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私募股权 金融 投资
一、引言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自1985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0年，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活跃的PE/VC机构超过8000家，管理资本量超过5万亿人民币，而且由于参与者和资金的进入和累计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提升，投资压力和项目估值水平均节节攀升，无论在投资范围还是市场规模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都已经实现了质的变化。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的发展与现状
根据wind资讯中2006年到2016年10月份我国私募股权募集资金量和基金数量的数据（见图1），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规模在2006年到2008年之间呈现井喷之势，一度超过6000亿人民币的资金量。然后，经过了2009年的低迷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规模在2010年迎来了复苏，并且一直稳步增长。在2012年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募集规模达到了4058.61亿人民币，募集基金数量更是在2011年达到了937个的历史高峰，但是在2012年，募集基金的数量和基金规模基本上下降了一半。在2014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才恢复了增长之势，2014年募集基金规模是2013年的1.24倍和募集基金数量是2013年的1.84倍。但是在随后到来的2015年，私募股权投资的募集规模再一次出现了下降，到2016年10月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只有2014年的五分之一。
Wind资讯上数据显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主要是创业基金（VENTURE）、成长基金（GROWTH）、并购基金（BUYOUT）、产业投资基金（INFRASTRUCTURE）四种，其中又以创业投资基金和成长投资基金为主，其中成长投资基金占比最大。夹层基金在2007年实现从无到有突破，但是与分级基金一样规模一直不大。此外，产业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的基金份额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并购基金的比例一直较低，在2012～2013年的规模急剧扩大近40倍（见表1）。
从募集资金的来源来看（见表2），在2009年之前，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上是以外资私募股权基金为主，近年来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资金上来说，融资来源已经在慢慢向中资机构倾斜。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在投资规模上（见图2），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规模在2006年到2016年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虽然在2012年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数量和金额达到854.76亿人民币和1595个投资案例的谷底，但是在2014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规模恢复迅速增长。到2015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金额达到3623.87亿人民币的高峰，是2013年的4.24倍，投资案例数同样达到4519的高峰，是2013年的2.83倍。到2016年10月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规模却又步入下降趋势，比2015年高峰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投资方向上，私募股权投资范围涉及电信服务、信息技术、金融、能源等各个行业，但是另一方面，投资的行业集中度较高（见表3、表4）。从2006年开始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到2011年开始投资方向开始偏向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到2014年投资的行业基本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行业，其次是金融与可选消费行业。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的发展
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可以看出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的金额和数量在2006年到2012年之间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走势（见图3），2013年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在2014年退出金额达到784.36亿退出项目数量达到707个，之后，更是在2015年退出金额更是达到了933.29亿的规模的顶峰。
退出方式上，2013年之前私募股权投资都是以IPO退出为主（见表5），占全部退出规模的近70%。2012年以后并购退出逐渐成为最大的退出渠道，2013年企业并购规模达到了2012年的2.4倍，2014年的并购退出规模又扩大到2013年的3倍。从2013年开始股权转让的规模有所扩大，到2015年股权转让退出的规模是2012年的3.15倍。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目前发展中的问题与建议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目前发展中的问题
1.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投资和退出受市场和政策的影响较大。由于目前我国私募股权市场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和规范的市场，所以受市场和政策的影响较大，比如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以及2014年新三板的扩容都造成私募股权投资进入阶段性的高潮；2012年中国证监会终止IPO政策导致私募股权投资由于退出通道的封闭造成募集和投资规模的萎缩，2014年恢复IPO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又再一次恢复了增长。
2.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行业集中度较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无论是早期集中于金融行业还是现在集中于信息技术行业，投资的同|化严重，这一方面跟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私募股权投资高素质人，为了规避风险只能跟风投资。
3.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不完善。虽然经过2012年IPO暂停，通过并购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得以迅速的扩大，并且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这几年并购退出已经超过了IPO的退出规模，但是IPO退出仍然是私募股权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方式，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仍待完善。
（二）相关的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监管。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是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健康发展的前提，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一个初步的监管体系，但是由于私募股权投资毕竟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还较短，无论是在募集、投资还是退出方面仍然受市场和政策的影响导致波动性较大，所以，关于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法规仍然需要完善，只有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的市场才能保证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健康发展。
2.积极培养私募股权投资高素质专业人才。私募股权投资有效运作需要高水平的投资管理团队，因为私募股权投资不仅对金融资本要求较高，对知识资本同样有比较高的要求，只有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较好的成。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学习国际成熟的投资经验和管理方法，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现有私募股权投资人员和团队的职业培训人员和团队的职业培训，在实践中培养本土私募股权投资与管理人才，最终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运作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达到不断提升私募股权投资从业人员素质的目的，从而促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长久持续健康的发展。
3.继续发展多层次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私募股权退出机制。私募股权投资的目的是获得资本收益，完整的一个私募股权投资过程包括募集、投资和退出，所以退出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最后一个过程，是最终判断投资成绩的依据。为了完善私募股权退出机制，我国需要构建多层次产权交易市场，一方面加强创业板板建设，为私募股权投资的IPO退出搭建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完善新三板挂牌交易系统，增强股权的流动性，并加快场外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使之与代办转让系统有效衔接，这样可以拓宽私募股权的退出渠道。
四、展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目前处于转型期，因此，我们要积极迎接挑战，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建立起一套适合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竞争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化发展，这样才能为私募股权投资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林杨赫赫.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J].企业导报，2011年第9期：58-59.
[2]马宁.关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1年第12期：79-81.
[3]王熙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经济，2012年3月（上）：90-92.
[4]曹攀攀，孟令国.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49-50.
[5]赵悦，谢群.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现状及发展建议[J].现代商业，2013年第13期：63-64.
[6]秦江.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现状及建议[J]时代金融，2012年第10期：259-260.
[7]雄赳赳，李凯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研究：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J].金融论苑，2014年第8期，185-188.
[8]金].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现状及对策分析[J].对策研究，2016年第1期：86-91.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 一级市场 IPO高科技互联网
一、私募股权基金的定义
私募股权基金，英文为Private Equity，通常简称为PE。其主要由两个层次构成，“私募”和“股权”。私募，指资金筹措人通过非公开的方式，面向少数特定的资金充裕者（如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或者高净值的个人）设立的投资基金，与“公募”相对应，这从根本属性上定义了基金的性质。股权，指投资者通过购买未上市的企业的股权，最终通过IPO（首次公开发行）、企业间并购或者企业股份回购的方式出售所拥有的股份以获得回报，这从方向上决定了基金是专注于一级市场的定位。
（一）专注于高科技领域的私募股权基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代表性
企业IPO（首次公开发行）之前的各个发展阶段，均是私募股权基金所投资的范围。广义上的私募股权基金也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分为机构天使投资（Angel）、风险投资（VC）、杠杆收购（LBO）和上市前融资（Pre-IPO）以满足其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近年来，中国的PE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甚至一度达到过“全民PE”的局面，在企业融得发展资金的同时，基金投资人也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汇报，可以说总体来讲是一种双赢的存在形式。因此，这种组织形式正在被更多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所认可。而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机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投资阶段一般从A轮、B轮、C轮和D轮，分别对应着天使期、成长期、高速扩张期和上市前融资，金额也从100万美元左右到上亿美元不等。此外，投资者通常不会独立对某个企业进行投资，而是由一家基金领投，其他基金跟投。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二）专注于高科技领域的私募股权基金更充分地体现了资本的特性
私募股权基金是对资本的逐利性和流动性的绝佳诠释，其根本目的是以获利为主，因此，绝大多数私募股权基金对企业的控制权并无过多要求，但其会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而在管理、运营、人力资本、市场和财务等方面予以强大的支持，但最终目的仍指向获得更好的回报。不同于传统领域，高科技企业通常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固定资产，如果企业清盘则极少可以收回成本，这就更加促进投资者帮助企业更好地成长。除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基金的退出方式也是影响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讲，收益最高的退出方式是IPO，最高者可达几百倍甚至千倍的回报，FACEBOOK即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给投资者创造高额回报的典型案例之一，其次是并购或回购，最后为破产清算，会使收益为负。
二、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全球新兴市场上的领军国家，不论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经济增长潜力，对于投资者来讲都具有重要地位。但是，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仍是以工业为主，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互联网直到最近十五年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飞跃。而即便在2005年互联网信息时代已经迎来第二个周期时，中国仍旧没有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直到最近几年，在国际资本大举进入股权投资行业的影响下，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在2011年达到了一个高潮。目前，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呈爆发式增长，行业竞争加剧
私募股权投资在1999年到2009年10年间，发展迅速，每年的增长规模在12%左右，但是2010年一年新募集的基金的数量和金额都创历史最高，数量增长了170%，金额增长了113%，当年投融资事件达到4300多起，交易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16%，交易金额增长了27%。2011年私募股权基金市场基金募集活动保持活跃，披露募资完成基金503支，募集完成规模达到494.06亿美元，相比2010年分别增长10.5%和28.7%；披露新成立基金185支，总目标规模470.69亿美元，相比2010年基金数量增长28.5%，但目标规模下降5%。在保持了两年的爆发式增长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即市场一时难以吸收短时间涌进来的资金，行业的竞争快速加剧，加上中国经济下行，自2011年三季度开始，私募股权的发展出现了萎缩。就2012年上半年情况来看，PE市场总体募集资金数量同比下滑了60.3%，金额同比下降了77%。甚至出现了不少PE基金的LP违约现象。
（二）投资领域多元化，但资源大多集中在高科技领域
目前，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领域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如2010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生了363起案例，涉及到了23个行业。从投资案例的数量上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领域达到了55起，其次是清洁技术和机械制造，分别为31起和29起，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在20起以上。到了2012年第3季度，互联网投资的比例更是达到了41%。可以说，在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前身是科技创业投资，在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之后，才逐渐由机构天使投资、并购基金和Pe-IPO基金将这个内涵完善起来。1993年，IDG集团和上海科委各出资1000万美元，成立了上海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此后其又和北京、广州的两家单位合作，成立了北京、广州公司。包括IDG在内的许多家创业投资基金都是以互联网、电子信息和新媒体等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也可以说，科技创业投资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包括搜狐、新浪和百度等许多家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在内的公司，都有科技创业投资的身影。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常来说具有“管理基金规模大，美元基金为主，投资企业通常在海外上市”的特点。
（三）受经济周期影响比较严重，退出方式单一造成经济下行时“退出无门”的局面
