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易向连续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
论文摘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金融发展 关系 绪论 金融与贸易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间经济关联的重要渠道。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过程更是有力的突出了这种变化。 分析 所谓金融发展，简单来讲就是指金融业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金融机构结构、金融工具结构等金融结构作出的相应调整与变化，其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更优越的金融条件。 在金融发展趋势下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是怎样的，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日益凸显，金融发展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各国间贸易业在对金融业发展发挥着能动作用。 国际贸易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就是对外贸易，它是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形成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条件是:<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国家的形成。 首先，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 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 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可分为商品结构、地区结构 从商品结构上看，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较强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因此，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进而促进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金融发展60年，60年的中国金融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给新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更多合作关系，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在这6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世界贸易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日益崛起，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更加开放，经济的繁荣增强了国力更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产品结构也随金融业的发展不断升级。 从地区结构来看，由于金融对贸易的支持、服务及风险分散作用，地区金融越发达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容易出现 “马太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越发达的地区，贸易就越发达。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业发展之首，其贸易发达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 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国际结算、国际贸易融资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等。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成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风险和损失，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美国、欧盟、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在国际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这往往得益于这些国家发达的金融业。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关系 2007年9月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至今尚未平息，并且引起了全球性的连锁反应，信贷危机从美国扩散到全球。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银行被贱卖、美国国际集团获政府资助、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人们金融危机渐入高潮。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引发的关于经济衰退的担忧也日趋升温。美国银行倒闭频率创下新高，在这种大形势下，国际贸易结算不可能独保其身。美国的经济地位动摇，各国间贸易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发展是成正相关的。 其次，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起到能动性的影响Blackburn和Hung (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 (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 (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 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 (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11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泉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 (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贸易政策是金融调整的重要手段，适当的贸易政策能促进金融发展，反之则会引发金融业萧条。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产品的开发，对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结论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当今经济状况下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要比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更加明显。金融发展影响了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而国际贸易也关系着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汇率与贸易关系之争的焦点与学术探索
此次汇率与贸易关系研讨会分别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国际组织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讨"根据Wl,网站对于此次会议的报道¹,表2列出了此次研讨会的演讲人及其演讲题目等情况"(一)私营部门从私营部门来看,由于一些企业的风险对冲能力有限,汇率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更是如此"由于小企业的资金来源汇率对冲能力定价能力等都要弱于一些大的企业,因此小企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大"确叮总干事拉米也在会议开幕致辞时指出,汇率问题对小企业影响很大"当经济不景气时,小企业往往最先受到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如,2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放缓需求下降,一些中国南方小企业的经营受到显著影响,甚至有些小企业纷纷破产"私营部门比政府更能直接地感受到汇率问题的影响,同时由于企业实力所处行业与政策环境的不同,企业受到汇率问题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虽然巴西和南非都声称汇率问题影响了其国内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