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海洋命运共同体；历史性水域；逐渐发展；共进国际法；当代演进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1)融入海洋争端的应对，为国际社会解决海洋争端提供了新视域。一直以来，主张历史性权利构成海洋权益争端中的焦点问题，亟需国际法解读。在国际法视野下，历史性权利与相关历史性主张，诸如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权原以及历史性捕鱼权等概念互为关联、互为纠缠。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文撷取历史性水域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历史性水域制度的编纂与发展，进而深度阐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当代演进。
作为一个动态和发展的概念，历史性水域的涵义是变动的。为此，本文将其置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予以考察：第一，深度探究历史性水域国际法蕴意的发展，进而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张“历史性权利”的质疑；第二，作为国际社会治理海洋的重要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与发展依赖于国际海洋法治文明成果的诠释与固化。为了用国际法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国应主动、全方位讲清这一理念的国际法内涵。(2)
一海洋争端中主张历史性权利的困境
海洋争端中主张历史性权利面临的首要困境，在于“历史性权利”的涵义尚未固化。海洋争端中一国主张历史性权利时，通常难以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且其国际法涵义不稳定。一般地，历史性权利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对某一陆地或海洋区域的占有，并且历史性权利的基础通常并不来自于一般国际法规则，而是该国通过“历史性巩固”的过程所取得的。(3)然而，对于如何理解“历史性巩固”，则存在很大学理上的争议。这是因为，海洋权利的历史性问题，总是需要一国必须明确证明海洋权利的控制和从事界限管理的持续性作为事实性基础的，而这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4)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历史性权利所囊括的“时间”因素难以确定，其通常取决于具体的个案情况。(5)
深入认知历史性权利的国际法内涵及其国际法效力等问题，还需要借助于梳理相关国际裁判机构在该问题上的认定。其中，突尼斯诉利比亚案下对历史性权利的认识影响深远。该案比较倾向于历史性权利是侧重于一国在公海海域主张的非主权性质的海洋权利，往往是指一国的历史性捕鱼权。(6)在此基础上，历史性权利可以被推演出主权性的历史性权利和非主权性的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一界分过多是停留在理论探究上而缺失实践的印证。后续的判例强化了历史性权利侧重于捕鱼权的色彩，而与主权色彩的权利关联度日渐式微。长期以来，历史性权利的认可并非依赖于时效，而仅仅是“长期使用”的“受尊重”的权利。(7)同样，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与巴林主张的争议海床的珍珠海岸的历史性权利一样，这些主张从来没有导致主权色彩的权利。(8)南海仲裁案下对历史性权利涵义的认定，成为该案的核心和焦点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历史性权利在性质上是一般性的，可以是主权，但也可以是更为有限的权利，如捕鱼权或者通过权。(9)从历史性权利的国际法实践上审视，其属于晚近才被提及的概念，导致历史性权利的国际法涵义处于不断变迁中，其国际法语境下的具体蕴意尚未被固化。(10)
海洋争端下主张历史性权利面临的另一困境，是历史性权利在海洋权益争端中的国际法效力有限。一般地，海洋权益争端包括海洋中岛礁主权及其相关水域划界所形成的海洋权利争端。通常而言，海洋中岛礁的领土主权的取得和变更受制于领土法，而海洋权利的确定规则依赖于国际习惯法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岛礁领土主权(尤其是远离大陆的洋中无人岛屿主权)与海洋权利划界纠缠在一起。(11)1982年《公约》界定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域。对于领海而言，沿海国在领海海域享有的权利也不是完全的排他性主权色彩的权利，因为依据《公约》和国际习惯法，领海的“完整性”被无害通过权所突破和减损。(12)诸多岛礁主权争端判例将历史性权原视为争端国是否实行有效控制规则的证据之一。而在海洋划界特别是领海划界中，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通常赋予“历史性权原”很强的国际法效力。这一点被《公约》第15条上升为国际法成文规则。(13)国际法无法避免不同的国际行为者的偏好、利益与政治价值。(14)历史性权利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构成识别海洋划界中的因素。(15)历史性捕鱼权的效力不断在海洋权利争端中得到适用，但是其根本的国际法效力通常限定于专属经济区内，而无法在岛屿主权争端中获得适用。实践表明，传统捕鱼体制不应该对岛屿主权和海域划界形成实质影响。厄立特里亚诉也门案就厄立特里亚方面对传统(历史性)捕鱼体制的质疑，仲裁庭给予详实的解释：“传统捕鱼体制是存在于红海两岸渔民之间的一种长久的惯例，两国渔民可以自由地进入任何一国海岸捕鱼并交易其产品，不受两岸政治关系的左右，更不应为近代西方主权思想所影响。”(16)
二历史性水域制度的编纂、逐渐发展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历史性水域的蕴意及其编纂
历史性水域制度很早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早在20世纪之初，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历史性水域问题(表)。1910年的北大西洋海岸捕鱼案中，仲裁员德拉戈提交给仲裁庭的反对意见认为：“有许多海湾经过远古惯例承认，可以作为沿岸国的领海，不管它们的湾口是否宽于一般的海湾。”1922年国际法协会提出草案，初略地认为“在国家通过持续的管理而行使管辖权的海域范围内，国家可以主张其河口、海湾或邻接部分的海域权利。”(17)这是国际社会开始编纂历史性水域问题的重要文件，它开创了系统探讨历史性水域法律问题的先河。1956年一些国家提出讨论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地位问题，并初步形成题为《历史性海湾备忘录》的文件，系统梳理历史性海湾的国际法问题，诸如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海湾理论的起源与正当性、相关国家有关历史性海湾的立法实践以及若干重要判例。(18)虽然，该文件是以备忘录的形式探讨历史性海湾理论问题，但是其影响很大。
在突尼斯诉利比亚案中，国际法院确认有关历史性权原的规则属于一般国际法范畴。但是，有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就历史性水域或者历史性海湾可能存在特殊制度。(19)这表明历史性水域规则并不仅仅限于历史性海湾。一国领土所包围的历史性海湾内的水域与领海之间的区别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然而，这一区别并非总是以所有令人满意的明确性来表述的。(20)历史性海湾是国际社会早期关注的历史性水域类型。旋即，国际社会以国际公约形式，确认历史性权原和历史性海湾等概念及其法律地位问题。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领海与毗邻区公约》和《大陆架公约》，首次将历史性海湾写入国际法文件。(22)1962年联合国秘书处发表《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该文件通过引述1951年英挪渔业案，提出“历史性水域”的概念并尝试着对历史性水域的构成要件予以明确的界定，并认为历史性水域不限于历史性海湾。(23)英挪渔业案中，英国和挪威双方都同意历史性水域不仅仅限于海湾。(24)《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的法律制度》不仅比较系统和全面地梳理历史性水域的理论与实践，而且提出构成历史性水域的三个因素，即一国对历史性水域的主张、对特定水域实施有效管理的持续性以及外国的态度。(25)
表相关的若干国际法文本与重要判例(21)width=698，height=363，dpi=110
被誉为“海洋宪章”的1982年《公约》缺失“历史性水域”的措辞。但是，1982年《公约》明确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权原以及“特殊情况”在海洋划界实践中的重要价值，并赋予历史性权原以“例外条款”地位。国际社会所展开的历史性水域制度的编纂，体现出遵循谨慎的风格和导向。历史性水域是沿海国在相关国家共同体的默许下，在相当长的期间内明确、有效、持续地行使主权权利的水域。(26)历史性水域基本上是在狭义的“历史性海湾”概念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来，其法律地位不是源自一般国际法规则。(27)可见，在历史性水域制度编纂的初期，历史性水域所承载的历史性权利具有浓厚的主权色彩，其所意指的海域通常侧重于海湾和内水。不仅如此，“历史性水域”这一概念被英挪渔业案等重要判例所阐释。
至于是否可以在海峡水域主张历史性水域，国际社会和一些海洋大国的态度并不一致。正如英国在英挪渔业案中所承认的那样，即使是两倍于领海的海峡，至少在原则上也可以被称为历史性水域。挪威的诉状声称其拥有的“历史性权原”不仅延伸到斯凯尔加德群岛的其他海域，而且一直延伸到伊德尔雷亚，历史上该海域属于内水。(28)事实上，世界范围内诸多海峡被沿岸国主张为该国历史性水域。由于国际社会一贯秉承海峡应该维持航行自由的观念，这导致一国主张海峡海域为历史性水域难以获得认可。俄罗斯等国家试图将相关海峡纳入历史性水域的主张引发国际抗议。(29)即便是如此，历史性水域的类型展示其具有发展性，历史性水域的权利范畴和国际法效力不断演进。可见，历史性水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内水、领海以及特殊的海湾。
(二)历史性水域蕴意与国际法效力的发展
1951年英挪渔业案确立了历史性水域的性质并不仅限于内水，它还可以有其他形式存在的观念。(30)1982年突尼斯诉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裁决，在确定历史性水域的国际法效力上迈出重要一步。国际法院认为，历史性水域应该受到尊重。该案中突尼斯的捕鱼区包括其大陆架的入口处，应该得到承认。突尼斯所主张的历史性水域与《公约》所奠定的专属经济区等制度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突尼斯并没有选择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公约》的基础上，这显示突尼斯对自己所主张的历史性水域的自信。显然，该历史性水域所承载的历史性权利不再属于内水或者领海的权利范畴，而是一种主权色彩逐渐消退的历史性权利。
然而，上述趋势在丰塞卡湾案中受到挑战。1986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签署特别协议，将包括丰塞卡湾的岛屿主权争端在内的有关陆地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31)国际法院最终判决丰塞卡湾为历史性海湾，其水域为历史性水域，并且构成三个沿海国共同享有主权的水域。该案的重大意义是以历史性水域主张某一特定水域被一个以上国家所享有。(32)毫无疑问，丰塞卡湾案在解决海洋权利争端上具有积极的国际法作用和价值，特别是争端国以历史性水域为依据而主张主权得到裁判者的认同。(33)之所以认定历史性水域不绝对构成沿海国的内水或领海，具体的法律地位要根据个案特殊环境来判断。(34)
即便如此，历史性水域制度向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领域延伸成为一种趋势。1982年突尼斯诉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中，突尼斯声明历史性权利能够延长至海床，即《公约》框架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国际法院认为，一个国家仅仅依据其所谓的历史性捕鱼权，而主张大片海域作为排他性主权性质海域，除非该历史性权利意味着是一种完全主权意义上的权利，否则该权利主张不应该得到支持。国际法院认为突尼斯依据其1951年法令而单方面主张其专属渔区而强调历史性权利的重要性，进而主张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边界，这种做法不能剥夺相关国家依据《公约》获得的海洋权利。(35)该案中争端各国都互相承认争议海域属于历史性水域，更为重要的是，裁判者也没有否认争议海域属于历史性水域。由此，可以推论出该争议海域属于历史性水域，但是其所承载的历史性权利却不同于内水或领海所具有的主权色彩的权利，而是具有其他性质的权利。可见，历史性水域制度的编纂和发展，预示着其具体蕴意和国际法效力是不断变迁的。
基于维护本国和地区海洋利益的需要，主张历史性水域的立法逐渐进入国内立法的视野。(36)就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言，主张历史性水域的国内立法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这与该时期世界各国的无序“蓝色圈地”运动有关。虽然，有国家和地区基于某种考虑，最终在国内立法上放弃历史性水域的规定，但是历史性水域的涵义与法律效力日益发展。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法治阐释之路径
新时期中国提出并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基本的内涵在于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海洋利益时，需要建立在一个可以为各国所享有的正义感和安全感的价值秩序。(37)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洋法治解读与诠释，不仅为传统海洋争端和棘手问题的应对提供新视野和新场域，而且也是理性回应国际社会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质疑。
1.路径之一：“共同体”的理念
法国人卢梭认为“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其建立的基础是社会公约。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某种憧憬与共同理解，是国际社会的联合体，其基础是伦理、道德、价值观的相同性。(38)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海洋治理和海洋秩序构建中形成的共识。故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来不是突然涌现出来的产物，而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发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较早使用“国际共同体”概念的国际法文件。(39)国际社会强行法的产生说明各国共同利益的存在，也证明国际共同体的实在性。(40)作为国际社会海洋治理的重要法治文明成果之一的1982年《公约》，其立法宗旨和理念非常崇尚海洋“共同体”理念的表达和宣誓。
