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创新概述
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之说，他认为创新就是在生产体系中引入一种新的要素组合，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后来，索洛在熊彼特的理论基础上，对技术创新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两步论”，即新思想来源和后阶段发展，以及著名的索洛模型，探讨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技术创新的界定有很多种，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技术创新是技术的突破，生产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并应用与商业与市场的全过程。”它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也是一个经济概念。技术创新既不能片面地认为是技术的突破，也不能单独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是二者的结合，是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二)技术创新的实现方式
技术创新的实现方式，主要是依据熊彼特的技术创新基本定义，将其概括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目前，技术创新在国际上受到普遍重视，自熊彼特以来，技术创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创新一直都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但在各个阶段发展的方向和表现形态是不相同的。但是，任何一阶段的技术创新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即新颖性、创造性、投入高，风险大、高收益性以及大协调性。
二、企业基于节能环保实施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一)企业降低消耗增加利润的方式———节能
节能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首先企业开展经营活动，不仅要考虑企业本身、顾客、竞争对手等基本要素，还要考虑到生态环境因素，尽可能以最少的污染、最低的环境成本来实现最大利润;其次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可以把废能转换为可用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损耗，达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第三建立环保型企业，可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获得潜在收益。
(二)企业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减排
我国的节能减排秉承“既要发展，更要可持续”的原则开展。在“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单位GDP能耗降低16%、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在2005年有所实现，但并不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为手段来达成降低能耗的目的，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关停并转能耗大户来实现的，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减排就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为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改进生产工艺和末端治理技术，所以国家应注重促进技术创新，改善经营管理，形成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企业，使企业向着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三)企业可持续发展途径———节约资源
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品种丰富，但是人均含量很低，结构不合理。所以，我国将节约资源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企业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资源支撑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作为资源消耗主体，就必须贯彻这项基本国策，以低消耗、低污染的经营模式进行生产。随着一些资源的逐渐耗尽，一部分企业也面临着倒闭或者是转产的选择，所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改进工艺设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节约资源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四)企业与世界接轨的通行证———清洁生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愈来愈明显，尤其是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的出现是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清洁生产源自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化工行业的污染预防审计，是一种创新性理念，它将预防思想应用于企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中，减少了环境问题，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清洁生产和可持续消费密不可分，它将改变生产模式与改变消费模式并举，进一步把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融入商业运作和日常生活，乃至国际多边环境协议的执行中。因此，清洁生产将成为企业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五)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采用新技术
企业是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主体。要进行清洁生产，实现绿色经营，就必须依靠新的技术与设备，新的制造方法。通过技术创新，改进机器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或者通过流程重组，开发产品的新性能，获得产品的新用途，增加经济利润。新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是低成本、高收益的集约型生产方式的根本保证。
三、影响企业基于节能环保下实施技术创新的因素
(一)企业进行节能环保的技术创新意识不强
目前，我国企业站在节能环保的战略高度，来进行技术创新的意识不强。即使有部分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也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展的，并没有将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结合起来，甚至还可能导致新的污染的出现。从国际上看，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对某些进口产品设立了“高围墙”。就我国入世来说，虽然关税的“门槛”降低了，但“绿色”壁垒却在增高。面对巨大的环境压力，我国企业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就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失去竞争力。
(二)企业管理水平不高
节约模式从消除浪费开始，我国很多企业技术与管理水平还很落后。另外，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多样，经济市场较大，各类产品都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因此各种仿制、粗造也大行其路。技术需要创新，但如果管理水平不能同时适应企业的发展，企业自然会被淘汰，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管理，适应发展大趋势，是每个企业的重要的举措。
(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
虽然我国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创新能力也有了一定提高，但依然存在技术创新不足，对外技术依赖性较强等问题。我国目前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传统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基于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不足。由于企业缺乏良好的体制环境，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跟不上节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面临了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技术创新经费来源结构问题;技术开发机构设置不全、企业创新人员不足、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
(四)企业经营外部环境影响企业实施技术创新
企业的经营状况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包括企业人才素质、企业文化、产品竞争力以及技术、市场、政策法规等。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不仅需要企业内部有良好的创新意识，而且还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政策下进行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受到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制约，所以，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实施技术创新。
四、企业在节能环保视野下实施技术创新对策
(一)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树立节约能源的技术创新观
首先，面对目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国家应该加大绿色经营的宣传力度，使企业家都能意识到依赖资源消耗获得发展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威胁，从而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自觉纳入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及从事循环经济研究的体系中。其次，企业基于环保的角度来实施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技术和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因此，不能仅停留在物质和技术层面，还要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对促进资源节约型企业创建的重要作用。要使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技术创新拥有新的生命力，必须在企业内部树立节约能源的技术创新观，将其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作为企业制定战略目标的参考。
(二)围绕节约能源，加强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创新和管理制度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当现行制度不能适应创新系统的要求时，就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只有完善的制度做保障，企业才能更好的进行技术创新。另外企业需要引进培育创新型人才，技术的发展是通过人来实现的，企业要根据创新型人才的特点，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内容，营造自由的创新氛围，鼓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并给与一定的资金支持。企业要围绕节约能源进行技术创新，就必须要有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做后盾。企业必须要建立与资源节约型企业这个观念相符合的管理制度，以制度创新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
(三)循环利用资源，提高工艺水平的创新模式
在节能环保视野下，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尽量采用可再生能源，或开发新能源来代替现有枯竭能源。我国的石油、土地、水资源以及矿产资源面临的缺口越来越大，资源的短缺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所以开发新能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例如现在已被开发利用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海洋能等，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福音。其次，进行技术改造与工艺创新。企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改造和创新，以提高能源利用率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切入点，将技术创新导入节约能源、能源利用与再生等领域。
(四)开发节能环保的技术与产品
关键词：节能环保资源效益循环经济高新技术
一、我国目前能源消耗现状
能源资源短缺是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我国的石油资源量占世界的3.5%，人口却占世界的22%；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2200立方米，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被列为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工业用水浪费十分严重，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达90立方米左右，是世界平均取水量的2.5倍，为发达国家的3~7倍；土地资源占世界的6.8%，却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能源短缺不言而喻。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重要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恰恰又是能源资源强消耗阶段。
同国外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和廉价劳动力来实现的，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由此可见，在我国企业的产品成本中能源消耗及其他资源的消耗成本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使得一些企业以劳动生产者的低工资来弥补能源和其他资源高消耗的产品成本，以取得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也可以说，企业通过节能降耗减少产品中资源消耗成本的空间十分巨大，完全可以靠节能降耗来保持产品的竞争力。
而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环境治理和削减污染物排放投入很少，或者根本不进行投入。资源和能源被大量消耗的同时，也带来污染物大量的排放。肆意排放的污染物对空气、植被、水资源、河流、土地的污染日益严重，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面临严峻的威胁。
二、节能降耗是缓解资源压力的有效途径
节能是指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及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一切措施以更有效的利用能源资源。节能已被称为世界第五大能源，它不仅可以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而且是减少有害气体排放，降低大气污染的最现实最经济的途径。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石油化工行业，集产能大户、耗能大户于一身。据统计，石油石化行业年能耗量达到2.7亿吨标准煤，万元产值能耗高达3.5吨标准煤，是其他行业的两三倍。2006年，为了实现“十一五”节能降耗的总目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纷纷推出能源节约方案，通过节约和替代石油、热电联产等方式初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经估算，三大石油公司在2006年节约能源折合350万吨标准煤，节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减排SO23.5万吨，减排COD9600吨。
