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一特定译作而言，与之发生价值联系的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会与译作形成价值关系。因此，译作除了与其译者形成价值关系外，还与其读者形成了价值关系。就后一类价值关系而言，有多少读者就理应有多少种价值关系。在围绕译作所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中，译者与译作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种，因为译作主要是为读者而不是为译者准备的。译作与其读者尤其是与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译作与上述个体和群体所形成的众多价值关系，翻译文学批评都有关注的必要和责任，从而也形成了翻译批评的不同方面。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翻译文学批评所关注的价值关系，往往不是译作与个体读者的关系，因为每个读者的修养、阅读目的、情趣等不尽相同，批评者很难对他与译作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关系进行评判，即使能够进行这样的评判，评判的结果往往也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然而，一部译作与其庞大的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常常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也自然成为翻译文学批评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翻译文学批评所要评价的价值关系，主要应该是译作与其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而非译作与个体读者或译者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主体主要是读者群。翻译批评要评价的价值关系，应该是译作与其读者群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即看译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群的需要，尤其是译作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显然，翻译文学批评主要不是评价译作与译者的价值关系，也不是评价译作与某位特定读者所形成的价值关系，而往往是评价译作与广大读者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既然如此，译作与众多的价值主体所形成的多种价值关系中，广大读者所构成的价值主体才是翻译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主体。《引论》没有专门论述翻译文学的价值主体，但在论及评价的结构时指出:“价值关系是评价的客体，而价值关系又是由价值主体(译者)和价值客体(译作)组成。”(吕俊，2009:56)在论及严复的《天演论》时，《引论》明确指出:“严复的这些翻译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他作为译者是该项活动的价值主体，他的诸多译作就是价值客体。它们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吕俊，2009:57)尽管《引论》认为译者是价值主体并没有错，但将译者作为翻译文学唯一或最主要的价值主体却是不尽合理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主体是价值关系中客体属性满足其需要的那个(类)人。译者能阅读原文，从包括阅读在内的许多角度讲，译者并不需要译本。译者从事翻译，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读者是译本价值的重要主体。关于这一点，《引论》其实是不否认的，因为作者对严复《天演论》译本影响巨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译本读者的反应上:“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对社会进步和后来的百日维新等变革活动有理论的指导意义，我国学者曹聚仁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说他在20年中所读五百多种回忆录中，很少不受严译《天演论》一书影响的。可见其影响之巨。”(吕俊，2009:57)尽管《引论》随后指出，“评价者可以根据译文的内容与译法，文本选择与增益削删的情况同原文进行比对，并阐明译者这样做的目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他自己所设置的目标，即满足了他的需要，达到了他的目的”，(吕俊，2009:57)以此来说明《天演论》译本对译者严复的价值虽然不无道理，但将严复《天演论》译本的价值仅仅局限在证明译者无论是“拟译原文选择”，还是“故意没有采用近世利俗的文字，而采用秦汉文辞句法”，“达到他启蒙的目的”，(吕俊，2009:57)显然是偏离了翻译文学批评的要害。不仅“他的译作得到社会的肯定”说明，《引论》作者在评价《天演论》“影响之巨”时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社会”，而且其他学者在评论严复的这部译作时也是将当时的广大读者视为价值主体。例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作者认为:“……‘严译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的《天演论》，像平地一声春雷，震惊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郭延礼，1997:10)可见，深刻认识价值主体，准确判断特定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这对翻译批评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同的价值主体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为评价活动提供不同的价值尺度。评价过程中价值主体的易位或改变必然带来评价的错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结论及其有效性。
2．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对于同一价值关系，不同的评价主体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翻译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定的评价活动也不例外。因此，深刻认识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翻译文学批评，也能使我们在进行翻译文学批评时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评价主体是价值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我国学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观点。冯平(1995:36)认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逻辑上是不同的，价值主体属于评价客体中的一部分。在事实上，两者既可能是合二为一完全重合的，也可能是部分重合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不重合的。”阮青(2004:88－89)也持相同的观点。马俊峰(1994:125)则持不同的观点:“评价的对象是价值，价值就是一定事物(价值客体)对人(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关系，评价主体往往同时又是价值主体，二者往往相重合(或部分重合，或完全重合)。”他也在新近的著作中重申了这一观点。(马俊峰，2012:246)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论述评价时并没有明确阐释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李连科，1991;邱均平、文庭孝，2010;李德顺，2013)马俊峰(1994:137)认为，评价主体从数量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众所周知，个人作为评价主体所做的评价，既包括群体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也包括个人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就后者而言，评价可以是针对自己的，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重合;评价也可以是针对另一个体，这时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完全不重合。因此本文认为，在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冯平的观点无疑是更为深刻的。与其他评价活动相似，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可能完全或部分重合，也可能相互分离。在评价活动中，“评价的标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评价主体所把握的、所理解的价值主体的需要。”(冯平，1995:35)这就是说，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不同，评价结论也会随之不同。由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在完全重复、部分重合和相互分离的三种情况下，评价主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认识和把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评价活动中区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翻译及其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引论》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多重价值关系，认为作者与其作品构成了一种价值关系，译者与译作“构成了第二层的价值关系，即译者成了翻译活动的价值主体，译作是他的价值客体。
