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社会资本；重构
本文得到广西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打造战略支点与区域创新发展”研究生学术论坛（编号：YCLT20144009）支持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4月15日
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转型，新的社会关系元素融合到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导致农村社会资本匮乏或变迁，因此，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使农村社会资本在传统属性的基础上正确融合现代元素，引导农村社会资本正常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门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高度概念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近年来，已嵌入现实新经济社会，成为探讨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问题的有效工具。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理解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拥有相互熟识和认可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关系的持久网络相互联系。在布迪厄社会资本概念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集合体，是资源的集合体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联系。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类似的社会组织特征，社会资本也和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生产性，它使得社会实现中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并提出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生产社会信任，社会信息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因素。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目的行动中可获得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对社会资本的诠释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严格意义上对社会资本界定的分歧只是研究对象或侧重点不同，主要包括社会资源结构论、社会关系网络论、个人中心论和群体中心论。
（二）农村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运行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实现基础和承载体。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横纵向或在地域上扩展或收缩。农村社会资本主要是把区域范围对象定为广大农村，来考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社会资本简单定界就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包括农村社会关系中的互惠、信任等。
二、农村社会资本结构分析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大多是基于问题导向，研究问题的侧重不同，其分析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然而，可以把农村社会资本的描述和分析细化为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三层面具体分析农村社会资本的实质。
农村个人社会资本。农村个人社会是农村社会个人拥有的用于实现个人现实目标的社会关系资源。个人的社会身份越多，所拥有的资本存量就越大。这种个人的社会关系资源，具有特定的耦合关系，即个人所拥护有的（权利、财富、信用）等关系资源在现实中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农村个人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个人的身份地位、信用、责任等社会关系属性。这种关系属性可以辐射其他社会关系资源。费孝通用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辐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社会关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
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在社会学理论中，邻里是基于地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邻里社会资本表现在地域空间上社会关系的网络资源。而村落邻里指在广大农村地域中，局限于比较狭义区域（如某个乡镇）的村与村之间空间上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村与村之间社会关系的相互共享，相互获取社会资源，包括信任、互惠、参与等。
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农村区域是指在比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风俗习惯的农村区域（如少数民族地区），也包括具有类似文化的县域。这里的农村区域主要是从文化和风俗习惯上来划分的空间社会关系。因此，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指的是在这些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农村地域中社会关系资源禀赋，包括文化上的依赖、风俗习惯上的感情交流、区域性信任与互惠等。
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村个人社会资本、村落邻里社会资本、农村区域性社会资本上分别表现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然而，三个层次的农村社会资本有相互联系和耦合方面，如果只是单一的分析三个层次，对于复杂多变的农村社会资本来说单调性凸显，不利于与农村社会资本的流传和再生，制约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重构农村社会资本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三、农村社会资本重构路径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 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 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 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 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 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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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5]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 农村区域 经济发展 制约因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区域经济经历了四次重大飞跃，珠三角经济区域的繁荣，浦东新区成功带动长三角经济区域增长，振兴东北老工业及西部大开发，每次区域经济的成功都为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区域分布广、文化差异大，历史原因导致的经济差距也很大，一时没有办法找到大规模带动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方法，农民的收入、农民的素质、对农村区域的投资是限制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下面针对这几个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农村人口的收入问题。
农村人口基数大，而且从业单一，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很多。农业生产率偏低，农村中有劳动能力的壮年大部分都外出务工，仅在务农季节回家耕种，农村区域的非农业发展欠缺，剩余农村人口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剩余劳动力多且他们的生产技能水平较低，这些内在原因在我国农村中普遍存在；从外界因素分析，农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贸易环境差，农民进行贸易活动时利润较低，这些都是造成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二）农村的生产投资问题。
农村投资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农村整体收入水平低，没有储蓄；仅有的储蓄被银行吸收后投入到城市中，只有小部分投入到农村区域，而且农民在贷款时经常遇到阻力，例如农业生产周期相对于银行规定的贷款周期较长，农业效益不固定，通常较低，而银行贷款的利息又很高，金融机构本身有盈利要求，农业利润受外界条件和管理水平影响较大，加上很多农民的信誉观念较淡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贷款困难。
（三）农民的主动投资问题。
农民自身对生产的投资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观念淡薄，缺少投资动力；二是缺少投资技术；三是缺少诱惑。对于第一个问题，自古以来农民以农耕为主要谋生办法，自己自足，始终处于温饱状态，没有竞争压力，不会主观迫切想要改善生活，也就没有向生产上投资的动力。对于第二个问题，投资需要一定的投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对法律知识、政策知识和所从事生产的专业知识的了解，还要求投资者有决策能力和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这些是农村人口不具备的。对于投资诱惑，投资的预期收入影响因素很多，投资项目、投资政策、政府的作风等都会影响，对于农民来说过于复杂，心理安全度较低。
（四）人口素质问题。
农村人口教育质量普遍较低，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缓慢，这是限制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解决人口素质问题，资金短缺、投资动力不足就能够有效缓解。正如前面提到的，农民综合素质提高后，他们的主动投资意识就会增强，更好的发现良机，资金的积累也会变得相对容易，最终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不解决农民素质问题，一切靠外部作用推动通常收效甚微，浪费了大量资源又不能提高生产效率。
三、解决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策略研究
（一）加强政策扶持，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培养优秀的科技人才，鼓励优秀青年人才到西部去、到农村去，拓宽教育领域，提高人口素质。
将科普知识、医疗卫生知识等放入学校课堂，采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最有效的措施是依靠政府定期拨款进行免费培训，可以加强农业产业的劳动率，还能够促进农民转业，还有实行城市开放政策，现在有部分城市采取了很有效的办法，政府在城市中筹办培训班，免费为农村闲置人员或进程务工人员的家属培训，短期的培训以后，这些学员都能够很好的胜任家政等工作，收入可观，这种做法解决了闲散农民的工作问题，增加了城市就业率和城市财政收入，这种做法表面看似需要财政支付培训费，但是实际上农民工作以后的税收远远超过了培训费，因此可以在全国普及应用。
（二）解决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资金问题，要进行彻底的农村金融改制。
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要肩负起社会责任，不能完全以营利为重，要提高对农村区域的服务质量，加大扶持力度；按照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设定合理的贷款期限和额度，消除农民贷款的障碍；从农村吸收的储蓄存款尽可能的投放到农村产业；充分发挥农业银行的职能，扶持农业开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建立产品加工基地等方面的贷款，还要在优化产业结构上下工夫，扶持有潜力的非农业产业；当地政府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贷款信用观念深入农民心中，引导农民以正确途径获得资金；制定特别政策，吸引城市企业到农村投资。