不难看出，通过节能降耗，既能实现节约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的目的，同时又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能源资源不足带来的危机。
三、节能降耗创效益
节能降耗不仅仅是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意味着创造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为防止地球温室效应，爱普生公司采取多种节能措施，致力于减少因消耗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占公司能源消耗总量70%的电子设备生产工序进行改进，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54.9%。2005年，爱普生公司“液体成膜技术”在“高温多晶硅TFT液晶面板”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光刻法”制造电子元器件严重浪费材料和能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的问题。而且爱普生移动液晶投影仪EMP-740在能源利用率方面的卓越表现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较之以前的产品，EMP-740的亮度提高了4倍，而消耗电量却只有从前的1/4。这些节能环保产品既有利于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社会美誉度，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节能环保已成为戴尔公司重要的经营理念而被贯彻于产品设计、生产和应用的各个过程之中，戴尔推出的OptiPlex商用台式机在电源、主板和机箱等方面均采用了无铅设计，并配备了全新、高效的DellEnergySmart系列设置和戴尔平板液晶显示器，从而使全球客户每年可节约将近10亿美元的能源开支。数据显示，如果将OptiPlex745中采用的节能设置应用于所有戴尔台式机，其节省的电能将减少1250万吨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相当于大约250万辆汽车在路上排出的废气。同时，节省的能源可为客户节约16亿美元的运营成本。
节能降耗在节约能源和创造效益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要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必须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发展高新技术来实现。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节能降耗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目标的经济，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节能降耗的重要途径。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进行生产，全面促进节能生产，从源头上降低能源消耗。
为实现节能降耗和环保，杜邦公司创造了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创造性地把循环经济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业相结合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制造法”，从而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从大量废弃塑料中回收化学物质，开发出用途广泛的乙烯产品，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原料和能源的使用，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通过放弃使用一些环境有害型的化学物质、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和发明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使公司生产造成的废弃塑料物减少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70%。公司设立了2015年循环经济战略目标，通过为客户提供能效高、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年收益将至少增加20亿美元。
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夫·伊梅尔特言简意赅地说：“绿色就是金钱。坚持苛刻的环保标准不仅有利于加强我们的企业地位，还将转化成一项充满商机的业务。”作为一家老牌制造公司，通用电气过去和我国现的在某些企业一样，常把环保法规视作一种成本或负担，但今天，通用电气寻找到了两全其美的结合点，在进行环保投入的同时也获得“绿色产业”的利润。
“绿色创想”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项全球战略举措。通用电气公司将大幅度增加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资，帮助全球客户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同时减少自身在全球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以环保产品和服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通用电气公司的“绿色创想”是基于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的能源消耗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等严峻挑战而提出的循环经济理念。2006年5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与通用电气签署了关于环保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加强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通用电气将提供包括煤、风能、生物能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方案，为中国的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提供帮助。已经或即将在中国投入使用的“绿色创想”产品包括：为中国干线铁路提供Evolution机车，提高燃油效率，污染排放量减少40%；为4家航空公司的42架飞机提供84台通用电气nx发动机，这些发动机较之普通的发动机能够节约燃料的消耗，订单额逾10亿美元；7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机订单，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领跑者；为东海大桥项目提供电力、照明以及自动化解决方案，为非交通繁忙时段节省了20%以上的能源，等等。据悉，2005年，通用电气公司“绿色创想”产品和服务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亿美元，2010年将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翻番，销售目标为200亿美元。
五、发展高新技术是节能降耗的必由之路
能耗问题不只限于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更是个技术问题。节能降耗要靠技术手段和设备改进来实现，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大量降低原材料、能源和水的消耗，减少甚至消除废弃物的产生。
早在2002年，通用电气就已经启动了很多针对增加资源效率，减少废气排放，提高能源效率、水资源供应以及水处理能力的研发。伊梅尔特认为，这些挑战是现代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只有通过技术革新才能应对。通用电气的计划是，到2010年对清洁技术研究的投入将由2004年的7亿美元逐渐增加到15亿美元。同时，通用电气将向客户提供更多的绿色环保产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保持公共信息透明度。通用电气自身在全球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也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以环保产品和服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在中国，通用电气将投入5000万美元用于“绿色创想”产品的研发。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的经济增长中技术的贡献率已达70%～80%，这为企业节能降耗环保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信息化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手段，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有力技术支持。因特网的使用可减少企业对能源和材料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改善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沃尔玛拥有美国第二大的车队，年行程达150亿公里。沃尔玛承诺，要在可持续性项目中投资5亿美元，在十年内把公司的能源消耗量减少30%，将产生的固体废物量减少四分之一，将公司车队的燃料效率提高一倍。沃尔玛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起来的供应链体系，可以大幅度降低库存量，提高产品的适销率；运用电脑支持系统随时跟踪、报告每一个品牌、款式、规格的商品的销售情况；采购环节则根据电脑提供的数据进行科学采购。通过卫星和电脑互联，公司总部可随时清点任何一家连锁店内库存、销售和上架的情况，并通知货车司机最新的路况信息，调整车辆送货的最佳线路。这样，沃尔玛运用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优化了业务流程，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能源的消耗。:
六、节能降耗任重而道远
水泥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又属高能耗、重污染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水泥工业粉尘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70%以上，气体污染物如：氮氧化物、氟化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污染也不可低估，并且对大气污染有加重趋势，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占有相当的比重。目前，我国水泥工业中的新型干法窑水泥生产环保工作做得比较好，但仍有40%左右非新型干法窑水泥生产的污染治理困难依然较大，尚缺乏成熟的技术，急需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泥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但从整个行业来看，企业环境绩效的取得主要靠末端治理，环保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很高，成了进一步做好水泥工厂环保工作、继续提高环境绩效的阻力，如何有效预防污染、改进污染控制技术装备提高其性价比、加强污染控制技术装备应用和管理、提高污染控制技术装备运行可靠性、降低环保设备投资和运行成本是推进水泥工业环保工作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确保实现“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加快现有水泥工业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全面推进水泥工业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综合治理，减降二氧化碳的排放，提升技术装备质量和污染防治技术整体水平，提高污染防治工程技术和设备的国产化程度，加快推动我国水泥工业污染防治技术的发展步伐，满足水泥企业对环保适用技术的迫切需求，使国际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及时在国内示范应用，使国产的先进、成熟、适用的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更多地走出国门，为供需双方提供相互交流、合作的机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定于2009年4月1日-3日在北京中苑宾馆召开“2009年全国水泥工业污染预防与控制技术及管理交流会”。由中国水泥协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举办的“2009中国国际水泥峰会”和“第十届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同期举行。
本次交流会将重点围绕水泥企业关注的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污染物排放标准、清洁生产与污染预防，除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二氧化碳治理与减排等应用技术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现将会议征文及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文征集的主要内容
（一）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1、国际先进的水泥工业污染物控制技术及在我国的示范和应用；
2、国产先进、成熟、适用的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在国外的示范和应用；
3、水泥工业除尘、脱硫、脱氮、脱氟系统工程典型案例与分析；
4、水泥企业粉尘污染治理现状与发展趋势；
5、电、袋复合式除尘器的开发与应用；
6、水泥厂袋收尘器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建议；
7、脱硫除尘成套设备关键技术的最新研发与应用；
8、水泥工业高浓度煤粉的袋式捕集技术和设备；
9、大风量、长袋、低压脉冲除尘技术和设备；
10、水泥窑头、窑尾袋式除尘技术及高炉煤气袋式除尘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11、在水泥工业除尘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设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的办法与解决措施；
12、水泥工厂加强除尘系统和设备的维护与管理提高设备运转率的经验和教训；
13、水泥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实现预防污染、节能减排的经验；14、水泥工厂贯彻ISO14000实现减排、提高环境绩效的经
验；
15、水泥企业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实现CO2减排的做法与经验。
（二）节能减排的新技术与新趋势
1、水泥工业节能减排新技术展望；
2、水泥企业低品位石灰石资源利用新技术；
3、水泥企业用回转窑焚烧生活垃圾、固体废弃物的新技术；
4、水泥企业利用外行业尾矿、工业废渣、粉煤灰等综合利用的新技术；
5、水泥企业采用新型多通道燃烧器利用劣质燃料、二次燃料的新技术；
6、水泥企业采用低NOX生成分解炉的预分解新技术；
7、水泥企业采用低NOX生成的燃烧新技术；
8、水泥企业采用除尘、除有害气体一体化的收尘技术与设备；
9、水泥企业开放场合粉尘控制新技术；
10、全密闭电石炉尾气治理及综合利用；
11、水泥企业采用高新技术“留壳改仁”改造低效率收尘设备的经验；
12、水泥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措施预防与控制污染的新技术；
13、新型干法水泥企业提高型清洁生产审核技术与方法；
14、水泥企业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实现CO2减排新的做法；
15、水泥企业噪声治理新技术；
16、水泥企业工业废水治理新技术；
17、水泥企业治理污染物高浓度、高含湿量、腐蚀性、爆炸性、粘性废气的新技术；
18、低温余热发电、高效节能粉磨（立式磨、辊压机、高效选粉机等）、高效低压损预热器、高效熟料冷却器、散装水泥、高效密闭输送等节能减排型水泥成套技术装备创新及产业化发展。
希望各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员，根据征文内容撰写论文。
二、论文征集
1.本次研讨会面向全国征集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报告、论文、调研成果，将择优选用并安排会议发言。
2.个人简介：会议演讲者需提供300字左右的个人简介，供会场主持人向参会代表进行介绍。
3.论文要求：①采用A4纸规格，5号宋体字，每页42行，每行45字。一般不超过5页。文责自负。论文摘要在500字左右；②题目下方为作者姓名，单位，邮编；③会议只接收论文的电子版（或软盘）。；④论文截至日期为2009年3月1日。凡被录用论文，将汇编到题为《2009年全国水泥工业污染预防与控制技术及管理交流会论文集》中，同时论文作者获论文证书，参会人员每人一册。
三、主旨报告
