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7 18:00:3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经济资本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引言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简称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然而它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赋存状况却并非一致，这不仅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还受到它们的历史背景、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制度设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资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使用状况也就千差万别。那么，是不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与别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全然无关呢？是否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仅局限于拥有它的个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9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的投资逐步向内地的推移、“孔雀东南飞”和迭起的“民工潮”以及不同地区间在发展经验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就是明证。显然，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宏观经济的过程。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简单地探讨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溢出效应。文章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2.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
2.1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分析
2.1.1资本流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赋存状况具有差异性，从而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间也就各不相同，要素所有者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就会将生产要素从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就物质资本而言，它们由于受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会从存量相对丰裕的地区流向相对贫乏的地区，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则相反，它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起码是非递减）的特征，并且它们的投资回报一般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从而它们更可能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这样无疑会障碍甚至是破坏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也会促使资本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发生跨界流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都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的集聚，最初的结果是障碍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即“回波效应”；只有当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导引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回流，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即“扩散效应”。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并不充裕，这种情况下的资本流动显然会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而障碍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显然，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的资本区际流动，都存在着区际溢出效应。
2.1.2技术扩散Romer（2001）认为，（技术）知识的类型多种多样，它的一个极端是高度抽象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科学知识，另一个极端是特定的商品，而介于其间的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一框架下，技术具有如下特征：（1）技术具有部分公共物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它性；（2）某些技术可以被编码化（Codify），而某些技术则不能被编码化；（3）生产技术的R&D活动具有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显然，从技术的上述三大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推论：（1）由于技术具有部分排它性和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未参与技术知识创造的经济主体也可以从技术的应用中获得收益，从而技术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也就经常表现为不一致。也就是说，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使用具有溢出特性。（2）技术的部分可编码化的特征表明，我们既可以通过对商品和劳务的使用来获取物化的技术，也可以通过专家指导和示范等来获取那些非物化技术。显然，无论是哪种技术，其扩散程度理论上都受地理空间的影响。（3）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表明，净技术溢出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显然，上述理论表明，技术的这种跨界传播可以产生出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也表明这种溢出效应不仅显著存在而且为正，如Jaffe（1986）和Coe和Helpman(1995)等。资本作为新技术（或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投入要素，通过技术的区际扩散必然会影响到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
2.1.3示范效应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各有异同，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绩效具有差异性，从而出现了相对发达区域和相对落后区域相并存的现象，如我国经济发展中梯度明显的东中西格局等。这样，相对发达区域就对相对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后者就可能会通过学习和模仿前者的成功历程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外在于区域内部的经济外部性。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我国各区域经济体的赋存状况、使用方式和绩效发挥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它们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可能经由这种示范效应而产生出区际溢出效应。
总之，一个区域的资本通过它们的区际流动、技术的跨界传播和区域发展的示范效应等途径会对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具有区际溢出效应。当然，宏观经济它们仅是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有其它的渠道也会产生出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
2.2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上面的分析表明，资本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溢出效应，为了更直观地来探讨这种溢出效应，下面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简单的讨论。首先假定各区域经济体通过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劳动力（L）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A）来生产出它们的产出（Y），且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型，见式（1）。
