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是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与工具。以下是学术参考网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计量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选定研究对象
（确定被解释变量，说明选题的意义和原因等。）
2、确定解释变量，尽量完备地考虑到可能的相关变量供选择，并初步判定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
（作出相应的说明）
3、确定理论模型或函数式
（根据相应的理论和经济关系设立模型形式，并提出假设，系数是正的还是负的等。）
（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三）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
（先观察数据的特点，观看和输出散点图，最后选择相应的变量关系式进行OLS回归，并输出会归结果。）
（四）回归结果分析和检验
（写出模型估计的结果）
1、回归结果的经济理论检验，方向正确否？理论一致否？
2、统计检验，t检验F检验R2—拟合优度检验
3、模型设定形式正确否？可试试其他形式。
4、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五）模型的修正
（对所发现的模型变量选择问题、设定偏误、模型不稳定等，进行修正。）
（六）确定模型
（七）预测
多元回归模型
【实验目的】
【实验内容】
计量经济学范文赏析：
基于案例驱动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6）11-00100-01
一、引言
当前，计量经济学已在财经类和经管类专业全面开设，并作为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由于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对这门课缺乏兴趣，对涉及到的数学推导更是觉得晦涩难懂，导致学生对课程性质产生误解，认为计量经济学就是数学课，从而了产生畏惧情绪。因此，从教学角度来看，计量经济学是一门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案例驱动教学就是将实际案例展开，并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掌握所学知识，这样就使学生明白使用所学知识“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什么”。
二、案例教学模式在计量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案例的教学设计
以案例驱动，启发式教学，注重实际应用的训练。根据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进行案例设计时，应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的兴趣为主线，教师起到学习指引的辅助作用，让学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中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应用方法，并学以致用，触类旁通，能够思考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教学设计根据学生的实际，以应用为着眼点，从简单到复杂，注意分散重点和难点，做到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具体有三个环节：第一步，每一单元以基本理论和实例分析为中心，尽量回避复杂的数学推导，只需明确重要公式推导的根本思想与基本方法即可；第二步，教学重点放在经济学理论在计量分析中应用上，即思维能力培养；第三步，计量软件的操作，以及结果的解释。
（二）案例的教学实施
采用案例驱动的教学模式，将原有的以“课堂、教师、课本”为中心的教学架构变为以“案例、学生、应用”为中心的教学架构。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得到应用锻炼。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实施阶段，计量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介绍应与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包的应用紧密结合起来，着重强调案例的导入、任务的驱动、分析任务、制定计划、完成任务、展示成果、评价交流等内容，这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
（三）案例的教学考核
采用案例驱动教学模式，充分体现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课程教学考核应根据课程要求来精心设计学习任务，制定评价标准，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成绩的评价既要注意对操作和结果进行评价，也要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方式中既要有任务阶段性评价，又要有结论性评价，应尽量突出对学生能力为主的考核方式。总评成绩分为理论考试、实务考核、综合测试。同时，鼓励学生提升创新能力，在考核过程中体现了创新，可以加创新分。
三、采用案例教学模式的价值
首先，提高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融合数学、统计和经济知识的交叉性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在案例实践教学中，可以把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在案例的分析设计过程中，慢慢培养了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达到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目标。
其次，着重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把重点放在案例分析与模型设计上。为培养学生的模型设计能力、应用操作能力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思路和办法。由于案例提出的每个要求在知识点上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同时学习要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逻辑关系。因此，分析案例要求的问题，学生能够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领略到每步成功的喜悦，大大提高他们的计量经济学兴趣和学习动力。学生参加了案例分析讨论的每一个环节，熟悉建立模型分析模型的全过程，积累建模的相关经验。
最后，提高学生模型设计的实际动手能力。逐步消除以纯理论教学为主线的课堂教学弊端，加强问题分析、模型设计和计量软件操作等重要过程的训练，克服害怕计算机操作的，碰到实际问题时无从下手尴尬局面。案例驱动教学引导学生在具体的案例中深化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对知识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提高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主要是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根据对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那么，计量经济学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应顺应培养人才的需要适时调整。结合学生的学习特征，从理论知识、实践应用两方面科学的构建计量课程的内容体系。使学生初步掌握计量模型设计的基本知识、思想和方法，软件操作技能，并尝试通过自己建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后续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创造条件。在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力争提高教学的效果，丰富学生的感性知识，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汪潘义，邵一江，王丽丽.计量经济学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合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77-80.
计量经济学论文2400字(一)：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论文
摘要：目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水平的发展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金融大数据爆炸性发展要求金融学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金融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计量经济学作为培养学生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的核心课程，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承担起培养学生金融大数据视野的责任。
关键词：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实践结合
引言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非常强调应用性的学科，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一门重要的课程，是应用型本科学生知识能力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注重实践环境的强化，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在当前教育新常态下，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应用型本科教育背景下的计量经济学也应该被重新赋予新的属性。
一、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问题
（1）传统计量经济学教学强调回归分析背后模型的假设及相关内容，但现代经验研究强调因果关系。因此，当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分强调对随机扰动项分布、异方差及自相关的长篇讨论，显得不合时宜，而对国内外广泛流行的新颖工具较少提及，其结果是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应用仍是一知半解。（2）由于现有课时安排等原因，教师教学过程中着重讲授计量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而轻视实际应用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培养。例如，教学中主要讲授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对如何从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如何应用模型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讨论得较少。（3）由于课堂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不能分配更多的实验课时，导致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和运用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特别难以将理论知识灵活应用于金融数据建模与处理。（4）现有的计量经济学课程缺乏将计量经济学方法与金融数据相融合的缺陷。在课堂教学内容安排中，着重讲述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没有将计量方法与金融大数据的获取与加工处理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导致多数学生具备一定的计量经济学基础，但面对查找和处理金融数据时却束手无策。（5）已有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安排上，一般将经典的计量经济学和现代时间序列方法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完成。由于教学内容过多而教学课时有限，其结果是导致无法详细讲解金融时间序列部分，金融学专业学生对金融大数据处理及建模能力不强。