1.环境保护部有关领导介绍我国“十一五”环保规划及当前环保形势和任务,国家水泥工业污染治理规划情况及大型水泥工业项目国家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申请等内容；
2.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领导介绍水泥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节能减排等环保相关管理规定。
四、特邀报告
1.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介绍水泥行业面临的环保形势任务及环保治理技术需求信息；
2.为了吸收与引进国内外的水泥污染控制方面的理念、技术与管理经验，特邀请国内外一批知名领导、专家参加会议，并做基调发言或重要学术报告；
3.专家就中国水泥工业的除尘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概括分析和总结，介绍已经推广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水泥清洁生产技术和综合的解决方案。
五、参会人员
1.管理部门：政府官员、行业协会、污染控制部门管理人员；
2.研究单位：水泥、环保、系统研究单位、设计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监测机构、环评单位等；
3.企业：水泥生产企业、水泥装备制造企业、环保工程公司、脱硫除尘治理公司，环保工程施工、安装单位，工业企业燃煤锅炉单位技术负责人、科技及管理人员等；
4.其他有意参加研讨交流的单位及人员。
六、会议安排
1.会议安排：会期3天，相关政策主题报告、专题报告、案例分析、分组交流2天，考察1天。
2.工作语言：会议期间主要用中文和英文交流，会场配备同声翻译。
3.有关会议议程、日程安排等事宜将于会前一个月准时通知报名参会人员。
七、会议联系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54号，100082）
联系人：
电话：
关键词：技术、座架、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环境技术创新。
Abstract: Heidegger’ Ge-stell nature about technology is the reason which destroys environment. The nature is not inherent in technology. It is based in scienc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value， etc. We must change these factors， set up new technolog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 technology， ge-stell， self-determinism， social constructism， enviro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技术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技术何以造成环境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具体考察技术知识体系，发现它破坏环境的方面，然后推进技术进步以有利于环境保护。这是环境技术研究的内容。另一是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进行，以探求技术的深层次内涵与环境破坏及其保护之间的关联。前者的研究已经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了，成果很多；而后者的研究并不多见。由此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如何从技术哲学的层面探讨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之间的关联，就成为科技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困难的问题。本文结合海德格尔尔关于技术对自然的破坏的论述，具体论述了技术的中性论、自主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给出建构环境技术创新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途径。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本质与环境破坏
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中性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体系，与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因素等无关。技术的本质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技术手段和技术效率的高低与技术应用的善恶没有必然的联系。“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1]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有道理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相信技术中性论是正确的，那么，环境问题就是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不需要改善技术，而只要端正人们应用技术的态度，不将技术应用到破坏环境之中去就行了。很显然，这是极端错误的。这也表明技术中性论的不恰当性。现实情况是，技术本身不是中性的，负荷价值，有好坏之分。为着善的目的去使用某项技术并不一定取得善的结果，也可能得到恶的或善恶皆有的结果。如在工业生产中，技术应用的目的是生产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它却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产生了过多的废弃物，造成了资源和环境问题。很显然，这种问题的产生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来源于技术本身对自然的作用方式。
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传统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规定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没有揭示出技术的本质。这点正如“国画是由线条和墨块构成的”没有揭示出国画的本质。通过对技术的历史学和词源学的考察，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世上万物的一种解蔽方式，只不过古代技术的解蔽方式不同于现代技术的解蔽方式。前者与艺术、科学等密切联系，而且相统一。它带出“物性”，是自然状态的解蔽，反映了自
[收稿日期]2003-3-1
[作者简介]肖显静（1964-），男，江苏南京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环境、生态政治与哲学、科学传播的研究。
然理性，是天地神人的四重统一体。例如，古代的风车转动就是自然力的体现。有风则动，无风则静。一切顺其自然，保持了自然和人的本真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后者对自然的解蔽是通过座架（Ge-stell）进行的。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此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2]它是技术的本质，使得自然在这种技术的作用下处于非自然状态，失去了古代技术所包含的“诗一样的东西”，造成了环境破坏。
那么，什么是座架呢？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座架”就是“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所谓“摆置”（stellen）就是一种对在场者的限定，即把某物确定在某物上、固定在某物上、定位在某物上，从某一方向去看待丰富多彩的事物。如限定空气以生产氮，限定土地以生产矿石，限定矿石以生产铀，限定铀以生产原子能。这样就使天地万物在技术世界中只显现为技术生产的原材料，把某物限定为某种效用上，把存在者的存在还原为它的功能，失去了自然的整体性和丰富性，自然完全成了一个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功能性的存在，成了一个满足人类物质欲望的工具。当然，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技术在对自然进行摆置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人类对它的限定目的，促逼着（Herausfordern）自然，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从技术生产需求本身去看待事物，将自然状态纳入人的技术生产系统，迫使自然符合技术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因为处处被预置（bestellen）而立即到场，并且为了本身能被进一步预置而到场。例如，要在某一江河之上建造发电厂，就要对这一江河进行改造，将之纳入发电和输电的整个技术系统之中，这就是技术对江河的预置。海德格尔将此形象地比喻为：由于拦河大坝被电力工业系统预置，莱茵河流被水压差的提供者预置，所以，与其说拦河大坝建在莱茵河上，还不如说莱茵河被建在水站上。也正因为这一预置，技术总是挑战自然，从人类的需要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界限定在某种技术上。自然的自然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没有了，自然的单向功能性增强了，进入到一种非自然状态，蕴藏着毁掉天然自然的危险，成为“持存物”（bestand）。所谓持存物就是“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东西，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3]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对象的相对独立性，随时服从于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对它的摆置、促逼与预置。
从上述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座架确实不是技术中的因素，而是技术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解蔽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解蔽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物的展现和世界的构造，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的影响。通过座架，技术促逼着自然，对自然强行索取；通过摆置，对在场者加以限定，使自然齐一化、效用化、对象化，对自然进行了谋算和估价；通过订造，即生产，使自然失去对象的独立性，成为持存物。总之，通过座架的作用，自然成为人的对立物，失去了本性，处于非自然的状态，也就是处于被破坏的状态。这是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与环境破坏之间关联的这种分析是恰当的，很有启发意义。
既然如此，要走出技术的环境破坏误区，就要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走出技术破坏环境的误区。
二、技术本质的社会建构
海德格尔没有具体分析技术“座架”本质产生的原因。相反，他强调了技术的“座架”本质对于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限定和强求到处贯彻，到处决定了人与事物存在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显示其普遍的本质，以为献身于纯粹的艺术享受、政治或宗教体验就可以逃避技术展现，这乃是幻想和错觉。”[4] 这就是说，在技术的作用下，文化的东西，如科学、艺术、宗教、政治等等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地形成历史的力量，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因技术的展现而去蔽，显示其本质。如海德格尔就认为，现代科学所提供的物的图景就是数学化的图景，数学化是对物之特性的筹划，筹划的特征是预置。这里的预置指的是“通过数学化，物被置于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中的由力的定律所支配着的物质微粒，它是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因而是被充分‘预置’的”。[5]
这点与技术支配的预置特征相同。科学通过谋算、计划使现实的东西被限定到一个因果关系的网中，海德格尔称该网为“针织品”。不仅如此，科学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实验室、图书馆等绝不是技术展现的外在结果，而是技术对象化的不同环节。所以，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是由技术支配的，技术作为座架支配着现代科学。
如此一来，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在把自然展现为持存物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人变成了持存物而失去了它的本真存在。技术的座架本质成了世上万物的展现方式，成为一个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的超然的、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从这点看，海德格尔是一个自主性的技术决定论者。技术的自主决定论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它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它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变更，相反，技术的发展决定着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
实际上，技术并非是自主的，它并非是科学、艺术、政治等的支配力量。技术的所谓座架本质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科学、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技术是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体现了技术批判而且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自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身上”。[6]
这是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如对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认为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并且技术的座架支配着科学的展开。虽然科学对自然的祛魅与技术对自然的解蔽都导致自然丰富意义的丧失，但是，两者对自然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地是从人类认识自然的意义上而言，后者则主要是从人类改造自然的意义上而言的。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大科学的兴起，科学的操作性增强了，科学家要进行实验，要利用技术仪器设备去进行实验，发现事实和检验理论，这增强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技术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本质是技术，它最多意味着科学的技术性增强了，科学变成了技术科学。当然，随着科学的社会应用的加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科学与技术在很多时候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向前迈进。但是，在这种作用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角色定位并没有改变。纯科学更多地关心的是知道什么，理解世界的某些方面，去追求真理性的认识。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并不包含生产设备、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军事武器等的制造。而技术才以某种有利于人类的方式去改变世界。科学并不简单地是技术。科学已经成为技术的必要基础，是技术的先导。在这种情况下，何来科学的本质的技术展现。
而且，从技术的发展看，现代化技术的科学化趋势越来越强。技术进步主要地不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技艺的系统知识的应用，技术的传播也主要地不是依靠学徒制而获得。它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理论揭示的自然的规律性，为揭示技术的可能性奠定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等都不是来自经验探索，也不是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而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从这点看，技术反映了，最起码是部分反映了科学认识世界的特征，部分地反映了科学的本质。
