献、开拓创新、求是务实、团结协作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圆满完成站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搞好关系，当好“协调员”。
团结就是力量。人的自身能力是有限的，雷峰同志曾经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的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摘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城乡分隔到城乡融合的理论与实践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城乡一体化将成为城乡发展的基本趋势。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子女德育教育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面，本文基于对兰州市西固区的个案调查，分析现阶段农民教育价值观现状，从而对所出现的问题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德育期望；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一体化促进着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变化，城乡一体化是使城乡人口、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融合，互相服务，从而逐步达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教育向来是改变社会底层成员子女身份的主要途径，从隋唐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广大人民群众就将教育（如科举制度）视为可以信赖的阶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对由教育实现社会发展的描述。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之中，教育更是改变社会底层成员及其子女身份的主要途径，但在二元分割户籍制度的强有力束缚下，农民除了“读书跳农门”之外基本上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合法途径，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便加重了对子女德育教育的期望，希望子女“跳出农门”改变其身份，这当中便产生了很多问题需要去研究。
一、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对子女德育期望现状
教育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农村来说，教育也显得格外重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农村人口本身对教育的认识，接受教育的态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是影响农村教育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相对封闭落后，村民文化素质低下和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生活水平不高，使得农民对待教育的态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一个农民家庭是否进行教育投资的关键是看是否送自己的子女去上学读书。孩子一进校门就意味着家庭必须进行一定的物力和人力投入，调查中，多数农村家庭认为送子女上学读书是去学文化、长知识、提高自己的技能，从而更好的适应将来所从事的工作，过上好日子。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仍未完全打破，有相当比例的家庭希望子女通过读书跳出农门，为子女将来的生活、工作考虑，希望子女学知识有文化，能多挣钱，过上富裕的生活。
其次，由于存在着城乡差别，不少农民向往城市生活。希望下一代能通过教育机制实现身份地位的变化。由于家庭客观经济能力和学校的教育效果两方面的影响，有些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比较随意，认为能念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即使家庭有充足的经济条件，如果教育效果不理想，子女也会失去教育机会。
再次，在农村文盲人口群中，绝大部分由于家庭原因而中途退学，由于未升上学和疾病而退学的只占很低的比例，真正未踏进校门的微乎其微，目前国家发展教育的目标是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那么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外，仍存在着升学竞争，大部分学生被阻挡在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门外，只有部分学生能通过竞争上高中以及读大学。
二、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对子女德育期望出现问题分析
中国人崇尚读书，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及“金屋颜玉”之说。调查过程中，农民对子女德育期望主要存在认知程度比较低，在走访农村一些农户关于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看法时发现，大多数村民认为孩子上学是为了考大学，走出农村，只有少部分人人认为孩子上学是为了识字，能算个帐就行。
首先，农村教育的不发达，教育环境不利于学习，没有学习氛围，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不完善，使得学生基础打的不好，同时上学途中交通的不便，使得学生由此产生厌学，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免了学杂费。书本费也太贵了，一个学期书本费就得三四百元，教材练习册等等就更多了，因此，农村都认为学习不如干活得力挣钱，同时，读完大学找不到工作，有的孩子父母含辛茹苦的供孩子读完大学却找不到工作等问题。
其次，大学的高收费也对农民教育期望产生一定的影响，学生考取一所名牌大学，大概需要5000元左右的学费，而最低的大学每年学费也要2500元左右，对于农村中的富裕家庭，这笔收入不会构成沉重的负担，但很多家庭会因为子女读大学而陷入贫困的境地。
再次，就业风险也对农民教育期望产生影响，高校扩招的明显后果就是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生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几乎所有农民对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都有了明确或模糊的认识，知道目前的就业形势已今非昔比，今天的一张大学文凭已不再意味着铁饭碗，但是，这基本上没有改变农民对教育的期望，他们认为“不读书，只能做粗活和累活”，“如果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那么不是大学生的人就更找不到工作了”，农民认识到，虽然大学生就业难，但是大学资历仍然是求职的一个重要砝码。
三、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对策
首先，需要建立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完善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体制，当地的乡镇政府要对教育大力支持，给予学校尽可能的经济和物质帮助，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环境。加大经费投入，多渠道筹措资金，并且鼓励民办教育，同时政府部门和教育管理部门应尽力争取一些项目投资，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合理确定教师编制和岗位，提高教师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
