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欧洲模式 美国制度 经济效率
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人口老龄化、环境变化等诸多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缓慢。针对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国外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基本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创新不足，经济结构调整迟缓；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改革的负效应短期内显现，时滞和测度因素是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据此，本文尝试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对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进行简单分析，无论对欧洲经济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发展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概况
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模式。美国制度，是美国和英国实行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企业的自由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企业经营目标。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他们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它们的优劣，人们一直有分歧。由于法国和德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再次被人们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米歇尔?阿尔贝尔就欧洲与美国的矛盾这个角度来分析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他认为欧洲一体化将产生新的欧洲经济模式，并断言欧洲合众国将会比美利坚合众国更美好。阿尔贝尔先生提出，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们有某些相似性必然成为21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
美国企业的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显示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一场起源于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突然发生了。由于风险资本增长迅速，小型新技术企业发展很快。
20世纪90年代，在新技术革命中，欧洲模式落后了，资本市场不如美国发达，风险资本市场规模小，小型新技术企业筹资比较困难，因此新技术革命进展缓慢。但其他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视，例如德国统一花费的成本比人们开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由于通货膨胀率低，欧盟的实际利率较高，因而使欧洲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缓慢。在欧美两种模式的较量中，如果最有争议的、效率最差的、最粗暴的美国模式取得主导地位，这是危险的。我自己认为欧洲模式是有前途的，因为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欧洲经济结构的主要弱点在于它的人口结构，即老年人的比重增加很快，它与美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经济效益并非注定要伴随社会不公，今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将出现新的矛盾是错误的。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始终存在着互相协调和配合的作用。实行欧洲模式的国家就是这样。我认为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市场过于僵硬，但这种僵硬已经不再是社会福利必然的副产品了，因为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不一定就损害经济发展，也不必然损害国际竞争力。欧洲模式的经济优越性来自于无与伦比的工业能力和贸易攻击力。他们特别重视生产，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促进企业把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让我们看看北欧国家（芬兰、瑞典等国）的例子，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最发达，财政压力也最大，但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却很强，特别在信息与通信等新技术领域。诺基亚是一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
二、欧洲的前景
然而，全球化的今天，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迫切，我认为无论是欧洲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它都是有阶段性的和有规律可循的，这也正好为经济发展谋求一个新契机。所以我仍相信欧洲经济能在短时间内复兴起来，
第一、无论与90年代之前相比,还是与同期美国相比，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不断减缓，主要原因是电子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等部门的增长相对较低。
第二、欧洲模式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宪法规定的宏观经济稳定和以社会公平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凝聚，欧洲宏观经济稳定制约短期欧洲经济增长，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凝聚与长期经济增长相互促进。
第三、90年代以来欧洲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就业率，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但欧洲信息通信技术资本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于美国，是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从部门层次看，欧洲电子制造业以及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于美国。
第四、技术创新是欧洲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技术模仿影响不大,欧洲已经接近技术前沿面。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研究开发、人力资本等创新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欧洲技术进步缓慢的决定因素包括欧洲研究开发活动相对较少、人力资本投资和存量较低、产品市场规制较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金融市场规制差异较大等。
第五、里斯本战略实施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改革效应显现，就业率提高，促进欧洲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增加，但由于技术进步缓慢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劳动生产率增长继续恶化。金融危机对欧洲潜在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将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欧洲长期竞争力。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希腊发生债权危机、西班牙经济问题凸现、欧盟未来十年经济战略颁布??欧盟的2010年，似乎是从多事之春开始的。欧洲在埋头打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许会有种“又来了”的心态。
