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做好在高中政治教学的关键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材观，教材是重要的课堂资源，但不是唯一的。教师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处理好教师与教材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备课，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弹性的教学目标，发挥教师的创造性，尽可能地发掘教材中的民主思想材料，突破教材的思维定势开展教学。尤其是要针对教材中相应的民主教育内容，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如在《公民的政治生活》授课过程中，我系统地向学生阐述政治民主的广泛性与真实性；同时阐明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如何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意义、途径和方式，从而进一步提高民主素质、培养民主意识等。
二、精心处理教材
科学设计教法，推崇“情境教学”要从繁杂的政治知识中脱身，增强民主意识教育必须精心处理教材、大胆取舍。首先，运用生动形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和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实现民主素养的教育功能，在政治课堂教学中，充分挖掘体现学生民主的情境材料，以生动形象的教学手段寓教于形。其次，联系现实讲授政治理论观点，使知识活化为学生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手段。联系现实讲授政治观点，要抓住与学生思想“热点”和现实问题“热点”密切相关、有内在联系的知识实行重点突破。只有联系现实讲授政治观点，才能了解和把握民主思想的基础，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民主意识。如在讲“依法参与民主决策”内容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如何间接参与民主决策，我创设了这样一个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并能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情境：目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你对“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和未来的发展有何更好的建议和计策？学生在这一自主探究的情境下，积极思考，大胆探索，提出很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建议，每当学生听到好的建议都会不约而同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同时，在这个课堂学习过程中，他们拥有间接参与民主决策的体验，丰富学习体验和经历。
三、营造政治大课堂，强化民主意识教育
（一）参加文化遗迹、遗址和人物
让学生自觉地接受民主思想。有条件的，政治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把学生带到现场进行教学，通过自己观看和听众介绍进一步接受民主意识教育。
（二）开展政治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
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应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力戒专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提出不同观点和看法，充分认识到他们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在研究性学习的选择上，指导学生选取能够体现民主思想的内容，使学生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民主思想，从而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
（三）组织“辩论赛”、让学生在辩论中接受民主意识教育
在政治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中，经常组织一些辩论赛，可以以民主思想为辩题，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辩论，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如：在讲到如何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这一内容时，可开展“在现在的经济社会中钱是否是万能的”的辩论会，让学生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论，从而在辩论中树立正确的认识。
（四）通过开设校本选修课
近现代报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中国出现于晚清。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大量西方传教士以考察文化、传播宗教为名介入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米怜在东南亚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开启了中国的大众媒介时代，同时也开始以媒介的形式培养民众的现代意识，这一过程始终与宗教、政治密切关联。
近代大众报刊的早期出版并不一帆风顺。在中国既往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与西方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体系不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也与西方发达的商业体系有别，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存在较大差异。清政府因过分自信，在19世纪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的传人时表现出可笑的无知和可悲的无畏。报刊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艰难开拓到官方认可、社会认同的过程，与中国从独立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变化历程相伴随。从中国近代报刊的起源，到本土化、大众化，报刊展示了它的宗教性、商业性和政治性，见证、参与了中国由封建走向现代的社会变革与转型。这正是作为近代大众媒介的报刊起源的真正意义。
一、宗教性：近代报刊的源初特性
公元1世纪上半叶，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地区，其后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广泛传播。约公元5～6世纪，基督教经叙利亚人从波斯传人中国新疆，并于7世纪逐渐传人中国其他地区。在其后一千多年中，因封建中国严密的思想文化控制，外来宗教传播始终呈缓慢的局域性传播。直至19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深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形势才发生根本转变。报刊作为宗教传播的近代媒介形态，宗教性成为其首要特性，这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与西方报刊的根本差异。西方报刊的出现，主要是在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新闻性。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的出现则是因宗教传播的需要而创办的，因此中西方报刊的起源从源初特性上就存在着较大差异。
1815年，米怜作为第一个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助手，创办了《察世俗》，以便更快更有效地传播宗教。因为晚清政府严格的禁令，刊物创办于马六甲，这决定了中国近代报刊起源的非政治性，并进而形成了宗教与政治的尖锐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米怜在刊物内容上主动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试图打破中国的政治禁令和思想防线。他采取了独特的发行办法：免费发放。“凡属呷地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槟榔、安南、暹罗、咖留吧、廖里龙牙、丁几宜、单丹、万丹等处各地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呷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的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即均为奉收也。”伦敦传道会的资金支持成为免费发行的基本保障。尽管清政府禁令森严，报纸还是流入广州。梁发1816年在马六甲受洗，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他在此后的传教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一个宗教信仰者的虔诚和悟性。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每逢粤省县府乡试，以梁氏携往考棚，与宗教书一同分送”。在梁发的带动下，《察世俗》在中国广州及其周边省份均有散布。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实现了对大清子民的初步宗教传播。信息开始在很小的范围内流动，但却不断在封闭的空间中发酵、聚集能量。
继《察世俗》之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创办的中文月刊《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于1823年7月在爪哇巴达维亚创刊。该刊继续以宗教为主旨，对华人施加宗教和文化影响，因内容多涉及印尼的历史风俗民情，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报刊逐渐开始以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这个封建落后的民族。
《察世俗》与《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是中国现代报刊的早期代表，均系在海外创办出版的宗教性刊物。宗教性既体现为创办人的传教士身份，又体现为刊物的宗教内容，其真正目的则在于通过宗教传播进行文化影响与渗透。这种特性是由时代决定的，此时晚清处于大国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之中，天朝上国的思想根深蒂固，森严的禁令使得传教士们无法在大清领土范围内利用报纸这种现代媒介进行思想传播。为了打破缺口，传教士们将报纸的创办地设在东南亚地区，而英属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强大势力恰好为报刊的创办发行提供了可能。
二、商业性：近代报刊发展中的本质特性
经过前期不断努力，加之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报刊出版发行环境已稍宽松。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被认为是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现代中文报刊。创办人郭实腊申明刊物得以在广州创办的主要原因是“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用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白瑞华在《中国报刊》(The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一书中指出“较妙的方法”是不谈“有争议的政治和宗教”。1837年，《东西洋考》因清政府的干涉迁往新加坡后，即增加了宗教文章。此外，以东印度公司为依托的英国人已经开始酝酿侵华战争，故对通过文化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和掌握中国的军事情报有着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得传教事业进一步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传播语境已悄然发生变化。