二、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的优化措施
（一）突出案例教学
丰富多彩又符合专业特色的案例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教学一方面能够使理论知识更加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案例教学重视师生互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为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计量经济学教学案例的选取一定要突出目的性、代表性和趣味性等特点，应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的差异，多搜集一些与该专业密切相关的经济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
就金融数学专业学生而言，在为这些学生开展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时，需要注重将金融理论和具体的金融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以此来引导他们正确使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来研究金融相关实践问题。金融市场相关实践知识更倾向于股票投资和资金资本等的利用，不能仅仅依靠消费-收入这一知识以偏概全，这就要求计量经济学老师在为金融数学专业学生开展课程教学时，需要拓展到相关金融领域，通过讲解相关金融理论和具体的市场实践数据来开展课程教学。
（三）“案例+微课”的教学模式改革
为了提高金融专业本科生金融大数据处理能力，改善教学效果，拟重点对《计量经济学（Ⅱ）》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为了改变以课堂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方法“重在教，逼学生学”的缺陷，我们将使用“案例+微课”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是计量经济学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模式（杨汭华，2005；黄佐钘，2008；张玲，2014）。与传统的案例教学不同：（1）项目强调针对金融大数据开发相关案例，并以“微课”的形式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案例+微课”的教学模式的好处在于能激发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学习的兴趣，更加生动和直观地将金融大数据处理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此外，“案例+微课”模式能对课堂教学形成有效补充，课堂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学生可以在课外通过“案例+微课”进一步巩固与提高课堂知识。（2）传统计量经济学经验案例强调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应用，重点介绍数学与统计技术，而忽视其内在的经济问题与变量间的内生关系。项目强调以真实的金融大数据为载体，在案例分析中，更加注重因果关系的讨论，从而案例分析更加接近现实。因此，相比于传统的案例分析，项目经验分析更接近现代研究范式，故而具有更好的实用价值。
（四）完善考核体系
作为一门应用型的学科，考核方式也应该多样化。可以尝试采用课程论文的考核方式，课程论文一方面可以深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另一方面也能加强学生的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课程论文可以与学生的毕业设计结合，突出学生所在学科属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不能将试卷考核的方式抛弃，例如可以将纸质试卷改为上机考试，增加操作题的比重。完善的考核方式会提高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强化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缩影，只有明确清晰教学定位，有效提升高等教育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重点解决好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支撑引领国家创新发展能力的问题，才能提供更多有选择的本科教育，建成更有竞争力的本科教育，开创更有特色的本科教育，发展更加公平的本科教育。
计量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电力企业经济效益与管理决策实证研究论文
摘要：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电力建设在不断的完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电力的发展，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推动电力工业的进步。处于新时代的电力企业需要具备超前的思维与意识，在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备清晰的预判，在内要做好企业内部的管理建设，针对未来长远发展制定科学的规划。要做好这几点，就离不开对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经营管理的分析以及数学建模工具的运用。本文选取2001-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社会用电量数据以及典型电力企业华电国际年度报告数据，分析了华电国际的经济效益与外部经济环境以及企业经营管理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时间序列非平稳角度出发，利用协整理论并通过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关系检验对华电国际的经济效益建立了长期均衡模型。再对模型进行短期误差修正，在证明了模型有效性的基础上，利用所建模型对提升华电国际的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预测。最后对以华电国际为代表的中国电力企业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对华电国际而言其供电成本、管理与财务及人力资源成本的完善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其短期内经济效益主要受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全社会用电量需求的影响。该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为其他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预测，对企业未来的管理决策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管理决策
经济研究的方法在于总结典型的经验特征与收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经济研究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的可验证性，即能否通过数据实证检验相关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型来解释事实，并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动趋势以及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犹如硬币的双面，从不同的角度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计量经济学以实际经济数据的建模与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当实际数据不可得，或实际数据过于复杂而导致因果关系不易梳理时，实验经济学则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通过可控的实验数据代替实际数据，成为实证经济分析的又一个有力工具。
一、協整理论概述
协整的概念是由恩格尔一格兰杰（Engle-Granger）在1987年“协整与误差修正，描述、估计与检验”中正式提出的，协整的基本思想认为，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中的每一个都是非平稳的，但他们的线性组合可能会相互抵消趋势项的影响，使该组合是平稳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经济时间序列分析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之所以协整理论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与一协整理论所具有的深厚的经济学背景密不可分的。
二、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电力企业经济效益与管理决策实证
（一）非均衡博弈论框架的建立和实验验证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纳什均衡以及相关均衡的概念过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内容，其定义为每个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在给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优反应。显然这种均衡的定义内在要求每个博弈参与者在决策信念上达到均衡，即每个参与者对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确的信念。在过去的研究中，经济学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从而做出对参与者行为的预测。尽管在一些博弈场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是准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由于来自实验经济学数据对原有理论框架的挑战，经济学研究人员逐渐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并且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新理论。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核心在于继续假定博弈参与者在决策时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弃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强的理性假设。
（二）ECM误差修正
通过Granger定理易知，具有协整关系的一系列变量会对应一个包含误差修正的表达形式。可以进一步通过误差修正来研究华电国际经济效益的短期行为。具体而言可根据由Hendry提出的一般到特殊的建模理论，逐步剔除从三阶滞后变量及误差修正项开始的不显著量，从而得到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见下面公式）式中：ECMt-1代表协整回归厚的一阶滞后误差，括号内的数字代表不拒绝相应零假设的概率。从该方程式以及统计结果的数据可以发现，文中所进行的统计检验在置信水平上表现显著。这一结果也证明了文中构建的误差修正的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图中给出了LY的实际数据与拟合结果以及残差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协整以及误差修正之后的模型具有较为理想的结果。