（三）生产资金的投入能够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提高农业发展，要注重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生产劳动率，研究发展高产量高效率的农产品，改善这些恰恰需要大量的资金，吸取合理的投资可以让农业和非农业产业共同发展，农村区域经济需要作出产业调整，创造优秀的生态环境，发展优良农业；改善贸易环境，增加从业人员数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总之，投资可以全方位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
（四）解决农村负担重的对策分析。
加强税费改革制度，保证农民交税规范化、合理化，杜绝巧立各种名目乱收费，2005年我国实行免收农业税，这一政策实行后解决了很多实质性问题，第一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第二减少了追税工作，第三让农民意识到国家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政策真的有了变化；做好反腐败工作，反腐倡廉精简机构，以身作则，压缩乡村干部的行政花销；公平公正、严格执法，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行使自身合法权益权利的积极性。解决农村经济贸易问题，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保护农产品的价格，制定合理的价格制度；改善贸易环境，禁止强买强卖，对农产品按照质量等级给予补贴，在提高农民积极性的同时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同时，还需要做到如下几点：改善交通条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宣传手段，做好科普知识的普及，帮助农民树立市场意识；政策倾斜，建立农村区域的投资保障制度；改进政府形象，反腐倡廉，依法办事，提高公众形象。
四、小结
不是有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地方政府要在实践中发掘、总结经验，细细体会国家政策，科学地将政策和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不同的农村区域有自身的特点，不可以完全照搬其他区域的制度。总之，着手解决实际问题增加收入，加大政策扶持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农村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要在摸索中前进。
（作者：蔡武斌，丽水学院商学院农村区域发展专业2009级学生；蓝伟东，丽水学院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峰.推进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制约及发展方略.农村经济，2007（12）.
[2]范小玉.加强整体规划，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研究参考，2007（18）.
关键词：探索研究；新农村；城镇规划；规划理论；
随着新农村规划体系的形成，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还加强了城镇化进程。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规划为龙头，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只有加快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的经济集聚能力，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也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和平县规划特色简介
1．1现状城镇特色
和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 和平县辖17个镇,239个村(居)委会,总面积2310平方公里,人口近50万。和平,是一个山好水好人好区位更好的宜居之城,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之城,更是一个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新兴创业之城。今天的和平,生态和工业并驾齐驱,古色和亮丽交相辉映。今天的和平,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和平县地理位置独特,南邻珠三角、北靠江西省赣州地区,辐射内陆；交通便利,粤赣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纵贯全县；生态环境优美,客家风情浓郁,红、古、绿三色交相辉映,王阳明文化积淀深厚,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文化旅游开发潜力极大。全县温泉资源丰富,水量大、水温高、水质好。全县共有露天泉点40多处,泉眼达200多个,其中较大的温泉有11处,水温大都在45℃-95℃之间,含偏硅酸、氡等多种对人体有益成份,极具开发价值。
1．2规划基本思路
本次规划的基本思路由“背景研究――指导思想――技术措施――规划目标最终目的”五个方面贯穿而成。背景研究从“宏观发展条件”和“自身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着手。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以县域副中心城镇为目标、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以生态名镇为保障”三个方面，其中：以县域副中心为目标，采用“小城镇、大战略”指导思想，以历史文化名镇为特色，采用“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挖掘并塑造历史文化名镇特色，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以生态名镇为保障，采用“尊重并利用”的方针，梳理城镇肌理与生态环境要素，打造生态名镇基本框架。
本次规划除了运用常规的规划技术措施外，重点突出旅游发展规划、名镇保护规划、城市设计思维三方面的内容。从而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发达、资源节约、生态持续、特色明显、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规划目标。最终达到“指导城镇经济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
2小城镇和新农村现行规划理论
2．1小城镇总体规划的理论框架
我国地域广阔，民俗差异、经济差别大，使小城镇规划的理论也注入了区域观点、动态观点和个性特色，加上小城镇形成的历史时段较短，使得规划工作开展相对较晚。目前的理论研究将小城镇规划体系划分为“2个阶段、3个层次”，如图1所示。
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内容层次按照新的《镇规划标准》可分为发展规划、建设规划、管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小城镇历史演变规律和发展机制分析；小城镇在上层次区域的地位分析；区域村镇体系规划；小城镇社会经济现状存在问题的解决及发展战略目标；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并进行城镇人口与用地规模论证，进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规划；进行用地综合评价，确定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确定城镇结构形态与功能，确定各类用地的综合布局安排；制定容量控制规划或控制性规划图则；制定对外交通及城镇道路交通系统规划；综合协调城镇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热力、环卫等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和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城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游憩等社会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确定城镇园林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提出人防、消防、防洪等综合防灾目标及总体布局；综合协调小城镇镇区与规划区的各项建设和用地布局，确保居民“菜篮子工程”所需的蔬菜等副食的供应；根据需要与可能，提出历史文物保护与风景名胜利用措施，编制旅游规划；提出旧城改造措施、城镇远景规划与近期建设规划以及项目建设时序等；提出创建城镇特色的规划措施；制定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的措施、经营城镇的原则意见、城镇管治的原则设想等；进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实施规划的步骤、方法、措施的建议。
2．2新农村规划的理论框架
新农村规划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要求，在认识上和理论研究上都还没有形成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现有的一些理论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的。新农村规划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从理论体系上大致可划分为村庄建设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2个层次。①村庄建设规划。依据乡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村庄的建设规模和建设用地界限，统筹安排村民建房以及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村庄居民提供切合当地特点、与规划期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居环境。②村庄整治规划。依据村庄建设规划，确定村庄具体整治项目，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重点解决饮水、行路、用电、垃圾、污水等问题，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和古树名木、古村落、古民宅等历史文化遗迹，带动村庄整体环境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3小城镇和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的问题
3．1小城镇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目前小城镇规划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对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不够深。针对小城镇特色、现存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规模、创造特色、实施规划等一系列发展战略问题没有很好地研究。以至于规划几年一修编，设计做出来了，问题却未解决，导致规划前后一个样，对小城镇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指导作用。②跟上层规划缺少联系，又无法指导下层规划。一方面由于指导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再加上一些规划单位的编制成果也较粗糙，使得小城镇在编制总体规划时无法把上层规划作为依据，造成做出的规划在区域内部缺少有机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水平和专业认识上存在局限性，使得大多数小城镇总体规划偏重于集镇建设规划，而对镇域镇村体系规划重视不够，无法指导村庄的规划建设，从而制约了各自然村落的发展。③总体规划缺乏弹性和特色。多数规划编制单位在编制规划时对影响小城镇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考虑较少，使得规划成果缺乏灵活性，规划设计在落实时成为城镇建设的机械地施工蓝图，阻碍了小城镇的发展。再加上目前普遍存在“千镇一面”的现象，使得小城镇更无法找准位置，不仅丧失了已有的特色，而且规划后在产业上也没能形成新的特色，在区域内未形成影响力，无法带动村庄的发展。
3.2新农村规划理论存在问题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可真正将新农村建设纳人国家计划应该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后。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加上我国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差异较大，到目前虽然对新农村规划理论做了一些研究，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其现有规划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对新农村规划理论体系研究较少。很多地方对新农村从认识水平到规划技术上都存在一定误解，将新农村规划简单地认为是多建几栋房、多修几条路、多建几个工厂等，所以作出的规划图纸在实践中落实起来难度较大，也无法扭转现有村庄的实际面貌。
②现有新农村规划理论根本无法指导各具特色的农村的规划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各地差异较大，对新农村的理解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要想让各个地域的人都能接受新农村，至少在规划理论上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能拘泥于一种或几种常规模式。