从形式上看，《东西洋考》仍然是宗教性的，但开始增加商业贸易、科学技术等内容，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该报开始体现商业性，如船货到港日期及行情、商品宣传广告。商业性使报刊实用价值大大增强，并迅速调动起市场活力，报刊发行突破了知识限制，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延伸，由此确立了报刊的社会地位。西方人历尽艰辛终于将大清帝国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条缝隙，信自像一股暗流在民众的思想中、狭小的社会空间中悄然流动，并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显流，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最后推动社会形成开放空间。
三、政治性：近代报刊的显著特性
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起，因鸦片而起的争端导致英国对华战争局势变得紧张。1840年6月28日，英军发动了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对华战争。战争持续了不到两个月便以清帝国的溃败而告终，随即签订了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政治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者们为宗教的自由传播扫除了障碍，传教士们再也不用在清政府严苛的禁令下战战兢兢传教，“法外治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多大危险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报业迅速发展，传教士们公开创办的中文报刊成为19世纪50年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政治性成为报刊最显著的特性，1853年9月3日由英国传教士麦华陀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是这一时期报刊的代表。
《遐迩贯珍》是一份“富于特色的新型综合性期刊”。它淡化宗教色彩，内容以科学知识为主，涉及多学科领域的文化知识，尤其以政论、时事为主，长篇论说中也有一些时事政治评论，每期新闻报道及新闻评论所占的篇幅一般在三分之二以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使《遐迩贯珍》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剑桥中国晚清史》也记载了晚清官员的阅报史实：“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报刊政治性凸显表明中国政局的深刻变化及其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已获得在五口通商地创办报刊的自由权，更多发达国家的传教士纷纷来华投身其中。如果说《察世俗》时期西人还是站在清政府大门外远观的客人，此时的西人则是公然走进大门并开始打理庭院的主人，堂而皇之地传播宗教、谈论政治。作为传教士的办报人身份也随之变得尊贵，报刊虽仍以科学知识、商业信息广告为主要内容，但其新闻性、政治化已经非常强烈。报纸的发行对象由商业人士逐渐转向晚清开明士绅及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界的影响日隆。最重要的是政治格局决定报业格局，此时以广州、上海、香港为中心的南方报刊业已经发展起来。至此，19世纪的中国完全从一种凝固的状态变成了流动状态，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在近代媒介载体的运行体系中多层面迅速流动起来，形成广泛的信息交换，理性思想的培养成为可能，晚清的社会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国族意识的培养：近代报刊体系的建立
19世纪60年代至世纪末，中国报业发展突飞猛进，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先后创办多种报刊参与晚清社会变革。这些报刊建立了庞大的出版发行网络，不仅形成了广泛的舆论中心，而且对偏远地区的民众也产生了影响，部分已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利用报刊培养国民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1872年4月30日，英国茶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到1949年明27日停刊，共经营77年，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出版27000余期，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研究中被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据史家考证，《申报》1935年销量达15万，发行区域遍布全国，甚至远销日本、朝鲜、泰国、欧美等地，不愧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因为订数不断增加，报社购置了电动单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刷高达千份;1882年1月18日报刊开始采用电报传递谕旨。《申报》的发展充分表明中国报刊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19世纪末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主编梁启超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阅后要求“源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288份”，报纸在轰轰烈烈的变革中成为时代的旗帜，梁启超更是借助报纸成为晚清思想变革的旗手。《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他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形成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风。虽然其思想尚不成熟、文笔还不够老辣，但他敢于肩负历史重任，为中国20世纪末的思想革命作了不可忽视的舆论准备，成为了迷惘中的知识青年的灯塔。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以报刊为舞台开展政治活动、制造舆论。他们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报刊。此时的梁启超，经历过戊戌变法，在日本充分吸收了新思想，以强烈的情感、严谨的逻辑、广博的知识、满腔的报国热情写出了诸多振聋发聩的政论文章，受到海外华侨、留学生、国内知识青年的热烈支持。在他的引领下，爱国知识青年的热情被激发，现代报刊也成为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武器。
从《申报》到《新民丛报》的40年，报刊迅速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武器、平台和载体。这一时期，随着近代邮政、印刷、交通运输业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报业发展迅速，发行范围已经从沿海发展到全国，尤其是形成了以北京、上海、香港为中心的南北报业大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现代报刊业已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同时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报业用几十年的速度实现了与西方现代报业的并轨，成为世界现代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报业的发行渠道基本完善，带动了以报业为核心的多个衍生行业的兴起。至此，中国晚清新兴大众媒介——报刊——的发行网络真正建立起来，形成与世界先进文明相沟通的媒介体系，建立起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使中国由一个封闭、传统、自大的封建帝国走向开放、现代、自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向西方的传播加快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进程，“造纸术和印刷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对空间的垄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克卢汉在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印刷机和活字印刷媒介促进了国家主义和国家语言的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纸媒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着所有的社会场景：现代媒介的出现导致公共舆论产生，使原有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模式逐渐消失，公共领域得以建构，加速人的社会化进程;现代媒介出现导致的社会现代化加速，为中国女性打开了新的世界从而迅速改变着她们的生活方式;报纸以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自上而下的方式，信息环境的改变催生了中国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产生;报纸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模式，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国人与西方、与世界的交往方式;晚清先觉的知识分子从阅读、分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典籍的思维模式转换为以科学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思维模式……尽管这些转变还没有成为显性的普遍状态，但随之而来的晚清文化新浪潮以及五四新文化浪潮就是受到它的直接影响。一些人在这样的历史变革中获得了新生，同时更多的人在新知识图式与心理图式的形成过程中失去了自我，陷入困顿和迷茫。
新的媒介引起了行为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促进了民族主义情感的培养，尤其是印刷媒介通过促进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引发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新技术——包括电子媒介对民族、历史和进步等观念产生了影响和冲击。这种影响与冲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时代风潮。1895年的维新变法、1905年的废科举、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不是在媒介的影响和参与下完成的。中国近代大众媒介体系作为世界媒介体系的一部分，引导、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其历史意义不可忽视。
关键词：政党意识；内涵与特点；基本内容；政党意识文明；检验标准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090－006
在当今政党政治国家，政党与国家的政治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政党文明与国家文明、社会文明息息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在不同的国家，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不同，政党文明与国家文明、社会文明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一般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属于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必须在既定的体制下运行；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只有顺应国家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大道或社会主流意识，才能成为主流政党或执政党；否则，就会为社会主流意识所抛弃、为多数选民所抛弃，就会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现代西方大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政权，是政党在领导民族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执政党主导国家与社会发展、执政党文明主导国家文明与社会文明，也就成为必然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在我国，历史与现实、国情与党情等决定了以政党文明引领政治文明、以政党意识文明引领精神文明，是我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逻辑。因此，正确认识政党意识及其文明问题，对我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党意识的内涵、内在结构与认识视角