（三）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常用的回归分析中，当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时，常会对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模的过程中，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及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是很重要的环节。部分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存在对多重共线性问题处理不恰当的现象。某篇研究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文章，以计量方法中的回归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作者在研究中单纯依靠方差膨胀因子VIl的临界值，来判断出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便直接将模型中的其中一个变量删掉。模型中是否应该包含某个解释变量，应该以实际经济理论分析为基础，不能单纯以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来判断。
关键词:数理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生产函数
一、引言
作为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具体形式,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提出下列生产函数:
Y=Kα(AL)1-α,(0<α<1)
式中,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L表示有效劳动,α是参数,Y表示产量。这就是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柯布和道格拉斯用美国1899-1922年制造业的生产统计资料来估计模型的参数,得出:
Y=1.01L0.75K0.25
对这个生产函数以及柯布、道格拉斯所做的工作,余斌,程立如提出了下列批评[1]:
第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论证”了资本家的所得不是来自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来自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工具。第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遗漏了许多可能会影响产出的其他的重要因素。如:机器性能的提高、由于经济的短期波动而导致的资本闲置或过度使用的情况、工人每天(或每周或每年)工作小时数的变化、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劳动强度的变化等。因而柯布和道格拉斯对模型所做的估计并无实际价值。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第三,本来,生产函数须在一定技术条件以及一定的资本有机构成下(这两个条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有很大的差别)来讨论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可是,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这些条件是随意可变的。文献[1]举例说,由于这一疏忽,可能会引出“用1个轮胎配16个汽缸可以组成一辆汽车”这样的荒谬结论。
作为与余斌,程立如观点的商榷,程细玉、陈进坤阐述了下列几个基本观点[2]:第一,一个经济模型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经济理论的背景下,根据样本数据,对经济现象众多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比较、筛选,找出其中一种或若干种最重要的因素,用他们来构建模型(而把其他次要因素的作用效果纳入模型的误差项),然后用样本数据来估计模型的参数,最后再对估计结果进行经济意义检验和一系列统计检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通过以上程序建立的,因而是科学的。第二,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有哪些?在供给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劳动、资本、技术等等;在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居民收入、人口、消费习惯等。第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技术条件假定为不变,这的确造成了模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针对这一缺点,后来的学者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把技术进步速度纳入了模型。第四,用样本数据估计了模型的参数之后,要检查所得的结果是否符合经济实际,接着还要进行一系列统计检验。第五,建立经济模型时要考虑所选变量数据的可得性。能够获得数据的变量才具有实际意义,才能成为模型中的变量。
这两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争论,引起了笔者的若干思考。
二、数理经济模型
人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和进行计量经济学研究时,必须要把数理经济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清楚地区分开。事实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作为该模型一般形式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属于数理经济模型范畴。后来,柯布和道格拉斯用美国1899-1922年制造业的生产统计资料来估计模型的参数,这是把数理经济模型直接移作计量经济模型来使用(我们将要在后面谈到,这种做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此时,柯布和道格拉斯所作的事情已不再是研究一个数理经济模型,而是在估计一个计量经济模型(此时,模型中加上了随机项,而数理经济模型是无所谓随机项的)。
数理经济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陈述和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数理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是为了探索不能用数字表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不能用代数表现的函数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型旨在通过数学逻辑推理来阐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趋势。这就是说,数理经济学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运用数学语言来研究和表述经济理论,而不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对经济现象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结局进行描述、估计或预测。
余、程的文章和程、陈的文章同样都把数理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混为一谈了。余、程文章的主旨是要批评一个数理经济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程、陈文章的主旨则是要为这个数理经济模型辩护。但是,两篇论文的内容,其实却撇开了数理经济模型,说的都是计量经济模型的事情。例如,余、程的文章批评说,模型中遗漏了若干变量、没有把技术条件固定住。对于计量经济模型,这些批评是对的;对于数理经济模型,这些批评则是不对的。再如,程、陈的文章一开篇,便开宗明义地说,经济模型中会含有一个误差项(随机项),显然,作者这里所说的“经济模型”指的是计量经济模型而不是数理经济模型,因为,数理经济模型无所谓随机项,计量经济模型才考虑这个项。该论文接下来所说的收集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等等,也全都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时候的事情。
把数理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混为一谈的现象,在一些研究人员的成果中也常可见到。有的作者用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计量经济分析时,把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里假定为外生的那些变量作为计量经济分析中理所当然的假定前提,并相应地假定随机项的期望值为0。这些研究人员认为,由于现在使用的是索洛-斯旺模型而不是别的其它模型,就应该把索洛-斯旺模型的假定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假定,认为这就是以经济学理论为根据。这些作者犯了用模型定义现实世界的错误。计量经济分析的目标是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只有一个。现实世界是检验计量经济分析正确性的唯一标准。
现在我们来考察数理经济模型。
一个经济学原理,可以用文字阐述,可以用图形来直观地描述,也可以用数学语言(数学模型———数理经济模型)来表述。三者目标相同,都是为了阐释经济学原理(而不是模拟现实世界)。
为了使经济原理的阐释更易于理解,常常需要把现实世界加以简化(简化的世界当然已经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这是允许的。因为数理经济模型的目的并不是模拟真实的现实世界,而仅仅是为理解这个世界的特定特征提供见解。这种简化现实世界的方法叫做抽象法。抽象法是科学研究中一种常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阐述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舍象掉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具体形态
而仅仅从量上考察抽象的人类劳动;舍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仅仅考察商品的价值———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自然科学里,抽象法的使用也比比皆是。例如,物理学在阐释一个力学原理时,常常会把摩擦力忽略不计。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以及作为它的具体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同样使用了抽象法,把现实世界中一些本来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因素假定为不变。该模型假定,产出量Y对于资本K和有效劳动AL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如果资本和有效劳动加倍,则产量加倍———这意味着,对新投入品的使用方式与对已有投入品的使用方式一样———这也就是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更具体地指出了这个模型所应用的假定:只有一种产品;没有政府;就业的波动被忽略;储蓄率、折旧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均不变[3]。对现实世界所作的舍象越多,模型越容易理解,但是,模拟现实世界的能力越差。为了缩小数理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的距离,经济学家会把被舍象掉的东西逐步纳入模型,从而使得数理经济模型越来越深刻。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假定储蓄率s不变,在这一假定下,t时刻的投资sY(t)是t时刻产出量的一个固定的比例,可是,在实际上,s是在家庭和厂商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相互作用下对家庭的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即厂商的投资)”分配的权衡之后形成的,它不是固定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可是,在实际上,人口增长率也不会固定不变。这种过度的舍象使得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后来提出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通过“产量减消费”来计算投资,其中的消费通过对家庭的效用函数在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求解得到,这样,就把储蓄率从外生不变转变成为内生变化;再后来,进一步把人口变动从外生转变成为内生,提出了有移民的经济增长模型(包括有移民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和有移民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数理经济模型从简单到复杂,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顺便说一句:程、陈文章所谓在供给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在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影响产出量的要素是居民收入、人口和消费习惯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事实是,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舍象掉了居民收入、人口和消费习惯等变量,后来一些进一步的模型把这些变量加了进来。