各领域进程不一的一体化程度，东扩后不再同质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欧盟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新欧洲”、“旧欧洲”、“核心欧洲”和英国、美国之间组成的五角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绵长的“欧洲统一”的“贤哲之梦”而言，已经成为惯常的考验。而欧洲在实践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争辩。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比如，2003年5月31日，因对美英两国无视欧洲诸国的反对而出兵伊拉克不满，哈贝马斯联合德里达邀约30多位欧美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那场关于“欧洲统一之路”的辩论。
最近出的简体中文版的《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让更多中国读者见识了那场辩论及其后续，也由此读到了“文化欧洲”及“公益/公共物品欧洲”之外的“意识形态欧洲”。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搭档并发表檄文，本身就囊括了可以引起一场知识分子大辩论的要素：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皆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事关欧洲未来的话题。
这块“引玉之砖”俨然是战斗性的。文中呼吁由法德两国主导建立“核心欧洲”；对外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声音发声；反对美国唯自己意愿是图的外交政策；对内加强“欧洲性”的建构，以文化的联结填平“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差异??他们大声说出了“重建欧洲人的欧洲”。
论文摘要: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使国际社会感到担忧和不安。世界需要多极化,因为只有多极化才能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像欧洲国家一样,亚洲国家也一定能以新思维和向前看的态度处理所谓的“文化裂痕”,进而启动统一进程,最终成为继美国、欧盟之后的多极化世界的一极。
一、概述
目前,研究和关注亚洲未来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机构与学者不乏其人,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诺贝尔奖得主曼德尔多次发表谈话并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一个统一的亚洲货币可能会成为现实,世界最终将出现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同时,欧洲的许多大学(如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佛雷登索大学、英国的牛律大学)里,也有一些人在研究和探索一个未来统一的亚洲的可能性,希望会出现一个“亚盟”与欧盟、美国一起构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国内外学术界也有人对亚洲统一持怀疑态度,认为亚洲与欧洲存在太大的差异,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不同的和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政治制度、各国的经济实力也存在较大悬殊,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而布局分散,“亚盟”的出现几乎不可能。美国哈佛学者亨廷顿认为,亚洲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文化裂痕”将难以逾越,甚至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亚洲区域内爆发。
因此,研究未来“亚盟”,倡导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紧密型社会、经济合作,不仅具有学术前瞻性,而且对于修复和消除所谓的“文化裂痕”、维护亚洲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多极化的世界需要“亚盟”
前苏联阵营崩溃之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充当着国际警察的角色。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失去了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腐败。法国总统希拉克最近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在这个世界里如果只有一个主宰力量是危险的匕这种危险明确地表现在美国推行其国家战‘略的时候相当傲慢,甚至有时对其欧洲盟国也不管不顾。一个鲜明的事例就是其近年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曾经用巡航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处理科索沃问题的做法0美国的这种强权政治违反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因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在国际法面前都应平等。但是,目前美国一意孤行使用不公正力量和手段加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单边主义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甚至其盟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忧虑和不满。
事实证明,世界确实需要多极化,因为只有多极化才能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为例,欧盟在努力与美国抗衡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需要“亚盟”的出现。从另一角度讲,“亚盟”的出现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一个多极化的、有多个警察的世界里,美国遭遇的风险也自然会大大减少。实际上,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相适应的先进的文明、文化和科学的政策策略,即使具有强大的具有威慑力的导弹防御系统也难以使美国固若金汤。“亚盟”的概念必将对未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来自欧盟的启示
1945年,当欧洲还处于一片废墟中时,欧洲国家开始酝酿区域性合作,以新思维和向前看的态度处理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争议。2003年4月16日,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首脑聚集在希腊首都雅典就10个新成员国人盟举行签字仪式。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五次扩大成员国,也是扩大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进展,为欧盟实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梦想奠定了基础。扩大后的欧盟从目前的巧个成员国增加到了25个,人口增加20%,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5%,经济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目前,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市场。目前的欧盟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独立的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区域性政治力量。