1982年《公约》意识到“各个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41)这彰显出《公约》通过海洋法治的路径来构建海洋秩序的“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同时也暗示着《公约》非常重视“共同体”理念的法治表达。进而，《公约》通过第122条和第123条设计出“闭海和半闭海”国际法制度框架。作为半闭海的地中海地缘政治复杂。地中海沿岸各国根据《公约》和各国国内法，可以主张各类海洋权利，诸如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不仅如此，地中海沿海国存在着海洋划界及其他的利益冲突。“地中海行动计划”通过建立特色海洋保护区，有效地回避海洋划界争端而促进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的合作。(42)由此观之，地中海海洋保护区在实现海洋保护区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同时承担着缓解半闭海海洋划界等争端的积极作用。(43)可见，地中海沿岸国之间的合作模式，不仅是积极践行《公约》框架下半闭海制度，而且为当前理解和阐释历史性水域制度的价值提供实践基础。地中海沿岸国的国际合作模式展示其积极的正能量，增强了以历史性水域承载合作理念的信心。
2.路径之二：海洋区域主义
海洋区域主义的突出特征是以1982年《公约》所构建的各国开展海洋区域合作的国际法体制。(44)福西特(LouisFawcett)在回顾国家之间经济与政治区域主义的发展历程时认为，1982年《公约》第8章“区域安排”较为间接地为战后区域主义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45)由于利用海洋越发密集使得地理上的特定海域环境与资源的脆弱性凸显，加之晚近以来国家管辖海域的不断扩展，导致海洋开发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的海洋问题和挑战在半闭海领域交会与激发。(46)正如亚历山大认为的那样，在一个区域化正成为越来越重要政治现象的世界里，承认海洋中特殊的区域性利益是确保海洋制度达成全球性协议的唯一可行办法。(47)
随着区域国际组织的设计和运行，以半闭海为名的区域治理逐渐得到发展。1982年《公约》对于半闭海制度设计具有创新性。本质上，半闭海关涉海洋划界、海洋航行权利、海洋资源分配等反映国家海洋权益的综合议题。1982年《公约》将半闭海引入国际法，但是并没有设计出具体的国际法规则，这是由议题本身过于综合性所决定的。故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入到半闭海的国际法治中，不仅可以丰富和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而且也是推动半闭海沿岸国合作的重要指引。半闭海治理的区域化路径充分尊重各个沿岸国的主权，将各国的海洋利益的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目标相协调。(48)海洋权益争端的海域通常属于《公约》第122条下的半闭海。从地缘政治角度上审视，半闭海海洋权益争端与该地区的史地、文化、民族以及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为此，《公约》第123条呼吁半闭海沿岸国的合作义务。(49)绝大多数半闭海海域可能构成历史性水域。故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新时期诠释历史性水域制度提供新场域和新背景。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历史性水域的国际社会认同
一国主张历史性水域是否得到相关国家或者国际社会的认同，不仅仅是历史性水域构成要件的国际法问题，而且也属于国际社会认同感问题。而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国际社会认同感的获得，或许受制于如下若干动因。
(一)传统海洋法理论的反思与检视
历史性水域的理论与实践源远流长。400多年前格劳秀斯与塞尔登之间的争论，实际上隐含着海洋自由与限制海洋自由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思想一度占据上风，并且最终被《公约》固化为基本原则。(50)某种意义上，海洋自由与闭海论之争从一开始便被赋予如何看待历史性水域的色彩。因为海洋自由思想一直贯穿人类利用开发海洋活动中。由于1982年《公约》框架下历史性权利存在立法缺失，加上国际社会对历史性权原理解的模糊性，导致国际社会对历史性水域的基本蕴意与国际法效力认知存在很大争议。作为国际社会治理海洋秩序重要国际法的1982年《公约》，其未能全面地在历史性水域的国际社会认同方面奠定国际法治基础。不仅如此，与历史性水域密切相关的海洋自由也具有值得反思的空间。早期的海洋自由带来的结果是海洋大国的海洋霸权行为。现代国际社会治理理论崇尚海洋向国际社会可持续提供“公共物品”，进而实现全球海洋秩序的有效治理。因此，新时期国际社会有必要深入反思海洋自由等传统国际法观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海洋治理实践表明，“海洋自由”的理念正在被“海洋治理”的实践所替代。(51)
前述对传统海洋自由与历史性权利理论的反思与检视，构成理解历史性水域的国际社会认同的时代背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重新理解历史性水域的国际社会认同感，在于国际社会有必要反思海洋自由的时代局限性。
(二)“共进国际法”理念的倡导
西方海权论重视国家之间利益博弈而轻视国际合作，奉行以实力决定利益的海上霸权行为逻辑。而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海洋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西方海权论的超越。(52)海洋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取向上强调其包容性和合作性，意在倡导国际社会将个体的海洋私利置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之中。(53)
为此，有学者积极倡导并呼吁所谓“共进国际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夯实历史性水域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虽然“共进国际法”只是属于学者的倡导，其理论价值和影响力值得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印证，但是，其基本诉求回应了历史性水域的国际社会认同的法治基础。“共进国际法”用来描述一种以下述精神为特征的国际法：包罗万象、因而是共同的；在促进道德或伦理进步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为关注，且以人类繁荣为其终极目标，因而是进步的。当代战争的最激烈的战斗似乎不再是以通过武力打败一国或改变体制为目标，而是以重建秩序，赢得人们的心灵为目标的战斗。在这一战场上“共进国际法”扮演着特殊的角色。(54)“共进国际法”理念的提出或者未来可能的勃兴，为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开辟了国际法治新路径。
(三)功能性国家管辖海域国际合作的鼓舞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理解历史性水域应该具有包容性。当一国主张历史性水域的同时，应该容忍相关国家亦有权利主张历史性水域，充分顾及或者承认他国的既得利益。至于主张历史性水域所具有的何种性质和类型的历史性权利，则取决于一国对特定海域的国家实践。历史性水域所承载的海洋权利的性质和类型并非相同。(55)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历史性水域的国际社会认同感，其国际经验来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在构建海洋生态保护区上的实践。功能性国家管辖权的国际合作，为理解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发展提供动力。作为比较典型的半闭海，地中海沿岸国基于各种战略考量，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严格适用《公约》框架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地中海复杂的海域地理特征和诸多沿岸国对历史性水域的各类主张和诉求，要求地中海沿岸国对于历史性水域的主张必须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克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地中海沿岸国家代替性地主张有所差异的功能性国家管辖海域，即基于海域功能路径而灵活务实主张本国的海洋主张，以避免与其他国家的海洋管辖权产生冲突。(56)地中海功能性国家管辖海域实践的合法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故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历史性水域制度，在获得国际社会认同感上，应该充分借鉴地中海沿岸国构建功能性国家管辖海域制度经验。各国在主张历史性水域的同时，应该以国际社会所认同的海洋权利为基础，而不是过度和夸大主张历史性水域。
四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当代演进
(一)作为历史性水域当代演进之洋中群岛水域
构成历史性水域的要件并非僵化不变，而是随着海洋实践而具有演进性。根据各国对于历史性水域主张的实践，历史性水域可以存在于下列情境：不限于历史性海湾的历史性权原、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洋中群岛水域或者沿岸群岛水域、海峡中历史性水域以及历史性领海。(57)
就主张洋中群岛水域为历史性水域而言，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如果按照历史性水域构成要件的传统理论来衡量，洋中群岛水域构成历史水域不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一国家主张历史性水域必须满足该水域与请求国家邻近的条件，一个国家在另一国附近海域主张历史性水域是不可能的。(58)然而，这一点被不断修正。为了群岛国的利益诉求，《公约》第4部分赋予群岛国周边海洋权利利益的最大化。这主要是基于群岛国的岛屿、水域和其他自然地貌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或者在历史上已经被视为这种实体的考量。(59)CAB诉IslandAirlines案的司法裁决中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虽然这种主张由于缺乏证据被裁判机构驳回，但是主张洋中群岛水域为历史性水域的规则，从来没有反对意见。(60)尽管洋中群岛水域作为历史性水域的司法实践不多，但是，在洋中群岛水域主张历史性水域的理据却一直以来得到承认。可见，历史性水域制度的演进性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南海作为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与制度价值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曾经初步提出南海海域属于“特殊历史性水域”，但是其内涵有待于进一步阐释。(61)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的历史性水域的解读，不仅赋予历史性水域以新的时代蕴意，而且也为阐释作为半闭海的洋中群岛水域——南海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新视野。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崇尚海洋事务的包容与合作，并秉承尊重历史。阐释历史性水域制度应该充分意识到历史性水域“自成一体”的属性和逐渐发展的趋向。南海作为历史性水域，其形成不仅反映出南海作为群岛水域构成历史性水域的客观情境，而且也符合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合理的利益诉求。故此，历史性水域所承载的海洋权利并非属于南海海域某一特定国家排他性享有，而应该是南海周边国家都可以依据历史性水域的理据和史实主张历史性权利。历史性水域不仅顾及南海周边国家的合理诉求，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洋中群岛水域构成特殊历史性水域的实践得到加强，同时也彰显出中国在南海主张“历史性水域”比主张“历史性权利”更具有国际法上的生命力，也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历史性水域制度并非凌驾于一般国际法原则。作为半闭海的南海所承载的历史性水域的制度价值是多元的。南海的国际治理具有1982年《公约》第123条的国际法基础，南海各国应该展开国际合作。南海断续线在彰显中国利益的同时，并不否认南海周边国家的合法权益。南海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其“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是对传统历史性水域制度的发展与突破，各国可以在“共建共享”理念下展开国际合作。
南海作为历史性水域的国际法价值，在于南海海洋争端得以一定程度的缓冲。南海作为历史性水域，应该秉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各国的“重大利益”。不仅如此，中国从来都承认南海作为国际航道的自由航行权，从来没有损害承载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应该享有的海洋利益。因此，作为半闭海的南海，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南海各国针对南海海域特殊情况，可以灵活、务实展开半闭海沿岸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南海各国应该有意淡化1982年《公约》的海域路径，而重视《公约》的功能路径，充分顾及“临时安排”的国际法价值，以减缓南海争端程度。
五结论
某种意义上，“历史性权利”并非“权利篮子”，而任意承载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权利群，诸如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权原以及历史性捕鱼权等。这容易导致国际社会的误解。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确立了疆域的信念。中国历代政府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和南海相关海域实施管辖。这与其他国家在南海进行零星活动完全不同。(62)作为半闭海，南海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被描述为“历史性水域”。南海断续线内水域内涵及其功能足以使此水域构成自成一体的历史性水域。(63)作为历史性水域的南海，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礁的主权，优先行使南海的历史性水域所承载的海洋权利。
关键词： 史家笔法 《焦点访谈》 电视新闻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
