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科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S891文献标识码： A
0引言
在建设“绿色江苏”、“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方针和“十二五”的社会大背景下，溧水至马鞍山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溧马高速）绿化工程设计应呼应时代主题，树立生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效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在科学的设计指导下落到实处。
1工程概况及特点
溧马高速是交通部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和《中部地区崛起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37.5公里。本项目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项目穿越南京市的江宁区和溧水区，是低山、岗地、河谷平原、滨湖平原和沿江洲地等地形单元构成的地貌综合体，沿线区域多低山丘陵，相对丰富的地形、地貌及周边环境为本次生态景观设计提供了良好的科学依据。
2设计思路与特点
2.1 设计思路
本次绿化设计在“生态设计优先、科学指导设计”的总体构思下，旨在让溧马高速公路发挥良好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一个生态氧吧。
2.2 设计特点
设计具有以下两大特点――“生态效益优先，将生态设计落到实处”和“科学设计指导、使景观设计科学化”。
2.2.1生态效益优先，将生态设计落到实处
近年内国家土地资源日益收紧，溧马高速公路景观设计在固定的绿地资源制约以及经济节约的前提下，来实现最大的生态效益。
（1）个体生态效益最大（植物选择原则）
体现生态效益的有效途径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选择绿量相对大的树种，通过对植物个体叶体积指数、滞尘吸收、毒害尾气吸收以及防水土流失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结合《南京市常见园林植物的绿量研究》结论成果，对南京市常见园林植物的绿量指标进行了排序。
10公分的乔木的绿量（月平均叶体积指数）从大到小排序――雪松>香樟>喜树>广玉兰>垂柳>悬铃木>女贞>银杏>国槐>马褂木>枫香>泡桐
5公分的灌木的绿量（月平均叶体积总量）从大到小排序――鸡爪槭>红叶李>紫薇>樱花
结论：依据个体生态效益最大指导全线植物品种的选择。主导树种的绿量要大，以其总量的绝对优势，使得全线景观绿化的绿量有基本保证。符合建设绿色江苏、森林城市的趋势。
搭配树种，选择具有特殊景观效果的品种，因其数量不大，起点缀调节作用，因此对全线植物总体绿量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可以保证景观的差异性。
全线的主导树种：乔木――香樟、雪松；灌木――红叶李、紫薇
（2）群体生态效益最大（植物搭配原则）
合理建立复层种植结构，提高单位面积绿地的绿化生态效益。严格根据不同植物的生境需求进行配置，强阳性植物位于上层，弱阳性树位于中层、耐荫植物位于林下等，对筛选出的植物进行自然配植，从而保证复式植物群落的稳定性，达到最佳的群体生态效益。结合《北京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了1：6：29的一个参考指标――即平均29平方的绿地，1株乔木、6株灌木。
2.2.2科学指导设计、使景观设计科学化、节约化
（1）与环境的整体融合，运用“保” 、“还” 、“借”手法养自然之势，还大地本色，以此来作为指导全线的地形、绿化等景观设计。
保护周边环境，结合其它专业，在施工之前划定需要保护的植被水域等范围，将公路交通建设、施工工艺、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相互联系、渗透，体现以人为本的时念 。溧马高速81标开发区互通大区域内现有一处微丘，且现状植物长势良好，我方在接到设计任务后现场探堪时就明确提出后期互通区域内地形设计结合改微丘进行地形顺接理顺，微丘植物予以保留的设计思路，从而很好的保护了现有良好的景观生境。
还原并恢复原有环境景观与特色，不破坏是对当地生态最好的保护，在不得不破坏的地方采用与周围环境相同、相似、相协调的方式进行恢复，使得人工营造的环境与周围自然环境能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整体的自然环境。借外景，设计之初，通过调研划定借景范围，有意识地把公路外的景物“借”到公路内视景范围中来，设计中留出景观观赏视线，将外界较好景观借入并向融，突出沿线独特的自然景观风貌。
（2）重点突出，结合沿线环境，运用“造”景手法形成五个不同主题的路段（工业文明―秦淮情缘―科技之光―山峦水秀―锦绣田园），并在路线上形成合理的节奏分布，达到缓解视疲劳的效果。在重点段，强调种植形式的结合，在自然式种植整体框架下，突出局部空间种植形式变化，强调植物色彩应用，形成视觉冲击，有效展示各段主题文化，打造全线的亮点。
（3）应用动态视觉原理等结论，指导全线的绿化设计节奏分布与韵律变化，不同时速下植物群落变化段落长度的最小值不同，使得景观设计符合驾乘人员的视觉要求。
依据动态景观设计理论，人在动态条件下获得景观视觉感知的最短时间为5秒，也就是从开始注视到看清楚必须有一定时间。5秒注视时间获得景物印象的车速与距离关系，（见表1），根据高速公路不同路段的设计时速，可以获得相应的景观尺度（见表2）。
表1五秒注视时间获得景物印象的车速与距离关系
车速(km／h) 20 40 60 80 100 140
析辩最小距离(m) 8.55 16.95 25.45 33.95 42.5 50.5
乘客眺望距离(m) 27.8 55.6 83.3 111.1 138.9 194.4
表2高速公路景观设计技术指标
项目 车速(km／h) 植物单元尺度（L） 植物平均高度（H）
高速公路主线 120 200m 2m
立交匝道和其它快速路出入口 30-50 60m 0.6m
（4）贯彻全寿命周期理念，降低植物的养护成本，使得绿化设计符合生态低碳的全球背景。
对全寿命周期模式，可简化成A＋B＝C这样一个概念。A为成本投入，B为运行费用，C是AB之和，代表全寿命过程总投入。
设计中对尽量选择乡土植物以及移栽易成活的植物，生长势旺盛的灌木等，而不是为了降低A（成本投入），而种植养护费用高的草坪和灌木，提高 B(运行费用），从而使得C（总投入）增加。在景观设计当中，通过对植物品种、种植形式的优化，来减少全寿命过程总投入。
根据此原则，植物选择耐贫瘠、易维护、适合当地生长的品种，以减小后期养护管理费用。种植抗污染树种，大量吸收车辆排出的有害尾气等，净化空气、减少污染。同时和环保设计结合降噪防尘，实现节能减排，体现生态效益优先的整体设计思路与原则。
3 结论
“生态效益优先、科学指导设计”的高速公路景观设计方法，是一个切合时展，将生态设计落到实处的景观设计方法，它是实现“生态高速、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体现新时期高速公路景观设计的趋势，值得在以后的高速公路景观绿化项目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油菜；免耕直播机收；传统种植方式；效益
中图分类号 S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4-0024-01
近年来，开化县油菜免耕直播机收的面积逐年增加，通过试验和生产实践，解决了免耕直播油菜的草害和菌核病危害等问题，省工节本及经济效益都相当显著。但仍然有大量农户采用育苗移栽、人工收割的传统方式，认为育苗移栽的油菜产量比免耕直播高，人工收割脱粒比机收干净，不愿意使用免耕直播机收技术。为了更好地推广油菜免耕直播机收技术，研究人员于2013―2014年度、2014―2015年度进行油菜免耕直播机收与传统种植方式的效益比较试验，考查2种种植油菜的经济效益，为科学高效种植油菜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2年的试验都设在开化县村头镇前村头村某农户责任田进行，面积0.14 hm2，前茬为水稻。
1.2 试验设计
根据种植方式的不同，试验设2个处理，即水稻收割后进行传统种植（面积0.7 hm2）；免耕直播机收（面积0.7 hm2）。油菜大田田间管理相同[1-3]。
1.3 试验材料
供试作物为油菜。效益计算方式：从播种到收割后油菜籽晒干，记载人工用工数、机械操作费用、种子、肥料和化肥成本，计算投入产出比[4-6]。
2 结果与分析
2.1 成本
如表1所示，油菜采用免耕直播机收的费用明显比传统种植方式要低，一般可省工节本6 000～7 500元/hm2。采用育苗移栽、人工收割的传统种植方式，不仅流程多，而且费工；应用免耕直播机收技术，农户不要育苗移栽、不要收割脱粒，大田管理同育苗移栽的差不多，流程简化，节约了用工，减轻了劳动强度。