其次，多角度的对文盲激增的地区进行宣传教育，警惕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的情况下，让人们重新认识教育的重要性，不要贪图眼前的小利而耽误了未成年人的学业。同时，许多文盲人口在实际工作中也明显感觉到了知识的缺乏，离开学校多年后，再让他们回到课堂，多少有些不现实。这时，应和企业进行配合，强化企业的工会组织，合理地安排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给那些文盲工人以学习的时间与精力。
再次，考虑农村师资问题，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和环境。目前国家推出师范生免费政策，鼓励师范生毕业后到最需要的农村中小学任教将会极大的改善农村缺乏优秀师资的情况。此外还应加强校际间的师资交流和支援力度，每年让一些好的学校的优秀教师轮流到一些条件艰苦的缺乏师资的学校去支教也会缓解当地的情况。
最后，要在农村办一些家长学校，对农民加强教育观念的思想教育，还要增加他们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给予科学的技术支持和帮助，使农民意识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开阔农民的视野，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根本上重视教育，努力培养孩子读书。
本论文为2011年度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ycx12054
参考文献
[1]高书国.中国城乡教育转型模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钱理群，刘铁芳.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关键词：家庭农场；经营意愿；农地流转；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所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农业生产经营绩效。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农地规模小且分散、“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难、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农村碳排放量逐年递增等问题凸显，成为严重制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作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与优化配置，在农村系统演进中实现了功能优化，因而受到各国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学者们围绕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特征、发展的模式和类型、产生机理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营的绩效评价与测度、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经营规模的确定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以省域或地区为研究范围来开展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国际上，已有大量研究采用案例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围绕农地制度与家庭农场发展效率、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方向及其影响因素、家庭农场的劳动供给与经营决策安排等方面展开。这些研究表明，以微观视角的研究正引起更多的关注；发展家庭农场等形式的规模经营不仅受农户所处的客观实际与区域宏观政策环境制约，且与微观主体农户的经营息息相关。
湖北是农业大省，农业在省域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逐步推进，湖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不少农村开始出现“空心化”与“老龄化”，客观上需要对原有农地的使用权进行重新分配。此外，湖北农业转型的特征明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已开始不断出现，且发展迅速。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湖北省仅武汉一市就已有各类示范性家庭农场167家①。2013年以来，湖北省政府又不断出台各类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全省各地家庭农场的发展势头就更为强劲。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其发展壮大多受农地规模影响明显；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与耕地流失、农业生产绩效下降、农地“撂荒”等现象并存。因此，有必要在湖北加快推行家庭农场等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已有的实践表明，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是推行家庭农场等形式的规模经营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鲁莎莎等，2011）。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以劳动生产率为评价标准，结合微观个体的风险效用理论，对湖北农户扩大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初步分析
本文的主要分析数据来源于2013年3月至6月间对湖北仙桃、监利、汉川、天门、孝南、大悟等地21个镇97个村的36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来选择样本：在每个镇随机挑选4-5个村，接下来在每个村随机选择4-5户人家作为调查对象。调查以农户自己填写加上调查员对其“一对一访问”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02份，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42份，得有效问卷360份，问卷的有效率为89.55%。调查内容包括受访农户基本信息、基本生产状况、家庭农场经营意愿、及影响农户扩大规模经营家庭农场意愿或决策的因素等。调查结果显示：（1）被调查农户农业劳力老龄化现象较普遍，50岁以上的农户占56.1%，而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所占比重仅为15.0%。（2）户均总人口为5.13人，户均农业劳力为1.83人。（3）户均农地面积为9.1亩，人均耕地面积为1.77亩。（4）2012年人均收入为11 346.27元，高于同期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 851.7元②。（5）农户就业的多样化趋势明显，户均非农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重为74.69%，说明农户兼业的现象比较普遍。（6）户主的就业类型“以农业为主”、“以建筑业和工业为主”以及“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所占比重分别为61.4%、25.8%和12.5%。（7）农地经营面积在5亩以下的超小规模农户所占比重为34.44%，在15亩以下的小规模农户所占比重竟高达89.17%，而在20亩上的较大规模的农户仅占5%左右，这说明农户农地细碎化现象比较严重，而农地规模化经营严重不足（见表1）。（8）约有48.6%的农户有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一半以上（51.4%）的农户不愿意扩大现有经营规模或者无所谓。