③多数地方将新农村规划理论与小城镇规划理论混同起来。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按小城镇的要求搞农村规划建设，不仅浪费成本、实施难度较大，最后还会搞得不城不乡，不利于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④多数新农村规划缺少与上层次规划的衔接。新农村规划涉及到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任何固步自封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要充分分析村庄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和优势，跳出“新农村规划来做新农村规划”的思维，真正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真正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质量。
4协调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发展
4.1摆正新农村和小城镇规划的顺序
“城乡建设，规划先行”已成为所有理论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共识，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和小城镇规划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健康发展的有利保障。要防止规划工作、管理工作中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义的作法，同时也要改变以往把新农村规划与小城镇规划混同的做法。从规划理论上理清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实施顺序，将以“发展规划”为主的观念转变到以“结构规划”为重的思路上来;将“由上而下”的规划顺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规划顺序;将就村论村、就城论城的观念转变到整体分析、统一规划的理念上来。
4.2 从规划理论体系上完善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关系
小城镇由于规模小，发展不稳定，必须加强区域分析与研究才能正确把握其发展方向。以往的小城镇总体规划虽然强调做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深度，而实际操作当中对规划的范围多是围绕抒镇建设用地一块展开讨论，对于区域内的村庄基本情况了解和把握不够，使得镇域村镇体系规划成为摆设，无任何科学性和实用性。区域内一旦引进企业或某个产业进行调整，都会使整个规划修改过甚至要重新做过，规划根本无法指导和促进乡村的发展，有时反而会成为制约城镇发展的教条主义。为此，必须将新农村规划纳人小城镇规划当中，并且要“自下而上”逐级汇总，分析把握好自身的优势，整合资源、合理布局，留出空间为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步骤如图3所示。
5结束语
内容摘要: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而县域特色产业则是新农村建设的突破点,本文分析了县域经济的内涵并通过对白沟模式的研究,及县域特色产业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得出:应通过县域特色产业的良性互动来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县域经济 县域特色产业
杜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及其建设意义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为目标,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包括:一是推进现代农业的新发展,二是形成县域经济的新格局,三是培育农村市场的新主体,四是完善乡村治理的新机制,五是创造乡村生活的新环境,六是树立乡风民俗的新风尚,七是促进公益事业的新发展,八是营造农村和谐的新局面。
(二)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在发展的新阶段总揽全局、与时俱进的历史选择,是根据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则是这些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我国,新农村建设是促进二元城乡结构加快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的战略举措,因为新农村建设本身就是一个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是让农民在农村就能享受到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建设新农村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和谐村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县域经济内涵和县域特色产业的地位
(一)县域经济内涵
作为理论体系最基础的单元,县域经济的内涵是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的起点。目前有关县域经济的内涵多是从地域范围出发,相对于城市经济提出的一个区域经济学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认为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层次,本身包括县经济、乡镇经济、村经济和户经济四个层次。县域经济具有承上启下联结城乡的作用。对上,县是微观经济层次,接受上级的宏观调控,对下,又是中观经济层次,起宏观调控作用。从行政区划和经济关系的角度,将县域经济定义为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区划内的国土为载体,以县域为中心,以乡镇为网络,以县级政府为调控主体,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在更大区域的分工协作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经济体系。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重要推动,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
目前有关县域经济内涵的概括还不全面,没有突出县域经济的综合性、农民参与县域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特征。一方面,县域大部分在农村,农业是县域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工业和服务业在县域内也不断发展壮大,从这个角度说,县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经济。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一样同属于市场经济的体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主体,只是在市场化程度和政府的级别上有所不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两种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县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主要靠当地农民,农民是市场参与的主体。综合这两点来看,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重要推动,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地域特色的综合性经济。
(二)县域特色产业的地位
县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连接点,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环节,是强国富民的基石。而县域特色产业作为县域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是依托当地的特色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并具有一定规模,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县域经济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的大部分,第三产业的一部分,都产生于农村地域土地之上。由于县域特色产业包括了第一、二、三产业,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其实也就是发展县域经济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即特色产业。反过来说,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应该包括发展农村经济中的第一、二、三产业。
县域特色产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分布在各个县域范围内,绝大多数农民居住县以下的区域中,从这个角度看,县域经济本质上是农村经济,是直接面向“三农”的经济,它的主题就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受国家长期以来的宏观战略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总体发展缓慢,对农村建设带动作用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和谐社会背景下,应把发展县域特色产业经济作为壮大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以此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
(一)从理论层面上看两者的关系
从理论的层面上看,发展县域特色产业是建设新农村的内在客观要求。二者在诸多方面联系密切,相互促进。县域特色经济发展并不是必须要弱化农业,削弱农村经济,在县域范围内,特色产业和传统农业总体上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从长远看,二者存在互补、互促关系。
1.县域特色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石。一方面,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一种行政型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以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直接关系着民生,关系着农村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繁荣的农村经济做物质基础,整洁的村容村貌和文明的新风尚也就无从谈起。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全面”即不再单纯的依靠农业发展农村经济,而是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要“繁荣”就要利用优势,壮大优势,而农村的优势,就是其蕴藏的特色资源。所以,以特色产业为依托,将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
另一方面,县域特色产业有能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立足本地实际,充分发挥有优势的特色产业,积极发展商业、旅游业、加工业和其他服务业。通过发展商业,把现代的商业业态引进农村,提高农民的消费质量和生活质量。通过发展旅游业,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通过发展加工业,首先就可以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使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2.县域特色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农业一直停留在低效的传统农业,农民增产不增收,致使以经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陷入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如果继续在“农村―农业―农民”的体系内循环,把眼光仅局限在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架下,则很难走出这一困境,新农村建设也举步维艰。因此,要把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作为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实际情况表明,凡是新农村建设搞的好的地方,基本上都各具特色。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寻找适合各地的个性化发展模式。个性化的发展模式,就是立足当地实际,找准突破口,发展特色产业,以此作为农村经济的增长极,实现突破性发展,并依托优势打造强势产业使这一产业上升为整个区域的支柱产业。例如盛产农特产品的地区,大力发展农产品的种植业、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尤其是农村旅游业既能带动农村经济、增加收入,还可以促进农村的房舍改造、道路整修和绿化,改善村容村貌。
