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将《对外经贸实务》杂志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统计数据公布。数据显示,我刊在2009年一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文章达88篇,其中全文转载的有3篇,这是我刊自创刊以来首次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大量转载,表明我刊的用稿质量和学术水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广大读者中将会产生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影响。
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对外经贸实务》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统计
(一)全文转载情况统计
【文章标题】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中国的启示性意义
【作者】刘光溪
【原发期刊】《对外经贸实务》2009.3.4～8
【全文载于】F8《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6期
【文章标题】中国物流领域的对外开放及产业安全问题分析
【作者】张晓莹
【原发期刊】《对外经贸实务》2009.1.82～85
【全文载于】F14《物流管理》2009第05期
【文章标题】金融危机下环渤海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分析
【作者】樊敏,洪芸
【原发期刊】《对外经贸实务》2009.9.85～87
【全文载于】F14《物流管理》2009第12期
全文转载数:3 篇
(二)摘要索引情况统计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现状的五点忧思/邱少明(载《国民经济管理》2009第06期)
西方失业理论与我国当前就业实践/郭晨(载《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09第06期)
应对挑战,加快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卢国正(载《区域与城市经济》2009第09期)
对外开放发展经验的回顾与思考/张燕生(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9第05期)
发达国家物流管理体制特征及启示/吴爱东(载《物流管理》2009第05期)
金融危机下航运物流业路在何方?/王凌峰(载《物流管理》2009第08期)
中外物流绩效指数差距与制约因素分析/吴爱东(载《物流管理》2009第08期)
广西国际物流发展现状与对策思考/邹忠全(载《物流管理》2009第09期)
多哈回合谈判评析/朱启松(载《农业经济研究》2009第05期)
朝鲜粮食问题及国际援助通道/沈晓丹(载《农业经济研究》2009第05期)
日本农产品进口卫生安全检查的新变化/张明峰(载《农业经济研究》2009第08期)
湖北水产品出口遭遇美欧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与对策分析/陈玉祥,王京(载《农业经济研究》2009第11期)
制造业国际转移对我国出口结构升级的贡献分析/刘江萍,杨玉桢,齐述丽(载/《产业经济》2009第04期)
生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分析/周蕾(载《产业经济》2009第04期)
中国与巴西的钢铁业竞争力分析/赵丽红(载《产业经济》2009第06期)
外资并购的垄断倾向及其防范分析/李宁顺(载《产业经济》2009第10期)
我国钢铁业面临的产业安全问题及对策分析/陈爱萍(载《产业经济》2009第10期)
浅论美国跨国企业中的多元商业文化/陆颖,刘星(载《企业管理研究》2009第05期)
我国两大家电连锁集团的市场比较分析/山静静(载《贸易经济》2009第05期)
国际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障碍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王丰(载《贸易经济》2009第09期)
本土零售业生存之路:“沃尔玛”还是“阿尔迪”?/段满珍,郭芳,陈光(载《贸易经济》2009第09期)
文化营销:我国外贸企业成功开拓海外市场的利器/周婷,李文静(载《市场营销(下半月・理论版)》2009第08期)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包玲(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5期)
出口企业应对欧盟“REACH”法规的注册方式选择/孙丽燕(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5期)
对外贸易和谐发展的理论分析及实现途径/吴汉嵩(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对外开放发展经验的回顾与思考/张燕生(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国际比较分析/董今飞,郭继鸣,牛欣(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中国入世与反倾销歧视性的变化/汪小雯(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制造业国际转移对我国出口结构升级的贡献分析/刘江萍,杨玉桢,齐述丽(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张少辉(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齐述丽,俞会新(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WTO对“相同产品”认定是否要引入PPMs标准?/牟文义(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新形势下我国FTA的特点及战略取向/姜茜(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现状及中国的对策/洪涓,白燕(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影响我国对俄贸易的几个关键问题/刘长生,邹革新,安永明(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分析国际经贸形势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中日韩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贾燕霞,胡丹婷(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6期)
科学评价我国外贸产业国际竞争力/冯雷,张宁(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7期)
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的动因分析/鲍洋(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7期)
当前金融危机中我国外贸企业的生存之道/盛水源(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7期)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车文立(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7期)
浅析《亚太贸易协定》优惠原产地规则/钟昌元(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7期)
国际贸易支付方式的比较与分析/董勤(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7期)
美国WTO争端解决政策与实践评析/孙立文(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7期)
以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李健(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8期)
国际贸易单证格式标准化与我国标准体系的建设/胡涵景(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8期)
新兴市场的贸易保护与中国的对策/毕夫(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8期)
WTO贸易救济权的行使与规制/高维新(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8期)
中国与美国、印度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分析/赵书华,张弓(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8期
论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新特点及应对策略/王玉婷(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8期)
我国纺织品出口遭遇TBT的困境及出路/米薇(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9期)
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外贸强省的冲击及对策分析/蔡春林,陈万灵(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9期)
当前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与应对/宋林飞(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9期)