（二）理论分析框架
农户的经营行为总是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或维持现有规模之间作出最佳决策，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符合“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依生产的规模报酬原理，农户将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直至利润的最大化，此时农地经营规模达到临界值。其利润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R=Y（x1，x2，…xn）（1）
公式（1）中，R为农户规模经营利润；Y为影响农户规模经营利润或生产决策的各因素的函数；x1、x2…xn为农户家庭特征、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因素。
依风险理论，农户是考虑了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期望自身利益最优化的理性经济人，将在是否扩大现有经营规模这一赌局g中作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经营决策。若假设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概率为P1，此时获得的收益R1；不扩大经营规模的概率为P2，此时兼业所获得的收益为R2，则其经营行为的期望效用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DL=IF（CEEMV）（2）
公式（2）中，DL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它是判断函数IF的函数；L为规模经营要素土地。CE是和一定量的财富相等价的确定性等价物，农户作出是否扩大经营规模决策的效用必须和农户为达到期望效用水平所要求保证的财产水平相等，即CE=U（R1P1+R2P2）。EMV为以货币值表示的在赌局g中农户效用的期望值，EMV=U（R1）P1+U（R2）P2。当CE
农户在是否扩大经营规模间决择的依据是自身期望效用的最大化，而其期望效用又受自身所在地的宏观政策、地理禀赋、个人素质、家庭状况、经济基础等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因素。鉴于上述分析，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用在微观计量领域应用广泛的Logistic模型对湖北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状况等方面来量化测度影响湖北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主要因素。
（三）研究方法
Logistic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两分变量的情况，同时自变量可以全部是定性变量、定量变量，或者是定性与定量变量相结合的情形（钟太洋，2005）。依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定义，文中因变量“是否愿意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的取值为：当农户选择愿意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x1、x2…xn为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各个因素，包括农户个人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特征、外部因素、是否有过租种或代种他人耕地行为等5类共11个。β0为截距项，β1、β2…βn为各影响因素前的回归系数。经Logit变换后，概率函数与各影响因子间的线性关系式为：
三、结果与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以上建立的模型执行二分类数据的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系数的卡方检验显著（χ2=255.172，P
（一）农户个人状况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农户个人状况对其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方向不一致，且均影响不太显著。其中，年龄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为正，即年龄越大，由于体力和精力上的原因，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就越弱，但影响不太强烈。（sig.=0.437>0.05），这与目前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兼业化普遍密不可分。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有反向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兼业或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就越多，对扩大农业规模经营的期望效用就越低，因此就越不愿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鉴于目前湖北省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多集中在初中水平及以下，故这方面的影响不太明显。
（二）农户家庭状况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受农业劳力数、家庭总人口等农户家庭状况因素的正向影响，但都影响都不太显著；且与家庭总人口（sig.=0.666）这一变量相比，农业劳力（sig.=0.182）这一变量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要更为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农业是一个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行业，对传统上意义上的农业来说，农户的家庭状况对其经营的规模有比较重要的正面影响――“人多好种田”。但受目前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以及农业生产雇工现象普遍化的影响，家庭农业劳力的多少、家庭总人口的多少对农户经营规模的影响正在弱化。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向城镇转移，家庭总人口中实际留下来从事农业的劳力并不多，所以农业劳力的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则要更为直接。
（三）农户经济特征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户主目前所从事的职业、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等农户经济特征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均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其中，户主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在5%的水平下影响显著（sig.=0.033
（四）农地的资源禀赋对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家庭承包地总面积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sig.=0.004