厚的文化积淀，浩如烟海的史籍又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承，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电视新闻作为电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也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中不乏从传统史学中汲取的养分。中国传统史家在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形成了一些我们值得继承的笔法，其中最为突出的“史论”笔法和“寓论断于序事”笔法。
《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评论栏目，也是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精品栏目，它的出现和成功一时在中国电视界掀起了一股“焦点访谈”热，从多方面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是有益的。本文以《焦点访谈》为分析文本，审视和剖析史家笔法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的运用方式。
一、《焦点访谈》中“史论”笔法的运用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作，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从历史编撰角度来看，《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的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更为重要的是，《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等多种史评形式。在《左传》中，冠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条。此外还有直接发表议论，直接引用他人言论及论证、预言等形式。《左传》通过以上形式，表述了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开创了中国“史论”之先河。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继承了《左传》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在正文的篇前有序，篇后有“赞”，或加之以“太史公曰”，这些都是作者紧扣史实发表议论的著名文字。有些篇章的序文，则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对某一社会问题加以经验总结性质的论述，它比之《左传》的史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史记》既成一部“信史”，同时又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历史巨著。
这种紧扣事实由作者直接发表评论，阐明观点、意见及看法的“史论”笔法，在《焦点访谈》中有着普通的运用，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篇前、篇中和篇后三种方式。
2001年6月3日播出的《信封里的真相》中，针对存在的“药品回扣”现象，在讲述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药品回扣”事件时，节目就首先由主持人发表评论：“收受药品回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医德医风。”
2002年1月17日播出的《兑付不了的假国债》，反映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假国债事件。在叙述了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出售假国债，造成住房公积金流失的事实后，篇中记者直接出面评论：“……而更为严重的是，出售假国债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金融秩序，它破坏的是在百姓中认可程度极高的国债的信誉。”
2002年3月22日播出的《法律不是儿戏》中，对于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乱执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紧扣事实直接用评论来阐发观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重要工作，而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则不仅仅是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只有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提高自己的执法办案水平，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些位于篇前、篇中和篇后的评论，借鉴了“史论”笔法，精练而准确，鲜明地表述了传播者的意图。
二、《焦点访谈》中“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这种笔法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尊崇。
在《焦点访谈》中，对于“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形式：
1.借用他人的话语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反映的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但又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焦点访谈》在2002年3月21日播出的《名鳖之争》中，也采用了这种笔法。《名鳖之争》反映是杭州市养鳖协会乱评所谓名牌鳖的事件，对此问题，《焦点访谈》就借用了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的话来作出论断，表达观点：“……它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11月30日播出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中，也借用了村民的话来表明对漠视生命的在场干部的看法：“孩子淹死得冤枉！说老实话，是别人养的娃，心不疼！我说八个车十六人，下去两个都捞上来了，甭说都下去。就是没有人管！我车走我的，死了她活该！死了不是我的娃！我是这么看的。哎呀，我说都是咱们当领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2.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问题，以显其意。《史记》中有不少篇章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名篇。
同样，《焦点访谈》栏目作为一个整体，不同时间播出的节目也是有联系的，也可以两两对照着看，从对照中感受观点、意见、看法。《焦点访谈》在2001年11月30日播出《当孩子落水的时候》，反映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某些干部面对一个十三岁孩子落水而不施救的事情。播出后不到一个月，在同年的12月28日播出了另一个也是有关落水的事件——《乡亲落水之后》，讲述的是2001年11月30日，安徽省毫州市吴老家渡口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共有四十多名乘客落水。事故发生后，当地许多村民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救助落水群众，被人们传为佳话。两两对照，使受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冷漠无情的谴责，对高尚品德的赞颂。
3.细节的描写
[中图分类号]X1-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71-02
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指导、众多兄弟院校大力支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是为中国环境史学科领域首次全国博士生学术聚会。
本次论坛下设“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关怀”“环境·空间·社会”“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环境·水利·经济”“外国环境史探研”“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等六个主要议题，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来自18个高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博士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论坛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北京大学包茂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南开大学鞠美庭、王利华、陈志强、朱彦民、余新忠、付成双等知名教授，及侯深、夏炎、曹志红等新锐学者发表专题]讲或现场评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高国荣研究员还对论坛评奖活动予以了特别协助。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中外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环境问题分别发表了学术观点。论坛安排密集、紧凑，气氛热烈，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1.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多学科思考
为推动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学术接口，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从事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参加。面对当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现状，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从专业角度为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和多角度的剖析。兰州大学王兰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提出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更好地保护草场的意义。南开大学王瑜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南开大学王舒鸿认为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政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厦门大学周飞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过程。云南大学和六花通过对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地传统农耕方式和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来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中的环境疾病观。
2.关于外国环境史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在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引介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同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实证研究也正呈现丰富之势。北京师范大学施雱以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其造成的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认为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行为，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总结了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认为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京大学乔瑜认为在殖民背景下，“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北京师范大学严玉芳以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为例，认为她的研究在宏观上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化的历史脉络。首都师范大学杜宪兵考察了19世纪的印度霍乱，并就其流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3.关于历史上的动植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植物资源，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必不可缺，这方面的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重视。复旦大学黄权生考察了武陵民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北京大学李欣指出秦汉时期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关。石家庄学院赵九洲考察了明代华北的燃料危机，并就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蕾认为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资源十分丰富，对宋元文人宅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北京大学罗玮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政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政策进行梳理。复旦大学徐文彬考察了明清福建地区的虎患，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4.关于水资源以及相关作物种植、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研究