金融危机中的贸易保护特点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程燕(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9期)
金融危机下多哈谈判前景影响及中国之对策/孙磊(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9期)
美国FTA政策协调经验对我国的启示/高越,付松(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09期)
探求传统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转型之路/杨永清(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金融危机下我国出口加工业的“倒逼效应”解析/范蓓,朱发根,刘拓(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论加工贸易的“产业毕业制度”/金志刚(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广东出口贸易外部市场结构问题的分析/刘亚玲(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及我国应对策略/丁宝根,闫娅(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经济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及其对策/陈万灵,任培强(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多哈回合谈判屡陷困境的原因及其前景探析/陈松洲(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跨国公司在华R&D新趋势及对策/孙本芝,吴凤平(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湖北水产品出口遭遇美欧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与对策分析/陈玉祥,王京(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竞争与合作:日本、中国与东盟的区域三角关系/邓芳(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中美纺织服装贸易的现状分析/张燕芳(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1期)
论中国FTA贸易救济权制度之构建/高维新(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2期)
江苏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思考/董海英(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2期)
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广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思考/马强(载《国际贸易研究》2009第12期)
“国家破产”危机的实质与根源探讨/陶士贵,孙玲(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2009’国际金融新秩序如何迈步?/成万牍(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的动因分析/鲍洋(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现状及中国的对策/洪涓,白燕(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国际比较分析/董今飞,郭继鸣,牛欣(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金融危机下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及其影响/孙中和,王红霞(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朝鲜粮食问题及国际援助通道/沈晓丹(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从日本经济急速衰退中想到的问题/孙立坚(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5期)
应对挑战,加快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卢国正(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8期)
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全球化还是区域化?/邢倩倩,张卓,彭静(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8期)
美元汇率变动的原因、影响及我国的应对之策/梁艳芳,顾宝志(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9期)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探析/密桦,程勇(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9期)
跨国公司基于“退出”动因的战略联盟及其策略选择/王宗光,黄聿舟(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09期)
国际金融危机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黄范章(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10期)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滞后分析/段炳德(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10期)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孙立坚(载《世界经济导刊》2009第11期)
我国入境旅游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赵银德,彭雪玲(载《旅游管理》2009第09期)
关键词：科研 促进 专业 教学
0．引言
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题。而科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推进器，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它不仅可以增强教学的深度、拓展教学的广度，而且可以更新教师知识结构、完善教师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没有科研的支撑作用，教师便不能对学科的前沿、动态有及时和深入的掌握，无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学科特点以及相关学科之问的关系，往往沦为有限知识传授的输送者，难于启发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科学是源，教学是流，只有把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
1．科研带动了教学改革
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惊人，新思维、新方法、新成果、新观点层出不穷，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更是如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学科的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贸易研究对象出现了新领域、新课题，诸如“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标准化与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第二，国际贸易理论出现新理论、新原则。伴随各国经济发展，利用外资理论、新保护主义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贸易非零和竞争理论、国际贸易“双赢”理论诞生。第三，国际贸易实务出现了新方式、新岗位。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飞快发展，出现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上所达成以货物(或服务)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为标志的电子商务。新形势下，外贸行业内的分工趋向细化，新的岗位不断涌现，如外贸跟单员、报检员等等。