一直以来，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渠道都比较单一，即以IPO为主，以并购和破产清算为辅。其中，并购的退出方式可以按照出手对象分为找其他私募股权基金接盘、战略投资者接盘和金融机构接盘三种。2010年，中国具有私募股权基金背景的企业IPO数量达到了46.43%，达到了221家，占了近半数，合计融资总额达到了近400亿美元，占总融资额的37.5%。而到了2012年3季度，利空情绪弥漫全球资本市场，中国企业境内外IPO也萎缩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同样具有私募股权基金背景的中国企业在融资总规模上也创下了新低。当季有26家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占IPO总量的41.3%，融资规模150.5亿元，占总规模的39.9%，但是IPO企业的数量比上一季度减少了近两成，融资总额下降了快四成。2013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又创新低，加上美国疲软和欧债危机，使得全球资本市场对拟上市企业的大门一直紧锁，与此同时，并购等方式也缺乏动力的推动，本来就退出方式单一的私募股权基金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愈加严重。
（四）高科技行业境外基金占主导，但中资投资机构日益壮大
早在起步阶段，境外基金尤其是美元基金无疑是发展的主力进军，不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国内的私募股权基金均无法与之抗衡，两者不仅仅是量级上的差距。但随着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金融管制环境的宽松和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的推动，中国的私募股权融资中资机构的力量已不容小觑，已经出现类似于弘毅投资这样的中等规模的基金。其投资案例的数量也早在2009年就超越了境外基金。当然，就投资规模来看，外资基金仍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其所能提供的资金以外的资源也远非中资机构所能比。不仅仅是整体上，在高科技领域，境外资金所占比重更大。但无疑中资机构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正迎头赶上。
三、私募股权基金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和完善的条件下，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扩大化、多元化和产业化”。
（一）机构数量、募集资金规模将不断扩张
如果回顾一下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现在正是其发展的大好时机，如果有政策的持续支持和利好的市场环境，未来五年私募股权基金的规模再上一个量级达到万亿并不是天方夜谭。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私募股权融资也有希望成为信贷和IPO的第三种主要途径。对于高科技领域来讲，不论是互联网、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制药还是清洁能源或者环保，都需要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以推动其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无疑是最具有市场基因、效率最高的一种形式，未来这些行业也将迎来又一个春天。麦肯锡曾预计，到2015年将至少有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机遇，其中超过80%属于民营企业交易。
（二）在现有基础上，币种构成、投资方向和退出方式将进一步优化
在币种构成方面，根据清科的统计，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基金只占私募股权基金规模的1/3，投资数量的40%和投资及金额的20%。但2009年之后，不论是数量还是总额，人民币基金都实现了赶超，且在投资数量中也占到了60%。此后的两年人民币基金越来越表现出了强劲的趋势。从投资方向上看，以高科技和文化传媒将是未来的两大主要投资方向。
从退出方式上来看，在2005年以前基本以海外上市为主，但此后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在国内实现退出也逐渐被私募股权基金所考虑。在资本市场IPO在未来无疑仍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方式。但反观国外尤其是美国，其退出方式主要以并购为主，其比例占到一半以上，虽然中国目前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各方面都不成熟，但从长远潜力来看，并购也逐渐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退出方式，此外，中国的新三板、场外交易市场也将逐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将走向成熟且更加专业化
私募股权投资本身需要极强的专业性，要基于基金管理人对于行业的深刻把握，虽然2011年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出现了“全民PE”的热潮，且在中国人脉资源、渠道资源和项目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但从长远来看，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阶段必将从现在集中在上市前Pre-IPO向前移动，具有高回报的同时也具有高风险。这势必要求从业者多方面的专业素质，尤其是拥有技术或产业背景，以对投资进行有效的掌控。因此，可以预见，“全民PE”将只是昙花一现，私募股权投资将回归到更加专业化的道路上来。
四、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数量有限
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发展不够成熟，在机构投资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中国的机构投资者缺乏对产业基金的管理经验，中国的信用机制也导致了投资管理双方不足够信任，使其在募集资金方面颇为困难。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如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在这方面还不够成熟，在资金使用方面过于严格和死板。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的理念还不够成熟，无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回报周期一般偏长的客观市场规律，一味追求短期收益，造成了投资管理双方的矛盾。目前，大多数外币基金的合伙人都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验，而人民币基金则相对薄弱。
（二）本土从业者对私募股权和和合作人文化的理解有限
目前，拥有政府背景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被赋予了较高的期望，但这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干预基金的运作，用行政的手段对市场化的行业进行不必要地干扰。投资管理人和投资者之间也难以形成如海外GP和LP之间的合伙关系和默契，且在激励体制方面本土私募股权基金也与海外成型的基金有较大差距。对合伙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进一步壮大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三）专业且具有品牌效应的私募股权基金人才有限
目前，主流的机构投资者并没有深度参与到私募股权投资中来，主要由于投资政策的限制和值得信赖的基金管理人的缺乏。目前国内的大多数证券、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仍未获准大规模设立私募股权业务，因此对于本土行业人才的投入、培养和资源的整合有很大限制作用，进一步制约了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
（四）资金退出途径狭窄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仍然很不完善，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方式仍然集中在IPO这一单一的手段上。但每年能够IPO的企业数量有限，且难易程度受宏观经济影响比较大，导致了很多项目上市无门，基金无法实现退出以进行下一轮投资，因此，在无法盘活资金链条。很多高科技企业也因不符合国内上市制度只能赴海外上市，进一步收紧了退出渠道。
五、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对策和启示
虽然私募股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只有扫清了当前发展的一些问题和障碍，才能让其发展更健康、更规范。因此，结合前文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优化外部环境，完善投资立法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健全的法律对私募股权基金进行专门的管理，目前不论在界定还是监管方面，均没有明确的指向性，这也导致了在私募股权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现象。但行业的迅速发展的趋势迫切要求中国从法律上规范和保护投资管理相关方的行为，保证投融资双方的利益。尤其在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法律问题，更亟待解决，如新浪VIE结构就一直处于法律盲区。
（二）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公司横向拓展，有条件的转型为资产管理公司
经过了2010和2011年的高速发展，2012年的私募股权投资明显向多元化发展，参与二级市场、定向增发等业务。长远来看，其业务必将更加广泛，中国应顺应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适时引导，帮助私募股权基金拓展资产管理业务，丰富其盈利模式。
（三）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育力度，打破人才稀有僵局
专业人才的匮乏给中国私募股权融资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障碍，其需要具有多种技能和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了解资本市场，还要了解细分行业，还要精通企业财务。政府可以在与合伙人的交流和审核中培养人才，迅速提高人才质量，壮大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队伍。
综上所述，从外至内多方面共同努力改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是实现资本市场与产业经济共同繁荣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李建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路径与有限合伙制度[J].证券市场导报，2007（8）
[2]孙宏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主体法律问题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3]庞跃华，曾令华.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5）
[4]张晓蓉，黄蓓.私募股权：中小企业融资新渠道[J].浙江金融，2006（06）
[5]姚琦.中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浅析[J].西部法学评论，2009（1）
【关键词】中国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创业风险 投资基金 非创业风险投资基金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概念和运作
我国理论界、实务界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一定程度上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不规范发展。有鉴于此，笔者首先阐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和基本运作流程，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现今我们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定义为：以非公开的方式募集私人股权资本，以盈利为目的，以财务投资为策略，以未上市公司的股权（包括上市公司非公开募集的股权）为投资对象，由专家专门负责股权投资管理，在限定时间选择适当时机退出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从美国的私募股权市场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主要从养老基金、捐赠基金、基金会、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包括三个环节：募集、投资、清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寻找并评估项目；投资决策；投资管理；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预先设定存续期，到期延期或清算。
二、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及其评价
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偏好分类，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分为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非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狭义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前者主要为创新经济提供资本支持，后者主要为产业整合、企业并购重组提供资本支持。
伴随着中国科技体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在1985年出现雏形，标志事件为1985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国家科委持股40%，财政部持股60%，以支持高科技创业为主。后经过波折，现在进入了政府引导的理性发展阶段。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前二十年的发展历史实际是中国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史，因为在2005年前，提的更多的是创业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的概念，2005年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全流通时代，且有私募股权投资背景的企业海外上市，财富效应发散，中国的非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即狭义的股权投资基金这一概念才变得甚嚣尘上。中国政府和各界开始重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2007年6月6日，中国国际企业融资洽谈会在天津举行，这是第一次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主题的国际级展会。要想发展创新型国家，争取产业重组主导权达到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重点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夏斌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板，要大力引导和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随着《公司法》的修订，《合伙企业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计划管理办法》的出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的法律环境逐步完善，各种组织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继出现。
三、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定位
我国的私募全股权投资基金受过去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影响，对其认知和定位存在偏差，导致其发展缓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笔者认为，应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定位于私募股权资本市场中的核心金融机构。此定位是由其金融功能所决定，其金融功能主要有以下四大功能：
1.融资功能，银行和证券市场融资门槛高，中小创新企业、并购重组企业很难从前述机构融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填补市场空缺，可为其提供综合融资服务。
2.理财功能，为投资者提供个性化的投资产品。
3.资源配置功能。
4.为多层次市场提供多种可交易的标的。
四、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内部治理机制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在私募股权资本所有人与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管理人与目标公司企业家双层关系。主要存在道德和逆向选择两大风险。对此两大风险进行控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关键。
笔者按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流程将其内部治理分为三个阶段，融资阶段、投资阶段、退出阶段内部治理。主要方式如下：融资阶段治理主要方式：采取有限合伙制；实现基金资金来源多元化；银行托管募集的资金；建立配套的机制，如分享合约激励，分阶段注资机制等。投资阶段治理主要方式：以期权激励目标企业管理者；以可转换优先股作为主要投资工具；分阶段注资加以监督；实行动态的控制权配置。退出阶段治理主要方式：在投资之前，提前设定好退出方式。但是退出方式一定程度依赖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五、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外部环境建设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除了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外部支持环境——政府的支持、法律的完善、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多层次金融市场的构建、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培育、金融工具的丰富、基金管理人才、诚信文化的建设及中介体系的发达等。我国在外部环境构建方面己具备一定的基础，但存在以下问题：
1.法律法规障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法律法规已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但尚不完善。如公司法缺更细的实施细则、缺乏个人破产法、执法不严。
2.创新机制障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私募股权投资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并将该资金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一种投资方式，其往往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由于私募股权基金份额是由特定对象认购的，且该基金投资的对象也是非上市公司股权，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其缺乏流动性的特点。传统意义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而言，其从所投企业退出的渠道主要有IPO、并购、回购等方式，这其中最为理想、回报最高，也是当前国内最为主要的退出方式便是IPO，但在国内能够IPO的企业毕竟有限，由此通过并购、回购等方式退出也是一种选择。另外，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购买者来说，由于其是采用非公开方式运作的，基金购买者都是特定的对象，具有较强的“人和性”，其实现变现也存在较大的困难。