最后，当我们再对这部译作进行评价时，又构成了一个新的价值关系，即以我们作为评价主体而译作作为价值客体的第三层的评价活动，其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吕俊，2009:29)既然译作“价值体现已是该译作对我们而言的意义了”，那“我们”自然就是译作与“我们”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的价值主体。与此同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的论述又说明，作为价值主体的“我们”同时也是评价主体。由于“我们”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因此上述论述中“我们”同时作为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这种关系应该属于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三种关系中的前两种，即二者完全或部分重合。由于这是《引论》所提到的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之间唯一的关系，因此无意中就排除了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情况。忽视或轻视翻译文学批评中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往往会导致评价过程中评价标准的变换，从而使得评价结论难免不失偏颇，也难以完全服人，这一点在前些年对严复《天演论》译本的评论中比较明显。“他翻译的是当时西方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周笃宝，2000:29)“严复以‘汉以前字法句法’迻译《天演论》和译文应求‘雅’的译论，向来受到后人批评……”(王克非，1992:9)试设想，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如果不“刻意摹仿先秦文体”，他的译本能为当时的读者欣然接受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天演论》在民族危亡关头受到重视与好评，既有其内在的思想因素，也不能忽视其“先秦文体”的作用。如果我们一方面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同时却认为帮助译本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体“显然不妥”，这不仅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而且也让读者感到困惑和茫然。之所以对同一译作的评价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评价主体对译作所构成的两种价值关系同时进行评价。当我们谈到这部译著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指译作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当时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而非译作在当代的影响，因为《天演论》早已退出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它与现代的广大普通读者并没有构成价值关系。在肯定《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是评价主体，潜意识中的价值主体是当时的读者。如果我们诟病严复所采用的“先秦文体”，我们评价的是《天演论》与当代普通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而非它与当时的读者所构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蔡元培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罗新璋，1984:151)在评论《天演论》的巨大影响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即当时的读者分离的;在诟病《天演论》的“先秦文体”时，“我们”作为评价主体是与译作的价值主体部分重合的。忽视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分离(既包括实体上的分离，也包括逻辑上的分离)，也表现在我国翻译界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评价中。
柳宗元的《江雪》是我国古诗中的名篇，中外都不止一位译者将其译成英语。我国译者中尤以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受到高度评价。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译者，其译文各有千秋，但从“格式塔意象再造”模式下传递出的意境美角度来审视，笔者认为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更胜一筹。从整体译文来看，WitterBynner的译文几乎完全遵从原诗的语言成分，在译文中进行复制式的形式对应，却未充分考虑原诗语言之外的美感因素，结果未有效再现原诗的意境美。(辛红娟、覃远洲，2012:95)朱小美和陈倩倩(2010:106)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此外，本文作者于2006初做过一个小型讲座，对象是三名美国西肯塔基大学交换生。讲座中提到《江雪》的三种译文，即许渊冲、WitterBynner和GarySnyder的译文。在准备讲座时，笔者仔细比较了三种译文，形成与辛红娟和覃远洲基本一致的观点。讲座中问及最喜欢哪个译文时，三个美国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WitterBynner的译文。虽然这三名交换生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英语读者对这三种译文的看法，但他们的观点无疑折射了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第一反应。毫无疑问，我国翻译界《江雪》英译文的评价者虽然也是该译文的读者，构成其价值主体的一部分，但中国古诗的英译首先和主要是为满足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因此我国的评价者或评价主体并不构成该诗译文的主要价值主体。由于评价尺度来自价值主体的需要，因此价值主体主要成员的需要自然成了评价尺度的主要来源。然而，《江雪》英译文的我国读者与外国读者由于文化背景、阅读动机等差异，其作为价值主体的需要也不同，因此以只占价值主体小部分的我国读者的需要作为评价尺度，评价结果难免与中国古诗英译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江雪》的英译，我国学界对《红楼梦》两个完整译本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所以，评价者只有明确区分译文的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评价结论才有可能更接近译本接受实际。
3．结语
