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文化安全 兵团 思想政治教育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它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及潜移默化的特点，较之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因为它首先指向人的内心，对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具有潜在的决定作用；其次它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威胁其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
2006年，总书记视察兵团时，在肯定兵团巨大成就的同时， 要求兵团进一步发挥好推动改革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大军作用；增进民族团结，确保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铜墙铁壁作用。在这“三大作用”中，维稳固边是兵团应发挥的一项基本作用。鉴于此， 本文将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来探析兵团思想政治教育。面对西方敌对势力与“”肆意对新疆的颠覆与破坏，国家文化安全尤其是其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的发展与“以暴抗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敌对势力借助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强势文化为外衣的文化意识形态战略对“话语权”的争夺与对暴力分子的腐蚀与诱惑，而必须加强直指人心的、对意义构建与精神引导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其思想的困惑与精神的迷惘。只有站在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发挥兵团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型塑兵团精神、加强国家与民族认同感、强化国家核心价值观，才能构筑起坚固的思想政治防线，自觉地抵触西方文化战略的侵蚀。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重视国家文化安全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文化。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最早给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文化史和人类进化论学派的奠基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Ty-ior.E.B）。1871年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所谓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种种的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的整体。”进入20世纪，随着文化人类学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定义也出现了多样化。蔡元培认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梁漱溟在1920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式”。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它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更为人的存在提供意义构建与精神引导。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于遭受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
由此，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核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生命的灵魂和根基，它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信仰体系交融在一起，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息息相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和价值系统，它存在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对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竞争力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国家身份和民族标签。
因而，奥地利学者认为，“文化意味着一切，如果你丧失了文化或者文化变得高度的标准化，你就会丧失你的身份”。在以美国为首推行的西方文化霸权战略中，其文化大同、文化一统的战略目标背后隐藏的是对国家与民族的消解。这种文化的同质性对一个民族精神、民族意志、民族心理的消解，比起经济、政治方面的考验更为严峻，抵制起来也更加艰难。新加坡曾经把接受西方文化的亚洲人形象地比作“香蕉人”，指亚洲人仅仅皮肤是黄色的，其心理与文化归宿在其本质上已经加入了宗主国的文化国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文化，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力量，已把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灌输悄悄渗透到文化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美国前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把文化归入国家的“软权力”（Soft Pow-er）范畴，主张利用文化传播的无形力量，从观念上、情感上、心理上影响他国人民。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早在1993年发表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了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的重要性：“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美国还有一套完整的专门针对中国并力图瓦解中国人意志与价值观的文化战略。美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诫令》提出美国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的精神”（《十条诫令》第一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十条诫令》第二条）；“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十条诫令》第三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十条诫令》第九条） 。《十条诫令》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文化扩张的真正目的，也使我们认识到这场“文化战争”的残酷。
二、国家文化安全视野下新疆兵团思想政治教育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我国安全稳定的屏障、向西开放的门户以及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在我国战略布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新疆的稳定发展，不仅关系一隅，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社会发展与民族和谐。约瑟夫・奈认为，依靠“软权力”，尤其是利用其中的文化传播之类的无形力量，“从观念上、感情上、心理上去影响别国人民，这是一种代价小而收获明显的软力量资源。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导弹驱逐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在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时代的国家竞争，更深层次上就是约瑟夫・奈所指的“塑造”人的竞争。
新一代成长的新疆兵团人是新疆未来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和新疆“”重点“塑造”的对象。新疆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战略地位，不仅要面对周边复杂的局势与敌对势力裸的侵蚀与争夺，还要面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异常复杂的区情。文化的冲突、民族的差异与心理的抵制使新疆、反渗透、反恐怖斗争更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也决定着新疆兵团思想政治教育的严峻性、复杂性与艰巨性。
1. 西方敌对势力对新疆的图谋决定着新疆兵团思想政治教育的严峻性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格局复杂多变。从中亚国家发生的“”到中东国家的动荡不安，从“”的政治渗透到超级大国对新疆周边国家的军事介入，从民族分裂分子的狂妄叫嚣到东突组织的铤而走险，从“”“”“蒙独”到“七・五” 暴力血腥事件的发生，种种迹象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一刻也没有停止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同志早在1990年考察新疆工作期间就指出：“随着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变化，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加紧进行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形成了新疆的主要危险。”目前，西方敌对势力试图通过思想、文化渗透，从精神上控制青年一代，让他们成为新疆分裂活动的骨干，从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这对国家核心利益与国家文化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2009年，以为首的敌对势力通过煽动、鼓吹，直至直接参与指挥的“七・五”事件，给我国的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对我国社会稳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2. 新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特殊区情决定着新疆兵团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现有47个民族，主要居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民族。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伊斯兰教传入后，新疆不仅继续维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又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传入。有些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蒙古等跨境而居，与周边一些国家语言相通、姻亲相连、交往甚密。此外，还有近40万侨胞居住在西部邻国。随着新疆多民族、多宗教格局的定型，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格局也随之定型，呈现出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存在共性、类型多样。并且主要表现为以儒教文化为中心的汉族文化和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文化。新疆这种多民族性、多宗教性、多文化性的特殊区情反映在兵团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3. “”在新疆的猖獗活动决定着新疆兵团思想政治教育的艰巨性
