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文章对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进行了探讨，指出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工会组织在新时期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根本任务。
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工会组织在新时期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根本任务。《工会法》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这就深刻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突出维护职能，重点是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和民利，其主要的手段和机制就是集体合同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落实《劳动法》，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是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工会组织履行基本职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手段。推行和落实这项制度，意义重大。它有利于把职工自身利益与企业发展的整体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强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加强民主管理，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稳定职工队伍，增强企业凝聚力，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稳定。本文试从工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围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一基本的职责出发，做几点法律思考。
一、建立健全有效运行、平等协商的集体合同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经济运行机制，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片面地强调了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因而平等协商的集体合同不可能产生和实行。另外，工会工作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只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经营者、劳动者都没有自，相互之间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发生，客观上职工也不需要工会维护其合法权益。没有有效的市场需求就没有有效的市场供给，工会工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突出维护权益这个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经济活动运作方式的市场化、国际化日益完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参与国际竞争已势在必行，尤其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关系、劳动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劳动者、经营者以及企业都有了自，相互之间有了不同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这时，维护职工最基本的生存权，即获得劳动报酬和生命安全健康保障权，成为职工的第一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已初步具备了建立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的客观环境和必要条件，其主要体现有三点。
1.市场机制的确立，是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的前提。市场机制是以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这就为不同经济成分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双方认可和遵守的集体合同，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稳定的、和谐的劳动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2.企业独立法人地位的取得，是建立集体合同制度的经济前提。集体合同制度调整的基本内容是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在物质利益和劳动权利等方面的合作与争议，而这些问题均属于各自的经济利益范畴。企业只有在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明晰后，才可能从法律上履行义务与权利，承担其责任。
3.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作为劳动者代表地位的确立，是建立集体合同制度的法律前提。其一，工会是代表职工群众一方，与企业方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是以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出现。这一职能只有在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且在《工会法》、《劳动法》颁布实施以后才具有现实意义。其二，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是工会组织维权的最有效的突破口。其三，工会通过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能够进一步维护劳动者的所有权益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也可以说，在新形势下，为工人阶级所具备的主人翁地位赋予全新的含义。以中原油田钻井二公司这样一个二级单位为例，就其经济成分来讲，是以公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但经济利益主体则是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即国家、企业和个人。从个体成分角度讲，既有全民正式工、全民合同工，又有劳务合同工、临时用工等不同的用工形式，这些不同的成分，它的物质利益和劳动权益是不相同的，保护它们不同的合法权益，只有规范的法律性合同才具备良好的保证。
二、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协调企业劳动关系的一种重要机制
集体合同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作为一种维护机制，集体合同制度是在职工群众维护自己劳动权利的过程中实现的，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应的企业制度，则是因为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并且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被法律所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合同主要体现：一是这种制度承认劳动关系的双方，即经营者和职工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正是具备了这种法律主体地位，才使得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方面的谈判和协商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二是集体合同制度以劳动权益为核心，根据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要求，以合同的方式，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是集体合同制度以协调劳动关系为途径，以促进企业发展、职工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为目标。集体合同制度的这些特点，适应了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劳动关系的要求。因此，企业经营者要紧紧依靠职工代表大会，清醒地认识到新形势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面对新形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要求，抓住机遇，以学习宣传《劳动法》、《河南省企业集体合同》为契机，平等协商，从集体合同的基本原则程序、签定、履行到检查考核，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集体合同制度，才能有效地激发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促进企业生产的跨越式发展。
正是因为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经营者，对自身劳动权利和经济利益经过平等协商形成的契约关系，订立集体合同的双方——企业与工会，一方是企业法人，一方是社团法人，均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能够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民事权利的法律主体。从劳动关系的角度上讲，签定集体合同的两个法律主体代表了劳动关系的双方。因此，在建立集体合同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主体独立的原则。劳动关系的两个主体，身份和地位必须是独立的，彼此不存在隶属关系。二是权利对等的原则。劳动关系是法律上的两个平等的主体，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对等和相应的。三是双方合作的原则。劳动关系的规范化以双方合作为起点，避免和减少争议及争议的扩大化、复杂化。四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劳动关系的双方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强制和欺诈的因素，应该反映双方真实的意愿。五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利益兼顾的原则，即劳动关系的协商内容、过程和结果，不得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悖。
关键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劳动者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基本含义及特征
(一)含义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确定终止时间”表明劳动合同的终止是不确定的，但并不是说没有终止时间，更不存在所谓的“终身制”、“铁饭碗”。
(二)特征
1.没有约定终止时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都有明确的终止时间。
2.具有稳定性: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都会因终止时间的到来和一定工作的完成而终止。劳动关系可以在劳动者的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和企业的存在期限内持续存在。
3.在一定条件下依法强制订立:《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就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和其他两类劳动合同相比，其他两类劳动合同只能协商一致订立，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一定条件下，应依照法律规定强制订立。
4.尊重了信息不对称的事实:各国纷纷采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形式消除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这证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以承认劳动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的事实为基础的。
二、我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突破了合同的原理
依《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或者适用有以下几种情形:
1.协商一致订立
实践中绝大多数劳动合同的订立，都要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才能订立，《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里所讲的协商一致是指，双方当事人就签订的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所达成的一致。
2.特殊条件下强制订立
《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劳动者同意和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没有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条件如下:
(1)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这要求劳动者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年限要满十年，而且其间不能发生间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适用该条件签订劳动合同时，所提的十年和在十年中所签劳动合同的次数无关。
(2)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3)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和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如果劳动者同意和用人单位续约，而没提出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得和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3．事实上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除协商一致订立和特殊条件下强制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劳动合同法》还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口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除协商订立外的强制订立方式和事实上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种方式虽突破了合同订立的意思自治原则，却并没有违背法理。
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解除
(一)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具体规定
为了防止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期限的约束，随意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取消《劳动法》中有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终止劳动合同的规定，明确劳动合同的终止是法定行为，只有符合法定情形的，劳动合同才能终止。”
1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2.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限制:第42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喃乳期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其他: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权益保障的规定
1.在一定条件下，用人单位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一F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后对劳动者遵守竞业限制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后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劳动者返还教育培训费用。用人单位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提供专项教育培训费用，劳动者在接受用人单位的教育培训后跳槽的，应当分摊用人单位为其教育培训所支付的费用。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解除制度显示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只是劳动者的保护伞，更是用人单位的保护伞。常凯教授认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会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具有自发调节能力，不可能因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变成一潭死水。”同时，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解除制度也使“终身制”、“铁饭碗”的理论不攻而破，所谓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没有终期的，我们绝对不能望文生义。
关键词：显失公平主观要件客观要件
一、显失公平制度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在合同法中的体现，其在保险合同中的适用有其特殊性
