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国画艺术，现实主义
从现有史料来看，我国国画艺术已有七千年发展历史。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画形成了与世界上其他画种显然不同的艺术特征。
从绘画材料工具到表现方法与艺术技巧，与西方艺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就是西方人也对中国过去的艺术赞叹不已。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极其高超技艺，具有西方艺术不能具有的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人类艺术宝库的宝贵财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美术界的某些人在认为“传统中国画正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①的同时，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美术论文，时至今天，中国画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应随着时代的推进，发展到更高更新阶段，为发展人类的艺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实主义②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库尔贝提出来的。其实，现实主义早已存在人类艺术的发展过程之中。它随着时展而发展，促进了人类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论文开题报告。西方是这样，东方也是这样。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诺、纳斐尔，十九世纪的库尔贝、米勒、罗丹等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
在中国画史上，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六朝时期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都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在山水画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在唐以前，山水画尚处在萌芽初创时期，唐代以后经历了六次大的变革。到大小李是第一次变革，到荆关董巨是第二次变革，到李成范宽是第三次变革，到刘李马夏是第四次变革，到大疵、黄鹤是第五次变革，到石涛是第六次变革，经过六次大的变革，现实主义在山水画领域得到了更大发展。在花鸟画方面，从徐渭、八大山人以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在理论方面美术论文，现实主义思想更有重大发展，而且比西方早得多。在东晋时期，顾恺之就在过去注重写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③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物画方面，不但要形似，而且要写出人物的独特精神风貌，这就是恩格斯提出的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④。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的是，顾恺之这一精辟论点，也不是他随心所欲地自己臆造出来的。应很好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东汉未年，魏氏鉴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立九品中正之制，把当地人物评为九等，供政府选用，于是对人物的品评议论成为当时议论的中心。当时对人伦鉴识重在道德、节操、忠孝、气节、儒学的品评。到曹操时代产生了很大变化，曹操反对儒学那一套，他多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⑤“陈平非笃行，苏秦岂守信耶”⑥美术论文，曹操自己也无操守，更不忠于汉。曹操、司马懿等皆不美，不但身形矮小，而且仪容不雅。如以美论人，就会得罪上层人物，但“精神”、“神情”还是值得重视的。实际上出色人物的“神”皆不一般。于是“精神”就为鉴赏人物所重视，到东晋，人伦鉴识由政治上的适用性逐渐变成对人的欣赏、士人名流论人言必神情风貌，顾恺之也是当时名流，自然皆以“神情”为标准。整个社会 评品人物轻形重神，为人画象，当然也以传神为主。可见“以形写神”之说，来自社会需求。体型美不美不关重要，画出一个人物的独特神情和本质特征就可以了，而能表现一个人的本质特征的，正好又是一个人的眼神。即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社会需求，来源于创作实践，这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也是从形到神，这就是现实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人物画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论文开题报告。
在顾恺之人物画上提出“以形写神”的论点的基础上，六朝山水画家姚最，又在山水画方面提出了“学穷质表美术论文，心师非化”⑦的论点。就是主张从现象到本质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本质上心领神会地反映出作者的亲身感受。唐代山水画家张操又经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在姚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外师造化，必得心源”的论点。他们都是强调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心有感受地通过形象抒发出自已的思想感情和意趣情操。这些理论说明现实主义在山水画领域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五代，经过山水画家的艺术实践，又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图真”说。“真”是艺术的“真”。意思是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达到本质的艺术的“真”。到清代，石涛辈山水画家更是在突破前人陈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⑧的新论点，更把现实主义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可见，中国国画艺术的发展都是和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前人早已知道了要认识事物的的本质特征并塑造出能反映本质特征的典型形象来抒发自己胸中的逸气。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是源远流长的。
晚清以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现实主义又在中国的发展史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①王春立，挺直民族的脊梁----关于中国画现代化的思考，《国画家》2002/2，P31。
②REALISM，《现实主义》。
③张守涛，东晋画家顾恺之。顾恺之，〈〈画论〉〉。
④童庆炳，〈〈文学概论〉〉。
⑤、⑥崔怀义，谈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及其对现实的实践意义
⑦姚最《续画品》云：“谢赫，……至于气运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复壮雅之怀，然中兴之后，像人莫及。……”
⑧石涛〈〈画语录〉〉
1难以展示全貌和细节
在使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国画艺术展示时，一般都使用实物展示，以悬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展示空间以及画幅大小的影响，观众较难欣赏到作品的每一个部分，特别是对大幅作品的上部与下部。
2受时空限制
使用传统媒体的展览方式，观众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去特定的场所进行欣赏，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严重。由于空间的限制，每次展览只能服务当前或是周边城市的观众，影响面受限。同时一次展出的国画作品也有限，无法将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示给观众。
3难以展示说明信息
国画艺术展示过程中，除了对画作本身的展示，还需要提供画作相关背景信息的展示，比如作者生平、创作风格、创作时代背景、作品艺术价值等。传统媒体展示主要通过展板方式展示这些说明信息，但是这种方式无法平衡大量文字不便阅读和少量信息不足以帮助观众理解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具有时代背景或者反映历史事件的国画作品，如何让缺少相关背景知识的观众较好欣赏国画作品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展示方式必须面对的挑战。4缺乏互动性与趣味性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不断扩展，人们逐渐改变了接收信息的习惯，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图像、声音、动画等方式接收信息，并且追求与信息传递者之间互动的效果。而传统媒体进行国画展览时信息传播是单向的、静态的，缺乏趣味性与互动性。
二、数字媒体技术特点及在国画展览中的优势
1展示能力强
使用数字媒体技术可以全方位地展示国画作品，有效弥补实物展出时展厅空间、照明限制以及缺乏细节展示的缺陷。比如使用高清数字扫描技术将国画作品转化为数字图像展示给观众，可以对作品任意部位进行局部放大、旋转等操作，观众可以欣赏作品整体的同时品味每个部分的细节，特别是对于大型画作效果更为明显。又比如使用数字修复技术，将已经受损的国画作品进行复原，让观众可以欣赏完整的作品。
2不受时空限制
数字媒体技术由于其虚拟化和数字化特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传播，打破了传统展示技术的时空限制。例如故宫博物院将其馆藏画作的高清数字版本放到网站上，方便人们欣赏，观众不受到参观时间和参观地点的限制，可以对国画艺术作品进行更细致的观赏和学习。在网站上同时也提供了方便的查询功能，让观众方便地在大量作品中找到目标作品，提供了更好的观赏体验。
3内容信息量大
传统展示技术因为受到展板或展厅面积的限制无法大量展示的信息通过数字媒体技术可以容易的实现。将国画艺术展览所需要的背景知识和相关信息等录入计算机，构成信息数据库，在展厅中部署信息查询设备，让观众可以根据需要浏览画作相关信息。查询系统可以容纳大量数字信息，有效设计交互方式后可以高效地提供信息。同时极大地节约了展馆空间，也避免了大量展板引起的杂乱，帮助观众全面了解展览作品。
4互动性与趣味性
使用数字媒体技术，可以将传统媒体展示技术中单调的信息转化为视频、动画、游戏等丰富的展现形式提供给观众，增强了展示的趣味性与观众的接受度。使用数字媒体展示可以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展示的互动性，将信息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的交互。观众在互动中可以有针对性的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同时将意见反馈给展览方，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目标性，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
三、数字媒体技术在国画艺术展览中的应用原则
1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
在国画艺术展览中应用数字媒体技术的首要原则就是形式与展览内容的一致性。传统媒体的展示方式是描述性的，而数字媒体的展示属于阐释性的。传统媒体可以先确定展示内容，然后根据内容设计形式。由于数字媒体可以提供更大的信息量并且更具有交互性，因此在策划展示内容时就需要同时考虑展示的形式，并且根据展示形式的不同调节展示内容。
2科学严谨的原则
在使用数字媒体追求展示效果华丽的同时，必须坚持展览内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所展示的文字、图片、影像都必须有完整的学术依据，系统地对国画作品相关信息进行展示。用数字媒体技术进行场景再现时，要特别注意对场景历史真实性的把握，不能凭空臆造。设计的展示方式必须生动活泼，寓教于乐，但不能是抛弃客观事实的纯粹的娱乐。
3合理适度的原则
在国画艺术展览中，必须确立展览的主体为国画作品本身，数字媒体技术是展示过程中使用的辅助手段，控制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范围和频率，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画作上，不可以喧宾夺主。合理适度的原则是指合理安排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比例，既不让观众长时间被动接受信息，也不能让观众把时间都花在多媒体展示项中。根据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多媒体展示项占据观众的参观时间大约控制在总时间的30%左右可以达到最好的展示效果。