“”是指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又称“三个主义”。这些极端邪恶势力常常连成一体，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以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为表现形式。暴力恐怖势力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80年代后活动日益猖獗。目前新疆有维人党、伊吉拉特组织、东伊运、东突解、真主党、穆斯林兄弟会等一批恐怖团伙。他们异地组网、异地培训、异地破坏，利用等形式开展恐怖活动。他们散发和张贴反动传单和标语，煽动群众上街游行。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圣战”的口号，引诱新疆年青一代人参加恐怖团伙。
民族分裂主义产生于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其大肆宣扬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民族观，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观，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提出“泛突厥共同体论”“论”“汉族侵略论”“民族压迫论”“践踏人权论”“破坏环境论”等一系列谬论，把政治问题与新疆的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污蔑党的领导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诋毁社会主义，公然鼓吹。他们加大对新疆的反动思想渗透，不遗余力地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反动组织成员，特别是 “伊扎布特”更为活跃。
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在宗教名义掩盖下、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中亚各国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政权，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他们利用人们的宗教热诚，散布有悖于宗教经典的异端邪说，超出正常，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甚至鼓吹发动“圣战”“消灭异教徒”，成为危害中亚及周边国家和平与稳定的社会毒瘤。他们混淆民族和宗教的区别，一方面利用宗教，鼓吹“圣战”反对“异教徒”，达到破坏民族团结的目的；一方面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各种非法宗教活动，把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政权。
三、国家文化安全视阈下新疆兵团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
1.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高度重视新疆兵团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文化安全守护的是国家的文化空间，是无形的思想领域，是丰富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与独特的精神信仰，其核心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与控制。西方敌对势力和“”时刻觊觎新疆，“七・五”事件的暴发，表面上是针对新疆人民、针对新疆政府、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土完整与国家尊严的一次烧、令人发指、性质恶劣的暴力犯罪事件，但深究其本质，它又是一次对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主流话语的严峻挑衅。以为首的“世维会”等境外“东突”分裂势力借助网络、电话、短信等现代通讯手段，打着“民主”“宗教自由”“维护人权”的幌子，大肆宣扬圣战、及区域自决，并将“六・二六”这一普通的治安事件歪曲为民族对立与种族清洗，并得到了大量的拥护者与盲目跟风者的呼应。
新疆无小事。一件平常的事件可能就涉及到民族问题、与文化冲突，甚而激化为血腥的暴力。面对西方文化借助现代通讯手段进行疯狂渗透与全面侵蚀，且具有隐蔽性及不易发觉的特点，这势必要求新疆兵团人应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记住血腥的事实，时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与阵地意识，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摆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要将思想政治素质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起来，要切实把新疆兵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实处。面对反动文化与反对势力，坚决做到认识不含混，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并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
2. 注重意识形态安全，使兵团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新形势
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其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其核心与关键。意识形态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完整、政治独立及其上层建筑的根本保证。每一个国家都把维护其意识形态安全放在了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思想政治教育要努力做到适应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适应当今时代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适应人们信息接受渠道的变化、适应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适应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来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千方百计地及时掌握广大人民思想的新动向，采用大家都喜闻乐见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不断提高群众正确的意识形态，适应当前形势。兵团思想政治教育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研究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有针对性地创新教育思路，采取多种措施、多种手段开展人们易于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有的放矢。
3. 以国家文化安全为统领，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文化只有被信仰才有价值，文化只有被接受才会产生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的不是刻板的说教，也不是空洞的理论，其核心本质是以人为本，切实解决人的思想、信仰、生活、情感的困惑，进行人文关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必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及针对性，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创新兵团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入脑进心”的良性系统。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就是要把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结合起来、重点教育与系统教育结合起来、严格管理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集中教育、重点教育、政治教育与严格管理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约束个体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本途径与重要方法，也是强化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但如何把系统的理论转化为有用的知识，从而内化为个体的心理认同与自觉行动，则又必须与日常教育、系统教育、自我教育和人文关怀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关心人的成长，切实关注人的思想动态，切实解决当前兵团人面对现实出现的各种困难困惑。
因而，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简单“一刀切”，进行整齐划一的育，而应根据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年龄特点、群体特征与民族习俗，因材施教；应从个体关怀出发，解决其实际困难与思想困惑，使其真正自觉地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与实效性。通过探索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让兵团广大群众在认知、强化、固化、自觉、辐射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内化为文化心理，从而自觉地抵制外来的不良文化与强权思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4. 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相对性与中国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文化系统的更新动力只能来自文化本身内部，外来的资源只能为它提供丰富和发展的养料。当今，中国文化心灵和文化创造之根，只能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与根本信仰。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有太多的资源等待发掘，有太多的价值等待发现。目前，文化安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经济本身，也超越了文化本身。有专家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竞争，其核心是文化竞争，其终极也是文化竞争。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也提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坚持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评介外来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从“文化多样性”而不是从“文化一元化”或“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来审视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要抛弃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引导新疆各族人民重新认识西方社会政治架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提高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析、批判和鉴别能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认真鉴别，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创新与文化交流，从而增强我国文化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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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在以民族国家为最重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利益首先表现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为实现这一利益，国家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愿望和需求，并依此制定一系列政策目标，这些愿望、需求及由此确立的政策目标就构成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概念通常指国家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基本需求和欲求。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领域。