如果我们对国际贸易学科发展不加研讨，对社会需求不予荚注，对本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不进行改革，所培养的学生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为国际贸易学科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能掌握国际贸易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精通国际贸易相关法规惯例，又能独立完成各类企业的进出口各项环节的运作。而我校原人才培养方案无论在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上还是在专业课设置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教学理论与实践环节脱节，专业技能课程缺失。正是从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角度探讨我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我们才大胆提出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课程设置要改革。相关论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建设”于2007年公开发表。实际上，课程设置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专业教师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更广义地说，教学研究可视为科研的一部分。我校新制定的09版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方案，就是本校国贸教研室专业教师深人研讨国际贸易学科发展所完成的科研成果。
通常而言，脱离科研工作的教师，往往没有机会或热情对本学科发展和专业设置、课程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难以实现对本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综合应用。其教学内容必然容易枯燥、过时。专业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在其专业方向领域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了解最新的学术前沿的动态。这一目的得以实现则需借助科研，科研推动教学与时俱进。
2．科研提升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本科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阶段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全面检验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指导是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检验四年教育、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认真指导学生毕业论文也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所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个收集文献，调查资料，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造，提升学生研究问题能力的一个过程。带领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活动中，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经过实践丁二作的锻炼。在05级国贸专业论文设计中，大多数同学都参与到我的科研课题。如虢威同学毕业论文课题“湖北粮食物流产业外资进人现状分析”正是我所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湖北粮食物流安全问题探讨”中的部分内容。梁华迪同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与对策”同样是我参与的省级项目——“中国农产品国际营销环境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在没有参与论文课题申报前，多数学生对论文的架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论文研究目的是模糊的，对收集的资料也不假思索地填充在论文中。论文没有太强的逻辑性，中心也不突出。通过反复指导并阐述自己在科研论文所表达的观点以及课题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帮助他们归纳提炼论文所要表达的观点，经过多次比较国内外相关论文，激发他们独立研究并找到与课题有关论据，使他们在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巾得到切实锻炼。这种启发式的指导学生参与科研，并严谨负责地把守论文质量关避免了学生盲目抄袭或草率应付。教师在科研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强烈的进取心，往往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探索精神、治学态度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学生对知识整体把握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科研过程中得到全面提升。
3．科研有助于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往往涉及到本专业的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国际贸易专业教师而言，需具有宽广的知识，能够将专业课教学中涉及到的多个领域的知识如国际经济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商务管理，国际贸易实务，WTO规则等融会贯通。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则必须在科研工作中不断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不断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资料，了解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这样才能将专业最新的前沿带进课堂。大学专业教学内容虽有基础性的一面，但其流动性，变异性最强。确保教师和学生一起站到最前沿，其保证就是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和传播者，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依据，它包含教学的内容并反映学科的最新进展。《外贸函电》是我校双语教学的示范课程，身为主讲教师，在对该课程近40本国内外教材深入学习同时，不断总结并探索新的教学内容，大胆摒弃国内诸多《外贸函电》教材中已完全过时教学内容，例如，电传的格式及运用根据学科发展，把电子商务运用及电子邮件的运用充实到教学中，并主编了《商务英语函电教程》。在完成这本教材的同时，视野开阔了，创新意识、实践精神、独立探索的能力得到提高。由此可见，科研是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增强教师底蕴的重要途径。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wWW.133229.coM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 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论文下载。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 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E.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Testable and Untestable 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 ［R］.NBER Working Paper，2005.
［2］ 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3］ Helpman，E.，Melitz，M.，Yeaple，S.Export Vesus FDI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4］ Bernard， A.B.，Redding，S.J.，Schott，P.K.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7，（74）：31-66.
［5］ Antràs，P.Firms，Contract and Trade Structur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1375-1417.
［6］ Antràs，P.，Helpman，E.Global Sourcing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552-580.
［7］ Acemoglu， D.，Antràs，P.，Helpman，E.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3）：916-944.
［8］ Antràs，P.，Helpman，E.Contractual Frictions and Global Sourcing ［M］.Americ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9］ 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 ［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10］ 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 ［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11］ 孔凡保.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12］ 张杰，刘志彪.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 ［J］.经济学动态，2008，（10）.
［13］ 盛斌，马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 ［J］.国际经济评论，2007，（1）.
