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的崛起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取决于不断的探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并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层次的提高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极为重要｡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平台，需要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
一､探索中的借鉴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气氛浓厚，研究者思想活跃，这与社会的支持有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政治则是整个社会的产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威赛与新罕布什尔(Sweezy v. New Hampshire)一案的判决可以说明这一点｡保罗·斯威赛（Paul Sweezy）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宣讲马克思主义而被指控犯了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判决，判定斯威赛无罪｡审判长沃(Warren)宣布：“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教师在民主国家中培育青年人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穿小鞋’将会危害国家的未来｡没有任何教育领域已经达到了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没有新发现的地步，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原则，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公认的｡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是不会活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有探索的自由､学习的自由､评价事物的自由､获得成熟的自由和增加理解的自由，否则，文明将停滞和消亡｡”社会的文明和法律的尊严使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独立性体现出极大的支持和宽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大学的教育目标，捍卫在大学中耕耘人的相关利益”的环境才孕育了美国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和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派｡尽管一个学派的研究理论很难为多数学派所认同，但国际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交流和比较，澄清政治理念，可为研究和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的探讨需要广泛的理论思想基础
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政治理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家｡“当代政治思想”这门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已开设多年，专门研究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200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课程研究的对象包括被约翰·罗克(John T.Rourke， 1991)称为现实主义者､以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起源学说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生倡导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产生很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其著作《法的精神》影响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宪法，反对君主专制和神权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著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的法国哲学家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闻名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乔治·黑格尔(G. W. F.Hegel);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并驾齐驱”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在被研究之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通常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对于国内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研究者，美国也很重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内容是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43年所讲的｡这门课程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汉斯·摩根索是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外交委员会奠基人和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顾问，更不是因为他曾从教于纽约大学，或他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是因为汉斯·摩根索独特的理论观点｡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认为汉斯·摩根索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美国的价值观､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三)理论的探讨需要加强比较研究
政治理论通过比较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多年来，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直坚持多元化的学术理念｡美国的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通常包括六个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哲学､比较政府､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政治行为｡在这六个领域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投入大量的人力专门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理论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者分辨出政治的异同，得出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现有教学人员中，除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以外，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6%｡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总人数的2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差不多是从事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数的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课程和比较理论与时俱进｡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1929—1930学年秋季起就开设“比较政府”课，但比较对象只限于英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50—1951学年春季，“比较政府”比较的国家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了给研究生探讨国际政治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1960—1961学年秋季政治学系开设“比较政治专题研讨班”，10年之后的1970—1971学年秋季又开设了“比较政治导论”和“西方国家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比较政治的比较可行性与比较理论的建立和流派｡之后，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扩大到“比较政治经济”(1990—1991学年秋季)，“比较司法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2000—2001学年秋季)｡
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
中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学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际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不断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论､理想主义论､科学研究论､经济研究论及其他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诚然，美国一会儿奉行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并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一会儿推行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一会儿推崇杰斐逊主义，倡导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一会儿主张杰克逊主义，疾呼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应该集中在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修正，是美国为适应生存与竞争的产物｡今日的美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全球进行不同层次的“领导”｡在政治上，美国牵头组成由其认定的民主国家世界，强调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全球经济体系，强调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控制与加快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军事上，美国在确保其在欧洲和亚洲的霸主地位的同时，调整驻外军事部署，采取“拉､打”的手段分化其他国家｡这就是当今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
(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已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划分为四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角度上研究问题，其理论思想就属于“经济研究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完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当今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既非单纯的经济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国的军事政治统治的现象呢?这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三)研究国际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需要有自己的观点，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
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更加科学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开阔的视野来自各学派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的介入｡应该认识到，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不应该轻易否定，因为各学派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更大影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没给中国定框框，更没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定框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应用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之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中国比较政治； 主流学术期刊； 脉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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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呈现出全方位的密切沟通和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这种沟通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高校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没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简称IAIE）在英国伦敦成立，其后协会着手创办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杂志，专门探讨“跨文化教育”的问题。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论证。德国的克里斯托弗·乌尔夫（2010）教授曾指出：“对未来的人类而言，有必要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以和平与社会公正为导向、旨在可持续性的跨文化教育视角”。
（2）对指导跨文化教育实践理论流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有：①“文化变迁论”，指出“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双向性”；②“文化同化论”，以1964年高顿的“ 同化七阶段说”、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阶段说”最为著名；③“文化融合论”（20世纪初），主张“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④“跨文化适应论”，即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⑤“跨文化交流论”，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第二种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种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异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论”（1915），主张尊重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
（3）对跨文化教育在各国的实践现状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别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国、荷兰、希腊、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1.2 国内研究现状
