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2 17: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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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花鸟画作为文人画艺术中最具灵性和文人精神特质的画科，它浓缩和涵盖了中国文人的艺术思想，精神内涵与审美品格，是历代文人寄托理想、抒感、展现抱负的重要表达方式，也是中国画审美理想与审美品格的精髓所在。
一、“乐山乐水”的赤子情怀
中国文人的“山水情结”可谓与生俱来、绵延久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翻开中国文化历史的册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春风得意，官高位显的文人大家，还是壮志难酬，吟啸山林的寒士布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梦想和精神归宿，那就是亲近自然、远离喧嚣，到自然中过清静无为的田园生活。中国文人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眷恋几近痴迷，它既反映了文人在政治与仕途的困顿中渴望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心灵本性，又体现出一种与世无争、清高朴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山水无言，真意自现”，寄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感悟人生的壮美与兴衰，体味人生哲理，不仅是文人功成名就或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归宿，更是抚平心理创伤、怡情养性的灵丹妙药。自然界中的一花一叶，一虫一鱼，无不以其天然之趣、勃勃生机给文人墨客带来生命的惊喜与人生感怀，成为他们抒感、吟诗作画的重要题材和寄托无限遐思的理想化身。
二、独立高标的人格境界
中国文人受儒道禅思想的浸染，历来重视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在儒家“君子”人格和道家“顺道”、“适然”等思想的渗透下，历代文人以立德、修身为立世之本，将高尚的品德看做是人生的第一修为。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书画艺术，也成为画家寄意人生体现人格境界的重要形式。清王昱《东庄论画》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儒家画论亦讲究“汰俗、养性、明理”，认为大凡“美”的事物，惟有以明净的人性品格入画，才能深切摇动观者的心灵，而技艺犹在末节。中国画美学对画家人品与境界的要求，使画家的人格品行、修养意趣与作品互融互生，画品的高下以画家的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人品则通过作品的立意与笔墨意境来体现。中国文人士大夫正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立高标的人格魅力滋养了中国画艺术，而最终使其脱离了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摹写，上升到诠释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崇高主题。在写意花鸟画艺术中，画家在题材上多选择梅兰竹菊、枯木松石、荷花小鸟等具有崇高品格与个性的形象入画，这些形象不仅是自然与笔墨意趣的体现，更隐含着画家深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梅花傲霜凌雪，不畏严寒，自古以来就是坚贞不屈独守贞正的象征；竹子清雅脱俗，虚心有节，从而成为画家气节与人品的体现。此外，兰的淡远，松的坚韧，荷的纯洁，无不以其品格之美，成为历代画家笔下表达高尚志趣与品格的重要题材。王冕以“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而名垂画史，文同以墨竹独得高标境界和清远意蕴而流传千古。画家笔下的花鸟鱼虫，也因其赋予的人格之美，从而焕发出了独特的生命与个性魅力。
三、刚柔相济的傲骨柔情
1、文人风骨
文人的气节与傲骨与生俱来，成为文人书画艺术中最动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抒情寄意为特征的写意花鸟画，更成为文人风骨与个性的绝佳体现：功名利禄面前，王冕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墨梅自喻；世迁之际，郑燮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风竹明志。在朝代变迁、国破家亡之际，身怀民族大义的遗民画家纷纷退隐山林，以书画寄恨以表达对故国的忠贞。元代画家郑思肖宋亡后“坐必向南，誓不与北人来往”，作品常以露根兰入画，以抒发国土沦丧的亡国之痛。其诗更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之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贞不屈、不事新朝的爱国之情。明末代王孙朱耷，明亡后弃世出家，将一腔忧愤宣泄于尺幅之间，其笔下小鸟皆白眼示人，于倔强冷峻中透露出对新朝的抗拒和不屈精神。此外，更有倪云林的秋江寒树，李方膺的疾风劲竹……历代画家将文人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气节，融入了写意花鸟画艺术的笔墨世界，极大促进了画品、诗品和人品的高度融合，提高了写意花鸟画的立意和审美品格。
2、士子情怀
文人是强大的，文人又是敏感多情的，春花秋月，朝露夕阳，自然界中的瞬息变迁无不牵动着文人的情思，引发出不尽的感慨和情感共鸣。正因如此，才有了多情的诗句、隽永的文人画和灵动的音乐。文人细腻敏感的精神特质，亦如春风细雨，点点融入了写意花鸟画笔墨意境之中，使画家笔下的一花半叶，淡墨欹毫，都充满了无尽的情感张力。从朱耷笔下“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惨伤之痛，到徐渭“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沉郁凄凉，再到唐寅“山空寂静人声绝”的闲适淡然，文人画家敏感而丰富的情怀可知、可触、可感。正是这种情感与笔墨意境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写意花鸟画的审美内涵，使作品充满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四、寂寞孤独的心路历程
“人生读书忧患始”。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终生都在寻寻觅觅中前行，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为文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文人十年寒窗饱读诗书，将入仕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实现。然理想与现实之间却矛盾重重，真正凭科举制度进入政治舞台，从而一展抱负的文人少之又少，大多数文人却空有满腹才华而入仕无门，在孤高 自守中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生。即使是成功入仕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大家，也常常因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而屡遭贬黜……壮志难酬，知音无觅，文人的寂寞、悲哀与孤独唱响千年，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与书画作品。
在文人笔下，一朵静美的花、一片萧瑟的叶，一只寂寥的秋虫都被赋予了清高的生命个性，成为画家寂寞人生的知己和情感寄托。“孤独”也被赋予了脱略凡俗、清高自守的人格含义，成为文人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孤独”之境，多以大面积的虚空入画，笔墨极为精简。画中或一石危立，或数枝横斜，小鸟虫鱼亦多神情寂寥，无依无傍，营造出一种天荒地老、旷世孤独的意境。在历写作意花鸟大家中，善于以“孤独”入境的画家尤属朱耷，其代表作品《孤鸟图》、《鳜鱼》等，无不以简到极致的笔墨和撼人心魄的孤独意境，给观者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印象。在《孤鸟图》中，一枝枯枝横斜入画，枯枝尽头，惟有一鸟垂头缩颈独立苍茫，此外空无一物。朱耷笔下这种“孤”到奇绝的意境，实际上是画家暮年孤独心境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画家对一生孤独命运的深邃思考……中国文人正是以笔墨写意这一特有的艺术形式，宣泄着对人生命运的抗争与情感困惑，在困顿中坚守，在失望中抗争，在得意时自省，寂寞、孤独又执着。