［14］ 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此时的决策阀值点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后置（外包），前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后置（一体化）。由于篇幅所限，相应图形表述省略。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Baldwin，R.E.HeterogeneousFirmsandTrade：TestableandUntestablePropertiesoftheMelitzModel［R］.NBERWorkingPaper，2005.
［2］Melitz，M.J.TheImpactofTradeonIntra-IndustryReallocationsandAggregateIndustry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3］Helpman，E.，Melitz，M.，Yeaple，S.ExportVesusFDI［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4，（94）：300-316.
［4］Bernard，A.B.，Redding，S.J.，Schott，parativeAdvantageandHeterogeneousFirms［J］.ReviewofEconomicStudies，2007，（74）：31-66.
［5］Antràs，P.Firms，ContractandTradeStructure［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3，（11）：1375-1417.
［6］Antràs，P.，Helpman，E.GlobalSourcing［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4，112（3）：552-580.
［7］Acemoglu，D.，Antràs，P.，Helpman，E.ContractsandTechnologyAdop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7，97（3）：916-944.
［8］Antràs，P.，Helpman，E.ContractualFrictionsandGlobalSourcing［M］.America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8
［9］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10］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11］孔凡保.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12］张杰，刘志彪.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8，（10）.
［13］盛斌，马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J］.国际经济评论，2007，（1）.
［14］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学；研究内容；扩展；思考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际贸易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和贸易实务“三大模块”。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 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国际贸易学教材中关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普遍观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和经济发展，它几乎没有变化和创新。由于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因此这一观点已不能反映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和理论建设的需要。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1.对外贸易的产生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原始氏族公社、部落的劳动产品在维持最低生存之后出现了少量的剩余产品，也开始在氏族公社之间出现了少量的剩余产品的交换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狩猎和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后来，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和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从手工业分离出来，先后形成人类社会第二次和第三次大分工。特别是货币的产生，使商品流通形式发生部分质变即从商品的物物交换变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形式，从而较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剩余产品成为经常性的现象，这样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具备了商品国际移动产生的几个条件：（1）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2）产生了私有制和“国家”即当时的社会实体；（3）当时各“国”的统治阶级之间为了自身需求而进行的剩余产品交换。可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是商品国际移动的根本动因和物质基础。但是, 从世界范围角度讲，那时的商品国际移动，还仅能称之为一般意义的国际贸易，只能称为对外贸易而已。
2.奴隶社会的对外贸易
奴隶社会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商品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微不足道。同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交通工具的简陋，商品的国际移动（对外贸易）范围十分有限。在奴隶社会，对外贸易的商品数量和种类也十分有限，主要商品是奴隶和奴隶主阶级所追求的奢侈品，如宝石、香料、各种织物等。
3.封建社会的对外贸易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时期的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在封建社会中期，封建地租由劳役和实物形式转变为货币地租，使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生长，对外贸易的商品数量和种类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的国际移动范围也扩大到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我国对外贸易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开始的“丝绸之路”起，到明朝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扩大海上贸易，表明我国在封建社会时期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
4.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国际移动，无论从其规模和范围上讲，都只能称谓对外贸易，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和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地理大发现，商品的国际移动在范围和规模上都有显著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通过“圈地运动”提供了劳动力、通过征服殖民地和贩运奴隶等超经济的掠夺性手段提供了大量货币资本和广阔市场。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二、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扩展和深化
我们认为，当今国际贸易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如下七大方面：
1.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及其趋势的理论研究
国际贸易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贸易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和最为关注的国际经济问题之一。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内容首先是要讲述国际贸易产生、发展的历史，阐明伴随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各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规模、内容和范围等，特别是在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使国际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且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
2.国际贸易理论和学说的研究
对国际贸易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可以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又服务于实践并推动着国际贸易实践发展。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国际贸易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最有成就的经济理论之一，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以及后来西方其他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理论可以概括为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和超保护贸易理论等理论和学说，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都不同程度的对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基本概念和一般发展规律做了较为深刻的探索，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吸收这些理论精华，不仅可以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水平，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是国际贸易课程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3.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研究
国际贸易政策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国际贸易利益的具体实现保障。各种贸易政策、措施对进口和出口都有直接的影响，国际贸易不仅涉及各国贸易利益，也与各国的政治、军事有密切关系。在当今国际竞争十分激烈情况下，研究各国的贸易政策、措施，不仅与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国际贸易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4.国际贸易制度和协调机制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任何一个国家若离开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规则，就不可能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必须了解和研究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是当今国际贸易课程必须强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5.国际贸易的运行方式和操作手段研究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贸易范围、种类的不断增多，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段也愈来愈复杂化和多样化，除了传统进出口贸易方式外，又出现了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和电子商务国际化等新的贸易方式，特别是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无纸化替代传统式的单证贸易方式，极大地提高经济高效益，使国际贸易运行方式和操作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通过电子商务国际化进行国际贸易既属于国际贸易实务，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新课题，因此，掌握这些贸易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段的方法、特点，对于开展国际贸易实务大有裨益。