国家利益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只有在政党政治转向国家政治，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后，民族国家中的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等几大利益关系才能得以区分和确立，国家利益意识才会凸现。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实现，事实上是在国际秩序语境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民族国家只有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下“合理”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国家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阐释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利益问题从来就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现代国家利益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体系或范式，各种理论体系都试图对作为国际政治研究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提供不同的解释模式：即物质权力、国际制度和政治文化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经途径。
1.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的生死存亡，是维系、持续和扩展它的存在，因此，国家安全就成为国家利益的根本点。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权力和财富就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手段，特别是权力，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此相对应，现实主义者主张优先发展军事权力等相关事业，在与周边国家和国际关系方面则强调国家权力支配的原则，认为国际秩序的格局是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依据的。在这种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强权就是公理。国家为了保证其安全与存续，就必然要追求权力，发展军事，积累财富，追求霸权。
2.自由主义国家利益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并不否定国家利益以权力、安全和财富等为基础，但更关注其取得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为和平是国家间政治的核心目的，战争只能是一种负价值。相对于现实主义对于（军事）权力的强调，自由主义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视为政治社会的主要动力。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理论预设不同，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实质并不在于国家间的冲突，而在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体之间相互订立的跨越国家界限的社会契约。
3.建构主义国家利益理论。在国家利益观上，建构主义考虑的是国际体系的文化性结构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社会结构，而是由国家行为体作为施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体系结构建构出来的。因此，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国家利益是通过文化建构出来的，物质权力本身需要通过观念而赋予意义，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国际共有观念的分配。
二、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一）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及其拓展
在原则确定后的近五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四大类权势。当然，这四类权势是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势的不同要素间此消彼长。在冷战时期，国家利益的重点在生存的维护上，与之相适应，军事权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趋势从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扩展，以经济、文化等为代表的非军事权力在国家利益实现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国家基本利益的边界在不断的调整和拓展。
（二）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有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的渗透工具。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上升，这是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化是推行或者反抗霸权的重要手段和依托；文化影响力是全球性大国自我实现的基本内涵；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力量。
对于文化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以文化为中心的“软权力”概念，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奈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通过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
（三）国家利益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期间，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球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使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利益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的坍塌宣告了以意识形态和军事角逐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占据了优势态势。从全球来看，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对抗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从个别国家和局部地区而言，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所加强。
尽管国际和国内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都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弱化，不再属于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国家利益、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使得失去对手的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了潜在的对手，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由此，冷战的结束只是结束了以冷战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仍将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一定意义上还会更加尖锐。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三、文化安全主题与国家利益维护
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开始，国家利益就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起点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离不开国家利益，必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界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文化安全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标准。
（一）民族文化认同安全：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一
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源于民族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指“民族群体和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生活方式、历史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对族际关系的共识等，一般而言，民族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人们的一般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行为。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做出反应时，这种文化认同意识会使该民族的群体和个体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文化系统的排他性和内整性由此而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桥梁，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此国家区别于彼国家、此国公民区别于彼国公民的基础，主要包括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两部分。