归根到底,数理经济模型的目的不是模拟现实世界,而只不过是解释现实世界的某种特征。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完全现实的模型———这个世界本身。不幸的是,这个“模型”太复杂了,复杂得难以理解。从解释现实世界的某种特征这一目的出发,我们必须要对现实世界加以简化。上面所叙述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简要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在阐述科学理论的时候,对现实世界所作简化的合理性会有程度之分。在这里,“所探讨的问题”是判断合理性的根据。如果一个简化性的假定使得模型对所探讨的问题给出了不正确的答案,那么,这样的简化是不合理的;如果相反,所作的简化是合理的。尽管这时的模型仍然是“缺乏现实性”的,但是,此时的缺乏现实性应当被认为是模型的优点,因为,此时的模型十分清楚地把我们所关注的效应凸现出来(把这些效应与纷繁的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使得问题更易于理解。所以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数理经济模型,都逃避不了要对现实世界做出若干简化性的假定。顺便提一下,在应用数学领域,人们有时会考虑经济问题的数学建模课题。此时,研究目标是,依据所构建的数学模型来求得我们所关心的数学解。例如,谭永基把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要求导出下面的解:在一定的总成本下,怎样分配投资和劳动可以使产量最大;或是,在一定的产量下,怎样分配投资和劳动可以使成本最省[4]。在这里,对于所推出的结果,研究人员应当负责任地说明,这些结果是在何种假定下推出来的;另外,这里所推导的结果究竟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似乎值得怀疑,因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设定的“简化世界”距离现实太远了。
三、基于估计因果效应研究目标的
计量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本文只考虑回归模型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功用是:预测、控制、进行因果效应估计①(测算某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的功能要求下,对于模型的构造有不同的标准。本文要讨论的是基于估计因果效应这一目标,对计量经济模型所提出的要求。从原则上说,为了在变量的因果关系中确定各个变量的影响效应,所用的模型应当是现实世界本身。拿经济增长模型来说,假若我们有一个描述经济增长的现实世界的模型,那么,对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它就会确定地反映出该时空下每个原因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把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的全部因素无遗漏地列举出来,我们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无法避免地要漏掉一些变量。由于无法控制被漏掉的变量的值,因而把某一时空下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值输入以后所算出的该时空的经济增长数值与实际数字之间会有一个误差(它的大小事先不能确定,是一个随机项)。所以,计量经济模型一定会有一个随机项,它是计量经济模型对现实世界所作的模拟与真实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数理经济模型没有这样的项,因为,数理经济模型旨在设计一个简化的世界来解释某一个问题,而不是用来测算现实世界。那么,用于估计因果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应当满足何种要求呢?仍然拿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它的随机项里会包括被遗漏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两种类型的因素:一类是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另一类是大量均匀小的偶然性的影响因素。假若把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当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那么,被该函数假定为外生的储蓄率、折旧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等变量便属于随机项里面的第一类影响因素。除此以外,在这个模型的随机项里边,还包含有许多其它的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讲过,经济增长有四个重要的源泉:资本品积累(投资)的增加;劳动力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变革[5]。这里,所谓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指的是把资源(例如劳动)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如传统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现代制造业。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只有一种产品,当然不会考虑资源在部门间转移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个变量被放在了随机项之中。再如,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了一个封闭的经济,可是,现代经济都是开放经济。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投资水平由国内储蓄水平决定,投资等于储蓄,没有更多的储蓄,投资便不能增加;相反,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因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借款来为其投资提供资金。于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联系这个变量被放在了随机项之中。又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公共支出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可是,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没有政府。于是,这些变量也被放在了随机项之中。除了这三个变量之外,还可以举出更多。这就是说,当我们把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当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的时候,在模型的随机项里面,一方面包含有大量均匀小的偶然性影响因素,另一方面还包含有许多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其中的均匀小的偶然性影响因素,各自一方面与模型的结果变量(因变量)Y相关,另一方面与模型的解释变量(自变量)K以及AL独立;而其中的对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因素中,会有一些既与Y相关,又与K、AL或其中的某一个相关。对上述后一类变量,即遗漏在模型外边的(因而包含在随机项中的)既与因变量相关又与自变量相关的变量,计量经济学给予特别的关注,专门把它们叫做遗漏变量。当使用计量经济模型测算因果效应的时候,如果存在遗漏变量,会得出错误的因果效应结论。人们熟知,做线性回归分析时,对模型的随机项有若干条假定,其中的一条是:随机项的期望值为0。当随机项期望值为0时,我们所得到的模型回归系数的最小平方估计量是无偏的,反之,估计量有偏。什么时候会发生随机项期望值不为0的情况呢?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H.斯托克和马克·W.沃特森[6]97-97,122-123指出,当模型外存在遗漏变量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当模型外存在遗漏变量的时候,回归系数的最小平方估计量有偏,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并不是对总体的正确的估计。这就是计量经济分析中的遗漏变量效应。可见,用于估计因果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应当满足的要求是:模型外不存在遗漏变量,或者说,应当仔细地找出遗漏变量,尽可能把它们都纳入模型。对于一些无法观测的遗漏变量,计量经济学开发了处理它们的若干种办法,例如,面板数据回归,工具变量回归,设计准实验等[6]160-161,177-192,216-276。有的研究人员在建立了他所需要的模型以后,不考虑模型中随机项的期望值是否真的是0,而武断地声明,假定自己模型随机项的期望值为0。其实,在回归分析的教科书中阐述关于模型随机项的假定的时候,所用的“假定”一词的含义,并不是这个词通常的词义。“假定”一词通常的词义是指:我们对事物的状态所做的某种与真实状态相悖的设定,或者是当我们并不了解真实状态时所做的某种猜想性的设定。然而,回归分析中的“假定”一词却不是这个意思。回归分析教科书中所提出的模型随机项的假定,指的是正确地运行回归分析必须要满足的前提条件。
直接用数理经济模型来充当计量经济模型的风险在于:数理经济模型要对现实世界加以简化,也就是,要把因变量的某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假定为不变,当我们把该模型充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时,只要这些被假定为不变的因素与模型内的自变量相关,它们就成为计量经济模型的遗漏变量,从而导致遗漏变量效应。
由遗漏变量效应所导致的回归系数最小平方估计量的偏差大小由随机项与模型中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大小决定,相关程度越大,偏差就越大。因此,测算因果效应时,至少应当把与模型中自变量相关程度大的遗漏变量仔细地找出来,将其纳入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回到索洛-斯旺模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上来: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初级的生产函数模型,在经济学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模型对于解释经济增长的缺陷,因此在其后才陆续提出了若干进一步的模型。后来提出的模型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较之索洛-斯旺模型要小。我们为什么不使用与现实世界距离小些的较为复杂的模型而偏要用假定性明显过大的索洛-斯旺模型呢?