2.2 产量
油菜籽晒干后，测量油菜籽实际含水量，再折算成标准含水量，实际产量和相关经济性状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传统的种植油菜产量同免耕直播机收基本一致，因为机收（都用柳林牌收割机）的损失率要比人工脱粒的高一点。
2.3 投入产出比
如表3所示，传统种植方式的投入产出比小于1，免耕直播机收的投入产出比大于1。传统种植油菜费工、费力，经济效益差，2014年、2015年的效益分别为-1 096.5、-4 061.7元/hm2，亏损的幅度分别是6%、21%。采用免耕直播机收栽培油菜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2014年、2015年的效益分别为6 147.0、4 678.2元/hm2，赢利的幅度分别是63%、44%。
2.4 生态效益
传统种植方式既要秧田，又要翻耕，容易造成水土和肥
料流失；油菜采用免耕直播既保护土壤耕作层，又减少水土流失。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劳力价格的不断上升，加上油菜籽价格受国际价格影响，传统方式种植油菜效益也将越来越差。因此，油菜种植必须采用免耕直播机收方式才能减少农户用工，才能赢利。采用免耕直播机收与传统方式种植可省工节本增效6 000元/hm2以上，效果显著。同时，油菜采用免耕直播既保护土壤耕作层，又减少水土流失。但是，免耕直播油菜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是草害防治问题[7-9]。在种植过程中，要做好播前除草、芽前除草和苗期除草，防止杂草丛生，影响油菜的生长发育。解决了草害问题，并与其他田间管理配合，免耕直播油菜才能获得高产。
4 参考文献
[1] 徐建祥，舒佳宾，郑校平.浙大619油菜直播机收高产高效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15（6）：35-37.
[2] 汪成法.油菜新品种浙大619免耕直播机收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14（11）：44-46.
[3] 陈慧芳，胡潮水.油菜直播机收技术推广价值探讨[J].农业机械，2009（19）：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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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学芳，孙万仓，李芳，等.中国西部冬油菜种植的生态效应评价[J].应用生态学报，2009（3）：647-652.
[6] 姚月明，沈明星，孙华，等.稻茬套播油菜种植密度与产量及其成分枝习性的关系[J].上海农业学报，2005（1）：29-32.
[7] 张琼瑛.稻田油菜免耕直播栽培的特点与技术[J].作物研究，2002（3）：139.
[关键词] 水稻与小麦 栽培方式 衔接 优化措施 研究
[中图分类号] S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1-0052-01
安徽省全椒县是我国粮食大县，水稻种植面积在5万hm2左右，小麦种植面积在4万hm2左右，多数水稻与小麦都是两熟的农作物，然而，由于当前我国的气候变化较大，水稻与小麦的种植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因此，为了可以提高其种植效率，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相关种植人员必须要根据水稻与小麦种植特点，利用衔接优化栽培技术开展相关工作，为其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实验材料
在本次实验的过程中，实验人员选取了全椒县的三块实验田，分别为A实验田、B实验田、C实验田，其中，A实验田的土壤较为肥沃，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为2%，氮元素含量为0.1%，磷元素的含量为0.2%。B实验田的有机质含量为1%，氮元素的含量为0.2%，磷元素的含量为0.15%。C实验田土壤有机质含量为3%，氮含量为0.3%，磷元素的含量为0.25%。在实际实验过程中，三块实验田都位于全椒县，常年降雨量都是900mm左右，无霜期时间很长，平均气温较高，雨水较为充沛[1]。
在实验之前，相关实验人员主要选择了人工移栽、机插秧、直播稻、抛秧等方式，小麦为机条播与稻田套播等方式。在实验过程中，选择的水稻种植方式为人工移栽与机秧插等方式。一共为三种实验模式，其中，A实验田为水稻旱育人工移栽与小麦机条播方式。B实验田为水稻机播与小麦套播的方式。C实验田为水稻直播与晚播麦机条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良好的结论。
2 验方式
在实验过程中，相关实验人员所选择的水稻品种为武运粳23号，小麦的品种为浩麦1号。具体实验方式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水稻实验。在水稻实验过程中，旱育秧人工移栽方式的播种时间为每年的5月13日，在6月24日的时候，对其进行人工拉线定点栽插处理，行距为26cm，每个植株的距离为12cm。机插秧方式的播种时间为每年的6月13日，利用基质与流水线的方式开展播种工作，在每年的6月25日对其进行机插处理，将行距设置在31cm左右，每个植株的距离为13cm，每个穴在四个植株左右。水稻直播方式的播种时间为每年的6月16日左右，在机旋耕之后，对其进行人工撒播[2]。
在小麦实验过程中，小麦机条播方式是在水稻收获之后，也就是每年的10月25日左右，利用手扶机对其进行机条播种，将行距设置在21cm左右。套播播种方式是在水稻收割之前的15天左右，对其进行人工撒播。在小麦种植过程中，施肥量要控制在7000kg/hm2左右肥料中，多为尿素与复合肥[3]。
3 实验结果分析
在本次实验过程中，相关实验人员得出了良好的实验结论，具体必须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不同栽培模式对水稻小麦产量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可以发现，在三块实验田中，A实验田的旱育秧手栽水稻的产量较高，与B实验田、C实验田相比较，A实验田增产了700kg/hm2左右，在其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其产量。从小麦的产量而言，B实验田的产量较高，可以有效提高其经济效益。
第二，不同栽培模式对水稻小麦生育期的影响分析。在水稻与小麦种植过程中，相关种植人员可以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在实际实验期间，可以发现不同栽培模式对小麦生育期会产生直接影响。A实验田的生育期推迟了10天左右。B实验田的生育期推迟了20天左右。而C实验田的生育期推迟了19天左右。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其发展效率[4]。
第三，不同栽培方式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在不同水稻小麦衔接栽培过程中，其经济效益也有所不同。在实际种植过程中，实验人员对三块实验田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全面的估算，发现三块实验田的经济效益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A实验田的旱育秧人工移栽加小麦机条播的经济效益大约在24000元/hm2左右，B实验田水稻机插加小麦套播种植方式的经济效益在23500元/hm2左右，C实验田的水稻机插加晚播小麦条播方式的经济效益在40000元/hm2左右，由此可见，A实验田与B实验田的经济效益差异不大，而C实验田的经济效益明显偏高。因此，在实际播种过程中，相关播种人员必须要科学选择衔接方式[5]。
4 水稻与小麦栽培方式衔接优化措施
在小麦与水稻种植过程中，相关种植人员可以根据实验结果的分析，积极应用水稻机播与晚播小麦条播的方式开展种植工作，主要因为其经济效益较高，小麦与水稻的生产质量较好，可以增强种植业的发展效果。在选择播种方式之后，相关种植人员需要利用药剂对灰飞虱疾病进行防治，减少各类病害的发生次数，逐渐提高其经济效益。同时，种植人员还要制定因地制宜的播种制度，逐渐优化播种体系，提升小麦与水稻播种经济效益，进而达到良好的种植目的。
5 结语
在小麦水稻衔接播种过程中，相关种植人员可以选择水稻机播与晚播小麦条播的方式开展种植工作，同时，相关种植人员还要重视病虫害防治工作，阶段性的对小麦与水稻进行病虫害的防治，进而提升其种植效率，提高小麦水稻种植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郇林森，汪洪洋，于松溪等.水稻与小麦栽培方式衔接优化初探[J].农技服务，2014（12）：42-43.