国家教育部于2007年组织有关专家制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翻译教学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达到以下最低标准：遇到熟识的题材，能利用工具书完成汉英互译，且译文基本忠实原文，其中，汉译英达到250字/时，英译汉达到300单词/时。[8]然而，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重听说读写，轻翻译，使得翻译教学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一）外部问题1.CET4和CET6指挥棒的作用。四六级考试出现翻译题型始于1996年，但是此部分所占分值少，难度较小，因此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9]久而久之，在四六级考试指挥棒的误导下，教师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教翻译，学生也缺乏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12月CET4和CET6进行了改革，首次将段落翻译作为一个专门的题型进行考查，翻译材料选材广泛，牵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此次改革明确了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必将推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研究和发展。2.缺乏专门的翻译教材。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未为非英语专业学生订购专门的翻译教材。非英语专业学生多数只有读写和听说教材，教材很少对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系统的讲解，翻译部分基本以课后题的形式出现，且多是简单机械地巩固已学的词汇，因而并不能称之为翻译。
（二）内部问题1.教师方面。一是很多大学英语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欠缺。他们未系统学习过翻译理论知识，而且毕业就从事教学工作，实战经验不足，因此翻译教学只能照本宣科，不能给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二是教学方法陈旧。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但教师很少给予理论指导，而是偏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讲授。课堂上，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做口头翻译，或给出译文让学生自己检测，但学生的翻译能力并未因此得到较大提高。此外，课后翻译作业也往往强调无语法和词汇错误，很少关注语篇连贯、逻辑清晰等因素。2.学生方面。一是对翻译不够重视。很多学生认为听说读写是关键，翻译无关紧要。因此，在翻译学习中，部分学生缺乏兴趣，处于被动地位，从不主动探索。二是缺乏跨文化和语用意识。很多学生片面地认为翻译就是字对字、词对词的转换，因此只要掌握语法和词汇就足够了。但是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如果只重视语言形式的对应，翻译出来的句子可能佶屈聱牙。同样，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一词多义现象，需要学生多积累、勤思考，才能译出准确的译文。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之处如此之多，引入有效的翻译理论对其进行指导，从理论高度设计出合理的教学体系刻不容缓。
二、语用翻译理论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解释力
作为一种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理论，语用学不仅关注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还关注受话者对信息的理解和转化。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既关注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也关注译者在译文中表达原文意义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两者具有共同的关注对象。[10]正如吕俊所说，语用学与翻译结合，让译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翻译中的问题，从而为翻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11]将语用学理论，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引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将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教学提供指导，从而克服以往教学中的各种不足。
（一）指示语与翻译教学言语交际涉及两个过程，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和听话者对信息的理解，指示语在这两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根据语境、说话者、受话者等因素，推理出指称与所指的关系，同时注意文化、社交的适当性。例如，ShortlybeforeCongressmanJamesLangevincasthisvotelastmonthtorelaxfederalrulesonfundingofstemcellre-search,theRhodeIslandDemocratstoldhiscolleges…。原文中的theRhodeIslandDemocrats根据上下文指的是前文的JamesLangevin，翻译时若将其作为他人处理，译文将与原文相悖。指示语的意义离不开语境，教师应启发学生关注语境的意识，切不可过分注重字面意义而造成译文对原文的偏离。
（二）语用预设与翻译教学语用预设对翻译过程有重要影响。从翻译角度看，预设对语境具有敏感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坚守以前实践中形成的预设，而应该考虑到当前的语境因素，形成恰当的译文。例如看到game这个词，译者首先会利用之前形成的预设将其翻译为“游戏、比赛”，但是在新的语境中game可形成新搭配，从而具有新的外延。如，“Gametheoryisthescienceofstrategy”，应当译为“博弈论是有关策略的科学”。
（三）会话含义理论与翻译教学会话含义理论要求翻译时，译者始终忠实于原文的会话含义。具体说来，合作原则对翻译规定了特殊的要求：量的准则规定译者不得毫无根据扩充或节减原作内容；质的准则表明译者应忠实传达原作信息，切忌错译、乱译；关联准则强调译者应注重两方面的关联：原文上下文的关联和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联；方式准则规定译者用精炼清晰的语言传达原文内容，不允许隐晦难懂。[2]但是，有时为了修辞的需要，说话者常常有意地、巧妙地偏离合作原则，从而产生言外之意。在此情况下，如果原文背离了合作原则，译者翻译时也需要相应地背离，至于语用意义则留给读者去推理，译者无需代劳。如：A：昨天晚上吃的什么？B：就吃了些东西。B的回答明显背离了“量的准则”，因为其传递的信息显然不足，语用意义是B不愿意告知A相关信息。翻译此对话时，译者即使知道乙晚上吃的是什么，也应把乙的话直译过来，切不可画蛇添足。
（四）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教学言语行为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透视一定语境下的言外之力，进而用明晰或隐晦的方式构造表达同样言外之力的译文。例如：“Saturdaymeantmostadultswereathomeontheroute.Sowereschool-agedchildren.IthoughtthismightmeanmoreexchangesasImadetheroundstoday.”文段描述的是垃圾工人的心理活动，从上下文信息可知这是垃圾工人苦中作乐的美好想象。“madetherounds”、“moreexchanges”可分别翻译为“挨家挨户收垃圾”、“搭上几句话”，从而将原文的意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五）礼貌原则与翻译教学礼貌原则提出了交际者应遵循的六条小的规则。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致使人们对礼貌的领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人被夸奖时，很自然地会回答：“惭愧，惭愧！”如果直译成“Ifeelashamed”，英美读者将稀里糊涂；如选用归化策略意译为“Thankyou!”，则变得规范地道。礼貌原则对翻译教学的借鉴意义为：教师课堂上应适时引导学生弄清中外表达礼貌方式的差异。分清哪些礼貌信息是原文的重点，因而译文中必须很好地体现出来；哪些不是原文的核心，并且直译会让读者不知所云。前者通常选用异化策略，而后者多选用归化策略。
（六）关联理论与翻译教学假设S是译者对原文的解读，T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解读。根据关联理论，成功的翻译应是T=S，但是实际翻译中译者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12]翻译要考虑两个层面关联性的对应：原文和译文的关联以及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关联，尤其后者是译者努力的方向，即使译文读者付出较少的努力获取与原文读者一样的语境效果。为此，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把英语学习当成认知过程，还要鼓励学生寻找关联，并把此当做学习的目标。[13]例如，翻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译者不仅要通过认知推理得知它的真正含义———化词汇的形象与语用含义关系不大。如果把“瓜、豆”的形象传达出来，将让读者无法理解。所以，译文应把原文的暗含信息翻译出来，即，“Asyousow，youwillreap.”