本国经济增长,但哥伦比亚比索近几年升值了25%,出口却增长了3倍"所以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于汇率问题,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来源于自身结构的转型对于技术创新的投资等方面"WTO关于汇率与贸易关系的讨论对于私营部门来说,其意义也许并不在于确定汇率对贸易是否存在影响,而在于帮助指导私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应对汇率错配和汇率波动等问题"(二)公共部门尽管从欧元区的经验来看,欧元保持了基本的稳定,经常账户也基本平衡,因此得不出太多关于汇率与贸易关系的有用经验"同时欧盟委员会代表也承认对于汇率错配对贸易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长期来看没有影响,短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的选择和假设条件"但是他们依然认为汇率是导致全球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采取干预性的政策阻止货币升值以获取出口上的优势,因此汇率是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方案之一"土耳其经济部经济研究和分析司代表指出,土耳其学术界对汇率和贸易的关系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大部分观点认为汇率与出口有较为明确的关系,但汇率与进口的关系则不太明确"土耳其更倾向于认为其贸易量的增加主要源于贸易结构的变化与效率的提高"为加人欧洲关税同盟,土耳其努力增加对内投资,吸引外来直接投资,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私营部门也通过改革提高效率,因此提高了土耳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与欧盟委员的观点相类似,加拿大也认为一些新兴国家对汇率采取的干预措施和资本管制使得他们从出口导向战略中获得了成功,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大量累积"加拿大认为汇率与贸易量是肯定存在关系的,而且主张Wll,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期汇率报告后对出口补贴进口关税加以规范"同时,加拿大还较为偏激地指出,那些就汇率与贸易的相关性产生争议的都是从根本上强烈抵制汇率变化的人"从欧盟委员会和加拿大代表的观点可以看出,关于汇率与贸易关系的讨论很难完全地局限于学术层面,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国际组织如果说公共部门对于汇率与贸易关系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之间利益的博弈,那么国际组织的观点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学术研究的观点"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些实行非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的案例表明,实际有效汇率与经常账户变动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而对于一些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有效汇率与经常账户变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实际有效汇率对于贸易收支是有影响的,但同时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如贸易条件等因素可以使实际有效汇率和经常账户差额同方向变动"由于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人们难以得出汇率与贸易之间的明确关系,以及汇率作为单一要素如何影响贸易收支"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必需的而且是重要的"只有实现再平衡才能实现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保证流动性和国际需求,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多边机制而非单边调整"2.世界银行实际汇率低估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焦点,如果汇率低估确实扭曲了全球贸易,那么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能否提高全球福利水平?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¹为什么有的国家愿意维持实际汇率的低估?实际汇率低估可以通过贸易促进经济的增长〔.],低估可以促进出口增长,从而带动投资和技术进步,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贸易部门受到政府和市场失灵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低估可以成为一个促增长的工具"但是低估只有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才可以有效地促进增长:名义工资没有随汇率增长而增长;不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生产的国内投入比例较高"º低估是否会促进出口?汇率变动对于贸易的影响效应是模糊的,其影响取决于以下因素:出口商对外国汇率风险的对冲程度产品的定价货币选择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构成汇率传递大小以及FDI的作用"汇率低估在短期内对于低收人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可能是有效的,同时对于集约边界(Intensivemar-gin)国家来说是有效的,而对于广延边界(Extensivemargln)国家来说可能是无效的,即汇率的低估可能会促进同一市场原有贸易的增加,但对于新市场的开辟和新产品的出口来说则可能是无效的"汇率低估的成本巨大不可持续且效用递减,如外汇储备的过多积累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不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投资;还会带来流动性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对经济融合程度高的国家;对货币政策也构成约束;实际上是对贸易消费品进行征税;难以退出;在对冲时要求发行债券,造成财政的压力"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如金融发展水平落后封闭经济容易出现汇率低估商品价格自然资源以及人口因素(如人口老龄化比例)"对于评估汇率错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使用三种测量方法,但计算结果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很难评估政策引导的错配和外生变量引起的汇率变化,在实践中也很难对汇率错配给出客观的评定"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目前关于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并未达成共识,没有一致的方法测算汇率错配程度,关于汇率波动以及汇率错配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也没有达成共识"原因在于:(l)全球生产链条件下的很多国家出口中的进口中间投人比例较高;(2)产品的价格弹性不同;(3)价格传导机制在不同市场和不同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不仅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存在不同,而且还取决于哪个国家向哪个国家出口什么产品;(4)企业之间的汇率波动对冲和其他风险管理实践和管理水平不同,不同规模的企业风险对冲的能力和做法也存在较大差异"综上所述,此次在研q,O框架下的汇率与贸易关系的讨论,原则上并不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讨论的问题,如汇率的决定因素汇率安排或汇率制度的最优选择不同汇率制度的影响,以及汇率政策与国际失衡之间的关系等"会议虽未得出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足以说明WTO以及一些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且对于未来WTO处理贸易与汇率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四)汇率与贸易关系之争的学术探索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经济领域最古老的话题之一,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学派以及新古典学派对这一问题分别提出了多种解释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然而,就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仍然缺乏广泛的理论共识,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也难以对某一种理论提供可靠的佐证"实证研究中关于汇率与贸易的关系估计模型的基本形式通常为:X=F(Y,E,Z)其中,被解释变量X可以是总量贸易数据双边贸易数据部门和分产品贸易数据,贸易又可分为进口额和出口额;解释变量Y可以表示进口国的收入,还可表示出口国的收人,或者是所有贸易伙伴的收入;解释变量E可以为汇率水平,或者是汇率水平与汇率波动都包含人模型;作为剩余的解释变量集Z,则因理论模型的不同而拥有名目繁多的内容,如在引力模型中包括双边贸易中两国间的距离贸易壁垒是否共有边界是否有相同的信仰是否有相同的语言等变量"对于上述模型所包含变量及模型的设定汇率波动与均衡汇率的测度方法的选择样本区间和研究对象的选取以及计量方法的选择等,都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差异"1.