[2]陈珊宇，闫川，纪国成等.金衢地区稻-麦（油）不同种植方式效益比较[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21）：10796-10797，10802.
[3]虞振先，周斌山.“小麦-水稻”一年两熟每667 m2超“双千”种植制度及关键栽培技术[J].中国稻米，2014，20（2）：56-58.
关键词:粮食补贴政策;种植行为;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33-06
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利益,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张冬平、赵翠萍(2005)[1]研究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较往年普遍有所增加。陈薇(2006)[2]基于河北省的调查表明,近40%的农户因粮食补贴政策而预期未来粮食生产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而选择扩大种粮面积。张红玉、赵俊兰(2008)[3]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粮食补贴较好地刺激了土地资源的投入,激励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但是,马彦丽、杨云(2006)[4]研究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增加、种粮面积的扩大均影响较小。刘小春、翁贞林等(2008)[5]基于江西省种粮农户的调查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影响不大,多数人增加种植面积的原因是粮食价格上涨。乔旭华、张建杰(2008)[6]研究显示,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激励效应有限。周清明(2009)[7]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不足以让农民大幅度提高种粮积极性。蒋和平、吴桢培(2009)[8]基于湖南省汨罗市的农户调查表明,现行的粮食补贴模式不能有效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种植面积并没有因此而增加,现行的粮食补贴模式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激励作用不大。
那么,当前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究竟是否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产生影响呢?不与粮食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以及与粮食种植面积挂钩的补贴是否会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呢?现有的研究文献没有很好地解释上述问题,相关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和融入政策的分析框架,导致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此外,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调研数据的统计性描述,缺乏经济计量模型分析。鉴于此,笔者从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视角出发,尝试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构建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为简化分析,作出如下基本假设:
(一)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
1. 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生产决策行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
2. 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为稀缺要素,且全部土地等级相同,而劳动力及其他要素投入充分;
3. 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而且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商品率较高,除少量用于自己消费外,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
4. 农户对种植结构调整具有充分的自,可以自由选择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
5.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被动接受者,而无力去影响价格;
6.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和成本分别都与土地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边际要素成本固定不变且等于其平均成本;
7. 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可看作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函数。
(二)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Y=Y1+Y2+V(1)
Y1=PgQg(Lg,Ig)-WlLg-CgLg(2)
V=V(Lg,Le)=?啄gLg+?啄eLe(3)
Y2=PeQe(Le,Ie)-WlLe-CeLe(4)
上式中,农户的收益(Y)包括粮食作物净收益(Y1)、经济作物净收益(Y2)和政府的粮食补贴收入(V)。P为作物收购价格;Q为作物产量;L为作物种植面积,Wt为单位面积土地成本,I为其他要素投入量(如劳动、化肥、农药、农膜、机械灌溉等),C为单位面积其他要素投入成本,?啄g和?啄e分别表示单位面积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补贴标准,下标g为粮食作物,e为经济作物。
将(2)、(3)、(4)式代入(1)式得到:
Y=PgQg(Lg,Ig)-WlLg-CgLg+PeQe(Le,Ie)-WlLe-CeLe+?啄gLg+?啄eLe(5)
S.T. Lg+Le≤L(6)
其中L代表农户所拥有的总耕地资源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可以得到农户种植决策的反应函数:
?鄣Y/?鄣Lg=Pg・?鄣Qg/?鄣Lg-Wl-Cg+?啄g-?姿=0(7)
?鄣Y/?鄣Le=Pe・?鄣Qe/?鄣Le-Wl-Ce+?啄e-?姿=0(8)
上式中,?姿为拉格拉日乘数,整理(7)式和(8)式得到:
Pg・?鄣Qg/?鄣Lg-Cg+?啄g=Pe・?鄣Qe/?鄣Le-Ce+?啄e(9)
在式(9)中,Pg・?鄣Qg/?鄣Lg为粮食作物土地边际产品的价值(VMPg),Pe・?鄣Qe/?鄣Le为经济作物土地边际产品的价值(VMPe)。同时,根据前提假定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则: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其他要素投入成本Cg等于其边际成本(MFCg),经济作物单位面积的其他要素投入成本Ce等于其作边际成本(MFCe),将其代入(9)式,得到:
VMPg-MFCg+?啄g=VMPe-MFCe+?啄e(10)
边际产品的价值减去要素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净收益,得到粮食作物的边际净收益(MPRg)和经济作物的边际净收益(MPRe)分别为:
MPRg=VMPg-MFCg;MPRe=MPVe-MFCe(11)
将(11)式代入(10)式,得到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收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MPRg+?啄g=MPRe+?啄e(12)
根据目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际操作情况,分下面几种情况考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只有种植粮食作物才给予补贴,种植经济作物不予补贴,即:?啄g>0,?啄e=0,从理论上讲,在该种补贴政策操作方式下,粮食补贴水平的提高能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第二种情况: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同样给予补贴,而且两者的补贴标准相同,即:?啄g=?啄e,该种补贴政策操作方式类似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理论上认为不会对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都给予补贴,但是补贴标准不相同。当?啄g
因此,粮食补贴政策是否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种植面积,需要通过实证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二、影响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粮食补贴政策引导和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确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以实现收入最大化。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根据以往文献对农户种植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本研究实地调查情况,笔者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种植行为决策的解释变量(见表1)。
(一)变量选择说明
1. 国家政策变量
笔者选取粮食补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市场收购价格、农资价格上涨幅度作为政策变量。粮食补贴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水平与农户粮食生产收益相关,直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笔者以农户家庭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种植面积有正的影响。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直接关系到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选择种植比较收益大的作物。理论预期粮食作物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有正影响,经济作物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有负影响,笔者以上一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比来衡量。