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不断发展，其参与者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而其缺乏流动性的特性也逐步暴露出来，传统的退出渠道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尤其在经济下滑、资本市场萧条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应运而生。所谓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是指从已存的有限合伙人（LP）手中购买相应的基金份额或是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手中购买私募股权基金中部分或所有的投资组合的市场。从该定义来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主要有两类，即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份额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非上市企业的股权。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为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持有者和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新的退出渠道，并且还出现了专门投资于该市场的投资基金，这不仅给私募股权投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还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方式。由此可见，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对私募股权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形成动因及其主要参与者
探讨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形成动因，还需我们首先来研究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运作模式。实践中，私募股权基金一般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存在，其中由有限合伙人（LP）认购出资或者基金份额，普通合伙人（GP）作为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人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作。一般来讲，私募股权投资是一项中长期的投资，其存续期一般为3～5年，有的甚至更长。在该段时间内，不仅LP很难从中退出，私募股权基金也很难从所投企业中退出。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LP或者GP基于种种动机需要出让基金份额或者投资组合是十分常见的情况。例如，LP基于流动性需要或者同GP之间出现无法协调的矛盾等原因，希望退出该基金；投资基金本身基于投资组合的需要希望出售所投企业股权或者基于业绩锁定的原因，希望能退出所投企业。这便在事实上形成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供给方。此外，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往往有着十分诱人的回报，在私募股权基金成立并运作一定时间后，新的投资者希望能进入到有潜力的投资项目中。随着PE深层次的发展，专注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出现，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都在客观上形成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需求方。在私募股权投资尚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时，流动性较差的缺陷尚未完全显现出来，通过“私下接洽”的方式基本上能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但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前的模式难以为继，那种通过私下的接洽来完成交易的方式，既缺乏效率又不规范，很难在满足现实的供需要求。于是，一个具备高效的供求信息平台且相对规范的场所——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出现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的参与者主要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的持有者（LP）和私募股权基金本身，这就是参与者中的卖方；买方参与者主要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中又可分为专注型购买者及非专注型购买者。此外，在成熟的私募股权交易中，还有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如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由他们来就买卖过程中的专门问题提供服务，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具体到我国的实践中，私募股权交易中的卖方主要是个人参与，机构参与者十分有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投资中，银行、社保资金、保险资金等受到法律上严格的限制，尚无法参与到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中或者即使可以参与但也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的卖方很难出现这些机构的身影。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客观上导致了现阶段我国私募股权交易的零碎化，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在买方主体中：个人投资者及已有的私募股权基金是主要的参与者。另外，随着私募股权的深入发展，目前也出现了专门针对二级市场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这种基金的成立目的就是专门从事收购私募股权基金份额和投资组合。同卖方主体一样，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参与者中仍然缺乏专门的机构投资者，而机构投资者往往具备更完善的投资机制、更强的价格发现能力。机构投资者确实子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进度和水平。单纯从买卖双方的参与者来看，我们国家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投资还处在发展阶段，同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国外成熟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参与者主体都是各类机构，个人参与者较少。例如，在买方主体中母基金、投行、养老基金、各类其他基金会等占据主体地位。这些专门机构的存在，对于活跃市场、提升流动性方面发挥出了极大的左右，深刻影响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和走向。从其他的方面来讲，我国同国外成熟的市场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仍然还在酝酿中，也没有成型的法律规范，具体的交易制度更是无从谈起。
三、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就处在起步阶段，在加上我国所特有的资本市场环境，导致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存在着种种的困境，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至今都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相较于国外成熟市场的运作，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及其私募股权二级市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缺乏立法层面的法律支撑
一直以来，我国没有专门规范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法规，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规范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例如，200 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明确了有限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信托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信托制私募股权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上的规范和支持。此外，《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有关私募股权基金是否纳入监管的修订意见也仍然在探讨当中，但由于争论较大，其目前仍然很难对私募股权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约束。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尚且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更多的是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的规定且还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始终处于监管的盲区，缺乏有效约束的私募股权投资往往又会阻碍着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尚且如此，我们就更不用谈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法律规制了。我国当前阶段的二级市场不仅没有法律法规的规范，就是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尚且都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行业自律性的规范也尚在萌芽之中。
（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尚无成熟的交易制度
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虽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那么，以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份额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为交易对象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各项交易制度建设就更为滞后和不完善了。在我国现有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雏形中，其性质到底为何目前仍没有形成共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定位是单纯信息交流市场还是提供交易服务的市场，实践中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在欧美国家，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已经完善的建立了起来，并形成了一些列成熟的交易制度，其主要业务囊括了大宗交易、交易执行等交易服务，还包括信息匹配、市场数据提供以及询价等信息交流服务。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尚处于发展阶段，即使建立起统一性质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该市场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达到国外市场的成熟程度。除了成熟、统一的二级市场建立较为缓慢之外，在具体的交易制度建设方面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例如，私募股权交易过程中的估值问题；信息披露问题；监管问题；投资者准入问题等等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予以明确，从而确保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私募股权交易缺乏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
由于我国私募股权发展程度较低，且个人参与者过多、缺乏机构的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交易的零碎化，在加上交易双方对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一直没有形成具备专业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而中介结构在估值、撮合交易、协助交易等方面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能够极大的便利交易、确保交易的安全，可以说具备专业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存在对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中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发展联盟
虽然我国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交易还是以较为原始的松散、私下的交易方式为主，但近年来随着私募股权的深入发展，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这样的组织，其汇集了国内外众多的PE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行业协会等机构，其目标就是打通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渠道，最终实现PE二级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此外，其还将自身定位为一个交易平台，并了PE二级市场的交易规则。该平台不仅可以给参与者提供交易机会，其还借鉴国外经验对在该平台上的交易标的进行估值，并协助交易的完成。该平台的出现，对私募股权参与方来说，既为其提供了交易场所又可以起到规范交易行为、规避市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相信该联盟一定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自我完善，为将来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形成和发展提供十分有益借鉴和经验积累。
五、对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议
面对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大体上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基本上明确了未来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方向。由此，未来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法律法规的完善
当前，国家对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就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很多情况下仍处于“灰色”运行的阶段。因此，私募股权的发展首先要在立法层面予以完善，只有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在法律层面上有了定论，与之相关的二级市场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此外，当前阶段我国的法律对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过于严格，私募股权投资及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相对来讲是新生事物，在起步阶段应给以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只有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其才会有发展的空间。由此，国家应逐步放开对银行、社保等机构的投资限制，并建立政府引导基金，鼓励其参与二级市场的交易。
（二）专门交易市场的建立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是私募股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也是私募股权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私募股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专门的二级交易市场的建立，即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私募股权发展的必然。专门的二级市场其不仅是信息的交流平台还是专门的交易平台，这样会极大提高交易效率、减低交易成本，还方便了监督管理。因此，专门交易平台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具体交易规则的制定
私募股权的交易缺乏必要的交易规则，在交易模式、估值、交易流程等方面没有较统一的规则，这对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不利。实践中，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在成立后就了相关的交易规则，当然由于其还处在发展阶段，很多规则并不完善。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做法。比如，可以极大提高交易流动性的做市商制度，经国外市场检验过的部分估值模型等等。当然，这些具体的交易规则还需在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得以验证，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规则制度。
（四）中介机构的发展
中介机构在私募股权交易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专门的服务机构对交易双方顺利完成交易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引导和规范参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的中介机构，对于活跃市场、保证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等都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强调完善法律法律、建立专门交易市场及具体交易规则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作为交易参与方的中介机构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黄嵩.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参与者、动因与交易模式[J].武汉金融，2011年第3期.
[2] 赵关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相关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 2010年第27期.