汇率波动与均衡汇率的测度关于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汇率波动的测度"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汇率波动的原因是不确定的,因此并没有一种公认的汇率风险(即汇率波动)的测度方法"根据麦肯齐(McK-enzie,1999)f-]的总结,实证文献中通常使用的汇率波动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九种:(1)汇率的绝对百分比变动,即K二.e-一e-一,,e:一,;(2)前期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的绝对误差的均值,即K二艺)二,,大一,-e:.n;(3)即期汇率围绕其趋势(Ine:=币"+中,r+小2t2+e,)的波动;(4)汇率标准差的移动平均,如科拉伊和拉斯特雷普斯(Korayan骊traPes,-98)〔7〕所使用的K=[(-m)#乏几.(zt+卜1一zt一2).].;IXt一群l尸其中鲜指均衡汇率;(6)在+门.几qL+(5)汇率的长期不确定性,即矶ma咒X:_二一而nX:_二一定区间内的汇率年度变化率的标准差;方法"nx:(7)mi几丫{ARxMA模型的残差;(8)非参数方法;(9)ARCH模型关于汇率错配对于贸易的影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汇率错配的识别与衡量"谈起汇率错配,就需要明确汇率对于何种基准的错配,即均衡汇率的概念"实际上,当前研究对于均衡汇率同样并没有达成共识,对于汇率失衡的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采用三种汇率失衡的测度方法:(l)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法,即基于实际有效汇率的方法,考虑一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包括相对生产率对外净资产贸易条件政府消费率贸易自由度与发展水平等变量);(2)宏观经济余额法,即基于经常账户的方法,考虑宏观经济的基本要素和政策(包括财政余额人口结构对外净资产人均收人等变量);(3)外部可持续法,即基于外部稳定性的方法,在假定经济增速通胀率等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考察为维持一国可持续的对外净资产余额所需的经常账户差额"因而,对于汇率波动的测度和汇率错配的识别方法的不同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差异"2.样本区间的选取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不同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的不同,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特定选择了不同的汇率制度,如浮动汇率制爬行钉住制货币局制度等"因此,横向上看,不同国家由于汇率制度的不同,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会受到汇率制度的影响;纵向上看,一国可能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不同的汇率制度,因而对汇率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会受到所使用数据的时间跨度是否涵盖了不同的汇率制度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将时间区间划分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两个区间分别加以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在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下,估计系数一般是存在差异的"此外,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以及经济体制贸易结构等很多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各个国家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关于汇率与贸易的关系并不存在一种普适的结论"关于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存在很多合适的实证方法进行估计和衡量,如vAR方法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和CARcH模型等,不同实证方法的选择都可能使实证结果存在差异"除去上述一些影响实证结果的影响因素,诸如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选择变量的平稳性问题解释变量的外生性等问题同样影响着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总之,当前关于汇率与贸易的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都未能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确定方向和程度的关系"。
对此次研讨会的基本判断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一)对汇率与贸易的关系研讨会的基本判断从主要职能来看,Wl,主要负责的是关税,在汇率讨论方面并没有类似零关税和承诺关税等参照标准"在目前的WTO的规则中,仅有第巧条第4点对汇率问题做出规定,即成员国禁止通过汇率行为,不履行WTO协定中的规定"因此,在WTO框架下对汇率问题的讨论尚不多见,继续讨论汇率问题也需要多方的协调和合作"从WTO决议的形成过程看,首先进行议题讨论,如果可以达成共识,则进人研究议题阶段;研究后如果再次达成共识,就会纳人WTO的谈判议题,并且进人具体的谈判阶段;谈判成功才可以最终形成决议,并进人具体的实施过程"此次经巴西提议的汇率与贸易的关系研讨会只是一次由专家学者参与的学术会议,尚未进人研究议题阶段,离形成决议相去甚远"此外,从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的现实情形看,各国利益存在分歧,很难在汇率与贸易的关系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WTO框架下讨论汇率与贸易的关系并未产生实际性的结果,仅仅在有关WTO的会议中作为非主要的议题之一进行讨论,然后在各方利益难以平衡的矛盾中被搁置"若想将汇率问题最终写人WTO的议题和规则中,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二)中国的政策选择目前中国的问题在于大量的外汇储备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以及封闭的资本账户等,这些因素成为人们判断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虽然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仍在施压人民币升值,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国自2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超过3%,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也更趋合理"2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逐步降至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2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差额与GDP的比率已经降到2.8%"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2)[-〕预测,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近期会进一步出现小幅下降"虽然有人指责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下降为周期性的,而非结构性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正在逐步改善"鉴于人民币汇率在美国大选中的政治筹码作用,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临着高失业率的较大压力,美国