政党意识是政党政治研究的基本问题，因为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党意识文明是政党文明的前提；在一定条件下，政党观念决定着政党行为、影响着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但一提到政党意识，人们很容易想到政党意识形态，而且容易将二者混同。实际上，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加深对政党意识文明的认识。
简单说，政党意识即对政党的情感、观念与认识。从本源上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与物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它是人脑的机能、也是社会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影像，这种主观影像既有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表现形式，也具有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表现形式。从实践角度看，意识具有能动性，它不但能够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内部本质和规律，还能反作用于客观事物、引导实践、促进实践发展。因此，政党意识并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的精神现象与政治现象，是对政党存在与发展、性质与地位、权利与义务、作用与功能、价值与目标等的主观映像；政党意识受政党的客观存在、政治生态、功能发挥等的影响与制约，也受到人们能力的制约与影响。
作为观念形态，政党意识可以是感性的、自发的，如人们对政党的道德情感与心理认同等，一些人受家庭背景、历史传统、政治倾向的影响，“爱屋及乌”现象在政党意识方面也有所体现，即使明知这个政党有明显的不足与缺点，依然会爱它、选择它、支持它；也可以是理性的、自觉的，如政党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政党意识。既可以是源发性的，即政党客观存在、政党政治实践在人脑中的直观反映；也可以是衍生性的，即政党政治家、理论家对政党意识的加工、改造乃至创造性的构建。既可能是对政党及其实践的正确认识，也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认识，这取决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方法。既可能是文明、进步的，即政党意识客观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与政党政治发展的要求，也可能是保守的、反动的。因此，正确认识政党意识，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
自2006年秋季开始，我国所有的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一道，将全面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调整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这既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的重要契机。我认为，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统一起来。
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重要性
人文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要求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以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为目的和尺度的，是使人成为“人”的活动。人文教育是教育的本义。在我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部分，是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应当体现高等教育的属性，高职院校同样是高等学府，是学生成人、成才的殿堂。绝不能狭隘地将高职教育理解为就是职业能力培训，就是以培养“才”为唯一目标，而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忽视对“人”的培养。否则，高职教育就会变成能工巧匠式或“手艺匠”式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高职院校就会变成生产合格“产品”的“工厂”。因此，必须从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和谐发展的角度理解高职教育的内在属性，将人文教育渗透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当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不能例外。
人文属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教学目标首先在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纪律、道德和法制教育，使其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的信念与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认同并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纲领和政策，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推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工作，贡献力量。这一点对于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定位是至关紧要的。但也要看到人文属性同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固有的内在属性，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的学科来看，不是只涉及单一的某个学科，而是涉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轴心的人文社会学科群，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所有门类。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关注的是人生的价值、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与世界的前途，只有从政治属性和人文属性的统一中，才能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内涵。
人文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效果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的努力，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书育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大学生整体精神面貌积极向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功不可没。但是，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受学生认同和欢迎的状况，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有些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是单调的理论宣传和乏味的政治说教，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想共鸣，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力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人文内涵，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人文教学的统一，通过倡导人文教学，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领域，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贴近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展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文意蕴，摆脱说教意味，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大学生的认同感，这是切实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功能的必然要求。
完整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属性与人文属性兼备的课程，人文属性是与技术至上、功利至上、个人至上相反对的价值取向，具有开放性、超越性，集中表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体现着深刻的人文教育内涵，概括言之，有以下四个方面：
人文自觉与价值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不是以“致用”为目标的课程，而是追求“无用之用”。这种定位在表面上看与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指导思想相矛盾，但这不能成为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由。专业课的用处是显性的应用之“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无用之用”则是隐性的，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旨在唤起学生的人文自觉与价值理性，使学生不为专业所局限，不为技术所束缚，自觉按照全面发展的人的标准来思考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关注生命的意义和尊严；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不把别人当工具，不把自己当奴隶；遇事能够思考是否应当，进行价值评估（价值理性），然后分析是否可行，提出行动方案（工具理性）。
历史意识与未来关怀人们都生活在现实之中，要更好地理解现实，就不能缺少历史意识；要更好地把握现实，就不能不关怀未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教育内容。虽然高职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本身就是一门史论合一的课程，离开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无法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充满着热切的未来关怀，教育学生要具有未来的眼光，关心社会和自己的未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最美好、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个人理想要自觉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历史课，也是理想课。