3.新农村建设是县域特色产业的坚实后盾。农村在县域内占绝大部分地域,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是农村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劳动力多数是当地和周边的农民,风土习惯相近,而且农民多有“恋土情结”,即使工资相对低一些,也会选择留在农村,这样既便于管理又节约成本。二是农村的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是影响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基本制度。经济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突出,各地纷纷进行了不同的探索。资金问题是农村建设的一个普遍和关键问题,健全合理的财税制度可以为县域产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公平轻松的发展环境。三是广大的农村是拉动消费的“超市”。产业发展创造的巨大消费空间,主要还是从农村寻找出路。
(二)从实践层面上看两者的关系
河北白沟以箱包闻名于世,素有“中国箱包之都”之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后,白沟镇根据自身实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模式:即“先商业化,再工业化,通过城市化,最终实现国际化”。工业化就是以集群化模式发展箱包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大力发展与箱包市场有关的产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形成规模。据统计,截至2008 年底,白沟地域范围已有规模企业300 多家,加工企业3000 多家,个体加工户上万家。能生产33 大类、上万个花色品种的箱包,年总产量近5 亿只,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全镇社会总产值全年完成107.5亿元。市场成交额全年完成258 亿元,位列全国百强商品交易市场第18位,成为全国箱包产销基地之一。辐射范围达到5 个县市、50 个乡镇、500 个自然村50 万人就业。人均纯收入全年达到10349元,基本达到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农村的落后面貌也大为改观。白沟模式最突出的启示:
1.新农村建设要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今天的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是不争的事实,农村蕴藏着大量分散的特色资源也是客观实际。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市场,但如果完全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这些资源,改变农村,可能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和承受巨大的代价,因此,在把“两只手”结合起来的前提下,要突出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这一点,白沟经验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白沟镇区,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企业家;既是领导者,又是经营者。200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聘请专家制定产业和镇区发展规划。以“十城”为目标,不断改善硬件设施。同时,通过每年组织举办一次箱包服装节来提高知名度,增加市场交易额。2009年的第八届白沟国际箱包服装节实现交易额15亿元。除此之外,政府又兼顾着管理市场的职能,对市场的管理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白沟的每一座商城都设有市场管理委员会,其总经理由政府委派。
2.新农村建设要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的主体地位主要包括经济参与的主体和利益分配的主体。据统计,白沟市场的经营主体、工业投资主体95%以上是农民。白沟人经过多年的跑市场、建工业,才有了今天的产业规模。
工业化带来的利益也是由广大农民来享有的,据统计,白沟二、三产业的受益主体95%以上是农民。政府在税收和店铺的租用上给予了农民极大的优惠,让农民能得到切实的财富。有了经济基础,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步向现代的城市生活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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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体育； 农民体育；新世纪； 中国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13l一05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是重点也是难点”的论断以后，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问题，进一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这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出台为农村发展，其中也包括农村体育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20世纪相比，我国农村体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值此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之际，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梳理，以便为广大体育研究者全面认识和把握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提供借鉴，进而为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问题提供参考。 本研究以“农村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民体育”、“乡镇(村)体育”、“村落体育”为“篇名”，利用中国期刊网索引收集到2000年至2006年5月有关农村体育的研究论文169篇。就研究成果的数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者的地域分布等方面对已检索成果进行归类分析，力求发现研究中存在的成绩与不足。
1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1．1论文的数量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的数量是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和受重视程度的重要依据。为了比较，我们以相同“篇名”检索1979至1999年20年中有关农村体育研究成果只有53篇，且其中73％是1995年以后发表的。而新世纪以来的6年多，发表的相关论文有169篇。也就是说，新世纪以来的6年多的农村体育研究论文的数量是20世纪后20年间的3．19倍，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并且，新世纪以来有关农村体育的研究呈明显的逐年递增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体育科研工作者是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的，是与农村体育发展需求相适应的。
1．2研究成果的区域分布
新世纪农村体育研究中对省(市)自治区的区域研究较多，约占总论文数量的53．4％。从我国的7大区域看，多集中于华东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其中以西北地区为主体的西部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最为突出，占总文献的20．1％；而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范围内的研究成果仅占总文献的8．3％。
形成研究范围较为集中的潜在原因：首先，我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使边远、贫困的西部地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成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而东部发达地区，是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先锋，成为小康社会农民体育发展的样板，研究具有示范性和可行性。两极性特征，吸引了研究的注意力，诱发了研究热点。其次，研究热点地区均是我国农村人口最多、问题相对集中、影响最大的地区，对这些地区农村及农民体育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而内蒙古、海南、新疆、云南、和黑龙江等省(区)则是我国农村人口较少，较为分散，农村体育难于发展的区域。最后，差异较大地区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和人才等资源分布不均，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3各区研究者人数及所属研究机构分布
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从地域上看，华东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占总研究者的76．3％，其中以华东地区居首，占总人次的34．3％，东北地区最少仅有4人次。华东地区农村发展层次较高，农村体育发展较好，且分化显著、差异较大，是农村体育研究的动力源。同时也是我国体育科研人才分布不均的真实写照。
作者所在机构以综合类和师范类高校占主体，为73．4％，体育学院占20．1％，而研究所和体育局仅占3％。这种情况说明，作为专门从事体育科研工作的研究所对农村体育问题研究尚没足够的重视，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缺位。
1．4论文类别
农村体育研究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较多。论文表述的方法有调查法、访谈法、个案研究、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数理统计、对比研究及逻辑分析等等，但按社会学研究分类方法可归为调查研究、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3类[1]，农村体育研究中以综合运用调查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为主，而实地研究较少，仅占研究文献总数10％，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实地研究(个案)数量极少，只有1、2例。可以看出，研究方法的单一与规范性的缺失，使农村体育研究方法层次以反映现象的、表层的调查研究为主，而具体深入的可以发现深层问题的实地研究过少。
就研究对象而言，反映多层次性，主要体现为宏观笼统农村及农民的体育研究、反映省(市)自治区总体农村及农民的体育研究、对小城镇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较多，其中以宏观的农村及农民体育研究为主体的论文，占成果总数的62．7％，而对广大农民主要聚集地的村落体育研究最为薄弱。
1．5主要研究领域与代表性学术观点
(1)关于基本概念研究。
农村体育基本概念体现在对“农村”、“农民”、“农村体育”、“农民体育”、“村落体育”的认识上，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都有忽视这一前提性研究的现象。因而研究出现相互矛盾或结论相反的问题，出现了谁是农民，哪里是农村的争议。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只有3篇论文。反映出农村体育研究的科学性、严密性还有待提高。吴振华、田雨普[2]一认为“那些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以村庄为长期居住地的那一类人才可称为真正的‘农民”’；而曾理[3]。认为，农村体育是指“在农村地理范围内，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鉴于现状的复杂性和研究的必要性，有研究者提出“农村应该有广域农村、中域农村和狭域农村之分”[4]，应根据不同研究需要对农村的范围进行界定。
(2)关于农村体育发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农村及农民体育重要性的认识比较趋同，农村体育涉及到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多方面。体现在“提高农民体质、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有利于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能够缩小城乡的差距及有利于培养体育后备人才”[5]；“有利于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等方面”[6]；“农村宗教与体育活动具有相互促进、健康发展的作用”[7]。
(3)关于农村体育管理研究。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与运行机制问题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多数学者认同“县级政府要依法治体、统筹安排；县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抓好农民体育协会；镇乡要建立健全文化体育站；村要建设好村级文化体育活动室；农民体育协会要