巫须找到转移内部压力的方式"因此,美国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话题将会依旧比较集中,人民币汇率问题仍将是中美关系对话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未来应该继续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基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而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继续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向创新型经济体转变"同时,继续关注Wl,对汇率与贸易关系的讨论,深化对人民币汇率与贸易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升自己在这一话题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本文作者：王旭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论文摘要：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并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本文在两者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产业结构 开放结构 一国的产业结构不应是一种封闭结构。各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深，这主要体现在一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重组和整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离不开国际因素，而国际贸易则是国际因素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通道”。 一、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因素分析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 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 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 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出口该产品， 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 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 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 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 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 形成国内市场， 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 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 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 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 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 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 提高产业协调性， 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 ，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 ，结构严重失衡: 第一产业严重滞后 ，第二产业过度超前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 ，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论文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直接投资 实证 论文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商品国际流动的两种途径，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各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间的关系成了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对现有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海外机构数量不断增多。据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6.3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结论看主要有两种观点：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替代）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互补）贸易。 国外相关实证研究 （一）替代关系 替代模型最早由Robert Mundell（1957）提出，他根据标准的H-O-S定理，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Adler和Stevens（1974）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美国1966年在加拿大、德国、日本的海外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额进行了统计比较分析，发现海外子公司的销售和母公司的出口负相关，因此也支持替代关系。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但是同时促进了中间品的出口，但是净效应是替代。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FDI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FDI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 Melitz和Yeaple（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FDI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 （二）互补关系 相比较而言，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得到了更多的证实。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家、行业和企业。 1.以国家为分析对象。Bergsten等（1978）发现美国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Blomstrom、Lipsey和Kulchycky（198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到198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他们既研究了出口的水平又研究了出口的变化，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互补的效应更加突出。Agarwal等（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正相关，而美国此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相关关系要弱很多。Eaton和Tamura（1994）使用了美国和日本1985年到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的数据显示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之间相关性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之间相互性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是因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缘故。Pfaffermayr（1994）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Lin（1995）使用进出口等式分析了中国台湾对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个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存在互补效应。