田雨、张荣华在论文中明确出现了“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国内对“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大部分都融入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跨文化境遇”研究。这部分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将视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带来的巨大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方国才；马进甫；许国彬等；马艳妮；李辽宁；邹磊磊等。第二类是对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如：付用兰；林青；张荣华等。第三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过跨文化选择、协调、化解冲突和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四类是对国外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研究。如：黄志成；陈正、钱春春；赵萱；彭静敏；徐斌艳等。
总的来说，“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义、目标、原则的论文较多，而系统地从实践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尤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层面，对于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在文化碰撞、选择、融合中的思想深层问题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时代性不突出。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2.1 主动性与互动性统一
与“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个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动接纳，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动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在教育中主动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研究不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学习；是通过教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与融合性并存
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这要求教育过程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兼顾融合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育环境，发展新的教育途径来培养大学生的个性和品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我国很多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给他国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时，国外优秀人才也不断涌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导性与自构性结合
一方面，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施者应是学校。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学校通过教学与实践，不仅教会学生了解自身文化，还教会他们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增强对社会的包容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应该成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开展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正是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构建，其核心是发挥学生对自身文化系统的调适功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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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形象；综合实力；软实力
随着国际政治研究的日趋成熟和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内学术界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逐渐发生了转变：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从以往对国家、政府间组织的研究扩展到非政府组织间的研究，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不断增多；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学者从以往对传统政治、军事的关注逐渐扩展为对环境、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学界对外交领域的研究也进一步扩展，由以往只关注政府间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渐扩大到关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领域。
基于这些国际政治研究方面的变化，对“国家形象”一词的研究开始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①因此，国家形象的研究对我国“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一般而言，国外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以及军队形象是西方国家研究的一个角度，但分析较为简单，主要体现为政治军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语。工业革命后，国家形象的研究开始凸显，但其目的主要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合法，其研究重点是如何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为战争做宣传，但尚未形成体系。信息技术革命悄然兴起后，国家形象作为开始被学者广泛关注，并且随着国际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研究国家形象。②在国际政治方面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种研究路径③：
其一，现实主义“软实力”研究路径。西方大量政治哲学家认为，威望、声誉（reputation）即指“国家形象”，声望因素往往是产生冲突的动机之一。二战后，声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领域，麦尔瑟在《声望与国际政治》一书中试图解决威慑论的核心问题――即在危机关头，坚定的声誉是否真正奏效。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声誉的关注逐渐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学者们试图运用声誉这一工具，分析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地区一体化等问题。
其二，建构主义研究路径。肯尼斯・布尔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开先河。他认为，人们是在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观念下塑造国家形象，即使同一个国家，在持不同价值观念的媒体的“刻刀”下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他强调了价值体系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宽了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视角。
其三，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国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国家形象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认为，在两国关系中，目标的一致性、相对实力（能力）和相对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个结构性因素。根据三者的不同组合，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敌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赖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国形象等五种相互认知。不同的形象认知影响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关系的研究路径。在国际公共关系框架内研究国家形象，其中涉及国际公关活动、国际媒体探讨等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迈克尔・昆兹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编著出版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公共关系》是该领域的第一本权威著作。
二、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处于无意识的自发阶段，除了个别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国家形象的观点外，基本查找不到相关理论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国”、“中国崩溃论”等理论的引进以及为了回应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中国学术界开始对“国家形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国知网中，关于国家形象研究论文共920篇，实际有用论文809篇。通过统计，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个领域：即，从文化的角度、哲学视角、传播学的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政治视角、经济角度以及从符号学、解释学等其他角度研究国家形象。
从数量对比上不难看出，国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视角、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视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学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论文主要涉及传媒和国际政治领域研究，故对这两个领域中以往学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公共外交和媒体传播策略三个角度。
（一）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在对国家形象的界定上，学术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见，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表现。具体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学者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④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⑤
从国家形象定位及构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国内最早比较详细论述国家形象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⑥刘明对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讨了如何准确定位、构建精致化的国家形象。陈生洛（2007）指出中国大学生心中韩国正面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其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留恋，以及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在自己的国土上不断流失的无奈和伤感。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王红英运用“博弈理论”，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和外交政策的相关机制――外部的社会回报和社会惩罚。邓超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提出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传播、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内部情况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⑦从现实主义“软实力”的角度，张锰（2008）提出国家形象可以从本源、表象、途径三个方面来理解，本源性是国家形象的基础，表象性是国家形象的推动力，传媒是国家形象的表现途径。⑧陈正良（2008）在分析国家形象内涵及国家形象塑造的意义、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的基础上对塑造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中国魅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从这一角度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多从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参考，政治化倾向较为明显。王义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国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影响的研究，从提升国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提出了对策和方式。赵玉霞（2007），冷战后中国对外宣传积极向公共外交转变，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体系，中国公共外交已在多领域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树立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服务中国崛起。⑨
（三）媒体传播策略角度。国内学者从传媒角度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形象传播现状、传媒理论和报纸研究三个方面。徐小鸽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⑩刘继南、何辉等把国家形象界定为：“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从传媒理论角度，程曼丽（2008）从议程设置角度提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即外部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所设置的，其中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⑾从以具体媒体对国家形象塑造角度，张玉（2007）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运用内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体关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家形象相关论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对国家形象的关注涉及多个角度，程度正在不断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问题：国内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对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这就造成研究方法单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论的简单归纳，无法向读者呈现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家形象图谱。
[注释]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赛男：《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芸：《国家形象的内涵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国家形象论》，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国际论坛》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国家形象论》，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邓超：《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第1期.