在实施共同货币方面,尽管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对启用欧元而放弃其本国货币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憾。特别是德国人对放弃其以稳定和坚挺而闻名于世的马克而深感犹豫。然而,为了获得国际竞争合力而放弃本国利益,德国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接受了欧元。欧盟边界的进一步扩展不仅仅意味着地缘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作为区域性合作,欧盟的建立与运行为区域性社会经济合作起了良好和积极的示范作用,并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与模式。
欧盟的超国家管理体制和职能并非是要将成员国的国家职能取而代之,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体制。在各成员国的大部分的国家职能依然保留的情况下,欧盟建立了一些跨国职能,如共同预防犯罪、共同刑事犯罪、跨国警察部队。自从1995年申根协定签署以来,欧盟的13个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出人境检查和关税,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和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欧洲统一的另一个特征是,欧盟成员国的所有公民可以自由进人各成员国的劳务市场就业。这种开放式就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在欧洲渐进式的统一过程中,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业已形成。例如,如果一个德国人在法国就业,他的养老金费由法国雇主按照德国的标准支付。法国雇主的人然后将所收取的养老金费转付给德国社会保障部门。
欧盟的发展经验还告诉我们,是一种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原则”在欧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家庭、街道居民、学校、普通公民率先发起了欧洲国与国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姐妹合作和交流,为欧盟的最终实现奠定了社会基础。
欧盟在马斯格里特条约的第36条款和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第5条款中这样规定:“在不属于政府权力专门管辖的范围内,社区组织将发挥作用。根据自下而上的原则,只有在(欧盟)成员国不能够有效采取措施并取得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才会介人”。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原则才使得欧盟得以正常运转,使得各成员国的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欧洲的愿望和能力得以加强。自下而上的原则是欧洲人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又可以服务于成员国各自的利益。这种价值观既允许自治、独立,也鼓励自力更生。
亚洲国家可以参照欧盟的模式,按照亚洲的实际情况 设计与构建未来“亚盟”的超国家管理体制。在各成员国平等、民主的原则下,可以效法欧盟的“法德英”三驾马车,设想由“中、日、韩、东、印”五驾马车来发挥领导作用。
四、中国在未来亚洲统一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故的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着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共处与合作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作为亚洲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而且在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内的区域性合作。亚洲《博鳌论坛》是由中国政府倡导和举办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旨在推动亚洲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技术合作,由亚洲国家(地区)政治家参加的会议。该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个讨论亚洲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极好的平台。
20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未来亚洲区域性合作的第一步。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外贸依存度日益加大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因而希望尽快打人中国市场。2000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相继陷人衰退困境,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保护主义的加强,给东盟国家经济的打击不小。结果,使得这些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与此相反,随着中国加人}1T0 ,市场改革的步伐将明显加快。从而,中国市场的内在巨大潜能就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由于中国实行了积极稳妥的财政货币政策和扩大内需,所以,在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出现衰退时,只有中国的经济还在继续增长。从三大经济体陷人衰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大市场中,东盟国家看到了其经济复苏的希望。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双赢的战略性举措。
对于中国而言,“亚盟”的概念意义重大。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并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促进亚洲的区域性合作负有重要责任,因此有义务在筹建未来的“亚盟”方面有所贡献,以发挥一个亚洲大国应有的作用。未来的“亚盟”如果变为现实,必将为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促进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为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相似。在统一进程中,德国积极消除了其他欧洲国家对其可能重新崛起成为政治和经济超级大国的恐惧心理,而成为欧洲统一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不是领导者。吸取德国的经验,中国正在尽力消除其它亚洲国家对中国日渐强大的疑虑和复杂心态,以一个大国的胸怀和宽容处理好中印问题、中日问题以及与其它周边国家的利益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国近几年来所奉行的“韬光养晦”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做法非常有助于起到这样的作用。