（二）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是维持一国基本国家利益――生存能力的精神前提，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指的是一个民族立足传统文化资源，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成果，对于本民族文化知识进行改造更新的一种内驱力。培养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就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大力提倡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维持民族文化身份，传承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拥有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如何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在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经验，并创新文化表现形式，这是当代中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任务，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新的安全压力，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向中国国家安全提出的新命题。
（三）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国家文化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三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乃至国家集团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自己阶级和集团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或者为了达到改造世界、建立政权和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目标而提出并确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行动纲领和实践战略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政治学者福山和亨廷顿都分别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和“文明的冲突”的观点。福山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斗争进入尾声，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不再是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代之而起的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远未停止，“西强我弱”的总态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对中国来说，意识形态依然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文化安全；初级阶段；政治文化；政治伦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79—04
广义的文化包括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亦有无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本文所言之文化特指后者。新时期以来，学界普遍重视对于文化安全的研究。综合学界研究，笔者认为，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状态，此状态下的本国文化具有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立性特征，同时被全社会广泛接受，有明显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确保文化安全可以使社会思想免于被外部势力操纵、保持社会心理稳定和国家保持其文化特色与独立，因此文化安全可以视作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但学界在明确文化安全的总体概念和重要意义的同时，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足够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安全有其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同社会主义存在“初级阶段”一样，文化安全也有初级阶段。在全球化和中国文化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的背景下，我们应对文化安全的标准、新时期维护文化安全的方式有清醒的认识，并创立相应的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理论，构建文化安全建设的长期规划。
一、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期不存在绝对的文化独立性
学界普遍认为，文化独立性，即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处于显著优势地位，是文化安全的必要前提。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共性正在不断加强，任何对外开放的国家、地区都已经不存在绝对的文化独立性——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地区的文化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的绝对独立性在新时期已经成为伪命题，绝对的文化安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全球化开始的那一刻起，世界文化就在向相互融合的方向转变。“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化浪潮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不仅改变了民族与国家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和社会成员的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今，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之外，各个国家原本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消费模式都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和影响。
实践经验也表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距。目前，在国内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上，各种有关国外电影、流行歌曲、畅销书的资讯都充斥其间，其中已经很难发现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在国内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打造和保障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其宣传曲《2010等你来》就与日本歌手冈本真夜1996年的歌曲《不变的你就好》曲调雷同。[2]即使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很多情况下亦通过外来文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如中央电视台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在弘扬中国军队英勇救灾的系列新闻报道中大量采用了美国电影《勇闯夺命岛》 《加勒比海盗》、美国连续剧《血战太平洋》等的配乐。有学者批评中国的流行文化是一种“山寨”文化，毫无疑问，“山寨”本身就体现出了中国文化受到的全球化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文化领域的外来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和中国本土文化主流地位的弱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难以改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物质产品尚无法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精神产品也无法满足人民需求。
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期，全世界将没有哪个逐步取消经济壁垒和信息控制的开放国家能树立或保持精神和文化的壁垒，没有哪个国家、地区能保证自身文化绝对独立于世界潮流。我们只能在承认此现实的情况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构建中国的文化安全建设战略——这是我们讨论相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中国将长期处于文化安全初级阶段
中国文化的相对弱势和外来文化相对强势的事实，使中国的文化安全建设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下如何确保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问题更难以处理。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安全的形势、特别是当前文化安全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清醒的认识，构建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理论积极应对。
1.明确中国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概念。我们可以尝试做如下定义：中国文化安全初级阶段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中国本土文化在全社会的哲学、艺术、宗教、道德领域中有影响力，同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被全社会广泛认同并处于主导地位。
关键词：网络舆情；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0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及其政府治理机制研究”（13BXW03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研究”（12YJC7100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建华（1971-），男，内蒙古凉城人，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网络舆情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网络社会学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当一种新的媒介出现时，总是伴随着此种媒介将改变政治的主张。”[1]网络舆情的兴起给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舆情的特殊传播机制改变了舆情的传播规律，也在改变着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安全规则的建构。对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府而言，如何因应网络舆情传播中国内外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利用网络舆情分裂国家、破坏社会稳定的企图和行为，切实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现实课题。