⑧张锰：《软实力理论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大视野》2008年第7期.
⑨赵玉霞：《论中国公共外交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学》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丽：《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P45.
[参考文献]
[1]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版.
1.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
2.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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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26.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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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
33.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34.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35.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发展
3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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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范式”之争?
42.汇率制度选择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43.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
44.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
45.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46.“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
47.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48.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
49.《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
5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5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
5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53.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
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和生成背景
55.正确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56.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57.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58.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59.住房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视界
60.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
61.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
6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与深化的方向
63.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64.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6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6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创新与发展
67.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框架
68.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经验方法
69.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7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路
71.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
72.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73.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的关系
74.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
75.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76.政治与汇率:人民币升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7.金融发展与政府退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78.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79.为什么仍应重视李嘉图?——兼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80.试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81.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
82.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难点及其出路
8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84.“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85.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
86.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
87.蒂莫西·贝斯利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88.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
89.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90.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
91.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
92.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93.货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文献评述
94.“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历程、争议与共识
95.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
9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想
97.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98.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我国目前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现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对该课程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建立多功能政治理论课程模式的观点，并在理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我国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程开设的历史渊源及分析
1.课程设置的历史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政治课程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之一。目前，我国各高校现行的博士政治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基础设置的。文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程，理工农医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两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设至今已十余年，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程为我国博士生的培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可以帮助博士研究生切实解决好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用以观察社会问题，分析社会思潮及指导科学研究。
2.课程教学的问题分析。在思想认识上，由于政治课伴随着学生从小学、中学、直到博士研究生课堂，大家感觉并不陌生，甚至是很熟悉的。这样就造成教师认识不够、学生不积极的局面，使这门本来十分重要的课流于形式。学生对政治课程的抵触情绪比较严重。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不少人认为，在博士阶段应该进行专业学习，而不应该再学政治课程。
在教学内容方面，根据《规定》的要求，开设这类课程是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原著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有关代表著作。有人认为，该课程偏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也有人认为，该课程政治色彩浓厚，但在新的形势下，课程功能显得单薄。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科定位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希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抢占世界教育的制高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为此，要在新形势下对政治理论学科进行正确定位。
1.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始终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教育应服务于政治，这就是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培养政治人才以补充社会的管理阶层；二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促使他们政治社会化，即对学生的社会化成长进行政治导向。总之，教育的政治功能可以概括为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功能。因此，在教育目标上，要相应地注重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尤其要重视对受教育者社会意识形态的识别能力、公民意识的实践能力、遵纪守法行为习惯的培养。面对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又要为留住国际化人才而努力。表现在政治课上，就是既要与博士生的其他专业课程一道实现国际化，又要坚守思想阵地。正因如此，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功能必须加强。
2.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开设政治课程这一文化载体，可以向博士生传递文化，使学生接受文化，并适应当代的文化，解决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要求：“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和谐发展的博士生，不但要加强政治素养，更应注重文化学习，将二者紧密结合，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有素质的人是建立在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全面发展的人。要以此为立足点，在博士生的政治课程教育中注重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也要加强文化方面的教育，发挥教育延续文化、普及文化和更新文化的功能。
三、建立多功能的政治理论课程模式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研究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应该确定一个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挥政治理论课程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要使博士研究生政治课程既能发挥政治功能，又能发挥其培养创新人才的功能；既能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又能加强科学方法论的教育。
第一，在理念上，立足教学改革，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的规定，以“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为出发点，坚持政治课的理论性、科学性和思想教育性。
第二，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打破文理工农医的学科界限，把“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构建。在对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过程中，要始终以提高博士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以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要注重培养博士研究生们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要将科学与精神进行融合，增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律、伦理、道德、人文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和重大问题。
第四，在教学形式上，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授课。选定的讲座题目应既注重夯实基本理论，也注重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既注重政治理论课程的思想教育性，也注重科学性。在讲座的模块设计中，一部分是哲学和政治学一级学科范围的基本理论，另一部分是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工学、医学、农学等其他一级学科的前沿讲座。
四、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在理念层面上，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一种尝试，我们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教育的国际化不等同于一体化、统一化、趋同化，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必须始终把握民族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永远的底色。
2.在具体层面上，要把握好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要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二是要提高授课对象的积极性；三是要合理地进行课程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为此，需要建立两个机制：一是加强授课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做好课程设计的机制；二是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争鸣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87）教政字007号］［Z］.198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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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凤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改革需要新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2（3）.