参考文献：
1.樊维艳.《中国哲学视野下的中国画学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1
2.周怡.《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态智慧—走进书画艺术的境界》. 山东社会科学 2009.08
3.邵明珍.《仕与隐：唐宋文人典型个案研究》.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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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侯中淑.《苏轼文人画思想研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6.李小勇.《宋元文人墨梅画研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0
中国文化的形成有其极其漫长的复杂的历史。比如冤家路窄，杀鸡儆猴，狐假虎威，阴沟翻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人飞升，仙及鸡犬；隔墙有耳，杯弓蛇影，凿壁偷光，这些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只会源于这已经发展了近万年的文明古国。这些文化现象几乎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独特的。倘若要我选择一个词语与世界接轨，那我认为流言蜚语应该世界通用，在西方叫诽谤。
独特的文化形成独特的心理，像影射心理，戒备心理，内杠心理，面和心不合等，在这片劣根性较强的土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美国文明像是一条新开发笔直大道，东方文明就像古老森林中弯弯曲曲，或高或低，阴暗斑驳的小径，直接后果是西方人直率，东方人内敛。
所以很多外来事物，原本可以良性地按直线发展，到了东方就会演变成了不和谐的离心运动，掺杂了更多的纷争，甚至歪曲了本意，变成纯粹的利益杠杆。例如大家日常司空见惯耳熟能详的网吧，1994年在伦敦刚推出来时，是正面的，高雅的网络咖啡会所，在中国发展成低劣的网吧。大家所熟悉的聊天软件，在中国变成了和诈骗的平台，都往歪路上发展了。
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是指人把自己的本质从内部抽象、分离出来，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为一个独立于人的精神实体———神、上帝。神不是别的，神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神的全知全能无非就是人的理性、意志的无限扩张的结果，神的道德完善性就是人的道德理念的神化，神对人的爱就是被神化了的人的自我之爱，属神的活动就是属人的活动。神是人的本质、人的心理、人的活动、人的道德、人的希望与追求等的对象化了的综合体。
当然，费尔巴哈在揭示宗教的人本根源、强调神与人的一致性的同时，也指出了神与人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他说：“我们的任务，便正在于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个体之间的对立；从而基督教的对象和内容，也就完全是属人的对象和内容了。”②他还说：“一个精神的即抽象的东西或神，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其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可见，基督徒世界的物质灾害，归根到底只是他们的精神的神或他们的理想。”（《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758页）但是，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说的神与人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的普遍性本质的抽象化产物的神与个体人之间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类的精神理想的神在“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之后，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理想的神与信仰个体的具体信仰行为和欲望之间的对立，而不是指人格化的神的本质与普遍性的人的本质之间的对立，更没有认为奴役人、强迫人和束缚人是神（上帝）的本质。相反，他认为，“上帝爱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他说，“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基督教的本质》第85页）“上帝之爱人———当他爱人的时候———乃是为了人，也即为了使人善良、幸福、福乐。”（《基督教的本质》第91页）他认为，上帝对人的爱，其实质是人对自己的爱。“上帝对人的爱———这是宗教之根据和中心点———，毫不含糊地和毫不矛盾地证明，人在宗教之中把自己直观成为属神的对象、属神的目的，换句话说，在宗教之中，人只跟他自己的本质、只跟‘自我’发生关系。”（《基督教的本质》第95—96页）上帝对人的爱也唤起人对上帝、人对人的爱。“上帝的爱驱使我也去爱；上帝对人的爱，是人对上帝的爱的根据：属神的爱导致、唤起属人的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可见，既然上帝爱人，那么，人就是上帝的心，人的幸福就是上帝最关心的事。”（《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有些理由受到人的尊敬。”③恩格斯指出：“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④恩格斯还指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⑤“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度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⑥“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外部的自然力在人们头脑中获得了幻想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⑦马克思还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⑨恩格斯在论述基督教的神时指出：“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是一个想象的形象。”⑩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是：宗教的本质在于，“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自然、社会和人都是宗教的源泉。宗教是“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宗教既是自然力量的反映，又是社会力量的反映（包括幻想的、歪曲的、颠倒的反映等）。神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与抽象。“神就是人”———神是人的人格化、对象化，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继承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自身的反映，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继承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来自于西方的宗教异化论思想。当代中国的“异化”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人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劳动产品反过来统治、支配和奴役人———劳动者，即“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物支配着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从深层次上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仅没有实现“自由自觉”的本质，反而产生了异化———工人降低为资本家生产商品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工人成了自己所生产和创造的商品转化而来的资本的奴役对象。