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对于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影响的话，则溢出效应为正，反之则反是。根据前面的资本区际溢出渠道分析，在不同的渠道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并非一致。其中，物质资本在三种情况下基本上都会产生出正的区际溢出效应，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溢出到区域i，从而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其例外情况是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区域i的物质资本就会流向它的邻近区域，从而对区域i的经济发展具有负影响。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也并非唯一。在资本流动这一渠道中，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会导致人力资本从区域i流出到它的邻近区域，从而障碍了前者的经济发展；在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两种渠道下，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通过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等促进区域i的经济发展。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必须看各种溢出渠道中的哪（几）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重要来定。为了具体分析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正负情况，下文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
3.实证分析
3.1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根据式（3），为了通过计量分析来探讨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情况，我们必须知道每个省市区（后文简称区域，指的是我国大陆中除重庆市外的30个行政区域，这里不包括重庆市的原因在于它的有些数据无法获得）的劳动生产率、劳均资本存量、劳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邻近区域的劳均资本存量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值的时间跨度均为1990～2005年。然而，我国的官方数据并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本文对它们的选取方法如下。
1.区域i在t年的劳动生产率yit（元/人）由各区域的年度GDP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y=GDP，它们均来自199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用各区域的CPI指数进行平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从统计年鉴上得到的从业人员是年底的数据，一般来说它们大于全年平均数，这样就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低估，但由于其它几个变量也都同时运用了这一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故这并不影响后文分析结论的得出。
2.区域i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kit（元/人）由相应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K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k=K。在我国，由于各区域每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在统计年鉴上并没有进行统计，一般都是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其计算方法见式（4）。目前，张军等（2004）对我国各区域自1952年以来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较好的估算，本文沿用他们1990～2000年的计算结果，而2001～2005的数值由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出。由于他们得出的省际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是以1952年为基期的，而本文中所选用的GDP数据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所引用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折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相应数值。
Kit=Kit-1（1-δit）+Iit（4）其中，K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Kit-1表示区域i在t-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δ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他们通过采用代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得出它的值为9.6%；I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投资，他们采用经过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平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另外，基年（1952年）的物质资本存量由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得出。
3.区域i在t年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hit（年/人）的计算。在相关研究中，人力资本存量用得较多的替代指标为受教育年限。陈钊等（2004）通过分别测算我国各区域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并将它们作为相应的人力资本数据的替代。我们沿用他们测算的在1990～2001年的结果，并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出2002～2005年的相应数值，然后通过除以相应年份各区域的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近似地得到它们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超级秘书网
4.区域i的邻近区域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ckit（元/人）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chit（年/人）的计算。这里的邻近区域是指具有共同陆地边界的行政区域。我们知道，除海南省外，我国其它各区域的邻近区域不只一个，因此这里的ckit是加权值。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相关权重选取的是反距离权重，即，Wij等于区域i和j的质心之间距离的平方的倒数，这样不仅可以探讨区际溢出的存在性，而且还可以探讨这种溢出的“地区化”特征。由于我们无法获得我国各区域质心之间的距离，所以必须考虑其它的权重选择。从前面的说明有，我们要测度的区际溢出已经被限定在邻近区域之间，因此我们重点考察的是这种溢出的存在性。另外我们认为，无论是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它们的区际溢出都与它们的劳均存量大小正相关。因此，我们对二者的权重选择分别如下：
当然，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的过程中，对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也曾采用过它们的滞后值，但效果没有当期时的好，故未曾列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上面的分析结果表明，用于测度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参数γ和δ均统计上显著不为0，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具有显著的区际溢出效应。其中，物质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0.1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另外，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i自身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于区域i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它们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6和0.69，均大于劳动生产率对邻近区域的资本投入的弹性，而且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的正的区际溢出效应表明，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我国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显然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减小。但是人力资本的负的区际溢出效应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如果任其自然的话，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将会逐步流向相对发达地区，从而进一步拉大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们认为，我国存在负的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和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都显著存在，但是前者大于后者；（2）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是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或）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显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这将在下文进行简单探讨。