（七）顺应理论与翻译教学从顺应理论出发，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解释翻译过程，即译语要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翻译的动态过程，且这一过程是有意识的。[2]语境关系顺应强调，译文读者有着与原文读者不同的文化心理、社交规范等，因此翻译时要选择顺应译文读者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表达。语言结构顺应强调，译语与原语在语码、语体、词汇等方面存在差异，翻译要选择符合译语语言结构的表达。动态顺应强调，译语不能只顺应语境关系或语言结构，而应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顺应。
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学体系是当务之急。结合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在语用学翻译理论指导下，现提出如下教学体系。
（一）丰富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水平传统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翻译教学的要求，刻板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为了更好地驾驭翻译课堂，教师必须先提高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即扎实的翻译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水平缺一不可。为此，教师应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成立翻译研讨小组，每周至少开一次研讨会，互相交流翻译教学和科研心得，提高理论修养。其次，积极寻找机会，从事翻译实践工作，丰富实践经验。
（二）传授语用知识，增强语用能力语用学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脱离了语境，翻译这种输出型活动的正确性和得体性就无法实现。所以，教师在翻译课堂上应有意识教授学生语用知识和能力。正如冉永平所说，语用能力或知识是可教的。[14]首先，教师不仅要强化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要有意识培养他们的语用能力，鼓励他们在翻译中自觉掌握和运用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关联理论等语用翻译理论，避免产生误读和交际失败。例如，公司每年生产10万只玩具。译文1：Thecompanyturnsout100,000toyseveryyear.译文2：Theannualoutputofthecompanyis100,000toys.此例教师可启发学生关注语境因素。根据顺应翻译理论，为了得体，译文需要追求语境关系顺应。如果是日常语境，译文1较为合适，但如果是商务场合等正式语境，译文2则更合适。其次，创造合适语境，组织互动式活动，通过反复练习达到理解和掌握目的。例如，miss这个单词可有不同的含义。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创设语境，如在等车的场合，“Imissthebus”,表达的是“错过”的意思。
（三）输入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意识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不容忽视。在运用礼貌原则、关联论、顺应论等理论指导翻译时，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合理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首先，教师应积极向学生输入西方文化知识，并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其次，鼓励学生课下看一些英文读物或电影，要求以读书报告的形式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最后，启发学生用目的语思考，发展学生的移情，引导他们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文化，从而避免母语的干扰。例如，“望子成龙”，直译过来是longtoseeone’ssonbecomeadragon。但是这一译文无法为外国人接受，因为龙虽在中国是吉祥物，在国外却被视为凶恶残暴之物。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译文要能使译文读者在付出较少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到一样的语境效果。所以教师可引导学生用归化的方法翻译此句，即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
（四）检测语用文化知识，规范评价尺度测试形式和内容易影响包括翻译教学在内的语言教学，但是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以及文化知识等很少出现在外语测试中。为了更好的评价学生的翻译水平，并用评价结果来指导翻译教学，在考试中应加入语用社交等方面的内容，检测学生语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可给出原文，让学生在各种语境中选出或给出准确的译文；也可考查案例分析题，让学生分析其中的文化冲突。
四、结语
关键词：功能理论；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
引言：功能翻译理论是上个世纪中期兴起的一个翻译学分支，在这一理论中通过从译者角度的研究，将翻译的内容分成了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两类，而在这两种翻译类型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区别。
一、功能理论下翻译的概念
自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一大批翻译学家将翻译定义为一种符号转换成另一种符号的过程，同时从语言的结构学以及语法转化对于语言结构的影响等着手分析，通过对源语以及译语之间在语法的对应以及转化上的研究，证明翻译是一种将源语转换成一种相对应的译语。但是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够通过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清楚，一部分的翻译学家开始从其他的方向开始研究翻译学，所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功能理论在翻译学中建立起一套新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的主旨在于将翻译从原文中剥离出来，专门从翻译者的角度进行研究，将翻译当成是一种考虑目标读者或者客户的行为，使得翻译不再是与原文对等语言，而功能理论在进行文学类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区别的研究中也提供了大量有力的理论根据[1]。
二、基于功能理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本质差别
（一）在功能方面的区别
文学类的翻译与非文学类的翻译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与其功能的不同，一方面文学翻译更加的偏向于翻译的艺术程度，比较注重在翻译时保留原文中语言的华丽词汇，是一种表现性的翻译，所以在进行翻译时通常都是一些文学类的作品。在这一类的翻译中语言并非单纯的是一种带有信息的符号，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这样的作品是通过文字将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感受以及一些描写出来的画面传递给读者，使其接收到作者的感情以及思想。所以使用清楚明确的语言将原文的内容表达出来只是翻译的最低标准，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则需要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对于原文中的内容表达清楚，同时也要将原文所传递出来的情感以及思想同样要用另一中语言再次表现出来，能够使翻译表达出与原文一样的思想情感。这也是与非文学翻译的最大不同，在文学翻译中应当更加的注重对原文艺术性和美学性的保留。另一方面，非文学翻译通常对象都是一些比较注重信息原意的表达，需要对原文进行准确、专业的进行翻译[2]。
（二）在思维方面的区别