清华大学王炳文对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南开大学方万鹏就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时间问题、唐代官方水碾硙政策的转变以及五代、北宋时期水磨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杜新豪考察了明清畿辅种稻运动的生态背景，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南开大学朱华就隋唐时期关中水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刘小朦梳理了金元以来张家口坝上地区的盐湖周边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厦门大学许博考察了清代“石羊河”名及其指向，认为其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复旦大学穆俊研究了1930—1937年间绥远省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
5.关于居住空间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南开大学张野认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兴成提出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特点，此格局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受风水观念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荣华剖析了“含沙射影”一词从汉到唐词义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聂传平考察了北宋政府在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超建以1757—1795年天山北路东段屯垦为例，探讨了在国家政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的相应机制。上海理工大学刘振华在生态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衰败的过程。西北师范大学雷兴鹤认为清代几百年间，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
南开大学连雯从环境角度考察中西传统人天观之差异。南开大学潘明涛评介了加州学派、裴宜理和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中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尺度的考量中。南开大学陈林博考察了威廉·克罗农对单向度“自然—文化”观的批判。清华大学张景平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南开大学曹津永讨论了环境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以上诸议题在会议探讨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会人员对于何谓环境史和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新兴学术领域的环境史，国内的研究一直受到欧美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继续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对海外进行实证研究是当前研究必不可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如何汲取、融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情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亦是我们急需解决之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直重视环境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率先在全国高校中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2008年先后组织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和生态史圆桌会议。本次论坛旨在给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发现环境史研究优秀青年人才，推动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相信此次论坛的举行，将对环境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注意挖掘教材中蕴涵的历史基本理论，将史学理论教学寓于对史实的分析之中，注重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比如在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等事件发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时，引出“思想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对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帝国主义形成等内容进行分析时，引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观点，等等。这样，学生不仅加深了对教材的理解，掌握了基本的历史理论，更重要的是感到学习历史理论不是为学理论而学理论，也不是把历史理论当做纯知识来学习，而是在接受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自然地得出这些历史理论，或用史实来论证理论，进而达到培养学生运用这些理论辨析新的历史现象能力的目的。下面还有一些专业性理论观点也是笔者在平时教学中经常用到的：（1）统一和安定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观点；（2）顺应历史规律（潮流、趋势）的观点；（3）民族自强自主的观点；（4）从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出发的观点；（5）探索改革和创新的观点；（6）为国为民的观点；（7）历史可供借鉴的观点；（8）开放有利于发展的观点；（9）物质文化交流利于双方进步的观点；（10）世界先进科技互相吸收的观点；（11）发扬优良传统的观点；（12）政权在社会上居于核心地位的观点；（1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1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15）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共性和个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观点。将这些理论观点渗透在课堂教学之中，就可以深化教材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二是强化史学理论的教学。即在高三上完新课，学生对课本知识有了整体的把握后，再有意识地、系统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作深入浅出地介绍，使学生对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有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同时，注意引导学生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宗绪先生总结出来的“四条标准”去观察分析历史。这“四条标准”是：①生产力标准（确认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②实践的标准（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③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标准。④从人类文明演进史的高度看历史（确认人类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人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有时是很惨重的，如战争、屠杀；但与人类文明演进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代价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极其微小的）。如对原始社会各个阶段的更替，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化，世界近现代史三个阶段的变化（工场手工业时期、蒸汽时代、垄断时代）等历史现象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分析；对“”及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等事件要用实践的标准去分析，根据其实践的结果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对诸如圈地运动、农民起义、革命等事件，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去分析。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即不仅掌握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还要掌握历史的阶段特征，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潮流，历史的主要课题等；在分析历史方面也强调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如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把人物和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等等。
三是强化运用历史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训练，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其史论分析水平。在课内外练习和测试中，要有一定量的题目考查史学理论知识和史论分析能力，包括选择题、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以下是历年高考题中旨在考查学生史学理论知识和史论分析能力的部分试题，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高质量的题目给学生进行训练。
1.与半坡文化相比，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历史进步表现在
A.定居生活
B.按血缘关系组成社会集团
C.从事农牧业生产 D.出现贫富分化
2.《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中包括“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等等。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包括：
①资本原始积累 ②资产阶级革命
③海外扩张 ④工业革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3.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说：“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结合你对唐朝由盛转衰原因的认识，分析评论赵翼的这一观点。
4.墨子说：“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又说：“（战争）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就上引言论，指出其思想核心，（2分）说明其社会根源，（6分）并分析其积极意义。（6分）
5.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的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9分）恩格斯观察历史的主要着眼点是什么？（3分）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2分）
6.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演变。
四、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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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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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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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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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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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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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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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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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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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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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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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