4.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通过实证分析
关键词：非预期损失经济资本股东价值
一、商业银行资本的三个概念
作为一般性的定义，银行的资本是银行已经持有的权益类资金，目的在于防范头寸价值减少或商业损失等风险，从而保护存款者和一般债权人不受损失。银行的资本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即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账面资本是一个会计的概念，列示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等于资产减负债后的余额。但商业银行账面资本的概念与普通企业的账面资本的概念略有不同，商业银行的账面资本除了所有者权益外，还包括监管当局认可的储备、次级债等。
监管资本是商业银行按照监管当局的规定，应该保留的最少的账面资本数量，是一个根据监管规定计算出来的量，一般为风险资产的一定比例。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要保留的最低监管资本的计算公式为：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乘以12.5，再加上针对信用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就得到分母，即总的风险加权资产，分子是监管资本，两者相除得到资本比率的数值，该比例不得低于8%。
经济资本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概念，是用于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在数值上等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置信区间商业银行非预期损失的倍数。经济资本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并且银行选择的置信区间不同，经济资本的数值也不同。
这三个资本在数量上存在以下关系：第一，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如若不然，监管当局将会采取强制措施要求银行补充资本或削减业务规模以减少承担的风险；第二，账面资本≥经济资本：因为经济资本反映的是商业银行真实的风险，最终用于消化风险的资本是银行的真实资本，如果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时将经济资本的限额定得比账面资本高，真实发生损失时将没有足够的真实资本来覆盖损失；第三，经济资本≥监管资本：如果监管资本大于经济资本，则商业银行会采取资本套利行为，从而在不降低真实风险的情况下大大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综合起来，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着以下的动态平衡关系：账面资本≥经济资本≥监管资本。
二、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监管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是1988年《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定》的诞生。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加强国际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第二是要减少各国银行间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因素。监管资本是银行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经济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1988年资本协议及1996年的修订主要针对的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且风险敏感性不足，国际活跃银行为更好地管理自身的风险，开始开发自己的模型，用于为具体的交易配置资本。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主要目的是信息批露、绩效评估、计划、定价等。
监管者通过对国际活跃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考察，用它作为改进监管资本的有用参考。资本协议非常注重银行的内部风险评估，并以此作为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由于资本协议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来计算监管资本，用来计算经济资本需求的风险评估过程也能够决定他们的监管资本要求。
尽管如此，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仍然有本质的区别。监管资本体现了监管当局要求，它不能代表银行实际吸收非预期损失的能力。监管规定不一定反映特定银行的风险特征，而且风险加权资产不能作为全部风险的正确测度。而经济资本反映了市场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需求，它是为承担风险真正需要的资本，反映了银行自身的风险特征。
三、经济资本的计量
经济资本是用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非预期损失是预期损失的标准差，经济资本是非预期损失的倍数，因此经济资本的计量与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量有关。由于银行要求的信用等级与设定的置信水平相关，置信水平越高，需要的经济资本越大。
1、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对信贷资产，预期损失（EL）＝调整敞口（AE）×预期违约率(EDF)×违约时真实损失率(LGD)
调整敞口AE的计算过程：银行对客户的授信额度为COM,已使用授信额度为OS，违约时使用“未使用的授信”的比率为UGD，则AE＝OS+(COM-OS)×UGD。
EDF为既定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可根据历史经验数据确定不同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
LGD为发生违约时的真实损失率，一般的做法时假定借款人出现不还本金或利息的现象时，一般都可能发生违约，但借款人违约时，银行的贷款损失通常不是100%，只要银行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总可以收回一定比例的违约贷款，它的大小取决于抵押情况、求偿时的优先顺序等。
单项资产的非预期损失（UL）：
资产组合的非预期损失（ULP）
ρij是资产i和资产j的违约相关系数。
银行是通过经济资本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为了维持与所担风险相称的资本水平，银行必须确定意愿的信用评级相匹配的置信水平。不同的信用评级所对应的置信水平分别是：AAA，99.99%；AA，99.97%；A，99.9%；BBB，99.7%。
如果XT是随机损失变量，z是概率百分比（即置信水平），EC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上覆盖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在时间T时，使银行免于破产的经济资本的最小值v要满足：
上式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乘数与置信区间之间的关系：给定置信区间，资本乘数是损失分布的标准差数的上限。一般而言，对信用风险，损失的分布函数为贝塔分布。置信区间与资本乘数的关系将变成尾部拟合的问题，尾部拟合要做的，就是找出置信区间对应的标准差数。
2、市场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股票头寸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在资本协议Ⅱ中，利率风险由于难以准确计量，因此对利率风险没有规定资本要求，而是列入了支柱Ⅱ监管当局的监管。
在三大风险类别中，市场风险的建模最为先进，测量市场风险要用组合头寸法评估，不能单独进行，因为有些项目的风险可以轧平。测量经济资本的方法是：取某点上组合头寸的价值，计算基础因素潜在变化的敏感性，计算基础因素的潜在变化，将潜在变化乘以敏感性。用公式表示即为：VaRX=VX×dV/dP×PI,其中VX表示头寸X的市场价值，PI表示在时间I内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dV/dP表示市价变动的敏感度。在计算市场风险资本需求时，需要设定置信区间和持有期。
3、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与成熟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计量技术相比，操作风险的计量仍处于初级阶段。为了简单起见，一些银行干脆分配其所有资本金的18%-25%用于操作风险的防范。