有的研究人员用计量经济分析手段对数理经济模型进行“实证”。他们用样本数据估计了模型的回归系数,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统计检验,如果统计检验被通过了,就认为数理经济模型获得了证实。事实上,当我们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去“实证”一个数理经济模型时,只能证伪,不能证实。为什么呢?无疑,所有的数理经济模型都是因果关系模型,那末,所谓实证,首先就是要证明因果关系成立。计量经济分析有能力完成“X与Y统计独立还是统计相依”的检验,然而,如黄芳铭指出的,要想把“X与Y统计相依”的论断引申为“X与Y具有因果关系”,必须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无关的影响变量必须被排除”[7]。
对于计量经济模型来说,这个要求意味着模型外没有遗漏变量(或模型随机项的期望值为0)。但是,计量经济研究中所使用的样本数据都是调查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是否满足“模型外没有遗漏变量(或模型随机项的期望值为0)”的要求,在统计上是无法获得证明的。因此,当一个统计检验拒绝了“总体回归系数等于0”的零假设的时候,充其量只能说明该自变量与因变量统计相依,而始终无法说明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假若得到相反的检验结论———“总体回归系数等于0”的零假设无法被拒绝,那倒是可以说明把该自变量做为因变量的一个原因放入数量经济模型是错误的。
四、基于预测任务的计量经济模型
当计量经济模型的任务是用于预测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估计的回归系数有没有因果解释能力,是不是无偏;此时我们所关心的是模型的预测能力,即:模型是不是能够生成可靠的预测值。有的时候,遗漏变量效应使得一个模型对于测算因果效应是无用的,但是它仍然可以用于预测[6]。怎样从统计上来评价一个模型的预测能力呢?直观地说,这可以用“预测误差”的大小来衡量。预测误差的大小可以用均方预测误差来描述,它是若干期的预测值与相应实际值的离差平方的平均值。将它与回归分析中熟知的均方残差对照,可以看出,后者也大致地提供了模型的预测误差的信息。另一方面,还可以考察在因变量样本数据的总变差平方和中,有多大的比例可以由回归来解释,这个比例越大,模型的预测能力便越强。显然,它就是判定系数R2。由于R2可以换算成F统计量,所以,也可以用F统计量来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F统计量的值越大,模型的预测能力越强)。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不是一个好的预测模型呢?这需要经过自变量选择的操作才能最后作结论。我们来考察一下两种常用的选择回归自变量的方法[8]:回归选元法和逐步回归法。回归选元的做法是:列出所有可能的自变量,再列出由它们所组成的所有的一元回归模型,所有的二元回归模型,等等,然后构造适当的统计量来设法找出其中使预测误差“接近最小”的模型(进一步缩小预测误差能够缩小的量与相应地需要增加模型的自变量所带来的难度相权衡,不值得再增加更多的自变量)。逐步回归的做法是:列出所有可能的自变量,再列出由它们所组成的所有的一元回归模型(每一个模型中的自变量称作该模型的初始自变量);计算每一个一元回归模型的F统计量,把其中F值最大的那个模型的初始自变量分别加到其他的一元模型中去,形成一个个二元模型;对每一个二元模型计算针对该模型初始自变量的偏F统计量,把其中偏F值最大的那个模型的初始自变量分别加到其他的二元模型中去,形成一个个三元模型;如此逐步进行下去。在这里,针对某一个自变量的偏F统计量的分子度量了把这个自变量加入模型后对于解释总变差平方和做出的贡献。
在逐步回归的操作中,事先规定偏F统计量的一个水平,当逐步回归进行到这样一个阶段时程序终止:在该阶段所算出的各个回归模型针对其初始自变量的各个偏F统计量中最大的那个值低于事先规定的偏F统计量水平,这表明,相应的那个自变量进入模型被认为对于提高预测能力是没有充分帮助的,所以逐步回归所选择的模型到上一个阶段为止,无必要继续为模型增加自变量了。通过考察回归选元法和逐步回归法我们看到,选择回归自变量时,不管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首先要把所有可能的自变量全部列出来,然后才谈得到设法选择预测能力优良而自变量又尽可能少的模型。可见,那种直接搬用数理经济学里面的某一个经济增长函数用来充当预测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在估计因果效应和预测这两种不同的任务下,对计量经济模型有不同的要求。上文指出了二者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估计因果效应时要强调回归系数的因果解释能力,所以特别关注并且要设法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回归系数估计量的偏差;在预测时所关心的是模型的预测能力,在不影响模型预测能力的前提下,遗漏变量、回归系数估计量有偏,都是允许的。下面补充指出二者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估计因果效应时强调,模型中的自变量必须真正是引起因变量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模型必须真正是因果关系模型;在预测时则允许模型中的自变量并不一定是因变量的原因,它只要是和因变量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因而表现为统计相依就可以了(于是,在进行自变量筛选起步时所列出的自变量,除了直接因果关系变量以外,还会有间接因果关系变量)。
五、简短的结论
数理经济模型为计量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但是,不能直接简单地把数理经济模型当作计量经济模型使用;由于计量经济分析所使用的样本数据都是调查数据,在这种条件下,计量经济分析无法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所能够做的事情只能是,针对经济学中所论证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来测算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具体的因果关系效应;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当构造一个旨在测算因果关系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时,应当力求做到模型外没有遗漏变量,因为,遗漏变量的存在会导致因果关系效应的测算发生错误;计量经济分析还具有预测的功能,当构造一个旨在完成预测任务的计量经济模型时,所关注的是模型的预测功能,此时,允许模型外存在遗漏变量,也允许模型中的自变量只是和因变量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而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构建预测模型时应首先把所有可能充当预测变量的自变量全部列出来,然后设法筛选出具有优良预测功能而所使用的预测变量又尽可能简约的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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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细玉,陈进坤.再论生产函数的统计学问题———与余斌、程立如先生商榷[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4):407-413.[3]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苏剑,罗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18.
[4]谭永基.经济管理数学模型案例选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0-25.
[5]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册)[M].姚开建,刘凤良,吴汉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93-315.