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综合考虑农业成本和收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笔者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种植面积有负的影响。
2.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某种手艺、健康状况等。
3.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抚养系数、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家庭人口和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对农业生产规模有影响、家庭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决策,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
4. 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包括样本农户所在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雇工市场状况等。非农就业状况对农户的资源配置行为产生影响,即是否投入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投入水平都会有影响,从而影响到粮食生产行为;本地雇工市场状况反映的是本地市场寻找雇工的难易程度,影响到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意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农户的粮食种植规模。
(二)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笔者采用双对数函数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作为模型的被解释量,选择“亩均粮食收入补贴”、“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上一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家庭总耕地面积”、“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家庭抚养系数”、“上一年人均农业和非农业收入”、“户主特征”和“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模型主体部分采用双对数形式,涉及到的其他变量采用线性形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lnPlanti=?琢+?茁lnSubsidyi+?酌lnPricei+?渍lnLandi+?滋lnNonfarmi+?淄lnFarmi+?兹∑Otheri+?着
模型中Planti代表农户i的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Subsidyi代表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用农户实际获得的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Pricei表示价格变量,用农户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两者的价格比来衡量;Landi代表农户的总耕地资源,包括农户家庭承包土地和租赁土地;Nonfarmi代表农户的非农收益,用农户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水平来衡量;Farmi代表农户的农业收入,用农户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来表示;Otheri表示其他因素,涉及到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农资价格上涨幅度以及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琢、?茁、?酌、?渍、?滋、?淄、?兹为待估参数,?着表示残差项。关于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实证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粮食实际播种面积,指样本农户一年内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实际总种植面积,2007年样本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平均为0.368184公顷(5.52亩),2008年样本农户预期粮食种植面积平均为0.370185公顷(5.55亩),比2007年的样本均值高0.002001公顷(0.03亩),说明预期播种面积将增加,但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的幅度不大,可能与调查的小规模农户样本有关。
补贴政策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2007年样本农户的粮食补贴总额平均水平达到了292.49元。安徽省粮食补贴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地区的粮食补贴与家庭土地承包面积挂钩、部分地区与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挂钩,还有部分地区又与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因此,笔者采用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粮食补贴水平,2007年样本农户的亩均补贴水平为63.34元。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作物收益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其中粮食作物市场销售价格以小麦、水稻和玉米的简均价格来衡量;经济作物的市场销售价格以大豆、油菜和棉花的平均价格来衡量,缺省值用总体样本均值代替。样本农户上一年的粮食销售均价为0.405元/公斤,经济作物销售均价为1.075元/公斤,粮经作物价格比为0.38;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是反映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变动的指标,以实际购买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相对于上一年平均上涨的百分比来表示,农资价格上涨幅度高达45%,可以看出粮食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很大程度上被农资价格上涨所侵占了。
样本农户的耕地总面积不仅包括自家土地承包面积,而且还包括农户租赁别人的耕地面积,2007年样本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为0.42公顷(6.36亩);家庭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直接影响农业的劳动投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生产规模,样本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平均为3.48人。家庭抚养系数反映农户的家庭抚养负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参与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决策,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水平;非农收益的比较优势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考虑到家庭人口的影响,用家庭人均的非农收入水平来衡量,2007年样本农户人均非农收入均值为3 026.22元,人均农业收入均值为1 662.25元。
户主是家庭生产行为的主要决策者,户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行为。样本农户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67年,年龄平均为48.98岁,户主是否具有某种手艺的均值为1.92,反映了样本农户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手艺相对缺乏。另外,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也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以本地非农市场状况和本地雇工市场状况来衡量,根据难易程度分别赋值,其中1表示很容易,2表示一般,3表示不好找。样本地区非农市场状况的均值为2.45,雇工市场状况为2.39,说明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一般。
(三)数据来源
笔者选择安徽省作为调研对象,安徽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也是率先开展粮食补贴政策改革的试点省份,同时也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因此,选择安徽省进行调研分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笔者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涉及2007年度农户家庭的粮食补贴情况,家庭收支情况、劳动力情况、投入产出情况及本地生活和环境特征。此次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421份,其中皖北地区(包括宿州、蚌埠、阜阳、亳州、淮南、淮北)有效问卷128份(30%),皖中地区(包括六安、巢湖、合肥、滁州、安庆)有效问卷168份(40%),皖南地区(包括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宣城)有效问卷125份(30%)。样本中,被访者男性318人,女性103人;户主年龄集中在31岁-70岁(94.05%),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79.57%);农户家庭经营规模集中在小规模和中等规模(80.05%)。关于样本基本信息见表3。
(四)估计结果