（五）其他因素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除了上述因素外，农户是否发生过租种或代种他人耕地的行为，以及农户是否接受过专业培训等其他因素，对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也有影响。其中，农户是否发生过租种或代种他人耕地的行为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sig.=0.000
四、总结
（一）发展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湖北的农村正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阶段，推进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基于仙桃、监利、汉川、天门、孝南、大悟等地21个乡镇97村的36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约有48.6%的农户有扩大现有的农地经营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一半以上（51.4%）的农户不愿意扩大现有的农地经营规模或无所谓。
（二）基于规模报酬原理与风险期望效用理论构建的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的个人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特征、农地的资源禀赋、其他因素等方面探寻影响湖北农户扩大规模，经营家庭农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个人状况、家庭状况对其规模经营意愿影响不明显；而户主目前从事的行业越偏向非农产业、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大、农地资源越匮乏，即流转到一定规模的土地越难，农户扩大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就越弱；家庭所拥有的承包地面积越大，农户扩大现有经营规模的意愿就越强；发生过农地租种或代种行为的农户，其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开展家庭农场经营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加强对农户的专业技术培训，有助于推进家庭农场等形式的农地规模经营。
政府应不断创新和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和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通过反租倒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在全面考虑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主要因素的前提下，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鼓励土地向其集中。此外，为推进湖北家庭农场经营发展，还应进一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效转移与农地流转，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推进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实现农地的高效长效利用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数据来源：http：//.cn/zhengww/zhoukandzb/201316/201316dcbg.pdf.
② 资料来源：湖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zwgk/hbyw/hbywqb/201302/t20130218_4341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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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教育；调查分析
一、调查研究背景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共有1.45亿农民外出务工，其中大约有1亿人是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总数的60%以上。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日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和谐。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科技信息技术等的进步，新生代农民工又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差别。
现今，用工荒与就业难的矛盾问题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我们认为造成此问题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其一，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及就业技能。因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在当前显示出了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们希望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对比的调查研究，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愿望，并通过对当前职业教育现状的分析来探求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匮乏、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不对称等问题的原因，最后将结合调查分析结果给相关部门及企业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的可行化对策。
二、新老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现状分析
1.研究对象分析
从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为工业发展、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务工中逐渐接受了城市文明，使之能更容易、更自然地融合到城市之中。这种通过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是目前切实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与途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不仅制约他们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权益享有和实现能力，而且也制约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政府、工会、企业、社会各方都有责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
本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尚处于底层地位，是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具有农民与市民的双重特征。他们多数出生于60、70年代，属于第一代农民工。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72%的受访者为初中级以下文凭。而且大多数被调查者多从事社会较底层的职业，如：驾驶员、贩卖蔬菜的商贩、工厂普通职工、电焊工，也存在个别职业为公务员、小餐馆老板等。