［5］张丽.理工科博士生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迫在眉睫［J］.高等建筑教育，2003，12（3）.
【关键词】地缘政治 冷战后 国际复兴 中国意义
【作者简介】葛汉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5）02-0068-17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502005
作为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地缘政治是个古老的话题。自古希腊希罗多德时代起，将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利用地理知识为战略决策服务，就成为历史上诸多战略大家的特殊喜好。 特别是自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开创性地提出“地缘政治”概念以来，地缘政治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宏大、直观的叙事方式，在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界特别是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在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阿尔弗莱德・马汉（Alfred T. Mahan）、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及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等学界巨擘的不懈推动下，以“空间有机体”、“生存空间”、“海权”、“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为代表，许多极具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对20世纪民族国家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历史记忆的塑造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成为特定国家对外战略实践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推动或催生出现代世界历史中很多大事件、大趋势的显现和升级。
地缘政治也是一门崭新的学问，在经历了二战后短暂的学术低潮后，在当今国际政治研究中又显流行之势。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与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在世界事务传统矛盾尚未消弭、新兴挑战急剧增生的严峻背景下，地缘政治作为一个结合地理分析与历史归纳的总体理论，再度呈现出旺盛的思想活力与强大的理论魅力，成为目前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分析、判断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政治格局、特定国家发展战略与对外关系的常用工具，对当代很多国家的公共话语、集体心态和对外战略制定均产生日趋显著的影响。事实证明，冷战后诸多重大国际战略（如北约东扩、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俄罗斯“欧亚战略”、印度“东进战略”、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等等）的出现，都与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的兴起与实践紧密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与早期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当前地缘政治研究已经超越了英、美、法、德等传统学术中心，逐渐向全球扩散。冷战后，俄罗斯、日本、印度、土耳其、捷克、乌克兰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掀起了地缘政治研究的热潮，共同见证了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国际大复兴时代的到来。在这些权势规模迥异、社会发展程度悬殊的国家中，诸多较具影响力的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者在借鉴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上，结合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国家发展战略、地区安全形势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分析与预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极大影响了冷战后各自国家国内社会集体心态与政治认同的走向，并对本国当前对外政策实践发挥愈益显著的作用。
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的伟大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演进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国际政治事实之一。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地缘政治同样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加强地缘政治研究特别是对冷战后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动态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当前不同国家的普通民众、专家学者与各种派别的政治势力对于国际政治、地区安全和国家战略的理解与认识，从而采取更好和更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加强对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思想发展动态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参考借鉴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研究的优势和长处，推动构建坚持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气派、体现中国抱负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从宏观、长远和全面角度出发，对中国面临的现实国际政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争取空间、巩固权势：经典思路的当代延续
以美国、俄罗斯为主要代表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是冷战后地缘政治思想历史性复兴的学术重镇。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初开始，地缘政治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思想传统，在两国作为强大权势力量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两国政治―知识精英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演进、思考本国全球地位、筹划国家对外战略的主要方法之一。马汉的“海权”思想、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王子（Prince Nikolai S. Trubetxkoy）等人的“欧亚主义”理论、斯大林“战略缓冲地带”（或“东方战线”）思想的出现及政策转化过程，就是两国从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向世界强国的战略挺进过程。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在两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践过程中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集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两国政治―知识精英对于全球空间的认识与塑造，对两极格局的兴起、巩固及瓦解，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在传统国际政治格局骤然崩溃、全球性战略敌手尚未明晰的历史背景下，地缘政治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更成流行之势。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等人为代表，美国当代诸多持传统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点的学者纷纷从地缘政治的概念、逻辑和命题出发，就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与战略进行了反复讨论，宣告了冷战后美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复兴。
总的来看，尽管在具体主张上存在某种分歧（即美国应当采取主动塑造欧亚大陆这个全球关键的地缘战略轴心的政治进程，抑或是退出欧亚大陆转而奉行灵活的均势战略，还是继续保持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影响力以遏制可能出现的对手），当前美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即采取何种方式巩固美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权势与空间，进而确保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冷战后美国主流的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脉络上依然是“经典地缘政治”（classical geopolitics）式的，它依然是马汉、麦金德、豪斯霍弗等人的地理决定论和历史归纳法的当代延续。其根本诉求，依然在于通过归纳不同地理空间对于国际政治进程方式与效果的影响，从而实现国家的“生存与强大”。 在这种逻辑的背后，体现出美国当代地缘政治学者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与认识，依然未能摆脱悲凉、冷酷、循环往复、没有任何进步可能的宿命论色彩，极为鲜明地体现出美国等西方社会对于来自欧亚大陆腹地权势力量的一贯恐惧。