笔者基于安徽省42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和假设检验,具体结果见表4。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791,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Correlation Matrix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作为本研究重点考察的解释变量,是农户粮食播种面积决策的关键变量,对刺激农户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补贴水平的弹性系数分别通过了1%和5%的水平,按照2007年粮食补贴标准,亩均补贴每提高1%,将刺激农户增加本年粮食种植面积0.112%,预期下一年增加粮食种植面积0.006%,由此可以看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激励和引导农户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本年粮食生产,但对农户下年的粮食生产的激励效应相对较弱,这可能与补贴水平较低以及农民的政策预期有关。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抚养系数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程度最大,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每增加1%的家庭耕地面积,本年粮食种植面积增加0.818%,预计种植面积将增加0.851%,说明土地资源禀赋越丰富的农户,在补贴政策激励下,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动机越强。农户家庭的抚养系数反映了家庭的负担程度,家庭负担程度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显著,家庭中15岁以下子女和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每提高0.1,将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0.0025346公顷(0.038亩),这可能是由于家庭的负担程度越大,要求家庭生产者有更高的收入来保障家庭生活需要,而非农生产的比较优势吸引他们从事非农生产行业。
本地非农市场状况以及非农收入比较优势都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有显著影响。本地非农就业的难度越大,越有可能促进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可能性也越大,模型的系数达到0.358,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对农户从事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非农收入比较优势越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中上一年农户人均非农收入每增加1%,农户本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0.614%,下一年粮食预计种植面积将减少0.387%。
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反映的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的变化,对农户本年粮食面积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户下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有负面影响,并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只要有农业生产就必须有农资投入,而不管价格涨幅程度,农户本年粮食种植行为已经发生没法改变,然而,农户可以选择下一年的生产行为,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大,农业生产成本大,可以选择从事非农业的生产,从而对农户下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有影响。粮食作物价格和经济作物价格比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影响不显著,这与理论的预期不相符,可能是由于价格选取只是一年的截面数据,不能反映因为价格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所以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不大。
户主作为家庭经营活动主要决策者,其个人特征对粮食种植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素。根据模型估计,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粮食种植面积影响不显著,但户主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具备某种手艺对粮食种植面积影响显著,并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与粮食作物的特征和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
三、结论与讨论
笔者通过构建嵌入补贴政策的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分析框架,并利用安徽省17个地市421户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粮食种植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并在动态趋势上表现出显著的“土地投入”激励效应。其中,亩均补贴水平每提高1%,将刺激农户增加本年粮食种植面积0.112%,预期增加下一年粮食种植面积0.006%。
粮食补贴政策激励农户分配更多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能够起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然而,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低下,补贴政策促进粮食增产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与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相背离。而且从最近两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来看,补贴已经占到粮食纯收益很大的比重,未来补贴的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当前的粮食补贴多属于“普惠制”的政策,粮食补贴变成了对农民的福利补贴,未来的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可以考虑实行生产挂钩的补贴政策,确保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民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时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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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Grain Subsidy Policies on Farmers' Planting Behavior
Wu Liancui, Cai Honghui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关键词 大豆田；种植模式；除草效果；效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 S451.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7-0143-01
伊犁河谷由于独特的气候，主要危害大豆田生产的有害生物为杂草类，如防治不到位，对大豆产量影响很大[1]。笔者通过不同种植方式下对大豆田杂草进行不同处理除草试验，分析除草效果以及对产量的影响，并进行经济效益分析，以期明确不同方式处理杂草对产量的影响，掌握不同种植模式下大豆农田杂草管理措施，为后续杂草防治提供技术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2014年5月，试验地点设在伊宁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常规大豆和有机大豆种植基地，常规大豆种植地块与有机大豆种植地块设有5 m缓冲带。大豆栽培品种为石大豆8号。供试除草剂为50%乙草胺乳油。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3个处理，分别为人工除草、化学除草（即采用50%乙草胺乳油1 950 mL/hm2），以不进行人工与化学除草作空白对照（CK）。化学除草进行土壤封闭处理。其中，人工除草与CK处理设在有机大豆种植地块，化学除草处理设在常规大豆种植地块。每个处理设3次重复，共9个小区，随机排列。小区面积为30 m2。
1.3 试验实施
各处理大豆5月12日播种，播种量为150 kg/hm2，人工除草及CK种植地块参照有机肥的施肥数量及方法[2]进行了修改，即施商品有机肥60 m3/hm2，大豆始花期灌溉1次；灌浆期灌溉1次。化学除草底施二胺150 kg/hm2；追肥施尿素150 kg/hm2，其他管理同人工除草。除杂草管理措施外，其他农事操作同一般种植地块的管理。
1.4 调查内容与方法
在除草前和除草后20 d调查，每个小区采用对角线三点取样法进行采样，每个样点0.45 m2（0.45 m×1.00 m），记录样点内的杂草种类及发生株数。防效计算公式如下[3]：
防效（%）=（对照区杂草株数-处理区杂草株数）/对照区杂草株数×100
在收获前进行采样，每个小区随机取3个样点，每个样点0.45 m2（0.45 m×1.00 m）。记录样点内大豆株数、百粒重和大豆产量，进行产量分析；此外，对有机大豆田经济效益、常规大豆田的经济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1.5 数据分析与处理
本试验数据以平均值为依据，数据分析采用EXCEL软件、SPSS软件（Version 11.5，USA）进行数据处理及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除草效果
由表1可知，人工除草措施的除草效果较好，其对杂草类型的选择性不强，且对每种类型杂草的去除效果基本一致，对单子叶杂草防效达71.4%，双子叶杂草防效达74.1%。而在采用化学除草方式，对单子叶杂草防效达85.7%，比人工除草的防效高20.0%；但对双子叶杂草防效为59.3%，比人工除草防效低20.0%。
2.2 不同处理大豆产量
由表2可知，对不同处理下大豆株数、百粒重和产量进行方差分析表明化学除草与人工除草大豆株数、百粒重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仅产量处理间差异显著（PCK，分别为4 515.00、3 814.95、1 020.00 kg/hm2。
2.3 不同处理大豆经济效益分析
由表3可知，大豆价格以2014年价格进行计算，有机大豆产品价格是常规大豆的1.5～2.0倍。在投入方面，人工除草、CK（有机大豆）与化学除草（常规大豆）除人工除草、有机肥料、除草剂费用不同外，其余的投入，包括耕耙地、种子、播种、机械除草、灌溉、收获和承包土地费用都一致。人工除草投入19 650元/hm2，化学除草田投入14 325元/hm2；人工除草产投比为1.55，化学除草产投比为1.58，两者的产投比基本相同。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不同种植模式下大豆田除草郊果与经济效益评价分析，明确了在有机大豆生产中人工除草是一种有效的杂草控制手段，对单子叶和双子叶杂草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防效均达70%以上。目前关于有机种植方式与常规种植方式产量对比方面的研究很多，大多数结果都表明有机种植方式的产量要低于常规种植方式的[4-6]。本文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有机大豆产量与常规大豆相比，减少了15.5%。增加有机肥的使用量能够增加大豆的产量，但是这种增产效果并不是线性的。此外，通过经济效益分析发现，有机种植方式相对于常规种植方式来讲，投入增加了近37.17%，但有机种植方式的经济收益比常规种植方式的经济收益较高，两者的产投比比较接近，主要原因是由有机农产品的价格较高所致，可以得出有机大豆种植模式可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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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昭平县昭平镇是一个山区乡镇，由于长期实行经济效益低的单一双季稻种植模式，造成农民收入逐年下降。通过实践认为粉葛套种香芋适于该区农业发展。介绍了该实践过程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经验，并就该模式在该区的进一步推广提出建议。