他们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数人有务农经历，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少人愿干脏活、累活与收入低的活。绝大部分是真正的农民，他们的“根”是在家乡的，他们年纪大了后，大部分人是要回到家乡去的。在从事职业类别的选择上，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职业，多由第一代农民工承担。第一代农民工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更偏向就业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中担任雇主的较多。
2.新老农民工自身职业需求分析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目前职业状况基本满意，但偶尔感觉在工作上还存在一些知识上或技能上的不足，他们想有更好的发展。
大部分人对生活状况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90%以上的人希望自己在事业上能有更好的发展。一半以上的人觉得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将限制自己在职业上的发展。大部分人感觉到自己在知识和技能上仍有不足，约四分之一的人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似乎对生活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然而，与上一代农民工比起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显然有更大的期望。从数据上看，90%以上的人谋求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真正在城市中立足。然而，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局限，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未来的发展。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无法让他们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希望自己有发展，然而却受到自身条件的局限，那么打破这种局限就成为了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诉求。所以，对这些人进行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也就成了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可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对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在受调查人群中，从未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所占比例竟然高达66%。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缺陷。 转贴于
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分析
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知识或信息的66%是通过看电视，47%来自报刊，35%来自书籍，29%来自网络。可见他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途径也更为便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的受访者从未参加过所在企业或社会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24%的受访者仅在上岗前参加过一次。而且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有相关培训也会由于时间原因而无法参加。电视仍是他们获得知识信息的最主要渠道。相对于其他方式，对于网络的运用还很不普遍。这些人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渠道十分有限，机会很少，三分之二的人甚至从未参加过职业培训。
约一半的人偶尔会给自己充电，但总体来说，能经常主动给自己充电的人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班，但由于费用、时间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参加培训班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培训内容的需求明显侧重于实际运用。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他们缺少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其中一部分人虽然接受过职业培训，但也仅仅在上岗前接受过上岗培训，这样的培训显然是不够的，无法满足他们需求。于是，我们就产生一个疑问，现在不是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吗？为什么不能起到作用？通过了解，得到以下原因：培训机构重叠；培训内容单一、缺乏时代性；培训缺乏层次性；培训手段落后。传统的培训手段忽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的特点。更有甚者，利用农民工培训机构可以得到政府补贴这一政策，搞虚假培训，骗取财政补贴谋私利。
二是即使有机会，新生代农民工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职业教育，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可能并不愿意去接受职业培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没有空余的时间，那么如何才能让他们“有时间”，这也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三是严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费用问题。尽管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得到职业教育，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并不希望花太多费用在职业教育上。当问到是否愿意投入一定的资本加强职业技能时，44%的人并不是很愿意。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买单？就这一点，如果都让农民工本身承担，无疑会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企业一般也不会愿意为农民工来买这个单，所以，目光自然就转向了政府。就农民工的想法来说，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更多地承担农民工培训所需的经费。
4.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问题
绝大多数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当代工人的职业技术教育仍旧缺乏资金及政策方面的扶持。这也是我们进行此项目的原因之一。相比较之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当代工人的职业技术教育应由政府投资或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投资。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支持对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高校能够直接参与到当代工人职业技能教育中，向社会开放相关的培训班。也许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有近一半人（44%）似乎不愿意为加强职业技能投入资本。