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加以说明，案例如下：原告烟台市富兴水产实业公司与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烟台分公司在企业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为：灾难性海潮、海啸造成对虾流失及恶劣气候致使对虾缺氧死亡。赔偿处理按《对虾养殖保险每日赔付数额表》计赔。在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内发生了险情，原被告双方对于对虾绝产损失的赔偿发生了纠纷。原告认为，被告按照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计赔方法赔偿显失公平，该赔付依据的《对虾养殖保险每日赔付数额表》已经废止。请求法院对此民事行为予以撤销，要求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该省分公司1993年《对虾养殖成本保险条款（试行）》规定的赔款计算方法赔付对虾保险赔付款及延期付款违约金。被告答辩认为原告与其签订的保险合同是企业财产保险合同，不是对虾养殖保险合同，因此双方才有特别约定。最终法院做出了显失公平的确认，并支持了原告诉求，判决被告按《对虾养殖成本保险条款（试行）》的计赔方法赔偿原告保险损失款。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保险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条款是否显失公平的认定。关于显失公平合同的认定是我国《合同法》制定过程和司法实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疑难问题。本文将结合本案对合同法中的显失公平制度及其在保险合同中的应用作一阐述。
1.显失公平制度的概念及其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包含有显失公平条款的合同即为显失公平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消。《合同法》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消。这就是显失公平制度。
显失公平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合同双方在完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完成交易行为，督促人们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订立和履行合同，同时赋予交易中遭受不公平损害的一方以撤消或变更合同的请求权利，维护交易的公正性。
2.显失公平合同的认定
显失公平制度的正确适用关键在于显失公平合同的正确认定。如果显失公平合同认定不正确，必然导致显失公平制度的错误适用，从而出现社会公权对私法关系的干涉，破坏了交易秩序的稳定和交易安全。
显失公平合同应同时具有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即，显失公平合同客观上除了双方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等、利益显著不平衡外，还应包括主观上一方是否故意利用其优势或另一方的无经验。
（一）显失公平合同的客观要件
第一，双方利益不平衡。在判断有关利益是否平衡时要特别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愿、供求关系、交易习惯等各种因素。如，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与被赠与人双方利益明显不平衡，但当事人是出于自愿，就不能认为赠与合同构成显失公平合同。又如，合同订立后，市场行情发生变化，价格发生涨落等，此时，当事人不能以显失公平为由而要求撤消合同。第二，利益失衡是严重的。严重程度应该超出了社会公平观念所能容忍的界限。
（二）显失公平合同的主观要件
第一，获利方具有故意的主观过错。即订立合同的一方具有优势或利用对方无经验等而与对方订立显失公平合同的故意。这种主观状态表明行为人背离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第二，利用优势。如垄断，是一方利用经济上的优势，从而使对方难以拒绝对其明显不利的合同条件。但是，如果受损失的一方仅能证明对方因供求关系中的优势，而提出不合理的价格条件，则不构成显失公平的主观要件。因为在竞争的条件下，供求关系本身是不断变化的，此种变化是一种交易风险，很难说是哪一方利用了优势。第三，利用对方没有经验。在订约过程中，订约双方都应向对方告知、说明有关权利和义务以及影响对方做出是否签订合同决定的有关事项，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另外，在主观要件上，有人主张包括“轻率”。笔者认为不妥。首先，市场竞争无时无处不在，交易主体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轻率订立合同表明对自身的利益不重视、不维护，法律也没有必要保护之。其次，显失公平制度在于保护经济上的弱者，而轻率订立合同者未必都是弱者，却很可能是权力的滥用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再次，轻率在主观过错程度上与无经验不同，后者也非前者所致，反之亦然。
二、显失公平制度在保险合同中应用的特殊性
任何合同的签订都要求合同当事人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而在保险经营活动对诚实信用原则要加以强调，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遵守最大诚信原则。所以，显失公平制度在保险合同中的应用必然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获利方甚至因过失过错也构成显失公平合同的主观要件。投保人因过失未告知和陈述（客观上不知的契约善意除外）、保险人因过失未说明都构成显失公平合同的主观要件；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标准条款和免责条款应及时提请投保人注意，否则也可认为是利用了对方的无经验；由于保险合同条款较为复杂，专业性强，一般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易理解与掌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有些投保人往往不耐烦，轻率就签订了保险合同。为了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人利用投保人的“轻率”也构成显失公平合同的主观要件。
以上三点都可从我国《保险法》中找到依据。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法》第十七条同时还对投保人故意或者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做出了相应的处理规定（如，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等）。可见，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已经是法定义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定义务只有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对不作为则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区别。而且，负有法定义务的一方，同时负有举证责任。
三、对案例及其判决的分析研讨
被告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称：该对虾保险是“企业财产保险”，而非对虾养殖保险。该理由不能成立：一是保险责任是对虾的流失和死亡风险，对虾的死亡保险应属养殖保险范畴；二是约定赔偿处理按《对虾养殖保险每日赔付数额表》计赔，可以确定该“流动资产”项的保险确是养殖保险；三是固定资产项按2‰收费，而对虾和饵料项按7%收费，企业财产险的收费标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7%，因对虾养殖保险风险太大才有可能。所以，该合同是企业财产保险合同和对虾养殖保险合同的合一。
特约条款是否显失公平。这是本案争论的焦点。保险费率与保险责任应是对称的，但是，以本案新旧两种办法计算的赔付结果相差88万元之巨，可见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不平衡，而且利益失衡十分严重，符合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根据负有法定义务的一方，同时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则，如果在保险合同订立当时，保险人能举证说明对新规定收费老规定赔付的做法已经向投保人做了充分的明示说明，那么，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不存在，从而法院可以认定特约条款没有显失公平，合同的内容反映了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依契约自由原则，对保险人所主张的赔付计算办法就应予以支持。反之，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存在，法院可以认定特约条款显失公平，对原告撤消特约条款的主张予以支持。显然，本案的裁判方向是正确的。
判决结果值得商榷。依《民法通则》第60条规定，只有在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情况下，其他部分才可仍然有效。就保险合同来说，当事人关于赔付内容的约定是合同的根本内容，这一部分无效，其他部分也就不能继续有效。因此，在本案中法院在撤消当事人关于赔付的特别约定条款后，仍认为保险合同有效，而依据其他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决定保险人一方的赔付义务，这样的判决结果值得商榷。
判决参考。由于被撤消的民事行为自始无效，因此，为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考虑到合同约定按《对虾养殖保险每日赔付数额表》计算赔偿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认可，保险人也应按此赔偿法所相应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保费，方为合理。故判决被告按此表计算赔偿额，并按此表相应的收费标准重新计算保费，退还向原告多收的保险费并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合同自由原则只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显失公平制度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在合同法中的体现，反映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也保证了真正的合同自由原则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林宝清.保险法原理与案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郭明瑞．论合同自由原则—兼评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
3.崔广平.也论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J].四川三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一、承诺的有效条件
从公约的定义和有关其它要求来看，一项能够导致合同订立的有效承诺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承诺必须是被要约人作出的。
这里的被要约人可以是被要约人本人也可以是被要约人授权委托的人，而被要约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的任何意思表示均不构成有效的承诺。例如香港某中间商A，就某商品以电报邀请我方发盘。我方于6月1日向A发实盘并限6月6日复到有效。6月5日我方收到美商B按我方发盘开来的信用证，同时收到A来电称：“你1日实盘已转B”。由于该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猛涨，我方将信用证退回开证行并按新价格向B发盘。B则认为其信用证于发盘有效期内送达，是有效的承诺，故合同已订立，拒绝接受新价，要求我方按原发盘价交货。本例中我方是要约人，A是被要约人，B则是第三人。尽管B在有效期内开来信用证表示完全接受我方发盘，但这种接受不构成有效承诺，我方与B之间未产生合同关系，故可据此驳回B的要求。
(二)承诺必须是对要约的明示接受。
这一条件涉及到承诺的表达方式问题。从公约来看，所谓的“明示接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指被要约人向要约人发出一个表示同意或接受要约的专门通知或声明。这种明示的接受可称之为“通知承诺”，也是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承诺表达方式；另一种是指公约第18条第3款规定的方式，即如果根据要约本身或依据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作法或惯例，被要约人可以作出某种行为。例如某年9月1日买方致电卖方：“需购下列货物：A101，100箱，100美元／每箱CIF纽约。如接受请立即发货”。9月2日卖方将上述货物发运给买方。本案中根据要约(买方9月1日来电)本身的要求，被要约人(卖方)可以用发货这种行为来表示接受。因此卖方作出的发货行为本身就已构成了承诺，而无须再向买方发出表示承诺的专门通知。又如买卖双方是老客户关系，双方在长期交易业务中已确立了由买方作出与付款有关的开立信用证行为来表示对卖方要约的同意，而无须逐笔交易发出同意通知的习惯作法。则在本案双方之间，当买方接到卖方的销售要约后，一旦按要约内容及时开立了信用证，这种开证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承诺，买方同样无须再发—个专门通知去表达承诺。
为了与前一种明示接受(即通知承诺)相区别，我们可以将公约规定的后一种明示接受称为“行为承诺”。尽管行为承诺较通知承诺来看是一种特殊承诺表达方式，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已被公约明确确认。
为了强调“承诺必须是对要约的明示接受”这一承诺有效条件，公约第18条第1款还明确指出：缄默或不行为本身不等于承诺。这就意味着被要约人接到一项要约后如果既未发出承诺通知，也未作出行为承诺方式中所要求的任何行为时，则不能视为他已承诺。
(三)承诺必须是一种对要约完全和无条件的接受。
公约第19条第1款中规定：“对要约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它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了该项要约，并构成反要约”。这里的“添加”是指在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增加了原要约中没有的内容；“更改”主要是指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改变了原要约中已有的某些内容；而“限制”则是指在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对原要约的某些内容表示了有条件的接受。
从第1款的要求来看，公约认为原则上一项有效的承诺在内容上应与原要约本身的内容保持一致，而不应包含上述的添加、更改或限制。但是，如果被要约人对要约所表示的接受中一旦含有了上述添加、更改或限制时怎么办?这种在内容上与原要约不一致的接受能否成为有效的承诺呢?对于这一问题，公约第19条第2款又作了较为灵活的规定。第2款规定：“对要约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要约的条件，除要约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承诺。如果要约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就以该项要约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可见公约认为，发生了上述不一致的时候，首先判定这种不一致是实质性的还是非实质性的。如果属于实质性的不一致，则这种接受便自动地成为一项反要约，而不再是有效的承诺；如果是非实质性的不一致，则这种接受的最终效力要取决于要约人的表态，即如果要约人对这种不一致及时地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表示反对，则这种接受便不能成为有效的承诺，否则这种包含了与原要约非实质性不一致内容的接受仍构成有效的承诺，并且在双方事后订立的合同中，被要约人所作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添加、更改或限制将取代原要约中与之不一致的内容而成为双方合同中的条款或内容。
那么究竟哪些添加、更改或限制属于实质性的，哪些又是非实质性的呢?公约19条第3款规定：“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重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要约的条件。”这一款的规定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该条款明确指出，凡针对原要约在以下六个方面发生的“不一致”则为实质性的不一致：(1)货物的价格；(2)货物的品质和数量；(3)付款，主要包括付款时间、地点、支付手段(货币或票据)和支付方式(信用证或托收或汇付)；(4)交货的时间和地点；(5)赔偿责任的范围，如违约金或赔偿金的计算与支付；(6)争议的解决。其二是由于公约并未从正面对非实质性的添加或不一致作出明确说明或列举，因此可以认为除第3款列举的六个方面以外，发生在其它方面的添加或不一致应属于非实质性的不一致。例如我某进出口公司于某年2月1日向美商报出某种农产品。中方发盘中除列明各项必备交易条件外还注明“PackinginSoundBags”(采用牢固的袋子包装)。在发盘有效期内美方电称：“接受你方1日来盘，PackinginNewBags(采用新的袋子包装)”。中方收到复电后即着手备货。数日后，当中方准备发货时，该种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猛跌。此时美方又来电称：“我对包装条件作了变更，你未确认，故贵与我之间并未订立合同”。中方此时则坚持合同早已订立，双方因此发生争议。本案中美商(被要约人)在表示接受时的确将原要约(中方发盘)中的“SoundBags”更改为“NewBags”，从而发生了不一致。但依照公约这种货物包装方面发生的更改或不一致，不属于公约列举的六种实质性的更改或不一致，因此美商这种更改造成的不一致应视为非实质性的不一致。本案中，中方收到复电后并未作任何反对，而是积极地备货和发货。故双方之间已成立了合同，美商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案中方发货时应采用“NewBags”包装而不能再采用原发盘中的“SoundBags”。又如，我方A公司向美方旧金山的B公司发盘供某种商品100公吨。发盘指出，2400美元／每公吨，CIF旧金山，收到信用证后两个月内交货，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付款，限三天内答复。第二天中方便收到B的回电称:接受发盘，立即装运。A未作答复。又过了两天后，B公司从旧金山花旗银行开来了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信用证中同样注明“Shipmentimmediately(立即装运)”。当时该商品市场价格已上涨了20％。A拒绝再交货并退回了信用证。本案中A的发盘中规定的交货时间为“收到信用证后两个月内”，而被要约人B的回电中将交货时间更改为“立即装运”。这就意味B的接受在交货时间上与原要约发生了不一致，而依照公约这种更改和不一致属实质性的更改和不一致。所以B的回电便自动成为一种反要约，而不属于有效的承诺。对B的回电A事后未再答复。故双方之间并未订立合同，A拒绝交货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
(四)承诺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内作出或作出并送达要约人方为有效；如果要约人未规定承诺期限，则承诺必须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或作出并送达要约人方为有效。
