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出口合同中以FOB贸易术语成交的比例越来越大。本文从保险、货代、船货衔接、提单以及结算方式等方面对FOB贸易术语下出口合同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防范措施，以便出口商更透彻地了解FOB术语，从而减少可能的损失。 【论文关键词】FOB贸易术语 风险 防范措施 一、FOB术语是当今国际贸易中采用的主要术语之一 外贸经营权未下放前，专业外贸公司出口常常采用CIF术语成交、进口采用FOB术语成交。但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航运市场以来，各外资班轮公司纷纷抢滩中国的主要沿海港口，境外货运也蜂拥而入，境外货代的活跃为国外买家指定船公司提供了条件。加之石油价格一路疯涨，班轮运价频繁涨价，使原来出口商略有赢利的运费支出变为无利甚至亏损，很多外贸公司为规避运价风险，出口主动选择做FOB，以避免订舱以后运费及其附加费用上涨的风险。另外，很多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外贸企业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而使用FOB术语出口方承担的义务较少，手续简明，便于对外报价，尤其是签约一些比较偏僻的目的港，为了业务的正常进行，出口需要采用FOB术语。 但是，出口合同中采用FOB贸易术语对出口方存在一定风险。因此，有必要就出口合同采用FOB术语成交时的风险问题以及相应的防范措施进行讨论。 二、出口合同中使用 FOB贸易术语的风险 随着FOB术语在我国出口合同中的大量运用，很多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 1、保险范围的缺失问题。FOB条件下，货物的风险划分以装运港船舷为界，卖方需负责货物越过船舷以前的全部风险，货物在由仓库至码头的运输过程中，在集装箱堆场或码头的仓储环节所发生的损失将全部由卖方负担。 国际货运保险同其他保险一样，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这个保险利益，在国际货运中，体现在对保险标的所有权和所承担的风险责任上。以FOB方式达成的交易，货物在越过船舷后风险由买方承担，此时货物发生损失，买方的利益受到损失，买方具有保险利益。由买方作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合同只在货物越过船舷后才生效。 2、国外买家指定货代带来的风险。FOB贸易术语下买方要办理运输事宜，但从目前FOB的实际使用情况看，买方指定船公司的少，绝大部分是指定境外货运。买方指定货运有各种考虑，如要求货代承担办理清关、分拨集运、物流等服务；要求货代为其把握准确的交货付运情况；通过货代获得优惠运价；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不法商人利用货代或串通货代骗取卖方货物。 国外买家要求采用FOB术语的，一般都与其指定船公司或货运有着良好甚至特殊的关系。他们不仅可以担保提货，有时还能指示船公司或者货代提出无理要求，拖延出具提单或出具不合格提单，或者搞无单放货，使我国出口企业货、款两空。这样，即使在信用证条件下，我国出口商也难以保证安全结汇。 大量使用FOB术语，还会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的各种隐性支出。FOB术语下，卖方负责支付货物越过船舷前的一切费用。很多船公司或者货代看中这点，往往以便宜的价格招揽国外客户指定其作为FOB项下买方指定，随后再对我国外贸企业大幅度提高装船前的一系列船杂费用，甚至巧立费用名目，来转嫁其费用损失或者捞取超额利润。如出口方试图理论或者拒付，则拒绝签发提单甚至根本不安排装运。这时，出口方索取提单结汇心切，只有任人宰割，忍痛付款。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3、提单发货人填写不恰当的风险。在FOB术语下，当由买方负责租船订舱时，买方会要求在海运提单的托运人栏内填买方的名称，作为出口方，如果缺乏海商法知识和国际贸易经验，往往会接受在出口货物送交买方组织的承运人后，从承运人那里取得以买方为托运人的指示提单。这种提单在货到港时，买方可以“托运人指示”的名义，凭保函和提单副本提货。 这时买方若存心欺诈，可借口单证不符或其他理由拒绝付款。出口方若以提单持有人名义状告承运人无单放货，由于卖方和船方并没有合同关系，卖方的托运人身份是模糊的，船公司凭托运人（买方）的指示放货是通行的做法，卖方打这场官司也是很艰难的。 4、船货衔接的问题。FOB价格条件下当卖方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港和装运期内将货物备妥装船，往往产生船货衔接不好的问题。比如买方因各种情况导致船期延迟，船名变更，或船公司舱位紧张，订不到舱。这样会使卖方增加仓储等费用的支 出，或因此而使卖方迟收货款造成利息损失。卖方如果备货时间仓促，或船公司在装运港的航次少，无法将货物在指定日期装上指定的船只，则卖方就要承担由此造成的空航费或滞期费。更糟的是，在舱位紧张时，指定船公司发现到付运价偏低而又不是大客户时，往往不予及时安排舱位。如果货已备好而国外买家不同意延期，我方就要面临巨大风险。 另外，在FOB术语下，即使卖方已将货物备妥，买方如由于行情变化不想履约，也可能以订不到合适的船为借口拖延，导致卖方不能在规定的装运期内将货物装船。而卖方除了有货物贬值和不能及时卖出的损失外，还要增加装运港的仓储费损失，而鲜活和季节性商品损失就更为惨重。 三、出口合同中使用 FOB贸易术语的风险防范 在出口合同中使用FOB贸易术语，应该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并使用相应的措施进行风险规避。 1、合理运用保险消除盲区。