欧洲统一的经验表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才是推动欧洲统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加人欧盟并没有牺牲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一旦不能够满足成员国的国家利益,欧盟将会分崩离析。区域性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内国家的利益服务;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在于要使相关国家增加受益。显然,未来的“亚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中国需要和亚洲国家一道才可能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强有力的一极,以有效地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经济学家预测,在20年内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这种预测也许有些过于乐观。但是,20年内,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是可能的。
五、实现未来“亚盟”的可能性
联合国的第八条款是专门为鼓励区域性社会经济合作而设立的。而且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ESCAP)负责协调亚太地区国与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事宜。
与欧盟相比,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合作显得比较松散,也缺乏相应的组织形式,在某些国家间存在着世人所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近年来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亚洲各国(地区)加强区域社会经济合作以维护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要求日益迫切,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纵观世界形势,冷战体制结束后,亚洲政治局势的趋于稳定,为亚洲各国、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合作创造了前提。在经济合作方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是亚洲各国(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外部因素;亚洲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是推动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亚洲各国(地区)间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成为促进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加强经济合作的保证。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80年代为7%,90年代大体保持在7. 5%一8%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
东盟10国在区域性社会与经济合作方面为亚洲国家(地区)做出了榜样。中国积极地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朱铭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于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由亚洲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未来的“亚盟”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分阶段实施。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由于经济利益和日益增强的外贸依存度,下一步日本和韩国也极其可能加人进来。目前,关于10十3的机制已经在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多次进行了探讨与协商。中国和印度也在探讨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中国政府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建立自由区的建议。经济利益的驱动终将促使这几个亚洲的主要国家实现更紧密的经济合作。
亚洲拥有得天独厚的人力和资源优势。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国际化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还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对市场和资源更激烈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亚洲国家必须努力通过互惠合作来趋利避害,增强亚洲的整体竞争力,亚洲需要有一个亚洲人自己的合作框架,以便加强对话和沟通,相互协调。亚洲经济要实现快速、可持续性发展,就需要建立合理的合作机制。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亚洲应该与时俱进,亚洲国家的合作和繁荣将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论文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带来了许多启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应以民间交往与 文化 交流为主要途径逐步培养东亚意识、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以制度建设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为重点、以中日合作为关键，还要坚持地区开放主义，争取美国的支持。
一、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
欧洲曾饱受战乱之祸，然而，二战后，通过一体化的成功实践，欧洲实现了持久和平和长期繁荣。
1．煤钢联营，为一体化选择了正确的突破口。二战后，法、英、西德等国的 政治 家们多次呼吁欧洲各国走联合的道路。然而，欧洲联合从何处入手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围绕煤钢资源，德、法曾展开过百年争夺。要消除战争隐患，必须从西欧各国共同关心的煤钢 工业 入手。1951年4月18日，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正式建立了以共同 市场 、共同目标和共同机制为基础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在运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实现了煤钢资源在成员国间的最优配置，解决了德、法长期争夺的煤钢资源的归属问题，使德、法从“对手”变成了“合作者”，为欧洲联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法、德“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推动一体化的核心力量。18701945年，法、德问进行了三次战争，巴黎曾两度被德国占领。实现法、德和解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关键。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指出： “要使欧洲国家统一起来，必须结束长达百年之久的法德间的冲突。”1963年1月22日法、德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法、德联盟的思想，把联盟关系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德联盟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核心。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德两国相互谅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顺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坚持制度创新，为一体化提供持续动力。一体化是人类 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是全新而没有先例可循的。欧洲一体化的每一项实践都可以说是创造，而最大的创造就是它的制度。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其实就是“制度化的一体化”，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确定了一体化的走向，为一体化的深入和扩大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可以说，没有一系列的制度，也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辉煌成就。“概括起来，欧盟制度大体由基础条约、条例指令、裁决判例、议事提案、表决规则等部分组成。”其中基础条约在欧盟制度建设中最为重要，欧共体／欧盟的机构严格按照基础条约的规定而设置。此外，从欧共体到欧盟，在机构设置、机构运作、政策制定与执行、决策程序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这个意义上，欧盟也是个法治的共同体。