四、国画艺术展览中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设计制作流程
1确定展示需求
在国画艺术展览中使用数字媒体，首先必须确定展示需求，作为传统展示方式的补充，数字媒体应用主要满足以下几种需求：全景或细节的展示，大量背景知识与相关信息的展示，与观众互动的需求，网上作品展示等。根据国画作品自身特点与传统手段展示的不足，确定数字媒体展示方式，并且确定在数字媒体上需要呈现的内容。比如使用数字媒体技术展示《清明上河图》，其需求一是展示画作的全景和各部分细节，二是重现北宋繁华的景象，三是展示画作时代背景知识与作者相关信息。因此可以选择数字媒体技术，利用历史资料结合作品重现画作场景。明确需求是后续工作开展的基础，必须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调研才能确保需求的准确。
2策划与设计
根据需求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数字媒体技术，并且对展示方案和方式进行设计。在进行策划与设计时必须遵守上述讨论的原则，达到展示形式与展示内容的高度统一，并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国画艺术展览来说，设计依据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画作本身，任何展示技术都必须建立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其次是对该画作的研究成果，可以广泛采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丰富展览信息，帮助观众欣赏画作；再次就是画作年代社会历史背景资料，对画面内容做合理的扩充，以达到全面认知的目的。
3实施要点
关键词：水彩画；语言；线条；色彩；构图
水彩画是绘画的一种，属于西洋绘画中的一个重要画种，它发源于古埃及、印度、波斯等地，后来传入欧洲，18世纪在英国形成独立的画种。
一切艺术都有自己的艺术语言，水彩画同样如此。它的艺术语言，既有绘画艺术的共性特点，又有它本身的个性特点。
具体而言，水彩画的艺术语言，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线条
线条是所有绘画的共同艺术语言，自然也是水彩画的重要艺术语言之一。达·芬奇曾经说过：“绘画科学首先是从点开始，其次是线，再次是面，最后是由面规定着的形体。”①在点、线、面、体中，线是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法国新古典主义著名画家安格尔认为：“线是绘画的主角。”②
线即线条，指粗、细、曲、直的线。线条在绘画艺术中是勾勒形貌、形成可视的绘画语汇，同时还具有情感意味，可以表达画者精微、细腻的感受和意趣。因此，许多西方画家把绘画说成是“用线条去散步”，这种形象的比喻说明线条作为绘画语言，在整个绘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水彩画也是先以线条勾勒形体状貌，然后才着色的，因此，线条同样是水彩画的基本艺术语言，也是整个水彩画的基础与前提。为此，水彩画的画者就要掌握线条绘画的过硬基本功，要熟练、准确地运用线条，并全面掌握线条的种类与艺术功能、艺术特点。wWW.133229.CoM从总的方面划分，水彩画的线条也同所有绘画的线条一样，分为直线一曲线两大类。直线又分为三种：其一是水平线，用以画出开阔、舒展、深远的场景，表现平稳、宁静的氛围。其二是垂直线，用以画出挺拔、庄严、伟岸、宏大的物象。其三是斜线，用以画出运动、激荡、危急、冲突等物象或氛围。曲线分为圆线、螺旋线、抛物线、波纹线等等，总的说来曲线具有优美、柔和、流动、变化等特征，并具有轻松、愉悦、婉媚、飘逸等情感特色。
总而言之，线条是绘画艺术语言中最重要、最生动的部分，它是画家从自然真实中抽取出来的一种有抽象意味的语言，反转过来又用于描绘形象化的物象。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指出：“西画的线条是抚摸着肉体、显露出凸凹，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畅墨饱，自由组织，暗示物象的骨骼、气势与动向。”③线条的韵律支撑起全画的生机，也是构成物象、表现画家情感的符号，并引起欣赏者的联想和想像。
二、色彩
色彩作为造型语汇，也是绘画的重要艺术语言之一，它不仅是辨别物体形体、状貌、明暗等的重要依据和手段，而且具有强烈的情感性。
绘画的色彩，主要有三大类：其一是固有色。顾名思义，它指的是物象的固有颜色，但其实质是物体对不同色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选择吸收与反射的结果。其二是光源色。指由光源使物体产生变化的颜色。其三是环境色。指物体所处的不同环境所产生的不同颜色。
绘画的色彩本身，又分成四大要素：其一是色相。指各种色彩的“相貌”，例如玫瑰红、棕绿、大蓝等。其二是色度。指色彩明暗深浅的程度，如在同一种红色中，分为深红、暗红、淡红、浅红等。其三是纯度。指色彩纯净的程度。当某种色彩的色素达到饱和程度时，纯度就高，为该色彩的标准色。如掺入其他颜色或加水调和，纯度就会降低。其四是色性。指色彩的温度感，如红、黄、棕为暗色；青、蓝、紫为冷色；绿为中性色。一般情况下，暖色具有热烈、振奋、温暖、亲切、轻松的感觉；冷色则具有肃穆、清寂、凉爽、疏淡、沉重的感觉；
绘画的色彩，更具有情感属性与象征意义。对于表现自然环境、时间、季节、心理状态、情绪情感等，都有重要的艺术作用。例如红色，具有温暖、热烈、积极等情感特征，在绘画中常用以象征革命、光明、幸福、喜庆等。有时红色又有危急、警戒的意义,如用“红色警灯”表示禁止通行.有些人不懂红色的辩证法,竟闹出了笑话:“文革”中有“红卫兵”认为红色象征革命,以“红灯”禁止交通通行便是“反革命”,而实行“绿灯”禁行,结果被现实击得粉碎。
色彩运用的技巧,也有三种:其一是以对比色为主的色彩结构,构成整体画面的色彩组合,具有鲜明、新颖、艳丽、丰富的美感。其二是以调和色为主的色彩结构，构成整体画面的色彩组合，具有高雅、柔和、稳重、古朴的美感。其三是以类比色为主的色彩结构，构成整体画面的色彩组合，具有厚实、神秘、华贵、辉煌的美感。
水彩画的色彩运用，还要注意区分与油画、水粉画的不同，以凸显水彩画的个性色彩特点。
三、构图
绘画的构图，是指按一定的美学原则和题材、主题的要求，在画面上布置、安排所要表现的物象各个部分与各个要素，使之成为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构图作为绘画的重要艺术语言，可以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情以及画家的情感。
构图的原则是均衡、对比、完整、统一。
构图以几何形为主要特征，具体又分为三角形（包括正三角形、斜三角形、倒三角形）、方形（包括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波浪形、s形等等，各有不同的特点。
作为西方绘画，水彩画的构图要运用透视法中的焦点透视法，以强化其写实性的总体艺术风格。
注释：
[论文摘要]书画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格特性表现出难以确定性、潜在价值性和双重矛盾性，故其价格的确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价格与其艺术价值往往不一致，有时甚至十分矛盾，并显示出自己固有的特性和规律。确定书画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主要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1)书画作品本身的质量，(2)书画家的知名度，(3)内容与题材，(4)书画作品存世量的多少，(5)欣赏时尚，(6)年代远近，(7)字画样式，(8)收藏者的多少和市场承受能力，(9)书画家本身的状况。
俗话说：“黄金有价，艺术无价”，这是人们对艺术作品价值的一种认识。不过，自艺术成为商品走向市场后，人们却又必须用价格来衡量艺术。对艺术的评价除了通常所谓的“学术性”标准之外，还有艺术品市场订立的“价格尺度”。早在唐代，艺术品市场就被作为衡量艺术家价值和影响度的依据。如今，中国正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美术在现代化进程中，与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书画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格定位越来越受到艺术市场和收藏者的广泛关注。
一、书画艺术品的价格特性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当商品的价值在流通中用货币来表现时，便是商品的价格。没有固定不变的价值。价值是随着人对它的需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价值变了，商品的价格也应发生变化。任何一件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动，都反映了它的价值变动，从而形成了价格运动变化的规律。WwW.133229.coM反映出作为相对价值的商品本身价值量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价值量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两者之间发展变化的内在关系。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是统一的，价格是商品价值的当下现实的真实反映。没有价格，商品的价值就无法体现。既然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市场的流通价格是商品价值的真实反映，那么书画艺术品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就是其艺术价值的真实反映。书画艺术品的价格在质的规定性上，也应以价值为基础。但是，商品的价格有时不一定能反映商品的价值，两者时常处于某种程度的分离、违拗状态。所以书画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格是较难准确地反映其艺术价值的。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价格与其艺术价值往往不一致，有时甚至十分矛盾。或者说；书画商品的价格又不是以艺术价值为基础的，它显示出自己固有的特性和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难以确定性
艺术品的产生原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和一般的商品相比，并非可以用一定的劳动量或加上科技手段，可以比较容易地制定出一个价格标准。加上人们对每件艺术品的价格，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而公认的标准，由此而引出的价格就难以衡量，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
2．潜在升值性
一般来说，优秀的艺术品不可重复再生，尤其是已经过世的优秀书画家的作品，其精品更是不可多得。就艺术家一生的创作而言，数量也是有限的。加上艺术家一旦去世，其再生产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不能重复的精神产品，就具有潜在的升值空间，有的书画家创作的作品更是有着无限增值的可能性。
3．双重矛盾性
书画作品一旦投入市场，其价格并不一定与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格相符。有时显得过高，有时又显得过低。这种市场价格与价值相违背的双重矛盾，是区别于一般商品的固有属性，也是书画艺术品价格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特性和市场价位
1．艺术价值特性
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品位、艺术质量及其所产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底蕴。艺术品一经诞生，它实际上就有了本身的价值和位置，优秀的艺术品补充人们在精神领域上的不足，启发人们的智慧和灵感，甚至可引导人们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然而当它在市场上以商品形式表现其价值时，它往往只能反映当时人们的认同价值。在正常情况下，作品艺术价值与其市场价值大致平衡。要认清书画艺术品的价值特性，至少应该注意这么几方面问题：(1)书画艺术品的价值是由人们的消费需要而不是消费结果来衡量的。(2)书画艺术品的商品价值与书画艺术品在某一特定阶段的商品价值是不同的。以小说为例：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一部时尚小说的销售量大大地超过了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销售量，我们就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因为一件艺术作品既有由所有时期或所有阶段的具体形态之价值总和构成的商品价值，也有一件艺术作品在某个具体时期或阶段的具体形态所呈现出来的部分性而非总体性的商业价值，这两者是无法相比的。(3)书画艺术品的价值不是作品本身所固有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凡·高的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在凡·高本人活着的时候，却没有卖掉一张画。这是为什么?画依旧是那张画，自打它被创造出来就一直是海德格尔所说如此这般的这个作品本身。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作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虽为作品本身所拥有，但却会随着时代和人群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在凡·高活着的时代，他的画不是社会的总体需要的一部分，因而它们没有现实的艺术价值即它们的价值没有被实现，充其量只是潜在的价值。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们极大地满足了现代人的艺术消费需要，实现了极大的艺术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极高的商品价值。如果用更加概括性的表述方式讲，这就是：某一艺术作品的价格之所以会随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就在于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人的共时性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与人的共时性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价格，都是它自身所固有的某种东西的体现。这就意味着书画艺术品在某一历史阶段(比如当代)与人的共时性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是不能当作它在所有历史阶段与人的共时性关系中都固有的。