6.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战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国际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社会生活等问题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如国际支付、国际结算和国际信贷等有关的国际金融理论和实际问题与国际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再如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等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与国际贸易关系更是须臾不可分的，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7.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贸易大国的贸易特点、政策措施
发达国家是国际贸易的主体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些国家贸易特点和有关的适应法律就十分必要。而发展中国家一些贸易大国，它们的一些做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为改善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加强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也要认真研究各国的贸易政策、法规。
三、扩展和深化其研究对象与内容的现实意义
扩展和深化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理论意义和教学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里主要说明一下现实意义，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作为国际贸易（理论）课程，一方面要让学生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这是首先要解决的；另一方面，要尽力将理论与实际结合，把所学理论用于实践。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较晚，2001年我国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一般说来，这是我国参与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当然，1991年我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比它早，但它比较松散）。2005年进入实质性阶段，实行部份关税减让。并采取分别与东盟10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方式加速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计划到2010年实现关税同盟，意义十分重大。
还有当前我国频繁遭受外国反倾销、反补贴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应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必须通过讲“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章给予较多说明，否则就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等等。这些问题既是现在国际贸易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若不给学生讲解或讲解不清楚，仅仅限于“老三块”的内容，没有新意，更没有满足学生对这些问题要求给予回答的求知欲望，这样的教师也就不会成为学生很满意和很喜欢的园丁。
作者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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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宪，韦金鸾.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267.
[关键词]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实证研究；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8-0037-05
1 引 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中期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表明中国的两者不仅存在替代关系，还存在互补和促进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都迅猛发展，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进口第二大国、出口第一大国，对外直接投资30多年来增长近1500倍。基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促进的理论发展和中国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本文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2 文献综述
传统研究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使两者研究长期处于隔离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开始将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并寻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研究如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都认为自由国际贸易排斥国际直接投资。在严格的前提假设下，贸易是一国最明智的选择，不考虑对外直接投资。蒙代尔最先提出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即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约翰生进一步分析了禁止贸易引致投资时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Beldelbos（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尔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东道国进口贸易。
然而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贸易和投资都是商品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结果，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更多人开始研究投资促进贸易的理论。小岛清（1973）提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促进关系。马库森（1983）和斯文森（1984）也证明商品贸易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将相互促进，在一定条件下互补。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项本武（2005）基于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性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向东道国的出口，而抑制了从东道国的进口。党远鸿（2009）选取了联合国经贸会议和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分别研究，发现数据选取会影响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关系。卓凤莉（2012）通过建立耦合性关系模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两者关系为相互补充，而发展中国家的两者关系常表现为相互替代。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效益仍处于初级阶段，且不同数据库得到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了影响。本文将从数据跨度和数据来源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挖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提出建议。
3 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3.1 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在1982—2011年都得到迅猛发展。在进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78%的增长，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在出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2%的增长，同样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在出口目的地区方面，本文选取了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五个地区进行分析，其中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合作伙伴。如图4所示，自2007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超过对美国出口额之后，欧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合作伙伴，2011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达到了3560亿美元。而中国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也重要突出，2011年也达到了2680.25亿美元。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迅猛发展，凸显出贸易大国的地位。这既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另外，需要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商品结构相比偏低，出口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以高科技产品为主。而且，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下，中国出口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我国大量以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的加工型产品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导致出口减少。