这一条件在公约第18条第2款中作了明确规定。此处所说的“一段合理时间”应该是多长呢?公约并未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但依照该款要求来看，这种“合理时间”长短的确定应“适当考虑交易的情况”。所谓“交易的情况”，从国际贸易实践来看应主要包括交易货物的性质、货物的市场价格波动以及要约人在要约时使用的通讯方法。比如，要约人使用较快速的通讯方法要约，货物又属于时令性很强的或活鲜商品而且这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很大，则此时承诺的“合理时间”就应短一些，反之则可以长一些。
在分析和掌握这一条件时有必要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被要约人采用行为承诺时，则这种行为必须在要约人规定的承诺期限内或如果要约末规定此种期限则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方为有效的承诺。第二种情况，如果被要约人采用通知承诺，则这种通知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内或如果要约未规定此种期限则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并送达要约人(着重号为本文所强调)方为有效承诺。另外公约还规定，除非要约本身另有约定，否则针对口头要约的承诺必须立即作出方为有效。
要约中规定的承诺期限如何计算是掌握这一条件时涉及的又一重要问题，按照公约要求和精神，这种计算需区别两种情况：第一，如果要约人在要约中既规定了承诺期限，又指明了该期限的计算方法则应按要约本身的方法来计算。例如，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X年X月X日复到有效”或“10天之内复到有效，从你方收到之日起算”便属这种情况。第二，要约人在要约中虽规定了承诺期限，但来指明该期限计算方法。例如，要约中仅规定“限10日内复到有效”，而未进一步指明这10天从何时起计算。针对第二种情况下的期限具体计算，公约第20条规定了以下的计算规则：(1)凡以电报或信件发出的要约，其规定的承诺期限从发电或信中落款的发信之日起计算，如果信中没有落款时间则以发信邮戳日期为发信日。(2)凡以电传、传真、电话等快速通讯方法发出的要约，其规定的承诺期限从要约传达到被要约人时起算。
总之，承诺作出时(指行为承诺)或送达要约人(指通知承诺)时超过了上述所要求的承诺期限或一段合理时间的，均视为逾期承诺。从公约第21条规定来看，关于逾期承诺的效力即逾期承诺是否构成有效的承诺，因根据逾期的原因不同而取决于要约人的不同表态：(1)凡承诺作出时(包括行为承诺和通知承诺)已经逾期或作出时未逾期但送达要约人时势必逾期(指通知承诺)，对此类逾期承诺除要约人及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被要约人表示承认，否则便不构成有效承诺。(2)凡一项承诺(仅指通知承诺)在作出时并未逾期也不会势必逾期，而是由于载有承诺的信件或其它文件传递不正常，使得承诺在送达要约人时逾期了。对这种因传递延误而逾期的承诺，除非要约人及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被要约人表示反对，否则仍构成有效承诺。
通过对承诺上面几个方面的有效条件所作的分析，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无论对要约人还是被要约人来说一旦发现某项接受不符合上述有效条件时均应作为反要约对待，而不能作为有效的承诺处理，否则一旦发生误解，都将给误解一方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或损失。
二、承诺的生效时间
根据各国合同法和公约第23条规定，合同是于承诺生效时订立。也就是说，承诺一旦生效合同才能订立，当事人之间才能随之产生一种法律上的合同关系。由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处在异地的当事人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完成的，所以使得承诺何时生效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特殊和重要。关于承诺生效的时间问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各国的国内立法向来存有分歧，即英美法系各国一般采用“投邮主义原则”，而大陆法系各国则采用“到达主义原则”。公约对此问题作了统一规定，根据公约规定，采用通知承诺方式承诺时，该项承诺于载有承诺的通知送达(不是作出或发出)要约人时生效(见公约第18条第2款)。这一规定实际是吸收了大陆法系中的到达主义原则；而采用行为承诺方式承诺时，该项承诺于有关行为作出时生效(见公约第18条第3款)。
1.1.1 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国的法治实践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成就，但是十年**，使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都陷入了低谷。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也都走上了正轨，尤其是我国已经建成了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这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种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但同时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的过程中。首先，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是自上而下建构而成。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重点受到关注的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合理性，而社会事实以及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使得很多法律规范要么因其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无关而被无视，要么因其与社会风俗、生活惯例不同而没有得到人们的自觉有效的遵守。其次，西方权利话语的力量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被人为放大，而传统的道德因素却被排斥在法院门外，导致了像《秋菊打官司》中主人公秋菊那一类人的彷徨和无助，而原本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恶人”却能逍遥法外。形式法治在法治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
针对法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也是指导我国法学实践的基础理论面临的难题。目前中国的改革进程已步入深水区，面对着快速发展和变化着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的立法既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妥善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又能够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给百姓合理的预期；如何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既排除了其它干扰，保持形式法治的纯洁性实现程序正义，而又不以牺牲传统道德、社会习俗为代价。面对诸多难题，笔者认为仅仅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对法律的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必须结合法社会学的实证调查、自然法学的价值研究等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才能摆脱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面临的困境。而作为分析实证主义的一种新的修正形式的制度法学在法学领域能很好的融合道德和事实，通过制度事实理论，能够综合的运用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因此，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如果能被我国法学理论界认真研究、借鉴和吸收，或许能很好的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除此之外，本人因在读书、上课，参加学术沙龙、读书会的过程中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启发，带着深刻的问题意识认真阅读了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论》，并对制度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也广泛收集了一些有关制度法论的材料。这也是选择本题的背景原因之一。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吸收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精华的同时，对法学展开解释学的、社会实证的研究，并把这几种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法学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也对中国的法学理论界自觉的开启一个研究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学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实意义：在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今天，如何更好的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传统之治向规则之治的转变，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挑战。而在向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现代精神与地方传统、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国人的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则是问题的关键。而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立场的同时，实现了道德、规则和事实三者之间的沟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文献综述
笔者在将近一年的论文写作过程中，针对本文的论题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工作，资料搜集的范围也广泛的涉及到了中外着作、网络期刊等各种形式的资料。仅就本人能力范围之内搜集到的资料而言，目前中外法学界对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研究还相当的薄弱。而对于制度法学的理论，学界的普遍态度还是认为其是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我目前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有关制度法学的理论，以麦考密克本人的作品居多。而爱丁堡大学也曾专门针对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学理论召开过研讨会，会后还曾以一本书的形式发表了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本人能力所限，不能得到这手宝贵资料，对于研究制度法学的理论来说实为憾事。
就国内发表过的有关制度法学理论的文章数量来看，也只有几篇，研究者较少。笔者收集到的制度法学的学术期刊论文共 7 篇，但是只有唐仲清的《对‘制度事实’的法哲学思考》、陈金钊的《法律事实的定位与制度性事实--评制度法论》、温博的《事实与价值的调和--制度法学的方法论》三篇期刊文章谈到了制度法学中的制度事实理论。其中发表在南京大学法学评论上的陈金钊的文章还专门谈到了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陈金钊教授把有关法律事实的学说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前提说，一类是对象说，还有一类是本体说。陈教授认为关于法律事实本体说的提出者就是制度法学的作者们，它认为，在这一意义上法律事实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事实。同时，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他还明智的指出了我国法学理论在法律事实领域研究的薄弱现象。因为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有关法律的制定、解释、适用技术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法学研究主要片面的强调对法律体系的逻辑结构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法律事实的研究。而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的理论无疑会增加中国法学研究的深度以及回应司法实践的能力。
在上述期刊文章中对制度法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过全面的阐述的当属张文显所写的《超越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制度法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文章指出，制度法学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对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超越，其主要原因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观，即把法律视为一种制度性事实，并在方法论上对传统法学流派（主要指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的法学研究方法实现了突破和重组。其余几篇文章的内容大同小异，对制度法学的功过是非做了客观性的评价。而对制度法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实践理性”以及实践理性与制度事实的关系做出独到而深刻的探讨的是梁晓俭教授所着的《实践理性：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究》一文。在文中，作者精到的指出制度法学的作者们提出的关于“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的理论体现了制度法学的作者们希望在法学的研究中结合分析法学和社会学法学的用心。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事实，既有规则和规范在思想客体意义上的存在也有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因此，对法学的研究，要综合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制度事实的存在依靠的是规则对客观事件的解释，而法律规则的背后体现的必然是制定规则的立法者的意志和目的，体现了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所以要想知道规范具有何种性质，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理性行为的性质，而这里的理性行为便是实践理性。通过实践理性，制度法学把解释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法学研究之中。最终实现了制度事实和实践理性的完美结合。
除了上述所列的学术期刊之外，笔者目前没有搜集到任何有关制度法学研究的专着性文章，此外对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博士或者硕士论文中进行专门研究的也较少。在笔者搜集到的有限的资料中，山东大学的博士生杨建军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法律事实》中的第一章“法律事实的概念”里曾有一小节来专门讨论法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关系。他认为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不同，制度事实是立法者为了实现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调整，而经过理性的抽象所概括出来的事实。因此，制度事实是立法者通过对复杂的具体事实进行抽象的概括而形成的抽象事实。所以当具体的法律事实发生以后，法官就能依据法律规定的抽象事实对具体的纠纷做出裁决。一个法律规范一般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而他认为制度事实就相当于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而且他还认为，法官能够对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规定的疑难案件做出格式化的分类和处理，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制度事实不仅概括在法律规则之中而且它还概括在法律原则之中，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案情变化时，法官可以依据原则中的制度事实对案件进行格式化的裁决。而法律事实与制度事实完全不同，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事实。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能够导致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因此，他认为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的根本区别在于，制度事实是一种立法角度上的事实，而法律事实是司法角度上的事实。