2．市场价位
市场价位是指书画艺术品在流通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位是一对矛盾集合体，也是书画艺术市场常常需要解决的课题，并关系到投资收藏者的策略和方向。
由于书画艺术创作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高智能的创造性劳动，因此，书画艺术品的价值具有难以确定性、潜在升值性和双重矛盾性。为此，艺术价值与市场价位两者之间往往会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
一般来说，书画作品一旦投入市场，人们总希望其艺术价值和市场价位相统一。但由于艺术价值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市场运作的种种原因，往往会出现市场价位取代艺术价值的现象。事实上，古今中外的艺术品历来都产生过这种情况，即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在市场上的行情反不如一些水平较低的书画家的作品。而历史上一些水平较高的书画家的作品，其价值反而不及当代一些水平较低的书画家的作品。
相比较而言，这种现象反映在明清古旧书画上并不太明显，因为明清书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考验，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位已大致趋向一致。一流书画家有一流的价位，二流书画家则有二流的价位，三四流的就只有较低的价位。而近现代的书画作品其情况就比较复杂。由于近现代书画家离我们的时代较近，有些还刚刚去世，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感情以及偏见的因素，加上有些书画家尚健在时，就有人操作市场，将书画价位抬高，造成市场价位高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李可染和陆俨少。李、陆的作品，其艺术价值不可谓不高，不但都具有扎实的传统笔墨功底，而且都已形成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但却不属于“曲高和寡”的最高品位的艺术。然而其市场价位却高得出奇。李可染的作品已无法以尺定价，他的一幅《万山红遍》，在北京某一拍卖行的拍卖中，竟高达一千多万元。陆俨少的作品，一般也至少在20万元至30万元一平方尺。相比之下，艺术价值极高的黄宾虹的作品却远远不及他们两位。这种错位现象，应该会慢慢纠正过来。如近年来，黄宾虹的一些作品其市场价位在逐步上升，而陆俨少的作品一度曾出现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书画家的认识程度在不断加深变化；二是收藏界对某些书画家作品的热情程度已经饱和；三是操作者不能对某一书画家连续抬价，尤其是对已经过世的书画家。所以有操作者在有利可图时已将作品大都抛出。
对当代在世的艺术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位之间的矛盾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一些艺术素质较高的书画家，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位大致相近，有的偏低；而一些素质较低，又善于玩弄手法的书画家，尤其是一些中青年书画家，其市场的价位却远超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致使不少人上套受骗，造成艺术市场的混乱，严重阻碍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其原因：一是画商或经纪人素质低下，与这些书画家里应外合，哄抬价格；二是一些评论家、新闻单位的人员不负责任地胡乱吹捧，推出，些名不副实的“名家”、“大师”；三是收藏家或经营者文化品位不高，缺乏应有的艺术素质，盲目购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整体艺术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艺术品市场价位和艺术价值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会逐步统一起来，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两者的关系极为复杂，这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考验。
三、书画艺术品价格的确定及预测
书画艺术品价格的确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价格是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表现的价值形式。任何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动，都反映了作为相对价值的商品本身价值量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价值量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两者之间发展变化的内在关系。但书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实在很难准确地反映其价值。这个价格最终是由市场上的交易双方议定的。交易得多了，便有个约定俗成的价格，这便是一般人们所认可的价格，但这价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书画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就有不同的价格，同一幅书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价格。
一件书画作品，其蕴含的艺术价值在它尚未被社会承认之前，它是没有价格的。但一旦被社会承认，并进入收藏家行列之后，它就有了价格。因此，有价和无价也是相对的，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为此，书画作品的价格具有一般商品所没有的难以确定和无限增值的因素。
一般来说，确定书画艺术品的价格，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
1．书画作品本身的质量
书画作品本身的质量是决定其价格的主要因素。高质量的书画作品价格相对较高，低质量的作品价格较低，有的甚至毫无价值。收藏者在通常情况下，首先应当判定它的艺术质量，即根据它在艺术上的优劣程度，将它归属于是这位书画家创作的上品、中品或下品，或者还是中上品、中下品。然后可以根据这幅作品的质量档次，以中品的价位为基准值进行评估。-如果要将同一位书画家不同质量的作品进行换算时，通常可按中品的价格为一个计量单位，上品的价格即是其的120％—150％，而精品和发表在作者本人书画专集中的作品(正规出版物)，其价格则是中品的150％—200％，而中下品和下品则应当分别为中品的70％和50％左右计算为宜。
一件优秀的高质量作品，在作者未被人们所认知的情况下，虽然价格不高，但却有着较大的升值潜力；一旦有了知名度，就会升至一定的价格。反之，一件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市场价格虽会被人为地抬高，但最终仍会回跌到较低的价位，这就是由作品本身的质量所决定的价格。
2．书画家的知名度
从某种角度讲，书画家的艺术水平和艺术地位集中地表现在社会名望上。所谓名望，指的是名气，它在字画中的价值至关重要。名人字画，名人在先，字画在后，名头越大，市场地位越高，市场价格也越高，这好比人们上街买衣服，名牌服装总要比杂牌来得昂贵。有的书画家作品非常成熟但是价格不高，有的并不是专业的书画家，但他的作品却卖价很高，就是由于其名气在作怪。在艺术市场上，像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大家，由于他们名气大、影响大，即使一平方尺画或是并不代表他们水平的应酬之作也动辄数万元，而一些小名头的精品，尽管艺术创作有相当的水准，也难同大家的一般作品价格相比。古往今来确有不少在艺术上有造诣、有独特风格的画家，他们生前甘居寂寞，不善交际，在社会上既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显赫的地位，像黄宾虹就属此类。平心而论，他们的艺术水平确实很高，只因人们对他们不熟悉，从而导致其价位偏低。相反，有的画家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其作品照样在市场上屡屡高价成交。例如徐悲鸿，从艺术上讲，徐悲鸿很难同黄宾虹、傅抱石、齐白石、张大千相提并论。但是，徐悲鸿在中国画坛的特殊地位、特殊影响支撑着其高价的走势，并与傅抱石、齐白石、张大千并驾齐驱，这恐怕同徐悲鸿名头大有着直接的关系。还需指出的是，有的名人尽管不是书画家，但作品照样在拍卖场上有不俗的表现，如孙中山、蒋介石、梅兰芳、汪精卫等名人。从中可以看出名头大小对作品价值的影响。
3．内容与题材
美国经济学家哥德哈伯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吸引注意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艺术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品的存世数量，而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所以，艺术品所涉及的内容和题材之类的因素对艺术品价格起着决定性影响。字画的内容和题材也是影响其价值的重要因素。
从拍卖场上看，画的价格要明显高于书法，这主要是画的创作要比书法来得复杂，难度也比书法大。在传统中国画中，以山水最高，人物次之，花鸟第三。拿张大千和齐白石来讲，张大千是一位全能画家，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在历年成交的作品中，他的山水画价格屡创佳绩，名列前茅，人物画次之，花鸟画第三，其市场作品价格层次相当清楚；齐白石作为一个花鸟大家，其花鸟成就可谓享誉海内外，他的作品在市场中仍然是以山水画最高，且行情普遍看好，他的《山水》册页曾在1995年翰海秋季拍卖会上创下517万元的纪录，为齐氏作品的最高价，而他的人物画价格又比他的花鸟画价格来得高。
此外，在拍卖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两幅作品尽管内容相同、尺寸大小相近、品相一样，但是成交的价格却相当悬殊，这主要是作品受题材的影响。藏家一般对吉祥、高雅、稀有题材会有极大的兴趣。吉祥题材大多集中在人物花鸟上，因为许多人物花卉动物的组合具有传统的比喻象征含义，如钟馗、佛像、寿星、牡丹、百合、杜鹃、荔枝、蟠桃等。高雅题材，大多集中于山水上，许多画家在创作中为抒发自己的情感，寄情于山水，通过山水之乐，摆脱世俗事务的烦恼，怡情养性，因而也颇受藏家的青睐。稀有题材主要指画家平时很少涉足的题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97年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齐白石唯一的一幅以“苍蝇”为题材的书画作品，虽然尺寸仅为9.7×7cm，但由于其题材特殊而成为全场的焦点，最终拍出19.8万元的高价，被媒体称为“最昂贵的一只苍蝇”。而对于不同的绘画题材而言，同一档次画家的作品价位应当为：山水画价格最高，人物画价格次之，花鸟画价格再次；若对于同一档次书法家不同书体的作品价格而言：草书价格最高，行书价格次之，隶书、篆书和楷书的价格再次。此外，还有一种在名家书画交易中会经常遇见的情况，那就是山水画大家所画的花鸟画和所写的书法作品如何定价的问题。一般说来，可以按其花鸟画的价格是山水画的30％—40％，而其所写的书法作品又是其花鸟画的价格30％—40％去估算为宜。
4．书画作品存世量的多少
一般情况下，存世量稀缺的作品价格较高，反之，存世量较多价格较低。俗话讲“物以稀为贵”，像黄宾虹等画家作品价!格之所以还未到应有价格，与作品存世量过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傅抱石、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等作品之所以能高价位成交是与其作品少分不开的。特别像李可染有“废画三千”之称。有人统计李可染作品存世量在千幅以内。但有时情况也不尽然。有些书画家存世作品极少，形不成一定的市场，收藏家也不愿购买炒作，价格反而上不去。而有些作品存世量较多的书画家，你有他有，大家一齐哄抬，价格反而炒上去了。如张大千、齐白石、林散之等一生创作了难以计数的作品，林散之被后人称之为“林一吨”，可见其作品存世量之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一直处于最高层次。总的来讲，各家作品存世量的多少是影响其价格的一个因素。这一方面说明作品的价值与价格的确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作品本身质量的高低仍是决定市场的关键。如果一位书画家存世量较多的作品都是质量不高的作品，其市场价格肯定不会很高。但有一种情况是明确的，这就是每一位成就较高的书画家，其创作题材较为冷僻的作品，其价格较他的其他题材的作品肯定会高得多。