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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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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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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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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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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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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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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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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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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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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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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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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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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宮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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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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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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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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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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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史；双语教学；必要性；可行性
步入新世纪以来，双语教学在中国高校全面开花。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实施双语教学的科目主要集中在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理工科领域，历史学等人文科领域相对较少。其实，作为一门涵盖内容最为广泛的学科，无论是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而言，历史学均应开展双语教学。作为历史学学科的二级学科，世界史尤其如此。
一、世界史课程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一）响应政府号召
2001年到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连续发文，积极倡导在中国高校的本科教育中推行双语教学。如教高[2001]4号、教高［2004］21号、教高[2005]1号、教高[2007]1号、教高[2007]2号。在此期间，教育部为有效推进双语教学工作，曾在2004年12月题为“关于本科教育进一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提出了八点具体措施。2007年初，教育部又多次发文鼓励和推动双语教学工作。2007年8月为落实文件精神，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启动2007年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提出从2007年至2010年，共支持建设500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作为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响应，世界史学科有必要开展双语教学。
（二）提高世界史课程教学水平的迫切需要
1.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各高校的世界史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传统的授课模式依旧在课堂上占主角，学生普遍对历史课程不感兴趣，尤其是距离国人较远的世界史。所以，尝试在世界史课堂上推行双语教学，可以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活学生思维，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达到提高世界史教学质量的效果。其二，为了更好地在世界史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教师必须认真备课，查阅大量的外文资料，能够及时了解国外前沿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自身的外语水平以及专业素养，为进一步提高学科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2.提高教学科学性的需要。在世界史学科中推行双语教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学科的严谨和科学。和其他学科不同，世界史的内容涉外性强。它包含国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其国外元素的成分和国外影响的程度都比其他课程要高得多。这种学科特性决定了世界史课程最适合双语教学。唯有通过双语教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准确地理解国外知识，也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洞悉到同时代国外学者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水平。
（三）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良好的国际沟通能力成为新世纪人才的必备素质之一。学生除了能够进行基本的语言沟通外，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全球视野，能从全人类利益、全球观点出发考虑问题，理解、关心并且宽容不同的文化，能从多元文化的角度理解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习俗、价值观、世界观等，藉此减少文化冲突，增进国际合作。
目前的世界史课程主要是讲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涉及地球上众多民族的衣食住行、宗教、艺术、文学、社会变革等内容。通过用双语讲授这些国家、地区的历史，受教育者可最大程度上学习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准确地了解和理解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了解和理解世界上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认识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具备不同的文化，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理应相互宽容理解，理应和平共处，惟其如此，世界才能和谐。由此使得受教育者具备开放的胸襟，逐渐形成全球意识。简言之，一个没有世界史知识的国民不会具有完善而敏锐的世界意识，在人格上也必然存在缺陷。选择世界史的内容进行双语学习，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成为适应未来社会的公民具有重要意义。
二、世界史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尽管中国政府明确支持开展双语教学，尽管世界史学科本身具有开展双语教学的内在特质，也有利于培养新世纪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以中国著名英语专家包天仁教授为代表的许多专家学者并不看好中国的双语教学活动，他们除了对有关双语教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心存疑虑外，更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开展双语教学的条件。那么，中国高校的世界史学科是否具备了开展双语教学的条件？
（一）宏观上
从宏观上看，21世纪的中国开展双语教学，已经具备了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有大量国内外科研成果的理论支持；二是有众多国内外双语教学的具体实践经验可供借鉴。
1.国内外科研成果的理论支持。在双语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很多学者对双语教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产生了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双语教学是否损伤汉语教学和学科教学。对此，国内外的理论研究表明，只要方法得当，双语教学不会损伤汉语教学和学科教学。
以克拉申的“监控模式”、斯温的“第二语言假说”、罗德·埃利斯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奥德林的“语言迁移理论”等为代表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认为，双语教育可以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效地习得双语知识与双语能力，由此阐明了双语教育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思想库模式的研究表明，尽管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保持着各自的特征，但是两种语言的表现取决于大脑中共同的语言能力，它们的运作方式源自同一个“思想库”。两种语言共同刺激了思想库的成长发育。国际著名双语教育研究专家柯林·贝克经过研究指出，通过双语教育使学生习得两种语言，不仅不会影响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反而有助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
2007年12月3日，在湖南省首届双语教育实验学校座谈会上，中国著名学者、山东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姜宏德研究员经过多年的双语教学实验，认为双语教学有助于大幅度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外语的能力，有助于促进学生各学科学习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而不会影响学生母语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王斌华教授则根据对日本加藤学园实践双语教学的研究，得出以下看法：在截然不同的东方语言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实施双语教育是完全可行的。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而且能保持学生的母语发展和学科发展。不仅如此，添加性双语教育能够促进学生的母语水平，因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不可能取代学生的母语。国内外的理论成果清楚地表明，双语教学不会损伤汉语教学，也不会损伤学科教学。世界史学科从理论上具备了推行双语教学的条件。
2.可资借鉴的国内外双语教学实践。中国目前进行的双语教学，除了既有的理论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国内外实践层次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世界史学科顺利推行双语教学提供了条件。
就中国而言，维新运动时期筹集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筹建于天津的西学学堂和上海的南洋公学均实行过双语教学；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培养双语理工人才，当时的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均以北京大学为楷模，先后成为我国重要的文理双语人才培养基地。鸦片战争后，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根在国外，权在教会，西人为主，外国方式”，均推行双语教学。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也开展了双语教学，并获得了成功。解放初到前，我国则培养了大批通晓汉语和俄语的双语人才。
就国外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其中，瑞士、新加坡、卢森堡等国家实施了“三语”教育和“四语”教育。它们在双语教育的办学规格、师资素养、教学方法、课堂管理、学业评价等方面，已经形成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参照。特别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的“沉浸式双语教育”，不仅在加拿大得到了肯定和发展，而且先后被借鉴到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芬兰、日本、瑞士、新西兰等许多国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