可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的“异化”概念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该东西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第二、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东西的作用违背了创造者原来的本意即目的；第三、该东西反过来反作用于其创造者———支配、奴役或者危害它的创造者。这三个方面是构成“异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三个必要条件中，核心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奴役或危害创造者”。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所创造的东西虽然反作用于其创造者，但这种反作用有益于（至少是无害于）其创造者，或者与创造者原来的创造目的是一致的，那它就没有发生异化。只有在被创造物不仅反作用于创造者，而且这种反作用对其创造者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说它发生了异化。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是这样理解和应用“异化”这一概念的。例如，我们现在说“科技异化”就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已经在很多情况下以某些方式奴役人、危害人类，人类很多很严重的问题都源于现代科技。比如，环境污染、水污染、核威胁等。再如，我们说“权力异化”就是指政府权力本来是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政府、赋予政府官员的，为的是让政府、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官员却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各种权益。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异化”基本上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意义上的“异化”，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中的“异化”概念。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人所说的“宗教异化”自然也就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以上帝为代表的各种神灵是人所创造的；第二、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作用于人；第三、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统治人、支配人，甚至奴役人、危害人。现举例如下：
邢贲思先生在其《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原载《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一文中说：“这就是说，人创造了神，而人则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俘虏。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出来的精神实体转而成为人的存在的统治者。”他还进一步指出：“神是人的自我分裂，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和人的矛盾是人和自己的精神创造物的矛盾，人的精神创造物反过来成为钳制甚至奴役人的力量。”（《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随后，邢贲思先生还指出：“戕害自己的肉体的情形不仅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其他一切宗教中也都存在。”“狂热的宗教徒对于自己的否定达到了超越常情的地步。有些教徒除了接受洗礼以外，终生不沾水，他们听任虱子的噬，他们把虱子竟然叫作‘上帝的珍珠’。有些教徒发愿终生维持一个困难的姿势，如紧握拳头始终不放，直至指甲穿破手掌，或者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直至残废不能使用。有些教徒用铁链把自己固定地拴在一个地方，终生不离开一步。有些教徒甚至躺在路上，让载着神像的大象踏过自己的身体。可见，宗教狂热达到顶点时，人的自我否定不仅表现为压制自己的欲望、尘世生活的要求，而且直接表现为肉体上的自我摧残、自我舍身。这样，人不仅成了神的工具、附庸，甚至成了向神献祭的牺牲品。”（《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显然，在邢贲思先生眼中，“神”已经不仅仅是人的本质与人的分裂，不仅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化、对象化，而完全成为一种“钳制人甚至奴役人”的力量。神与人的关系已经衍变成了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对立关系了。
又比如，王海明、孙英老师在其《宗教异化论》一文中说，“作为人道主义概念的宗教异化，指人们按照神灵意志而非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行为，是自己所进行的不是服从自己意志的、属于自己的行为，而是服从于神灵意志的、属于神灵的行为”。他们认为，类似于经济异化起因于资本家握有资本这强制力量，宗教异化起因于神灵握有祸福这种强制力量。他们以《圣经•申命记》里的摩西所说的一段话来说明人为什么会遵从神灵的意志，并以之作为宗教异化的根源。这段话是这样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诅咒，在田间也必受诅咒；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受诅咒；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诅咒。你出也受诅咒，入也受诅咒。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诅咒、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遵从神灵意志行为的被强制、受奴役、不自由之性质，充分体现在这段话里。
再比如，四川大学陈麟书、陈霞两位老师主编，2003年出版的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宗教学原理》一书也明确地说：“这种神在阶级社会里，实质上是代表地上的统治者来统治人，加强世俗现实统治者对于现实人的统治。”“宗教之所以能通过神来统治人和压迫人，从认识论的原因来说，就是因为神是一种不可被人所感知的和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
几十年来，这种认为神强制人、束缚人、奴役人，人则受神的奴役、强制、束缚，从而屈从于神的意志而不自由的思想一直是我们的宗教观念中的一种主流思想，成为我们的宗教异化论的主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看来，宗教中的各种神灵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是一种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的力量，是一种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甚至成了阶级社会统治人与压迫人的力量，成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何以不成立