科学向技术、生产的转化过程大致可以分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 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 技术发明（技术 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 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7]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并非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单纯手段或工具本身，而是人把自己已经掌握了的自然规律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来的一系列过程及结果；而从结果看，它本身就是人的目的性预期与其相应手段或工具（核心是自然规律）的实现了的统一体。”[8]
因此，技术是负荷科学、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的。技术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主要体现在科学是它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条件制约着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方向。这两者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优劣和技术应用的善恶。这也说明了技术中性论和技术自主决定论的失当。根据这一思路，应该从技术价值负荷的角度，对技术为何造成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三、技术的价值负荷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上面的论述表明，技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在人们伦理价值的引导下，在人们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完成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技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需要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技术产生和应用的科学基础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从技术认识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两个角度来考察。
技术认识论方面主要问题是技术评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知识、人工物的属性、技术理性、技术客体等问题。六十年代以来，国外技术哲学在经历了对技术的本体追问和价值反思之后，开始了对技术起源、设计、发明、创新、技术作用的机制和技术知识的检验等认识问题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谈论技术的本质和结构，分析技术的认识内容，考察技术的价值问题，真正选择合适的技术，才能避免技术危机，实现技术与人关系的良性发展。从技术认识论来看，“技术知识是关于依据对自然物质客体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有效地改造、变革自然物质客体，使之成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形式的知识。”[9]由此可看出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知识原理是技术应用的基础，科学知识对于技术知识的正确性是有影响的。而这一点又影响到技术应用的善恶。如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和科学对自然的还原、简化、数学化的概念规定——预置等，必然造成技术改造自然过程中导致自然的非自然化的状态，从而破坏自然。
从技术的社会性上看，“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及其统治利益打算用人和物来的事情总被设计在其中。”[10]而且，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技术虽然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但是，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技术成为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开发应用自始至终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虽然从经济利益出发的科技进步能够比早先的欠先进的科技消耗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出的产品，产生更少的副产物，从而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少的压力，但是，科技应用的非环境保护目的确实阻碍了环境保护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技术进步看，它确实造成了经济合理性及其生态环境保护的不合理性。
首先，从技术的产生看，它是机械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产生过程的必然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类经济通常就是分立的活动，只需应用分门别类的技术即可。如此，技术不仅以分化和专门化的方式发展，而且过分简化，具有可分割的性质，不能反映人与大自然的复杂关系。
其次，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它是经济主义的，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从自然界谋求最大的收获量。这必然导致人们为了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大肆掠夺自然界，造成资源危机和环境破坏。
再次，从技术应用的过程看，它的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为了更快地取得经济利益，传统物质生产以单个过程的最优化为目标，更多的是考虑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以及所存在的整个自然界。例如，内燃机使人类发展工业的主要动力，其所造成的光化学烟雾的危害很长一段时期不为人们所知。
最后，从技术的进步看，资源开发利用和自然环境保护技术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技术进步，许多源于开发实际，集中于开采利用技术以及如何降低开采或收获成本，如何增加资源利用以获得更多收益。技术进步往往忽略环境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保护成了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副产物，而不是将环保的追求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致起来。这就造成了先进技术已经使人类实现在月球上软着陆，但却不能控制汽车和工厂造成的污染；人类已经计划建造规模巨大的太空城，但却无力管理地球上的大城市。
总之，在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的作用下，技术的应用方式只是拘泥于自然规律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割裂了技术活动与自然生命的统一，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从而给自然界造成了破坏。技术应用的科学基础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获得的自然的局部性的规律，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经济导向的利润合理性和生态不合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等是造成技术应用破坏自然的最根本原因。要走出技术的危机，就要在考察分析、批判、校正技术开发利用的社会背景下，给出技术应用的正确背景以保证技术的正确应用。
四、走出技术破坏环境误区的恰当方式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的自主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分析技术的“座架”本质形成的原因以及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也没有必要从科学社会的角度探讨有利于环保技术的建构，而只要从技术本身来分析就行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在对待怎样走出技术危机这一问题上，就没有看到技术的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意涵，也就是没有看到这些因素对技术的“促逼”，即没有看到技术“座架”本质形成的自然科学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没有从产生技术“座架”本质的那些原因的反思、分析、改变中去改变技术本身以走出技术的危机，而是把技术的本质扩张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走向了技术自主技术论。也正因为这样，他就只是针对技术的“座架”本质所内涵的“技术思维”——“计算性思维”进行批判。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种“计算性思维”排斥了其他思维，使人总体的无思想；使人仅仅从技术上看待物，并把人束缚在技术之中受它控制。要走出这一误区，海德格尔认为，应该用那种“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的狂乱和控制论的摄人心魄的魔力要清醒”[11]的“深思之思”取代“计算性思维”。这种深思之思就是走向“思”与“诗”。所谓思就是在深思中觉悟技术的本质，意识到技术的危险，看到技术的座架本质对自然和人类的解蔽给自然和人类带来的危害。在此基础上，人在深思中觉醒，成为存在者的看护者。所谓看护，也就是“向着物的泰然处之”，放弃对事物的功能化、降格、缩减，让事物自身显示其所是。而要做到这一点，人及一切存在者就要“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走向诗意的存在，诗意的安居，让事物和世界在场于自身性和自立中，保持本真的存在状态。
海德格尔的这种技术拯救方案是行不通的。他所倡导的“思”，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计算性思维”的片面性，而应该更多地“沉思之思”，认识技术造成环境破坏的本质并拯救之。这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行。主要原因一是单靠这一点并不能冲破“技术思维”。二是即使“沉思之思”能够冲破“计算性思维”，但是，由于这种思维的转变不是快速的，而是缓慢的，因此人类必须漫长地等待这种转变。这点海德格尔自己也同意。问题是人类承担得起这种漫长的等待吗？这就是说，“深思”、“等待”、“泰然处之”、“向神密处敞开”不能现实地解决技术危机。
实际上，近现代技术是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价值背景的调节下，在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为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技术的本质中嵌入着它的产生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科学和经济内涵。要改变技术的本质，就要改变技术产生的科学形态以及单纯为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找既能够保持自然的自然化状态，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技术。
对于科学，应该考察分析批判它所依据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相对于环境保护的缺陷，在此基础上，重构科学认识自然的恰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本体论上由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由自然的分离还原走向自然的有机整体；认识论上由坚持绝对的科学真理观走向相对的科学真理观；由对天然自然的研究走向研究由人类社会、人工自然、天然自然三者组成的大自然系统；方法论上不仅要研究自然的规律性方面，还要研究自然的非规律性方面——结果的展现；不仅要采取还原性原则，通过认识低层次的来认识高层次的，通过研究要素来研究整体，还要采取整体性原则，通过高层次的研究来认识低层次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来认识要素；不仅要研究某些事物的外在表现，还要研究事物的经验性的方面，如动物的情感、智能等；不仅要研究因果决定论，还要针对具有目的性的存在，研究它的果因决定论；不仅要研究具有线性、整形等特征的对象，还要研究具有非线性、分形、混沌等特征的对象。由此使得科学的发展呈现生态化、人文化的特征，与传统科学不相一致。只有以这样的科学作为技术的知识基础，才能减少技术的应用对自然的破坏。 （此当另文阐述）
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应该加以改变，以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环境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是不同的。传统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建立效率更高、效能更好的新的生产体系，获得更大利益的过程。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其生产方式是一种“原料——产品——废物”的模式，其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因而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但那不是普遍的事情。当保护环境与增长经济矛盾时，传统技术创新更多地还是倾向于去增长经济。这一点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使然，也是目前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环境技术创新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变追求经济效益的单一目标体系为追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多目标体系。它清楚地知道，只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往往是一种短视行为，会造成环境问题，威胁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也会导致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而只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的技术创新，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导致社会的衰败。只有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的环境技术创新，才能使整个社会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由此产生的技术，在应用目标上，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生产过程中，与生态整体性的原则相符合；在应用过程中，体现非线性和循环性。因此，它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等后现代性的特征。可以说，生态化的技术体现了后现代技术的本质。
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他开发采用能给他带来更大剩余价值的技术。否则该项技术即使有利于环保而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也不会开发应用。既然如此，最好的技术应是既能带来更高的剩余价值，也能带来更好的环保效果的技术。它应用于生产既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经济合理性，也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生态合理性，达到两全其美。不过，在现实社会中，环境技术创新并不是依据市场经济逻辑开发的，往往在经济上并没有优势，不会被商品生产者所采纳。如此，这种技术的开发强度就不大，新开发的技术也没有多少人利用，只能束之高阁，起不到应有的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考察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技术创新的特征，进行制度创新，改变影响环境技术创新的各种要素，如伦理价值的内涵、政治经济的结构、法律法规的条款，限制进而禁止破坏环境的技术创新，激励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这是技术的社会建构本质的必然要求。（此当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Emmanul G Mesthene.Technological Change:Its Impact on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70.60.