从银行整体的层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汇总后的总风险应小于三者直接相加，但在现实中，由于很难确定相关关系，采取的是直接相加的方法。即银行的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操作风险经济资本。
四、经济资本的作用
由于经济资本本身就取决于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的风险，或非预期损失的实际数值，因此对之进行分配非常科学。一方面，各个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存在多少风险，就有多少非预期损失，就应该分配等额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占用多少经济资本，就意味着承担了多少风险。具体而言，经济资本的作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确定风险控制的边界
经济资本作为一种虚拟资本，当它在数量上接近或超过银行的账面资本时，说明银行的风险水平接近或超过其实际承受能力，这时银行要么通过一些途径增加账面资本，要么控制或回缩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受到威胁，并影响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评级。
2、绩效考评
考核银行盈利的传统指标包括股权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这种指标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将风险考虑在内。出于风险的管理需要，西方商业银行逐渐出现了新型的以风险为基础的考核盈利指标－经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Risk-AdjustedReturnOnCapital）。该方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银行家信托集团（Banker’sTrustGroup）首创，最初目的是为了度量银行信贷资产组合的风险和在特定损失率下为限制风险敞口必需的股权数量。此后，许多大银行都纷纷开发RAROC方法，建立在经济资本基础之上的RAROC作为部门、人员、业务条线的考核指标已成为银行业最核心的绩效考核指标。
3、贷款定价
传统的贷款定价方法均没有考虑资本的成本。实施经济资本体系的银行使用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RAROC）模型来确定贷款的定价水平时，贷款的风险越大，为该业务配置的资本金越多，为了使这笔贷款赢利，它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报酬率标准，即要使该业务的经济利润或经济增加值为正数。
其中风险成本相当于贷款中的预期损失，经济资本等于该笔贷款的非预期损失，RAROC用银行的资本底线回报率来代替，就可计算出为取得资本底线回报率，银行对贷款索要的最低价格：
贷款价格=RAROC×经济资本+资金成本+经营成本+风险成本
4、决策市场进出
银行是由多个部门和多种产品所组成的，高级管理层需要决定保留哪些产品、压缩哪些产品，发展哪些部门、收缩哪些部门，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就是经济资本回报率的大小。能够给银行带来较大经济资本回报的部门和产品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回报率低的部门和产品应该收缩或撤出市场。
五、经济资本体系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已成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通用工具，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也应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并解决相关的理念、技术问题：要在全行上下形成资本约束的理念，改变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考虑风险承担底线的经营行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要将资本金分配至风险报酬高的业务条线和部门；尽快建立内部信用评级系统，将信用风险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算模型化；引入RAROC绩效考评模型，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有效配置经济资本。
【参考文献】
[1]MichaelKong：内部信用风险模型－资本分配和绩效度量[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陈林龙、王勇：现代西方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管理（第二版）[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陈小宪：风险、资本、市值[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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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资本高技术创业企业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从要素资源这一价值创造的基础层次来看，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事实：所有具体的价值创造过程，都共同地包含着不同要素资源的结合过程，也都共同地表现为价值创造需要将不同的要素资源结合在一起方可进行的条件性特征。由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为什么不同的要素资源能够结合在一起而共同地进行价值创造？以上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论的假说中。
论文摘要：由于历史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分解使用价值概念。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可以完善商品元素的分析结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引进了效用与需求的概念，进而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结构的设置；对称的规则又导致“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资本论》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顶峰。如果我们继续深化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却可以得出一个有差异的结论：《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
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论文摘要]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质。对唯物史观之生成的理解．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哲学一经济学一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学术系统中去；对唯物史观之功能的理解，则应当区分哲学方法和历史科学两个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
关键词：产业集群；资本论；理论支撑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011-02
1 产业集群研究的现状
产业集群的现象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才开始关注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集群现象进行了描述。波特(Porter， 1998)， Redman (1994)等从产业链纵向关联和横向互补来分析集群经济的产业特征，提出集群经济的产业组织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销售渠道和客户，横向扩展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在技术、技能上相关或有着共同产品的企业；Krugman（1991）、Rosenfeld（1996）等则强调了集群经济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集群是一些企业由于互动而形成的一种聚集，这种组织形式可以给企业带来高额的回报。Hill&Brennan(2000)、Nassimbeni(1998)等则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作为联结模式来界定产业组织特性，认为集群内产业便于建立频繁的交易关系，可以运用相同的技术，或者分享专业化的劳动力储备，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超越其他地方同一产业的经济效应。但真正促使产业集群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的是波特(Porter， 1990)。
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及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关系的研究、基于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方面，但仍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多偏重于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的归纳。目前理论仍落后于实践，但产业集群的研究结论已成为许多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绩效。