在文学翻译中，主要是要将社会的生活或者风俗等元素以一种形象的文字表现出来，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加的注重作者的思维与形象的结合，这里所谓的思维就是指作者进行创作时对客观事物予以加工的思考过程，通过作者的想象以及联想，将客观的事物加入自身的感情与见解，而形象是指作者在创作中会将“加工”过的客观事物以一种具有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通过文字承载作者的感情以及思想[3]。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需要将这种思维与形象同时的翻译出来，不仅仅是表达出客观事物的形象，同时也要将作者对事物加工的内容也展现出来，这就要求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在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经验以及阅历等因素将作者对于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还原一遍，在自己的思S中构建出与原作者一致的形象，使翻译者在精神层面上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而非文学翻译则不同，在非文学的翻译中大多数都是一些较为实用的文章，比如使用说明，文件档案等。这种类型的文章其内容上更加的客观准确，作者对文章中的事物进行艺术加工的程度比较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同时这一类的文章通常会用于社会工作当中，所以在语言上更为严谨规范，属于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所以在对非文学的翻译时，需要的更多的是逻辑严谨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应当真实的进行表现，不可以加入任何的想象的内容，同时为保证在译文中不会产生歧义，这就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注重语言的单义性，这也是与文学类翻译的明显区别。
（三）在原作者权威方面的区别
在功能翻译理论中对于原作者的权威性有着的独特的见解，在传统的翻译中，人们更加的重视原著，认为翻译的过程就像将原文以另一种文字重新表达出来，不应该对原文进行改动。但是在功能翻译理论中，认为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原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容完整准确，可以清楚的表现出作者的想要传递的信息。而另一种则是一些内容相对模糊、不完整、不准确的文章，通过这样的原文无法将作者想要传递的意思很好的表达出来，而这样的原文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翻译者对原文就行修改以及删减，将翻译出来的文章可以将原作者的思想清楚的表达出来。而在这一点上，文学类的翻译与非文学类的翻译有着较大的区别[4]。首先在文学类的翻译中，大多数需要翻译的对象都会是一些名著或者经典的作品，至少能够写出文学作品的作者其文笔应当可以清楚的将自身的思想感情通过文章表达出来，这就属于第一种比较完整的文章。但是许多非文学的文章则不然，大多数的非文学的翻译都是一些工具类的文章，原作者基本上都不是语言专业毕业或者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所以文章本身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障，在原文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语言上的错误，如语句不通顺，语法错误等，而这些错误的原文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应当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不能应为原文的错误致使译文中出现同样的错误。
（四）在译者地位方面的区别
对于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之间，译者也会有着较大的区别。一方面，是在文学类翻译时，翻译过程只会涉及到译者、原作者、读者这三类。进行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借助原作者的语言形象，通过对原著的理解以及原作者性格的把握，将自己的社会经验以及人生经历与原作者进行精神上的同步，在使用另一种语言将原著中原作者的思想情感等元素完整的再现出来，这就要求了译者进行翻译时，既要符合原著的内容又要有着自己的想象，既是一种写作同时又比创作更加的复杂，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同时包括了想象的部分又包括了进行原文转化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在非文学翻译中，则会涉及到更多的人员，包括了译者、原作者、客户、译文的使用者，在整理流程中，首先是客户发起翻译任务，找到译者进行翻译，然后交给译文使用者，而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并不需要通过对原作者进行了解，只需要受客户的需求，将原文翻译成译文使用者需要的文章即可[5]。
三、基于功能理论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操作差别
（一）翻译准备阶段的区别
在进行翻译之前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都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是不同的翻译类型其准备工作的内容会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是在文学翻译之前，需要进行准备的工作是十分复杂的，翻译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需要译者通过大量的时间去体会原著中的思想内涵、语言结构、人物性格、作者的创作背景等一系列的内容，可以说一部文学的作品就是对一个社会的映射，只有将原著中的信息尽可能的全部了解清楚才能将原著的内容、情感等真实的还原出来。否则一部文学作品就会被翻译成非文学的翻译。其次在非文学翻译之前，需要从整个译文进行考虑，包括译文会被那些人使用，使用者的语言接受程度，译文的功能有哪些。这就要求在进行翻译之前对客户以及受众等众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解，这是文学翻译中所没有的[6]。
（二）对于理解的区别
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文学类的翻译和非文学类的翻译对于原著的理解也将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文学类翻译中，是一种译者参照原文的内容，再次将客观事物进行想象加工的过程，在这样的翻译中译者理解原文的时候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原文中“意”的部分，这里的“意”不仅仅是指含义的意思，更是对原著意境的理解，所以在进行翻译时，需要更多的艺术性和灵活性。但非文学的翻译则正好相反，译者在进行非文学类的翻译时，需要侧重理解原文的文字原意以及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清楚准确的翻译出原文的客观内容，在对原文进行理解时尽量减少将自身的想象加入到翻译中去[7]。
（三）在优化原文方面的区别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原著的权威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原文是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的，这就涉及到对原文进行优化的问题。但是在对于原文进行优化时并非一定是非文学的作品就一定需要优化而文学类的作品就需要优化，这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具体考虑的。在进行翻译时，中文与英文有着较大的差别，中文更加注重“意”的表达，所以许多的情况下会出现语言逻辑不通顺的情况，但是却依然能够表达出其中的内涵。可英文则更为注重语言的逻辑性、准确性。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两种语言不同的转换方式，在进行原文的优化时，首先是原文的内容有问题，语言逻辑不同顺或者是模糊的进行表达。其次是语言的不同进行直接的翻译无法发挥出相同的效果，最后是由于译者的能力有限，无法真实的将原文的意识表达出来，所以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8]。
（四）在表达上的区别
在进行语言的表达上，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有着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是在中文与英文的转换上的区别，由于中文的语言中更加注重“意”的表现，所以在许多的文章中都会出现较多的形容词或者修饰词，可同样是这些词汇在英文中却是属于多余的。就比如中文里的“红色”在英文中就是翻译成“red”。非文学的翻译中，这样的词汇相对较少。而在文学类的翻译中这样的词汇随处可见，这就需要译者进行在进行翻译时运用合理的转化。其次是在文笔的上的区别，在非文学的翻译中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笔相对的简单直接，更加需要将原文的意思准确的表达出来，而在文学类的翻译中，则需要较高的文字功底，能够将原文的情感等鲜明的表现出来[9]。
四、结语
总而言之，相较于传统的翻译学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无疑有着更多独特的思考，能够将翻译从原作者的权威性中解放出来。通过这样的理论，可以把传统的翻译分成文学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而在这两种的类型的翻译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就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不同的翻译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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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榕.目的论视野下的儿童文学翻译[D].福建师范大学，2014.
[6]张慧.功能翻译理论ξ难Х译的适用性――兼评庞德的《神州集》[J].科技视界，2015（08）：158+245.
[7]李霄露.基于功能主义理论的儿童文学翻译报告[D].鲁东大学，2015.