[2][3][11]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5页，第935页， 第1260页。
[4]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5]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9期，第3页。
[6][德]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页。
[7]陈昌曙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204页。
[8]郭小晖：“试论一种可能的技术本质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1期，第2 页。
水资源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资源之一。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日益深入，我国水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主要表现为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水环境质量不佳、水生态恶化、水风险隐患多等方面，水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利用科技创新驱动水安全保障成为目前我国工程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十条》的实施也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启了治水大业，不仅为我国水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实施面向水安全保障的工程与技术创新搭建了平台。
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污染治理时刻牵动着有识之士的心。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科技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是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院士们积极开展战略咨询、学术引领、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活动，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中国工程院主办的“中国工程科技论坛”自200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230余场。在各位院士和专家的共同努力下，该论坛已发展成为中国工程科技界交流学术思想、凝聚集体智慧的重要平台，日益成为工程科技战略研究和服务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学术支撑。
“气候变化背景下水环境保护”院士论坛是“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的一部分，由“求是讲座教授”侯立安院士申请立项。
论坛的主旨是针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不断深入导致的水环境问题日益凸现，并诱发系列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邀请国内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环境保护战略和对策。主要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对我国水资源的影响、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海洋过程与陆域水环境过程的关系、气候变化与水环境保护、水环境质量改善的生态工程模式、城市水环境保护的战略与对策等。
2016年10月12日，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浙江大学、浙江省科协、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以“面向水安全保障的工程与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第232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在浙江嘉兴举行。
著名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主持了论坛开幕式。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种质资源学家刘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与气候学家丁一汇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海洋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化工分离专家高从杲淌冢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遥感专家潘德炉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工程学家费维扬教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流域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管理专家孟伟研究员，浙江大学副校长严建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巡视员张悦，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中共嘉兴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海峰出席了本次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专家、学者，以及嘉兴相关的部门、企业的代表，共350 多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嘉兴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也是部级生态示范区和国家首批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与嘉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学部所涉及的环境、气象、海洋、纺织、食品、轻工六大领域，与嘉兴产业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技需求高度契合。2014年，学部与嘉兴市人民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标志着嘉兴市与学部院士科技合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举办的“问情・咨政・服务”院士嘉兴行活动，也为嘉兴与学部科技合作建立了常态机制。
本次论坛包括一个主论坛和五场分论坛，邀请了多位国内院士、专家，围绕“水安全保障与水资源保护”的议题作学术报告与交流，共同探讨近年来与此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方面的进展。论坛结束后，院士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此次论坛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水安全和水资源保护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为推动嘉兴市水专项示范工程建设和嘉兴市开展“五水共治”提供战略决策咨询等发挥重要作用；继续深化学部与嘉兴市开展项目合作和协同创新，为嘉兴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为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提供科技支持。
开幕式上，侯立安指出，在浙江工作时就提出了打造“绿色浙江”的战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治理水污染和保障水安全的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五水共治”的理念。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五水共治”是一石多鸟的举措，既扩投资又促转型，既优环境更惠民生，这一治水理念对我国其他地区的治水兴水大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侯立安还高度评价了浙江大学为这次论坛会务保障工作所做的大量工作。他说，浙江大学作为中国著名顶尖学府之一，率先成立浙江省水体污染控制与环境安全技术重点实验室，多次承担并完成“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课题，为改善浙江省水环境质量，提高饮用水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建立水体污染控制技术体系及水环境监控预警技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科技、人才支撑。
浙江大学副校长严建华，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严校长在致辞中指出，随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的深入，水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诱发系列资源、环境和生态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和美丽中国梦实现的瓶颈。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水安全保障也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更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探讨“探讨水安全保障的工程与技术创新”对于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自十以来就被摆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更是在浙江工作时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浙江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绿色经济培育、“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美丽中国“浙江样板”的系列正在加快建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遥感专家潘德炉主持了大会报告阶段的各项议程，6位专家依次发言。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实现主要依靠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对此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李亚东和张照余[6]探讨了虚拟专用网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应用前景。黄凤玉[7]等分析了文档库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应用。黄凤玉[8]等探讨了元数据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应用。孙琦[9]在其硕士论文中全面地提出了本单位的数字档案馆系统开发设计技术方案。吴华影[10]在其硕士论文中全面分析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信息安全技术问题。这些有关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技术实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从技术层面为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技术保障。
2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研究
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的重要因素，李萍和王桂芝[11]提出“集中型”、“水平型”和“网络型”三种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李亚东[12]在其硕士论文中详细分析了“基于局域网的共享”、“基于政务网的共享”和“基于互联网的共享”三种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刘娜[13]在其硕士论文中通过全面调研我国省级档案馆网站，从资源平台、技术平台、政策平台和管理平台四个方面提出了省级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的一般模式。
3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机制研究
网络环境下，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体系与运行程序。戴志强[14]提出要建立依法调控、互动多赢、科技保障与舆论导向的国家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运作机制。谭必勇和王新才[15]提出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书目控制机制。吕秋培[16]分析了如何建立数字档案馆信息资源共享的保障机制。张照余[17]从不同角度对档案共享网络的效益进行了剖析，梳理了档案网络共享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提出了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的原则和主要手段。
4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主要明确的观点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为将来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研究成果主要明确了以下观点：
4.1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理论研究日趋成熟
目前关于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理论研究已经基本成熟，对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概念虽然并没有权威的定义，但基本明确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基内涵。随着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共享实践的不断推进，对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的基本原则和一般形式也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可见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且日趋成熟。
4.2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应借鉴图书情报界信息
资源共享的经验虽然在实践基础、理论依据、共享客体、共享主体、共享理念、资源建设、共享特点等方面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与图情信息资源共享存在差异，但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来看，图书情报界的信息资源共享都比档案信息资源共享要成熟，档案学界的很多学者依然认为图书情报界的信息资源共享理论和实践经验都是值得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借鉴和学习的，只是在借鉴和学习时应充分考虑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
4.3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必须以日新月异的信息