[3] 赵静妍.浅析中国PE在政策法规体系下存在的问题[J].商，2013年第2期.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金融中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6－0067－03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私募股权投资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表面上看，美国法律开始允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才得到迅猛增长。但实际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投资者由直接投资转向通过专业化投资中介进行投资，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数据显示大约80%的私募股权投资是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的。伴随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类新型金融中介组织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目前已有的私募股权投资研究文献大多从实务操作的层面展开，鲜有文献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研究，更缺乏对其存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对于这一新型的金融投资中介，需要从理论上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种金融中介存在的经济学原因。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私募股权投资的本质特征，推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的经济学分析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
要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存在性问题，首先要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私募股权投资主要是针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投资者等所持有的企业股权实现价值增值后再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投资的高风险性和专业性。具体表现为：
1.投资期限长，流动性差。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实业投资，所投资企业的股权实现价值增值需要时间，难以在短期内调整投资组合；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对象主要是非上市企业股权，往往不存在公开的股权交易市场，投资者大多只能通过协议转让股份，投资缺乏流动性。
2.投资对象的风险性高。私募股权资本所投资企业，不论是处于初创阶段的创业企业，还是需要重组的大型企业，或者是处于急需资本快速发展的企业，都蕴涵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3.投资的专业性强。私募股权投资对投资者的要求较高，投资者必须对所投资企业所处行业有深入了解，而且还须具备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这样投资者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有能力对所投资企业实施监督。此外，为实现所投资企业的价值增值，往往还需要投资者利用自身的专长、经验和资源向其提供必要支持。
4.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严重委托―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普遍现象，但该问题在私募股权投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贯穿于投资前的项目选择、投资后的监督控制等各个环节中。投资者在事前选择投资项目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其很难对所投资企业做出准确评估，企业家或经理人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夸大正面信息、隐匿负面信息来提高对企业的估价，引发逆向选择问题；在获得投资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企业家或经理人奉行机会主义政策从而可能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私募股权投资的上述特点使得单个投资者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成本非常高，必须支付大量成本对投资项目进行调查、筛选和监督控制。由于投资规模大、期限长、流动性差、风险高、难以通过分散化投资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外部融资非常昂贵甚至变得不可能。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的分析
随着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利用自身专业优势，缓解了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投融资成本，提高了整个市场的效率。下面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方面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问题进行讨论，从中揭示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投资中介存在性的经济学原因。
1.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率。Gurley and Shaw（1960）、Chan（1983）、Allen and Santomero（1998）等认为金融中介通过分工、专门金融技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单个投资者而言，由于投资所伴随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需要支付更高的搜寻、评估、核实与监督成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集合投资方式，能够将交易成本在众多投资者之间分担，并且能够使投资者分享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相对于直接投资，投资者利用金融中介进行投资能够获得交易成本分担机制带来的好处，提高投资效率，这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最基本原因之一。
2.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许多文献对信息不对称与金融中介机构存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例如，Leland and Pyle（1977）是最早将信息不对称引入到对金融中介存在性的研究中的经典文献，他们认为交易成本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它不能成为惟一的原因，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使金融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应该成为解释金融中介存在性的一个基本原因。Diamond（1984）认为金融中介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私募股权投资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该问题贯穿于投资前的项目选择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各个环节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的投资中介，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则要求投资者必须采取措施加强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这些活动如果由多个投资者分别进行，则可能存在重复行动导致调查和监督行为的过度产生，这一方面造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则会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而不能有效得激励投资者进行调查和监督，导致效率低下。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通常由对特定行业富有相当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产业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组成，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与经验积累使他们在选择、管理、监督所投资企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他们在信息生产与处理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成为投资者的人。他们通过投资前对企业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可以缩小信息差距，并且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规模效应降低监督成本。
3.解决了公司治理中传统的委托―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投资中介机构的实质是用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替代了投资者与所投资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投资者做出这样的理性选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投资者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成本要低于直接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成本，这一方面是由于单个投资者可能不具备专业化的投资技能，其单独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非常昂贵；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可以通过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形成特定的契约关系和组织结构，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和利益分配在事前做出明确的规定，降低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可以通过声誉机制和报酬激励机制解决中介机构信息生产的可信赖性和自我监督的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解决与所投资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上相比单个投资者更具有优势。首先，可以发挥基金的资金规模优势，它们一般对所投资企业拥有控制权，因此能够对企业形成更有力的监督。其次，基金管理人能够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通过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资金供给方式，以及制定复杂的合同条款，甚至直接参与管理来对所投资企业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减轻二者之间的委托―问题。
4.分散投资风险，发挥风险管理优势，提供价值增值。从风险角度解释金融中介存在性的理论认为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优势。比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提出的DD模型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所具有的作用，认为金融中介为“熨平”这种不确定性对投资与消费跨期交易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此外，Santomero（1984）、Chant（1989）、Merton（1989）、Allen and Santomero（1998）也从风险管理角度诠释了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性。对私募股权投资而言，由于投资规模大，单个投资者很难实现分散投资。并且分散化投资会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成本，例如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减少在某个企业中的投资比例，从而使得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控制减弱，或者投资者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成本对不同的投资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的是集合投资方式，它可以通过对不同阶段的项目、不同产业的项目的投资来分散风险，因此投资者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一投资中介进行投资，除了获得成本分担的好处外，还能够得到分散投资风险的好处。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复杂的委托―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般性委托―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特殊问题，即存在更为复杂的委托―问题。
首先，与证券投资基金相比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面临的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前者主要以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为投资对象，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加公开和完善，投资者可以利用公开信息对基金的业绩做出评价，投资者可以方便地“用脚投票”，这些因素都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形成有效的约束。而后者由于投资对象主要是非上市企业，缺乏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在信息方面对投资中介的依赖性更强，对投资业绩的评价更为困难，投资流动性低下使得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成本很高甚至难以实施，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的约束难度加大。
其次，由于私募股权投资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基金管理人为投资者提供的主要是人力资本，而投资者提供的是非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产权特征，非人力资本的控制权与其所有权的分离使得基金管理人可以利用人力资本投入对投资者的非人力资本形成控制。显然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更值得信赖，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可能存在“滥用”控制权或“偷懒”使自己受益。
再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面临的委托―关系更为复杂。一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存在三层架构，而每个层次都存在一重委托―关系。这三层架构之间的委托―关系相互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哪一层委托―关系对其他两层委托―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形式是如何解决如此复杂的委托―问题的？是否与采用有限合伙制这种产权组织形式相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我国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将于2007年6月1日施行，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首次得到了明确，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将对推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Chan,Y.,1983,On the Positive Rol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Alloc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 a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38, pp. 1543―1568.