一、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的传播现状
动荡的中亚局势，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复杂的民族成分和，极端势力、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交错的社会态势以及西方少数别有用心国家的肆意染指，使得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网络舆情传播呈现出多民族性、复杂性、易爆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1.舆情传播主体的多民族性。网络舆情传播主体是指“众人之论的社会公众，或者说是参与网络舆情活动的人，包括公众、社会团体以及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的人。”[2]对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贫富悬殊以及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弱势群体身上的任何意义上的人身侵害、资源掠夺、文化剥夺、信仰阻碍等事件都会成为网民主体关注的话题。这些事件一旦成为网上热议的舆情话题，其关注和议论的主体不仅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很可能会向外扩散，跨越群体、跨越地区、跨越民族和跨越国境。也由于参与网上讨论的和进行网上话题围观的网民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居民在网上的聚合，各民族文化和思维意识的差异性，也就决定了他们在网络空间话语表达的多民族差异性。
2.舆情传播议题的复杂性。舆情传播议题是指网民所要关注和反映的特定事实和状态，是网民所要关注的特定对象。对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而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显得格外的复杂。能够成为网络舆情议题的主要有：由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水灾以及传染性疾病等自然灾害问题衍生出的社会问题；因土地、资源、山林、矿山的归属以及工资、福利、待遇等经济性事件衍化为社会性政治性事件；由民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而发生为民族间的等。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上述方面的任何问题和事件都有可能成为网民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又是国内外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主要活跃的地区，为了制造民族恐慌、破坏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安定，他们很容易借重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通过互联网去影响舆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去煽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积怨，进而去分裂国家和社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和团结。这样，必然使一个简单的个体性问题或事件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矛盾和冲突，进而成为利用的话题，因而，其舆情传播议题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
3.舆情传播过程的易爆发性。网络空间的碎片化信息不会自动形成网络舆情，需要经过信息的互动和汇聚过程。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网络传播主体的多民族性、传播议题的复杂性以及传播网络的交互性和开放性，使得舆情传播过程中容易引发舆情的突然爆发。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复杂的历史、脆弱的生态、多民族文化以及相对恶劣的气候因素，成为我国社会转型中极为敏感的地区，一些涉民族涉边疆类事件若不能得到合理的处理，极易在碎片化的网络时代得以呈现并加以放大。网络是一个开放虚拟的世界，也是一个草根和精英共享的平台。传统媒介中不便发声的草根群体、弱势群体很容易在互联网平台传出其心声，习惯上同情弱者藐视权贵的特殊心理预期极易在网民心中产生强烈的情感意识和冲动，相关的意见很可能在网络空间传播汇聚甚至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果谣言和恶意言论在互联网上汇聚，其爆发性和破坏力将难以想象。“在网络中，社会不平等信息的传播者，多是为了发泄积压在心中的怨恨心理，使社会不公曝光在舆论漩涡中，以求得更多具有同样怨恨心理的网民的支持。当社会丑恶在网络中曝光，网民们内心关于社会不公的集体记忆就被唤醒了。由此，网络舆情在群体怨恨心理作用下产生的聚合能量将使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大大增加。”[3]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东西部地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危险，即使是同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相互对立也不是在消减，而是因为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纠葛所造成的相互不信任有被标签化的趋势。“无形的墙立在各民族各阶层中间，阻隔着人们之间的和谐和信任，成为怨恨和仇视心态生成的土壤。当弱势群体在现实中发现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时，就会形成抱团心理。”[4]同情弱者、憎恶强者常常是网络群体情绪极化的“引爆点”，因而也是舆情传播过程的引爆点。如果这一引爆点被各种力量利用去操控网络舆论，其爆发性和破坏性将更加强大。
4.舆情传播态势的不确定性。“民族地区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敏感区域，尤其是人的心理特别敏感。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而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异常活跃。”[5]边疆民族地区涉民族性涉边疆性事件一旦上升为公共事件并借助互联网向外传播，许多情况下本是个体或者是少数几个人的问题，却可能与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相联系，稍有不慎就可能扩散到整个民族甚至是整个地区。有些情况下也会牵涉到民族的历史遗留与现实问题的融合、民族根源与宗教因素的渗透、政治经济问题与语言文化的交互、境内与境外的勾连，其传播的范围、空间及影响程度更加复杂。有学者指出，“一个民族一旦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等某个方面受到影响和干涉，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损害，以至引发民族间的矛盾和摩擦，进而可能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重大问题。”[6]此外，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也一直是国内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以及国外盘根错节交汇之地，也是国家政治危机之源。互联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他们的政治意图。“网络的特殊传播机制改变了舆论的生成规律，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影响着政治生活秩序与政治规则的建构。因而很容易成为有组织的反动者制造反动舆论以达到分裂国家、组织发动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7]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很容易背离舆情事件本身的传播路径，其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宗教性、政治性以及国际性因素相互交织，传播方向、传播范围将更为复杂。
二、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的、领土、政权、政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受侵袭、干扰、威胁和破坏的状态，它与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安全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领域。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常常是国内外插手和染指的地方。互联网的隐蔽性和开放性为他们对当地民众进行政治蛊惑和意识形态引诱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更是对国家的政治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对安全的影响。“国家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和根本权利；这种权力和权利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即为国家安全。”[8]一个国家的主要包括管辖权、独立权、平等权和自卫权。其安全就是要保证国家的这些权力不被威胁和不受侵犯。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国家管辖的西部界限。随着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相对减弱，地区政治权力的真空出现以及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相互掺杂，如果处理不慎，一旦遇有突发性事件发生，很容易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再加上地区权力真空出现后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外的推波助澜，在“民族自决”、“人权”和“自由”等虚伪的口号下，歪曲历史、蛊惑人心、操控网络舆情，对国家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严重的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损害国家的独立性。
2.对政权安全的影响。政权是一个国家的政体的统治体制，或者说是掌握国家的政治统治组织用以维护对社会统治和管理的权力系统。政权安全是指政权运行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政权行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即政权运行体制和管理权力系统不被威胁和破坏。在当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维护国家的政权安全是一个严肃而紧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国家政权安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些年来，“”、“”和国外相互勾结，装扮成“人权斗士”、“自由战士”，以“民族自决”为幌子，大肆借助互联网鼓吹“民族优越论”，恶意攻击党在民族地区政权的合法性，肆意抹黑政府形象，进而降低少数民族人民对政府形象的感知，不断制造暴力恐怖活动，进而破坏地区稳定，危及国家的政权安全。