3.2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企业也不断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图5中，198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当年流量）为0.44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688.11亿美元，2011年稍有下降，为651.17亿美元，较1982年增长了将近1500倍。21世纪以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增幅缓慢，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提升，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中国的对外投资额显著上升。
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地区分析，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较大的几个地区分别为欧盟、东盟、澳大利亚、美国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额达到75.61亿美元，在东盟直接投资达到59.05亿美元。可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体现向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聚集的现象，而是根据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选择适宜的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波动性大，缺乏持续性；投资方式属于典型的国家推动式。在中国宏观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相信中国在未来数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东道国的选择面临进一步扩大和在国际直接投资各国的比较中地位进一步上升等目标。
4 实证检验
为了分析中国1982—2011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中国年度进口量、年度出口量、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因果检验。
4.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对外贸易数据选取1982—2011年的出口额（Export）和进口额（Import）年度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sFDI）数据选取1982—201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公布的数据。利用STATA 12.0处理数据。
从表6可以得出，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出口额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出口额的增加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而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不是进口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不会促进进口额的增加。结果表明，进口额增加与对外投存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额的增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大国。但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非常大，为保证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构建将显得非常重要。另外，欧盟和美国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合作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受此两个国家（地区）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中美汇率战和西班牙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等事件频繁发生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将对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2）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发展迅猛，2011年对外投资流量达到了651.17亿美元，存量达到了2984.11亿美元，较1982年的水平增长将近1500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
（3）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国在进行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扩大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将外汇储备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之中，促进了“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5.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且国际贸易地位不断突显的背景下，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结合中国加入WTO的相关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方向是要贸易自由化。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而进口贸易将得到正面影响，中国政府应维持人民币的合理升值，同时应让升值幅度在中国出口贸易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另外，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主要依靠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受市场需求影响相对较大，中国政府应致力营造良好的双边与多边贸易环境，保障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济利益。
（2）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不断地发展。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贸易投资保护协议和其他相关的保护协议，保障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资本安全；另一方面应该引导相关产业的“走出去”，进行鼓励和扶持政策，培育在国际范围内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3）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保护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中国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在出口赚取外汇后，可将外汇转换为信贷资金等形式促进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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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将生产要素的种类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禀赋的观点，1930年由Ohlin进行补充论证后形成完整的H-O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当国家间存在要素充裕度差异并且在产品间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异才能给形成贸易。第二阶段是H-O理论的拓展阶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国际贸易通过对贸易各国收入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资源在各国间进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将理论扩展为三种生产要素和两种产品，并且其中一种生产要素为“特定要素”，在行业间不能自由流动，即H-O-V理论，拓展了H-O理论的短期应用。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业贸易数据以及两种量化环境规制的方法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世纪60—70年代间环境规制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没有影响。Xu（2000）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并非新的贸易壁垒。Beers和Bergh（2000）结合Tobey（1990,1993）与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该研究领域结论不明确的原因是：环境规制量化手段、所用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结合众多研究，作者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发现：国家会出台补贴政策以偿付企业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贸易总量随环境规制升高而增加这一有悖于常理判断的原因。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陆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过改进环境规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国家环境规制对某一或多个行业的贸易效应，结论尽管由于数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得到了环境规制能够对贸易产生效应的结果。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生产要素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无一例外地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禀赋或能够影响一国要素禀赋的关键变量进行相关研究，其中涉及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应时，主要是从要素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从根本上讲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进而通过部门间产能的变化而产生贸易效应的。
新国际贸易理论