在笔者搜集到的有关制度法学研究的 5 篇硕士论文中，其中有三篇论文的作者是出自同一个学校，西南政法大学。他们分别是论文《法律和道德的制度性结合--制度法基本理论研究》的作者席琳，论文《制度法学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修正》的作者夏菲以及论文《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制度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作者徐海同。还有另外两篇，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的赵建兵写的《浅议麦考密克的制度法理论》和重庆大学贾哲写的《制度法论创制规则问题研究》。总体上，这些论文把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了对制度法学思想的梳理介绍方面，包括制度法学产生的哲学背景、制度法学的内涵以及制度法学的理论价值等等，鲜有文章讨论过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对制度法学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结合收集到的关于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有限材料，认为各个学者大部分的讨论都是集中在有关制度法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哲学基础以及制度法学与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的内在联系。而对于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来源、特征，以及它是如何解决以往法学流派的困境从而成就了制度法学，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建设意义等方面却鲜有论述。本文的写作目的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便在于此。制度法学体现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的本体论和多元的方法论上的开放性，能够很好的融合和超越三大法学流派的分歧，也能够为中国走出目前法治建设的困境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从改革开放至今，在短短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便建立起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这种在立法方面取得成绩，并没有掩盖司法现实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如反映法律与道德之争的“泸州二奶继承案”、反映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张力的“吴英集资案”、（虽然案例并不新颖，但是如果我们不做改变的话，谁能保证日后就不再发生了呢？）以及法院遇到的一系列的执行难的问题等，这种种问题处处都在暗示着一种没有道德支撑的、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只依赖强力而存在的法律规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软弱无力。但是，我并不是在否认离开强力的法治是可行的。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种建立在形式法治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强力。而我国在形式法治的建设方面，付出的努力虽然可圈可点，但取得的成效，却不尽人意。因为大量的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案例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如最近改判的发生在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以及各种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问题。
我国目前的法治困境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如何才能够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实质法治的理想成分；如何能够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也满足实质正义的要求；如何能够将国家颁布的法律转变为人们心中的法律？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那问题又出在哪？我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最终，在魏因贝格尔和麦考密克的《制度法论》中找到了答案。
在西方，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为理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形式法治的大厦不断的受到来自新自然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甚至是现实主义法学派的攻击。自然法学派以新自然法学的面貌重新出现，并再次强调法律的道德基础；经济法学派则更重视法律背后的成本收益分析；社会法学派注重对影响法律的社会现实因素的考察，甚至提出“活法”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强力挑战。它们的产生本身便说明了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旨在建立一种能够融合道德、法律、事实的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应运而生，并很好的满足了实践的需求。
而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进行很好的结合，并处理好形式法治理念与百姓心中传统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的矛盾。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任务。而这一情形又与制度法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颇为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法学体现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的本体论和多元的方法论上的开放性特征，能够很好的融合和超越三大法学流派的分歧，也能够为中国走出目前法治建设的困境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考察、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搜集和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丰富的素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自己收集到的文献认真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旨在通过对制度法学制度事实理论的解读，指出制度事实对制度法学的本体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以及制度法学运用制度事实理论实现的对以往法学流派瓶颈的突破。最后论述了制度事实理论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制度事实范畴研究；第三部分是制度事实对法律本体论的贡献；第四部分是制度事实对于法学方法论的贡献；第五部分是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
究其原因，盖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差异也许可以忽略不计，翻译高手能够从语言文字中提炼出人类感觉的共同“精魂”，“投胎转世”之后，语言习惯的差异便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载体，翻译往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用目的体系（本土的）法律术语对译出发体系（比如英美的）法律术语，意味着把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制度牵强地叠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内涵有着共同的“精魂”，但细微的差别也可能移植制度的功能。当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着意把出发制度的内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当别论。但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这样一部强调保持渊源制度完整体系的法律，法律术语之间的差异一旦“化”掉，就无法实现法律规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们不妨剖析一个《海商法》制度“海上货物留置权”为例，Possessory Lien，[4]翻译如何给法律概念解释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术语翻译方法在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立法渊源的我国具有怎样特别的意义。这一至少在具体学科的比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海上货物留置权产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释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开创了我国将国际公约直接变为国内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引进英美法制度的立法。这一立法特色对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内涵的解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法律结构上看，《海商法》几乎全部是对国际公约或构成国际航运惯例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标准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约的逻辑结构十分严密，加之公约渊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体系，与隶属大陆法传统的我国一般民商法体系难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国际公约或国际标准合同的方式，构成我国《海商法》各章的。如涉及本文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的两章内容，分别为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约》、《海牙—威斯比公约》及《汉堡规则》的内容，只是根据我国的航运政策进行了取舍，具体规范结构则是翻译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节还了国际标准合同如使用率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参照几个国际标准合同制定的[5].
由这种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国海商法概念独具特色――公约或标准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义翻译，《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义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释，同一中文法律术语并不要求其涵义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应地，同一法律术语的多个涵义则在各章中分别被译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国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国法中重要的财产担保制度，我国传统中译为“留置权”，但它的内涵为“优先权”，远远大于我国“留置权”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权）[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民商法中没有对应的术语，《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义译法直译作“船舶优先权”[8]，译出了Lien的“优先权”含义――优先权毋须占有标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从标的物中优先于其他债权获得清偿；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国财产担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标的物而取得优先受偿权，这一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有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义译出为“占有留置权” （或“占有优先权”）， 而按照我国民事“留置权”的特征解释，留置权本身就是一种以“占有”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权利，因而翻译者为了避免同义重复，去掉了“占有”二字，成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权”[9]，亦即本文所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如此以来，在对法律规范进行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时至少引起了两个问题：
（1）同源于英国法中的Lien制度体系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与船舶优先权在我国海商法中却变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国作为船舶“优先权”构成独立的制度体系，Possessory Lien作为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的一个分支。原有Lien制度体系下的两个分支概念之间以及分支概念与总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不只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译为英文本时，把“船舶优先权”被译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术语[10] Maritime Lien），进一步切断了以英文词义为线索回溯到出发体系中去寻找制度渊源关系的途径。
两大法系的留置权制度与各自体系内的优先权制度密不可分、协同作用，在功能设置上此消彼长、相互弥补，共同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担保承运人和船舶出租的债权实现，构成完整的制度总和。而仅就留置权制度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两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优先权制度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是密切相关、协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补，此消彼长，各国对于单一制度的设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称都不尽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却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必须同时研究各国的优先权制度，否则无法知晓各国在保护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却由于翻译方法问题切断了英国法中具有明显联系的两个法律术语所代表的制度之间的联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两种制度――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与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之间的差异随着“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为渊源制度的英国占有留置权制度被赋予了目的体系中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全部特征，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研究、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时套用民事留置权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实，两类“留置权”存在着许多差异：民事留置权制度渊源于大陆法系担保制度，而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英美担保法制度。突出的问题是，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制度以合约留置权为主体，法定留置权只是一种对于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适用范围很小的补充性权利；而大陆法的留置权制度以法定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许自行约定留置货物。在海上货物留置权被强加以民事留置权特征之后，这种差异成为法律适用中的最大难题。比如提单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权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否定合约留置权的判决一再受到航运界振振有词的质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门的论证在逻辑矛盾中显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开头“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法律特征”的命题下否定约定留置权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主要篇幅讨论英美合约留置权条款的内容及其约束力。[13]另一种肯定约定留置权效力的论证是依据民法学关于大陆法系“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划分的，把“债权性留置权”与合约留置权混为一谈。[14]可见以大陆法留置权理论解释渊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适履。
《海商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只有三条，本身并没有肯定或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留置权的成立要件、留置权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权与诉前扣货的关系问题等等，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特征依赖于对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解释，而解释的方法却全依赖于法律原理――究竟选择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抑或适用英美担保法理论作为解释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依据，成为实践和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及其对于法律解释的意义