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的逻辑基础同样建立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之上。在国际政治形势急剧变动和国力严重衰弱的历史背景下，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ii Ziuganov）、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等俄罗斯学者与政界人士，通过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心脏地带”理论）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欧亚主义思想传统）的有机融合，集中关注后冷战时代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趋势，试图以此寻找一个足以恢复俄罗斯大国荣誉、确保国家地位、实现民族复兴的可行战略。 在他们的努力下，俄罗斯及“欧亚”区域内的领土空间、地理位置、自然地貌以及民族文化特征，开始成为俄罗斯当代政治―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界定、理解自我身份、认识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成为当代俄罗斯人解读自身国家历史与现状、理解俄罗斯独特文明演进轨迹、复兴传统精神“必不可少”的工具，甚至成为在艰难时局下挽救国家命运的一门“爱国的科学”。 与美国相同，俄罗斯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也对强调“国家竞争”与“空间争夺”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情有独钟，同样将本国权势在空间上的增减视为争取全球性影响、确保国家地位、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指标，同样极端强调欧亚大陆对于国际政治格局演进及俄罗斯生存安全的关键性意义。与此同时，基于不同的历史道路、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亦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独特的演进路径和表述方法，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与审美倾向和各自鲜明的理论特色。
作为国际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传统学术中心，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进展同样值得关注。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法国政治地理学、意大利地缘政治研究及日本“地政学”，均以其直观的研究手法和鲜明的政策主张对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对外侵略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冷战后，在传统国际政治格局快速瓦解及国家力量对比剧烈变动的背景下，地缘政治研究在上述国家又呈复兴之势。这些国家当代很多政治―知识精英，为实现保障国家利益、发挥大国影响、进而重现“历史荣光”等目标，纷纷开始致力于从各自国家早期的地缘政治论述中发掘所谓的“合理性内涵”，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理论养分，着力将地缘政治考量融入本国对外战略。
例如，冷战后德国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对德国“融入西方”（Westbindung）政策的讨论和质疑，及据此提出的“回归‘中部’（Mittellage）”视角、发展与“东方”国家关系的主张；意大利学者提出的平衡意大利对外战略中的“欧洲倾向”与“大西洋倾向”问题；法国学者有关发挥大国作用、关注新兴问题领域、确保国家利益、拓展国际影响力的主张；日本学者提出的“回归海洋国家立场”、遏制防范“大陆国家”等观点，均对冷战后本国对外战略的塑造乃至各自地区安全形势演进产生显著影响。 总的来看，冷战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因其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倾向的强调及对地理历史分析手法的倚重，呈现出浓郁的经典地缘政治色彩；而法国的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则源于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开创了独特的演进路径，呈现出全新的学术风格。
作为当今世界别值得关注的新兴国家，印度、巴西、乌克兰、土耳其、澳大利亚、捷克等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由于历史道路、政治文化传统、内外部环境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巨大差异，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印度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地理不安全感，结合积极进取的、以实现大国抱负为目标的心理预期，试图巩固其在南亚次大陆的优势地位，同时积极向印度洋乃至亚太地区拓展权势，以此作为新时期印度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冷战时期特别是军政府当政时期，巴西的地缘政治研究着力探讨两强对峙格局下中等国家如何完善领土控制、加强国内治理、增强国家实力、处理对外政策进而实现大国抱负等目标。乌克兰独立后，由于异常复杂的国际背景、危机四伏的国内社会状况，其地缘政治研究注重对国内存在的“区域性分裂”问题的审视。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学者则仔细考量其亲西方政策的利弊得失，并主张谋求扩大在中东等伊斯兰地区及中亚、高加索等所谓“突厥”地区的影响。冷战后部分澳大利亚地缘政治学者要求国家降低对澳美军事同盟的过度依赖，呼吁主动发挥自身实力作用，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多方位合作，从而推动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而处于大国权势夹缝中的捷克，其地缘政治学者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其当前完全依赖西方军事同盟、过度刺激俄罗斯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捷克应审慎与西方军事集团保持距离、在大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生存发展机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荷兰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海尔曼・乌斯滕（Herman Wusten）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地缘政治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日常政治辩论中的作用开始大幅上升，表明其国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权力地位正面临极大危险，或正处于急剧变动中”。 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应当被视为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变革和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各主要国家政治―知识精英以应对各类复杂挑战、实现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发展为目的，对国际、地区和本国战略态势、发展走向的解读和筹划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由于其概念推论的简明、直观，加之颇具说服力的理论逻辑，对冷战后各主要国家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理性的”、“现实的”、足以确保“民族利益”的国家战略，一把能够真正理解国际政治的“万能钥匙”（passe-partout）。 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大国雄心抱负或者仍然面临传统安全威胁的国家来说，对领土空间增减、国家权势变动、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密切关注，构成了它们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而这些具有浓厚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意味的表述和主张，也集中体现出上述国家政治―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对冷战结束后本国空间态势和安全环境的焦虑和不安，以及对其历史―政治身份和国家走向的迷失与茫然。此类极具经典地缘政治色彩的思想学说的兴起，既影响了冷战后上述国家社会集体心态和政治倾向的转变，其政策实践过程亦对相关地区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质疑经典、颠覆传统：后现代主义的学理审视