[2]Fenn, G.W., N. Liang, and S. Prowse, 1997, The Private Equity Market: An Overview,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Vol. 6, Number 4.
[3]Jensen, M.C. and W.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pp.305-360.
[4]Leland H. and D. Pyle, 1977,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Vol. 32, No. 2, pp. 371-387.
[5]乔希・勒纳,费尔达・哈迪蒙.风险投资和私人权益资本案例（第二版）（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夏斌,陈道富.中国私募基金报告[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Equity，简称PE）是目前金融市场的活跃力量。当前，广泛的企业融资需求和规模化的私募资金投资者之间，形成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互利关系。2011年6月天津“融洽会”公布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披露私募基金359支，其中募集完成基金235支，总规模304.18亿美元；开始募资基金124支，总规模407.56亿美元①。私募基金在金融市场中形成了规模化力量。一个成功的股权投资项目，对于相关各方都有巨大的利益回报。被投资企业（我们称为“目标公司”）在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不断成长，作为股权投资方的私募基金（私募方）通过推出而获得股权溢价收益，而企业原始股东和经营者（企业经营方）则从企业的长远发展中获益。金融法核心关注的是市场风险的管理。私募股权投资高额度得资本回报率和对目标企业的巨大发展作用，本身伴随着高度的风险。这种风险与复杂的市场环境有关，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投资业务各相关方法律关系非复杂性。由于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各方试图通过一系列协议，在各方当事人和金融监管机构中寻求平衡和分散。虽然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积累，基于私募股权投资的特殊属性而构建法律风险分散和平衡机制，逐步在构建，但还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拟从案例分析的实践角度，对私募股权投资中法律风险分散机制进行探析，以求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风险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由于其特殊法律属性而产生的法律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可以发现，其法律风险起源于法律关系的特殊属性上。具体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和救济途径几个要素产生的风险上。
（一）法律主体因素产生的风险
1.法律主体风险的表现
（1）私募方的主体特征复杂。在理论上，私募股权基金关于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界定的[1]。例如，有限合伙中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简称LP）仅仅作为出资者而承担有限责任，资金运作人则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简称GP），承担经营风险。公司制基金也是类似的风险分配模式，投资者作为股东，仅仅根据其出资份额承担有限责任，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业务（即投资业务）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业务起点高，多数私募股权基金规模并不很大，LP人数不多。私募股权投资项目的调查与谈判长期性、反复性，通常会引发PE投资者的高度关注。许多情况下LP都会参与调研谈判。基金的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则在股权投资过程中法律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近年来，私募基金试图通过“阳光私募”和TOT②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2]，将基金投资人剥离于股权投资业务之外，确保基金运作的独立性。但是阳光私募和TOT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基金的公募化。
（2）公司经营方的主体特征复杂。在私募方一些列优先权的“逼迫”下，经营方股权项下的各项权益都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私募方将经营方与目标公司作为一个统一的投资对象来看待。例多数私募投资方在其业务调查中明确指出，经营方的经营能力、资质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是股权投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根据公司法理论，私募方的定位是公司股东，与经营方、目标公司是之间互相独立的法律主体。然而对于私募方而言，由于不直接参与公司的运作，并且对于公司的经营的核心技术完全不了解。所以私募方试图通过一些列协议将经营者与目标公司绑定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的主体。
2.法律主体风险的特点与控制目的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市场主体风险的产生和表现型，体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风险根源于定位差异。私募股权投资项目的参与各方，其自我定位与法律规范定位是存在差异的。投融资各方希冀从投资项目中获得的法律地位，与现行经济法规范赋予的“普通股东”是有很大差别的。二是风险承担呈现交叉性。私募方的主体性差，容易受到投资者等因素的介入，给目标公司与经营方以不确定风险因素；而经营方与目标企业的难以相互独立，对于私募方而言，又有失去对企业控制和知情的风险。针对法律主体复杂化所带来的投资项目中彼此关系的不确定，投融资双方当通常协定风险分散方案。在一系列投融资协议中，法律关系主体的复杂化必须被限制。私募方要求经营方与目标企业形成一个利益高度相关的联系，以此来避免对失去对目标企业本身和企业经营状况的控制。相对而言，经营方更倾向于寻求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募基金，这样保证投资者得专业和投资动机的纯粹，因此阳光私募和TOT日益受到关注。
（二）权利义务因素产生的风险
1.私募方优先权的范畴
（1）私募方优先权的确定。如前文所述，私募股权投资所利用的工具通常是优先权方式的普通并购，或者采取夹层并购。即使采取定的是普通股权的并购，私募方也会提出一系列特殊的权利要求。这种优先股权在设立时往往包括了利润分配优先、IPO补偿优先、退出优先等等，并且指定优先股权与普通股权的转换比例[3]。对于优先权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具体论述。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公司法律规范中没赋予任何股东“优先股权”。实践中对这种特殊权利如何确认，经常是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有关各方通过一系列协议予以确认。如何有效确认优先权，并使得所确认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并得到法律规范的确认和保护，则没有相关机构予以指引。此外，私募方对于目标企业经营获得的参与权并不关注，而是注重于保障在目标公司各项财务活动的知情权。如何通过协议来确认这种权利的取舍，还有待进一步分析论证。
（2）目标企业的特殊义务履行对于目标企业及目标且有的经营方而言，与私募方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意味着加重了其义务与责任。相对于普通的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目标企业的大股东和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更重，他们需要为公司的某项经营指标直接负责，需要确保私募方股权的可处分性。这些义务都很有可能会使他们以自己的股权甚至是资产承担责任。实际上，目标企业在被PE并购其股权，引入融资时，就已经做好了承担相应责任的充分准备。但是对于目标企业及经营方而言，最大担忧莫过于一系列协议约定所带来的额外法律风险。相关协议对其严格履职的约定，远远高于法定义务，因而经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极大增加。
2.权利义务风险的特点和控制目的从前文对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权利义务界限风险的产生原因和实践表现分析，界限风险的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风险根源于特殊权利要求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双方对于某一方的特殊权利都是认可的，但双对于这些约定的法律效力并没有十足把握；另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许多约定构想虽然看似可以极大控制风险，却没有可操作性；二是权利义务风险的承担者是并购业务双方自身。如果在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中，私募方所主张的一系列特殊权利无法得到确认和保障，则其投风险骤增；而目标企业经营者如果无法界定其权利界限，则难以保证其在企业的经营自。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有关各方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界定中存在的有关风险，双方的控制目的集中在：首先，确保特殊权利义务约定的合法性；其次，确保特殊权利义务约定的实践可操作性；第三，确保特殊权利义务约定实现的可能性。
3.救济途径风险分析
（1）救济途径风险及其产生原因私募方与经营方所希望享有的权利，应该都在公司法框架内得以实现的。然而作为双方所特别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在将来需要寻求法律途径救济之时，将有不可预期的风险。在当前的司法体制审视下，私募方于经营方无非是公司共同投资人关系，双方的“经济纠纷”是否上升的司法调整的途径难以确认。例如，在双方一系列合同中所赋予的私募方的多项优先权利，由于司法审判工作中的认知局限，很有可能得不到司法途径的保护。然而，上述的权利义务由于其特殊性，并不能保证这种安排和设定能够最终保障双方的权益。按说，在民商事法律规范中，“法不禁止即许可”这种权利义务的合法性应该是不受质疑的。但是私募股权投资活动更多的具有经济法上的意义，即国家的监督和调控更加严格。这种未经法律规范确认的约定，如果被违反，则另一方如何通过司法途径救济将成为问题。各方所握有的特殊权利“于法无据”将可能对其司法救济途径产生影响。例如，私募方如果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公司财务信息不够细致、全面，也难以通过诉讼或相关司法途径来保证这一权利的实现，因为公司法上对于股东的知情权并没有做程度上的规定。
（2）救济途径风险的特点与控制目的救济途径风险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风险来自于双方权利要去的特殊属性，外部原因则是由于法律监管系统和司法系统对于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缺乏接纳性；二是救济途径风险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双方特殊权利义务约定更加符合当前司法及其他救济途径，另一方面也对司法环境提出要求。救济途径风险的控制目的在于，每一项特殊权利要求都能够确定获得相应的保障措施。具体而言包括两个目的：一是每一项特殊权利要求因对方责任未能满足时，得以其违约责任；二是每一项特殊权利要求因对方过错未能满足时，得以追求其过错责任。
二、私募股权投资法律风险分散机制
针对于上述可能的法律风险问题，私募方与目标公司都在寻求相应的风险控制与解决措施。对于目前广泛使用的优先权投资工具及其相应的风险控制体系，应当进一步予以健全与完善。
（一）以优先权利条款为风险分散工具
1.优先权条款的一般内容
如前文所述，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中私募一方无论采取直接并购或者是夹层并购，都会向目标企业提出一系列特殊权利要求。对于双方达成的给予私募方优先的一系列优先权协议，我们称之为“优先权利条款”。基于私募方的特殊权利需求而设定的股权项下一系列具有有限效力的权益约定，使得私募方在不参与具体经营的情况下，基于自己股权权利的衍伸而进一步主张的一系列权利。私募股权投资中的优先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3]：一是优先分红权，即私募方优先于目标企业其他股东（包括经营方）分红的权利。具体来说，目标公司分红额达到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之前，仅有私募方参与分红，超过这一比例其他股东再按出资比例分配股息；二是优先清算权，即私募方在目标公司清算时的优先分配权。优先清算权通常有三种形式，即无参与权的优先股、有充分参与权的优先股和附上限的优先股。北星公司私募融资项目中，采用的是有充分参与权的优先股条款；三是优先认购权。包括目标公司新发股份时的优先认购权和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出售股权时的优先购买权。需要指出的是，私募方作为股东，具有法定的优先购买权，所以其章程的约定，应该是相对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2.优先权的实现途径
如前文所述，我国公司法并不承认基于同等股权，某一股东可以享有优先于其他股东的权利。在立法没有修订之前，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双方通常通过以具体约定条款的方式实现优先权。一是以公司章程直接确定优先分红权。目前实践操作中，普遍在公司章程中直接规定私募方的优先分红权。关于分红权的确定，公司法并未做强制平等的限制，而是赋予了股东自行确定分红比例的权利③。二是以公司章程和出资协议确定其他优先权。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股权和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等准股权方式对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但是缺乏可行的操作方案，法律效力的层级也有一定问题。三是利用离岸公司规避优先权限制。典型操作方法是，私募方与经营方共同出资注册一家离岸公司（如开曼公司），由离岸公司全资控股目标企业。开曼公司法有优先股权制度，私募方可以据此掌握公司优先股。典型的蒙牛私募融资项目中，摩根斯坦利、鼎辉和英联作为私募方，选择的就是这种模式[4]。
（二）以特殊权利保护为风险平衡方案
1.回购权条款
（1）回购权条款的内涵与应用范畴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中，私募方通常与目标公司经营方签订回购权条款，或称强制赎回条款。该条款是指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在约定时间未上市，则投资人有权要求目标公司以不低于投资价格的价格回赎其所持股权或要求原股东或管理层受让其股权或将其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套现，以保证其投资收益。该条款的目的主要是督促目标公司及其管理层力促上市事项的完成，以便私募投资人通过IPO途径顺利退出。一旦IPO遭遇挫折，则投资人权益则转向其他补偿[5]。天津市滨海新区某企业于2010年初开展的私募股权融资项目中，私募方与企业经营者确定了的典型的回购权条款④。B公司融资过程中，私募方K基金与公司经营方约定，B公司应在3年内完成上市准备工作，原则上5年内应当达到上市目标，否则公司经营方将以既定价格全部回购私募方所持有的B公司股权。价格确定方案是，以股权投资项目实施时私募方的收购价为基数，每年上浮20%比例。届时B公司管理层应无条件同意。回购权条款的应用范畴十分广泛，几乎所有的私募并购项目都会使用回购权条款，适用范围也没有明限制。
（2）条款设置目标与完善