法律术语的翻译在法律移植中的意义远非文字技巧问题，它直接决定法律概念能否作为制度移植的载体，准确、完整地传达立法者移植某项制度时的意图，换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图继受外国法律规范的内涵，充分体现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方法。所以港台民商法专家对于法律术语特别是英美法术语的翻译方法都十分重视。综合起来大概分为两大派论：
从事大陆法学民商法研究的学者认为，“应将英美法之概念用语，纳入我国既有之法律体系，使之与现行法概念用语相契合。”[15]主张将出发体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统一用目的体系的相应概念来表示（本文称之为“制度功能对译法”或“功能译法”）。
从事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凭一两个相同的地方把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与另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划上等号，很容易把术语在一个体系的意义带入另一个体系里去”，主张“只有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重要意义时才可以划上等号，否则宁可生造词语。”[16]（本文称之为“概念内涵直译法”或“文义译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时实际上分别采用了上述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翻译――把Maritime Lien译作船舶“优先权”采用的是文义译法[17]，反映了出发概念自身的内涵；而把Possossory Lien译作“留置权”，采用的是功能对译，亦即出发概念所代表的制度与目的体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时，直接用目的体系中的相应概念来代替出发。如果按文义译法直译，则possessory Lien应译为“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总概念Lien可译作“优先权”或留置权）。这种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两种不同方法翻译同一体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进一步增加了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寻找法律制度源头的难度。
笔者认为，功能对译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个体系中的术语的内涵强加于另一个体系的术语内涵之中，或者导致出发概念内涵的遗落，或者导致其内涵的增衍，实际上造成对所移植制度规范的任意缩小解释或扩大解释。所以，文义直译法更符合法律术语翻译的内在要求，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内涵。象“优先权”（ Lien）这样的概念，我国现行普通民事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相应制度，采用直译生造词语反而提供了寻找法源的线索，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的讨论普遍从英美法制度中去寻找解释依据，在比较法研究方法上没有分歧，这与术语翻译保持了英国制度的原貌是分不开的；而属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由于按功能对应译为我国已有固定内涵的 “留置权”，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纳入我国留置权制度体系，海上货物留置权变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中的特殊制度，从而改变了这一制度与母体的渊源关系，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常常陷入异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只能套用我国留置权概念特征去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其牵强附会已如前述，直接影响对规范内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发挥。比如根据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因而不承认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如果适用民事留置权的法律特征来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认定海上运输合同中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据，然而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扣货的依据恰恰是提单的留置权条款，对留置权法律规范中所确定的留置权成立条件加以解释时，也又能不适用英美法中合约留置权理论，包括对留置权条款进行解释的合同解释理论。
当然，采用何种方法翻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王泽鉴反对“个别法规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继受国家之法律理论”，主张“设法使之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 ，也是为了使法律的有机体内“部分与整体调和，以实现其规范之功能”[18].从前面介绍的《海商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体系，甚至各具体制度自成一体，因而其中的个别概念若要“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应当首先考虑与海商法的相关制度相协调，由此构成完整的功能体系。如果为了与本国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牵强地采取概念对译，则破坏了《海商法》内的部分与整体的调和关系，影响法律规范功能的实现。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翻译方法，法律概念作为“部分”都难以同时兼顾与本源制度体系的“整体”和本土制度体系的“整体”协调关系，所以，讨论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对于法律解释和理论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当我们对移植的法律术语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时，切不可忘记这些术语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术语的内涵有时只是由翻译者确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某种制度联系。所以即使主张把英美法术语纳入我国概念体系的学者，也特别强调要“通过解释途径”，否则会造成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这一点，在解释主要通过翻译所产生的《海商法》时应受到格外的重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法律适用和理论研究中都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讨论使用什么方法来翻译法律术语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术语本身不过是一种文字符号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内涵是通过解释途径附于这个符号之上的。
三、“概念还原解释法”―― 海上货物留置权解释方法的一个启示
尽管法律术语的翻译作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内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经常发生增衍或遗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国生产法律的主要方式，我们就别无选择。弥补这种缺陷的途径是比较法解释。比较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将外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作为一种解释因素，以求正确阐释本国现有法律规范之意义内容”。[19]笔者主张，在进行比较法解释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分析和认识我国法律制度与所继受的外国立法例之间的渊源关系，把特定概念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还原到所继受的该外国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对法律概念作出准确、完整、合乎逻辑的比较法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本文称之为“概念还原解释法”。采用这一解释方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概念特征与制度功能之间的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运用“还原解释法”的第一步，是准确无误地找到法律概念赖于产生的“祖籍”。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为追索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渊源提供了一个路径。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移植而来，这些公约和惯例却是两大法系各国制度长期博羿、借鉴和融合的结果，仅就具体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而言，如何能确定它渊源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陆法系的担保物权制度呢？从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线索，所有的线索都在翻译中被切断了（已如前述）。这个答案只能通过对公约、英国担保法和大陆法系担保法中的“留置权”制度进行比较，找出与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规定最相近的制度。
经对公约与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较，笔者看到，海运公约和惯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运大国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术结构和法律体系上如此。为遵从国际法规则，公约成员国都会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国际条约的内容纳入内国法律制度体系，非成员国的海商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联系往往也比与本国普通民商法制度体系的联系更为密切，国此各国海商法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与本国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较好的大陆法各国，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时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论。虽然这已成为常识，然而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与渊源于大陆法系的民事留置权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况下，笔者得出这种结论需要拿证据才能服人。
面对如何协调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本国民商留置权制度的关系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实行民商分立的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都与本国民事留置权制度都大相径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实际上是由“留置权”概念下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优先权制度[21]共同构成，亦即大陆法各国将英美法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制度分解为留置的权利和优先受偿的权利和两个功能互补的制度，从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纳入本国民、商法体系，使之与本国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语上，几个国家都避免直接称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为“留置权”或“优先权”（这样就避免了前文所说的术语对译造成的概念内涵增殖或遗落的缺陷），只是具体规定了海上货物运输债权人如何通过占有标的物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一信息进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权特征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与我国大陆同样实行民商合一体例的，是采用“特别留置权”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台湾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属于特别留置权，与普通民事留置权之间具有巨大差异 .[22]国内学者习惯于引用台湾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依据，对于台湾的特别留置权不可不特别留意。尽管我国理论界主流意见趋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对于国内其他民商法的独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关于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权”特征与英国法Posso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一样，所列举的留置权项目包括运费或租金、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其范围大于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的范围[23]，而囊括了合约留置权中任何可能产生的费用；从《海商法》条文的来看，留置权的实现须经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变卖，这一明确规定反映了英法“占有优先权”效力特征；从留置权与诉扣货两项制度的关系来看，体现了“占有优先权”与“衡平法优先权”制度功能互补的特点。整个海上货物留置权规范无不渗透着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换言之，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整合了大陆法海商法以“留置权”制度和优先权制度共同承担的功能。由此可以确信，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英美法占有留置权同源，与渊源于大陆法留置权制度的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有着不同根系。
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还原为Possossory Lien，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寻找解释这一制度特征的，实践与理论的逻辑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决：
（1）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和留置权条款的效力。
在英国法中，Possossory Lien 既可依规定而产生，也可依合同约定而产生。普通法规定的留置权（即法定留置权）不仅在范围上小于合约留置权，而且适用条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权只是作为当事人之间关系或他们之间交易中特定情形下的默示条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亦即，约定的留置权效力优先，普通法留置权为补充性或选择性的权利。因此，我们不必借助大陆法留置权理论，依“法定担保物权”说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或以“债权性留置权”为佐证肯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而应当依据英美法的合同解释规则确认留置权条款的效力，“概念还原解释法”为这种实践提供了理直气壮的根据。
（2）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问题。
P>
《海商法》规定了两类不同的货物留置权：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和船舶出租人的货物留置权，它们分别源于Possessory Lien中的“特别（占有）留置权”（Special Lien，或“特别占有优先权”） 和“一般（占有）留置权” （General Lien，或“概括留置权”，“一般占有优先权”）[24].这两种货物留置权的效力规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这一重要问题在海上货物留置权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渊源制度所致。
作为承运人留置权渊源的特别留置权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权人扣押占有某项财产直到该特定财产所生费用全部清偿为止的权利。这解释了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留置权成立的条件――留置权人只能就留置物产生的费用留置该特定财产，却并不必问该财产的所有人（货主）是谁。同时，特别留置权不含有债权人出卖标的物的权利，只有当制定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留置权人才可以按规定的程序出卖留置物，这为解决我国承运人行使货物留置权的方式问题找到了依据；留置权与法院扣货之间的关系也从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过申请扣押把留置权转移给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权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优先请求权的唯一方式。留置权仅仅是一种抗辩权，法院扣押货物所实现的是优先权，这一优先权因留置权人占有标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货物留置权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权人那样自行处理留置的财产，而只能通过司法扣押拍卖标的物而实现其优先受偿的权利。