【关键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产业竞争力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代表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既为一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机遇，也让其幼稚产业暴露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当中，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安全方面的威胁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外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指一国产业在对外开放时保持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保持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产业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业遭受着来自发达国家产业竞争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外资和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外资垄断的情形。经济全球化并不像鼓吹者宣扬的那样，让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反而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有关注产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为我国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2.国内外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随着对外政策逐渐放开，我国产业安全的状况愈发让人担忧，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一直保持逐渐放开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受到的外来冲击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政府和理论界对产业安全的关注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在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的同时，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只有具备产业安全的思维、理论和战略准备，才能确保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时间较短，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各持一词的现象，国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的概述类文章，为厘清产业安全研究思路和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何维达、潘玉璋和李冬梅[1]（2007）系统回顾了我国产业安全的背景，产业安全理论和产业安全研究现状，从产业安全定义、成因、产业安全评价和产业安全调节四个方面进行总结，认为产业安全定量化的评价，以及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李孟刚[2]（2006）在梳理了以往产业安全研究后，运用合向创新法构建了产业安全理论体系，比较分析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提出产业安全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赵惟[3]（2005）从产业安全理论和概念为主线，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综述。金成晓、余志刚和俞婷[4]以中国加入WTO的时点为分界，分两个阶段综述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并指出了目前产业安全研究出现的几个趋势。以上是对国内产业安全研究的综述的主要文献，专门综述国外产业安全研究为主要的产业保护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德莱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国际贸易绩效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关于国外产业安全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利润转移理论[5]和外部经济理论[6]。斯潘赛[7]（1980）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产业的论述更为详细，总结了扶持产业应具有的特点。科特勒的产业吸引力因素理[8]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总结了产业竞争力因素。除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的诸多学者也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迈克尔·波特[9]（2004）人称“竞争战略之父”，对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有丰富的研究，他的“砖石模型”、“五力模型”和“三大战略”是有关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经典理论。
4.我国产业安全隐患
4.1 我国产业布局分散
我国行业的地方支持明显，也存在严重的地区封锁现象，大多数国内企业都只在一个省市周边发展。相反外资大型企业遍布我国各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4.2 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本土优势是我国企业优于外资企业的天然优势，任何地方都有其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消费习惯。但如今，外资企业除了大量聘用中国员工外，还积极任用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区域进行管理和规划，我国企业的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4.3 竞争环境不公平
在以往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实行了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这种“超国民待遇”使我国企业竞争环境不再公平，如今已得到改变。外资企业利用其规模优势，压低生产商价格，并利用资金优势是价格低于成本进行恶性竞争。
4.4 产业安全保护政策和措施不完善
由于以往对产业安全不够重视，我国企业没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如今我国对产业安全问题有了足够重视，取消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但相关产业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刚刚开始，尚不完善，可以向国外产业保护学习借鉴。
5.政策建议
没有绝对的贸易保护，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以西方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对产业安全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普遍认为对重要产业以及幼稚产业进行保护非常有必要，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保护及防范体系，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第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制定幼稚产业保护条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外资控制我国产业的有效手段是制定反垄断法，以此来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这样既可以促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二，科学理智地把握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开放和共赢的关系当前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战略重组的步伐，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第三，优化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以新兴产业为依托，以战略性产业为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资源和要素供给特点，以及本国产业发展现状和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优化我国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产业安全理论评价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4）：92-97.
[2]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6（3）：49-52.
[3]赵惟.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综述[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5（3）：25-27.
[4]金成晓，余志刚，俞婷.我国产业安全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动态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0（7）：26-32.
[5]James Brander.A strategic Trade Policy[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5，（3）：1395-1455.
[6]Akanmatsuk.A hia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Developing Econmies，1962（1）：45-56.
[7]Bruce Zagaris.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M].U.S.ApraegerPublishers，1980：78-84.
[关键词]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战略 文化安全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学会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权是其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固守原有的意识形态,必然被时代所淘汰。丧失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就会受到威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面向未来、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文化产业壁垒不断被打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涌向中国,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不断的向我国输入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等。我们要保护好我国的文化市场,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消除腐朽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并通过文化市场将文化产品最大限度的推向民众,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2]李际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思考.中国军事科学.