宗教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立的一种信仰体系。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精神实体。上帝何以能够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何以能够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呢？从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宗教异化论者认为，上帝强制人、奴役人，所依凭的是上帝握有祸福强制力量。即：“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圣经•申命记》（28：1—6））相反，“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的这种论证很有代表性。因为，第一、很多宗教徒约束自己的欲望、遵从上帝的意志行事，的确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这类善的承诺或恶的诅咒。其次，这种类型、这种模式的训导，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以及其它宗教经典中都很普遍。尤其是《圣经》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到底能不能作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的观点———神是钳制人的发展、剥夺人的乐趣，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的依据。这段话是摩西所说的。这段话的本意是要“你”听从上帝———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莎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亚设、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继母行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兽合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岳母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圣经•申命记》（27：11—26））由此可见，摩西所吩咐于“你”的———“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一个社会里必不可少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
再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有很多。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圣经•申命记》（5：17—21））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要“爱邻人”，要“爱人如己”，要多做善事，要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奖善罚恶，要行公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要像他的独生子耶稣一样，为了救赎人类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耶和华说：‘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圣经•以赛亚书》（1：10—11））“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圣经•弥迦书》（6：6—8））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即王海明、孙英两位老师在其合写的《宗教异化论》一文中作为其宗教异化论依据的那段话中，要求“你”听从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即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一切诫命律例”。那些咒诅所针对的就是那些违背上帝的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诫命律例的人，即是那些“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行恶离弃他”的人。上帝的一切咒诅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努力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多行善事，多行公义。其结果也必然是有力地促使很多人（主要是那些基督教徒）努力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听从上帝的道德教诲，从而大大地提高信仰者的道德行为水准。所以，上帝的咒诅完全是一种促使人行善避恶、扬善抑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诸如此类的各种神灵（如佛教的佛、伊斯兰教的真主等）的咒诅、警告乃至胁迫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信仰者遵循以上帝、真主等名义颁示的道德教诲。这是宗教实现其“神道设教”功能与目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独特的方式。事实证明，宗教的这种独特的教化方式的效果是很好的。就犹太民族来说，“回首民族历史，他们发现百姓何时信守上帝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国运就亨通；当人们把上帝正义、仁爱的命令忘在脑后的时候，国家就遭厄运”。对于犹太民族的这种信仰的经验教训，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圣经•士师记》教导的就是这一课题。其基本思想就是，“以色列对上帝忠心的时候，国家就兴旺；以色列在背离自己的真神耶和华去拜假神的时候，就无力抵抗周围的仇敌；当他们发现自己因此遭受苦难的时候，又回过头来投靠上帝，上帝便怜悯他们，赐下拯救者（士师）”。（《旧约概论》第70页）所以说，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如摩西）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完全不是对人的奴役，而是对人的警示，是敦促人们接受和遵行其道德教化的一种有力的方式。如果说，这是对人的强制与束缚，那也是束缚人们那些不道德的邪恶的行为，强制人们避恶行善；如果说，它取消和剥夺了人的意志与乐趣，那么，它取消的的是人肆意妄为、危害他人的自由意志，剥夺的则是不应有的侵害他人的乐趣。所以说，上帝等神灵的诸如此类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根本不是宗教神灵奴役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束缚人的依据和表现。
至于说，导致一些宗教信徒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摧残，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过分的压抑与禁欲等，那只是极少部分的宗教信徒的一种不正确的信仰方式。况且这样的信徒毕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依据极少数信徒的不正确的宗教行为方式而说“宗教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更不能依据这些作法作为宗教异化的依据。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一种理想化的升华。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上帝的本质之后，虽然使人们对其敬畏与崇拜，但是其目的和结果是促进和激发人的一些优良道德品质———仁爱、宽恕、信实、自由、平等、公义等的形成，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所以，如果说“异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人、控制人和奴役人，认为宗教是奴役人、压迫人、强制人、束缚人的力量，宗教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那么，这样的“宗教异化论”就是不成立的，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中国宗教异化论的影响