那么，如何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问题？如何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这其中的关键一环在于政府。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来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同时更要做好对现有的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整合相关的资源，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农民工职业培训系统，并将整个这个培训行业向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政府应更多将农民工培训的相关费用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之中，减轻农民工因此产生的在经济上的负担。
实际上，如今，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以常州来说，从2009年下半年起，常州市总工会全面推进万名农民工援助行动，在华利达服装、老三集团、洛克电器等农民工较多的规模企业中，建立10个农民工培训基地，并依托各级工会教育培训阵地和组织网络，广泛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综合素质培训。同时，各地政府也在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免费的培训机会。然而，较之农民工的整体的人数，从这些措施受益的人数有限，另外，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存在免费培训这回事，可见，政府在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仍显不足。
除了政府以外，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也希望高校可以在农民工职业技能教育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从受访者的态度来看，他们希望高校能够直接参与其中，开设相关的向社会开放的培训班。那么，面对他们这一人群的需求，高校是否要采取应对的措施或者说高校应该如何在农民工职业培训中起到自己所该起到的作用也就成为又一重要课题。
最后，还了解到近半数受访者认为常州高校应在当代工人职业技能教育中担当倡导者（以自身的理论知识向企业和政府大力倡导加强当代工人职业技能教育）、协助者（协助企业或政府为职业技术培训提供师资与设备）和实施者（创造性的开设特色的当代工人职业技能培训班，并向社会全面开放）的角色。
目前有关农村初中生辍学问题的研究，大多强调地方经济落后以及家庭经济困难等经济负担原因。我们认为，在贫困地区农村，经济负担过重的确是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义务教育投入的加大，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摆脱贫困，并逐步走向富裕、小康生活，大多农民家庭完全可以支持子女读完义务教育，经济负担已经不再是这些地区初中学生高辍学率的主要原因了。相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短期利益的诱惑倒成了一个主要原因。在经济困难时期，农村青少年更多的是因为贫困而辍学，是被迫辍学；而在经济好转时期，他们是因为眼前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辍学，是主动辍学。这种主动辍学现象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仍然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类型，这种经济类型在我国目前得到了快速发展，它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也可以适应大多数的工种。劳动密集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对农村初级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供求又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在城市，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另一方面，农民工劳动力的供给却严重不足，已经持续多年的、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现象就是个典型例子。广东省现有1900多万民工，是全国农民工的主要接纳地。但正是在广东，缺工现象表现得也最为严重。农民工缺口近200万人，缺工率近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缺口约40万;东莞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缺工近27万人。在农村，诸如种植、养殖等农副业以及个体工商业、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乡镇企业等小规模“初级经济”正在迅猛发展，它也需要大量的本地劳动力，而由于农村人口出生率趋向降低，农村劳动力也普遍出现了短缺现象。
正是这种初级劳动力的严重短缺现状，对农村中学生主动辍学起到了强大而直接的“拉动”作用。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发展给农村青少年（包括没有读完初中的）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发展机会，不少初中生正是在这种新经济形势中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才纷纷主动弃学进入社会寻找工作机会的。正因为如此，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开始，不少经济条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的农村地区，就开始出现了初中生自愿退学进入社会“就业”的现象（有一部分学生是辍学后直接外出打工，另一部分则是在家待上一两年后才出去打工），而且已经形成了一股“风潮”，这种风潮严重影响着农民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和农村中学生的求学心态。
另外，在家长看来，以前子女辍学在家“没事可做”，如今只要他们辍学后能够找到相应的工作，给家庭带来一定收益，他们对子女辍学的反对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而是具有更高的容忍度。
二、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农村中学教育状况得到了不断进步和完善，突出表现在农村初中适龄少年毛入学率的提高，更多的农村少年有机会接受初中教育。然而，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后，初中辍学率仍然居高不下。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在以乡镇为样本的抽样调查时发现，被调查的17所农村初中学校，辍学率参差不齐，差异性较大，最高的为74.37％，平均辍学率约为43％，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初一3个班、初二2个班、初三1个班的情况。
昔日许多农村儿童因贫困而辍学，是被迫辍学，而在当今社会整体经济条件和教育条件都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从经济条件方面看，完全可以供得起自己的子女上完初中，为什么还会出现初中生辍学率如此之高的现象呢？为此，国内学者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