社会责任与公民素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将来是社会的中坚和栋梁，所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将来社会的面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责任课，要帮助大学生摆脱个人至上、自我中心的狭隘观念，从理论上说明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但主要在于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可以通过伟人和先进人物的具体介绍，展示其胸襟抱负、理想情怀、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激发大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要教育学生树立在艰苦中锻炼、在实践中成才的择业观和创业观。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现代公民课，要使学生摆脱数千年专制传统遗留下来的权力本位（亦即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人治观念，教育学生树立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权利义务观念、公德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规范，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社会责任和公民素质应当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核心部分。
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在现代世界，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如果没有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是难有大作为、大成就的。虽然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以训练实践操作能力为主要方向，而不是以学生的理论水平为衡量标准，但是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和青年学生的长远发展来看，必要的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能力应当成为高职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坚持并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高职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既可以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能够把握其中蕴涵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矛盾分析、大局视角、求实态度等方法论原则，从中学到创造性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实现
要切实挖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努力转变观念，确立人文教育意识高职院校大都是从中等职业教育或成人教育转制而来，建校时间相对较短，历史文化积淀不足，尚处于创业阶段，自身传统还在形成之中。所以，与人文学科齐全、文化积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相比较，人文教育容易成为高职院校的一个“盲点”。在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由其特殊的人文属性所决定，必须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任何教育教学活动都是与活生生的人的对话，在教育者的心中一定要时刻有“人”的存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在教学过程中牢牢把握政治原则，遵守政治纪律，切实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是，也不能单纯地从政治教育的角度去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和内涵，必须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会到人文教育之中，在人文教育之中自然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识自己所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双重责任，树立人文教育意识，这是开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思想前提。
全面改革教学，贯穿人文教育理念高职大学生正处于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其内心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对人生、对社会的困惑，还有一点青春的迷茫甚至叛逆。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主动贴近他们的思想实际和内心世界，主动适应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知识水平和思维水平。要想真正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意蕴，必须全面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人文教育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并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调动其学习、思考的积极性，使其成为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在教学内容上，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要严格贯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使其成为教学活动的依据和指导，又要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要善于捕捉青年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思想困惑和难点问题设计教学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和思想引导，证明理论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引导学生既要认识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要认识了解张思德、雷锋、王顺友这样的普通人，认识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世界和精神追求；可以尝试指导学生阅读一些文字浅显、篇幅适中的原著，在原汁原味的阅读中领略理论的魅力；在课堂教学的组织上，要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可以采用案例分析法、讨论法、辩论法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历史图片、专题纪录片、电影等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之中受到教育，获得启示。在考核方式上，要把学生平时学习情况和课堂表现作为重要依据，考核的内容既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和了解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也要适当增加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内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尊重学生的个性思维，使考核具有开放性，切实体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指导理念。
提高教师素质，树立人文教育榜样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发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教师是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的同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自觉地以“人师”而非“经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砥砺德行，学习新知，言行一致，对自己的职业满怀自豪，对学生充满真挚的热爱，用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提升自己的人文内涵，使自己真正成为学生可亲、可敬、可学的良师益友和榜样。教学是一门艺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要不断提高教学业务水平，钻研教学艺术，修炼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摒弃说教，增强教学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春风化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自然地滋润学生的心灵世界，使其受到人文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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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创新;“人本式”话语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向高职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渠道，它的教学效果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90后”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的认同度。在全球化条件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滞后性使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接地气”，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路径。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及其面临的困境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时所进行的演绎、推理和叙说的过程。作为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它具有时代鲜明、意识形态突出、价值导向鲜明、受众对象特殊、形式多样的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应当承担起为主流意识形态辩护、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学生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师生互动的功能。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全新的环境，它的发展延伸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话语空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信息优势的丧失，凸显了传统教学话语的单一匮乏，暴露了传统授课方式的低效，并引发了教学话语权的转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领域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即当代“90后”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滞后之前的矛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内容主要由教材决定，四门课程都有各自的概念和体系框架。