并非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它不仅强调饮茶的过程，更追求饮茶所体现的审美境界。普通民众和僧人处于生理的需求饮茶是“茶禅一味”思想的物质基础，而“茶禅一味”思想则是对这一生活模式的审美升华。就僧侣而言，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成为农禅的基本形貌。自马祖道一提倡“农禅结合”，僧侣和寺庙为获得发展开始大力提倡禅林经济；而僧人对茶的大量需求则成为推动农禅的另一因素。这就形成了蔚然壮观的寺庙茶文化现象。僧人对茶的需求不仅在于生理层次的需求，更逐渐成为重要的佛事活动。茶与禅的结合是与敬茶所形成一整套佛教仪轨紧密联系的。“正因为茶与禅能融为一体，所以茶助禅，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有如此巨大功能，决非仅由其药用性质的特殊方面所决定，正如道教最旱在观念上把茶吸纳进其“自然之道”的理论系统中一样，禅门亦将茶的自然性质，作为其追求真心（本心）说的一个自然媒介。”
二、茶禅一味思想的生命意识
茶禅一味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它不仅浸润着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取向，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豁达、开通的人生观和生命意识。“茶禅一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审美境界，也体现在茶禅一味思想所表现的生命态度上。中国人对茶禅一味的认识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因此，也饱含着中国人对自我生命历程的解读和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重视农业生产就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而生发出“重本抑末”的思想。对于农业的重视使得中国人极为强调对土地的坚守，在传统的禅理经济中，僧侣种植茶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提供经济来源。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茶禅一味思想中感受到中国人对生命归属感的重视。当禅宗高僧大德强调“吃茶去”时，不仅是要告诉学佛之人以平常心看待周围的一切，也是要以平常心对待生命。只有获得了对于人之生命本真状态的理解，才能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升华至最高的境界。无论是对于禅宗佛理的阐释，亦或对于僧人生活状态的展示，现实生活中的生老病死将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佛教徒而言，生死不过是脱去这一世的皮囊进入六道轮回而已。如果能在禅修之中获得佛法领悟则可以进入不生不死的涅槃之境，而这样的生命状态也并非只是属于佛家僧侣。任何能够诚信信奉佛法，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修行的人都可以实现终极佛法的回归。不仅是对于佛法领域可以借助于茶禅的方式实现，我们还能从佛法中感受到“茶禅一味”思想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认可。从茶禅的修行过程而言，所有涉及茶的行为都需要遵从自然规律，这是因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取得良好的收成、才能获得自然对人类的回馈。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佛道两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各有贡献。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认为茶具有“返璞归真”的品格。因此，人们通过品茶不仅可以获得感官的享受，甚至可以达到回归自然的人生境界。尤其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子遭受了仕途、人生的挫折后，他们渴望获得精神的慰藉、找寻心灵的家园，被道家思想赋予了独特内涵的茶文化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重要的寄托方式之一。
三、结语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而来的，“瓷源于陶，而精于陶”，陶器向瓷器演变的阶段学界称之为“原始瓷”，对于原始瓷的出现年代，学界尚存争论[2]98-99。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同自商代起中国就出现了原始瓷的观点，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原始瓷的出现年代一再被刷新，1980年，山西夏县冯龙山遗址中出土的数十件原始瓷碎片，经过碳14检测显示，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位于夏代纪年内）。而2002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件盔形器，在其表面发现覆有一层薄青绿釉，被认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这把原始瓷的出现时间再次刷新至约公元前18世纪。目前关于瓷器的起源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夏代中晚期开始出现高温施釉瓷，其满足成瓷的三个必要条件是：高温、原料、釉。而更早发现的“原始瓷”因在温度、材质和施釉标准上普遍达不到要求，因此不能称作原始瓷，只能称其为开启了烧制原始瓷的序幕。
二、中国瓷器的发展
中国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几经蜕变，终于在东汉时期烧制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东汉瓷器质地细腻，釉彩光滑，胎釉结合紧密，釉下已无石英残留。这种釉在外观方面或在显微镜下，都摆脱了原始瓷的特征，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魏晋时期，浙江越窑最为著名。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做工考究，胎质密度高，吸水率极低，且表面发现有一层蓝色玻璃质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表明中国瓷器生产水平已迈出重要一步。数百年后，在青瓷基础上产生北方白瓷，白瓷与青瓷的区别仅在于二者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制作工艺并无太大差异。但白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标志着中国瓷器开始从单釉瓷向彩瓷的发展。中国瓷器至唐初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唐代以长沙窑的复彩瓷最为知名，长沙窑瓷器在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土，说明唐朝瓷器海外贸易繁荣。其出土文物中不乏有西域风格的肖像和动植物图案以及阿拉伯造型风格的瓷器，由此推断，唐朝时可能出现了针对海外市场而生产的瓷窑。宋代瓷器在继承唐代生产工艺基础上出现大繁荣局面，呈现出“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存于世的繁荣景象。宋瓷已掌握了窑变及两面彩技术，擅长在釉面作“金丝铁线”冰裂纹。景德镇“瓷都”称号便由景德年间为宫廷生产瓷器而得名。宋代瓷器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釉里红”和“元青花”相继烧制成功，其中元青花以钴料呈色，在胎胚上绘画，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烧结，制成白底青花的彩瓷。青花瓷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它一经出现，便迅速流传，成为主流产品达数百年之久，显示了极旺盛的生命力。