研究资料显示，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趋势下，目前农村地区初中辍学生中，因家庭贫困、劳力不足和父母对子女教育不重视等原因引起的辍学生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约占25％，而因学生本人厌学引起的却占有较高的比例，约占65％。这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导致初中生辍学的主要因素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已由过去的以外部强迫被动性为主的辍学，转化为以学生主动性弃学为主的辍学。我们将这种在外部强迫被动性原因相对减少情况下学生主动弃学的现象称为自愿性辍学。对农村初中生自愿性辍学原因的分析，是进一步提出解决这一问题方案的基础，将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中学教育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新形势下的经济、教育和个人心理等诸方面，综合性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三、从“读书无用论”到“读书无望论”
目前，有不少研究认为，是“读书无用论”导致了农村初中高辍学率的产生。“读书无用论”认为，上学读书没有给受教育者带来足够的利益价值。它有新旧两种版本，“旧读书无用论”认为，知识本身没有价值，书读得再多也没有实际价值；而“新读书无用论”则主要从教育投资和收益对比出发，认为教育投入没有产生应有的收益，处于“划不来”“亏本”的状态。我们认为“读书无用论”的提法值得商榷。
首先，“读书无用论”忽视了广大农民对科学文化知识价值的认识转变。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还没有得到足够发展，农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的时期，农民家庭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解决温饱问题上，他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相对于精神文化需求要强烈和迫切，因而对于读书求学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读书无用论”流行，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农村中学生的辍学。但是，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人们思想已经得到很大的解放，科学文化知识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性不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和高度重视，继续沿用“读书无用论”或者所谓“新的读书无用论”来解释农村初中高辍学率的现象已经不合时宜。
其次，“读书无用论”并不符合农民真实的对文化教育的客观态度。我们应该看到，在今天的广大农村，绝大多数智力正常的农村人都不认为知识无用，他们都很重视文化知识。随便去问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没有几个从主观认识上说读书没有用、知识不值钱的，即便有人在说“读书没用”，那也只不过是嘴里说说而已，真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有机会有能力读书上大学的时候，个个还不都是砸锅卖铁地都要坚持上学？“只要子女有出息，再多的钱我们也要千方百计凑齐来支持他们完成学业”等想让子女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想法，才是当今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思想和心态。
再次，“读书无用论”直接把农村教育问题的责任，推到了农民的思想认识这一“表面”原因上，无形中转移了人们对传统教育体制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这一“根本”原因的视线。因为从客观情况来看，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教育体制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希望太渺茫了，上大学对他们而言简直比登天还难，读书不是没用而是没有希望。正因为如此，农民才会认为读书不如种地、打工有用。但是，不论是农民，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当面对回报机会很小的某种投资时，都会认为这种投资是“没有用”的，就像不少人认为投资无用一样。
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是“读书无用论”，还不如说是“读书无望论”促成了农村中学今天居高不下的辍学率；“读书无用论”不过是在“读书无望论”基础之上产生的，后者才是辍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在目前，即使在富裕起来的农村，初中生在继续求学的道路上也看不到多大的前途和希望。对于农村初中生而言，如果想继续求学，他们的最终目标很少是仅仅为了上高中，而无非都是为了上大学，因为具有高中学历和具有初中学历两者在社会上就业的相对优势并不明显，他们不会只是为了上高中拿个高中毕业证。而要上大学就要进入比较好的高中（一般都是市、县重点高中），要上重点高中就又得进入重点初中，因为非重点学校进入更高一级学校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由于中学教育资源城乡分配的不公平，重点中学多在城市和县城，农村初中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市、县，使得只有极少数的农村孩子有机会进入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这种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造成的城乡差距在我国已经长期普遍存在，它使得农村孩子在上大学的希望上感觉渺茫甚至绝望，择日退学、弃学的意愿自开学伊始，早巳隐约埋藏于农村初中生的头脑当中。
所以，对于农村初中生，除非初中学习特别优异、有希望上重点高中，否则还不如不上高中，而不上高中就没有必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经济投入来读完初中和参加中考，就上个一两年，学会几个英语单词以及一些物理化学基本常识就够了。因此，只有那些很看重初中学历的学生才会坚持读完初中并参加中考，而那些不看重初中毕业证的学生则更多地想到了中途弃学，早早进入社会，准备参加社会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农村地区的初中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出于利益驱动，暗中给中途退学的学生“开绿灯”，只要他们交够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发给毕业证书，这无疑对学生自愿辍学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从“渴望学习”到“厌恶学习”
关于应试教育的弊端，多年来已经备受教育界等各方面的指责。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2005年6月曾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前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或者应试教育的倾向，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偏离了党的教育方针，重智轻德体美，不重视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应试教育把师生的精力集中在频繁的作业和考试上，使学生负担奇重，以致不能乐于学习甚至厌学。一些地方初中学生辍学率很高，有的超过30％。但是，人们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教育领域，应试教育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危害一直受到人们的忽略。其实，农村中小学教育受应试教育的危害最为严重，它给农村学生带来的身心危害就是厌学情绪，而多数调查都表明，厌学是农村初中学生辍学的最直接、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因。