继新古典贸易理论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悖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也为新国际贸易理论诞生提供了契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产要素理论（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资源理论；Keesing（1966）的人力资本论；研究与开发学说；信息要素学说）、偏好相似理论（Linder，1961）、动态贸易理论（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术差距论；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术溢出理论/干中学；林毅夫等人（1999）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Krugman（1979）的新张伯伦模型；Lancaster（1980）的兰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倾销模型；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等。Larson（2000）从环境政策及环境规制制定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变化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具体影响，指出在短期内，被规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产出品的供给弹性和投入品需求弹性决定了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内，除了上述三种因素外，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为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分析框架，为他们估计政策实施的经济效果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后者则将利益相关者———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生产厂商的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计长期效应成为可能。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湾外大陆架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近海石油天然气生产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创新，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内各种不同组合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的影响以及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了数据、替代变量、行业特征以及内生性四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将环境规制异质性引入模型，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结果表明，新贸易模型证明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没有得出环境规制与一国净出口之间的明确关系②，是因为它没有研究双边贸易数据，也没能控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Yang（2006）首先构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个模型分析生态标签制度对于两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后以美国一项关于木材造纸业的环境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该政策颁布对于整个行业生产率与贸易的影响。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较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在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聚焦于技术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论中的人力资本论和研究与开发学说都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重要环节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动态贸易理论中的技术差距论则从贸易双方的初始静态技术存量的差异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讨论比较优势，而新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总体而言是以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伴随着贸易的发展，更为微观的企业层面进入学术界的实现，企业的异质性与产品进出口存在着一定的关系（Bernard和Jensen，1995）。鉴于此，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它主要以Melitz（2003）为代表，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形成了微观层面的贸易理论。Larson（2002）在Lasron（2000）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后分析欧盟的环境政策对于美国农产品进口产生的影响。作者明确指出以下三个要素的重要性：环境规制的种类、严格程度以及市场结构，随后作者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指向产品生产过程（processregulation）和产品特定属性（productregulation）两类，将产品的异质性引入分析框架，分别研究同质产品及异质产品市场中，这两种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Jug和Mirza（2004）认为之前的学者利用引力模型对环境规制和贸易流量的研究没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是由于方程形式不够准确。作者依然利用引力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对贸易有负效应的结论，并指出如果对产品的异质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加以考虑，则会得到更大、更显著的负效应。Levinson和Taylor（2008）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者首先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阐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内生性和聚合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然后利用1977—1986年间美、加、墨的130个制造业数据进行验证，说明那些环境治理成本越高的行业，净进口量越多。新新贸易理论从更微观的角度对贸易进行研究，尽管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使大多数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无法深入，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和产品，还能够表现在环境规制的类型上。正如Larson（2002）所体现的那样，环境规制可以依据其影响范围和作用对象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从更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规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环境规制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
1.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相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把相关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国家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地理条件等相关因素对贸易产生的影响。在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中，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量化指标也出现在引力模型中，作为一种解释变量对贸易效应进行测度。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计量方法更加多样化。引力模型的应用也随之丰富起来，由最初的截面和时间序列引力模型的普遍应用，发展到现在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的引力模型，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深入。VanBeersandvandenBergh（1997）利用引力模型，对Tobey（1990，1993）所用数据———1975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截面分析并与Tobey所得结果进行对比。Xu（2000）采用1990年2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环境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Qi，Zheng和Zhao（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国贸易的时序数据，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了环境规制是一国的比较优势。Mojtahed（2007）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分析方法，对美国与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Harris等人（2002）也从方法应用方面提出一些改进性的建议，并指出：出口国、进口国以及时间这三方面的效应对于环境规制与贸易的问题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简单的回归是不恰当的。2.元分析法。Mulat等人（2001）从国际贸易方面进行分析，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进行研究。“元分析”方法通常基于最小二乘法，将一系列已知效应变量作为因变量，将特殊原因（例如模型设计、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差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作者分别从以下三种思路进行梳理研究：第一种是研究主要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否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作者指出其暗含假设是将环境规制的影响二元化———严格和宽松；第二种是遵循里昂惕夫悖论来研究一国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是劳动密集还是资本密集的，即基于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第三种方法是沿袭传统经济学理论———H-O模型或引力模型进行研究。经过“元分析”方法的验证，表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至少是有影响的。3.数据包络分析法。Managi等人（200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原油生产企业对于环境规制提高所做出的反应。DEA起源于运筹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以相对效率作为评价基础。后经发展成为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作者给出的结果证实了波特理论，即环境规制的提高会促使企业改进技术，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提升。4.投入产出法。Walte（r1973）利用投入产出法对1966年美国的83个行业进行贸易产品的污染含量研究，指出美国的进口与出口中所含污染量基本上是相等的，最坏的情况是出口所含污染量更多一些。Robison（1988）沿用1973、1977和1982年的投入产出表对美国治污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污染控制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比较优势，对贸易平衡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