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综述王晋（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摘要]文中首先，归纳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主要研究内容，然后分析目前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已经明确的观点，并指出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仍然存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有待深入和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用户服务研究有待加强等问题。[关键词]网络环境；档案信息资源共享；述评技术为技术保障信息社会大环境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必须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才能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满足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用户需求。档案学界很多学者不断探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形态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领域的应用，可见信息技术是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技术保障是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观点，如何进一步提升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中的应用效果是今后有待进一步时深入研究的问题。
5网络环境下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存在的问题
5.1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
有待深入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是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的重点问题，而目前档案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多的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目前仅在部分地区形成了局部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并未形成全国性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也限制了档案学界关于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相比之下，图书情报领域对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设的研究就比较深入，针对图书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从动力、保障、监督激励、运行平台管理等机制，系统地建立健全图书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保证共享机制有效运行。因此，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并且有必要建立类似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全国性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共享平台。
5.2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用户服务研究有待加强
关键词：生态环境技术；道德问题；绿色
“生态环境技术”指在遵循深层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基础上一套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技术体系，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我国，环境和资源问题更显得尤为严峻，正如有论者指出：“中国用40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也只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集聚’和‘爆发’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环境问题。”在这种特殊背景之下，不断发展生态环境技术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我国生态环境技术虽然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在某些技术领域甚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在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方面的道德问题。
1 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的道德问题
（一）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主体的道德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技术不断地拓大其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程度，也有一定数量的生态环境技术企业、设备和产品。然而很多企业在生产中无视环保，依然没有在源头上杜绝污染的道德观念，走的依然是“先破坏、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道路。因此也必然无视生态环境技术的应用，即使企业有应用生态环境技术的条件，也只是用它来装点门面或临时应付政府的要求，在生产中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无视生态环境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会导致一些企业在对外出口产品时经常碰到“绿色壁垒”的问题，不仅造成了诸多经济上的损失，也不利于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中国企业“绿色”的道德形象。
政府在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重要，但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引导、鼓励支持生态环境技术发展的道德积极性，对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持消极态度。其一，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单纯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只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也不注重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缺乏对促进生态环境技术发展所必要的制度支持和舆论宣传的充足考虑。其二，政府对生态环境技术、设备和产品的采购常常能够快速促进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很多发达国家都采取政府采购必须有利于环保的政策导向，例如丹麦就要求政府必须把环保列入与价格和质量同等地位来考虑是否采购商品，但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道德理念上并没考虑采购的环境标准，忽略了对生态环境技术或产品必要的采购。其三，一些地方政府缺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积极性，也使其对企业的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生产行为熟视无睹，出现了在行政管理上的盲区，严重阻碍了企业对应用生态环境技术的重视程度。
消费者或市场对生态环境技术或产品的需求是推动生态环境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诉求和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我国绿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目前市场对于生态环境技术产品的认可度和需求还不是很明显和充足。对于我国很多消费者来说，很多人还没有树立起绿色消费的道德理念，只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愿意使用生态环境技术产品，而宁愿消费相关的替代产品。而市场上也存在对生态环境技术的侵权等不道德现象。因此，我国生态环境技术产品推广和应用的道德氛围和市场条件还存在着诸多不成熟和不确定性。
（三）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道德积极性问题
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是在其自身的不断创新中实现的。由于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包含着一种生态价值的规范要求，因此其创新难度和复杂度也相对较高。生态环境技术在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因此我国还须大力加强生态环境技术的创新。企业理应在生态环境技术创新中发挥主体核心作用，但很多企业对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缺乏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道德积极性，一些企业家也缺乏创新精神。缺乏这种创新的道德积极性也势必致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质量总体上不高，相关技术或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且比较容易被复制或模仿。
政府在态环境技术创新中扮演的角色是引导、鼓励、协调和控制，但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创新、绿色的发展理念，因此也缺乏促进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道德积极性。生态环境技术的创新需要大量的投资费用，一般情况下政府在此方面的资金支持是必要的，但我国却在生态环境技术的创新上缺乏充足的资金投入，即使有相关资金投入到这方面去，也存在急功近利的不良现象，很多资金支持较为侧重于市场化项目，而不太注重基础性的科研。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上看，政府所支持的生态环境技术创新都比较侧重于基础性科研项目这方面。
大学或其他相关的科研机构是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但有些科研人员在生态环境技术的创新中存在浮躁、学术造假等不良道德问题，导致有些生态环境技术产品只停留在样品或展品而已，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能有效地加以推广应用。一些中介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社会机构在创新上的支持力量也不可低估，如在美国一些非营利性组织积极协助政府对生态环境技术创新进行某种程度的道德鼓励和协调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中介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在生态环境技术创新中并没有起到可以发挥的道德作用。
（四）生态价值观的道德教育问题
人们的道德水平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常常不相一致，在生态环境技术的快速发展进程中，我国的生态道德明显滞后于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在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我国生态价值观的道德教育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生态价值观的旨在重新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人是自然之子也是自然之友，尊重和爱护自然等同于尊重和爱护人类自身，人和自然应该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倡导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理应建立在促进生物圈的稳定繁荣和保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虽然我国的教育也越来越强调培养人们的综合素质，也设有关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教育的课程，但有些还是流于形式和肤浅，比较缺乏深层次的生态文明价值观的道德教育和哲学熏陶，在生态素质的培养上依然存在着不足，无法将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理念植入人心。缺乏全面有效的生态价值观道德教育会阻碍生态环境技术的推广应用、影响绿色消费理念在社会氛围的形成，妨碍公众发挥在环保事业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乏对政府环境管理和企业生产行为的监督意识，更谈不上公众对生态环境技术创新有所帮助。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缺乏对学生绿色文化的熏陶，缺少环境科学教育。……致使培养的学生不具备系统的环境保护知识，这样的学生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难以自觉地推进绿色技术创新。”
2 问题的原因分析
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涉及面广且互相交织，其原因不仅仅存在于道德的范畴之内，也存在于文化、经济、技术等各个范畴之内。
（一）固守传统技术观
宏观价值理念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阶段我国很多人还没有从传统技术观转变过来。传统技术观将自然对象化为征服和掠夺的客体，片面追求在技术实践活动的经济利益，技术的应用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为其特征，忽视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在这种传统技术观的裹挟下，人类对待大自然的理性势必是“工具理性”，因此也必然阻碍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或仅仅把生态环境技术当作一种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去服从人类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观念上依然以为有了先进的生态环境技术又重新掌握了战胜大自然的又一“法宝”，认为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之后会有先进的生态环境技术为其买单。这会在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产生严重的道德悖论：即本来生态环境技术是着力于维护生态这个伦理维度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但如果这类技术纵用来服从传统技术观，则导致生态环境技术的异化，继续破坏生态环境。这样一来，生态环境技术即使再怎么先进也无法挽救这一错误道德观念的恶果。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向我们提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技术的制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所碰到的道德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为解决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的道德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我国作为现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受到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但经济与技术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技术作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要为解决技术发展中的道德问题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也要发展技术自身。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传统技术的制约，这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技术发展受到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表现。