1、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渊源
庞德从传统中主要发现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庞德也强调世界文学的概念。他主张一个抛开时代国界的普遍标准：一种世界文学标准。他这种追求超越国界与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他重视翻译的内在动力。他常常从翻译中或者借助翻译发现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庞德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所从事的翻译实践绝不仅仅是为了翻译的目的，而是要从翻译中解决他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传统诗学涵盖了所有关于诗论、词论、书论、画论、美学等等的内容。中国的汉字、雕刻及审美趣味对庞德的诗歌创作及翻译理论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庞德从中国传统史学中摄取了大量养分，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理论一直强调意象（image）和语势（energyoflanguage）。他认为译文一定要洞察入微，巨细无遗，不要放过一个细节，一个物象。同时译文还要善于捕捉语言之势。如何用艺术手法惟妙惟肖的再现大千世界的纷纭物象是庞德是贯穿始终的理论追求。因此其诗歌创作与翻译理论深深根植与中国传统诗学中。西方社会步入20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出现了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这些矛盾和现实境况使得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变得日益焦虑不安迫，使他们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产生了重大怀疑。庞德正是这样一位焦虑者与批判者，在怀疑与批判的过程中他将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孔子所提倡的“善”旨在社会与人之间建立秩序。这种秩序或者和谐通过相互感染以及伦理来传播，而不是像基督教那样用惩罚来达到。他把复兴欧洲文明的希望寄托在到中国。鉴于此他的文学生涯重要部分就是翻译《大学》，《中庸》，《论语》和《诗经》。
2、其翻译理论对当今翻译实践的意义
庞德提出了几条翻译的目标，其中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翻译要用鲜活的语言，忌用“翻译腔”；二是忠实于原文，不仅忠于原文的意义，还要忠于原文的意境。这里所说的“气氛”是指文本内与文本之外的联想意义，这个观点与庞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是相互呼应的。他认为语言的能量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犹如连接线上溯古代下接当今。他的翻译理论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在他的代表作《诗章》中，语言的界线不再明显。《诗章》中，英语、希腊语、中文、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交织使用。关于诗歌翻译庞德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将翻译看作诗人训练的必要部分。庞德说翻译为诗歌艺术提供模式。在早期的意象主义运动时期，庞德在翻译上注意呈现细节、单个的词。这些细节不单是印在纸上的黑白字体，而且是雕刻的意象。这些词仿佛刻在石头上，这种对翻译的看法给了翻译家更大的自由。他常常希望翻译或写作中所采用的拼合与并置的方法能创造出新诗的建构方式，让词语发出能量。庞德认为诗歌翻译不应过分强调字词直译，而是要更多地再现方程背后的感情。庞德在1910年一本书的序言中就古诗翻译发表看法，不仅要求是词和精神的翻译，而且还要有认同感。那就是说，现代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认同和意识到古人的精神内容，并从他们的思想与言语中吸取某些时髦的东西。庞德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对《华夏集》的翻译实践中。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并不强调对原文意义的忠实或是某些词意义的忠实。他重视诗的节奏意象和变化。他不通中文，而且在费诺罗萨的笔记相当粗糙的情况下进行加工翻译，这反而给他探索自由诗结构以最大的自由。结果《华夏集》的语言在他所有译文中最简朴，最不受古语影响。换言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它的语言最当代化。尽管在时间和文化上存在极大的差别，庞德的译文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这主要是通过诗歌中实质性的内容获得的，或者说通过诗歌中狭窄的意象成分以及保留中国地名。对物象的关注构成了庞德翻译理论的核心，庞德正是用这种东方式的“物象”向传统的注重“抽象概括”的西方文化进行挑战。在今天的翻译界“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庞德汲取异质文化精髓为其所用，以翻译为武器向强势文化挑战的理论追求，对当今的译学实践给予无限启迪。
关键词：文学翻译；理解；表达；文学味；神似
1.文学翻译的特点
一般翻译，即非文学翻译，只要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表达出来，文字通顺易懂，读者就能得到与原文大致相同的感受。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不同，它使用了艺术手法，表达出某种情节内容，思想感情和风格意境。翻译文学作品，光传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和风格。文学作品是一种艺术品，翻译后还应该是艺术品，有丰富的感染力，给人们以美的感受。茅盾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
为此，文学翻译要着力于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要做到神似。只有这样才符合文学翻译的要求，才能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2.什么叫神似？
神似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所谓“神”指的是什么？神就是指原作的精神。一般说来，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有丰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浓厚的感染力，强烈的艺术效果。一部好的小说、电影看后往往在人们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还法人深思，回味无穷。神似也叫“传神”，就是除了传意外，还要尽力保存原作的神韵和风姿。在翻译时，如果只把故事情结平平淡淡地译出来，韵味尽失，丰姿全无，即使字面上意思没有出入，文字也算流畅，即做到了忠实，通顺，但不传神，就得不到大致相同的感受，也不能算好的、合格的译文。
3.怎样做到“神似”？
要做到神似，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钻研原文，抓住原作精神；二是在表达上下功夫，千方百计把原作的精神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3.1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词，融会贯通
神似是较高的要求。要做到神似首先要对原作狠下功夫，深入钻研，做到透彻理解，深切领悟，融会贯通。要透过表层结构字面意思，抓住原作的精神食指，即懂得原作说什么，怎么说，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已经收到什么效果。要体会原作的情感和意境，领略原作的韵味和丰姿，才能把握住原文的精神，并以此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使自己表达的东西能体现这种精神。这样译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达到神似。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1：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
译文一：我从来不会想不到一个词，皮特从来不会想不到这个词。
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在理解时，译者必须注意分析原文中的每一个细节，即使小到冠词也不能疏忽。在这里“a word ”指的是一个词“the word”指的是最恰当的那个词，译文一的翻译根本没有参透原文的精神，照直死译，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们不妨把这句话改译成：我从来不愁找不到一个词来表达思想，而皮特则从来不愁找不出最恰当的那个词来。
“对一个译者来说，译一个词，不仅要正确地把词义译出，而且要把这词所具有的特色、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褒贬的态度和正反的说法，不温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体现。”（《译艺谭》，第53页）黄邦杰先生的这句话是建立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一句经验总结，很精辟。我们通过字典，通过所学的语法知识了解的字词含义，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含义，可以说是对字词本身的一种表面理解。然而语言是活生生的，只有了解了字词在实际情况下的具体意义，才可以说是真正地理解了字词。
例2：There is something of magic appeal in the rush and movement of a “boom”town,—just a clatter of hammers and saws, rounds of drinks and rolls of money.