培养体育骨干”的管理模式，采取“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的主渠道作用；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处理好行政组织和农民体育协会的互补作用”[8]。从研究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体育管理主体为农村基层政府，农村体育社会化远未形成。
(4)关于小城镇体育研究。
小城镇体育也是农村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与我国小城镇理论研究及小城镇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具有密切的联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体育的性质、小城镇作为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依据、小城镇体育的作用等方面，如小城镇体育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乡镇体育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小城镇体育是寻求农村体育发展突破口，发挥小城镇中介地位优势，实现农村城市化的需要”[9]。有研究者提出乡镇体育发展应建立在初级阶段理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现代体育的发展目标等多重依据上。
(5)关于农村体育消费研究。
农村体育消费是近两年学者们开始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农村体育消费所持观点各异，如“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根本性消费，具有丰富生活内容、娱乐身心，增进身体健康；活跃体育消费市场，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等，是体育消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10]；“农村人口几乎没有体育消费”[11]；“农民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后，体育消费数量将更多地依赖于体育观念、意识和周围体育集体化环境”[12]。
(6)关于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有关农村体育现状调查是所有研究成果中比例最高。
农村体育人口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人口现状、体育人口偏少的因素等方面，如“农村体育人口为0．63亿，只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13％，且农村体育发展术不平衡，死角多，是群众体育的难点”。农村体育人口偏少的主要原因“体育意识与健康观念的制约；经济收入的制约；政府投入与组织措施的制约”[13]。
对场地设施调查也为数不少，89％的研究成果表明农村体育场地存在相对量较少，分布不均衡的现实，如“政府投入少与组织措施不完善”[14]；“我国农村人口占70％，仅有20．2％的体育场(馆)建在农村”[15]；学者对农村体育现状“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8]及“锻炼时间多集中于春节、集会等节日；锻炼项目单一，以篮球、跑步、棋类占97．2％”[12]的观点趋同。
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的观念4个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的体育观念淡薄是核心影响因素，以经济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最为显著；农村体育管理体制不健全，“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理体育的部门甚少，且许多县区和乡镇撤消了体育部门，挂靠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16]。
(7)关于农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体育的发展的策略与原则、管理模式、农村体育消费等方面，分析总结后可归为3种类型。
第一类为内驱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增强体育锻炼观念为前提，只有农民自身有强烈的体育需求与科学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发展农村体育，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如“要想真正解决农村体育问题，不全面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文化素质，那无异于痴人说梦”[17]。
第二类为依赖型，此类观点主要表现在农村及农民体育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各级政府的扶持、各类政策法规的完善、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就农村体育内部环境而言，主要依赖于农村体育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的丰富程度，如村、屯的体育应依赖小城镇体育的发展；如“立足乡村本土体育事业的建设将是和城镇化并行不悖的两条发展道路”[2]；欠发达地区农村体育发展思路为“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体育；大力开发农村体育资源；发挥地区特色和民族优势；强化政府职能，健全组织机构；推进农村教育和体育的社会化进程”[18]。
第三类为综合型，指在农村社会全面发展中，依据农村建设与发展的情况，适当融入农村体育建设，逐步地转变农民的体育观念，在农村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时，农村体育也建设了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的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如“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县城有条件的建制镇实现突破”[19]；“农村体育发展的动力要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计划推动；二是农村居民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二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农村体育发展的整体动力”[20]。
以上3种类型无优劣之分，重在于适用性，如边远地区、落后地区应以第一、二种类型为主，发达地区以第三类型为主，3种类型之间不是绝对与孤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此外， 卢文云提出“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民族体育发展模式、体育旅游发展模式、体育扶贫发展模式”；李会增提出冀东小城镇体育发展的旅游体育型、企业体育型、园区体育型、家庭体育型4种模式。
可以看出，关于农村体育未来发展上，学者们趋于多样化和多类型的观点。
2新世纪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评价
2．1 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队伍初步形成
作为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已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成果数量逐年增加。据统计，新世纪以来，参与农村体育问题研究的作者已多达237人，参与的单位已有54个，可见，农村体育已成为当前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以各类高校为主体的农村体育研究队伍正在形成并不断壮大，国家体育总局增设的25个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加强了对农村体育发展的研究力度，研究中心研究所及体育政府部门开始关注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市社科规划立项中有关农村体育研究的项目逐渐增多，一些项目甚至被列入国家重点规划课题，农村体育研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2研究内容广泛，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农村体育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多集中于农村体育现状、管理、运行机制、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等层面，总体覆盖率较高。从发展趋势上看，研究领域正从集中于小城镇体育、农村及农民体育现状调查向农村体育人口、农村体育产业及农村体育基本理论等方面渗透。
归纳分析发现，研究还具有相当大的初级性、重复性，描述型、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偏多，表面性观察和定性类、论述类文章较多；农村体育研究中甚至出现对某些问题一哄而上的现象；由于积淀和储备不足，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研究体系尚未形成，涉及的基本概念比较模糊，基本术语界定不一；对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背景理解不透，
对农村体育的历史、性质、特点和功能等定性的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多数研究成果仍局限于原有体育理论知识的运用；科学的、具体的定量研究很少，多半是宏观地、笼统地论说农村及农民体育的意义和现象。如在各自不同的调查标准下，反映各我国、省(市)自治区总体农村及农民的体育现状研究较多，约占成果总数的62．7％。
2.3远离农村研究农村，深入的实证研究不够
现有的农村体育研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为主，实地研究法运用不充分，由于调研的时间不一、地域和农村层次不同、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及统计调查变量差异难于掌握等因素的影响，调查数据的可信度不高，因而成果的说服力不强。由此而提出对策建议显得乏力。
我国南北地域差异显著，东西经济发展差异悬殊，农村县、镇、乡、村的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因而，农村和农村体育的地方性特点突出，研究必须深入实际，进行扎实的、具体的实证研究。这其中，对广大农民主要聚集地的村落体育研究更显重要，因为他们的情况更具农民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统计结果表明，以往的论文中，真正深入具体的村落体育实地个案研究几乎没有。此外，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比性研究成果极少，特别是缺乏对历时性纵向对比和现时性横向对比研究，如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对比研究，同一地区不同时段的比较研究等。
2．4发展对策研究较多，但可操作性较差
多数研究成果在文献资料和大范围抽样调查情况下，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对策与建议，如加大国家投入力度，政策扶持与导向，加大农村体育宣传等等，也有提出利用农村学校体育资源优势、与农村文化站相结合发展农村体育等开发性建议。但是，总体而言，多数研究成果仍围绕农村体育开展的重要性，在体育活动开展的经费、场地设施、管理等方面，根据城市社区体育模式推理农村体育的发展，提出有创见的、具有实施可行性的对策措施较少。而对特定地域农村体育的具有实际价值、可操作性强的针对性的对策较为鲜见。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基层体育管理人员多数按照上级的指令和布置来开展农村体育，自主开发意识和能力较为缺乏，急需在对特定地域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因此，转变学风，脚踏实地地为农民服务是目前农村体育研究中的突出问题。
2．5农村体育研究地域分布呈现非均衡性
对论文的统计可知，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层次分析，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体育研究好于落后地区的研究；国家扶持力度大的农村地区体育研究好于其它地区的研究；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农村体育研究好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的研究。科技文化发达、研究机构集中的地区研究好于资源缺乏地区的研究。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农民体育需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及社会体育研究机构的分布不均等原因，形成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对象以华东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为主，农村体育的研究者也集中于华东和华中两个地区，这种不平衡性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农村体育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科研力量要优越于西北地区，而农村体育的研究数量却大大落西部，这其中尽管原因不一，但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量不多，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3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建议