[6]斯托克H,沃特森·马克·W.经济计量学[M].王庆石,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96-97,122-123.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次优理论分析
本研究的目标定位为:以现有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为背景，研究针对非计量经济学理论专业学生的教学目的及其规律，最终在教学内容比重和方法上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经济理论中的“次优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方法论上进行整理，重点在于区分计量经济学逻辑框架中的原理部分和应用部分，并主要以例证的方式论证理论应用和理论原理的发展采取专业化与分工形式更具有效率;第二部分将采用实证方法分析非计量经济理论专业研究人员应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分析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论知识，调查具备计量分析能力学生和研究人员相关知识获得的方式;第三部分在前面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基于“次优”思路，对现行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调整，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学思路。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当“最优”的某些条件不具备时，其他条件同样必须按照“次优”标准取值，而不能继续采取“最优”结果所要求的标准，否则效率会更差。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次优原理
当学生不可能在一定的学时内完全掌握基本原理并熟练应用时，应该以应用能力为基本目标，对以数学推导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原理做语言介绍。换个角度讲就是将计量分析能力获取的真正方式(即模仿实际案例)引入到教学中，使其更有效率。
二、实证分析: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策略
(一)教学目标的设定关于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的设定
通常会有理论和应用之争。任何一门学科，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充分理解原理的来龙去脉基础上熟练运用并进行发展。但是，理论的证明和发展往往需要坚实的理论根基，研究者个体需要很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在现代科学高度分工化的背景下，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有着明确的分工。计量经济学更是如此，对于本科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讲，其学科基础结构以及学时有限，不可能进行大量的理论学习。因此，应该以熟练的应用为首要目标。尽管从逻辑结构来看，现代科学理论都是在基本原理正确的情况下才可以正常使用，即原理是应用的基础，但从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来看，熟练的认知和运用对于学习和掌握一套理论工具的原理更有帮助，反过来却更为困难一些。因此，在本科阶段，经济学专业学生应该在操作层次上掌握计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在思想层次上了解计量经济学的原理。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及优劣排序
就逻辑结构而言，计量经济学课程可以分为基本方法、软件应用、经济学原理、数理统计原理等基本部分。为了达到按照次优原理制定的教学目标，必须对上述学习和教学当中的内容进行选择和排序。计量经济分析对计算工具的依赖性很强，在某种程度上，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都依赖于计算方法和技术的进步。现代计算机的产生与升级，使得计量经济分析基本上采取各种专业软件完成，比如AMOS，AUTOBOX，DATADESK，SPSS，EVIEWS，MATLAB，GAUSS，STATVIEW等。因此，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和学习必须依赖其中一种软件进行。国内大部分教科书都以EVIEWS作为演示逻辑过程的软件，其界面操作是教学过程必须包括的内容。但是，利用软件操作的计量经济分析过程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计量经济分析基本方法之上的。无论是经典还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基本的计算步骤都包括回归方法、统计检验、计量检验及修正四部分。因此，基本方法的教学应该是首要的内容，依据它进行软件的应用，一方面练习基本步骤，另一方面掌握分析的基本技能。计量经济学不是统计学，因此上述两方面的纯技术内容需要在经济学原理的规定下实施。任何参数都要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常识。与此同时，经济学原理的学习可以通过其他专业课程进行教学，参数的经济学意义可以通过很短时间的介绍使学生掌握。因此，经济原理需要放在前面两项内容之后，学生可以在更高层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进行学习。数理统计原理是整个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性“技术基础”，进行复杂计量经济分析以及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必须熟练掌握这部分内容。在本科阶段，没有必要进行全面严格的数理统计知识训练。计量经济学现行教学方式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上述内容没有做出恰当的选择和排序，而是按照尽量满足“最优条件”的方式，对于数理统计原理过于强调，往往放在教学最重要的位置。结果在每一个阶段学生都不能掌握基本的内容，往往是重复学习基本方法、软件应用等，效果很差。因此，对于上述内容必须按照“次优原理”做出排序，并在不同阶段选择教学重点。基本的排序应该是，首先是基本方法，务必使学生能熟记(例如各种条件、参数范围等)，其次是软件的应用，接下来依次是经济学原理和数理统计原理。本科阶段一定要解决基本方法和软件的使用问题，避免重复学习。
(三)教学方法和其他经管类课程类似
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分为理论讲授、实验和课程论文三个部分。理论讲授应该着重解决分析方法的问题，以介绍的方式使学生了解计量经济分析的数理统计原理;实验对应软件的应用，通过大量的软件操作和结果分析，使学生对于实际的分析步骤能够熟练进行;课程论文则对应经济学原理部分，通过对实际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训练学生针对具体经济现象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具有对计量结果进行经济学解释的能力。课程阶段的时间有限，应该以学生掌握工具使用为目标，至于其经济学内涵以及分析技巧，应该放在学生自身的学习和研究计划之中安排。因此，课程阶段内的教学方法应该以前两者为主，课程论文方式可以放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阶段实施。
(四)教学手段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使得多媒体和案例教学已经成为目前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基本手段。在计量经济学教学当中，应该更有针对性地使内容与教学手段对应。计量经济学中存在不少数学推导，例题演示，讲解时需要大量的数据及其处理的演示。如果采取原始的黑板书写，则必然浪费课堂时间，因而多媒体教学应该在计量经济学中大力推广。另一方面，多媒体教学由于省略了实际的操作过程，尽管有利于教师提高逻辑推进速度，但也增加了学生思维的强度和负担，导致学生无法及时理解教学内容，减弱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的印象。因此，多媒体教学更适宜介绍性的内容，比如上述数理统计原理等。案例教学被很多学者作为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学生兴趣的重要方式，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分析手段的掌握，而不是分析技巧的培养。因此，案例教学的中心应该放在分析过程，而不是建模和经济分析阶段———尽管这两者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效果突出。
三、结论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问题建议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课程教学定位不明，缺乏专业针对性。以我校为例，《计量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信息管理、会计、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必修课程。然而不同专业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要求不同，如信息管理、物流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要求定量分析较多，应以理论方法为主，而工商管理、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则应以实际应用为主。并且，每个专业都有其专业特点和要求，必然导致计量经济学在各专业的应用和应用程度有较大的区别。然而，现有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大纲的规范都过于泛化，难以适应专业需求。特别是教学案例的分析，此专业学生听彼专业的案例，往往会听得云里雾里的，结果不能激发学习的兴趣，所以学校在安排课程时应尽量一个专业一个班，而不是多个专业一起，应根据不同专业学生设置教学案例。
2、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单一化。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或教学手段大体经历了由黑板教学到黑板与多媒体结合，再到多媒体教学的过程。黑板教学多侧重于计量经济学基础方法的数学推导和逻辑推理，而多媒体教学则更多以PPT的板书方式、计量软件辅助教学来展开计量经济的学习。现在比较受推崇的教学方式是黑板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只有在必要时才会用黑板表达相关方法的基本数学原理。一般院校要求计量经济学课时至少要48课时，有的甚至要96课时。那么，对于如此复杂的课程来说，要想在短短的48课时内讲完一元或多元线性回归、非线性回归、虚拟变量、异方差、自相关、多重共线性、联立方程和时间序列等内容，来配合事先拟定好的教学进度计划，就算是从事多年计量经济教学的教师也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掌握教学内容、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重点和难点，何况那些专业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刚刚接触计量经济学的学生，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接收老师所要传达的所有信息，难吸收、理解这些信息的内容和作用，更无从谈其应用。
3、轻能力培养与实际应用。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学会应用。然而，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多数学生不会应用倒还算是小事，更甚者是根本就忘记计量经济学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缺乏研究创造性培养，这一点主要体现着案例教学上。现有计量经济学所提供的案例都是与章节内容紧密相连的，但多数案例仍然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没有给予学生充分挖掘的计划，而使案例教学流于形式。我们知道，计量经济学讲究的是由问题入手，然后选择变量—设计模型—收集、处理数据—建立模型—模型检验的过程。以GDP数据处理为例，学生首先应该判定GDP是按可比价格计算，还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然后要检验这个数据是不是存在异方差性、自相关性等问题;最后，通过相关方法的解决处理，才能用这个数据去分析问题。而事实是，我们把所有可能面临的问题都想到了，都提前做好了，那么学生在做案例时就像填空一样，机械地完成教学内容的每一步，仍过多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样既达不到计量经济学习的目的，也不能锻炼学生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2)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课与实践课衔接性不强。应用计量经济学除了要学会计量方法，还要学会相关计量软件(如Eviews，Stata，SAS等)操作与分析。然而，现在问题是计量经济的理论课与实践课衔接性不强:一方面是由于教学计划导致的，48课时除了要上理论课，还包括实践课，这就很难两者兼顾;另一方面就是学校的教学条件跟不上，如实验室太小，计算机太少，一次安排不下很多人上机等情况，这样分批次就会影响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再者，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互动环节较少，学生演示机会不多，也会降低其学习计量经济的兴趣，课后不愿动手去练习操作。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的若干改进建议
1、合理安排课程设置。《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宏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许多老师都会有“难教”的感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但作者认为也与专业培养方案的设置有关。比如大一、大二期间学习高等数学、宏微观经济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统计学的学习，大三第一学期就应该紧接学习计量经济学，而不是将计量经济学安排在大四，这样学生就会很快投入到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中，容易理解和吸收，而不是找寻或重拾学过但已忘记的内容。再者，我在教学中就碰到过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安排在同学期同时开课，甚至统计学比计量经济学晚开课，这样就给计量经济学老师授课时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讲授过程中还得兼顾统计学基础知识的讲解，不但占用计量经济学的授课时间，也会打乱教学大纲安排，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2、强调专业教学。这样做主要是比较有针对性，将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与专业案例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了解计量经济学在本专业哪些领域应用，如何应用，怎么实践等，从而克服计量经济学“难学”、抽象而模糊或无从下手的局面。以国贸专业为例，就会根据专业背景选取实际利用外资额(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等问题来研究，既从定量角度让学生真正了解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情况，又将所学计量经济的内容融会贯通，并且一个案例的分析还能启发、衍生出新的问题，就可以跟学生共同探讨、研究，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促进学生自发去学习本门课的兴趣。