回购权条款的使用，为私募方构筑了最后和最基础的风险保障体制。然而该条款不可避免的两个问题：一是该条款在能否通过司法诉讼予以救济；二是在投资失败是，经营方实际上往往没有能力支付该款项。因而该条款更大的意义在于给经营方施加压力，以保障投资目的（IPO或达成相应指标）的实现，难以最终落实。为此，这里针对三个问题予以完善：首先，应当对回购权项下的溢价股权的回报予以规范。如前文案例中B公司经营方将向私募方承担的20%股权溢价，该水平还是相对合理的，可以涵盖私募方资金的成本并抵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具体以限定标准，本文认为，应参照向企业直接借款的利率上限为宜，即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其次，回购权条款签订双方为私募方和目标企业的经营者。如果经营者为自然人，应当追加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如配偶）为共同签约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回购权的实现；最后，私募方不能与目标企业直接签订回购权条款（或合同）。根据现行公司法，企业无法回购自己的股权。即使可以通过减资来实现，其程序繁琐而复杂，也不利于私募方权益的最大化。
2.拖带权条款
（1）拖带权条款的内涵与应用范畴
拖带权条款，又称共同出售条款，即在法律文件中约定，在目标公司经营方出售其所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公司股权时，私募方有权以同样的价位、条件和比例出售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拖带权不仅可以限制大股东的退出方式，也有助于私募方维持与大股东相同的股权变现能力。这种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私募方不会被经营方“抛弃”，一旦公司出现市场经营风险，某一方并不能因为提前撤股而豁免。拖带权条款在几乎所有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中都会使用，是私募方与目标公司所有续存股东（并购后仍然持股股东）或者公司经营方所签订的协议。但是拖带权条款仍然存在法律问题。我国公司法上并没有相关制度，而作为私募方与经营方的约定，是不能针对第三方的。换言之，在实践操作中，一旦经营方出售股权即已成实，私募方不可能以此条款约束买方，也难以挽回损失。
（2）拖带权条款的控制目标与完善
如前文所述，拖带权的控制目标在于出现风险情况下，私募方不至于因出现道德风险，或者陷于孤立境地。对此，本文认为应当有两方面的完善：首先，拖带权条款应当附带违约责任。这是实践中许多私募方签订拖带权条款时所忽略的⑤。其次，与拖带权条款相对应，该条款（或合同）的签订，也必须赋予公司经营者和中小股东跟随出售权。即被并购目标企业没有出现投资失败，私募方意图提前退出，则其他股东有权跟随出售，借以保护目标公司中小股东权益。
3.反稀释保护条款
（1）反稀释保护条款的内涵与应用
反稀释条款（anti-dilution），又称“反摊薄条款”，是一种用来确保原始投资人利益的协定，按照该协定，后来加入的投资者等额投资所拥有的权益不能超过这些原始投资人[6]。反稀释条款一方面能够激励目标公司以更高的价格进行后续融资，另一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双方能获得反稀释条款保护，可避免因目标公司进行降价融资而被严重稀释，直至被“淘汰”出局。通常私募股权投资的反稀释保护条款指的是：目标企业如果再寻求下一轮的股权融资，那么本轮融资的价格也要随之调整，与后一轮价格相持平。即私募方有权要求将自己的股权无条件增值，以保证增资后私募方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不变。反稀释条款在几乎所有的私募股权投资中存在，是私募股权投资必不可少的权益保护条款。但这种约定是存在法律障碍的。目标公司如果增资，而私募方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那就意味着其股权价值的增加。我国公司法认定，增资必须与真实的资金相对应的，私募方在没有新的资金投入公司的情况下，要求自己的股权比例与公司增资比例保持“同步增长”，是不可能的。尤其如果目标企业是国有企业，这种无偿的股权增长，依据《国有资产法》更涉嫌构成违法行为⑥。
（2）反稀释条款的控制目标与完善
反稀释条款的控制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避免目标企业进一步融资，使得私募方并购的股权被稀释，从而无法获得期望的投资收益；二是避免私募方进一步投资，目标企业的其他股东股权被稀释，失去公司经营权。为了避免上述法律障碍，本文提出以下完善途径：私募方与目标企业签订反稀释条款，约定目标企业不能寻求进一步融资。但这个约定真正的玄机并不在于此。因为这一约定有违约条款，即如果经营方促使目标企业寻求进一步融资，则构成违约而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基数等于新增股份而导致私募方降低的股权比例的差额，违约金以股份形式支付。通过这一“曲线”，最终实现了私募方股权不被稀释的目的。
4.知情权保障条款
（1）知情权保障条款的内涵与应用
在目标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私募方对股权项下各项权利最为关注的是知情权的保障。由于不参与公司经营，私募方需要强化其知情权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以便及时识别和规避风险。依据我国公司法，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关资料都有查阅和知情的权利。但是私募方所希望掌握的信息远比公司法规范的更为全面、详尽。对于超出法定范围的信息，经营方拒绝提供时，私募方很难得到司法方面的救济。基于知情权方面的考虑，每一个私募方会向目标公司董事会派驻一名董事，而不是依据股权比例来执行。这有利于经营方保持对目标公司经营的控制。
（2）知情权保障条款的控制目标与完善
知情权保障条款的控制目标在于，使得PE得以全面了解企业的所有经营信息。这种全面性的体现是，私募方可以根据自身任何需求，了解到目标企业的任何经营信息。为了避免上述法律风险，本文提供两种完善途径共参考：一种是，除了向目标公司派驻董事会成员之外，私募股权基金中该项目的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兼任目标公司监事会成员，以便利用监事身份对企业进一步监督了解；另一种是，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设立一个财务相关的咨询公司，该公司与目标企业签订顾问协议，咨询公司有权了解目标企业所有经营数据，对公司经营提供财务分析、投融资途径分析的支持。
三、市场风险的法律平衡机制
除了法律关系本身会带来的风险之外，私募股权并购的有关各方，尤其是私募方，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文件的约定，将目标企业的市场经营风险作进一步的分散与平衡，以达到对自身投资收益的最大保护。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通过“对赌协议”分散和平衡市场因素所产生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及法律保障
1.市场经营风险及其表现
私募股权投资双方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多种类型的，从并购业务的各个阶段而言，表现形式是多样的[3]：一是并购交易阶段的风险，来源于目标企业。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瑕疵，例如企业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合格，或者财务上存在违法违规现象，将直接导致私募方的并购资金损失；二是企业发展上的瑕疵，例如企业的发展定位、产品与产业链等核心问题导致企业无法达到上市或进入柜台（OTC）市场，则私募方的并购资金无法从企业推出，更谈不上收益；二是并购后企业发展的风险，这来源于并购业务的所有参与方，范围比较宽泛。首先，私募方与目标企业之间、目标企业经营方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如果无法合理平衡，将产生不可预期的风险⑦。其次，目标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不可预期以外风险也对公司的经营和私募股权投资资金的安全产生巨大影响。三是项目退出风险。私募方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最终目的当然是退出获取溢价，其首选方式则是IPO。但是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IPO的成功率往往不高，而柜台市场（OTC）并不成熟，寻找接手股权的下家并不容易。
2.市场风险的法律分散途径
私募方面对的市场经营风险不可避免，这是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之一。仅仅来源于项目调查、评估、分析得来的经营数据和指标，当然难以对目标企业在未来市场发展中所要面对的各种风险作有效估计，更谈不上提出防范措施。所以私募方唯有将市场经营风险尽可能转移给经营方，以“不参与经营”为前提，通过一系列法律协议，要求经营方对其可能的市场风险提供补偿措施。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双方，面临多样的市场风险通常选择两个途径进行平衡和分散，在共同分享企业发展收益的期望下，共同承担市场环境风险。一是分期投资制。这里指的是私募方分期投资并购目标企业股权，目前逐渐多的PE企业采取了这种业务模式。在一个框架协议下，私募方根据经营方对目标公司的改造和运营状况决定下一步的投资计划是否如期执行，并可能扩张或压缩下一步投资计划，以此给经营方造成经营压力。二是对赌协议。私募股权投资双方乐此不疲，实践也证明对赌机制是有限分担市场风险，刺激双方进一步投入于企业发展。
（二）以对赌协议作为动态风险平衡
1.对赌协议及其应用
（1）对赌协议的概念所谓对赌协议，或称对赌条款（ValuationAd－justmentMechanism，VAM），字面直译为“估值调整协议”。对赌协议实际上是期权表现形式，指的是由私募方和目标企业经营方在达成并购协议的同时，基于企业未来业绩的不确定性进行的约定。当约定的情况满足时，私募方可以行使一种对自身有利的权利，否则经营方就可以行使另一种对自身有利的权利。具体来讲，如果公司的经营业绩能够达到合同所规定的某一额度，投资方在获得投资股份大幅增值的前提下，将向公司管理层支付一定数量的股份；相反，如果公司经营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业绩指标，管理层则必须向投资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股份，以弥补其投资收益的不足[7]。从对赌协议签订涉及的核心条款来看，国外对赌协议通常涉及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赎回补偿、企业行为、股票发行和管理层去向等六个方面的条款，即除了以“股权”为筹码外，管理层和投资方之间还以董事会席位、二轮注资和期权认购权等多种方式来显示对赌。而外资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的对赌协议主要采用财务绩效条款。
（2）对赌协议的法律属性
关于对赌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前期理论界多有争议[8]。但随着并购业务的发展和对赌协议的广泛适用，其作为一种无名合同已的合法性已经被广泛认可。而关于对赌法律属性，有观点指出它是一种射幸合同。但这种看法失之片面。射幸合同的本质是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约定⑧，典型的如保险合同。对赌协议中双方的最终的权利义务关系固然是不确定的，但却又严格依据。双方确定的对赌指标，一定是经过严密计算、反复商定的，而实现这一指标相当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目标企业经营方的经营状况。因此本文认为，对赌协议是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从目标企业各项经营指标的对赌可以看出，私募方的认识在于，目标企业的价值不在于历史业绩，而在于未来收益能力，企业的各项有形、无形资产集中反映于收益指标上。但是目标企业的未来收益能力和真实内在价值，事先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而经营方对为了目标公司的运营状况起到重大作用，因此私募方通过对赌分摊给经营方以更大责任。
2.对赌协议的风险及其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1）对赌协议自身法律风险
在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市场环境和法律背景之下，对赌协议本身是蕴含一定的法律风险的。首先，国内复杂的融资市场环境使得对赌协议的市场风险本身巨大。急于融资的中小型企业往往过度包装各项财务指标，获取私募方的青睐，完成对赌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信息的不对称使得“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加剧，对于创业投资和项目投资（针对企业的某一项目而对项目公司进行并购，而非并购经营实体企业本身）而言，一旦对赌失败，私募方所获得的“对价”（股权、董事会席位）没有任何意义。其次，国内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对赌风险骤增。对于欧美PE市场惯常使用的优先权、可转换优先股等投资工具，我国公司法并不认可。而且跨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又容易引起我国反垄断审查的注意。
（2）对赌协议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对赌协议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仍然具有不可回避的风险。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双向对赌，必然引起两个方面结果即现金流的不确定和股权定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造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跨国并购对赌所引发的法律影响。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变更审查是不同于普通股权变更的，如果被外资私募股权投资，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则对赌协议所导致的股权不确定性难以通过工商行政审查；二是并购国有资产法律影响。如果私募股权投资的是具有国有股份的企业（例如凯雷并购徐工案例），则面临法律风险。国内法律制度不允许国有股权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更不允许国有企业股权依据没有被支付对价的情况下转移⑨。三是这种不确定行对IPO有很大影响。目前银监会掌握的政策仍然是，任何股权不确定的相关协议都要在上市前终止。原因在于担心IPO融资用于偿还对私募方的对赌。因此在实践操作中，如果目标企业临近上市，则私募方与经营方都力争采用现金对赌而非股权对赌。
3.对赌协议的风险控制
（1）宏观上慎重对赌工具的选择
选择良好的对赌工具是控制对赌风险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选择良好的对赌模式，采取离岸公司渠道。在许多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案例中，离岸公司都是首选的并购投资渠道，例如目前国内最成功的对赌案例“摩根士丹利、英联、鼎辉与蒙牛对赌”。为规避实施对赌协议风险，设立离岸公司的最大好处就是使投融资双方具有相对自由的适用法律选择权。离岸法域（开曼群岛、BVI、香港等）一般属于英美法系，有一套适合私募股权投资有效进行的法律制度，如可转换优先股等金融工具。甚至更加便于离岸公司在美国、香港等资本市场IPO上市，以使融资方顺利实现对赌协议规定业绩，在融资企业创业失败时，私募股权资本也可通过并购等方式退出，减少风险。其次，良好的对赌工具选择体现在对赌标准和对赌标的的选择。目前普遍的对赌工具是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或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但是这种指标有待进一步多元化，本文认为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研发等等，都可以被考虑为补充的对赌指标。而普通的股权对赌，在某些意义上会失去意义，因此董事会职位、股份认购权甚至是现金都是很好的对赌标的。
（2）微观上注重运作流程的谨慎
首先，目标企业的经营方及有关股东方要对企业做合理估值，不能因为融资压力而在对赌指标上进行不合理让度。其次．投资方应使用真实条款防止融资企业的过度包装，避免“无效对赌”而导致风险悖论⑩。最后，为了防止私募方恶意套现，目标企业应当在对赌协议中应设立投资方变现的限制条款，明确约定投资方不得向融资企业的竞争对手转让股份[9]。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 发展现状 未来机遇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概念界定
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简称PE）作为先进的投资模式，是金融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结果，其运作方式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推动了被投资企业的价值发现和价值增值，同时提供了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因而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认可。当前国内外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含义界定不一，概括而言，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是指通过非公开形式募集资金，并对企业进行各种类型的股权投资。这种股权投资涵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投资，即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各个时期企业所进行的投资，以及上市后的私募投资（如Private Investment In Public Equity，PIPE）等。狭义的私募股权投资主要指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并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成熟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后期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