4．成员国主权部分让渡，欧盟超国家机构不断强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成员国主权部分让渡、欧盟超国家机构不断强化的过程。通过签订一系列重要的条约和文件，欧共体／欧盟建立了一整套包括立法、 行政 和司法机构在内的超国家机构和决策机制，成员国主权被部分让渡给了共同体超国家机构。这种让渡是逐步的、相互的，也是自愿的、平等的。在欧盟内部，成员国国家主权不是最高的。在处理欧洲联盟法同成员国国内法关系的问题上，原则上坚持欧洲联盟法优先地位的原则。欧洲法院在若干个著名的案例中都是坚持这个原则。成员国进行部分主权让渡，既维护了成员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又保证了共同体超国家机构的高速运转。
5．推行共同结构政策，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多赢”和“共赢”。随着一体化的逐渐扩大，成员国的数目越来越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突出。为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欧共体／欧盟推行了共同的结构政策，设立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帮助落后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 资源 开发、扩大生产性 投资 等。欧盟的扶持对象不是按国别来确定，而是按经济 社会 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德、法等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也能得到基金的扶持，各成员国普遍受益，从而也调动了发达国家的积极性。结构政策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欧盟国别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欧盟最不发达的成员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明显上升，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增强，外部吸引力扩大。
二、东亚 经济 一体化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1．东亚各国存在巨大差异。东亚各国在 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政治上，既有 资本主义 国家，也有 社会 主义 国家。在经济上，各国发展水平不一、参差不齐。在文化上，东方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 儒家 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存在，并且影响着不同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东亚国家的 民族 构成相当复杂，跨界民族众多。民族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2． 历史 问题与现实争端并存。欧共体／欧盟各成员国对于历史问题，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早已达成共识。而在东亚，日本与中、韩等国对待历史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和平 宪法 、日本国会议员甚至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引起中、韩等国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东亚各国还存在领土争端以及对能源和 市场 的激烈争夺。此外，东亚国家普遍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 发展战略 ，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 工业 制成品上，相互间竞争性较大，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3．中日矛盾重重。毫无疑问，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两大力量。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加强合作，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 台湾 问题、能源问题、钓鱼岛归属等问题上存在多种矛盾，在地区合作上缺少互信与协调精神，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4．合作制度欠缺。目前，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已形成了“10+3”、 “10+l”机制及中、日、韩三国协商机制，并具体落实了一些配套机制和框架协议。但是，这些机制仅限于为协商和讨论问题提供平台，统一的、稳固的、有约束力的制度远未形成。其原因有：第一，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亚洲经济”与“不干涉内部事务”之争；第二，东亚国家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对刚性的制度疑虑较深，更倾向于通过双边协议达成共识。
5．外部影响因素。美国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在东亚地区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会无动于衷，美国不希望东亚地区形成排他性的内部市场，它会千方百计地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对东亚经济～体化建设施加影响。
三、欧洲一体化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1．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为主要途径逐步培育东亚意识。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欧洲意识是欧洲一体化的精神纽带，也是欧洲一体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培养地区意识。现阶段，应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为主要途径，培养与强化民众对东亚地区的认同感，增加向心力与凝聚力。应积极举办有企业家和学者共同参与的经济论坛，以此带动民间企业的广泛合作；应尽量多地组织文化年、文化周、 艺术 节活动，促进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应加强 新闻 媒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增进民众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应充分利用东亚各国 人口 流动 成本 低的优势，扩大地区内的人员交流，提高各国间人员交流的自由度；应在积极吸取 西方文化 有益成果的同时，大力弘扬东方文化，并将东方文化推向世界。