一般留置权则是为了担保一般债权而设置的担保，更类似于我国的质权。根据一般占有优先权，留置的财产可以不是留置请求权的标的，它可以基于行业惯例产生，也可基于双方认可的持续性先例而确定，还可以由双方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定。我国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权必须以货物为租船人所有，却不以置于船上的货物为产生请求权的标的物为限，即源于此。
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其他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运用“概念还原解释法”，把翻译过来的“留置权”概念还原到它基于产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获得完整、合理的解释。索本求源不仅适合于解释象海上货物留置权这样处于两大法系夹缝中的概念，也不仅仅对于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这样一部典型地成体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释具有意义，笔者相信，作为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还原解释法”对于由移植产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释都是一种启示。如果运用这种比较法解释通过统一的司法解释把概念的内涵加以确定，会避免实践中的大量争议而在许多问题上实现司法统一。
「注释
[1] 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转载于《文摘》2000年第6期。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于《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页。本段加引号的部分都是钱先生描述文学作品翻译的“化”境时使用的词汇。
[3] 各国海商法都极少照顾与本国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因为海商法主要由航运惯例构成，国际一体性很强，在各国国内法体系中都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4] 《海商法》中译为“留置权”， 用于指称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笔者主张按字义翻译为“占有留置权”，本文后面将用重要篇幅专门介绍《海商法》译法的由来和笔者译法的理由。
[5] 这一部分内容参见郭日齐：《我国＜海商法＞立法特点简介》，载于《〈海商法〉必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作者是制定、颁布《海商法》期间国务院法制局顾问。
[6] 考证这两项制度之间的关系真是煞费苦心，因为我国海商法论著一般只有关于Maritime lien 的介绍，Possessory lien在英国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约定，适用各种国际标准合同，很少有海商法理论对于Lien制度进行系统讨论；而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又几乎不介绍英美留置权Possessory lien制度，个别提及这一制度的文章对英美留置权制度的功能也有严重误解。例如用英国学者Treital的观点――“留置权可以填补国内时履行抗辩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来说明我国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陆法为主的我国民法学界对于英美法留置权和优先权制度的陌生。实际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权正是英国法中Lien，英国法的这项担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举了Lien的9个内涵，其适用范围比同时履行抗辩权广泛得多；而大陆法系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要比留置权广泛。本文主张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为立法资源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尽可能深入探究两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权”概念的标签下隐藏的制度差异。
[7] 关于英国优先权和留置权的介绍参见董安生：《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页；司玉琢：《优先请求权·时效·碰撞责任限制》，大连海运学院（内部发行），第55页；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8]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另参见徐新铭：《船舶优先权》，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作者在书中列举Maritime lien的许多译法：海事优先权、海上留置权、海上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权，等等。
[9]参见司玉琢主编：《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10]笔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和海商法专家对这种译法普遍给予批评，但尚未见对这一术语见诸文字的讨论。
[11] 海上货物留置权与优先权制度的功能互补关系，在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中也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另文发表的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中详述。
[12] 参见徐霆：《浅析提单与租船合同的留置权条款》，载于《中国海商法协会通讯》，1996年3月刊；汤凯：《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1991年《中国海商法年刊》，第208页；（香港）陈承元：《承运人之留置权》，载于《国际海商法律实务》，郭国汀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司法部门也有个别文章赞同这一观点，见伍治良：《浅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海事审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长。
[13] 参见傅绪梅：《中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庭长；同时参见金正佳等：《海上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第178页，作者是某海事法院业务院长。他们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权威性。
[14] 刘志文：《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及其》，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页。
[15] （台）王泽鉴：《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6] （港）何美欢：《香港合同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7]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我国对大陆法系“留置权”概念的翻译也采取了功能对译法。
[18] 王泽鉴，上引书，第130页。
[19]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34.
[20] 关于法国、德国“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仅具同时履行抗辩权之功能，国内民法学界基本上没有分歧；其实日本“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功能与法国和德国差异不大。笔者主张对各国制度作功能比较而不是概念比较，亦即各国保护同一类法律关系的制度之功能设置上的异同，故在此不作“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之划分。日本学者林良平指出，“谈论某种权利是物权或债权没有意义最好是对债权利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具体权利、发生那样的权利是否妥当，作个别判断”。（转引自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对此笔者在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较法学理论为据另有详述。
[21] 法国为“特定动产优先权”、德国为“法定质权”、日本为“先取特权”。参见1966年《关于海上物运输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国法令》第3条，《德国商法典》第397条、410条、614条、623条；《日本商法典》第753条、第757规定。
[22] 《民法典》第445条、647条、938条、960条、962条，《海商法》162条；另参见（台）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第426页。
[23] 德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为“法定质权”，与约定质权的项目分开规定。
一、基于企业理论研究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进展
(一)基于社会一文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遵循韦伯传统，主要是运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去探究家族化问题。所谓韦伯传统就是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所处的文化制度环境(包括经济伦理环境、价值认定环境和社会交互环境等)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蕴含在不同企业组织结构背后的“文化决定因子”来解释某种企业组织结构生成衰败原因的一般性命题。国内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集中体现传统文化论、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
1．循着费孝通(1985)的思路，传统文化论的主要观点有：中国传统的“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卢现祥，2000；陈立旭，2000；姚贤涛，王连娟，2002；李春来，2002)是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文化动因。张之锋(2001)认为，家族制是民营企业在“私德有余而公德不足”条件下的“不得已的选择”。张强(2003)则从“自家人”和“外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与家族经营的关系作了解释。
2．家庭契约论(贺志锋，2003)认为如果把具体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看成是外生变量，假设它们是同质的；由于家庭的行为规范是利他主义，思想感情的一致使家庭内部能够实现有效的劳动分工(贝克尔，1987)，从而实现“有机的团结”(迪尔凯姆，1986)。当家族成员共同控制和管理企业时，企业的委托的契约性质、团队生产监督问题、人力资本专用性问题和信息特征都将发生改变；家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基于感情的共同预期和非正式承诺，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企业是一种“高信任”(这种信任是一种基于感情的感情信任，而不是基于能力的认知信任)的组织形式(Jones，1983)，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契约；而且，在家族企业中，委托人对人的高度信任来源于人的行为和情感，而不是人的绩效。其契约特征表现为感情关系导向，而不是遵循经济理性，并且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强度远高于非家族企业的董事会和CEO之间的影响。
3．社会资本论在家族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福山(1995)关于华人企业的研究结论给予足够的重视，社会资本与民企融资的关系(储小平，2003)借助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为企业获得各种资源(李路路，1995)；周殿昆(2002)从作用范围、信息搜寻费用、防范道德风险机制、监督费用、违约失信概率和获取资源状况六个方面比较当前社会信用和家族信用，来说明家族信用是乡镇企业向家族企业回归的主要原因。程书强(2003)从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转型存在高度关联的角度分析社会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储小平(2003)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财务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指出家族企业在这四个层面的具有内在的作用机理。
(二)基于资源－能力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企业管理理论从组织效率论、企业家能力论、企业文化(团队精神)论等角度对民营企业家族制作出解释。
1．组织效率论以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为依据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机制作运用性解释。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在管理和技术层面所能达到的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不同“企业制度类型”在组织成本、管理能力、经营绩效等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异，得出某种“企业制度类型”之所以生成衰败的一般性解释。民营企业家的自我雇佣或家族化倾向在于它能低成本的减少X-效率从决策效率、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和把握、企业凝聚力、减少内耗等方面说明家族企业的效率。如朱富强(2004)从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角度论证家族企业长期存在的理由。
2．企业家能力论延续了熊彼特传统，即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获取利润的源泉。主要观点是认为民营企业创业者的在企业的创建、成长和发展中具有特定的作用。邬爱其等人(2003)认为，企业家主导下的组织认知的一致性才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民营 企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将长期存在。石军伟(2003)基于企业家能力的内生性提出“建立企业家机制主导模式才是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目标”。这是对阿尔钦的古典企业论的明确坚持。
3．团队精神论(Alchian&Demsetz，1972)认为家族企业在创业的历程中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为家族荣耀甚至为打造百年基业而努力工作：又因为亲属关系相互熟知，信息对称，建立心理契约比较容易。钟朋荣认为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经营，是因为家族企业拥有更多的关心企业资产的资源。
(三)基于制度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企业家供求论的观点对家族企业进行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理论。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研究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思路，故可以归结为科斯传统。所谓科斯传统就是经典的企业理论分析方法，即交易成本范式。由科斯的交易成本观点出发衍生的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Demsetz)、资产专用性理论(Williamson)、理论(Fama，Grossman&Hart)、契约理论等成为企业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该论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成本过高，主要的观点有非对称信息论、内部交易成本论、外部市场论。非对称信息论认为：市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王连娟，2001)和“低文本文化”形成的信息非规范化和分散化(陈凌，1998)。外部市场论认为由于经理市场还是一个“柠檬市场”，所以发现优秀经理的信息搜寻成本很高；因为高昂的成本和残缺的社会信用使家族企业排斥外部职业经理，这种“寻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的矛盾”构成私营资本管理方式转换的障碍，这将使私营企业“管理青春期”跃迁要经历的一个长期过程(刘伟，2010)；同时又由于“家族企业治理家族主义的信任结构”促使经理市场的失灵(李新春，2003)；经理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制约了家族企业的制度创新(周立新，李传昭，2004；刘平青，2004)；周立新，李传昭(2003)运用信息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外部市场模型。
2．制度变迁理论。可归结为诺斯传统。即从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整体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家族企业。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关于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运用，存在两种观点：制度变迁论和制度效率论。制度变迁论者主要从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讨论当前家族企业走向公司制的约束条件(方晓军，高瑛，2004)；从制度嵌入和制度耦合的角度寻求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的兼容性，如在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条件下家族制虽非“最优”制度安排，但或许是“最不坏”的制度安排(郑家喜，蔡根女，2004)；制度效率论从非正式规则的存在及其变化对企业制度选择的制约来论证一定制度环境下家族制的阶段合理性(何智美，2004)，认为只有能对企业核心要素提供有效激励约束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郑文哲(2003)建立了一个家族企业制度适用边界模型。