（二）微观上
从微观上看，无论是从师资、学生水平，还是从教材建设、教学模式等方面而言，世界史学科也具备了推行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首先，师资方面，中国每年派往欧美国家大批留学人员，同时有大批留学人员回国并从事高校教学工作，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双语教学师资力量。具体到世界史学科而言，由于专业的特性，在著名高校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的教师大多有出国留学、进修、访问的经历，他们既有世界史的专业知识，又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有能力承担双语教学的重任，由此保证了世界史双语教学是切实可行的。
其次，学生水平方面，虽然中国的很多学生在表达和听力方面有些困难，但水平已经在步步提高，正在逐步具备双语教学的听课能力，在大二学生中经过适当选拔作为试点班开展双语教学是完全可行的。
再次，教材方面，国内各出版社从国外引进大批原版教材，为我国高校各学科开展双语教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此外，众多出版机构已经出版或者正在筹划出版一些较高质量的双语教学实验教材；上海和广东等省市的部分学校组织双语教师把用汉语编写的教材翻译为英文教材，以此来满足双语教学所需。这些来源各异的双语教材都可以为世界史学科开展双语教学提供条件。相比其他学科而言，世界史学科较易解决教材不足的问题。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国外学者用本族语言编写的历史教材引进来，有选择地加以筛选利用即可。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双语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最后，教学模式方面，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学界都提供了很多的双语教学模式。早在1993年，柯林·贝克在综观国外双语教育的实施现状基础上，提出了十种双语教育模式，即弱式双语教育和强式双语教育。中国现行的双语教学实践中，基本采用全英语沉浸式双语教学和半汉语/半英语沉浸式双语教学两大类型。具体学校可根据本校师生的具体情况而灵活采用上述不同教学模式。
新世纪有新要求，高校世界史学科不仅有必要推行双语教学，而且也基本具备了开展双语教学的各项条件。只要方法得当，双语教学会在世界史学科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董霄云.探析文化视界下的我国双语教育——基于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新加坡四国双语教育的国别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2]王莉颖.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外双语教育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旨在回答发展的目的、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由于发展观不同，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等也不同，从而影响人们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方针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和态度，它的形成和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历史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它深入植根于唯物史观的沃土之中，它是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与历史唯物论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科学生产力论
科学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立论基石。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因。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将这一思想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是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共产主义是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团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因此《共产党宣言》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唯物史观的这一思想，并根据当代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丰富了此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要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在这里，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生产力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人民主体论
历史唯物论历来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而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要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强调的人是人民群众，这里强调的“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以人为本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尊重人，就是尊重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同以往一切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些思想表明，科学发展观把人(人民)作为本，作为发展的目的，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以人民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发展观的这些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既相一致又与时俱进。
第三，以人为本与群众利益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的第一历史活动——生产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人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一定利益，只有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实现人的物质利益，人才能创造历史。因此，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物质利益是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可见，物质需要是生产劳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生产劳动的目的和动力，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丰富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科学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求不仅仅指物质生活要求，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只有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谋发展、促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历史辩证法
唯物史观不仅坚持历史决定论，肯定科学生产力和人民主体论，肯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终极推动作用，而且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发展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它蕴涵着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等体现并丰富了历史辩证法思想。
第一，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它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的问题而形成与确定的。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时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更为复杂。面对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意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境、各个方面相协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立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根据新的需要，它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历史辩证法认为，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社会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有机整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由各个子系统之间在动态中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作用中推动的，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需要协调、统筹地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内部及其彼此之间多方面的矛盾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体现了这一历史辩证法思想，并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丰富了这一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系统论的观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注重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社会历史矛盾的解决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历史辩证法认为，在解决社会矛盾时，要根据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特点，既要全面看问题，又要重点地解决问题，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发展的观点，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和重点论是密切联系的。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重大进步。全面发展观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同志代表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指出：“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上述论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辨证统一的唯物辨证论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阐明社会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思想，同时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而且自由王国的到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然要与他人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这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
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了唯物史观这一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的利益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首先，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指在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素质，实现人的整个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一个人如果只注意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而轻视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健全的，如果发展也很难实现真正全面的发展。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进步；既包含了物质需要增长，也包含了民族精神的不断更新和人文精神的不断丰富。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确立与落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为人类美好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理论贡献，提供了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2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72.