5．欣赏时尚
大家知道，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往往会崇尚不同的技法和风格，在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喜好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时尚。同时，文人雅士在社会上也有较大影响，他们的喜好也有众多的人追随迎合。就绘画而言，有的喜欢山水画，有的崇尚人物画，有的偏好写意绘画，有的欣赏工细绘画。比如，自1990年代初大陆艺术品拍卖兴起后，市场一度对吴昌硕、朱纪瞻等写意画家作品颇为看好，而近几年来，写意画家作品明显开始走软。相反，投资者和收藏家开始崇尚工细类的作品，特别是设色、工细而饱满的作品价位普遍高于水墨粗放而简略的作品，如1997年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赵少昂的《轻舟出峡》(其作品粗放而简略)和《巫峡帆影》(其作品属设色、工细)分别以7.4750万港元和20.7万港币成交，从中可以看出工细类作品价格明显高于粗放类作品。
6．年代远近
一般讲，同等名头，其作品年代越远，价格越高；年代越近，价格越低。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画不易保存，俗话讲“纸保一千，绢保八百”。也就是说，纸上作品能保存1000年，绢上的作品能保存800年。尤需指出的是，中国古字画的价值显然要高于现代字画。如元代大名头赵子昂，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动辄数百万、上千万，1999年他的《归去来辞卷》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42万港币成交，为中国书法第二高价；2000年苏富比又一次推出了赵的《兰蕙图》手卷。尽管该幅作品并不是赵的代表作，但仍受到海内外藏家的追捧，最后以1379.47万港元拍出。相反，现代大名头张大千作品的最高价为829万港币的《荷花》通景屏。同样，古代一些小名头的精品也常常在市场上拍出现代大名头的价位。如清代焦秉贞的《五瑞图》在2000年苏富比香港拍卖会上以169.47万港元成交；清代樊圻的《山水》在2001年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以165万元成交。现代小名头画家作品要创下百万元却几乎不可能的，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7．字画样式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在中国名家书画的市场交易中，都是按尺寸来谈论价格的，即通常是以“平方尺”为计价单位的。
例如，清代画竹大家郑板桥弃官后在扬州以卖，画为生时，他就自定过这样的卖画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此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年届七十高龄的著名花鸟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在他的画室中，也曾张贴过如下的一张卖画润格：“花卉条幅：2、尺110元，3尺15元，4尺20元(以上一尺宽)；5尺30元，6尺45元，8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8寸内每页6元，1尺内8元；扇面：宽2尺者10元，1尺5寸内8元，小者不画……”
中国字茴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立轴、横幅、镜片、屏条、手卷、册页、对联、扇面等，其中立轴、横幅、镜片、屏条、对联主要适用于室内的装饰，手卷、册页、扇页则适用于案头展玩，而投资者和收藏者出于各种原因，往往各有所好。一般立轴高于横幅，纸本优于绢本，绫本最下。立轴要在5尺以内，横披要在5尺以外，手卷以长一丈为合格，越长价格越高。册页、屏条为双数，册页以8开才算足数，越多越好，屏条以4面为起码数，16面为最终数。在市场上，有时同一画家的两幅作品效果一样精到，且品相、技法、题材相同，那么就要看它们尺寸大小和作品的样式，尺寸越大，价格越高，反之亦然。字画一般以册页、手卷的价格为最高，屏条次之。如傅抱石的经典之作《丽人行》手卷在1996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以1078万元成交，创当时傅氏作品最高纪录。吴湖帆的代表作《如此多娇图》12开册页在，1997年上海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以214万元成交，创当时吴氏作品最高纪录。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书画家对书画的样式各有所擅，有的擅画巨幅，有的只擅小幅，像张大千就擅画巨幅，陆俨少擅画册页、手卷，林风眠擅画镜片，林傲之擅书立轴，于右任擅书对联，自然他们的价格也就高。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书画在形制上的纷呈多样，“形制”与“平方尺”之间又有着某种行内约定俗成的换算关系，而了解和掌握这种关系之间的换算，对投资购买名家书画将会有较大的帮助。
8．收藏者的多少和市场承受能力
价值归根结底是一个属于人的范畴，它是在人对艺术作品的接受行为中实现的，因此艺术作品的价值问题与作品接受者构人员结构和在社会整体中的比例等等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当代社会，艺术作为社会中普遍流通的商品，面对的不再是极少数的王公国戚，而是广大的民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主要由大众的消费趣味决定。一位书画家创作的作品，其市场承受能力越大，收藏者越多，其价格就会较高，反之，价格必定较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生活水平较高，书画作品的需求量相对就会较大，这样，作品的市场价格就较高。收藏者越多，争相抬价，其价格肯定上扬。因此，书画家欲想卖个好价，就必须关注市场，尊重收藏者，力求多创作一些精品佳作。
9．书画家本身的状况
一般来说，书画家在世时，作品的价位不会太高，而一旦过世，其价格肯定上扬。值也有不少书画家，过世之后价格反而越走越低。
（一）思想上要认识到位
在中国古代，对于艺术的教育就非常重视，比如古代教育中强调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学习也有艺术的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艺术教育是同等重要，同步开展的。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同样也继承了古代教育的理念，学校课程设置中不仅有职业能技能培训课，还有音乐、美术等文化艺术课程。可以说，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另外，在学习方面国画艺术课程的学习和职业技能课程的学习是有相通之处的。中职学生在掌握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的同时还可以将其应用到职业技能学习中去，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在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时，应该从思想认识上改变学生的学习艺术课的无用观，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培养。
（二）采用学分制形式，确保正常开展
相对美术院校来说，在中职院校中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缺陷，比如在教学计划方面不够全面详尽、教学课时不够充足、学生基础薄弱等。因此，为了保证国画艺术教学课程能够正常、持续的开展，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多加注意。比如，在新生开学之初的第一学期就开设国画课程，每周至少一节国画课，并且要制定详尽的教学计划，采用学分制的形式激励学生学习，增强学生学习国画艺术的外在动力。
（三）教学过程中方法灵活多样
国画艺术教学中，很多学生出于兴趣原因不愿意学习中国画，为此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教学之初，可以通过欣赏课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画、介绍历史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画家的生平趣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教学细节的设置，比如在教学环节上可以先从临摹教学开始，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写生、创作等。在临摹阶段，可以让学生先学习线描，反复练习每一线的起笔、运笔、回峰、停顿、收笔等动作，在循序渐进中逐渐提高绘画基本功。在临摹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注意学生学生学习兴趣的持续性，可以采用临摹不同作品或者是采用不同的临摹手法等手段维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师不应操之过急，不同的学生可能在不同的国画风格上有不同的领悟能力，作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发现自身优点，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领域。
二、结束语
关键词：中国画；技法；艺术内涵；创新
绘画是创造性的艺术，绘画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新。绘画的创新与自然科学中的发明创造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绘画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绘画艺术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向前发展。
中国画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创新的问题，然而，当今的中国画家面对中国画的创新问题的确存在着很大的误区。绘画的创新决定于技法的变化与艺术风格的体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多数画家都倾向于在“术”的环节中煞费心思，其结果，要么是局部的改良，要么是人为的制作，要么是嫁接西方的油画技法。其结果大多难以令人满意。更有甚者，为了强夺人意，硬要为其冠以“现代”或“前卫”的名头，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一些人的浮躁与急于求成的心态。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出现了这么多不尽人意的现状，其主要原因是，一些画家虽然深知只有解决了技法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才能够达到创新的目的，但是却不知解决技法创新的问题并不是单凭着画家的主观臆造可以获得，中国画技法的创新与变革来自于“理”，没有“理”作为研究技法创新的基础，很难实现创新的目的。创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技法表现形式是件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因此面对中国画的技法创新问题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要以中国画发展之“理”认识中国画的技法创新问题。这样可以从理论上看到中国画技法创新之根本，产生有理论根据的中国画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表现技法。
所谓创新应体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创新方法，其二是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其艺术内涵的深度。