在经典理论和传统思路仍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值得关注的另一重要理论动向是以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Marxist Geopolitics）、“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研究流派的深入发展及其由此引发的学理论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诸多新事实、新趋势的有力驱动，这些新近涌现的学理派别针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在本体论、方法论、精神风格等方面存在的缺陷，通过对其理论建构与应用实践的回顾与反思，对传统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根本假定进行了批评与重塑。总的来看，这些学理派别尽管在体系建构、研究取向、理论应用等方面亦存在相应的不足，但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传统地缘政治的研究手段、研究志趣和精神风貌的转变，对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相当的规范性意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缘政治持有一种天然的疑虑态度。在学理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及对社会生产方式重要意义的强调，与固守国家中心视角、具有浓厚地理决定论色彩、强调国家权势扩张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在基本逻辑和主要观点上存在显著的差别。而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与国际战争的推动作用，更是引发了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极大反感。 出于这些原因，这些学者基本上都对经典地缘政治的观点秉持积极的批判态度，均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帮凶和卫道士，大多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家反复鼓吹国家领土与权势的真正目的，在于掩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根本矛盾，麻痹和欺骗处于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广大民众，为帝国主义控制和争夺特定领土提供理由。
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批判地审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同时，也在重新评价后者理论价值基础上，开始将其部分核心概念特别是“空间”、“领土”等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新的、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志趣”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现代体系进行更为全面的解读。在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罗纳德・约翰斯顿（Ronald J. Johnston）和凯文・考克斯（Kevin R. Cox）等学者的努力下，地缘政治研究开始被逐步改造为一种从领土空间角度出发、分析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再生产过程的理论工具。这些学者希望通过上述努力，在纠正和改造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逻辑观点和理论精神的同时，从地理历史角度出发，着重探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不平等、种族冲突、环境退化和不发达等问题的体制根源，从而对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性质和逻辑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性解读。
冷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在于对领土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及价值的论述。英国学者亚历山德罗・科拉斯（Alejandro Colás）和冈萨罗・波索（Gonzalo Pozo）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几乎所有的地理区域均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组成部分，成为劳动力和资本转换甚至阶级对立的“物质容器”。在这个体系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依靠商品生产、可转让的土地、灵活标价的劳动力、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国家政治权威的保障，成功建立起一个“门户开放但边界封闭”（open doors and closed frontiers）的全球政治经济空间。 在这个体系中，现代国家的领土空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维系和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稳定作用”（valorization）：国家以立法、行政等方式，提供了有利于资本再生产和扩张的“社会结构”（social infrastructure），在资本价值交换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和规范作用，成功帮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统治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领土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进程，它不断地被生产、交换和价值积累所重构，同时也被资本主义全球再生产中的权力关系所重构。
不仅如此，这些学者对于作为自然物质因素的领土空间自身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实现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领土空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体现在地租（即马克思所称的那些附着于“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资本）在特定领土空间内利润的实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空间的勘察、计算、界定和绘图都是对空间进行商品化努力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最终将空间变成可以流通的商品。特别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领土空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对碳氢化合物（石油、天然气）、水资源、可耕作的土地等稀缺自然资源的商品化转换。但由于这些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领土空间特别是富含上述资源的领土空间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显著，对这些领土空间的争夺和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这些学者因此得出结论，由于领土空间及其附属资源的稀缺性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此对领土空间及其附属资源的争夺“实际上正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理论进展当属“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及流行。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交通信息网络快速普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和国际紧张局势大体缓和的背景下，以杰拉德・奥特瓦塞尔（Gearóid ? Tuathail）、约翰・阿格钮（John Agnew）、克劳斯・多兹（Klaus Ddds）等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者，在吸取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观点方法基础上，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元”问题进行了一种近乎颠覆性的解释，这些学者期望以此重新界定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和手段，并为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做出适当预测。
批判地缘政治学研究取得的主要理论进展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经典地缘政治本体论、方法论等根本理论问题的反思与探讨。与传统思路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些学者总体上都反对将地缘政治视为一种纯粹物质属性的、明晰可辩的国际关系事实，主张将其理解为一套融合了地理、政治表述的话语模式，一种与人类主体意识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它兼具物质和反映性质，与权力、知识和经济的社会再生产存在紧密联系。 通过将地缘政治归结为一种人类的意识实践过程，经典地缘政治认识论中物质世界与研究者精神世界的二元对立被模糊和调和，地缘政治知识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特征被突出强调。当代地缘政治研究开始从“探究地理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制约作用”到“探究人类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的转变。