2．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制度创新是欧洲一体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目前，东亚地区存在的“10+1”、 “10+3”及中、日、韩合作机制缺乏制度性安排，仅仅依靠协商、平等、自愿的原则无法保障合作和交流的顺畅开展，更不能对违背者施以惩罚，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应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第一，东亚国家应签订有约束力的国家间条约，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巩固经济一体化的成果；第二，成员国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由共同机构统一行使，实现跨越国界的资源配置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第三，将“10+1”、 “10+3”及中、日、韩合作机制有机整合，形成统一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合作机制。
3．进一步加强 经济 领域合作，争取“共赢”。欧洲一体化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因为这一领域的合作不涉及主权、领土等敏感问题，最容易开展，见效也最快。东亚一体化建设也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关税联盟、实施共同的 农业 政策、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而逐步实现的，这些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东亚各国应逐步削减或取消关税，以促进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建立农产品的统一 市场 ，建立农业基金给予贫困地区农民直接生产性补贴；还应该认真吸取1997年亚洲 金融 危机 的教训，加强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逐步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稳定汇率机制，抵御金融风险。
4．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欧洲联合以建立“煤钢共同体”为突破口，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目前，东亚地区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中、日等亚洲国家能够在能源这个关系到各国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问题上加强合作，将会有力地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在东亚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应以能源问题作为牵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因为在东亚各国经济形成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情况下，利用能源问题牵制他国，等于是牵制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强能源合作，应考虑以下三点：第一，在国际能源开发方面建立适当的开发和协调机制，避免恶性竞争，并在石油储备领域加强合作；第二，东亚各国共同维护中东到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的海上通道，确保东亚地区的经济命脉：第三，在东亚各国逐步普及先进的节能技术，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率，还要在新能源开发领域加强合作。
摘要：先后获得1999年和2000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的《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认为1750或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社会经济文化优势，亚洲或东亚（尤其是中国）超越或者至少不亚于欧洲的各个主要方面。二书的作者弗兰克与彭慕兰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都进行了解构。他们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并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地域性，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联系性。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双方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虽然猛烈地开火，但其解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论上的极端化、简单化和史料上的偏狭性、暧昧性不能不是二著存在的严重缺陷。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二著实际上是从"一元代性"到"多元现代性"的经济视野的探索和理论突破。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
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然而不言而喻的是，很难想象，最近几年来，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竟以申请救助者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欧债危机以来发生的诸多内部冲突，正在展示一个与以往人们印象中大不一样的欧洲。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欧洲曾为人类文明发展树起新“灯塔”
谈到欧洲，另一桩旧事同样记忆犹新。大约15年前，笔者在某军事院校读书，一次意大利国防部长来华访问并到学校举行小型演讲。部长先生精神抖擞，谈及欧洲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共同安全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以及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文明成就，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在评价亚洲问题时，则直言亚洲在安全机制建设上尚很缺乏，这方面应借鉴欧洲的经验。笔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位部长的言辞中，闪耀着欧洲“老师”面对亚洲“学生”时的自信和优越。
欧洲人的优越感是有“底蕴”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各主要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丧失曾经拥有的大国荣光，然而在退出最高层级的世界政治权力场后，欧洲另辟蹊径，以整体面貌在政治和人文领域作了大量探索，力图以另一种方式证明自己仍是人类文明的“领跑者”，而它产生的影响也的确较超级大国不遑多让。概而言之，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欧洲人的成就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国际关系上，构建了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二是在公民权利上，建立并完善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三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多元主义的发育成为重要思潮。四是在政治建设上，民主体制日益完善。
从洲际比较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区，在上述四个方面能与欧洲相提并论。即便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社会建设上也无法与欧洲相比，如美国人在医疗保险上所享受到的福利，就远不如欧洲。
债务危机暴露欧洲文明的局限性
欧洲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这些精彩实验和探索，能否使欧洲得到巩固，并进一步成为人类共同的路标呢？
在千禧年来临的前夕，相信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欧元刚刚诞生，欧洲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看起来都生气勃勃。不过10年光景，现在不仅在欧洲之外，就连欧洲人自己也开始对前景产生怀疑——欧元会不会崩溃？欧洲的统一还能不能得到有效维护？