传统技术的应用模式是单向线性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经济模式，而生态环境技术的应用模式是非线性的“资源――产品――资源”循环经济模式，因此，对生态环境技术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决定了生态环境技术是一种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难度大的技术形态。但我国在发展中很多中小企业长期使用传统技术和设备，再加之我国落后产能过剩，致使先进的生态环境技术很难与多数中小企业的低技术水平相匹配，当很多中小企业出现技术瓶颈时，却出现过度依赖传统技术而难以更新技术的困境。
（三）目前生态环境技术在生产力方面的局限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也不是无限膨胀的，生态环境技术亦然。由于在生态环境技术在发展中以生态价值为诉求的核心，其顾及的不单只是经济效益，还会综合社会效益，因此生态环境技术的生产力某种程度上的局限性。正如有论者辩证地看到：“生态技术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平衡，在很多时候会使生产能力大打折扣。”
就在生态环境技术在生产能力上的局限性这一点上，我国很多生产者和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发展生态环境技术，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这也是产生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道德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增长并不等同经济发展，传统的GDP核算方式并没有扣除经济发展中破坏环境的成本，也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的情况。虽然目前生态环境技术在生产力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但其对于经济社会真正的发展却着实有着长远的考虑，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积极应用或研发生态环境技术，使自身的产品绿色化。因此，关于生态环境技术的知识和在不断积累和应用过程中，如果对其没有正确的认知，放大其生产力方面的局限性，也势必会出现不良的道德问题。
（四）生态环境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不利因素
生态环境技术研发与应用所存在的不利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具体来讲，其一，生态环境技术不同于其他技术，具有研发成本高、投资周期长、市场风险大等不利因素，一般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再加之融资困难，较难自主承担起生态环境技术的研发，因此如果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单纯交由市场机制作用或企业自身投资发展，那么很多企业在这方面创新的道德主动性和积极性会有所不足，使其创新举步维艰，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二，很多生态环境技术本身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很容易产生经济学上所讲的“搭便车”的现象，公共产品能够让人们非竞争地、排他性地进行使用，所以很多人只注重对生态环境技术公共产品的利用，希望靠别人来发展生态环境技术。其三，因为一般来讲生态环境技术产品的消费使用成本相对较高，消费者往往优先选择非生态的替代产品，从而也削弱了生产者对生态环境技术产品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很多生产者即使有应用或研发相关技术的条件，但也对生态环境技术产品不报以信心，害怕综合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会使得其失去竞争力，损害其经济利益。
3 对策
（一）健全道德的支撑
1、树立生态技术观
当今即使有些国家的生态环境技术还处在发展的低级阶段，也迫切要求全人类从传统的技术观的泥淖中摆脱出来，以生态技术观取而代之。生态技术观的哲学意蕴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技术要朝着生态化方面进行发展完善，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要注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统一。要解决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的道德问题，人们应该重新严肃审视对待大自然的哲学态度，进行技术观念的范式转变。
2、培养生态价值观
树立生态价值观，意味着要有生态道德的基本底线和良知。生产者和相关政府机构要有高屋建瓴的生态文明道德视角作支撑，要更加深入了解生态环境技术发展的长远社会效益，在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之间作出合理的取舍，顾全大局，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多行不义之事，这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产者和政府机构需要有更强的生态道德决心和责任感。建议政府把践行生态文明的道德主动性和积极性纳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考量指标，促使这种生态道德的力量也成为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
3、加强生态道德教育
加强生态道德的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校里。政府应该大力倡导绿色文化，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加大对生态道德教育的投入力度，相关的生态道德教育必须以系统化知识的形式纳入到我国教育的大框架里。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相关学者应该积极投入到生态技术观和生态价值观的研究之中，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深刻论证树立生态技术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而保证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全面性和前沿性。而其他社会机构、个人也应该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理念的普及中来，如中国新闻界柴静女士的关于雾霾调查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就给相关社会各界做了很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二）健全和落实相关的制度安排
要克服和规避我国生态环境技术发展中的道德问题，不能仅仅单靠道德的建设，目前，我国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健全和落实相关的制度安排，为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制度保障。
1、完善环保法律制度。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填补环保法律的空缺，加强环保法规条例的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关于生态环境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充分地体现在环保法律的具体条框中。同时完善环保执法体系，相关执法机构对生产单位的环境行为要进行严格监督，加快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严格追究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的责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相关的环保制度落到实处，促进生态环境技术的有效应用和健康发展。
2、建立全面有效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对于有效应用或积极创新生态环境技术的企业提供减税、补贴、信贷优惠或担保等金融政策。此为正激励。另一方面，对一些有损于生态效益的企业征收环境资源税或环境补偿税；对于有关生态环境技术成果的侵权行为进行有力打击，健全生态环境技术的市场竞争。此为负激励。通过有效的正激励和负激励两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资源和环境成本核算体系的建立，提高企业应用生态环境技术的道德积极性和创造性。
3、在科技法制中植入生态化理念。
在科技立法中应该更加突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优先地位，对于科技的安全问题在立法中要有科学的论证和预警程序，从而规避和控制科技进步有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同时完善促进生态环境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加快生态环境技术在维护生态效益的同时也能向现实生产力不断转化。
4、建立官产学研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制度体系
针对我国目前生态环境技术的发展现状，我国在应扩大生态环境技术发展的财政投入和融资渠道的同时，尽快建立官产学研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制度体系，构建生态环境技术有效稳定的服务支持系统，通过合力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发展具有前瞻性的生态环境技术，推进生态环境技术产业化步伐，促进我国生态环境技术向更高技术阶段发展。
参考文献
[1]秦书生.生态技术的哲学思考[J].科学技术与辩证，2006（04）.
[2]杨立新，高原，张小蕾：论生态道德理论研究[J].环渤海经济t望，2009（08）.
[3]孙育红，张志勇.发达国家生态技术创新的实践和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13（08）.
[4]秦书生，付晗宁.以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J].环境保护，2013（15）.
[5]舍娜莉，何颖利.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化及其发展措施[J].人民论坛，2013（32）.
[6]王迎春，秦书生，崔泽田.生态技术的辩证分析[J].沿海企业与技术，2013（07）.
[7]杨发庭：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研究―基于生态文明的视角[D]，2014.
[8]王金南，蒋洪强.刘年磊.关于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思考[J].中国环境管理，2015（02）.
注释
1.王金南，蒋洪强，刘年磊：关于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思考，中国环境管理[J].2015（02）
2.秦书生，付晗宁：以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2013（15）.
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
4.王迎春，秦书生，崔泽田.生态技术的辩证分析[J].沿海企业与技术，2013（07）
关键词 公众参与;监督;环境治理;P-S-A三层委托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48-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9
公众参与是我国近年来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于公众参与我国环境治理寄予厚望,而学界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尤其推崇。国内学者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通常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研究:绝大部分学者通过借鉴国外的公众参与情况,指出通过加强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将有助于改进我国的环境状况[1-2]。另一部分学则从环境权的视角指出,我国应该赋予公民相应的环境权利[3-5]。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还处于对公众参与案例介绍或做较为粗浅的分析,除法学理论外,基于其他理论基础的探讨性研究还较为缺乏。考虑到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治理理论和模型运用于我国的环境治理实践[6],因此在本文中,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的公众参与模型进行分析。
1 公众参与的概念、发展和分类
1.1 公众参与的概念
公众参与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指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权力、义务范围内所从事的有目的的社会行动[7]。具体到环境保护领域里的公众参与,是指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参与环境利益相关的活动,使得该活动符合公众的切身利益[8]。
1.2 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发展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30-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公害事件的产生对西方的工业化发展产生了极大震动。因此,西方学者提出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生存权的派生权利理论。通过各方努力,环境权被许多国家写入环境法律之中,公众参与的原则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比如1969年美国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利和义务。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着重强调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4,8]。至此,公众参与的原则成为了各国政府、社会团体和环保主义者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各项环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作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得到逐步确立。在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一次确认了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和义务。在1993年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联合的《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提出了在环评中要求“公众参与”。在1996年5月15日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和1997年3月1日实施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多次明确了公众参与的途径、方法和责任。在2007年公布并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明确提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采取举报和行政诉讼的方式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进行监督[2,7-8]。至此我国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原则已经基本确立。