解决创新方法的问题最重要是要建立起新的艺术体系，使其更加完善，这是中国画建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技法表现的最基本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以其主观臆想而产生的某种技法与风格都难以成立。只有在符合中国画发展的艺术体系与艺术思维的指导下，才能够产生出全新的中国画表现形式与表现技法。然而，这一切直接触及到的就是如何对待“笔墨”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笔墨”，会窒碍中国画的发展；也有人认为强调“笔墨”，中国画就无法“转型”等等，以至近百年来多数人对此一筹莫展，莫衷一是。事实上这种提法非常主观臆断，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是随着“理”的原则在改变，以中国画之“理”来认识中国画的“笔墨”问题：“意象”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意象”笔墨之方法；“象意”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象意”笔墨之方法；“悟象”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悟象”笔墨之方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即中国传统文化，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表现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艺术风格。面对中国画创新问题，只有沿着中国画艺术规律而行才能顺利向前发展。中国画家如果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没有深入彻底的认识，那将永远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当今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在中国画界以及中国画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此理而论，中国画发展并不存在怎么“转型”的问题，实际这种所谓“转型”的提法，完全是由于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匮乏，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而产生的主观臆断。中西绘画是在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体系引导下产生的艺术形式，那种不问其“理”，只谈“接轨”的论调，只会将中国画的发展引向歧途。
如何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出新的艺术思想，即表现出艺术作品之灵魂，这也是画家们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当前一些青年画家对中国画创新问题，多倾向于所谓的“实验”，甚至一些评论家对此也大加欣赏、极力鼓吹，然而这种实验的结果又当如何呢？事实并不乐观，反而却给中国画的发展与创新带来了更大的困惑。
中国艺术倾向人文社科的研究，西方艺术注意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这与东西方文化传统对艺术的内容、含义不同理解有关。西方艺术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以建筑、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现代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刻等①，现代的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②，涉及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高校中与艺术系、艺术史系并列的是戏剧、音乐、舞蹈系，艺术系是造型艺术。西方的艺术系与艺术史系倾向于视觉艺术，其中视觉艺术的建筑、雕塑、绘画发展及演变构成艺术史的内容（图1)。
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情感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③、杂技等（图2),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艺术的书法、篆刻在西方艺术门类是没有的。中国文人诗画书法艺术主要是艺术家的情感表达，排遣艺术家的情感成分比较多，对于自然科学的理性规律把握较少，这是中国历代文人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
从简略的东西方艺术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大体的趋向，西方艺术内容比较单一，中国艺术内容非常庞杂；西方的艺术接近自然科学，中国艺术接近人文科学；西方艺术走向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的创新之路，中国艺术走向与文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结合的道路。自然科学注重探讨未来，人文科学注重研究历史与过去。西方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促进了解剖学、透视学、建筑学、物理学等学科的进步。现代艺术与自然科学比翼齐飞，科幻艺术、仿生艺术、星球大战、数码艺术、高科技艺术是艺术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植物性等学科结合的产物。
西方艺术（Art)有时被称为精致艺术或美术(FineArts),指利用技巧与想象力创作艺术品物件、环境或经验的表达模式，以便与他人分享美的情感与意识。“美术’’（fineart)—词系日语转译，是西语“美的艺术”的简称，在我国主要是指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与西方的艺术含义基本相同。西方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简称。艺术—词原指除实用工艺之外的一切“自由艺术”，包括诗歌和音乐，属于广义上的艺术概念，现代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有漫长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科举制度，对艺术有以下解释：1.艺术亦作“蓺术”，古代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古代教学科目）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2.封建科举制度中特指经术，即“制艺”。清代方苞《答申谦居书》：“艺术莫难於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也。”3.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建筑等。中国的艺术长期属于意识形态的敏感区域，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乐趣，可以抒发情感，中国文人艺术主体上是一种写意艺术，将琴棋书画作为日常生活的合理部分，以抒发艺术家的感情世界，调节人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较少地研究自然世界。
二、艺术学理论的层次与理论结构
艺术学学科课程安排与学科结构有关，遵从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一般规律，处理好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课程与艺术学理论专业课程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文科各专业的关系，处理好艺术专业与理科、工科各专业自己的关系，在学科交叉的实践中发展艺术学理论，以科学的严谨、实证、逻辑与艺术的激情、想象、浪漫相结合，展开科学与艺术的两翼开启民智创造未来。
艺术理论来自于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长期的艺术发展的历史总结，艺术学理论是由具体的、丰富的学科知识内容构成，绝不是所谓的纯理论。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接受艺术创作实践的检验。张道一教授认为艺术理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见下图（图3、图4、图5)。
哲学课程t艺术学课程I艺术史学课程艺术批评学课程各门类艺术技法课程图1课程结构
关于学科和课程结构，张道一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从教学层次看，研究生是金字塔的上部了，博士生更是金字塔尖，需要博大。我反对‘所有学科专业的实用化’提法，我曾经说过：‘大学本科应当强调实用，硕士可以倾向实用，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从艺术学的理论建设看，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也是需要鼓励的。”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的位置介于美学与艺术创作之间。就学科结构而言，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认为艺术学应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研究内容可包含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其中，艺术史不是门类史，而是涵盖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史，即艺术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技法理论是艺术品评理论的基础，艺术品鉴的标准来自于艺术创作的标准的建立。不懂艺术技法理论难以具备艺术内行专家的眼光，难以开展艺术品评。在艺术创作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了艺术批评标准与艺术欣赏标准。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是由艺术家、艺术鉴赏家总结出来的，形成了艺术批评与艺术鉴赏准则。东晋顾恺之著《魏晋胜流画赞》、南齐画家谢赫著《古画品录》，唐代书画家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宋代画家郭熙著《林泉高致》，元代书画家赵孟頫著《松雪论画》，清代恽寿平著《南田画学》，张庚著《国朝画征录》等等。中国古代艺术史证明不是艺术行家，不具备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理论、史论著作。
门类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批评理论的基础，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础理论，也是艺术欣赏者应该知道的艺术语言。只有懂音乐的耳朵才能够欣赏音乐，只有懂绘画的眼睛才能够欣赏绘画。戏迷票友往往会唱戏，艺术理论往往由艺术实践的技法上升到艺术创作的检验总结，成为歌诀、(如书歌、画歌）、画诀、工法口诀，再由艺术实践的检验形成技法理论的文字。即艺术技法理论如：语录、则例、画谱、印谱、舞谱、乐谱，形成艺术技法的谱系。再由艺术技法理论上升到门类艺术批评标准的形成，六法论、气韵论、形神论、传神论、雅俗论等等。艺术史上的理论家从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这两种人中产生，艺术理论的形成经过艺术的创作实践、欣赏实践，上升到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形成艺术批评的标准，总结出自成体系的艺术理论。
艺术技法理论是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基础。往往会被忽视。其中，西画门类艺术技法理论包涵有：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构图学理论等等。中国绘画技法理论有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包括了气韵、用笔、象形、赋彩、构图、写生六个方面。技法理论往往以画诀、工法口诀的形式流传，形成画论、书论等艺术技法理论。由艺术欣赏的见习到门类艺术创作的实践上升到艺术标准的约定俗成，发展成为艺术评论，积淀成为艺术史，提炼成为艺术理论是一个系统的、有阶段的、有层次的发展过程。
三、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中外艺术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艺术哲学即美学理论、艺术史论、文艺理论（即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等方面展开，成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基本学科研究取向。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学理论研究扩展到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等等领域，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传播学著作，总体上说，艺术学研究在文科中学科交叉比较多，在工科、理科、医学的交叉研究相对比较少。