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明代流行“青花瓷”、“影青”，瓷胎细薄，雕刻暗纹，花纹略微带青色，透光可见。清代以彩瓷见著，其中“珐琅瓷”、“粉彩”尤为杰出，此外还有霁红瓷、“天青釉”、霁青瓷、仿五代柴窑瓷等。景德镇是清代著名陶瓷产地，以制作青花瓷、彩釉瓷和粉彩瓷而闻名。中国瓷器在清朝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数千年制瓷经验的积累、优质的制瓷原料、社会稳定、手工业经济繁荣、政府对瓷业的重视，使得中国瓷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在与西方艺术的交流融合中，学习西方制瓷技术和引进西洋原料，使瓷器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画院追求精工细刻，精益求精，屡有惊人之作。景德镇制瓷工艺在康乾时期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中国瓷器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象征。从瓷器纹饰的使用到造型的发展，无不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完美表达。远古时代，人们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生活，这些记载日常生活和庆典活动的绘画经过压印在器皿泥胎上形成纹饰，这些纹饰体现了祖先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吉祥如意的祝福。从另一个视角也说明，祖先在装饰瓷器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主观意识，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情感。在表达个人审美取向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审美风格。
（一）幸福和谐、热爱生活
“和”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包括：心态和谐、交往和谐、生活和谐等。其中“五福”又是“和”文化的具体表现：
（1）“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表达，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出发点。瓷器中的百福图、福纹饰等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
（2）“禄”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阶层希望奋斗达到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的普遍愿望；
（3）“寿”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
（4）“喜”是中国人民在精神层次上的最高追求，与“喜”密切相连的喜鹊图案常在瓷器中出现，生活中人们常把喜鹊与喜事联系在一起，家中摆放喜鹊装饰的瓷器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5）“财”也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物质的努力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财富的积累，并视积累财富为一种美德。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五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既是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表达，同时也是追求和谐生活的终极目标。以“五福”文化为核心的“和谐”文化构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
（二）勤俭节约、刚健自强
瓷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民族心理起到重要的暗示作用。中国人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注重瓷器的德育功能，如在瓷器装饰中选择了大量的孝道题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传统。此外，古代著名神话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作为创作题材大量融入瓷器制作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理想、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刚健、奋发、自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历史仍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核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瓷器完美诠释了民族精神在文化传播中的道器转化。同时瓷器本身也向世人传递了朴质、永生的简约理念，使人们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养成勤俭节约的优秀品格。
（三）团结求精，敢闯创新
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瓷器制作中也包含着“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陶瓷精神，“千里挑一，一瓷万价”是制瓷人对陶瓷作品精益求精的永恒追求，“白瓷如玉，一鸣天下”是制瓷匠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豪迈表达。制瓷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制瓷匠人的创新思维。从制瓷技艺上看，宋代首创“影青瓷”，元代创制“青花”、“釉里红”，明清两代先后创烧彩瓷、“甜白”、“郎窑红”、“美人醉”等名瓷，民国“珠山八友”首创用中国画技巧装饰陶瓷等，这些技法的运用在对传统工艺继承的同时也展示了劳动人民不竭的创新活力。
（四）兼容开放，海纳百川
中国瓷业繁荣发达，历经千年不衰，秘诀在于兼容开放、海纳百川。虽然历史上受封建体制影响，瓷器制作易拘泥于传统，但改革创新的思想无处不在，先人以“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做祖训来训导后人，如景德镇制瓷艺人拜东晋来此隐居的赵慨为师，使其制瓷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南宋时因战争逃亡至景德镇的大批北方难民，后来融入到陶瓷生产中成为制瓷艺人，有效补充了劳动力资源，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元代青花瓷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引进波斯产的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借鉴西洋画技，引进西洋色料，把瓷器制作技艺推向顶峰，在世界为中国赢得“瓷都”美誉。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形容了当时壮观的瓷器贸易景象。
（五）义美忠孝，亲仁柔韧
“碎石成泥，泥做火烧”凸显了制瓷祖先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凸显了瓷器的耐性。瓷器承载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与祝福。以龙凤呈祥为素材，体现了对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岁寒四友为题材，展现了人们对品格高洁人士的景仰与赞美；以观音、菩萨等为题材，直观表达了博爱众生的思想，以关羽为题材，表达了对忠、孝、仁、义思想的赞颂。瓷器的装饰是民族文化思想的直观反映，主要表现的是义美忠孝、亲仁柔韧、奋发进取等民族精神。瓷器装饰中，常可以见到“年年有余”、“福在眼前”、“节节高升”、“松鹤延年”等吉祥图案与文字。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让使用者仿佛感受到了制作者的真诚祝福，在艺术表达上体现了间接性与直接性的互容。