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上是通过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诠释，从而塑造认同主流价值的社会成员，造成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从而共同实现国家目标，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通常在话语内容上具有浓重的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经常性地使用政治话语、宣传话语、文件话语和权力话语，难以实现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的契合，导致教学话语生动性和生活性严重不足，导致学生入耳难、入心更难，同时直观上感觉在接受“政治说教”，久而久之，抽象的话语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染力，学生逐渐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话语方式即“话术”上明显具有授课教师“独话式”的问题，教师占据话语的中心，而相比之下学生处于话语的边缘。教师是课堂话语的组织者、控制者和实施者，虽然在课堂上也广泛采用问答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开展互动，但是学生的发言还是在教师的掌控之中，教师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学生引导到预设答案上来。这种“独话式”（“独白式”）教学话语影响了师生之间应有的有效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思想僵化，最终师生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共鸣。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创新的必要性及有效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是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也是与学生交流思想、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高校“以德树人”目标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否在正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出既能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符合大学生情感需要、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话语，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作为高等院校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当重视这一问题。因此，加强新媒体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创新，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一项迫切任务，也是提高新媒体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新手段。同时也体现出高校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呼唤，寻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给予大学生人文关怀的深层次、多角度的结合，以更宽阔的视野反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矛盾和规律，引导大学生步入至善境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创新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从原有的灌输的“文本式”话语向对话的“人本式”话语转换，这是进行教学话语改革创新的灵魂。“人本式”教学话语坚持以学生作为课程教学的核心，理解并尊重学生观点，平等地倾听学生的心声，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调动学生的创造性，从而实现教学内容的内化作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预期效果。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针对新媒体语境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影响，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接地气”，应该着力从以下方面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人本”式话语体系：
要尊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高职学生的话语权，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平等对话意识，变“独白式”教学为“对话式”教学。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要关注“对谁说”，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和行为习惯，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在师生平等对话和思想碰撞中实现师生对接，进而实现学生思想境界的提高。
要关注生活维度，熟练运用生活话语，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向高职学生现实生活的回归。教师要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教学话语来表达教学内容，教学话语只有切实满足学生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需要，才能被学生理解并接受。
大量采用时代话语，适当借用网络话语，积极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资源。充满时代气息的教学话语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对学生产生吸引力。教师应主动了解学生的网络生活，适当运用健康尤其是充满正能量的网络话语，有助于师生间的对话。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者素质，增强话语创新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打牢理论功底，提高说透理论、“讲道理”的能力。教师只有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的思想理论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更进一步说服学生，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入心”。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活情感话语，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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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205-06
自从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政策支持、同仁努力以及社会形势需求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不少社会成员甚至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研究以及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时常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疑惑或质疑，引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其活动的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一门学问？能不能称得上是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用？这些基本问题成为缠绕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根源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度与实践效果。
一、认同危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问题意识
自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不断地遭遇人们对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认同危机。这一认同危机表现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以及实践活动缺少知识、价值以及情感上的认可、支持与接受。譬如，有人或是不认同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门知识的“大杂烩”，算不上独立的学科；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差，甚至不是理论；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作用效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义”、“假大空”、“没有用”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以隐秘、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具体表现为：
第一，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场”。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学科评价机制标准的“移位”是分不开的。在告别了“知识即美德”那种神圣的价值判断标准之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工具理性、经济利益成为学科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一门学科的认同度与这门学科是否面向市场、获取经济价值紧密相关。在“工具理性蔓延”的现代社会，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生活统一化的度量衡，货币也变成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语言”。以人的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获得社会甚至高校的认同。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的高扬将原本富含价值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挤兑”，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精神蕴含被现代性的价值标尺所“漂逝”。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文化趣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使命、学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具备的引领精神功能及崇高、神圣的气质在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过程中被荡涤的“烟消云散”。由于缺少十足的学科与实践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不支持、学生不配合、社会不理解的合力作用下变得弱化、低效。思想政治教育俨然成为纯粹而又机械的知识教条，似乎成了“不思想”、“无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生态断裂”。从应然的生态来说，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源于实践需求，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旨在解决的理论课题：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又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更科学、有效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有义务审慎地厘清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这无论是对于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还是提升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同感和喜爱度都不无裨益。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说，人们的接受程度和热情很大程度源自于理论研究者对这一学科基本问题的精湛阐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最后说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尤其如此。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亟需具备相应的知识、理论加以指导；另一方面，经院化的理论研究难以生产出有效的、实用的理论产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要么世俗化，要么精深化，“社会上不受欢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套没有用；学术也不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时政语言，缺乏知识，更不要说学术含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所生产出的“科研成果”距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工作常常混乱、无序、低效。