3．企业家供求论。任晓(2004)以温州为例从经理市场的供求状况探讨了企业家古典锁定的内在机理和外部条件：导致企业家供给水平低下的原因是逆淘汰支配下的企业家市场导致过低的预期收益增加了企业家专用性资产进入市场的风险，噪音化的职业市场信号加剧资产所有者的自我雇佣；企业家需求弱化的主要因素有“家庭及泛家族组织与企业生产梯队的整合”、“股份合作与企业家人力资源共享机制”以及“发达的专业化商品市场或专业化产销基地弱化了企业对企业家的需求”。张佩国(2004)对民营企业换帅提出自己的看法：个人权威与制度化结合不会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
(四)基于演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组织演化论源于阿尔钦(1950)的达尔文主义市场选择论和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惯例性行为”论。前者认为，生存下来的是经过经济体系甄选后的成功者，因而是有效率的；后者认为组织创新的运动机制在于对惯例的承继和创生。在民营企业研究文献中，组织演化论者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或治理结构是适应现实经济环境的结果，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深入探究“家族企业基因”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借助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加以解释。刘平青(2003)关于“家族基因”的解释比较新颖，他认为决定家族企业“遗传”与“变异”的关键在于“家族基因”的四种“碱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陈文科(2005)认为，“家族基因”所形成的非契约凝聚力和适应性创造力是家族企业生命力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内生性因素。企业认为温铁军(2004)强调了环境的作用，认为大规模民营企业转制是在宏观经济波动的产物，不单纯是微观经济的结果。
(五)基于网络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网络是界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或叫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化家族企业集群的生存多是依赖这种网络分工形式，以此降低风险。因为网络存在企业需要的关于“相似性活动”的知识，Richardson(1972)将企业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称为产业组织网络模式，他开创的网络范式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前沿方法。拜尔恩(Byrne，1993)把企业网络定义为：独立企业间的短期结合，它没有总部和组织图、没有科层、没有纵向一体化，网络内成员企业的分工细致。浙江和珠三角一带兴起的企业集群吸引了国内学者的眼光。陈守明(2000)认为，小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稳定性强、效率高的特点，温州家族小企业正是通过由相关性强的企业组成企业网络组织这样一种形式克服规模局限获得竞争力。以温州打火机产业为例，家族企业网络的优势在于一是减少机会主义，如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和适度竞争、网络内道德信用、区域内企业集聚的低信息成本以及网络组织的柔性化都有助于克服机会主义；二是相对于大企业的比较优势，如对需求多样化适应性强，内部管理成本低，激励机制好，分工、合作、竞争导致核心能力的专注，以全价值链最优化来选择合作企业并进一步促进核心能力的提高。钟朋荣(2004)以绍兴纺织业的产业集群为例揭示了作为企业网络或产业集群中一个元素的中小民营企业，其走家族化之路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他提出一个公式：产业集群+家族制=竞争力。朱秋霞(1998)和陈凌(2003)则从家庭网络和企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社会基础。
二、企业理论研究范式比较及其对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的启示
笔者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内在逻
辑和主要概念做出上述分类，这种的归纳不一定与成果所有者本人的初衷完全一致，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对研究方法本身的认识。社会一文化范式、资源一能力范式、制度范式、演化范式和网络范式是当前企业理论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甚至可以说有的是主流方法，有的是前沿方法。这些方法用来解释家族制存在的合理性，展示了问题的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家族企业演变的理解。不过，仅就观点而言，单一的视角不足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只有综合起来，才能形成对家族制的合理解释，才有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变迁以及家族企业合理性空间的扩展做出有说服力的推测。传统文化论强调“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对家族化的重要影响，但无法回答：使得家族化组织成为儒家文化圈中的主要和有效的治理模式。但这至多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儒家文化圈中，家族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治理模式。但它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2/3以上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盛行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社会文化范式并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
对于家族企业管理效率和组织能力的高度评价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缺陷。如强调创业者尤其是核心人物的领导作用的观点，这种解释随着第二代的更替已成为追忆的历史；而家族企业产权和治理的非经济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被经济力量所穿透。
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环境约束和嵌入性要求，认为家族化锁定是市场和制度不完善的结果。但是它无法解释已经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建立了现代公司制，一些家族企业逐渐地“泛家族化”。
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不断把内部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外部化的过程(交给市场解决)，同时引入不可交易的且企业需要的部分。它犯了科斯同样的错误，就是只看到企业的交易功能，没看到企业的生产功能。因为企业的知识由契约性知识和生产性知识组成(刘刚，2002)，前者可以根据收益成本比较从市场上购买，而后者是内生的，需要自身的投资。
能力范式在于解释那些企业内部不能交易也无法交易的现象，如企业的隐含知识、核心能力、关键性资源等。基于交易成本范式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在一定程度靠近能力范式，但是还存在很大距离。刘伟(2001)把企业产权制度看作是要素市场制度的函数，产权结构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函数。这种观点有助于对家族制在交易成本理论和能力理论结合性方面进行解释，即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和治理形式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维持了关键性资源，而这正是要素市场(经理市场、资本市场)制度和资产专用性(核心人力资本和其他关键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演化理论是研究民营企业制度的一个崭新视角，但是仅仅局限于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观点有时显得比较牵强，而且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与生物演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现有文献中的一个缺憾是关于网络范式在民营企业研究中的运用与经济现实相比远远不够。网络范式揭示了区域性产业集群或企业网络的形成机理，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经济和虚拟组织的存在理由，它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辅之以经济社会学和交易成本理论，暗含着演化理论的逻辑，形成有现实感的理论魅力。在当前家族企业研究中，少数文献有所涉及，但缺乏理论自觉。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以及产业集群论从非正式制度和规模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示出网络范式的痕迹，但似乎又有一种欲说还休、不够明快的感觉。网络范式以其特有的理论生命力显示出比制度范式(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文化范式(也可成为经济社会学)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有更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虚拟网络、社会网络与企业网络的交互作用，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企业组织形态，这些组织形式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理论去解释。
从国外企业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治理经济学)对中国民营企业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方法论上，新古典方法、制度分析和演化分析都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当前企业理论出现了契约理论和能力理论合流的趋势，这将为研究中国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更新的视角，有待我们去吸收养分，灵活运用。
三、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的经济逻辑
企业组织形态(包括产权、治理结构、组织形式等)的变化是由经济系统运动的内在逻辑决定，它是企业自身的因素与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用williamson的话来说，企业是一个适应性组织。在一个无强制性的经济体系中，企业之所以采取某种产权制度或治理方式是企业经济活动自生自发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或组织理性设计的产物，这种企业从而具备了“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企业演化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提高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市场规模的扩展；技术进步；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判断一种企业制度是否合理或具有效率，要看它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要看它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是否是低成本的(巴曙松，屠新曙，2002)。
关键词：研究生；学位论文；控制体系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逐渐代替工业经济，社会各界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推动科技管理创新、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教育培养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若干问题，如学位论文质量下降、毕业生素质良莠不齐等。随着社会各界对研究生教育的质疑不断增多，提高质量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在校学习和科研工作的结晶，不仅可以反映研究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要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现行的学位论文管理体系亟待优化。
目前，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探讨了如何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杨同毅（1999）将质量保障概念引入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认为学位论文质量应由国家、社会和学校三方共同保障。张意湘（2003）、溥纯芝（2005）和严江（2012）指出了当前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存在的问题，如选题不合理、缺乏创新性、开题把关不严、导师指导不力以及答辩流于形式等，并提出从研究生生源质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善。陈勇和王道红（2006）认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除了要重视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还要积极采取措施保证规章制度落实，如对研究生院的工作进行检查与监督，对研究生实行弹性学制等。另外，王科（2011）认为研究生自身也应当注重提高学术水平，培养阅读经典原著的意识，恪守“原典为王”、学以致用、质量本位的理念，充分汲取经典原著的营养，切实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知，绝大多数相关研究仍徘徊在现象描述，忽略了对管理体系背后理论基础的思考。因此，本文将基于控制论视角，探讨如何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控制体系进行优化，从而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的教育水平。
基于控制论的质量管理体系优化设计
控制论是现代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1948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专著《控制论》出版标志着控制论理论的形成。控制论对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对生物和生命现象的研究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哲学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童天湘， 1979）。控制论认为任何系统、过程与运动都可以看成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控制是一个十分广泛而重要的概念。一般来说，控制是在有组织的系统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以克服系统的不确定性，使系统稳定地保持或者达到某种特定状态，或者使系统按某种规律变化的一种过程（刁在祥， 王少君 & 张军波， 1998）。控制论把系统的功能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不论这个系统是动物还是机器，控制论只考虑它们的功能，而不考虑它们的其他特征（张峰， 2008）。根据控制论的基本思维方式，要先确定控制想要达成的预期目标，根据确定的预期目标来选择可行性的工具与手段，对控制对象进行控制，使受控对象达到之前的预期目标。同时，为了更好地达成目标，保证控制的有效性，可以进行信息反馈。根据控制论的观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也是一个可控的过程。我们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为目标，从开始到论文完成，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对各个阶段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最终目的。为了体现管理体系的系统性和层次性，本研究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划分为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终结控制三个阶段。
1.前馈控制
前馈控制是指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生产过程之前所需要进行的控制，这主要表现为对研究生生源质量的控制。生源质量是影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前提因素，经验表明：生源质量的高低会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造成一定影响。高质量的生源是优秀学位论文的基础，研究生生源质量下滑，不仅会降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引发外界对高校办学质量下降的思考，还会对高校的品牌知名度造成长远影响。反之，这些不良影响也给研究生招生带来不便，导致高校难以吸引优秀的生源。因此，高校应当采取适当措施，竭力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
第一，完善研究生推免制度