发展阶段
俄军战略评估机制的建设运行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俄罗斯独立建国至20世纪末的反思与重建阶段和新世纪开始至今的强化与完善阶段。
反思与重建阶段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痛定思痛后重建战略规划体系，战略评估的需求与做法渐次形成。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对军事建设实施国家计划与管理的做法就为西方国家羡慕和借鉴，但是俄罗斯独立初期却彻底抛弃了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做法，军队建设五年计划也随之取消。在经历建国初期的经济混乱和滑坡之后，俄联邦政府不得不于90年代中期开始重新采取规划的方法加强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此同时，军队改革受挫、建设停滞，也使军方意识到必须将军队建设与改革纳入国家整体改革的全局中统筹考虑，采用科学的规划方法。最终，俄罗斯确立了以目标纲要法为基础的军事规划制度，并于1998年颁布了《2005年前俄罗斯联邦军事建设国家政策基础（构想）》，明确规定要建立起统一的军事建设规划体系，以目标纲要法为基础制定远期（10～15年）、中期（4～5年）和近期（1～2年）文件。与此同时，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普京、谢尔盖・伊万诺夫的先后带领下，陆续通过了国家安全构想、军事学说、军事建设构想等一系列构想文件，并成为军队建设规划和武器装备长期发展规划新的起点。
强化与完善阶段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的战略评估在其战略规划框架下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巩固、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如此局面主要是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文件实现的。如：2002年颁布《2010年前俄联邦军事建设国家政策基础》，2008年颁布《俄联邦武装力量建设规划暂行条例》，2009年颁布《俄联邦战略规划基础》和《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颁布《俄联邦战略规划法》等等。正是通过这些努力，其战略规划程序作为才得以规范，战略评估运行机制也因此得以完善。
运行机制
俄军战略及规划运行一般由确定议题、形势研判、咨询论证、组织承办、审议鉴定、决策拍板、监督反馈等环节组成，相对集中的评估环节有四个。
形势研判机制 为掌握军事安全形势和军队发展形势，及时控调规划、计划，俄军定期分级组织形势研判。俄军改革比较频繁、变动较大，但也有一定之规，其各类战略评估周期与相应的规划计划文件修定周期大体一致。通常情况下，近期计划类的修定为1年一次，有效期为1～3年;中期纲要类的修定为5年一次，有效期为5～10年（或为3～6年）;远期构想类的制定为5年一次（也可视情况临机修定），有效期为10～20年（或为6年以上）。 2014年12月26日，俄罗斯出台新版军事学说
咨询论证机制 通常由安全会议科学委员会、武装力量军事科学委员会、国防部第46中央科研所和军事科学院等机构担负咨询论证，以为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基础。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安全会议科学委员会和国防部所属的科学技术会议、社会委员会军事建设问题与安全领域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等搭建平台，接受相关机构专家的评估、论证、鉴定和指导建议，或由专家与国防部领导直接讨论。二是通过安全会议和国防部所属的管理机关临时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吸纳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参与，最终结论和建议将作为战略和政策制定的基础。三是通过供需双方签订合同或协议，开展安全会议跨部门委员会或其他机关部门相关战略评估课题的研究，为各层级或领域规划计划提供咨询论证。
审议鉴定机制 一般分为国防部、联邦政府和国家三个层级进行，通过各级部门层层把关，反复核查文件数据和计算过程、评审预测结论和相关措施，对业已形成的决策文件草案进行诊断并提出建议，增强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直至提交国防部长、总理或总统批准。通常情况下，具体实施审议鉴定者为相应级别决策者的下属办事（咨询）机构或临时指定的专家小组。在国防部层级，主要审议由国防部长批准的文件和由国防部长提交政府、安全会议、总统批准的战略规划文件，对战略规划文件内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把关，审查《国防订货草案》。在联邦政府层级，主要从资源保障角度对决策草案进行审议，从执行角度对涉及武器装备发展的军事规划文件进行审议。在国家层级，主要是审议需要总统批准的所有文件草案，研究有关保障俄联邦军事安全、国防动员、对外军事合作问题决议草案的鉴定结果。
监督反馈机制 如前所述，俄军战略规划的任务不仅仅是开展文本的编制工作，而是涉及分析、论证、决策、监督、反馈、修改等方面的一系列科研和管理工作，监督反馈的地位作用非常重要。俄军的内部监督由制定规划文件的单位组织实施，外部监督则由俄联邦总统、联邦会议实施，主要采取量化考核与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一级直接检查、评估和审计三种方式进行。具体由四大机构的下属部门负责执行：一是安全会议下属的国家军事监察总局每季度一次对总统决策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总结，及时采取调控、督办措施，其结果可直接报知总统，通常集中反映在总统年度《国情咨文》中;二是联邦会议下属的联邦审计院负责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客观、独立和公开的检查与及时的反馈;三是政府下属的政府决议监督检查局负责对包括由政府批准的有关军队建设问题政策性文件在内的政府各种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反馈;四是国防部下属的组织监察总局、军事监察局、财政监督监察局等机构分别负责对不同领域的军事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反馈。
支撑体系
俄军战略评估体系与战略规划体系高度融合，结构比较复杂，难以廓清界限，但其中起核心支撑作用的四个体系相对清晰。