第三，外部投入与内在认同形成反差，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自信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做的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思想工作，其基本精神为正义。“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正义的工作，它高举正义的旗帜，从正义出发，为着正义的目标而努力。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过程，就是为正义而奋斗的过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规范建制，增加师资投入，在人力、财力以及物力上大力地投入和保障。近年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独立化建制，在部属“211”层次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200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制中升格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六个二级专业。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硕士点达到200多个，博士点60多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与巨大的外部投入形成反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未形成充足的学科自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还缺乏学科和学术的自信，尽管有学科平台，但多数成员主要还在从事非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或重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外的学科那里，以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学科，缺乏学术，而其他学科才是学科，才是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遭人非议，认为“不管用”，“知行分离”，“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明显”业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以深刻的、隐秘的形式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当中，弥散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系统结构。缺乏足够的认同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萎靡”状态的根由。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工作方法对此作出解释并提出化解之道，但更为主要的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和从事业者缺乏审慎的态度和系统、认真的了解，并未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认知，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有的自觉。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基本蕴含
自觉，本属于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理论或实践形态所体现出的学科特质、学术品位与实践特色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的“自知之明”，反映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以及实践工作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它是从认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描述，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作出的认识。“自觉”具有“反思”的特质，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事物以自身作为认知对象进行自我刻画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认知思维和认知能力，他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特色，理论研究应当具备的旨趣、品位和社会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特点、品质等。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知之明”。笔者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主体性以及文化性三个维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结构：
1 价值认知自觉。价值认知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以及实践的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们简单地认定的“官方说教”，也不是他人肆意贴上“无用”标签的活动。它以人的精神领域尤其是人的思想作为对象，旨在揭示人们的思想如何转化为行为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是其本质，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文化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人才的渠道，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正规化、系统化以及科学化的人才培育通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神圣性的事业，其价值在于科学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化规律，意识形态嵌入社会的内在机制，人们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缘起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理论阐释以及有益的理论指导。价值认知自觉不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内在的认同与热爱。
2 主体性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认知，它解决的是“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它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与实际，继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方式言说着“中国故事”。主体性自觉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具有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是多元思潮竞相争斗话语权、通过思想的力量获得主体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是获致中国研究的自主性、指认中国独立性的重要标志。“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问是全球化时代追问主体自主性的表现。当下的中国，在大国崛起步伐加剧的浪潮中以崭新的姿态、强劲的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势如破竹”式的社会发展进程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能力与地位。与之相应，中国的崛起激发着中国学术寻求自主性的理论表达。在西方知识系统和概念体系笼罩中国的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贡献出自身的理论创建和知识表达，体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和主体自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学科，“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增进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认知与它作为中国学科的自主性，使人们更加认清自身的使命，以中国的话语、中国风格诉说着“中国故事”，表达出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中国气派”。
3 文化传承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实践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并在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上所发挥作用的自觉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是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文化情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社会背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文化的存在物，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定阶级所需要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对象，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征的基本面相。“价值与规范的传授与认同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便是文化沟通与运作的过程”。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一系列有益的理念、内容和方法都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要素。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如孝道、仁爱），教育观念（如因材施教），教育方式（如道德教化）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承载体，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成果得以极力地发扬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担负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使命与重任。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尊重、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其加以转化、利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自觉的实践要求。