国内对于产业集群的大量研究开始于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仇保兴(1999)通过信息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小企业集群内部出现的因过度竞争导致的产品质量恶性循环、不断退化的现象，他认为究其原因是产品质量信息分布不对称导致的“柠檬市场”效应；王缉慈(2001)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认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营造区域竞争环境，创造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区域经济力量的关键；魏守华、石碧华(2002)指出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叶建亮(2001)运用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得出知识溢出是导致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陆国庆、高飞(2001)提出了产业地理集中对抗产业衰老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其应用于我国产业结构问题，认为产业区位重构、优势产业区位创造外部经济、资源重组加速产业集聚、创新并维持集聚效应可以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
2 资本论对产业集群理的理论支撑
2.1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协作可带来的经济效应：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首先：协作可以降低成本。“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协作可以与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
其次：协作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
同时还指出了协作中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协作只是一种劳动形式，协作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生产组织中方得以运行。“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认为，企业集群就是企业之间基于复杂协作的区域生产性组织。在产品技术日益分散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哪个企业能够长期拥有生产某种产品的全部最新技术，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每个企业都可以采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将企业的信息网扩大到整个集群范围，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并借助于与群内企业的合作，相互传递技术，加快研究与开发的进程，获取本企业缺乏的信息和知识，实现群体的效益大于联合前各个成员企业的个别之和的协同效益。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建立在复杂协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活动，也需要进行产业组织协调，需要管理。
2.2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也成为了集群区域分工优势的理论依据。
首先：分工可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的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这样就提高了劳动效率”。
其次：分工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内分工能够发挥协作利益，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企业的利润，加速企业的资本积累。社会的分工则是互相独立的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生产分工，他们的协作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当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供求价格波动剧烈，契约履行困难时，社会分工的利益就会被市场的外部负效应所抵消，社会分工的某些环节甚至整个体系有时还会被破坏” 。因此，一个稳定的可达到预期目的、交易费用低廉的市场便成为决定社会分工效益高低和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而集群企业依靠其地理位置的聚集，利用区域性市场的特点，增大市场联系的稳定性，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维护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利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协作与分工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产业集群存在原因和集群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的理论基础（吴宣恭，2002），其中一些经典性论断也可以作为集群系统研究方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个别的分工”和“一般的分工”理论可以看作当前产业集群降低交易费用的理论基础。当前任何一个企业必然致力到生产自己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它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为社会提供物资。由此可见：集群经济的本质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会化，通过企业内部分工将某些功能操作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或使之外部化，使中小企业不仅实现了功能操作的内部规模经济，而且同时获得了可观的外部规模经济。
2.3 马克思的资本积聚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聚理论诠释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扩张的动机。
首先，积集聚带来规模生产，“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
其次，积聚带来丰厚利润，资本的积聚是单个资本靠自身的积累而增长，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并入原投资，形成资本的积聚。马克思在《资本论》把积累定义为“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在生产”。并且认为剩余价值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因，市场竞争是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自己独立利益，他们在市场上追逐的最终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只要当追加资本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追加的边际成本，企业就会不断的加大资本的积聚。这就决定了企业会把一部分的利润转化为资本的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以期获得更优厚的利润。
2.4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突破了单个企业资本运行中的界限限制。
首先，集中弥补了积聚的不足，资本的集中是使许多小资本联合为一个更大的资本。它与资本积聚不同，它不是个别资本家把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这是已经形成的各个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事完成了”，“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
其次，集中提高了竞争力，马克思指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因此，企业通过集中，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 突破了其个体资本规模的有限性，能过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企业在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是处于不断追逐利润、寻求生产规模化的过程，而企业的规模的扩张过程中是有一定的界限了，超越了这个界限便产生规模的不经济阶段，马克思关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理论对于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有界性与集群产生的效益的无边界性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弥补企业规模扩张有界性的有效途径――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吴宣恭.企业集群的优势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纵横，2002，（11）.
［2］胡宇辰.产业集群支持体系［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