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对经典地缘政治思想倾向和历史作用的再检讨。作为对近现代以来国际政治演进的认识与反映，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将领土空间视为国家生存、发展乃至权势扩张的关键性因素。绝大多数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概念命题（如空间对抗、势力范围、霸权、实力中心等）均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权势争夺，大多致力于为特定国家的权势扩张和领土争夺进行理论筹划。在当代部分批判学者眼中，经典地缘政治的全部信念都是为近现代以来强权国家间的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提供理论依据，它忽略甚至刻意掩饰政治矛盾与社会问题，基本上服务于统治者、战争和政治控制，结果则有助于统治者对平民施加暴力、对社会进行空间控制并引发国家间的领土冲突。 基于以上原因，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受到了历史上诸多极权者的偏爱，而地缘政治在为特定国家实施军事战略与政治强权提供理论来源的同时，自身也演变为一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言中的“权力―知识”体系 ，一种进行空间控制和领土争夺的意识形态，更是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导致战争的首要因素” 。
批判地缘政治学还致力于拓展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围。在这些学者看来，经典地缘政治研究过多地关注边界、领土、资源等物质范围的问题，但对话语研究与决策实践考察不足；过多强调分析和预测大国、强国的地缘政治形态，而对小国、弱国的地缘政治状况、思想与实践关注不足；过多地关注权力、领土方面的“高政治”议题，而对目前直接影响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低政治”议题（环境、气候、粮食问题等）考察不足。为此，批判地缘政治学着重分析宗教、民族性、政治认同、文化差异对特定社会“地缘政治理性”的影响，以求从中发现特定国家的权力―知识精英是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反映与建构国际政治中的“地理事实”（如政治领土、国际边界），以及如何据此展开国际政治实践。 此外，面对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在诸多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批判地缘政治学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国家转移到全球化、从固定的领土转移到具有符号学意义的边界、从‘治国之道’转移到相互依赖、从地缘政治集团转移到虚拟环境”。 在德国学者保罗・罗依博（Paul Reuber）归纳的当今地缘政治的六大主要研究方向，即生态政治与资源冲突、领土冲突与边界、地缘政治与认同政治、全球化与新型国际关系、政治权力的符号学反映、地区冲突与社会运动中，至少有四项议题都是传统研究范围之外的议题。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国际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新发展，与关注国家空间权势变化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相比，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向上”与“向下”的双重转移。所谓“向上”转移，是指超越传统的国家中心视角，从地理的视角出发，重视审视全球范围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所谓“向下”转移，是指集中关注次国家层面的政治―地理互动问题，甚至注重探究民族、阶层、性别乃至个人的地缘政治体验，这无疑极大拓宽了经典地缘政治研究的范围，突出了研究特色。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新兴理论的持续冲击下，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持续关注国家权势变化、紧密关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鲜明理论色彩亦受到严重削弱，地缘政治研究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包罗万象，同时也是“东拉西扯”的领域。 由此则导致地缘政治在政策可操作性、理论的实用意义和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贴切性方面均有所下降，在模糊了地缘政治理论鲜明特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使得地缘政治在当前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更加边缘化。
三、总结教训、汲取启示：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研究体系
中国学者很早便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和学者便自觉不自觉地从地理环境角度出发，对当时的政治活动作出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和预测，积累了尤为丰富的理论经验，“合纵连横”、“近睦远交”、“隆中对”皆为不同时期中国本土地缘政治表述的典型代表。但应当承认的是，中国古代学者的有关论述多是从经验和直觉出发，自觉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主要体现为战略决策或谋划，缺乏系统的概念辨析、学术梳理和逻辑推导。在研究目的上致力于为不同时期的政治决策者主动影响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走势、进而主导“天下”提供宏观战略指导。在研究范围上则严格局限于以华夏族聚居区为主的“中原”领域，少有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184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逐步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中。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威胁之下，中国部分先进学者为了拯救民族于危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大量介绍和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理论，以求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学者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关注大约开始于20世纪中后期，但在“左”的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和主导下，当时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外乎错误的地理决定论，在具体理论表述上则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托词，从本质上讲，地缘政治学就是“战争的地理学”或“侵略的地理学”的代名词。 因此，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很长时间内，地缘政治理论一直处于被忽视和批判的状态。尽管如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对外政策思想和国际政治实践中，仍自觉地把地缘政治因素纳入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中，以宏观和全球的视角分析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形成了许多极具影响的理论观点。上世纪40年代末关于“中间地带”的观点，60年代初关于“第一中间地带”、“第二中间地带”的划分，以及70年代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即为鲜明的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与国内学术界思想解放进程同步，地缘政治研究得到了中国学者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在这一阶段，地缘政治研究进入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时期，许多西方地缘政治研究的经典论著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不少介绍和评析地缘政治理论的著作不断面世。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将地缘政治理论应用到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力图据此解释和预测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在系统归纳地缘政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究地缘政治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等核心理论问题，希望籍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凸显，一系列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与繁荣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行发展。