3、重视启发教育。计量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分析问题的工具，那么就需要去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才能充分展示计量经济这门工具的有效性。为此，要重视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的应用，如展开课程论文研究与写作等形式。老师通过有针对性地讲解哪些是好的选题，哪些是不好的选题，这一选题的目前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然后以问题出发，结合所学的计量经济内容让学生参与、判断、分析这些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学生就会改被动变主动，积极去学习。此外，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取也是很重要的，一本好的教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因此，对于非统计专业学生来说，教材的选取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内容简练，深入浅出，避开复杂的数学推导过程;(2)重点介绍计量经济方法、计算结果的统计与经济意义分析;(3)详细介绍计算机软件操作步骤，帮助学生理解计算结果，学会计算操作;(4)教材结构和内容设计要具有继承性和集成性，要能兼顾国内外同类教材的精华，介绍计量经济的前沿知识，体现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过分重视理论教学，忽视实验教学。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类各专业课程设置具有较大的共性，专业课中分为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方向课，理论课程过多过繁，实验教学课程比重较小，且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这种培养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学生重理论、轻实验，重书本、轻能力。经济学类的金融与贸易专业都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其理论与实验应该紧密相连。
2.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是一种有目的、环环相扣的链条，从而达到系统的功能。专业实验性教学的一些具体环节由于缺乏明确的子目标，从而影响着这方面教育总体目标的实现。如经济学类各专业都对计算机操作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相关的实验环节如果仅限于单纯的电脑打字、数据库操作等内容，没有结合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就容易导致实验内容单一、教学方法落后、评价方法不科学、控制措施失效，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3.实验教学形式单一。目前，经济学类各专业的实验性教学主要是以上机模拟的形式出现，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效果难以得到保证。究其原因，是现有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导致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积极性不高，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我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环节教学改革的回顾
改革经济学类各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对建设同济品牌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我国金融与贸易领域亟需的专业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三门学科的结合，其理论和方法是多门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注重定量实证分析的特征，非常适合将该课程的教学作为一个平台，强化课程的实验教学，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因此，本课程教学团队着力于改变观念，研究、探索和实施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各项改革设想，采用先进的手段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改革课程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构建了基于实验教学的教学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实验教学成果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具体而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教学培养目标明确。针对本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的定位，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设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一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要求学生善于将各门经济课程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三是通过实验性教学环节使学生进一步扩大知识视野，拓展研究能力。学生从大量的实验中摸索规律，有助于将专业基本理论加以整合并与实践紧密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验中进一步升华所学的理论。因此，在该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了该课程的应用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配合相应的计量软件应用来进行实验教学，保证了实验教学在整个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2.教学内容丰富。计量经济学课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课堂教学中也较难直接接触到很多实例，使得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困难。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通过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参与分析和决策，活跃课堂气氛，进而产生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欲望。
3.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全国各重点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情况的调研，发现各校均于近年来加强了该课程的实验教学，主要的形式一是配合教学内容，上课时进行相关软件的演示；二是运用相应的计量软件，安排学生直接上机实验。另外，有些高校自己进一步编写仿真实验或编制相关的课程教学软件。根据本校的实验教学条件，采取了根据所用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自己重新编写了该课程实验教学的大纲和实验教学手册、教学指南以及相应的案例，提出相应的实验要求和内容，安排学生在实验室完成各项实验操作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课堂交流和讨论。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亦纳入对学生的最终课程评价成绩。从近年来以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首要目标，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进行改革以来，有效地将计量课程的专业理论、技术学习与实验教学融为一体，既丰富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能将相关理论和方法与经济现实问题和具体实例结合起来。因为实验教学环节中应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分析，所选定的案例既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又是来自当时社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和讨论，能加深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对案例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讨论、归纳和总结，能开拓学生的思路，培养其运用理论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定量分析能力。本课程实验教学的实施，使得经济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专业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能力，在定量分析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以及进一步的深造提供了有力支撑，适应社会对研究型专业人才的需要，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进一步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由于2013年刚开始尝试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比如，实验的指导人员不够，实验的数据不够丰富，不同专业的学生怎样设计不同的案例来提高专业的针对性，怎样开发编写适用的仿真实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在以后的实验课程建设中加以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的因素是教师，要提高教师的能力使之与教学方法的改革相适应。其原因在于教学方法一般是由教师选择、设计，教师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主体。只有教师准确、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负责实验教学的教师应通过加强学习、收集新资料，来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能将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掌握科研成果的前沿，并把前沿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技能，这样才能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建立激励机制。把对实验教学的重视真正落到实处，在制度上真正鼓励教学方法的创新。为此，尤其重要的是，在教学配套上要做相应的调整，在课程设置、成绩评定标准、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等方面应加强对实验课程的支持。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的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的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与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与“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与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与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与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晰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掌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与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与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研究、创造与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与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与创造性。飞跃式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与无形的服务）的开发与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势，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工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成本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成本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点：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与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学习教育费用；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费用。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费用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费用（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超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与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与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V+M在整体上是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最终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与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与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与趋势。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与经营管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与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信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与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介入企业成立后的营运管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优势，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断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二、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最大的区别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该劳动报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从构成上看，科技创新劳动报酬(Y)应该包括和体现为以下几种收入形式：①工资性收入A。这是一种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的初级或低级形式。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其他的非工资性收入形式上。②风险收入B。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专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高风险性特征，使得科技劳动者承担着极大的市场风险、生产风险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入。③超额收入C。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科技创新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应该获得相应的超额收入。④非线性收入D。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效应的产生和价值创造的高度不确定性即非线性使得企业利润的实现也呈现出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实现的非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收入报酬形式即非线性收入。⑤创业收入E。当代科技创新劳动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吸性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资源配置状态和经济组织状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业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者应该获得创业收入。