（六）求真务实，至善至美
设计的过程中，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被物化也可以当做一个精神，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之间可以看成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总与支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
1.中国文化是工业设计
汲取营养的源泉设计是一个将各种理念，技术，文化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自然的共同体的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将我们的文化融入其中，在设计中展现精神文明和文化色彩，增强设计的感染力，给设计作品增添更加浓郁的民族色彩。
2.工业设计是中国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涌现出文化的色彩。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建筑设施已经演变成一种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我们热爱这些新鲜的文化。鸟巢、水立方、奥运场馆、世博会场馆都展现出一种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种中国精神。
3.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的相互融合
在中华文化和设计结合的过程中，进行设计之间的融合，交流与思想核心的碰撞，从中转化为一个整体性设计。在创新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设计相互推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设计文化，我们在进行创新设计道德过程中，就要寻找设计和文化的结合点。
二、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及启示
1.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窗户的设计演变成我们现在的时钟上的花纹设计，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形态到结构、色彩都过渡得很自然，这个时钟摆在家里的墙上的时候，会感觉很自然，闲逸。中国的太极文化，太极文化是武当创立的，是黑白两种颜色代表天地万物糅合在一起，浑然天成的感觉。用太极文化来转化为书柜设计，看上出显得家庭的文化气息很重，浓雅。在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创新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文化对于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在对于文化的设计的过程中，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启示。在设计的文化中要吸取文化的精髓，才能有好的创意设计。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与设计相互交融。
三、结语
在这个日渐数字化得年代,电影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一项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精神食粮。美国电影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力与创造性,使其在世界电影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国人强烈的自我中心观使得个人主义在美国电影中的表现显得尤为突出,这种个人追求与奋斗的精神,创造了大量诸如《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一类的冒险性质的电影。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普通人,他们利用这些能力惩恶扬善、拯救社会,同时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各种生活、感情方面的问题,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应承受的种种压力。虽然也有烦恼,也会失败,但他们从不放弃。主人公坚定的意志与责任感,体现了大多数平凡公民的内心世界,他们渴望正义,渴望被关注,渴望成为英雄。这些电影把人类个体的力量神化,呼吁每一个普通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责任,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将每一个人的个体价值诠释得淋漓尽致。
孤独的英雄并不完整,爱情是电影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哪部电影中,或多或少都有爱情的影子。完美的爱情与家庭更是美国电影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笔。诸多经典如《泰坦尼克号》《当幸福来敲门》《拜见岳父大人》都充分向人们展示了爱情的永恒与伟大。尤其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人彻底改变了生活人生观念,他们相信:爱与亲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家庭是最温暖的所在。所以,讲述爱情与亲情的电影无疑有着拉近人与人距离的神奇力量,这类型的电影往往更有亲切感。
随着信息爆炸的逐渐加剧,美国电影利用其独特的生命力,逐渐吸取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传统元素与演艺界人才。有如同《花木兰》式的中国传统故事,也有类似《功夫熊猫》等经典中国元素的形象塑造,美国电影将这些小众元素加以包装推广,让来自各方的民族特色全球化,从而达到自身经济利益的提升。这种蚕食他国文化并予以改造与加工的方式为美国电影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也为出产科技型的大片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电影的吸取性与包容性让题材和内容多元化,这也使美国电影在全球影视界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能够长久持续地发展下去。
美国领先的科技水平促使了高科技在电影中的大量应用,大大增加了美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美国电影奇幻和梦幻的特点,以及豪华、绚丽的表现形式,打造了一部又一部传奇科幻的影片:《侏罗纪公园》《珍珠港》《阿凡达》等此类影片不仅给观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让全球影迷回味无穷。由此看来,科学技术在美国的电影中发挥了超凡的作用,个人英雄主义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概括说来从新石器时代起，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具有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这体现出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
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的发展应为商文化。
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文化的主人尚待进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为百越文化。[1]