3．1要将农村体育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国家相关方针政策陆续出台，指明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路线和步骤，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根本保证。所有这些构成了农村体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农村体育研究者必须改变就体育谈体育的积习，认真学习和领会党和国家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洞悉农村社会发展的动向、潮流与时机，把握不同地区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总体上把握农村体育发展的态势，才能开拓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农村体育改革的新途径、新方法。针对相当数量的体育工作者不太注重政治理论学习的实际，强调关于农村改革方针政策学习，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提高农村体育研究质量的需要，而且也是提高体育科技队伍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的需要。
3．2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新农村体育进行综合研究
随着农村发展观念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演变，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整个发展体系的一个环节，必将与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卫生、教育、医疗融为一体，必将由单纯的开展体育活动逐步深入到农民的思想、观念、身体、心理、行为习惯等方方面面，因此，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必须改变从单一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从表浅的笼统的观察分析上入手研究的现状，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出发，综合运用与农村、农民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实行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其中要特别强调自然科学的共同介入，强调必要的、精确的定量研究，这样，才能全面认识与把握新世纪农村体育的特殊性，才能开拓出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
为便于农村体育调查数据的普遍适用性，对农村体育研究涉及的调查变量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与规范，统一界定下的基本术语与概念是建构农村体育理论体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能促进农村体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托。
3.3 以农民研究为中心，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民是“三农”的主体，也是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无论是村落体育研究还是小城镇体育研究，最终的落脚点均应为农民。我们的一些农村体育研究，农民的核心地位不突出，往往只见活动，只见过程，而不见农民，不见农民的身心变化。一些研究的出发点是如何提高农村体育工作的业绩，如何培养出尖子运动员等等。因而，脱离了研究的主旨，背离了农村体育研究的方向。要特别强调通过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提高农民的体质、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从而为推动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服务。因此，对农村体育组织、农村体育政策、农村体育管理以及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等方面的研究必须围绕农民进行，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农村的特点与农民的实际需要来切实地研究农村体育，把农村体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21]，并以物衬托人，服务人，突出农民在这一社会事实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以此推进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略。县级政府是扶贫政策执行的基本单位。现实中县级政府间为了利用本地的资源吸引相邻区域更多要素流入，通过博弈常形成政策互补、政策替代与政策冲突三种典型的空间联系，传统方法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行为，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产生的理论逻辑，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地区县域财政金融扶贫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研究。
一、文献综述
自从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后，学者们围绕政策扶贫有效性进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过研究证明健康和教育支出、农村道路投资和农业补贴、社会性公共支出具有减贫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贫政策低效或无效与区域关系有关（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国内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第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刘纯彬、桑铁柱，2010）。但是，徐远华（2014）的研究却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却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间效应（王宝顺、刘京焕，2011），更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村减贫的效应不显著，但对邻接省份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远东、温涛、王小华，2013）。第三，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方黎明、张秀兰，2007），对农村贫困的政策扶贫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叶初升、张凤华，2011）。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经验研究方法。国内文献对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以及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际非空间面板或空间面板数据，仍着眼于省际视角，对县级样本关注度不够，同时将平均化的省际数据来研究扶贫政策，忽视了县级政府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民增收”定义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资本”定义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与知识的总量，“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这两种方式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直接效应指资本对本区域农民生产的影响，是区域内“更小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的总和，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农民生产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自然条件；间接效应则是资本通过“外部性”或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区域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效应”。
（二）形成机理假定空间上存在若干个相邻的区域——县级单位，区域内只有农村一个部门，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产，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一直缺乏。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财政金融政策调整的周期为一年，溢出效应不存在时期滞后。
（三）计量模型根据温涛、董文杰（2011）的推导过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间计量的一般做法是将表示空间关系的矩阵W引入非空间模型（11）中。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d）的倒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此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d，其中R为地球大圆半径，ρ和σ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财政支出（lnCz），用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总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示；金融发展（lnFi）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变量：（1）农林牧渔从业人数（lnCy），用县域农林牧渔从业人数反映。（2）产业结构（lnSt），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数值表示。（3）农业生产条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用各县域每年的机械总动力表示（王小华、温涛等，201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3），其中丽江玉龙县缺失3年储蓄数据，用回归法补齐，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表1为原始数据描述。
（二）空间统计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数用来检验空间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为正相关，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很强；小于0为负相关，邻近区域是异质的。表2检验结果表明，滇西贫困地区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着区域集聚现象。2003年区域收入很低，区域间相关性强，Moran'sI指数高，随后Moran'sI指数下降，空间相似性减弱，意味着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数开始上升，空间集聚变强，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均衡性凸显。实际上，2003~2012年，滇西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长率为0%不变。显然导致区域差异的原因除了空间效应外，很可能是内生发展能力的差异，这体现在城乡居民贷款余额的差异上，高收入地区年均增长率高达15%，低收入地区则低至0%①。