Tamim Bayoumi和Gabrielle Lipworth（1998）研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和国外固定投资以及汇率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了日本FDI的流量和东亚、北美、欧洲地区前20位贸易伙伴的双边数据，来分析FDI的决定因素和对贸易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在日本的投资和汇率推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有暂时的影响而对进口有持久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贸易结构的变化。Hejazi和Safarian（2001）用引力模型，使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验证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大，而外国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较大。此外，研究还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Oscar（2001）根据西班牙1977-1998年的季节数据，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存在互补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在长期内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Joshua Aizenman和Ilan Noy（2006）使用了207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将这些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两类，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和FDI的相关系数，在发展中国家显著为正，而在工业化国家则不太明显。另外，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尽管存在双向关系，但FDI对于贸易的效应大于贸易对于FDI的效应。 2.以行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1）使用了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并且发现，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Lee（1994）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会随着FDI的类型不同而不同，成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补充效应比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强。Bernard和Jenson（1999）测量了1984-1992年美国制造性企业的生产率，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并且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更容易转变为出口商。Hejazi和Safarian（2001）使用引力模型，采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研究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 3.以企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4）、Rugman（1990）、Grubert和Mutti（199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增加对母公司最终产品的总需求，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贸易的增加。 Sung-Hoon Lim和Hwy-Chang Moon（2001）运用韩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证实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出口有积极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在欠发达的东道国比发达的东道国更强，尤其是如果海外分支相对较新，而所投资产业在母国处于下降阶段时。 Girma和Kneller（2003）利用Onesource和ELIOS两个数据库所提供的英国5332个企业的数据，所采用数据包括不同企业不同时点的就业、物质资本、产出销售成本的数量、跨国活动和销售收入的数据，把国内企业分成以下三类本国不出口企业、本国所有且对外出口的企业和本国的跨国公司。生产率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Caves的非参数指数，用统计占优的概念将生产率分布进行排列，使用非参数双边和多边进行统计检验，认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率分布占优于出口公司，而出口公司生产率分布占优于非出口公司，总体看对外投资对国际贸易均起促进作用。Keith Head 和John Ries（2003）将1070家公开上市日本制造业企业分成四组：只服务于国内市场、服务于国际市场但不对外投资、又出口又对外投资但不出口，从公开上市的企业财务报表中获得出口、跨国经营活动、销售额、成品采购、原材料采购、可折旧资产、劳动力成本等微观数据，对企业生产率水平进行多种方式计算，并采用两种验证方法：第一种为对所有行业内各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进行比较，即把所有企业的缩减行业均值的生产率均值、规模均值价值的对数、人员的对数、产出的对数进行比较；第二种为对企业所属不同类赋予虚拟值，与生产率和规模变量进行回归。平均值验算结果中规模变量显著支持，国内企业规模较出口企业小19%-33%，出口和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大于出口类企业105%-332%，TFP验证结果不显著，ATFP验证结果相同，但是差异较少，投资和出口的公司生产率仅高于出口公司4%-10%。而序列回归中规模变量结果和ATFP结果同样显著支持互补理论。Lipsey和Ramstetter（2003）使用日本跨国公司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结果也支持互补关系。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方面，因为我国是外资的净流入国，因此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资流入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 蔡锐和刘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从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和中国对非发达国家投资两个视角，运用岭回归方法，对于1990-199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 资累计对于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 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多种方法，对于1982-2002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 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采用合成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1999-200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 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实证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文章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在1979-2003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认识在不断提高，不断深入，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不同学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均十分迅猛，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从事国家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背景、动机及其自身条件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而现存文献的研究对象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净外资流入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集中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对外贸易的影响上，对东道国尤其是对发达东道国的影响缺少关注，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是对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停留在国家层面上，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文献较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获取上的困难。