德国是现代艺术学的故乡，德国作为艺术学的先行者设有艺术学学科，而艺术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接和协调发展。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欧美各国高校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他们的专业设置有“艺术”而无“艺术学”，与创作技艺和历史研究有关的专业也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分为“艺术”与“艺术史”两个板块，教学工作分别由艺术系和艺术史系承担™。艺术系注重技法、创作、艺术技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艺术史系注重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的研究。德国在2004年的“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录”共计10个门类，下共有83个一级学科。艺术和艺术学(普通）属于一级学科，其二级学科为跨学科研究(以艺术、艺术学为主）、艺术教育、艺术史/艺术学、艺术品修复学等有30个专业，艺术教育含有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重任，学习艺术的学生学科专业的选择非常宽泛。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下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艺术教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种有序的、综合的、包含四门艺术学科（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的教育事业。艺术是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学科。艺术在发展学生的自觉、推理、想象、创造、平衡多种思维方式、交流、自信、自尊、自律、合作、竞争等认知、技能、情感因素中起重要的作用。2009年，哈佛大学《艺术特别行动计划》指出：艺术应当与科学、人文并立，艺术第一的理念应当被置于哈佛大学教育观念的核心地位。”弗斯特校长说：“我们必须借助艺术教育强力激活哈佛大学全体师生的创新精神，以期确保哈佛大学在21世纪的人类知识界之领先地位。”美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强调：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英美等国家没有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因为艺术是通识学科，可以进行不同学科背景的交叉，衍生出很多新的学科，与文科学科背景相结合的研究如艺术人类学（人类学）、艺术心理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社会学）、艺术文化学（文化学）、艺术管理学（管理学）、艺术传播学（新闻学）、比较艺术学等(图6)。
图6艺术学理论与文科专业学科交叉图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交叉功能非常强大，艺术可以与其他文理学科交叉。从其他学科研究艺术的视角，艺术与艺术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分出若干学科方向，一时之间是争奇斗胜，而艺术学自身的学科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艺术学理论研究有脱离艺术本体的倾向，对此艺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艺术家们往往不以为然，艺术家关心门类艺术的创作问题，其艺术技法处于经验与探索阶段，没有完全上升为技法理论，身在艺术创作其中而不自知艺术理论的高度发展。理论家则关心与艺术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在艺术本体之外看艺术，将艺术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去考察。
艺术家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方法是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艺术学教授贝蒂艾德华的《像艺术家一样思考》被翻译成14种文字，畅销全球，美国IBM、通用电气、苹果电脑、迪斯尼等公司企业将该书作为员工创造力培训教材。艺术关系到另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艺术的方式不同寻常，富于联想与想象力，艺术的方式往往是异想天开，突破常规。艺术学在与理工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面，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asterofEntertainmentTechnology”，是一个有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与艺术学院共建的学位项目，提供“娱乐科技硕士学位”。艺术与科技的交叉发展，前景无限。艺术学与门类艺术技法、材料学、科技、心理学的交叉，形成艺术技法理论、艺术材料研究、艺术史学研究、艺术科技学、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现代计算机科学的高度发展，对二维、三维技术的运用，成像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的建筑、城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艺术的交融非常密切，几乎是浑然一体，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关注艺术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艺术与理工学科的交叉，拟图标如下（图7)。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可以产生全新的艺术样式。20世纪以来结合了传统定义艺术领域以外元素的多元艺术形式不断出现，如常见的“科技艺术”(TechnicalAn)“数字艺术”（Digital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Art)、“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科幻艺术”“行为艺术”、“生物艺术”、“数码艺术”、“多媒体艺术”等不胜枚举。理工科与艺术的结合，如此多样的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不断地在挑战艺术理论能够定义的极限。艺术创新与科技创新已经融为一体，尤其是在虚拟空间技术，数字艺术领域，超强的三D技术还将继续发展。
宇宙的建模是数字的建模，数学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数的比例，并且发现了黄金比例分割，自然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运行的规律。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达芬奇横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力学等学科领域，米盖朗基罗横跨建筑学、解剖学、绘画、雕塑等等学科领域，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印象派画家通过物理学的光学成果研究大自然的色彩，推动了绘画色彩的发展。计算机色彩运用色彩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设计，三维建模与数比例的关系可以将任何平面的形转换为立体的形。自然科学拓展了人类的大脑智慧，艺术创作的材料、使用工具，创作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的创造性与科学的严谨性，艺术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艺术的观察力与科学的验证，艺术的大胆的想象与科学的小心的求证，可以发现新的艺术与新的世界。
设计学可能具有最大的与自然科学学科结合的空间。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与设计艺术有关。艺术设计已经蔚为大观（图8)。
[关键词]民国时期；艺术史分期；新史学；分期模式；分期标准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86-06
“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强劲之风催生了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而民国时期是中国艺术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傅抱石、滕固、郑午昌、俞剑华、秦仲文、余绍宋、李朴园、朱杰勤、刘思训、冯贯一、胡蛮等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他们在长期的绘画实践和教学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美术史（绘画史）学著作，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5）、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9）、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0）、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1934）、王钧初的《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1934）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6）、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李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等等。他们在艺术史研究和著述中已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保持了中国画学“知行合一”的传统治学特点。在他们的著述和研究中自觉地对中国艺术史进行分期，以阐述其史学观点和研究取向，揭示中国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民国时期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的史学分期思想，在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和中国艺术现代转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这种画史著述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是民国时期艺术史家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代艺术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史分期思想进行梳理、分类，简要回顾、分析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史学分期的特点和成因，并对史学分期作出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一
艺术史分期并不简单地是如何组织材料的问题，它反映了艺术史家的艺术史观与方法论。因为艺术史中关于“分期”的划分和命名，不是一种随意的或者简单的时间标示，而是包含了某种规定性。比如，把这段时间范围规定为“xx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时期在本质上有着与别的时期相区别的特征，而该时期的艺术现象则反映出其内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并且与艺术史的实际情形相符。由于受特定历史哲学的影响，艺术史家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的归类、阐释和评价。因而，分期问题不仅体现研究者的史学观和研究取向，而且关系到他们对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的认识。这点显著地体现于民国时期对中国艺术史的分期上。笔者现将民国时期美术史家们的艺术史分期进行梳理、比较，分类如下，并作简要述评。
（一）按历史学模式划分
艺术，作为一种现象与客观实在，必然历史性地存在于一定的时间阶段与空间位置之中，只有将其置于某个特定阶段与特定位置的坐标之下，才易被艺术史学家所系统研究与具体阐释。艺术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具有一般史学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按照历史分期法对艺术史进行分期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备操作上的可行性，因而易于为此前艺术史界所接受。
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1925.1，翰墨苑美术院）中将中国古代艺术史分为“上古史”（三代至隋）、“中古史”（714-1320）和“近世史”（1321至今）。该书是陈氏约在1920年前后在北京美专的讲稿，根据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之《支那绘画史》中国艺术史部分增删改编整理而成，1925年经门生俞剑华整理后由翰墨苑美术院出版。该书被誉为“可以说是近代所出《中国绘画史》的先锋。”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潘天寿编著的《中国绘画史》（1926.7，商务印书馆）同样是依中村不折的著作为范本，将中国绘画史分为“古代史”（从画之起源到秦代）、“上世史”（从汉代到隋代）、“中世史”（从唐代到元代）、“近世史”（从明代到清代）。