这句话中出现的词，意义并不难，但是要把词的特色译出来，重现原文的风格，把原作者的感情表达出来并非易事。看完下面的这个译本，也许我们会对文学翻译中如何把握字词的含义，如何重现原文的风格有所感悟：一个“繁荣”的城市在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尘嚣中，自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到处都在觥筹交错，到处都是成叠的钞票。在这个译本中，译文似乎是多用了三个“到处”，这种增词并不是译者随意而为，而是依据对原句深刻的理解，为了表达的需要而作的处理。三个“到处”增加了译句的表现力，而且几个成语用的非常贴切。
例3：He was a fool for danger.
这句话，我们如果逐字死译，将会使译文生硬晦涩，让读者一头雾水。“a fool for danger”字典里找不出对应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复阅读原文，根据理解对词的意义进行处理。“一个傻瓜，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我们不妨借用中文里的一个俗语来形象地传达原句的意和情：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需要一提的是，在文学翻译中要做到绝对的“信”，“传神”，是比较难的。因为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内涵，思维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很难做到翻译完全对等。我们只有通过反复阅读原文，根据作者字面形象去揣测作者的心思，理解原文字、词、句的深层内涵，并把信息传递给译者才能使译语读者准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死译，字当句对地翻译，容易让译文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3.2 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
“假如译词而不译意的话，那只能算是翻译了一半，所以说一加一还等于一。如果翻译了原文的意思那才可以算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不但是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传达了原文内容所有，字面所无的意味那就是一加以等于三了。”（许渊冲：《翻译的艺术》，185页）王佐良先生也曾指出“翻译时当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郭沫若说，对一个翻译文学作品的人来说，“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这些名家名言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在文学翻译中，除了要译准原文的字词，还要力图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一般性翻译，只要译文准确、通顺，大抵就说得过去了，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却高得多，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否则就没有尽到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我们来看一些例句：
1)Size don''t matter, chopping wood...
译文：说到劈柴，个头并不重要……
这个译例中，故事的叙述人想找个人劈柴，见来了个个头很小的孩子，便怀疑他是否能胜任，那孩子便回答了上面这句。显然，这孩子没受过多少教育，说的不是规范的英语，（size 和don''t 主谓不一致，chopping wood和主句关系松散），而译文用的是规范的英语，“说到”一词表明语气正式，语法比较严谨，“并不重要”带有书卷气，跟原文不相符合。
改译：个头没啥关系，劈柴嘛……
2）What the devil use would they be to Pickering？
这句话很俗，译文当然不能雅，否则就有失原文的味道了。“皮克林要它作什么屁用？”杨宪益先生的这个译文就很传神。
德国文论家和译论家本雅明提出：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译语中发现原文的回声（the echo of the original). 翻译既然要寻求原文的回声，就不能不注意原文的语言文化属性，要一切依照原作来译，在诸如雅俗，深浅，口气，文体，隐显等问题上尽量接近原文。
3）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
这句话中“Home”“Home”“Homely”三个词形，音相同或相似，那我们如何在翻译时把这种精妙的韵味表达出来呢，且看刘炳善教授是如何处理的：家虽不佳仍是家。“家”“佳”“家”三字绝好地和原文中的三个词形成映照。
4）“But where’s thy gentleman, Tess?”
这是哈代所著《苔丝》中的一句话，问苔丝的人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乡间女子，所以翻译成“你丈夫呢，苔丝？”或是“你家先生呢，苔丝？”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张谷若先生译成：“你那一口子哪，苔丝？”就很恰当。
5）“Tarquin and Deuceace get what money they like out of him. He’d go to the deuce to be
seen with a lord?”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泰坤和杜西斯常常敲他竹杠，全不用费气力。他只要能和贵族子弟在公共场合同出同进，甘心当冤桶？”如不变通，前面的就要说成“变着法子叫他掏钱”，含义反而不明朗，后面的也得接着前面的说法译成“掏钱叫他们挥霍了他也愿意”，远不如“敲竹杠”、“当冤桶”两喻干净利落，贴切传神。
6）Poor Dobbin; poor old William! That unlucky word had undone the work of many a year———the long laborious edifice of a life of love and constancy———raised too upon what secret and hidden foundations, wherein lay buried passions, uncounted struggles, unknown sacrifices———a little word was spoken, and down fall the fair palace of hope———one word, and away flew the bird which he had been trying all his life to lure!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译文：可怜的都宾! 可怜的威廉! 一句逆耳的话摧毁了多少年的工作。他一辈子爱她, 对她忠诚不变,仿佛吃尽辛苦慢慢在严藏深埋的屋基上造了一所宫殿———基础是压制下去的深情, 没人知道的牺牲,数也数不清的内心挣扎———如今说了一句话, 象征希望的美丽的宫殿从此垮了, 一句话, 他费了一辈子想捉住的小鸟儿从此飞去了。
在这个译文中，充满异趣的说法和比喻都保存下来了，行文却是归化地道的中文，并无生硬拗口之病，许多地方仍显示出高超的“神似”技巧。
4.结语
“神似”作为从古典书画理论中衍生出来的观点，现在更多地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本非易事，要达到传神更非容易。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深刻理解原作，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词，做到融会贯通，同时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表现原文的意境和韵味，力求译作的“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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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明炬等.英汉名篇名译[C].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 ( mrs. reed , 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 , and rain so penetrating , 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 , 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 , 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 , 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甚至在接受批评方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翻译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翻译事业服务的方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翻译通报》。