二、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一）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最早的私募股权投资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风险投资，以1985年我国成立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为标志，到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在1992年改革开放后。这一阶段的投资对象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海外投资基金大多与中国各部委合作。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行政干预较为严重，投资机构很难找到好项目，而且当时很少有海外上市，又不能在国内全流通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后找不到出路，这导致投资基金第一次进入中国时以失败告终，这些基金大多在1997年之前撤出或解散。
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出台，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做出了制度上的安排，极大鼓舞了发展私募股权投资的热情，掀起了第二次短暂的投资风潮。但由于当时基金退出渠道仍不够畅通，一大批投资企业无法收回投资而倒闭。
到2004年，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有利于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的制度创新――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启动，这为私募股权投资在国内资本市场提供了IPO的退出方式。所以2004年以后出现了第三次投资浪潮，私募股权投资成功的案例开始出现。经过十多年的摸索与学习，当前中国已成为亚洲最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私募股权基金将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
（二）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与问题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特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私募股权投资不仅日益引起国内各界的密切关注，也吸引了众多外资股权基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各类机构将近五千家，投资领域涉及国民经济的诸多方面。我国已进入私募股权投资的高速发展期，成为亚洲最为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稳定金融、发展股权投资的政策措施，强有力地保障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
（1）本土投资机构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合伙企业法》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有限合伙人只在自己的投资额度内承担投资风险，基金经理管理合伙资产承担无限责任。该法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从而有效避免了在公司制模式下双重征税的问题，个人投资者可以合法享受股票投资收益的免税优惠，符合投资者切身利益。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建立也为PE投资拓宽了退出渠道，以及我国资本市场较高的IPO市盈率增厚了PE的业绩，加上政府引导基金的共同作用，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富余资金流向PE领域。在以上利好因素的综合作用下，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间，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无论在投资规模、投资金额还是在投资案例方面都实现翻倍增长。
（2）资本来源单一，准入门槛较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准入门槛较高并对投资者数目设定了限制，这决定了PE市场不会像股票市场一样有广泛的资金渠道。在资金募集上，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向特定少数私营企业和富裕的个人募集资金，相对来说，资本来源较单一。在美国、香港、日本等私募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私募股权投资业资金主要来源是机构投资者，包括年金、养老金、证券基金，以及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确保了投资资金的数额和稳定性。而我国除了外资和国有资本（包含产业基金）以及少量社保基金， 其它资本来源有限，其业务经常与证券业务等混合。
（3）投资偏向传统成熟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比例低。从清科公司公布的研究报告来看，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青睐传统行业，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明显，2010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多项产业振兴文件，惠及多个行业，生物技术当年投资案例数量达55起，成为年度投资最热门的行业，投资总额方面，机械制造和互联网该类传统行业当年分别以11.78亿美元和11.13亿美元稳居行业之首。2013年传统热门行业生物医药/医疗健康、机械制造、互联网、清洁技术的投资案例数位列2-5位。然而，我国在高新技术行业上的投资比例不超过25%，预计随着国家了加快对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关注度会迈上新台阶。
（4）退出方式单一，IPO退出比例逐步下降。2012年受IPO退出艰难且回报偏低的影响，投资机构在退出活动中开始有意识地采用其他退出方式，2012年共计发生177笔退出案例，其中IPO退出124 笔，占全部退出案例数的比例降至7 成，股权转让、并购、管理层收购等退出方式开始被更多的投资机构采纳。2013年全年共发生退出案例228笔，其中IPO退出均发生在境外市场，共计发生41笔，并购退出以62笔成为机构最主要退出方式，共占全部退出数量的27.2%。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建议
（一）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新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基础上，要尽快制定投资公司法，从法律上明确中国私募股权资本的地位和作用，用法律的手段正确规范私募股权资本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起、运作与退出的完整机制。建立基金资产第三方托管制度，用法律的手段正确规范私募股权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提高市场透明度
私募股权投资政策法规并未明确之前，各监管部门只能根据自己所管辖机构的特点和需要出台规章制度，从长期发展来看这不利于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从PE市场的长期发展来看，对于国资、外资、民资以及混合所有制资本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必要制定相关规则，建立统一市场、统一设立标准、统一监管方式、统一退出机制，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健康、有序发展。要重视私募基金内部的结构建设，严格管理制度，形成严密的相互制约机制，把诚信理念融入具体工作中。并且对投资者进行资格认证，保证投资者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和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规范筹资企业的信息披露，从而使整个市场变得更加公正透明。
（三）放松相关管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可借鉴美国税收减免政策，促进PE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另外，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允许社保、养老等基金进入PE行业，使这些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时给PE提供更加充裕的资金。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一个包含政府、企业、社保基金和社会闲散资金的多元化资金来源，建立具有活力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从实施状况来看，2007 年，我国《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相关条款放宽投资限制，已经允许保险及养老基金部分进入私募股权投资；2012 年，国家规定10%社保基金可以用于参加私募股权基金。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开始入私募股权投资，以银行总资金额度的1%―2%来投入，标志着银行资金也允许进入私募股权投资。
（四）利用多层级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退出方式
私募股权投资的项目退出是投资的最终目标，通过上市转让股权退出最容易得到溢价，也是最容易变现的一种退出方式，也是私募股权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渠道。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成熟市场的经验，进行多层次化建设。降低上市门槛，提高上市速度，使各类产权都能够找到交易成本低、流动性高的流通市场。其次，加强主板、中小企业和创业板的建设，使企业能够在不同层次的市场间转板。最后，注重场外交易所的品种创新和服务创新，依托现有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建立起统一监管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充分利用新三板[新三板，也称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其股票来源有三个：主板退市股票、原法人股市场关闭后转来的股票、一些直接上该板的科技公司股票。新三板与以前的老三板最大的不同是配对成交，现在设置30%的幅度，超过此幅度要公开买卖双方信息。]平台，为创业投资资金提供退出机制。
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的新机遇
（一）社会变迁工业化和城镇化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实现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优化，将催生工业化、城镇化等领域的发展与升级，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资本化趋势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快，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一方面，私募股权投资有了广泛的资金来源渠道，另一方面，私募股权投资有了良好的投资对象。我国现在可以考虑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把民间的资金汇集起来，然后投资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项目当中去。比如：能源、钢铁、汽车、矿产、机械装备等。此外，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引起我国的高度警觉。因此，绿色低碳与节能环保永远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这里面蕴藏着大量的投资机会。
（二）资源资本化趋势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的资源资本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将进入市场。资源只有进入市场，才能成为具有增值能力的资本。在这种趋势中，金融、保险、证券、信托等将迅猛发展，由此将带来很多的投资机遇。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动力来自活跃民间投资（包括私募股权投资）的推动。我国民营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在投资行业从原来的传统行业逐步转向为高科技行业。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股权投资形式要求多样化。原有的民间信贷市场已无法满足这些需要。因此，私募股权投资将逐步成为全方位的投资活动主体和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三）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创业板、新三板的推出，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也有了更加广阔的进入与退出渠道例如，在新三板上市的企业更为早期，上市的门槛降低，上市程序更为方便，私募股权投资可以更加灵活的的进入与退出，增强了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流动性。另外，产权交易市场也为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提供了场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其中也有一些具有核心技术、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从产权交易市场托管的企业中寻找项目。因此，要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在多渠道吸引社会资本、促进私募股权资本有序流动以及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功能，为产权市场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合作提供政策的认可和支持。
（四）国际经济逐步回暖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与2011年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严重受挫。在此轮国际经济调整复苏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随着世界宏观经济形势逐步转好，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全球资本市场出现反弹，以及国际投资总体政策环境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全球私募股权投资反弹的势头有望继续下去。
五、结语
总体而言，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已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到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活动中来，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量均飞速增长、强大的市场需求、广阔的投资机会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使得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蓬勃兴起。私募股权投资应抓住机遇，注重长期投资战略，挖掘潜力企业，防范风险。同时，还要强化监管和行业自律，充分发挥其在稳定经济金融秩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完善融资体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确保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王文挺，谢群.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J].现代商业，2013，（13）.