昭平镇是距昭平县县城最近的乡镇，具有发展种植经济作物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全镇现有水田面积1200hm2，农业人口6万多人，人均占有水田面积不足200m2。由于长期实行单一的双季稻种植模式，水田的经济效益低，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山上的林木开发，但经过近几年不断的开发利用，山上的树木逐渐减少，群众的年收入也逐渐下降。而通过引进适合本地气候条件的高产高效的种植模式，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为此，笔者于2007年在昭平镇裕益村开展了粉葛套种香芋栽培技术的推广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完成了计划任务书的计划指标。
1实践内容与方法
1.1实践内容
本实践的内容是推广粉葛套种香芋技术，粉葛和香芋品种都是从广西梧州市藤县太平镇引进的优良品种，都具有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品质优良、抗病性强的特点。粉葛的生育期为250d，3月种植，12月初开始收获；香芋的生育期为200d，3月种植，10月底收获。实践时间为2007年1～12月，地点选择在交通便利、群众基础好、群众科技意识相对较强的裕益村大坡小组，该组共有38户农户，经宣传发动，共有27户参与本项目的实施。
1.2实践方法
（1）宣传发动方法。1月，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村委会的配合下，利用晚上时间召集示范点的群众召开了3次户主培训会，由笔者向群众宣传粉葛套种香芋种植模式的优点及其经济效益，并介绍粉葛和香芋套种的技术要点。会后落实示范面积3.33hm2，实施农户数为27户。
（2）做好技术指导工作。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共召开了3次现场会。其中在2月底召开第1次，现场示范指导农户整地、起畦，并要求农户掌握好种植规格与技术要求；5月底召开第2次，主要是现场示范指导农户进行粉葛的抹芽和剪枝；7月中旬召开第3次，指导农户进行粉葛的奄根与香芋的培土。同时配合召开现场会，出版墙报3期。笔者平时还经常深入示范点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并及时为群众解决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3）技术方法。①提前培育种苗。2007年1月便开始粉葛、香芋种苗培育。②合理安排种植规格。在2月底至3月上旬开始整地、起畦种植，种植粉葛9000蔸/hm2、香芋8250蔸/hm2。③加强肥水管理。前期用粪水或化肥水淋施2次，5月后进行3次化肥深施，每次施复合肥1200kg/hm2。水分管理工作以保持土壤湿润为标准，做到雨后及时排除积水，干旱时每隔3～5d灌1次跑马水。④适时进行粉葛的抹芽、剪枝与奄根及香芋的培土工作，促进高产稳产。⑤及时防治病虫害。重点防治好危害粉葛的蝽蟓和香芋的炭疽病。
2实践效果
在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粉葛套种香芋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进展顺利，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测产验收，粉葛的平均产量53.25t/hm2，总产量为177.5t；香芋的平均产量8250kg/hm2，总产量27.5t。粉葛售价按2.0元/hm2、香芋按1.6元/kg计，总产值达39.9万元，平均产值11.97万元/hm2，扣除生产成本8550元/hm2后，平均纯收入为11.115万元/hm2。而种植双季稻按年产稻谷15t/hm2计，年产值不足3.3万元/hm2，扣除生产投资6000元/hm2，纯收入为2.7万元/hm2。从粉葛套种香芋的种植模式与种植双季稻模式看，前一模式比后一模式增收8.415万元/hm2，效果极为显著，且产品在市场上销量较大，属适销产品，很有推广价值，是实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行之有效的途径。
3主要经验与体会
3.1做好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样板工作，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
当前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因素是缺乏行之有效的高产、高效、优质的种植模式。笔者通过1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办起了1个粉葛套种香芋模式的示范样板点，达到了高产高效优质的要求，种植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很适销，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农民栽培意识和行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2示范样板与宣传发动工作相结合，是推广新技术、新成果行之有效的途径
笔者在实施粉葛套种香芋种植模式的过程中，大力宣传粉葛套种香芋的好处，向农民传授栽培技术，使群众看得见，会操作，掌握关键技术要点，学到了一整套栽培技术。特别是在收获期，农民看到示范样板的种植效益达到11.115万元/hm2，种植的热情高涨。
3.3推广粉葛套种香芋种植模式，扩大种植面积，是实施种植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有效措施
通过1年的社会实践，实施粉葛套种香芋种植模式，取得了纯收入11.115万元/hm2的生产效益，比双季稻栽培模式增产8.415万元/hm2，且产品在市场上比较适销，很有推广前途，成为高产高效的种植模式，为当前农业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在昭平镇来年推广面积如能达到66.7hm2，产值按11.97万元/hm2计，年总产值可达到798万元。比种植双季稻总产值增加561万元，仅此一项全镇人均可多增收100元左右，效益显著。
4建议
（1）积极组织农民参加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笔者在参加本项目的实践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农民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太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民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实施者，只有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技术，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才能使农民自觉地学习科学技术。而作为政府部门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科学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做群众致富的领头人。领导干部不掌握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就很容易出现“瞎指挥”的现象，使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并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领导干部要增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本领，以减少工作中的“瞎指挥”的现象。
【关键词】服务型 绩效评价 财政管理
一、服务型绩效评价的内涵
（一）绩效评价基础理论的服务性
尽管预算资金绩效评价有别于审计，不仅包括对财政资金效益和合规性进行审核和监督，同时对资金的“效率”和“效果”也要予以关注，但其产生还是源于“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换言之财政资金支出方国家、各级财政部门或财政资金来源方纳税人等意图了解和掌握财政资金承受方或使用方履行受托责任可行性的愿望，产生了对绩效评价的要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财政部门或纳税人与资金承受方在财产经营管理上存在着法律、时间、空间和信息等诸方面的分离，使得前者往往不能直接控制受托人的责任履行过程和会计报告质量，因此，需要借助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来实现这种控制，这种导致了绩效评价的发生。绩效评价的本质目标就是要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二）绩效评价报告结论的服务性和建设性
服务型绩效评价理念下，实施绩效评价是为了促进财政资金效益更好的发挥，资金承受单位更好地履行公共受托责任，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质量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服务型绩效评价更注重于解决问题提高绩效，提高绩效评价结论的应用度，而不仅仅是发现问题，而是提出具体的建设性建议，以帮助政府、财政部门、资金承受部门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做出正确决策，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二、南通财政局探索服务型绩效评价模式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苗木基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为例，通过苗木基地建设项目资金投入、经费保障、项目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评价，围绕苗木基地建设项目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全面分析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以期较好体现南通市财政局开展绩效评价的实践与探索成果。
（一）南通财政局开展服务型绩效评价的基本目标
作为政府部门的财政部门，在投入各类财政资金时，开展绩效评价，进行成本核算和绩效衡量，关注履行职责的效率、效益和效果，关注“投入、产出、效益和效果、社会影响力”。南通市财政局开展服务型绩效评价落实了中央绩效管理的要求。