推免生一般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参与推免的学生一般都是各学校根据前三年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考核成绩择优确定推免资格的，相对于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选拔的考生来说，推免生具有更好的专业能力（李彩丽 & 缪园， 2009）。因此，各高校要建立完善的研究生推免制度，保证推免各个环节的公开、公平和公正，采取多种方式吸引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例如：高校可以开展假期夏令营活动促进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通过活动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之后的招生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另外，高校应当加强招生宣传工作的力度，到优质生源地进行宣讲，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对于能力优秀、表现良好的本科毕业生，给予其推免生的资格。同时，对推免生的初试和复试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坚持客观公正，保证推免生的招生质量。
第二，加强研究生全国统考制度改革
自2003年以来，国家教育部加大了对研究生统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将原来的“3+2”考试制度改革为“3+1+1”考试制度，正式将复试列入了考试录取环节中，从而扩大了高校的招生录取自，为高校选拔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张意湘， 2003）。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长期存在的“重成绩、轻素质”的弊病。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部分高校在复试环节中缺乏细致的工作流程和监督机制，导致复试过程流于形式。因此，为了确保生源质量，目前迫切需要对研究生复试环节进行改革。首先，要确保复试流程的公开、公平以及规范性，复试的具体内容要科学合理，全面考察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其次，对复试小组成员进行资质审查，明确成员的具体权责；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成立研究生招生复试监督小组，对研究生复试全程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复试流程的透明度。
2.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指在学位论文生产过程之中所需要进行的监控，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培养制度设计、导师指导和开题报告审核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和综合素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期间培养制度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导师的必要指导也是保证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李艳明， 2004），为了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设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途径，在论文撰写之初就要严格把关，确保过程控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第一，改革创新研究生培养制度
首先，及时修订培养方案，改善陈旧的课程设置，保证课程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高授课质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知识更新十分迅速，社会对研究生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是研究生培养最基本的质量标准（常宝英， 2008），但有些高校对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不能与时俱进、课程设置落后，导致研究生教育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这些都会使得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大打折扣。学校应该根据各个专业的特点，结合实际需求，对研究生课程进行合理的改革，合理设置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方法课程的比例，使三者协调，既让学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了解专业领域的前沿发展动态。同时，鼓励授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方式创新，引入丰富灵活的教学模式，让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学校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
其次，加强研究生的基础文献学习。基础文献学习对研究生培养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基础文献学习可以加强对理论知识的了解和巩固，丰富其知识结构，并从中学习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基础文献学习可以接触到学科发展的最新前沿领域，增进对交叉学科的了解，引导研究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研究开展提供更多的启发。基础文献学习的重中之重是要加强对国外经典文献的学习，通过阅读外文文献，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知识面，从而掌握当前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外文文献的利用能力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外文文献的利用状况是衡量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创新程度的重要标志（张意湘， 2003）。因此，高校应当有导向地加强研究生基础文献学习的力度，建立正式的文献分享机制，鼓励研究生进行文献分享和交流，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水平和学习效率。
最后，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创新性是衡量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研究生的学习不仅要注重理论基础，还要注重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高校可以通过提供创新平台、设置科技创新奖学金等措施，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这些创新实践活动能够增强研究生对学术的了解，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提升其科研水平。高校应当大力推进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活动，鼓励研究生深度参与，通过学术交流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其科研兴趣。另外，高校还应定期邀请知名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学术探讨，从而为学位论文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建立合理的导师指导机制
一是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自身水平，明确导师的责任和义务。导师制度在研究生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导师是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姜晶玲， 2005），研究生导师的思维方式、学术作风在日常的学术辅导过程中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为了保证优质的导师素质，高校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导师遴选机制，及时将道德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青年教师引入到导师队伍中来，促进导师队伍年龄结构的优化。再则，高校应为研究生导师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鼓励导师参与进修学习，指导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然后，要明确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对导师的责任和义务要有明确的规定，导师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要给予建设性的建议，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把关。
二是注重导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指导。学位论文选题对于学位论文质量来讲至关重要，好的选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题本身就是一项创新性工作，它需要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广泛的查阅文献，科学的辩证思维，发现问题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路和方法（文道贵 & 潘建红， 2008）。好的选题往往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和推敲，要对研究相关领域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选题作为一项复杂且重要的工作，需要导师的必要指导和帮助。导师应当指导研究生通过资料查找和信息搜集，了解研究问题的最新进展，启发研究生的创作思维，为学生提供学术指导。另外，导师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结合研究生自身的能力和特点，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参考。
第三，建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对学位论文选题阶段的工作总结，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作为学位论文撰写的一个重要环节，高校要加强对开题报告管理，建立规范的开题报告审核制度。高校可以举办相关专题讲座，为研究生传授开题经验和写作技巧，避免开题中存在失误。可以根据专业的特点，对开题报告的格式进行统一规范，如开题报告的内容可以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内容、预期达到的目标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责成学院组成开题报告专家组，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检查和评价，并给出具体的意见。对于审核合格的开题报告予以通过，对于审核不合格的也要给予意见，修改后再进行审核。
3.终结控制
终结控制是指对学位论文质量的成果检验，它主要表现在成果审核、答辩程序和激励机制上。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学位论文完成的必要步骤，高校通过对学位论文撰写结果进行控制，了解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进展和工作质量，对撰写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进行控制，从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第一，建立严格的学位论文审核制度
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后，需要由评审专家小组进行审核，对研究生的论文成果进行评价。高校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选取合适的指标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估，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评价制度上，建议采取导师和专家组共同评议的机制，先由研究生导师对学位论文进行评价，再采用“双盲评审”的方式交予专家组进行评价。“双盲评审”是指研究生在送审的学位论文中要求隐去研究生本人及其指导教师的个人信息，而论文评审专家也对研究生及其导师保密（刘之葵 & 周， 2007）。在综合导师和专家组的共同意见后，得出最终的评审结果，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第二，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
论文答辩是对研究生掌握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以及综合能力的现场考验，是研究生获得答辩专家小组对论文成果的审核、认定或否决的过程（刘敏， 2007）。为此，学校要制定严格规范的论文答辩程序，答辩专家小组的成员选择要保证客观性和公平性，答辩过程不是走过场，专家小组要严格按照答辩流程，通过提问了解研究生的基础知识以及对所研究问题的掌握程度，对研究生是否能够通过答辩予以判断。
第三，建立合理有效的奖励机制
对于优秀的学位论文可以设立奖励来进行鼓励。一方面，这是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通过奖励机制鼓励后续的研究生加强对学位论文的重视，强化科研能力的培养，有利于督促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设立了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制度，但是从执行力度来看仍有上升空间，再就是重精神激励的同时也要加强物质激励，鼓励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高校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学位论文的质量进行管理，从而确保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研究从控制论视角出发，优化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和终结控制三个过程来对学位论文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学位论文既能体现研究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反映研究生从事科研的能力，是检验研究生综合素质的主要依据。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鼓励研究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最后的成果检验，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不断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管理和优化。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B201411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2013YB3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实验教学项目（SY201429）成果
参考文献：
[1]常宝英.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分析[J]. 中国电力教育， 2008， 24（18）： 47-49.
[2]陈勇， 王道红. 浅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制度的落实[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06， 29（3）： 51-53.
[3]刁在祥， 王少君， 张军波.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教学管理[J]. 管理信息系统， 1998， 22（S1）： 110-112.
[4]姜晶玲.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证措施的思考与实践[J]. 中国高等教育， 2005， 41（22）： 37-38.
[5]李彩丽， 缪园. 硕士生生源质量与学位论文成绩的相关性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9， 26（9）： 8-11.
[6]刘敏. 问题与对策：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审思[J]. 湘潮（理论）， 2007， 3（1）： 66-68.
[7]溥纯芝.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保障制度研究[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05， 12（6）： 57-60.
[8]刘之葵， 周. 工学类硕士研究生学术水平评估标准的探讨[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7， 30（12）：182-184.
[9]李艳明. 试论影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两个因素[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4， 21（11）： 58-61.
[10]童天湘. 控制论的发展和应用[J]. 哲学研究， 1979， 25（3）： 75-80.
[11]陶涛， 陈虹， 阳小华. 风险控制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中的应用[J]. 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21（4）： 34-37.
[12]文道贵， 潘建红.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监控体系研究[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8， 24（4）： 86-91.
[13]王科. 强化经典原著阅读意识，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1， 27（6）： 131-132.
[14]王颖， 徐雷.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管、评、控治理模式研究[J]. 国际商务， 2012， 26（4）： 113-120.
[15]严江. 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12， 14（4）： 8-10.
[16]杨同毅.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999， 16（3）：52-56.
[17]张峰. 控制论的科学思维方法[J]. 西安工程大学学报， 2008， 22（1）： 114-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