但宏观目标最终要靠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来实现，因此对我国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计算中日、中韩和日韩的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得出以下结论：三国之间贸易量前10类产品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都超过60%。其中，韩日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中日和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又高于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不过这三国之间还是以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性产业内贸易指数很小。 【论文关键词】 贸易关系与结构 产业内贸易 垂直产业内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 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量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不相上下，甚至更高。2011年，中日韩外贸总额超过两万亿美元，其中58％来自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55％，亚于欧盟的65．5％。 根据2005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005.63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18.43%。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达724.30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13.28%，即中日两国的贸易额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31.70%。中国是日本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继续保持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中日双边贸易额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双方进出口总额达1884.88亿美，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17%左右；韩国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为710.54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6.4%。 一、中日韩三国之间主要贸易商品结构 笔者对2011年中日韩双边贸易产品分析发现，双边的贸易产品主要集中在按《协调制度》即HS编码两位数的十类商品上。 中日双边贸易量前十类产品中有四类是雷同的。主要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和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还有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另外六类不雷同的商品中，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为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95章（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94章（家具寝具灯具等）、64章（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而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则是72章（钢铁）、29章（有机化学品）、39章（塑料及其制品）、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73章（钢铁制品）和74章（铜及其制品）。 中韩双边贸易量前十位商品中有六类雷同，主要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29章（有机化学品）、72章（钢铁）。另外四类不同，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为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76章（铝及其制品）、10章（谷物）、73章（钢铁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39章（塑料及其制品），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74章（铜及其制品）、54章（化学纤维长丝）。 日韩双边贸易量前十章商品中有7章雷同，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72章（钢铁）、29章（有机化学品）、39章（塑料及其制品）、99章。另外三章不同，日本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为38章（杂项化学物品）、87章（车辆及附件）、70章。而韩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为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3章（鱼和贝类）和73章（钢铁制品）。 从以上分析中可得到以下结论：在中日韩双边贸易中，84章和85章所占比重都在前两位。这主要是由该产业的产业特征与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相关性决定的，即消费需求弹性大和技术密集度高的部门比需求弹性小和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更容易发生产业内分工与贸易。 中国向韩日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以及初级产品，如中国向日本出口的第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中国向韩国出口的第10章（谷类）。而日韩向中国出口的为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日韩向中国出口的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39章（塑料及其制品）。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表现 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这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优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 韩日两国在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上非常相似，两国之间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以上只是从总体上对中日韩三国贸易结构进行分析，如果要对三国之间的贸易结构特点深入分析，还要借助于产业内贸易理论。 二、中日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 1.测度方法 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存在很多不同的度量方法，其中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指数（Grubel－Lloyd）（1975）应用比较广泛。该指数衡量某一产业或商品组合出口的绝对量在多大程度上被同类产品的进口所抵消，它把产业内贸易作为在该商品贸易总量的比重来计算： (1) 其中以i代表2位数水平上的产业大类(HS的章)，k表示在i产业大类中4位数水平上的产业，是第k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表示第K产业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额。 在计算第i 产业内贸易指数时，对子部门K的产业内贸易加权为产业i的产业内贸易系数，即: (2) 产业内贸易又可细分为水平产业内贸易（HIIT，horizontal IIT）和垂直产业内贸易(VIIT，vertical IIT)。其中水平产业内贸易是指同行业中产品质量虽然一样，但性能设计有所差别的产品，体现了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垂直产业内贸易是指产品质量有差异的产品贸易，体现了比较优势、技术差异和资源要素禀赋。