北京《翻译通报》编辑委员会1950.7.1一1950.12.15出版了《翻译通报》第一卷1~6期;1951.1.15--1951.6.15出版了第二卷1~6期;1951.7.15--1951.12.15出版了1~5期(5期为特大号);1952.1.15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翻译通报吨翻译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评论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1952年2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翻译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翻译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翻译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译、滥译、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翻译家,虽然翻译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正常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译佳译,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译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方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译佳译,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译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译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译、坏译,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译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正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翻译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译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翻译的作品被译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译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译劣译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译文》1937年新2卷第5期。
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rs.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E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全球范围内，翻译课题研究备受广大研究学者的关注，其中最关键的一项理论就是功能翻译理论。从理论层次上来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功能翻译具有跨越交际、文化及民族的特点，在实际开展功能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涉及到翻译人员、作者及读者三大主体，应基于整体的角度，统筹性的把握各方面的因素，使各个主体都得到照顾。本研究主要对功能翻译理论进行了概述，并总结了文学翻译批评中功能翻译理论应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翻译批评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提升文学翻译整体水平和质量，
关键词：
功能翻译理论；文学翻译；批评应用
1引言
自1950年起，我国翻译行业中文学翻译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翻译标准非常高，形式也比较特殊。将功能翻译理论有效的应用到文学翻译领域中，能够使翻译向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可以拓展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促进翻译的动态化发展。所以对文学翻译批评中功能翻译理论的应用进行探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增强文本翻译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及综合素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2文学翻译批评中功能翻译理论的概述
在1970年经过大量文学翻译研究学者的探索，正式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其中贡献最大的一位要属赖斯，该学者在其研究论著—《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明确指出：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应使文学翻译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更新理念，有机地将读者、原作者同翻译人员进行整合[1]。在该观念的引导下，功能翻译理论更加完善和健全，掀起了文学翻译中功能翻译理论地研究。直至1990年诺德研究学者站在全局性的角度，统筹性地归纳了功能翻译理论，将多位研究学者的成果和经验综合起来，阐述了忠诚原则在功能翻译理论中体现。文学翻译研究初期，翻译人员过分重视作品单词的翻译，这种逐字翻译的结果会使译文过于生硬和死板，只适用于翻译理科文本或文献。在处理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必须要提高对文学作品艺术性体现的重视，充分的体现出文字的美感，还要对原作品语言特点进行细致的研究，准确把握作者的情感，促进国际范围内文学作品的交流，扩大优秀文化的传播范围[2]。功能翻译理论正是翻译人员针对遵循读者习惯、保持同原作品一致性这两大问题所形成的，对文学翻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功能翻译理论的优势之处在于综合性研究读者、原作者及翻译人员三大主体，提高了文学翻译要求，促进了文化交易活动的多样化发展。
3文学翻译批评中功能翻译理论应用研究
文学翻译批评在文学翻译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内文学翻译批评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完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没有打破原有挑错模式的约束和限制。在改革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现代化社会中，不能始终在文本层面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阻碍文学翻译批评的进步，要加大研究力度。文学翻译批评中功能翻译理论应用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功能翻译理论应遵守忠诚的原则
针对研究学者提出的忠诚原则在功能翻译理论中的体现，可以将该原则视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一项根本性原则，要求涵盖和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在文学翻译批评中落实功能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要秉承忠诚这一原则，这就对作品的翻译人员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文学作品翻译人员不仅要意识到自身在道德层面所承担的重要职责，对读者具有较高的责任心，另外还要把握好原作品中作者寄予的情感，确保译文可以真实的体现出与原作品相一致的情感，保留原作品的精神和思想，使原作品与译文二者达到一种相互协调的程度[3]。作为文学作品翻译的主体，翻译人员不能私自对原作品进行改变，在改动后也要将具体的原因解释给读者，尊重读者的感受。鉴于此，文学翻译批评中忠实原则没有偏向一个特定的主体，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三个主体的关系协调方面上。文学作品翻译批评下读者习惯、文化背景是翻译者的重点考虑因素，要保证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译文来揣摩和体会原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感情，尊重原著。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文学翻译批评，能够客观的评估译文的质量，更好的指导文学作品翻译批评，增强读者与文学作品翻译批评的协调性。
3.2功能翻译理论要关注目的读者的重要程度
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层次进行研究，发现目的性较强是翻译的一大显著特点，本质就是对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开展这种全新文化交际活动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的为译文的阅读者服务，这些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具有明显的差异，为文化的要求和自身的世界价值观也各不相同。在文学翻译批评中，运用功能翻译理论，可以显著的提升译文读者的地位和重要程度，让广大研究人员意识到尊重读者感受的必要性。在该理论的引导和影响下，翻译人员的意志重要性大大降低，读者逐渐成为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服务对象，这对整个文学作品翻译领域的发展带来到了极大的影响[4]。在进行翻译时翻译人员会根据本地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对原文学作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处理好容易出错的文本段落，选取正确的表达方式，便于读者所接受和理解，呈现出原作品中蕴含的思想。
4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探究可以发现在进行文学翻译批评的过程中，功能翻译理论的体现并不单单要求翻译人员应用多样化的翻译方法，对翻译者的专业能力也并不是唯一的要求。为了实现对文学作品的高质量翻译，翻译人员应从文化角度方面，把握好原作品同译文直接的不同，结合实际翻译状况应用合理的翻译手段来缩小译文和原作品的差异，将原作品中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创作出更加出色的译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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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明霓.文化在翻译及翻译批评中的地位与影响[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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