〔3〕〔5〕人民日报〔N〕.2004—02—29.
摘 要：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范蠡在治国和经商中的重要思想，留下许多很有价值的经商理论。文章就《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商业经营理论进行了专题研究，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进一步深入分析论述了范蠡的商业经营观及其产生的深远意义。
中图分类号：G2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1-0135-03
作者简介：蔡杰（1976-），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
范蠡是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其思想博大精深，已经渐为学术界所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范蠡：“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范蠡睿智的一生造就了他的传奇色彩：为国，他是一个奇谋兴国的良将；为商，他是三致千金而富甲天下的商贾；为人，他是察微知著的谋士智者。范蠡的奇谋妙策为现在人们从政、经商、知人善任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启迪。
在我国，各个时期的学者对范蠡思想的研究内容都是十分丰富的。1963年，关锋先生在《范蠡的哲学思想》[1]一文中对范蠡的思想就有明确的论述。1980年，《中国思想史纲》中增加了范蠡思想部分。1995年，魏启鹏先生则在《范蠡及其天道观》中展示了范蠡思想的博大精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写道：“从春秋到秦汉的学术史、思想史上，范蠡都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巨子”。[2]而在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编第六章第五节“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的表现”中，同样对范蠡的哲学思想作了精辟的评述。
随着学术界对范蠡思想认识的深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范蠡商业经营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对于他的商业经营理论，《史记・货殖列传》中又作了高度的概括，笔者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范蠡的商业经营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具体观点如下。
1 《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的商业经营理论
1.1 《货殖列传》与范蠡其人
《史记・货殖列传》是《史记》中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人物传记，也是体现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范蠡则是其中之一。“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也就是利用货物（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进行相应的商业经营活动，从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和利润。但在《史记》中，“货殖”不仅包括了货物（商品）的经营，而且还包括了当时的手工业、农业、牧业、渔业、矿山等多种行业的经营在内。
众所周知，在历史文献中，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使用计然的治国谋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得越国民富国强，从而称霸中原。其后，他意识到勾践此人不可同富贵，便顺应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天时”，弃官从商。在齐国，范蠡运用计然之策，用很短的时间，便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其后，他几经辗转，最终选择了山东定陶，《史记》中载：“天下之中，诸侯四通”[3]，从而获得商业经营理论中的“地利”，得以家财富可敌国。由此可知，《史记》中范蠡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特别是货物（商品）交易中，首先要具备的条件就是交通便利。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便利，四通八达，即处在齐、鲁、宋、卫等诸侯国的交通枢纽，同时，距离晋、楚、越等诸国也并不远，正所谓“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4]果不其然，范蠡迁到“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的陶地后，审时度势，抓紧有利时机，妥善经营，富甲天下，又几散家财，“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5]，成为一代遐迩闻名的商圣。
1.2 《货殖列传》中范蠡的商业经营理论
在范蠡经商的过程中，他运用计然所授之策，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经营理论，为他以后的经商活动带来了无尽的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宝贵经验。笔者通过对《史记・货殖列传》中计然之策的分析，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将范蠡的商业经营理论大致概括为：分析预测、质量保障、资金流转、商业经营、价格策略等五个方面。
1.2.1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分析预测理论。由《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可以知道，范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在商业经营中，市场的供求变化与价格的涨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商人对于市场的分析和预见，也就是商业经营中的分析预测理论。告诉人们在干旱的时候，就要准备船只，以等待水涝的时候使用；而在洪涝来临的时候，则要准备车辆以等待干旱的时候使用。同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间接地强调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善于运用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应用在变化万千的商业经营之中。
今天商业经营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在市场经济下，商业经营的货物（商品）必须要适应市场，这就要做前期的市场分析和市场预测，然后再将货物投放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最终使货物适应市场需求。商场如战场，分析预测市场，把握先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获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市场的供求变化和价格的涨落进行充分地调查分析，并做出相应的预测，然后采取比市场变化和价格涨落先行一步的措施，才能获得丰厚利润。就像《货殖列传》中所载的那样，旱时准备船预防涝，而涝时则准备车预防旱。
1.2.2 “务完物”的质量保障理论。质量保障，是今天商业经营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货殖列传》所载的“务完物”可以看到，范蠡在商业经营中对商品质量务求完美无缺的经营理念和今天我们要建立的质量保障体系是相同的，只有确保了货物（商品）的质量，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才能使商业经营的诚信得以提升。两千多年前的这一理论，也正是每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所追求的目标。同时，《货殖列传》记载的对商品经营中质量保障的理论，也有助于增进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范蠡所提到的务求保证货物的完整，也就是说只有保证了货物的质量，才能获得利润。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的日常消费对生产、生活以及饮食的质量要求很高，自然就会对质量好、价格适中的产品表示关注，同样这样的产品也就会热销，给商业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也正是人们对货物质量的期望。相反，那些只为挣钱，不讲道德，不求质量，甚至制假造假的商家，早晚会被市场所惩罚、淘汰。
1.2.3 “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商业资金流转理论。《货殖列传》载“无息币”，范蠡认为在商业经营中，资金的流转是关系经营的一件大事，应该做好前面所讲的各方面理论要求，加速货物（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流转，以避免商品的积压，或者货币的长期占用，真正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在“无息币”理论应用过程中，范蠡还提到了两个措施，其一就是坚持“务完物”的质量管理，保证货物的完美无缺，使购买者满意，这是商业经营的基础；其二则是要坚持“无敢居贵”的薄利多销的理论，告诉人们不要贪图一时丰厚的利润，而失去商机。把握好买卖时机，抓住有利的商业机遇，使货物尽快卖出，保证钱币的流通，薄利多销同样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