Greenaway等人（1994）以产品质量为依据，提出了区分两者的方法，即： 其中，分别表示贸易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经验研究中分别用单位出口价格和单位进口价格来代替。为离散因子，本文取来考察。如果计算(2)时只计算产业内进出口价格比值在0.75与1.25之间的产品(即)，那么公式(2)就成了i产业大类中水平性产业内贸易所占比例的指数: （3） 第i产业大类的贸易中垂直性的产业内贸易的份额可以由以下计算得到:只计算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大于1.25或小于0.75的产品(即或).故 。 2.中日韩三国之间产业内贸易 根据以上对中日韩之间双边贸易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中日韩在一些产业上保持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本文按HS四位数编码利用公式（1）计算中日韩之间主要贸易产业的IIT指数，再用公式（2）将四位数产业加权到两位数。结果如表1所示。 将一个产业的IIT指数超过50认定该产业为产业内贸易。由表1可知中日主要贸易产品中，有6类是产业内贸易，另外有两类产品（HS84和HS62）分别为42.43和45.97，接近产业内贸易水平。 表 中 日韩主要贸易产品IIT指数（2003年）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rade Database）测算而 其中IIT指数最高的是第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高达100，完全是产业内贸易。中韩主要贸易产品中有7类是产业内贸易，其中第61章完全是产业内贸易；而日韩前十位贸易产品中，全部是产业内贸易。其中有6章的IIT指数超过90。 从表中可见，中日、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明显低于韩日产业内贸易；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略低于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同时在这十类产品中VIIT指数都普遍大于HIIT指数。在中日双边贸易主要产品中，除第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和第72章（钢铁）外，其他8章都是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在中韩贸易中除72章（钢铁）外其余9章都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韩日双边贸易中，虽然产业内贸易比重比较大，前十位贸易产品的平均IIT指数高达87.35，不过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68.92。可见虽然产业内贸易是中日韩的主要贸易形式，但是与质量和价格没什么差别，而与设计和款式有区别的水平产业内贸易相比，在同行业质量上有差距的产品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与发达国家日本相比在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水平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中国与韩国在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世界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格局上，与各国的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即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中间和的地位。于是使得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产业内贸易水平呈阶梯状分布，即发达国家内部产业内贸易水平要高于新兴工业化化国家，后者又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关系与结构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中日韩之间存在大量的出口雷同的产品，但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集型产品上，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优势表现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二是三国之间产业内贸易水平成阶梯状分布，日韩之间产业内贸易高达87.35，中韩产业内贸易次之，达到66.23，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最小，只有61.66。三是在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当中，并不是水平产业内贸易为主，而是价格和质量有区别的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要作用。中国与韩日之间的大部分贸易还是基于双边之间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而不是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导致的产业内贸易。 参考文献： 强永昌: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李准哗金洪起:中韩贸易结构分析[C].中国工业经济，2002，（2） 王国安范昌子:中欧贸易互补性分析—基于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理论[C].国际贸易问题，2006（3） 徐永辉:中韩制造业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对中国制造业贸易平衡影响分析[C].世界经济研究，2005，（12） 王云飞: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性分析.世界经济研究[C]，2005，（1） 佟家栋刘钧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的实证研究[C].国际贸易问题，2006，（1）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明显影响,国内关于现阶段该保持人民币继续升值趋势还是该通过贬值刺激出口争议再起。主要从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和资本与金融帐户的影响两方面对新疆国际收支变动进行分析,得出升值将会增加新疆国际收支额的结论。同时,从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分别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对出口短期不利,长期有利,对进口带来巨大机遇的结论。
1研究背景
金融危机中,由于一些国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接管,信用恶化和萎缩,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增大,使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在趋紧的贸易大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国内现在关于人民币应该保持升值趋势还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争论再起。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超级秘书网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参考文献
[1]易纲,张磊.国际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2]曲凤杰.人民币汇率改革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5,(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 吴建伟(1999)对中、印1984-1995年的贸易数据分析后发现，两国还没有出现类似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活跃的产业内贸易（注：所谓产业内贸易，是“可贸易品产业”的产品在国与国间的双向贸易，一国同时进口并出口基本上相同的产品。例如，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汽车。）。Anderson(1999)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i]和净贸易比NTR[，i]对1993-1995年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注：其中，X[，i]是i产品的出口额，M[，i]是i产品的进口额。）。Wadud(1998)计算了中国和印度1980-1996年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i]指数。