欧债危机严重打击了欧洲人的自信，也让欧洲一度潜藏在繁荣背后的百衲衣现出了原形。受危机影响，过去3年间，欧盟27个成员国中已有17国经历了政府换届，17个欧元区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政府下台。欧洲各地充满了找不到工作的人群，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危机如高致命的病毒迅速传导到其他领域，或者说引爆了其他领域早已存在的问题。欧洲人引以自豪的当代文明创造，近3年间已面临严重挑战：
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舆论普遍认为，过于奢侈的福利水平，已经成为欧洲自己制造的一座大山。欧洲人从生到死享有的良好社会保障，正在耗尽欧洲早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基础。正如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居伊?索尔曼指出的：旧欧洲陷入了福利国家的严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只是让它暴露了出来，而非罪魁祸首。
移民保守主义和种族主义兴起。不久前结束的法国总统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竟获得近18%的选票。这个曾力主多元主义的国度，在前总统萨科奇主政期间，两次大张旗鼓驱赶罗姆人，通过了反对穆斯林女性在公众场合包头巾的法案，在绷紧的对外来移民和穆斯林的不信任中，一位穆斯林移民后代于2012年5月在图卢兹制造了一起震惊全球的血腥杀人案。
不仅法国，整个欧洲世界对外来移民不愿融入欧洲文明，已越来越缺乏耐心，文化保守主义正在回潮。往小处看，这是欧洲各国对穆斯林人口增多将冲击其国家特性有着恐惧；往大处看，是欧洲对人口变迁将动摇其文明（文化优势）怀有担忧。20世纪以来，欧洲在世界上先是失掉了军事优势，接着是政治优势，但欧洲人在思想意识中，尚对世界其他地方存有文明（文化）的心理优势，认为欧洲文明（文化）最为先进、最具普世价值。如今外来者不愿融入欧洲文明，无异于敲打了欧洲人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债务危机以来，欧洲人不是认真地寻找自身原因，而是动辄把罪过推给他人，认为是其他的国家和人民抢走了欧洲人的工作岗位，并以廉价商品打垮了欧洲的制造业。欧洲人的反应是要将外来商品拒之门外——民意测验显示，80%的法国人欢迎欧洲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欧洲的一些社会精英也开始支持这种看法。
关键词:东亚;欧洲;金融合作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东亚”是一个泛指,一般指“10+3”国家(地区),即东盟十国(ASEAN,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1997年7月,以泰国货币危机为端倪,继而演变为东亚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东亚几十年经济发展创超的“奇迹”给以致命打击。这些国家汇市暴跌,股价狂泄,利率上扬,外汇供不应求,通货膨胀大幅上升,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大量国际投资纷纷外撤,导致一些国家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出现政治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带来的不仅是金融、经济和社会动荡,同时也给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缓慢进程敲响了警钟。东亚各国从这次金融危机之中清醒地认识到东亚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个国家的经济事实上已经容为一体,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是必须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还充分显示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柱的当前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对于防范和处理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在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和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东亚地区应致力于推进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和金融合作。欧洲是目前最成功的金融合作区域,欧洲金融合作对东亚金融合作具有借鉴意义。
一、欧洲金融合作的情况
(一)欧洲的货币合作
欧洲的货币合作有两个背景:
1.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从属于美元,最初有利于各成员国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流动。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导致欧共体成员国货币大幅频繁波动,影响了国际贸易及结算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利进行。所以,欧共体成员国决定建立欧洲货币合作体系,以摆脱美元波动的冲击。
2.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关税和贸易限制的取消,加深了成员国之间经济的依赖。
不过,成员国间计价货币的不同,汇率的经常波动容易导致经济摩擦,所以,为了发展共同体内部贸易、巩固关税同盟及共同的农业政策,需要各国之间的货币合作。在这两个背景下,欧洲货币合作逐步推进:从建立支付同盟到经济、货币、汇率政策的协调,再到一致的汇率安排,共同的货币单位,成立货币基金,最终以欧元统一欧洲货币。
(二)欧洲金融市场合作
20世纪90年代前,欧共体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初步消除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签署后,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欧洲国家间证券市场的结盟合并。
1998年7月,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卢森堡3个证券交易所达成联盟协议。1998年11月27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马德里、米兰和苏黎世等欧洲8个主要股票交易所总裁在巴黎举行会议,就组建单一的泛欧证券交易市场达成共识。2004年4月,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公布结盟计划,组成欧洲第二大股票市场“Eu.ronext”。同年5月,伦敦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宣布联盟计划,组成“国际股票交易所”(ix)。此外,欧盟内部的期权与期货交易所合并不断;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与德国Termin.borse交易所(DTB)合作;法国国际期货交易所(NATIF)与西班牙巴塞罗那交易所(MEFF)联合,组建欧洲交易所(EUREX)。
在政策层面,1999年5月,欧盟制定《金融服务行动计划》,包括42项改革措施,涵盖证券、银行和保险业所有金融机构。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正式批准该“行动计划”,拟到2005年全部完成,从而消除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存在的所有障碍。欧洲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格局,加速形成一个强大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洲国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总价值已大大超过美国。随着证券市场一体化的深化和证券交易所联合,考虑到统一货币带来的汇率风险消失和发行、交易成本下降等因素,欧洲金融市场将发挥出更强大的整体力量。
二、东亚金融合作的启示