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1，商务印书馆）直接利用朝代来分期论述，“以期利用中国历史之固有观念”。现以俞著第九章“唐朝之绘画”为例来说明之。该章共有五节，第一节：唐代绘画概论，分为：（甲）唐朝之国势及文化、（乙）唐朝绘画概论、（丙）唐朝绘画之应用、（丁）唐朝帝王之好画、（戊）唐朝之壁画；第二节：初唐之画家；第三节：中唐之画家，分为：（甲）道释（乙）山水、（丙）鞍马；第四节：晚唐之画家；第五节：唐朝之画论，分为：（甲）画品类、（乙）画法类、（丙）画迹类、（丁）画史类、（戊）诗文家。可以看出，俞氏在本章中试图以画家为中心来勾勒唐朝绘画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概况，既有总体的文化说明，也有具体的画家介绍，同时还有画论的分析，较之于其尊师陈氏的《中国绘画史》描述得更为清晰合理。俞氏的《中国绘画史》，史料丰富，观点鲜明，虽采用了传统的叙述体例，但也能体现着他对中国绘画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
当代学者徐子方教授认为：“历史的分期固然可以作为艺术史分期之参照，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艺术史分期归根到底还应把握主流艺术是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或者虽出现改变苗头但仍不足以导致整个时代艺术主体形态发生根本性位移，就不能据以进行分期，即使政治及社会其他方面发生根本性改变也罢。”徐教授这种看法颇有见地，把握主流艺术这一指导思想和分期标准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思考。
（二）按形式主义模式
世界艺术史上形式主义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人李格尔和瑞士人沃尔夫林，他们认为艺术史的发展与艺术品的风格演变有关。李格尔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人的理论遗产，在《艺术风格》、《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等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意志”这一命题。他认为创造艺术的意愿即艺术意志是贯穿一个文化的更大的意志的一部分，它超越艺术家的个人意愿之上，而和民族的和历史的正相关。“在李格尔看来，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并且每一件艺术作品内部都蕴含着发展的种子。这种内部需要——例如，从“触角性”到“视角性”的转变——引起了变迁和运动。”继李格尔之后，沃尔夫林在他的《艺术学原理》一书中着重描绘了造型艺术的五对范畴，即“线描和图绘，平面和纵深，封闭和开放，多样和同一，清晰和模糊”五种类型随着历史发展而渐次展开。艺术史的形式主义模式强调从风格和技法人手，揭示艺术史发展演进的某些内部规律，避免了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艺术史研究过于形而上的倾向。
以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治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学者当首推先后在日本和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滕固先生，他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学风格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的现代学者。他的《中国美术小史》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作品分析上，都明显体现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滕氏抛弃了按照朝代铺陈罗列画家画论的传统史学方法，他认为，“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filentwictd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种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分门别类又割裂了它。断代分门，都不是我们现在要采用的方法。我们应该采用的，至少是大体上根据风格而划分出时期的一种方法”。基于此，滕氏将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生长时代”（佛教传入以前）、“混交时代”（佛教传人以后）、“昌盛时代”（唐和宋）、“沉滞时代”（元以后至现代）。但他强调，“沉滞时代，绝不是退化时代。”滕氏可谓独具慧眼，其着眼点颇具史家治史寻求历史转捩的意图。滕氏的分期基础是寻求新的艺术“素养”，而这种“素养”又是风格演进的动力。他认为这种“新素养”一般在文化交汇时期最能发挥作用，会带来绘画风格的变化，进而历史分期即隐含其中。因而，滕氏非常强调未来异质文化引入后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活力。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处理上，滕氏也参考了德国学者希尔德（Hirth）和法国学者佩辽格（Peleogue）的观点，并倡导从风格史的角度来研究绘画史的观点，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因而得到了郑午昌、刘思训、傅抱石等人的大力推崇。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935.7，中华书局），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5，商务印书馆）也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分期法。滕氏的“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而不是作家本位的历史观”在他的分期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滕氏这种强调作品本位和风格因素研究方法正好与西方20世纪上半期的艺术史研究主流思潮相吻合。
（三）按社会学模式划分
按照社会学方法，从美术的社会功能及与其它社会意识的关系人手对艺术史进行分期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郑午昌先生了。上文已介绍过他受滕氏之影响的艺术史分期法，其实真正代表郑氏的治史思想与特色的是他1921年任教杭州时著写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5，中华书局）。在此书中，他将整个绘画史分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四个时期，并且强调绘画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艺术的演进过程以及流派发展情况，“然其演进也，往往随当时思想文艺政教及其它环境而异其方向，别其迟速；而此种种环境，又随时代而变更。如我国数千年来，专制政府前仆后继，一代一姓，各自为治。其间接或直接影响于画家者，亦各异趋。”郑氏在分期中着眼于文化史观，将绘画艺术与政教文化相联系，在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说明中国绘画在特定历程中自成体系的深刻原因。应该说，这种分法本身即包含着对绘画史整体发展的一种解释。
（四）按生物进化模式划分
西方生物学艺术史观论者以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学家瓦萨里和18世纪德国学者温克尔曼等人为典型代表。瓦萨里认为，艺术“就如同人类的身体，诞生、成长、衰老、死亡。……（至16世纪）作为自然的摹仿者，艺术已尽其所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同样，温克尔曼也认为，“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不难看出，二者尽管表述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关于艺术史本质的理解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艺术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可以经历由生到死的生命延续过程。
继生物学模式之后，便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长期而广泛产生影响的进化论模式。西方进化论史学观认为，艺术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生命演化过程，其中最杰出的理论代表当属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将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描述为理念即绝对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概括地说，这就是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作为艺术中理念和形象的三种关系的特征。这三种类型对于理想，即真正的美的概念，始而追求，继而到达，终于超越。”由于黑格尔在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巨大声望，这种“象征一古典一浪漫”的进化论艺术史观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无论后人是否同意进化论艺术史观的结论，但无可否认这种理论模式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这就是第一次从人类艺术的高度看待艺术史，而不仅仅局限在美术史的范畴。”用当代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话说：“这部讲演录包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整个世界艺术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一切艺术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正因为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将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大到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综合艺术以及西方艺术和非西方艺术在内的整个人类艺术，“构成了现代艺术研究的奠基文献”，黑格尔被贡布里希称为“艺术史之父”。但是，和生物学模式一样，这种进化论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它在实际上给艺术的演化强加了一个封闭性的圆弧，这就是用哲学体系阐释艺术史，实际上消解了艺术史的独立性。
民国时期秦仲文、史岩等人受西方生物进化论影响，直接以生物进化的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进行分期阐释和说明。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史》（1934.11，立达图书公司）将上古至清末民国的中国绘画发展史分为萌芽、成立、发展、变化和衰微五大时期，把数千年的中国绘画发展史看作是一个由生长走向衰微的历程，这明显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5，商务印书馆）将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美术及其相互影响作统一的论述，这在当时还是独一无二的。史岩的史学分期观念与秦仲文如出一辙。在其《东洋美术史》的序言中，更是明白地写道：“当一国文化达于最高潮的时代，艺术亦必郁郁乎造于优美卓越的绝顶。但这优美卓越的艺术，决非突然超升的，由萌芽而发育而成长而成熟，这期间必经过相当长的年代，……这萌芽、成长、成熟、终而至于老衰，是一个自然原则，有生物如是此，文化艺术亦逃不出这原则的圈外去。秦史两著主要从生物进化角度出发，注重绘画艺术的自身演进，研究其发生、发展、高潮、衰颓以至灭亡的进化进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对忽略了绘画艺术本体外的其它因素，如外来影响、政教文化、民族关系等。因为艺术是异于一般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之上，因而是无法完全用达尔文的那种生物进化的模式来加以推演的。
（五）按唯物史观划分