他认为，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 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i]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i]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i]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本文将克服这一缺点，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并利用出口制品附加价值分布图对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呈现的贸易关系做一个案例分析。 二、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经验分析 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TradeStatistics 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2000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http://sear.cier.edu.tw/journal/First7.htm.）。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见图1），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在6个年份中，除1985年，中国有一部分商品组没有进出口数据，对该缺省商品组的净 贸易比暂用零代替，从而导致相关系数较低，可信度不是特别强外，其他年份的可信度都很强。1990-2000年，相关系数都大于0.3，并且在1990-1997年呈逐年上升态势，1997年达到最大值，超过0.5，到2000年，相关系数开始降低，又低于0.5。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2000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注：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李心愉，1999）。）。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其中1995-1997年相关系数都大于0.5，表现为中度相关，并在1996年达到最大值0.5622，从1997年开始下降，2000年继续保持下降态势。初级产品的竞争程度较小，在1985-1997年相关程度不断提高，1997年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表现出与工业制品关联度相同的走势。 附图 图1 中、印贸易结构的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各年数据计算。 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1985-1997年）后降（1997-2000年），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关志雄2001）。 三、案例：中、印制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第二部分分析的是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因此，本部分将对两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做一个案例分析，将无形的世界市场替换为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市场，运用出口制品附加价值分布图分析中、印工业制成品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及相互关系。 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注：HS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Imports History 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按照HS十位码分类的商品种数过多，据此计算出的附加价值描绘在一个图中会导致分布的点过于密集，无法很好地找出各国出口商品的规律和特征。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 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注：该指标相当于用各国的市场份额做权数求出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即各制品创造的增加值。计算每个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时，都要用到两列数字，其中的一列数字是相同的，即各国的人均GDP。导致各指标结果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市场份额的分布不同。如果某类产品高收入国家的市场份额比较大，各市场份额与人均GDP相乘之后会造成该类产品的附加价值结果偏大，于是该产品便成为高附加价值产品。相反，如果某类产品低 收入国家的市场份额比较大，会导致计算出来的指标值比较小，该产品便成为低附加价值产品。）。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 这样，每类产品分别对应着一个附加价值指标和一个市场份额，把这两个一一对应的变量描绘在一个二维平面图中，就得到各国的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图。这一分布图实际相当于各国按附加价值大小排序的各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反映了一国某一类产品在该类产品世界市场（或第三方市场）中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一个能够较好地反映比较优势的指标。 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附加价值指标分布图单边下降，呈右侧拖尾；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附加价值指标分布图单边上升，呈左侧拖尾；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关志雄(2001)认为，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 从图2、3、4可以看出，1990、1995和2000年中、印附加价值分布图基本是右侧拖尾的，都是左高右低，呈单边下降态势，并且形状很相似。这说明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其分布图位于印度之上，差不多覆盖了印度的出口价值分布图，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制品更具有比较优势。 1990-200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附图 图2 1990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价值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U.S.Imports History(CD-ROM)1990年数据计算。 附图 图3 1995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价值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U.S.Imports History(CD-ROM)1995年数据计算。 附图 图4 2000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价值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U.S.Imports History(CD-ROM)2000年数据计算。 四、结论 1.两国的总体贸易结构呈竞争关系。1985-2000年，两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呈竞争关系。1985-1996年，贸易结构呈低度正相关关系，1997年升为中度正相关关系，2000年又降为低度正相关关系。 2.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产品组较为一致。1985-2000年，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多为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制品等，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多为高附加价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机械产品、精密仪器等。 3.两国工业制品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表现为竞争关系。1990-2000年，两国的工业制品 对美国的出口结构比较接近，在美国市场上表现为竞争关系，附加价值指标分布图呈单边下降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