当代科技创新者的劳动报酬是由以上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即Y=A+B+C+D+E。（注：严格地讲，B、C、D、E各种形式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交叉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探讨与结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资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创新劳动的自身属性带来的，是特殊的劳动报酬形式，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非劳动属性的收入，这是一种根植于科技创新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化收入。
由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构成的报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①由于风险是不可计量的，与其相应的风险收入就是难以直接测算的。②超额利润是个事后变量，而且是极不确定的。通过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给付，根本无法真实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价值形成功能。超额收入是无法事先计量的。③创造价值的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点决定了一次性计量和当期计量的非科学性，人为计量或计划计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线性收入是难以进行一次性计量或当期计量的。④创业收入是集合了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租金”，这种“组织租金”只能以某种特殊的“剩余索取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无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给予定价的。很显然，无论是采用单一的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还是采用传统的年薪制、奖金制或业绩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科技创新者的风险收入、超额收入、非线性收入、创业收入是高度不确定的，多层次、多元化、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报酬结构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报酬的计量只能采取间接的、重复的、持续的、适合于不确定性状态的定价机制。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定价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定价机制。由科技创新者自身创办企业，拥有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计量的一种较好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1.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首先表明了市场无法对它进行直接定价，只能采取间接定价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过市场对“劳动的实体”的交易进行直接定价后再来间接反映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仅仅反映科技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都只能通过“劳动的实体”的交易来体现和获取。这里所谓的“劳动的实体”是指劳动的物化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或劳动者劳动持久性投入的组织载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个“劳动的实体”就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产品源于企业的生产机制，离开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产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离开了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服务性商品的企业也具有生产），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业内在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要实现对科技创新劳动的间接定价，只能采取企业组织的迂回计量方式。
2.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体，是某个“中心签约人”与一系列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产物（阿尔钦、德姆塞茨，1972；詹森、麦克林，1976；巴泽尔，1989）。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的交易机制的内涵。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分析，企业的交易机制体现为企业主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各种市场主体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着计量，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易过程中实现的。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简要分析。
(1)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①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计量。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是按照某创业者预期会创造出最高价值的标准，从每个研发项目中选定一个进行阶段性融资以使项目得以完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博弈，他们之间是进行着一场锦标赛，只有那些能产生最高的预期价值的创业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阶段完成项目所必要的资本。这种“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青木昌彦，2000）最显著的功能是风险资本家在一群创业者的试错过程中能够把确实具有创业才能且能带来最高预期价值的创业者甄别出来。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也是风险资本家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定价机制。科技创新劳动所内含的的真实价值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性锦标赛式的治理过程中一步步反映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创新劳动的高风险性与非线性。②股票市场上社会投资者的计量。人们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权等种种金融工具，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巧妙地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多次重复地间接定价。在股票市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内生力量相互运动、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发生成的股价信号内在地包含了科技创新劳动的种种特性。投资者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买或卖来判断和决定创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是通过股票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预期某种高科技产品的内在价值，更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生成机制来对不可捉摸的充满高风险性的科技创新劳动进行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科技创新劳动“出价”并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这样，借助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现了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无法直接计量的定价机制的转移，实现了企业内部进行计量的艰巨性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2)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消费者日常的“货币选择”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科技消费产品的购买，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对凝结在科技产品身上的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化计量，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创业企业与众多的供应商之间的产品交易过程，也体现了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意义。供应商对购销合约的履行状况、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热情度大小，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中各相关协作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形成价值功能的判断与预期，直接或间接体现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效应发挥的现状或未来潜力的许可或质疑。这些都是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计量的表现。
(3)劳动力市场上非科技创新劳动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科技创新者的创业收入、超额收入等非合约性收入的获得，是建立在企业内其他非科技创新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基础上的。劳动者对各自雇佣合约的执行态度、劳动力的流动势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集体力”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方的“出价”行为以及从业者对他们所工作的企业的认同感，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是劳动者对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功能的评价。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计量，本来应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由供需双方来解决或应在企业内部由创业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来解决但又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在多元的市场交易中由千千万万的“局外人”解决了。在这多元的市场上，无数的经济主体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综合交织，共同计量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具备这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交易重复多次地间接地进行的综合定价机制，除了企业组织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个多元市场性的综合定价机制。
3.企业的产权机制适应了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特征
所谓企业的产权机制，这里是指由各种要素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让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获取剩余，是一个有效率的企业产权机制的应有之意。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是当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创新者通过创办企业，必然要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其报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获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特征，符合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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