〔摘要〕资本市场既有智慧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商事组织或融资工具的创新与成长，均植根于本土法律环境，有着独特的演进路径，依赖于配套制度的动态修正，难以孤立地论其优劣。作为推动资本市场融资与企业创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商事组织形态的追问，必须理性地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配套机制的中国元素，观察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载体的变迁轨迹，而非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终局不变的答案，或许是走出中国特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商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有限合伙；信托
〔中图分类号〕df4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78-06
引言
若从2006年我国第一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同时期修订的《公司法》与《合伙企业法》起算，短短六年期间，我国已经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勾勒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信托（契约）型三大组织形态，力图以“后发优势”完成域外近百年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生长过程。在立法体系长足发展，各类型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繁荣成长的表象之下，衍生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实践操作中的法律困境与商事组织学理层面的分歧。“何种商事组织形态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基于有限合伙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广泛应用，流行说法纷纷认为，有限合伙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优组织形态。WWw.133229.coM①而基于本土信用体系薄弱，主管机构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公司型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优组织形态。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投资机构，基金组织形态的选择对于参与群体任何一方均意义深远，而学理研究的目标并非简单化地给出终局不变的单一答案。本文试图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客观地审视我国既有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的中国元素，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借鉴历经市场验证的域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立法体系变迁的背景与过程，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为中心，观察我国三种商事组织形态的生长。立足于保有各商事组织形态利益安排的差异性，消解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因既有法律制度缺陷而造成的失衡，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组织形态清单，这一清单类似于法律公共产品，不仅有选择空间，且成本适度从而富有竞争力。而采取何种商事组织形态，则由商事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三种组织形态困境观察
纵向浏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业组织形态的比重与走向，发现在20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案实施后，虽然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是总量所占数量比例较少，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除2006年经国务院特批成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外，信托（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鲜有出现。根据国家发改委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据统计：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大约占据总数量95%左右的比重；有限合伙型创业投资企业占比为3.8%。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年，9页。三种商事组织形态不均衡的发展，恰恰是对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生长法律环境的映射，沉淀三种组织形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现实运行中面临的困境，助力于明确立法修订及完善工作的靶向。
（一）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困境
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我国最早出现并相对成熟的组织形态，尤其是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初期，对于增强出资人信心，培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的成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以公司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态，而基金本身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实际上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即是多个投资者采用集合投资的方式共同投资所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组织。在公司型基金中，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而基金则以全部资产为限对自身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组织因其对出资人的保护、完善的治理结构、成熟的救济措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在“控制权-受益权”、“投资效益-报酬激励”的特别诉求，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约定而成的《公司章程》以及《委托管理协议》中实现。
然而，公司型组织形态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双重征税”制度，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比，二者的差别在于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差异。有限合伙企业实施“穿透税率”，也就是说，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层面不发生企业所得税。而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向出资人分配利润时如果出资人为公司，则需要再次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出资人为个人时需要缴纳5%—35%的个人所得税，由此，一次投资行为产生了两次征税的事实。
对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7年2月15日联合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第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税收优惠政策出台目的在于消除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收效微弱。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主要针对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在实务操作中，成功投资案例回报率常常是初始投资总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仅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对于成功的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仍然摆脱不了“双重征税”的困境。
（二）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移植困境
信托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进我国后，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环境和信用机制，导致信托型基金异化为“契约型”基金。而唯一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正常运行，在此之后，几乎没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契约型组织形态。
症结在于：第一，契约型组织形态产生的较大的成本导致出资人知情权受限，基金出资人为降低道德风险过度干涉管理人的自主管理权，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丧失制度价值。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出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无法建立高度信义关系，基金出资人几乎全部进入基金管理公司，成为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日常投资决策，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存实亡。第二，由于信托型（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没有法律主体资格，导致其对外进行股权投资，只能以基金管理公司名义进行，由此形成了“隐名出资”的问题。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完成的对外投资中，其中一项是对成都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规定，银行的股东必须连续盈利3年，显然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经银监会特批后，方完成成都商业银行股权投资。
由于上述原因，在实践操作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出资人和管理人通过订立信托契约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人作为显名基金资产所有人，负责基金的管理操作，获得收益后出资人根据信托契约取得投资收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而言，一旦选择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法律物权归属上就意味全部资金已经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基金管理人如果因为自身事务出现债务困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必然遭受损害。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司法中商事审判原则并未确立，所以即便出资人及时采取诉讼救济手段，也仅能适用民事赔偿原则得到微弱的补偿，无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产以及其收益获得有效、全面的司法保护。1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给出资人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出资人为应对该风险而对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权利的侵占，导致了继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之后，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鲜有人问津信托（契约）型商事组织形态。
（三）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信义困境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型基金），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态将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时至今日成为现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态。
然而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运行效果与立法预期出现了差距。如有限合伙人（出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等等。由于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出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在实务中常常看到由注册资本100万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无限合伙人，管理上亿资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此规避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尤其是掌握实际决策权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的追诉，巨大的利益和薄弱的归责机制之间的失衡必然导致基金管理人的逆向选择频发。
二、回归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分析与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法学应回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面对三种组织形态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发展困境，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法学原理角度观察，并对三种组织形态功能差异性给予准确定位，有针对性地消解因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商事组织法律制度的失衡。
（一）商事组织形态法学原理的分析
良好的商事组织立法体系需要实现以下目标：其一，考虑到不同的商事主体的需求。由于从事商事主体的资产规模、决策机制、风险控制的要求不同，立法者在倾听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情况的基础上，提供不同的组织形式，以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其二，不同的组织形式间成本适度。基于商事主体所从事商事活动的规模以及对市场造成的外部影响的差异，立法者需要平衡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成本，使其商事交易的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保证各类型组织形态的适度竞争性；2其三，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兼顾风险认知与教育薄弱的弱势金融产品受众的公平权益，明确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边界，为其提供最低法律保障，确保商事交易的相对稳定。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功能性比较观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商事企业，可以把其法律组织形态界定为，按照法定构成要件和程序设立的，独立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并享有商事权利、承担商事义务和责任的结构组织形态。从既有的法律空间看，可以承载或可供选择的企业形态有三种，即公司制、信托契约型与有限合伙制。“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资基金，投资者即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股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对外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在管理与税收方面的优势而备受私募基金的青睐，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享有企业的管理权，对外代表企业从事商事活动，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基金持有人以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为限对基金承担责任，但持有该基金份额的管理人按基金契约承担无限责任的除外。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按照所签订契约处置基金资产，由基金管理人行使基金财产权，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的比较，参见北京大学周丹博士论文《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组织形态——有限合伙研究》，2007年，69-74页；张胤：《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态选择研究》，《金融经济》2009年第24期，125-126页；厦门大学何德凌博士论文：《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组织形态的选择》，2008年，25-28页。
公司、有限合伙、信托（契约）三种商事组织形态对于“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给予差异性的安排，正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和管理人在选择组织形态时权衡的标尺。而最终选择何种组织形态，取决于出资人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力量博弈，也有赖于立法者提供的清单中各商事组织形态的运行成本、风险分担是否安排适度，以及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与否。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的完善路径
良好的立法者并非提供单一商事组织形态，而是倾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立足于保有各组织形态的竞争力，均衡运行成本、控制权及利润分配机制，为商事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差异性的组织形态清单，同时努力提升本土信用环境的成熟。而商事组织形态最终的选择权应该交由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利益博弈结果自愿选择，以此满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身的内在需求。但如果立法者提供的商事组织形态在“控制权的争夺”、“利润分配的机制”、“基金运行的成本”、“管理人声誉的保有”四个功能性方面明显失衡，也会扼杀商事组织形态之间合理的竞争力，导致商事主体被迫选择单一商事组织形态后，再通过内部契约重新校正。这有违于商事立法节约谈判成本、便捷交易的初衷，增大了交易成本。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成长可以说是我国商事组织立法体系生长的一个缩影，这一历程中难免存在立法零散与市场经验不足的欠缺，经由观察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发展的困境和梳理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立法体系
经验，可以归结以下几点基本理念和具体立法建议：
（一）商事组织形态立法体系完善的基本理念
其一，私募股权基金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必须理性回归到商事组织形态的基本原理。良好的商事组织形态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满足不同商事主体进入商事交易的诉求，照顾到多方利益参与群体各自内在的情况，以此提供不同的商事组织形态，差异化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其次，不同的商事组织形式之间应该成本适度，避免由于对于组织形态不同选择产生交易成本的偏离；最后，为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提供最低法律保障，保障商事交易秩序安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商事组织形态的选择取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与管理人，即“出资者”与“出智者”博弈的结果，需要根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基金管理人的信用等级，组织形态的运营成本等方面最终确定。目前既有的公司型、有限合伙型、信托（契约）型的商事法律组织立法清单充分满足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种组织形态功能的充分展现，需要依赖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机制环境，只有在良好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下，组织形态才能保障私募股权按投资基金内在价值诉求的实现，否则将会导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背负着先天性缺陷而步履蹒跚，不仅不利于其功能的发挥，还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
其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态递进式的演化路径及其所占比重变化，受制于其所在资本市场的传统商事理念、行业成熟度、信用环境、法律体系的变化，立法者必须基于对本土商事环境的全面深刻观察，结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阶段，及时对商事活动中的试错予以纠正，美国立法者针对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业绩报酬的限制和双重征税制度分别进行了修正。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促进法》修正案，创造性地对于集中进行中长期股权投资，同时投资者人数超过14人的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取消了最初的限制实行业绩报酬的条款制约。1997年美国国税局制定了“打勾规则”（check-the-box rule），公司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终于获得与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平等的税收待遇。以确保能够为商事主体提供一份满足不同商事主体需求、成本适度、给予不同商事判断能力的商事主体提供法律关怀的商事组织形态清单，确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