作为同时拥有最多陆上邻国和漫长海岸线的东亚大国，中国在和平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与大国、周边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贯彻好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中国国家利益拓展与尊重他国利益的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周边地区各个战略方向以便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如何在坚决维护领土和海洋权益时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如此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尚待中国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着手，在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现象中寻找直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大趋势，发展一种既坚持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气派、体现中国抱负，同时又具有广泛包容力、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理论体系。而冷战后地缘政治研究的国际性复兴的到来，也对推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如下启示。
首先，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必须坚持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服务于中国国家战略的基本立场。作为一门具有悠久思想传统的学科门类，地缘政治研究一向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著称于世。尽管其理论方法、观点、结论不时遭到不少学者（特别是当下部分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的强烈批判，但地缘政治研究从特定国家的立场出发、解决特定国家的问题、密切服务于特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定位，对于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从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研究的主流来看，无论是美、俄等大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抑或是德、法、意、日等地区强国的地缘政治思想，还是印度、澳大利亚、乌克兰、捷克等新兴国家的地缘政治思想，无不聚焦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无不努力从中发掘和评估本国权势地位和国家安全所经受的影响和触动，从而为本国在未来的生存、安全及发展寻求解决方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在当今世界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我周边面临的现实或潜在威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联动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者应始终坚持中国立场、捍卫中国利益、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合理利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些概念、观点、方法，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并从战略、宏观的视角，认真分析权势空间变动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关系问题，为实现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服务，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大战略服务。
其次，当代部分地缘政治研究者关于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及历史作用的新解读，为中国学者以谨慎和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地缘政治话语文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借助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分析和研判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态势和中国的战略时，中国学者应当更加重视经典地缘政治中诸多概念、方法和命题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蕴含的战略企图与价值倾向，在吸纳借鉴其有益的观点、方法和理论的同时，注意舍弃或纠正其存在的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具体而言，中国学者应当本着不盲从、不迷信的态度，坚持科学的扬弃态度，认真辨析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角度（如将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相结合的宏观视角）、研究手段（如整体性思维、综合分析、区域研究、单元考察）和部分概念命题（如海权、陆权、空权对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在当今时代可能具有的应用价值，恰当评判其存在的片面性与单一决定论色彩，从而对一些仍可沿用但存在缺陷的概念命题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使之从传统的、排他性的、强调对抗争夺的理论倾向转变为符合时代特征的、突出互利共赢和合作协调的叙事风格。唯有如此，才能使一些传统的概念观点获得新生，适应时展的需要。
再次，针对当代部分地缘政治学者要求创新地缘政治研究手段、拓展地缘政治研究范围的呼声，也需认真分析其利弊，汲取其优点。对中国当前地缘政治研究者而言，在加强对全球宏观地缘政治格局、周边安全环境等国际政治实践层面研究的同时，也应适当注意特定国家（特别是我周边国家及与我有重大安全利益交集的国家）的历史道路、民族记忆、文化传承对其地缘政治思维与实践的影响，研读中国周边诸多邻国及与我有重大安全利益交集的国家看待中国与其关注重叠区域的方式和方法，分析其国内社会地缘政治思维的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在当前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效应，从而有效预测其未来可能推行的地缘战略及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还可从发掘中国当前国内社会（包括国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对于特定空间区域的认识入手，审视中国地缘政治思维方式的历史及变迁过程，从而正确解读中国社会是如何将文化与地理因素相结合，建构“自我―他人”、“对手―盟友”等“想象边界”，以及如何根据这种认识完成相应的国际政治实践，从而为筹划一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民诉求、反映国家利益的国家大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另外，在坚持地缘政治研究的国家中心视角、重视国家权势变化、关注领土空间变更等传统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同时，也应密切注意吸收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其他理论观点，以丰富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实现多视角相互补充，以期对当今愈发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进程作出更为全面的理解。例如，在研究气候变化、资源匮乏、能源危机对特定国家权势的影响时，可以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方法应用于地缘政治研究中；在分析领土空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地位和功能时，可以吸取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关于领土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论述，既重视国家对领土空间的管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重视领土空间自身经济价值的实现；在对特定国家国内社会地缘政治思维及对外战略的分析论述中，还可引入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知识。总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交通、信息、网络快速普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和国际紧张局势总体缓和的历史背景下，在坚持地缘政治传统研究领域与研究特色的同时，中国学者必须致力于扩大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和适用领域，努力加强对新领域和新问题的学术开拓，从新的角度为国家营造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襄助。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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