首先，应试教育的评价标准单一，容易使文化课成绩差的学生产生厌学情绪。长期以来，我们的农村初中教育体制一直以文化课考试成绩标准和应试选拔思路来考察和培养学生，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质被忽略，因而应试教育对学生能力素质的评价标准非常单一。应试教育标准使得那些文化课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得不到学校老师、家长以及周围同学的应有重视和尊重，甚至受到歧视，例如不给他们相应的辅导以及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等，这就使得这部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产生厌学情绪，进而萌生主动退学动机。“初二辍学高峰期”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一点。因为从初二开始，学校中的中考氛围开始越来越浓厚，校方这时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在那些中考“有希望”的学生身上，那些不想继续“深造”的学生这个时候感受到的却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和抛弃：学校对他们的学习不管不问，管理上一切都要以中考有希望的学生为中心，例如有些学校干脆就把“好生”和“差生”进行临时分班管理，这无疑严重削弱了“差生”继续学习至初中毕业的愿望。另外，由于求学道路的艰辛与无望以及自身学习能力的限制，有相当多的农村初中生并不打算考高中或中专，他们的目标仅仅是读完初中，学习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体验初中生活。这样，以应试选拔为导向的应试教育评价体系显然不符合这部分学生的心理需求，不可避免地造成这部分学生的厌学情绪，从而造成自愿性辍学。
其次，应试教育使学生校园生活和学习生活单调乏味，容易使学生产生普遍的厌学情绪。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使得农村中学中的教师专业结构单一，缺少非文化课的专业教师，不少学校中的音乐、舞蹈、美术、体育教师都不是专业出身，而是由文化课教师兼任，因此素质教育在农村缺乏施行的相应条件，应试教育成为农村中学的主要导向。这就导致了农村初中校园生活的死寂沉闷，严重压抑了正处在青春期的初中学生的活泼好动、追求新异刺激的心理。另一方面，农村教育当中的非文化课主要是完成指定教学计划任务而已，并不是面向学生才艺的开发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才能被埋没在文化课卷面考试分数当中，那些拥有各种才艺天赋和潜质的学生得不到及时地发现和培养。不少学生反映，整个初中生活无非就是读书、背单词、做作业和考试，这样的学习生活实在太枯燥乏味了。
再次，有研究表明，城市取向的教材内容和课程难度偏大以及实用性不强，这也是导致农村初中生产生厌学情绪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许多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一直沿用和城市一样的教材和课程，而这些教材和课程的难度和应用性主要依据城市环境和城市学生学力来设定，没有考虑到农村和城市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别以及农村少年和城市少年的身心发展差距，这就使得农村学生在学习这些城市教材和课程时普遍反映难度偏大，离农村现实环境很远，实用性不强，因而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和厌恶情绪，进而导致自愿性辍学。
五、青春期心理需要
目前有关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强调了教育体制、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家庭等外部环境对学生辍学的影响，而往往忽视了学生本身关于辍学的心理需要。我们认为，初中学生渴望独立、自由、成长的青春期心理本身，是自愿性辍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部主观因素。
首先，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尤其是外出打工，它满足了农村青少年的渴望独立和长大成熟的青春期心理需要。在许多农村地区，中途退学后的初中生大多都选择外出打工。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经济收入，更多的是满足一种自由、独立和成熟的心理需要。一方面，打工使辍学学生挣脱了家长和老师的严格束缚，逃离了家务和学业的樊篱，他们可以在外地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行为活动，具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满足自己特定的消费需要，因此从根本上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打工期间的社会锻炼，这些学生似乎一夜之间就进入了成人的角色，例如学会了抽烟、喝酒、谈恋爱等等，完成了一种从童年向青年的转变，他们从内心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此外，以打工锻炼为辍学理由，不少父母也持默许和支持的态度。
其次，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心理断乳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对长辈具有反抗和叛逆心理，对摆脱长辈的约束有强烈的愿望，他们不愿意和长辈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交流，而更愿意和自己的伙伴、朋友相处和交流，因而群体归属感特别强。但在农村地区，因为村子一般都不大，加上计划生育后农村家庭人口的减少，一个村中各年龄段的同性同龄少年一般都比较少，加上村与村之间往往相隔比较远，—个山头—个寨，因此农村初中学生的非正式群体（伙伴、“哥们”等）主要局限于本村的同龄少年，其群体规模比较小，四五个左右。这样，一旦群体中的个别成员不想读书或者被迫退学，其他的成员心理上就会受到影响：一个是对学习的影响，离校的学生在社会上的悠闲自由、“潇洒”，使其他还在校的学生产生对社会生活的向往，无心向学；一个是对群体归属感的影响，在校的学生会感到自己与离校学生的疏远——尤其在学生“拉帮结派”现象严重的初中校园——为了维持群体关系，不少学生选择退学以维持一种青春期的群体归属感。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自愿性辍学的农村初中生大多是“成群结队”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初中生的自愿性辍学是在大的社会背景外因以及学生主观内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青春期心理需要、厌学等内部因素成为学生离开学校的向外动力，而社会经济诱惑等外部因素则成为拉动学生离开学校的外部动力，家长、学校等方面对学生任意辍学的容忍和默许态度是学生辍学的“剂”和“心理稳定器”。在这些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导致农村初中生辍学率的升高，造成了部分农村青少年对知识追求的淡漠和绝望，因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用新的思维和新的眼光去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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