（三）空间计量分析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溢出效应，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变量一般还包括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为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农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条件，但是由于数据的约束，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并未涉及，遗漏变量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与县域财政支出、县域金融贷款余额是相关的，有内生性，为了能得出渐进的无偏估计，在此采用空间GMM估计法。从理论上看，由于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来源有二，即空间滞后性与时间滞后性，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当期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载体传导，为此需考虑使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空间面板模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苛刻，除了前文的简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检验进行判断，根据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LR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继续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SEM与SLG模型的检验都是显著的，应选择SDM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为估计方程。另一方面，从计量理论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类空间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的模型，因为在处理区域数据时遗漏变量是很可能出现的，而这将与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用形成空间面板的固定效应SDM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2与空间模型指数为正的结论，对空间效应继续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条件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条件下显著；其他变量如县域金融贷款、农业占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其余变量不存在溢出效应。事实上，2003~2012年滇西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2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较2003年翻了3.2倍，但这仅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3.1倍持平②，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支出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影响，但显然并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依赖于上期收入与当期财政支出。从非空间的角度来看，本地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县域金融贷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贫的目的，而是发展县域房地产及其他第二、第三产业，县域金融贷款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出现金融贷款连年增加，但农民增收效应却为负的金融抑制现象。对此，王小华、温涛（2014）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较收入较高的农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滇西贫困地区各县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农村人力资本很接近，但农村居民收入却极为不均，除了少数地区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外，区域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区域财政金融政策联系多为政策替代或政策冲突。政策竞争、博弈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固定，而贫困地区区域优势或特点极为相似，僧多粥少，财政支出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财政支出的区域联系包括合作与非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补与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为与政策冲突。政策互补有效发挥了区域优势，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空间溢出增收效应最高；政策冲突的扶贫效应是最低的，如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市场封锁等现象导致财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属于搭便车行为，借助空间溢出享受邻近区域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如果区域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在考虑空间溢出时，区域合作是区域财政政策的最优策略，但从执行成本上看政策冲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财政支出搭便车或冲突很可能出现；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贫困地区相似的空间特点，财政支出的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也难以避免。然而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政策冲突的负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可能与县域的城镇化过程有关，因为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城乡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的机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邻县之间原本存在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情况，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季节性流动，非农收入增加（模型并没有区分），使得冲突的负效应抵消；而且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县域金融拉动效应明显，区域冲突的负效应很可能被掩盖，在城镇化相对稳定时，金融拉动效应消失，冲突的负效应可能成为主导。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关键词：农村信用合作社;区域经济差异;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2-0058-04
一､引言
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一个高效运转的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农村信用社一直以来都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断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信用社已无法适应新时期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必须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并以此为契机，重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
对于如何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理论界争论颇为激烈，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值得关注。一种观点从产权角度出发阐述了我国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并由此得出我国农村信用社已经不可能走合作制道路的结论，这种观点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唯一出路是股份制､商业化 (王家传､张乐柱，2003)。[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各国以合作制为基础经营成功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比比皆是，股份制原则很难有所作为。由此断定我国农村不适合股份制商业金融机构的发展，认为合作制仍是完善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出路(陈雪飞，2003)。[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国外成功的合作社都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农民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而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完全是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3]由此看来，理论界对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无论是走股份制全面市场化道路，还是走合作制的道路，都倾向于用一种“大一统”的方式来推进农信社的改革。实际上，这两种发展思路都没有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存在的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需求的巨大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我国农信社改革发展的新思路。
二､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需求差异的表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不均衡现象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金融条件及金融服务的差异。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影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差别，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发展的差异。这种经济金融发展上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区域差别较大
由表1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东部第一产业所占GDP比重不足10%;而西部地区的比例超过20%;中部地区也接近20%。农业在中西部地区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中西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有待加强。
(二)三大区域农村收入结构差别明显，收入呈不均衡态势
表22005年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结构 (元/人)
由表2可以看出：2005年东部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50%;而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主要还是由家庭经营收入构成，其比重分别为65.04%和68.37%。由此可见，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三)东中西部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差距大
表32000-2004年东中西部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及其比重
从表3可以看出：2000-2004年，东部存款余额一直占较大比重，为60%左右;而中部存款余额比重一直在30%左右，西部存款余额比重一直在16%以下。东部农村地区的金融存款规模和比重高于中部与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存款总和。
(四)东中西部农村信用社贷款偏重不一
表41999-2004年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情况
表51999-2004年中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情况
表6 1999至2004年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情况