以上三大文化区，除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为中原的华夏族——汉族所创造外，北方的畜牧业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则分别为我国古代民族胡人和越人所创造，而且基于其经济、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此外，在我国南方尚有山地耕猎文化区，包括部分滇黔山区、湘桂山区及武夷山区的苗、瑶、畲等民族文化，垦殖山田，辅以狩猎，部分低平地区间种水稻，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康藏高原有以耐寒青稞为主要作物和畜养牦牛的农作及畜牧文化区，以藏族为主创造出独特的藏文化。在西北则有经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边缘的绿州灌溉农业区兼事养牲业的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绿洲文化。此外有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的文化区，包括分布在藏南、滇西北至滇南的横断山脉南段山区的珞巴、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基诺等民族，他们创造了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其他如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2]
如上所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类型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处于类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其文化创造虽各有特点，但却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傈僳、景颇、佤等族。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处于相同或相似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的自然环境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例如藏族和傣族。当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受其他历史因素和民族关系等的影响，以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大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在全国各地区中只有云贵高原才能较清楚地看到这三大文化共同存在。换言之，云贵高原是三大文化延伸、接触和交融的地区，犹如地壳上三大板块的接触和碰撞，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原因在于：
第一，云贵高原是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往东便下降到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原和盆地，是即云贵高原（主要指滇东及贵州等地）。云贵高原东缘一线往东是1000米的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云贵高原总的说来北高南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虽然海拔3000米以上，但怒江、澜沧江、沅江等由北往南纵贯其间，山势愈往南愈开阔，形成不少海拔较低的亚热带河谷盆地。由于这种独特的地形和地势，使云贵高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景色，有的地区，主要是滇西北和黔西北宜于游牧经济的延伸，低平的河谷盆地则适宜于稻作文化的存在。甚至在同一地区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垂直分布着不同的民族。
第二，由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的横断山脉诸山，山谷深切，形成纵贯南北的几条大江，由西往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这个六江流域地带，形成历史上纵贯南北的民族流动的走廊地带。
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民族流动，是西北以游牧为业的羌族。战国时期羌族主要居住于今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位于上述民族走廊的北端，青藏高原东麓之间。秦兴起后势力向西扩张，部分羌人首领“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与众羌远绝，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3]这些羌人即沿上述民族走廊南下，以后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这自然并不排除秦兴起之前，已有羌人游牧于走廊之南的一些地区。
云贵高原东缘乃是广西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区，地势低，气候湿热，自古就是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支系不同，互不统属，故称为“百越”。然而百越的分布尚不止此。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岭南越人地区将其纳入郡县制度进行治理，在南越地区设立南海郡（今广东），在西瓯、骆越地区设立桂林郡和象郡。值得注意的是象郡的地域竟然包括了今贵州乌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把这块地区也视作越人分布区。这说明越人在稻作文化延伸的地区有所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百越民族及其文化是后来才迁移到云贵高原上去的。例如今贵州乌江以南和云南滇池地区，考古工作者都曾发现具有越人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云贵高原的某些生态环境是适宜于百越文化延伸和扩展的。
至于属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汉文化，秦汉时期由于推行郡县制度，有利于华夏——汉文化向西南地区扩散。汉族移民、郡县官吏和商人，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是封建制度和礼俗以及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由于政治、经济和通婚等多种原因，汉族中融合了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中也融合了汉族成分，这些就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总之，由于云贵高原地理生态环境的独特性，使前述中国三大文化得以在这里延伸、接触和交融，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
【内容提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密切。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是在寻求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功能，是一项应当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摘要题】民族文化
【英文摘要】Chinaisofmulti-ethnic,multi-eco-enviromentalandmulti-cultural.InChinatheetniccultureshavecloserelationshipswiththeenvironment.Theideaandstrateg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comefromtheprocessofsearchingharmoniousrelationsamonghumanity,resourcesandeco-environment.Howtomakeuseofthetraditionalculturalfunctionwhichisfavorableto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snowanimportanttaskworthyofdeepresearchduring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