(一)适当选择利益切合点
欧洲金融一体化开始于“煤钢联营”,煤和钢两者皆是二战中的重要战略物资。把煤和钢统一于“煤钢联营”这样的框架之中,使得任何一国动用这些战略物资,都要经过国际程序,从而使得当时二战以后对战略物资的使用附加了限制。“煤钢联营”增加了欧洲各国对未来合作的信心。目前,亚洲各国政治、经济竞争冲突较为激烈,尚无法找到有力的利益结合点来推动区域一体化。
(二)确立合作的轴心
欧洲金融一体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强大稳定的德国和强劲稳定的德国马克。目前,东亚不具备区域性货币合的类似条件。现在,有关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提法主要有“日元区”、“人民币经济区”。但从日本和中国的现状来看,目前两国实际上都不具备领导东亚范围内的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现实条件。
(三)合作理念的建立
在欧洲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必须共同走向未来”的意识即“欧洲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亚洲而言,能否在防范金融危机、繁荣区域内贸易等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一种“亚洲意识”至关重要。
三、对东亚金融合作的借鉴
(一)东亚金融合作需要以正规的制度建设替代“逆效合作”
欧洲货币合作有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和规范,从而保证了各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目前东亚的货币合作却表现出明显的“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特点。APEC只是个论坛性质的经济组织,而“东盟方式”强调组织和决策的非正式性、非强制性,对有损合作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不能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因此,东亚经济合作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同时各国成为严重的“搭便车”的人,都想分享合作的好处,却不想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必须用一种正规化的制度建设替代这种“逆效合作”。需要制定若干制度和规范从而明确各个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改革东盟的非制度性质,进行制度的重新构建。但是,这只有在各国面临相同的经济政治背景时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但只要各国达成强烈的合作共识,并不排除此种方式实现的可能性。
(二)不能完全效仿欧洲货币一体化
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社会意识形态等与欧洲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东亚货币一体化不能完全效仿欧洲一体化之路。
首先,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远大于欧盟成员国,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并存,经济起飞与停滞、倒退并存,少数
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广阔的落后农业区并存。各国开放程度、金融自由化程度不一。
其次,东亚各民族文化在国别、民族层面上富有集体主义和大一统思想,但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合作精神。
第三,东亚各国的民族和文化差异远胜于欧洲。欧元区内主要以日耳曼和拉丁两大民族为主,而东亚地区民族众多。欧洲大多数国家官方语言属印欧语系,具有同源文化特征;东亚诸语言分属汉藏、南亚、阿尔泰等多个语系,文化差异显著;欧洲人多信仰基督教,虽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区别,但差异不大,而东亚地区复杂,宗教常成为地区冲突和种族骚乱的根源;欧元区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相近,而东亚地区则存在多种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货币统一和经济一体化要求区域内各国合作、让步甚至妥协,对于历史积怨甚深、民族关系复杂、重视国家利益的东亚各国而言可能会遇到比欧洲更大的障碍。
(三)东亚可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具体操作范式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迄今为止唯一通过协议方式取得成功的跨国货币统一。欧元实践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包括可操作性很强的法律和条约文本、组织机构的设置、详尽的制度安排、技术解决方案、国家管理机制创新以及丰富的理论论证等。欧洲和亚洲具体情况不同,但亚洲在构建自己的货币同盟时可充分利用和借鉴欧元的实践成果和经验,在跨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等领域吸取欧元实践的经验教训,最大限度地避免成员国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将前期的建设成本和货币区建成后的摩擦成本降到最低。
(四)东亚必须采取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渐进模式
欧洲货币一体化由一个构想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经历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货币政策协调、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和通过欧洲经货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等三个段,从创设欧洲计账位,到最终推出欧元,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充满了艰难曲折的历程。
1.从经历的时间上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经济合作到欧元的出现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这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性。
2.从合作的次序上来看,欧洲货币合作以经济一体化先行,货币始终是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只有货币的统一而没有经济体系其他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只能导致货币与经济的分离。
3.各国保留财政政策制定权,但必须保证低赤字以避免通胀向别国转移,货币政策交由欧洲中央银行共同制定,共同货币的出现安排在各个层面就绪之后,这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层进性。
4.从签订协议的数目来看,堪称货币联盟历史之最。由欧盟各国磋商达成的协议都以总结前期工作和规划未来合作为内容,反映了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发展。协议的签订推动着货币合作的进程,协议的数目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全面性。欧盟实践的经验是,货币一体化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亚洲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政治联盟只有组织松散的“东盟”,其它国家可参照欧洲模式,建立次区域联盟。可行的步骤是立足于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现实,遵循先易后难,先松散后紧密的原则,制定阶段性目标,然后从局部到整体,从简单到复杂,在实践中逐步推进。
参考文献:
[1]谢世清.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郑海清.东亚金融合作制度设计和效应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