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自我认知”。这一过程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认知的理性认识阶段，已不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活动进行简单的、直观化的描述，而是上升为内在的自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所产生的主观认知，成为团结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程度与行动活力的内在“精神纽带”。可以说，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将很难进行准确的认知定位。无法准确地认识到其各项活动的价值与使命，也就不能真正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活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育之途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自知之明”。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觉也必然从这一群体入手，提升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自觉性。具体而言：
第一，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思想、灵魂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伦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具备怎样的伦理品质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神圣性、正义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韦伯式的“天职”观念，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忠诚与热爱，真正地认识并努力地践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认识到这项活动所承载的价值理想，投入热情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实际工作当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能够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方法说清楚、讲明白，澄清他人对这门学科的误解，解决人们对于这门学科认知上的混乱局面。实际上，外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门学科的不解或误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应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科学回答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疑问、质疑，提高这一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提升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同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与实践开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而不是“靠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应当成为每个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的伦理操守。
第二，寻求有效的问题意识，以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形成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观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提炼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线索，上升至学理的范畴，再加以充分地研究，寻找到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应当培养解读与回应中国社会的能力，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叙事”。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察、解释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意识，进而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提高其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能力，从精神交往、价值传导、文化交流等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全景式与多断面的剖析。尤其是要对当下中国的转型社会作出描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所特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东方与西方的碰撞”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的基本特征。用自身独特话语或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叙述、解读以及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从自身的立场对其作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表现，它建立在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作出详尽的解释与回应。
第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取向，以“彻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说服人”。目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难形成认同，其根由之一在于理论研究流于空泛，难以有力地切中现实问题。之所以如此，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外部化倾向是分不开的。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外部化研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选题、主要观点及成果处在外圈层。尽管这些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有联系，利用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名义，也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但并没有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只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或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系统交叉地带。在外部化研究趋向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未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问题，难以形成社会认同。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部化，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进行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机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也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向。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真正地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直面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现实问题，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彻底化，达到“说服人”的效果。
（一）政治文化概念
在我国政治文化是一个外来术语，从传入时间来看，政治文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政治文化在传入我国后就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大量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实际情况下，对政治文化的探讨得以形成。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建设已经把政治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政治文明提上重要议程。
政治文化从范畴上来看属于主观价值方面，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上的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包括公民的一种政治认知、感情、态度和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政治文化通过公民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和政治理论来表现出来。政治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水平决定的。我国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宗旨的特色政治文化。
（二）网络政治文化内涵
网络技术在21世纪得到显著发展，中国计算机也得到广泛应用，政治文化因网络的影响变化也越来越大。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淡化了传统国家的对内控制力和对外主体角色。网络政治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政治文化形式的新形态。人们通过接触互联网逐渐改变着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文化，改变了人们对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方式，网络新媒体与政治文化理论知识相结合，成为当前网络政治文化主要表现形式。
二、目前我国网络政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政治文化向心力不齐
在网络这一新媒体媒介下，信息量复杂，各种文化混杂，受众对接受文化的选择上具有多样性，这也就导致网络政治文化的冲击力比较大，网络政治文化不再是过去单一的政治理论知识，在对象、性质和类型上具有多样性，受众对传播渠道的接收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网络政治文化而言，在传统的政治文化理论知识基础上，还有多种其他文化，尤其是一些西方的政治文化和一些反面的说教和诋毁，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网络政治文化的方向性和价值取向性。另外因为网络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这也造成网络上政治文化的引导和导向具有不确定性，主流政治文化的宣传和传播也会受到影响，影响到网络政治文化的内部稳定性。一些负面新闻和负面报道，会诱导受众接受错误的认识和极端的信息，容易影响到受众对是非的正确判断，直接影响到网络管理秩序以及社会管理秩序，给网络政治文化的建设带来困难，使得网络政治文化的向心力不齐，难以起到凝聚人心得效果。