（二）南通财政局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绩效评价程序，一般经过准备（数据及材料收集等）阶段、实施阶段、报告阶段及后续阶段四个阶段。评价指标设计遵循1.核心绩效评价指标的设定与绩效评价内容相对应;2.指标设计兼顾绩效性与合规性;3.合理设定一般性指标与个性指标及其层级配置;4.正确认识直接指标与间接指标之间的关系;5.注意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如表1所示是苗木基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投入、过程管理、产出和结果四方面组成。
（三）南通财政局服务型绩效评价的方法
1.充分开展评前调查，取得相关基础资料。（1）业务管理资料。包括：苗木基地建设项目管理文件;项目中期管理、检查、验收及考核等有关资料;业务档案管理制度;其他相关资料，如项目的年度总结、获得的荣誉及各种媒体的正负报道情况、延续性项目上年度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和落实改进情况等。（2）财务管理资料。包括：专项资金财务管理要求及制度文件;项目专项资金分配依据、下达项目资金文件、资金支出进度和各级资金拨出的明细清单;与项目资金运用有关的合同（包括补充协议）、政府采购等资料;有关财务原始凭证;其他相关资料等。
2.细致实施相关调研、取证。（1）案卷研究。评价组关注对同一指标在不同项目文件中的证据进行对比核实，如果不同来源的证据存在差异，分析差异的原因，并且在面访、实地调研和抽查中进行核查，最后决定选择使用哪个来源的依据。（2）面访。从项目利益相关者中确定面访对象，如将市财政局、市农发局、各区的街道社区、村的经济合作社、苗木建设承包老板、部分村民等作为面访对象。（3）实地调研。到项目实施地进行考察、直接收集证据。根据绩效评价框架来设计，主要用于收集案卷研究、面访和座谈会无法收集的证据。（4）实地抽查。在三个区23个苗木基地中，考虑区域分布，按30%的抽样比例，抽取有代表性的5个基地进行项目实地抽查，以获取绩效评价的相关资料和数据。
3.报告阶段。对调研取得的原始数据和资料，利用分析性复核法、对比法、验证法，开展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工作，对相关情况进行整理、归集，形成各类汇总表，通过多维的分析，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4.后续阶段。财政局邀请行内专家对评价报告质量进行评审，指出评价报告的优点及不足，进一步提升评价报告质量。
（四）南通财政局服务型绩效评价对发现问题的综合分析
通过上述数据的分析，南通财政局对苗木基地建设存在不足进行深层次原因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项目可行性调研不够充分，在苗木选种、种植时间上准备不足。未能细致地对树木的选种进行深入地调研，种植适合南通各区土壤特点、气候及地理位置的树木品种，以及选择适宜的种植季节（如春季）进行种植;种植前未能对田块沟渠进行整理，田块排水不畅，导致田块积水使一些树木过湿死亡，抽查时发现，一些田块都是在租期到期收回土地后进行苗木种植的，部分田块种植的香樟、红叶石楠球都是因为排水不畅导致树木死亡或者生长缓慢，发育不良。
2.苗木种植监管不尽到位。建设方没有按照苗木胸径的标准要求采购验收合格的苗木，种植过程也没有监理参与监督管理，部分田块种植在田块底边、沟渠旁边的苗木细小，还存在空坑没有种植的现象。验收时着重对种植面积的确认，没有深入田块底部对苗木胸径进行细致的检查验收。在实地抽查中发现，死株多数是苗木胸径细小，集中在视线不能看到的地方。
3.苗木种植后续管护参差不齐，管护制度执行有待健全落实。实地调研、抽查中发现，私人承包种植的苗木管理措施完善，落实到位，苗木长势良好，而集体种植的苗木缺少管理，或管理流于形式。部分基层村（社区）因管护资金不落实，没有按照苗木基地管理工作制度的要求组建队伍，落实管护。相对公路旁边、村庄路边苗木种植存活比较好，田块底边、沟渠边种植的苗木胸径细小，死株较多，部分没有补栽;部分集体种植的田块杂草丛生，缺少后期除草、施肥环节;众多苗木缺少修枝护理，苗木全靠自然生长，没有造型，几年生长后仅有树价没有市价。
（五）苗木基地绩效的建设性建议
1.未来苗木基地建设，前期要进一步加强对项目立项的科学论证。注重对已建苗木基地各项经验成果、存在问题等归集和总结，深入分析南通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土壤、气候特点，在苗木的选种、种植时间上作出科学的规划和合理安排。
2.种植过程中加强监管力度。对苗木规格、种植标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提倡承种方包种包活的合同方式，分种植验收、成活验收、存活验收几个阶段进行，种植验收重点把握苗木品种、规格、种植行间距的达标、种植时间的选择等，成活验收主要关注苗木成活、补种情况，存活验收结合后续管护管理工作重点关注苗木生长、造型、存续期限等。
3.加强对后期管护措施的落实，完善管护长效机制。引入专业管护机构专业专职管护;林业技术部门要加强对基层管护工作进行培训指导，在除草、修技、施肥、除虫等方面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促使苗木健康成长成材，提高经济效益，为本地城市化扩大发展提供充足的绿化建设储备。
4.加强创新应用，坚持美感与内涵并重。在苗木基地较成熟的地区建立园艺废弃物处理场，粉碎修剪树木枝叶，变“废”为宝，提升绿化管护效果，坚持量质并举的管护方式，着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乡生态格局，改善生态环境。
三、南通财政局服务型绩效评价模式的经验总结
南通市财政局服务绩效评价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其他政府部门进行绩效评价时借鉴的价值。
（一）强化绩效评价的研究性学习
绩效评价是新生事物，其评价重点内容、方法等与目前各方人员较为熟悉审计有很大差别，对受托第三方机构专业胜任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绩效评价研究性学习应贯穿于评价项目实施全过程”是保证绩效评价获得实效的一项重要手段。苗木评价项目实施之初，评价组对项目的立项背景、实施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调阅相关管理制度、财务、业务统计报表等掌握业务制度，召开座谈会，收集相关线索和信息，进一步了解项目运行机制与模式、资金投入、经费保障、取得成效等，全面掌握苗木基地建设整体概况。实施过程中，将相关苗木建设、农业类等各方面的专家纳入评价组，开展绩效调研和课题研究，提供理论研究支持和指导。同时，通过项目单位内网、互联网、报刊等媒体，搜集有用信息，进行专题研究和学习。
（二）通过充分调研科学论证优选审计项目
项目选择是绩效评价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开展绩效评价的前提条件。年初制定年度评价计划时，南通市财政局本着民生项目优先的原则，对拟安排绩效评价的领域、具体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分析比较，反复研究，最终确定选择包括苗木基地建设在内的13个绩效评价项目。
（三）评价程序的科学性和评价方法的多样化
在开展绩效评价过程中，南通市财政局积极探索，从绩效评价的要求出发，注重在评价标准的确定、评价方法的选择及评价专业能力的提高上下功夫，以保证评价工作的质量（1）根据目标导向设立评价指标标准值，确保评价指标的客观公正。（2）采取适合项目特点的评价方法。在简便有效的原则基础上，综合选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四）客观评价、注重整改，加强评价结果应用
评价结果应用是开展绩效评价的根本所在。绩效评价现场工作完成后，评价组综合提炼，不断优化，将评价结果与来年预算安排挂钩，积极应用评价结果。（1）综合提炼，写好评价报告。对苗木基地运行状况、经费投入、制度建设、人员结构进行了全面反映;围绕经济性、效果性、效率性对苗木基地投入预算资金绩效作出评价。（2）强化指导，促进问题整改。评价结论积极向资金承受方反馈，促进其对评价报告提出问题的整改落实。评价结束后，南通市财政局专门就评价情况向市政府进行专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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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国贤.政府绩效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 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叶菜型甘薯；生态防治；生物入侵
中图分类号：S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4-3448-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4.029
Study on Replacement Control of 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 Using Sweat Potato
ZHU Wen-da1a，YANG Xin-sun2，HU Hong-tao3，XU Ling-feng4，LI Lin1b，CHEN Geng5，CAO Ao-cheng4
（1. 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a.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and Soil Fertilizer； b. Institute of Food Crops， Wuhan 430064，China； 2.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 Hu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Wuhan 430070，China；
3.Hubei Plants Protection Station， Wuhan 430070，China； 4.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3，China；5. Station of Plant Protection of Xichang Agricultural Bureau， Xichang 615000，Sichuan，China）
Abstract：The replacement control of crofton weed（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 was researched by using sweet potato which growed quickly with certain economic value. The control effect of alternative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crofton weed growth were observed in Hubei and Sichuan field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both starch-type and leaf-vegetable variety sweet potato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growth of crofton weed in the infected field with control effect of 98%～100%. And the two variety sweet potato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nitrogen，phosphorus， potassium and water by crofton weed， to keep watering and fertilization of the field， which can protect sweet potato production and income.