唯物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李朴园、胡蛮（原名王钧初）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艺术发展的早期代表，他们的唯物史观在其艺术史分期上得到了很好的彰显。1930年，李朴园撰写的《中国艺术史概论》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艺术史著作。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艺术史，这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林文铮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道：“李朴园先生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毅然脱离前人之陈式，而采取唯物史观为其治史之原则，并参以文化传布说为副则，这是何等大胆，何等痛快，何等革命的态度呵！也许有些人以为他这种方法未免太武断或太狭义了，但是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整理中国艺术史，很可以得到许多新颖的见解，精确的批评，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十年后，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延安新华书店）面世。该书首次把有关文艺的思想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书中对美术起源、美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新美术的动向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现将李、胡两著分期列表如下，以供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著都能在结合实际中表现出别具慧眼的见解。李氏从社会形态转换与文化思想变革方面来划分的，旨在挖掘艺术发展背后的动力和源泉，即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文化背景与艺术发展变化的关系。胡蛮分期的方法既有基于社会制度的，也有基于王朝更替的，但胡蛮在每一个叙述单元中都十分强调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强调了经济条件、宗教因素、社会思潮、审美趣味等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因而突出了艺术的本体与外在因素的关系。总之，具有敏锐思想的中国艺术史学界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艺术的历史发展，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史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开创，它预示着中华民族之文艺复兴和伟大开端。
二
民国时期是我国艺术史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绘画史学，一方面依托于西方新史学与日本新史学的影响，并借鉴西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另一方面，作为转型期的绘画史学又很难摆脱中国传统史籍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如果我们做一番总体性考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历史学分期模式还是形式主义模式抑或生物进化模式，即便是按唯物史观划分，它们都受到有着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新史学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像梁启超的进化史学观、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新历史考证法等成为当时多数学者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作为近代史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受梁启超等人影响，与进化论结缘，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历史的美术进化史观的形成。他们开始以历史进化之眼光关照整个中国美术的变迁，即用生长与衰亡、进步或退化等观念来诠释中国美术史，注重对美术史系统的研究及美术发展规律的探讨。”梁氏强调文物专史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的情况，所以，“要做通史，简直没法子说明”。所以他强调文物专史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必须以实际情形来划分，并且他以绘画史为例加以说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画、六朝画、唐画、宋画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他认为：“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朝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我们且不论梁氏对中国绘画史的划分是否合理，但就其主张绘画史的分期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须以实际情形为标准，已足见其眼光之敏锐。这对美术史、绘画史的研究无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以梁氏在当时学界的卓越地位以及“新史学”的广泛影响，民国时期的美术史（绘画史）研究是很难摆脱梁氏与“新史学”之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绘画）史学者普遍重视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专史》中论及的分期问题，通过分期来体现历史观，通过分期来表示研究取向，通过分期来阐发对中国美术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
同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颇为流行的“进化论”观念即被用于美术史分期上。陈师曾基本上接受了新史学思想。在《中国画是进步的》一文中，陈氏竭力主张中国画是按照由简单进于复杂，由混合进于区分的原则不断进步的。他甚至认为，动植物的繁殖、人类的进化，以及各种学术的进展，都是经由这个途辙而缓慢前进的，中国画的进展当然也不例外。美术通史的分期，以幸得“梁启超之教示”的滕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滕氏在《艺术学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1922）中提及：“二年前在《新潮》上读蔡元培先生的《美术之起源》，……近来梁任公先生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频频说起吾国历史的艺术，所给予我的印象的这二文最深刻。”滕氏在《中国美术小史》弁言称“囊年得梁任公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梁先生曰：“治兹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滕氏受梁氏之影响正体现于斯矣。另外，滕氏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以欧美新史学代替旧史学、构建日本新史学的转型过程中，滕氏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新史学观念的影响。秦仲文和史岩等人更是直接以生物进化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史进行分期阐释，郑午昌、俞剑华、李朴园、胡蛮等人也受到新史学的影响，以进化论阐述其史学观点。毫无疑问，用历史进化论取代历史循环论，确系一大进步。然而，现在看来，这种近乎直线型的进化发展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进化论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无限度的、单一性的进化，包含着一种绝对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艺术是异于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的事实之上。
民国时期的绘画史家绝大多数都具有书画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同时又在西方或日本留学，受到过西方新式教育，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然而画家治史，需大量援引古代画论为其研究思想与资料依据，因而，其史学方法还不可能完全脱去传统画史的影响。中国传统画史分期研究的弊病之一，正在于不自觉地依赖单一的时间观念（政治的、社会的），即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推究的分期标准，忽略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使这种观念一马平川地贯穿了整个艺术史的历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在艺术史观、著录体式、分期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画学史结构，影响及于后世，至明清蔚然成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论名价品第”中说：“今分三古，以类贵贱”，“上古”指后汉、三国，“中古”指晋宋，“下古”指齐、梁、陈、北周。在“论画六法”中，张氏又将绘画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今人”四个时期。在中国近代，早在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受西方新史学影响，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指出其目的在于“探索运动进化”。日本学者在撰写中国美术史时，不少也划分为三期或四期，如中村不折把《中国绘画史》分为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伊势专一郎将《支那绘画史》的中国部分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代。通常西方的艺术是分为四个时期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近代，但西方也有学者大同小异地划分出三个时段，即古代、中世纪、近代。笔者认为，陈师曾、潘天寿等人的分期法并非承袭了我国传统分法，显然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古代史、中世纪和近代史的三分法影响，当然也与古代做法有相通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处于旧史学向新史学的现代转型期，其传统画论画史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三
绘画史的分期是绘画历史性存在的前提，也是研究者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近代绘画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区别之一即在于画史著作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意识，是前辈学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问题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所积淀而形成的，每一种分期都是学者们艰苦探索、努力尝试的智慧的结晶。受西方传统艺术史学观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多限于视觉艺术，疏忽了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性艺术在内的人类一般艺术史分期的探讨。尽管这些分期思想现在看来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还不是十分完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然而，它们都是基于现代意义上艺术史分期的一种初创，已经十分难得。前辈学人们自觉的分期意识以及他们关于分期的摸索和尝试，足令我们为之瞩目并应当尊敬和学习的。
艺术史分期是艺术史学者在安排阐释要素即如何组织材料时须加以虑及的一种逻辑结果，每个研究者都有一种从自身理解艺术史而建立的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标准并非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当代艺术史家迈耶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9-1996）认为，艺术史分期一般有三种类型：“政治朝代的、文化的和美学的。第一种类型的例子有：加洛林王朝的、奥托王朝的、都铎王朝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有：中世纪、哥特式、文艺复兴；第三种类型的例子有：罗马式、古典的、风格主义、巴洛克。”他还认为，“同样的客体能够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分类，所有的方法都必须是逻辑的并符合我们关于客体事物结构的知识。因此可能就会有许多不同的时期分类法。”如此说来，民国时期诸多的分期标准便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