（二）?W民缺乏一定的责任意识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通过网络表现出来的就是网民对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监督、网络民主和网络问政等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提高，网民参与性提高，主动性增强。但网民在权利意识增强的情况下，网民的责任意识却未能同步提高，表现在网络上不遵守网络文明规范，在网络上造谣、传谣，在网络上使用网络暴力，认为在网络上就是绝对的自由，不用遵守法律和制度，不受约束，网络责任意识薄弱、欠缺。在网络表达中，常常使用极端的用词和用语，恶意破坏网络政治文化建设，影响到网络政治文化建设。
（三）政府电子政务相关建设水平不高
随着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在传统政务基础上发展出电子政务，电子政务的出现有力的推动了政府自身建设和政务的改革进程，政务工作的推动也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最早建立电子政务的是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该网站开通于2006 年 1 月 1 日，随着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开通各地政府网站也陆续开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电子政务在建设过程中的执行能力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力度还有差距，电子政务信息单一，对公民实用性不高，网站更新慢，有的往往成为形式，成为僵尸网站，内容跟不上社会变化和实际工作进展。政务网络建设技术落后，对病毒的防御能力不高，容易发生网络瘫痪；政府网站上缺乏专人管理，对网民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回复，有的无回复。电子政务不能很好的起到宣传和引导作用。
三、我国网络政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体理论的指导
网络政治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政治理论知识的指导，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理论指导，坚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入统一思想、净化网络文化风气和网络文化环境，坚定网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上的主阵地，占领话语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培养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和导向网民树立正确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规范网民的自觉网络行为，提高网民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二）多方途径提高网民的政治素养
提高网民的网络政治文化素养更多的还是需要网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进行网络政治文化建设中，网民应不断充实自己的政治文化知识，提高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对政治知识尤其是理论知识进行丰富，学会理性分析问题，尤其是网络上出现的热点、焦点舆论，不跟风，不信谣、不传谣，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问题的态度和角度。不主动去查看、查找恶意损害、诋毁言论和信息，有一个明辨是非的立场，坚定政治立场，通过多种学习和观察提高自身政治素养。
（三）努力提高政府网络建设能力和监督能力
针对电子政务出现的问题，相关政府要积极面对，主动解决，认识问题真实性，不回避。相关政府要真正把网络平台利用好、发挥好，提升自身网络政治建设能力，丰富网站内容，提高网络管理技术水平，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要积极筹备网络政治信息立法，建立专职监管部门，为网民创造一个具有正能量、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对于舆论，要第一时间进行引导，面对质疑，要通过网络第一时间进行阐释和解释，还原事实真相，使得政务开展工作在阳光下运行，提高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对信息的真实了解。
互联网作为社会的功能性结构要素，它在带来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显性变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生活领域产生隐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涵养环境、生成逻辑、存在方式、扩散路径、宣教效果等都迥异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既有表现形式与特征。
网络意识形态呈现“生活化”和“政治化”特质
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意识（如政治心理、政治理论）、政治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公平）与政治理想（如福利、安全、效率、正义）的认知、涵化更多地依赖组织渠道、扩散渠道严密的“仪式化”方式。政治意识形态更多地是被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在封闭的话语体系中设计、讨论和倡导，它俯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件不可触及的玻璃罩中的神圣艺术品。内容自生――用户自我中心的自媒体社会化、大众化使用，则彻底消解了传统媒体环境下的“仪式效应”，改变了社会成员接受信息、观点的通道，自媒体以私人体验特性及生活化方式融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已经生活化，或者说，生活范畴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界限由于自媒体舆论场所具有的转换功能而变得模糊。
当前网络舆论关注的事件类型有明显的特征，官员腐败和政府管理为最主要关注对象，与民生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为次，其他事件为少数。而城市改造、房屋拆迁、城镇建设、占用土地、下岗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与管理、政府职能转变、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使得各种社会矛盾丛生，利益冲突显著，非政治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问题发酵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网络在使个体冲突社会化、个人遭遇问题公共化方面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效果，网络舆情倾向于将更多不和谐的非政治化的社会问题作政治化处理，以此凸显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程度。如有些个体冲突事件、环境维权事件、刑事伤害案件、偶发性事件等，系社会性权益纠纷或非人为因素所致，事件本身原本有着自己发生与消退逻辑，但为了追求舆论共鸣或社会共享价值，“政治化”处理成为舆论扩散的经常性策略，将事件归因于体制问题，贴上政治意识形态标签，舆论扩散的广度、强度就成倍增加。
意见领袖对政治问题的解读屈从于网民“生活化”趣味
传统媒体的意见领袖由媒体选择，其专业性的表达意见对于受众而言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网络空间身份平等的虚拟性使得传统媒体的意见领袖弱化了权威性身份，他们的表达被网民的需求推动而非主动引导舆论，意见领袖的显著作用更多表现为顺应网民的喜好。为摆脱“沉默的螺旋”局面，意见领袖倾向于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在酝酿与把控网络舆论话题方面以“生活化”趣味重新“认识”、“描述”、“评估”正面历史人物，开掘历史英雄人物、领袖人物、争议人物等的个人生活与私人道德因素，以此满足网民的口味。如对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进行所谓“生活化”的重新认识，置疑或否定其政治符号价值。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面是，主导网络舆论场话语权的知识权贵与社会精英的个人见解、学术观点，通过交叉延伸的微信朋友圈成为大众化谈资，构成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生活化的重要途径。在崇拜权威作为传统文化底色的国家，知识精英的言说方式、立场对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与民众的认同程度有着决定性影响。有些学者的创新思维以“反常规”为价值取向，对已经形成定论的共识提出相反观点，追求“一论惊座”的表达效果。这些“有材料、有见解”的学术观点或生活回忆录，借助个人生活体验感强的自媒体通道，从少有人问津的、冷僻的学术话题转译为通俗化的生活谈资，契合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轨迹，满足了“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需求。学术发表与大众话题的勾连，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有效引导带来了更复杂的因素。
在“存在即须透明”的新媒体舆论场里，更为重要的是顺势而为，对于历史热点话题与敏感问题，在不影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及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应该采取积极回应措施;对已经作出的非理性认识与结论作重新解释与反思，汲取民间网络舆情中合理的认知因素;对被歪曲的历史事实表达及时予以澄清，在不泄露国家秘密利益的情况下客观呈现历史事件真相。面临网民知识文化水准与认识判断能力已经显著提高的事实，“一面之辞”、“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服方式必然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渐被大众化、通俗化使用的网络舆论场中，任何逆势而为的处理手段只会更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有效性。
舆论主管部门应该培养“索引”意识
网络舆论场中具体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认同危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着相对应的触发机制，“索引”这个触发机制，才能有效化解认同危机。而目前各级舆论主管部门缺乏这样的意识，将抓意识形态工作当作纯粹孤立的问题处理，就事论事，仅仅在强调或重视意识形态宣传与引导工作重要性上做文章。如常见的工作思维体现为：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经常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动向，及时有效地加以应对，防范和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矛盾问题;搞好引导，明辨是非;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坚守阵地，强化管理;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管理，不断完善和有效落实管理制度，从源头截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等。这些认识及表述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使得网络环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产生应有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