1.3 公众参与的分类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具体的方式和形式有很多种,但归结起来所有的公众参与可分为对各类环保行为的事后监督和环保决策的事前参与。我国的法律法规明确,民众可以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进行监督、举报和控告等,比如对行政部门信息公开的监督,对企业偷排漏排等行为的监督,对公民个人环保行为的监督。该类型的监督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对环境治理行为的事后监督。第二类是对环境治理决策的参与,比如项目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包括参加听证会、问卷调查、意见箱等方式。这种事前事后的分类方法,有些类似学者萧新煌教授对环保运动的分类:污染驱动型与世界观模式(前者是与环境恶化及被害者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特定的事件所激发,后者是由对地球的健康和平衡的考虑而触发的)[9]。如举报等事后监督类型公众参与,通常都是公众受到环境污染侵害后诱发的公众参与类型,它最大的特点是对产生环境污染或破坏资源的“不良企业”进行监督和举报。而环评中的公众参与,则是对即将建设的项目或技术进行监督和考察,公众参与的结果是选择清洁技术项目,防止上马落后、污染的项目和技术。
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本文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了对环境行为技术类型的监督和举报。假设存在两种技术类型的环境行为:对于那些严格执行相关环保制度,其行为符合环保要求的技术和行为,我们称之为高技术类型的环境行为,通常来说,事前的决策参与和监督,其实质是对高技术类型环境行为的监督和选择;对于那些导致环境污染或资源浪费破坏的技术和行为,我们统一看成是一种低技术类型的环境行为,本文中所指的事后监督类型公众参与,其实质是对低技术类型环境行为的监督。
2 我国公众参与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根据现代治理理论,多元治理是解决目前环境治理中“治理非有效”的一条途径,也是未来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趋势。那么作为多元治理核心内涵,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会到底会有多大程度的改进?我们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监督和激励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模型借鉴了Laffont和Tirole等人发展起来的P-S-A(委托人-监察者-人)三层分 析思路[10],来考察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效果的改进。在本文中,委托者是指我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监察者是指公众;者是指企业。
假设企业的成本函数为C(β,e),C(β,e)满足Cβ>0,Cβe>0,用具体的函数形式表示为C(β,e)=βK-e,其中β表示企业投入环境治理的技术特征,是企业的私有信息,e为企业的真实减排量,K为固定常数。在现实情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企业必须安装污染物处理设施,把企业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减少到一定程度,但是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有些企业不安装这些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是即使安装了减排设施也不运转。这意味着企业在实际的污染物减排中,有多种的技术水平选择。为分析方便,这里把企业实际污染物处理的技术特征简化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低技术 水平,比如不安装减排设施或者是即使安装了但实际并不运转这些设施的情况,也就是说用原始的低技术水平进行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我们用来表示。另一种情况是企业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和排放,此时企业的实际处理技术特征是高的,我们用β―来表示,有>β―。假设β是来自一个二元分布{β―,},Δβ=-β―>0,β的具体取值是企业的私有信息。政府对此并不知情。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v=prob(β=β―)是所有局中人的共同知识,也就是说国家对于这个概率分布是知道的,只是对于具体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安装或者运转情况并不清楚。
企业的效用函数U=t-βK-e,其中t 是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t可以是负值,比如对企业的惩罚),保留效用均规范化为0 。执行环境治理相关制度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增加为V (e) , 假设V′>0 , V″
公共项目的转移支付需要筹资, 每筹集1 元钱则需要从消费者那里剥夺1+λ>1 元。因此,全社会消费者的净福利为CS=V(e) - (1+λ)t 。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两部分福利,W=CS+U,即:W=V(e)-(1+λ)t+U;如果考虑企业能够参与的约束,那么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写为W=V(e)-(1+λ)βK-e-λU。
接下来,我们比较在没有公众参与和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均衡结果之间的区别。
2.1 没有公众参与下的环境治理均衡
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为了保证企业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显示企业真实的环境治理技术投入水平。那么对于政府而言,需要设计一组监管合约F(t,e,β),使得企业能够真实的反映其技术水平和污染物减排情况,预防出现虚报情况,故政府的 目标函数为:
从以上系列命题的证明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让企业能够真实的反映其治理状况,则必须设计比较灵活的环境治理制度,给予不同治污技术类型不同的政府补贴和减排标准。如果政府能够制定和实施这样的环境治理制度,那么政府并不需要确切的知道企业实际的污染治理技术水平,而只要根据企业申报的减排量进行相应的鼓励,企业会主动向政府显示其减排量和技术类型。我们目前的排污收费制度就是符合这样的政策设计思路:排污费的80%返还给企业,并且给予多缴纳排污费的企业更多的政策优惠,比如贷款优惠等的鼓励措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企业显示真实的技术类型和减排量。
上述模型的结论只有在社会的环境容量还足够的情况下能够应用,通过给予高水平治理技术类型的企业一定的信息租金来鼓励企业采取高技术类型进行污染控制。对应到现实中的环境制度安排,我们认为类似排污费收取等市场激励型制度只有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条件下,才可由企业自由选择技术类型和污染物减排水平。但是当现实中环境容量不足以让企业自由安排治污技术类型和污染物排放量时,或者是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环境质量诉求越来越高时,那么政府就必须对企业的污染物减排量做出控制。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一条有效的途径就是提高对企业技术类型的控制,要求企业采取更高污染控制技术水平。
2.2 有公众参与下的环境治理均衡
在有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则企业的技术类型或者排放水平有可能被周边的公众获知,比如企业没有安装政府要求的污染控制设备,或者企业的减排设备根本没运转,或者企业有偷排漏排行为等等,都是公众监督的重点。如果把公众参与的行为进一步细分,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划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赋予公众相应的环境损害赔偿权。我国环境治理实践中与之对应的治理制度有公民人身损害司法赔偿制度。二是公众向政府提供企业或其他主体环境行为的信息,而提供信息又进一步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向政府提供企业排污量信息,通常这种信息是针对低技术类型的企业而发生的,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包括居民的举报行为、制度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另一类提供信息的方式是督促企业采取高技术类型的污染治理行为,防止不安装或不运行等行为的发生。在环境治理实践中与之对应的措施有举报、环评、企业和居民签署自愿协议等措施。下面针对这三种类型的公众参与做进一步理论分析。
2.2.1 赋予公民损害赔偿权的公众参与方式
环境污染因其本身物质属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负外部性,导致污染损害鉴定困难,这是在实践中难以完全实现公民环境权力的客观原因。但即便如此,政府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来赋予公民更多的损害赔偿权,比如赋予集体诉讼权、公益诉讼、污染者举证等措施,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
如果政府赋予公民更有效的损害赔偿权,结合本模型的分析,其本质上是在改变政府给予企业的转移支付t的水平。这种改变超出了政府控制转移支付的范围,也就难以保证低技术水平企业的保留效用不低于0的条件。因此,在赋予公民有效损害赔偿权的条件下,如果低技术类型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严重损害周边环境,那么在损害赔偿的诉求下,企业要么采取高技术类型的减排技术,要么关闭企业。在公民诉讼的推动下,理想状态是全部企业都采取了高技术类型的减排技术。此时政府的目标函数(也是社会的目标函数)演变成:
此时,政府也无需给予高技术类型企业额外的信息租金,所有企业的减排量都达到理想的水平,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是对社会最优的一种状况。但是达到环境保护最优的条件是牺牲了一定的经济产出,同时也牺牲了政府对环境治理水平的控制强度,国家的权力中心从政府向社会偏移。这种公众参与方式的发展将有待与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进一步融合。
2.2.2 公众对低技术类型企业进行监督
针对举报这样的公众参与方式,可以是对排放量进行监督,也可以对企业的技术类型进行监督(在假定高技术类型企业排放达标的前提下),这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为简化分析,假定公众监督的是企业的技术类型(减排量和技术类型相关),当企业的技术类型β是低技术类型时,即β=时,公众以概率x获得可验证信号σ=,以概率1-x获得空信号σ=;如果企业的技术类型为β=β―时,则公众只能获得空信号σ=。公众在获知企业的技术类型是β=时,会向政府举报,因此政府就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检查。
2.2.3 公众对高技术类型企业的监督
与对企业排污行为进行监督的方式不同,像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这种类型的监督主要是针对高技术类型企业的监督。在建设项目开工之初,即对项目的技术类型进行审查,如果是低技术类型项目(意味着污染物排放量大,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大),则不能通过,所以通过环评的项目都可认为是项目的技术类型是高的,能够达到各方面的标准,政府通过审批就可以判断经过公众参与的项目类型是高技术类型的项目。再比如对企业高技术水平治污设备的运转监督,如果是正常运转,公众是可以以一定的概率获知。如果是没有运转,则企业会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公众往往是不得而知。所以这种公众参与监督的方式正好和前面的方式相反,公众是对高技术类型的企业进行监督。
3 总结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采取较为灵活的环境治理激励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正如模型所反映的,为了让不同技术类型的企业主动反映真实治理状况,则给予一定的信息租金激励是必不可少的。
(2)提高环境治理技术水平是提高环境治理效果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与传统结论相同。政府采取控制命令型的环保制度,比如规定企业必须采用的减排技术标准,以及对 污染排放量的控制等措施,是提高环境治理技术水平的必要手段。
[KG(*25](3)不同的公众参与方式对提高环境治理产生的效果不同,这是传统的案例和定性 分析无法得到的结论。公众如果只对低技术类型企业进行监督,比如对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的举报,对企业落后技术和工艺的监督以及对环境资源破坏或浪费行为的监督等。这种监督效果对于某个具体的企业或者案件,具有揭露和整治功能,但对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言却不一定都是有利,会出现公众监督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如果公众对高技术类型企业进行监督,比如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环评或者其他的一些事前环境治理行为,则会促进社会的整体环境治理效果。
(4)赋予公民环境索赔权则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以传统GDP发展为核心,缺乏公民参与治理的环境“软治理”机制的根本途径。惟有真正赋予公民环境索赔权,包括支持集体诉讼以及修改现有环境诉讼举证制度等,才能打破目前我国环境治理中为保障企业生存而出现的偏离环境效益行为。当然,在我国目前的国情政情下,赋予公民环境索赔权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分析总结,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建议政府采取更为灵活的环境治理激励制度,给予采取高技术类型企业更多的信息租金以激励企业自发的提供真实信息排放/减排信息。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环境治理手段,尤其是加强控制命令型制度的执行力度,有效提升社会整体技术水平有助于提升整体治理效果。三是加强环境治理中的事前公众参与途径和水平,事前的公众参与比事后的公众参与更能有效提升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四是赋予公民环境索赔权,修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真正体现公民环境索赔权的思想,修改现有环境诉讼相关制度,支持环境集体诉讼。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研究,受到本人知识结构和能力的影响,所得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更为精确和具体的结论和建议还需要今后更多的后续研究和补充,也需要环境相关其他领域理论的支持,作者乐见环境治理领域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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