1.2.4 “择人而任时”的商业经营理论。在现代商业经营的过程中，个体的能力和力量都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我们选择合作伙伴和雇员，同时，也要挑选适时的交易时间。《货殖列传》中所载的范蠡“择人”理论，主要是强调人的职业道德和人品，他认为“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真正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在商业经营中把生意交给合作伙伴或雇员，就应当对其信任，就算有什么过失，也不应责备。正是这种信任，才使范蠡在用人过程中高于别人，使他的商业经营越做越大，从而富甲一方。同时，“任时”强调的是对贸易时机的预测。只有把握好货物交易的时机，才能使货物在买卖过程中获取最大的利润。然而，“择人”与“任时”两者之间存在有机的必然联系，即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而放弃良好的商业机遇，更不能为了有利的商机而追逐钱财不顾他人。在现代经营过程中，如果做到用人的适度，加之把握时机，相信同样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1.2.5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价格策略理论。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即在商品经营的过程中，通过对市场供求变化的深入分析，可以预测货物（商品）价格的高低，从而决定在货物（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买卖货物（商品）的良好时机。而对于价格贵贱的变化，范蠡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价格的浮动应当有一个幅度或一定的限度，即“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八谷亦一贵一贱，极而复反。”[6]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范蠡主张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要看准买和卖的时机，运用“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理论，保持货物价格的灵活变动以获取利润，这就是范蠡的价格策略理论。
以上是笔者对范蠡商业经营的理论进行的简单概括，作为范蠡商业经营中的主体，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同时也是相互影响的。在商业经营中，必须做到统观全局，把握时机，才会使自己的商业经营立于不败之地，范蠡是这样理解计然之策的，也是这样去做的。在范蠡的商业经营理论基础上，笔者结合相关资料，对范蠡的经商观也进一步做了深入探究。
2 《货殖列传》中范蠡的商业经营观
2.1 范蠡商业经营观的确立
在范蠡的商业经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套关于对经济市场中分析预测与价格策略的商业经营理论，其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都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的农业生产与天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和岁星（即木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周期一致，即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其余为平年。范蠡正是依据这样的理论对农作物的供求变化和货物价格涨落进行预测，从而确定自己的商业经营观。
按照《货殖列传》中的记载，范蠡运用计然七策，先帮助勾践安邦定国，然后自己才治产经商，他的商业经营理论在当时已经相当的完备和系统，以至于他在“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后来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7]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治国到治家，范蠡可以说是处处都在运用他的这套商业经营理论。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范蠡的商业经营理论成为许多商人在经营中的法宝，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同时，这也是范蠡对商业经营中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总结。
2.2 范蠡的商业经营观
范蠡商业经营观的重要内容是他根据商品流通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了相应的积极主动的商业经营方法。他认为：商业生产和物货流通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市场对货物的需求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会有不同的要求，而商业资金周转的快慢则对商业经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通晓商品流通中的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的商业经营方法才会获得丰厚的利润。为此，范蠡总结了商业经营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商业经营观――积著之理。
2.2.1 积著之理。“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8]这是范蠡把他对商业经营规律的认识与商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务完物”反映了商业经营中货物质量的好坏对商业经营利润的重要作用。“无息币”则表现了商业经营资金的周转对实现商业经营利润的必要性。而“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则体现了商业经营要根据货物的性能和特点采取相应的营销措施。在范蠡商业经营观中，他还特别提出了要根据货物价格的变化规律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加速货物的流通和资金的周转，以获取高额的商业经营利润。范蠡的这些商业经营观充分体现了他在商业经营中的主张，即：销售货物的优质低价和销售利润中的薄利多销思想，反映了他善于根据经商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管理思想。此外，范蠡还根据人们对货物的需求，提出了货物的储备思想，做到“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9]
2.2.2 待乏之理。在对范蠡商业经营观研究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待乏之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对利润的追求，在商业经营的方法上也基本上没超出“贱买贵卖”的经济思想范畴。但他却不同于一般奸商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的思想，他所提出的“待乏”和“积著之理”观念，仍是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进行的。当市场销售的某种货物价格下降，则表明该货物已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范蠡采取“贱取如珠玉”的经营观则利于货物价格的回升；如果市场中某种货物的价格上涨，则表明该货物已供不应求，此时如果大量卖出这类商品，不但会缓和市场的供求矛盾，而且会促使该货物价格回落。范蠡的这一商业经营观是在市场供过于求时买，在市场供不应求时卖。所以对于调剂市场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有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这也体现了范蠡在经商中，客观上为国分忧、为社会担责、为人们谋利的很高的思想境界，这也正是他在经营中屡屡取胜的可贵之处。
2.3 范蠡的商业经营观的局限性
每件事物都有两重性，范蠡的商业经营观也不例外，受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以及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范蠡的商业经营观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在：①范蠡把自然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混为一体，反映不出经济发展规律中的特殊性。虽然他在商业经营中发现并运用了规律的客观性，但他却不能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我们在现代商业经营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也是必须注意的。②范蠡把农业的发展和货物的流通变化与天体的运行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他在商业经营中的“循环理论”带有极大的唯心主义成分，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使范蠡对天体运行与货物流通变化产生错误的认识，误认为自然界中某些现象与商品交易产生巧合是有规律可循的，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范蠡商业经营观局限性的一部分。
3 综述
以上两项内容是笔者对《史记・货殖列传》中范蠡商业经营理论以及范蠡商业经营观的分析和探究，由于条件所限，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分类完善和深入研究。
但就本文来说，笔者认为范蠡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作为商业经营思想的指导，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规律，采取相应积极主动的经营举措，从而把客观规律与商业经营观念有机联系起来，在商业经营中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对现代商业经营思想的确定将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同时，范蠡的商业经营观念也为现代商业经营理论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他在供求不断变化的市场运作中，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为调节市场，顾全大局，该收则收，该放则放，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国分忧、为社会担责、为人民谋利的作用，这也是当今商家应具有的经营道德和理念。
参考文献：
[1] 关锋等.春秋哲学史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81.
[2] 魏启鹏.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范蠡及其天道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6.
[3][4][8] 司马迁（汉）.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2461-2482.
[5][7] 司马迁（汉）.史记・越王句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99：1421-1433.
[6] 袁康等（东汉）辑录.越绝书全译・第十三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