Key words： crofton weed（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 leaf-vegetable sweet potato； ecological control； bio-invasion
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是一种外来入侵的恶性杂草，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美洲墨西哥一带，广泛分布于世界热带和亚热带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1，2]。该杂草从缅甸首先传入中国西南地区，而后迅速向东和北方向传播蔓延至多个省、市、自治区[2，3]。紫茎泽兰繁殖快，抗逆性强，与当地植物竞争水、光和其他营养元素，并逐渐挤占生态位，形成单一物种优势群落，导致生态多样性的丧失，一些当地珍稀物种甚至因此消失[2，3]，并能产生有毒物质，牲畜食用后，常导致中毒甚至死亡[3]。紫茎泽兰的入侵不仅破坏当地植物生态系统，同时改变侵入地的土壤微生物结构，增强紫茎泽兰同本土植物的竞争[4]。研究表明，紫茎泽兰每年给中国农牧业生产造成多达几十亿元的损失[5，6]。因此，防治紫茎泽兰势在必行。
目前，防控紫茎泽兰的主要方法包括人工拔除、化学防除、生物防治和替代控制等。替代控制是利用当地植物恢复本土植物群落，或利用高经济价值作物来防控紫茎泽兰的蔓延和危害[7，8]。实践表明，利用替代植物防控紫茎泽兰是一种经济有效的生态防治措施[9，10]。甘薯在湖北、四川等地均有种植，其生长迅速，分枝能力强，能迅速覆盖农田，具有替代控制紫茎泽兰的潜能。同时，甘薯茎叶作为新型鲜食蔬菜，具有一定的功能保健作用，受到市场的欢迎。为了研究甘薯替代控制紫茎泽兰的可能性，在湖北和四川等地进行了甘薯替代紫茎泽兰的田间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湖北和四川的4个地点，分别是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南湖试验站基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四川省西昌市袁家山、四川省普格县。试验地平坦、肥力均匀，pH 6.5～7.3，有机质含量为1.60～1.80 g/kg，田间杂草以紫茎泽兰为主。
1.2 试验材料和田间管理
供试甘薯品种：鄂薯1号、6号和9号（湖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以及农家白皮甘薯（四川当地品种）。鄂薯1号为叶菜型品种，其余为淀粉型品种。鄂薯1号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南湖试验站基地种植，鄂薯6号和9号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种植，而农家白皮甘薯在四川西昌袁家山和普格县种植。选用重量在200～300 g的健康、完整薯块作为种薯，温室育苗后移栽大田。鄂薯1号、6号和9号按推荐方法进行栽培管理[11，12]，农家白皮甘薯采用四川当地常规栽培管理方法。
1.3 试验设计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南湖试验站基地设3个处理，为鄂薯1号、空心菜对照和空白对照。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试验地设3个处理，鄂薯6号、9号和空白对照。四川西昌袁家山和四川普格县试验地设2个处理，农家白皮甘薯和空白对照。每处理重复4次，每小区面积为120 m2。4个试验示范地区，空白对照不翻耕，不种植甘薯。甘薯替代处理区，均先翻耕、起垄，清除紫茎泽兰根茎后，然后种植甘薯。
1.4 测定指标和测定方法
鄂薯1号为叶菜型品种，测定每次的茎叶采收量，直至收获期结束。测定鄂薯6号、9号以及农家白皮甘薯的薯块产量。于开始收获前，测定紫茎泽兰株数、株高。采用手持式SPAD-502叶绿素测量仪测量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并取紫茎泽兰鲜样，送往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测量杂草的氮、磷、钾和含水量，每个处理重复4次。全氮量的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全磷量和全钾量的测定采用干灰化法处理等离子光谱法（ICP法），含水量的测定参考GB/T5009.3-2003的测定标准。试验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薯替代种植对紫茎泽兰的生长、水肥的影响
试验通过测定替代种植区中紫茎泽兰的发生数量、植株高度、叶绿素和水肥指标评价不同甘薯品种对紫茎泽兰的防控效果。试验结果表明，4种测试甘薯品种均能有效地控制紫茎泽兰的生长和抑制其种群建立（表1）。在空白对照区，紫茎泽兰的密度为58.0～123.5株/m2，而在鄂薯1号、6号和9号以及四川西昌袁家山农家白皮甘薯替代种植区，紫茎泽兰的密度为零，仅在四川普格县农家白皮甘薯替代种植区发现少量残存紫茎泽兰（2.4株/m2）。由于鄂薯1号、6号、9号以及四川西昌袁家山农家白皮甘薯替代种植区紫茎泽兰被完全控制，防控效果为100%，而在四川普格县甘薯替代种植区防控效果也达到98.06%，均高于空心菜（80.08%）。同时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甘薯对紫茎泽兰的防控效果与田间紫茎泽兰的密度相关，当紫茎泽兰的密度小于123.5株/m2时，防效为100%，而高于此密度时，田间发生少量紫茎泽兰。
在未处理的空白对照区，紫茎泽兰的平均株高达到68.5～78.3 cm，叶绿素含量为39.3～43.1 SPAD （Soil Plant Analytical Development），鲜重为17 900.0～41 322.5 kg/hm2（表1）。因为在鄂薯1号、6号、9号和四川西昌袁家山替代种植区紫茎泽兰被完全控制，所以其平均株高、鲜重、叶绿素含量为零。四川普格县甘薯替代种植区防效为98.06%，有少量紫茎泽兰残存，但其株高、叶片叶绿素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区植株，鲜重仅为对照区的2%左右，表明紫茎泽兰生长和光合作用受到明显的抑制。
氮、磷、钾和水分是植物生长的关键因子，而杂草的生长消耗田间大量水肥营养，导致作物减产。本试验结果表明，甘薯替代种植能有效地防控紫茎泽兰，从而减少田间水肥营养的消耗。由表1可知，紫茎泽兰对钾的吸收为57.7～128.1 kg/hm2，是氮的吸收量（28.0～64.7 kg/hm2）的2倍左右，是磷吸收量（10.6～26.3 kg/hm2）的4～6倍。紫茎泽兰氮和钾的消耗相当于甘薯生长需求量的2～5倍[13]。此外，紫茎泽兰耗水量高达12 011.3～28 388.6 kg/hm2。由此可见，甘薯替代种植紫茎泽兰极大地保持了田间水肥条件。
2.2 甘薯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试验结果表明，采用甘薯替代种植防治紫茎泽兰，无论是叶菜型甘薯品种鄂薯1号，还是淀粉型甘薯品种鄂薯6号、9号和农家白皮甘薯，均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表2）。在湖北武汉市江夏区实施的鄂薯1号替代种植防治紫茎泽兰试验区，2011年6月移栽，7月1日开始采收茎尖上市至结束，共采收12次，鄂薯1号产量为31 356.7 kg/hm2，产值达50 170.7元/hm2，去除人工、肥料和农药成本，纯经济效益为39 820.7元/hm2，为种植空心菜经济效益的4.5倍多（表2）。
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南湖试验站基地进行的淀粉型鄂薯6号和9号替代种植防治紫茎泽兰试验区，甘薯产量分别达47 947.5、48 108.7 kg/hm2，产值分别为57 537.0、57 730.4元/hm2（表2），去除成本支出，纯经济效益分别为52 437.0、52 630.4元/hm2，为种植空心菜经济效益的6倍左右。在四川西昌袁家山和普格县进行的农家白皮甘薯替代紫茎泽兰试验区，甘薯产量分别达到27 513.7、27 021.5 kg/hm2，产值分别为44 021.9、43 234.4元/hm2，纯经济效益为39 221.9、38 434.4 元/hm2。
3 讨论
紫茎泽兰是一种过渡性先锋群落，自然群落更替可长达15年以上，有较强的有性繁殖能力，每平方米可产生26～28万粒种子，也能通过无性繁殖从枯死根颈部萌发新枝[14]。由于其结实量大，无性繁殖能力强，本身产毒，天敌少，牲畜不食，在通常情况下种群增长很快，以平均每年30 km的速度传播[15]。紫茎泽兰入侵后，与当地植物竞争水、肥等，导致土壤肥力严重下降、土地退化[16]。因此，防止紫茎泽兰继续蔓延和扩张、防除紫茎泽兰已建立的种群，成为恢复侵入地农业生产的关键。化学防除见效快，但应对庞大的紫茎泽兰群体费用高，而且易造成环境污染，机械防除成本高，生物防除效果差，均难以大面积推广。最近的研究显示，采用替代植物种植控制紫茎泽兰，能够有效地降低紫茎泽兰的种群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当地的生态系统[17]。然而，选择适宜当地的替代植物尤为关键，牧草替代种植能较好地防控紫茎泽兰，同时也给牲畜提供饲料[8]，间接产生经济效益。同牧草相比，甘薯具有较强的分枝能力，能迅速覆盖农田，有效占领生态位，从而抑制紫茎泽兰的生长和繁殖。本研究结果表明，淀粉型和叶菜型甘薯均能有效地防控紫茎泽兰，田间防效达98%以上，能极大程度地保持田间水肥条件，增加甘薯产量，经济效益非常显著，是一种经济可行的生态型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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