由表4､5､6可以看出：从1999-2004年间，东部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9年近50%降至2004年的31%;而中西部地区农业贷款平均维持在45%以上。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在本地区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贷款支持，所以这些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农业贷款方面较之东部出现一定的偏重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相符。
1999-2004年，东部地区乡镇企业贷款占了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很大比重，从1999年的55%稳步攀升至2004年的60.05%;而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贷款比重则游离于17%至30%之间。从需求引导供给的观点上来看，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显然大大好于西部，对农村金融服务也有更高的要求。而中西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并未构成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对象。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金融需求，只是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与我国农村区域产业结构是一致的。
三､基于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分析
(一)区域差异背景下农村金融的需求分析
图1为笔者对刘易斯模型修改所得的经济分析模型。纵轴表示金融发展水平;横轴表示农业发展水平，从a到b段是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b到c段表示东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d到c部分表示工业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部门金融发展水平远低于非农产业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部门与非农产业部门一样具有内生性，其今后的继续发展也不乏金融支持。而且表3也显示出东部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比重占了60%的事实也是东部农业部门内生性的有力证明。因此，从金融支持角度看来，我国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是有条件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而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业发展并不存在独立的金融发展条件，它们还离不开政策补偿和农村合作金融的支持。
图1刘易斯修正模型
(二)区域差异背景下农信社改革模式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使得我国不可能实施单一的农信社改革模式。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域间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及存贷款额等金融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非农化趋势明显，加上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他们对现代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些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改制成地方性农村商业银行，以适应新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而广大中西部农村非农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农业在这些地方仍占GDP的较大比重，农业的发展急需政策扶植资金的支持，而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业部门金融支持的外生性决定了这些地区的支农资金相对匮乏。由此看来，在农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前提下，为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合作信用社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
四､区域经济金融差异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以市场导向为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乡一体化的广大东部地区，“三农″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占GDP的比重已经很低。[4]因此，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民已很少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他们对于支农金融需求很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决定了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决定了金融需求的多样性。城乡高度一体化的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已不仅仅是存款贷款业务，汇兑结算､证券交易､保险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已成为现代农村面临的新的现实需求。然而，现阶段的农村信用社无法满足这些地区农户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传统供给学派认为，金融资源不足和金融需求的压抑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事实上，根据凯恩斯需求决定理论，我国农村金融需求压抑必将影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城乡高度一体化和非农产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应以市场导向为主体，大力吸引各类型民间资金参与股份制改造，以建立产权清晰､治理结构完善的农村商业银行为最终目标。深圳发展银行是在我国东部较发达地区农村合作社选择股份制改造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有力例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改革业绩良好，大多能实现盈利。笔者主张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实行股份制改造并未否定这些地区发展合作金融的可行性。由于东部农村地区金融经济发展更为充分，这些地区的农民更能符合合作经济“自愿参与､民主管理”的一些基本要求。因此，我国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无论选择哪种改革模式都会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但是，从比较优势角度进行分析，东部地区非农产业发达地区实行股份制改造更具比较优势。因为这种规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更有效地明确股份合作银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更好地解决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的产权问题，更有利于实现银行的自主经营。
(二)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现实选择：以合作性金融为主体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近50年来并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农村信用社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转变的可能(谢平，200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认识到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完全是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的产物，但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也忽视了农村广大弱势群体需要农业贷款支持的现实。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以及农村地区发展合作经济的条件出发，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可以成为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起点。
首先，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农业存在着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季节性强､劳动生产率低等特点，国家每年都要向西部地区大量地发放支农资金和支农贷款，即使是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业贷款比重都占了整个信用社贷款比重的近50%(见表4)，这些都需要合作金融组织的业务渠道才能完成。而有限的国家财政并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各个区域农村发展最终还是得依赖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和金融环境。
其次，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农民收入的逐年增加以及民间借贷的盛行表明我国发展合作经济存在着潜在的经济金融支持;加上随着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民主进程的加快，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民主参与”条件也逐步形成。
最后，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合作社有着融资成本低､资金运用灵活､能更有效地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内在优势。而且，美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合作金融仍是农村金融结构的主体也表明具有合作性质的农村信用社在我国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合作金融在西部地区不能被商业银行所取代，而应该在西部地区发展真正的合作社。
五､结论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模式选择，无非是为了寻求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最佳平衡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考虑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各地农村信用社面临的金融条件､金融需求各异，只有考虑微观经济差异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模式，才有可能达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均衡点。
参考文献：
[1] 王家传，张乐柱.农村信用社经营目标与发展模式再探[J].中国农村经济，2003，(10).
[2] 陈雪飞.合作制与股份制：不同经济背景下农村信用社的制度选择[J].金融研究，2003，(6).
[3] 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J].金融研究，2001，(1).
[4] 谢庆健.改革中求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股份制改造个案研究[J].金融研究，2002，(2).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Th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
NIE Shi-yu， LI Jian-hua
(Finance School，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a＇s western region and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oice of mode of development must respond to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reform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should be market-orien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should be defined in the policy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