组织领导体系 由五个层次构成：一是俄联邦总统。总统是国家安全和国防问题的最高决策者，在国家政治结构与国家安全保障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在军事决策、战略规划、军队发展、武装力量使用和监督方面享有最高权力。在战略评估方面，他既领导战略评估部门工作，又领导战略评估文件制定;既是评估活动的发起者，也是决策方案的终审者。二是俄联邦安全会议。它是辅助总统进行安全和国防决策的主要组织，是依据宪法成立的总统咨询机构，为总统准备国家安全决策方面的议案，因而也是俄最高军事战略评估机构，负责评估国家军事安全形势、审议评估报告和决策方案、制定和核准评估参数、监控和督导规划落实。三是军事安全跨部门委员会。它是安全会议下属的部级协调机构，负责评估国家军事安全的现状与前景，制定和提出国家安全的保障、国防政策等意见建议，协调各执行权力机关共同行动并对相关情况实施评估和监督。四是俄联邦政府相关机构，主要是国防预算执行和军工企业发展机构。负责国家武器装备、国防工业综合体、国家动员、物资储备、战场建设规划计划等制定中的评估。五是国防部相关部门。国防部是战略评估的执行主体，它通过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领导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评估与规划工作，通过各分管副部长对各领域、系统进行评估与规划，通过总参谋部和联合战略司令部来评估军队使用情况。
命令法规体系 由四类文件构成。一是俄联邦总统令批准的相关法规文件，如《俄联邦安全会议条例》《俄联邦战略规划基础》等。二是俄联邦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如《俄联邦安全法》《俄联邦国家战略规划法》等。三是俄国家安全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如《俄联邦军事建设国家政策基础（构想）》《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等。四是俄联邦政府令批准的决议文件，如《俄联邦部门专项纲要制定、批准和落实条例》《联邦专项纲要和俄联邦参与的国家间专项纲要制定和落实规则》等。这些文件或者为俄军战略评估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等基本问题做出了规定，或者为其明确了方向重点和程序方法，或是为其提供了依据、统一标准。
项目内容体系 俄军战略评估相关项目内容作为最终成果形式的附件或其前期工作基础存在，按其载体大致分为三个类别：一是近期计划类项目，主要是对当前情况、下年拨款和中期规划阶段性目标进展的评估。最终成果形式为总统年度《国情咨文》《武装力量发展和维持计划》和《武装力量组成部分的发展和维持计划》，以及《国防订货草案》《国防预算草案》等，其中，总统年度《国情咨文》作为最重要的评估载体，对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经济社会状况、安全状况、国防能力进行评估，并指明发展方向。二是中期纲要类项目，主要是对远期战略评估的划分，以进一步明确目标、方向、任务、措施和期限、方法、拨款等。最终成果形式为《国家武器纲要》《武装力量建设五年计划》和武装力量某部门的《中期建设计划（纲要）》。三是远期构想类项目，主要评估国家安全的方针、政策，国家内外安全环境及现实与潜在威胁，战争形态及军事行动特点，武装力量现状及趋势等问题。最终成果形式为《国家安全战略》《军事学说》《武装力量建设构想》《部门发展构想》等。
原始数据体系 俄军认为，数据对于战略评估和规划极端重要，强调深入系统地分析影响武装力量建设的所有要素，特别是政治-军事、经济、战略战役、军事技术、规范性法律、组织等性质的原始数据，并建立了一系列数据库。一是政治-军事原始数据，由安全会议牵头，在总参谋部、外交部和俄联邦执行权力机构的参与下确定，以立法形式在国家安全构想、军事学说、国防法中加以确认，并定期在俄总统提交联邦会议的年度《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明确。二是战略战役原始数据，由总参谋部拟定。三是社会和财政经济类原始数据，由经济发展部、工业与科技部、财政部、主管常规武器和弹药生产、指挥系统生产、船舶制造部门、俄罗斯航空航天署共同拟定。四是军事技术类原始数据，在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领导下，由军兵种司令部、后勤司令部、国防部其他局和总局（总订货人）负责拟定。五是组织性和法规性原始数据，由俄联邦政府、俄联邦安全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和总订货人负责拟定。
突出特点
俄军战略评估机制与其战略规划机制相伴相生，或者说隐匿于其战略规划机制之中，因而其特点也脱不了战略规划的底色。
跨域化 通过俄联邦安全会议跨部门委员会的平台，组织相关部门领导集中讨论，实现战略规划以及经济社会、军事、信息、环境和公共安全、独联体事务等多领域协调运作，共享信息、增进了解，避免和消除矛盾冲突。跨部门委员会主席由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担任，副主席为总统特别项目总局局长和安全会议秘书助理，其他成员来自议会、强力部门、相关政府部门、总统直属单位和军方单位，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确保战略评估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和考虑各方向、各部门利益。
科学化 俄军非常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其科学院、战略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在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等领域可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为军事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特别是一些智囊机构通过分析国际安全形势，研究潜在敌人的武装斗争样式、作战方式和手段，评估未来军事威胁与军事能力需求和现实的差距，提出武装力量建设运用规划计划，进而在推动战略决策科学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标准化 为有效实施监督检查、促进规划计划的落实，俄联邦安全会议机关会同联邦政府办公厅，在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和国家科学院、社会组织等的参与下，建立了一整套的安全状态衡量标准―国家安全状态标准和参数体系，并以俄联邦总统批准的《俄联邦战略规划基础》附录形式颁布。这一体系为分析判断安全形势、草拟和审定安全文件、监督检查安全情况提供了权威依据，明确的标准和参数也增强了俄罗斯国家和军队战略评估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面临问题
俄军战略评估机制的建设运行在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不同，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目前，俄军在两个问题上一时难以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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