针对保险“盲区”，即货物从装运港发货人的仓库到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的风险无法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以FOB价格条款成交的合同，卖方可以在装船前单独向保险公司投保“装船前险”，也称国内运输险。这样一旦发生所述的损失时，卖方即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尤其是卖方所在地距离装运港比较远的情况下。但是，这会增加卖方的资金负担，卖方对外报价时候要把这一部分费用考虑进去。同时，卖方也可以考虑改变长期使用的FOB贸易术语，而改用贸易术语FCA，货物风险可在货交第一承运人时候就提前转移，缩小风险范围。 2、卖方不能放弃订舱和直接获取提单的权利。INCOTERMS2000指出：买方的义务是自费租船或指定班轮公司并负责支付运费，将船名、交货地点、时间给予卖方以充分的通知；卖方的义务是向买方提交证明已按约定日期或期限，在指定的装运港，按照该港习惯方式，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承运人的运输单据（提单）。这就是说，买方有权依据贸易合同，通知卖方向其选择的承运人订舱并交付货物，但买方本身不享有订舱权及向船公司索取提单的权利。卖方(发货人)应以自己的名义或委托货运订舱，向买方指定的承运人交货后直接向船公司索取提单，承运人应向卖方签发提单，而不是向买方签发提单。 因此，在FOB合同中，发货人可接受买方指定的班轮公司，但应明确由发货人委托货代或无船承运人订舱。发货人如委托我国的货代安排出运，要看被委托的货代背后是否又有境外货代。如果背后的货代是境外的契约承运人，又是托运人，那么货主要与被委托的货代签订严格的协议，明确规定货物到达目地的后凭银行流转的正本提单放货，否则要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在散货运输中，船公司如果是榜上无名的，最好不用。通过境外货代找的无名船公司更不能用，否则会发生整船货物灭失的危险。货主在选用货代时，需十分谨慎，要选择实力强、有经验、在国内外有网络或者有互为合作伙伴的，能开展门到门多式联运业务的，能签发自己提单的货代。 3、处理好代表物权凭证的提单。在FOB出口情况下，班轮公司的提单是最可靠的，最好不要接受境外无船承运人提单，在签订合同时就可明确，如对方开来的信用证要求提供无船承运人的提单，要修改信用证。如使用无船承运人提单，要核实其提单是否在交通部备案。如果没有备案的，可向客户婉拒，改为船公司的提单。 无论使用船公司的提单还是货代、无船承运人提单，应以发货人为托运人的指示提单；信用证结算方式下，使用无船承运人的全程提单结汇的，提单上可填写开证行为收货人的指示提单（TO ORDER OF XXX BANK），让银行紧紧控制物权，才能防止无单放货的风险。对于提单收货人要注意不要填写记名式抬头，避免无单放货的风险。（美国海商法的权威著作认为，记名提单依其记名的形式就决定了是不可转让的提单，承运人可以在不收回正本提单甚至未见到提单的情况下放货。） 4、积极处理好船货衔接。由于信息传递延迟和不完全，还有众多意外情况，因此在FOB术语下，船货衔接的风险只有靠卖方自己尽量减小。在签订FOB合同后，卖方应该自己办理托运手续，以便卖方对货物了解和控制；卖方应要求买方所派船只是信誉良好的。 卖方还应在合同中明确买方在派船前应电告卖方船只、船籍、所属船公司等详细情况，以我方确认为准，并在合同中说明由于买方或船方的原因延误了装船，由买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卖方因此的损失，直至解除合同。 5、提高风险意识，通过多种途径加以防范。出口公司在与新客户签订FOB合同前，对 客户的资信状况要作全面了解。即使是做了几次顺畅的贸易，也要特别小心，有些存心不良的客户从小业务做起，次次顺畅，但等到有大单业务时，就会动无单放货的心眼。要注意分批出运，尽量避免大量集中出口，降低风险。 要切实提高业务人员素质，深入了解各种贸易术语的含义、费用及风险划分；要熟悉出口流程、了解航运市场，强化信用证贸易和海上货物运输的实务操作，严格按出口合同及信用证规定装运货物、制作单据，以防止买方找到借口拒付货款。货主还要特别注意观察客户对合同或信用证条款是否有不同于FOB术语做法的新要求和变化，并作出应对。选用合适的结算方式，通过收取一定的预付款降低风险，使对方按合同办事。 要维护自身权益，一旦发现境外货代无单放货的现象，我方外贸企业要及时起诉，同时严格关注境外货代的动向，防止其骗货得逞就销声匿迹。事实上，正是有些企业受骗后不去依法追讨损失，才造成境外货代进一步的欺诈行为。 总体来说，在我国的出口贸易实践中，最常用的贸易术语有FOB、CIF和CFR。选用不同的贸易术语，买卖双方所承担的责任、费用和风险各有不同。究竟使用哪种贸易术语对出口更为有利，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每个出口企业都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外进口商的信誉状况来慎重选择。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如果想尽可能降低FOB出口合同的风险，必须对保险、付款方式、装运条件等合同条款充分考虑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这要求出口业务人员在全面熟悉和理解INCOTERMS2000有关FOB价格术语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合同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机地运用各种保险险种、付款方式和装运条件，来保证FOB出口合同顺利执行、安全收汇。 【
（一）分析建筑工程造价和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造价就是建筑工程从施工开始到施工结束，这整个过程当中所花费的建设成本。工程造价管理就是：利用各种合理并有效的管理方式，比如：基于法律的管理方式、基于技术的管理方式和基于经济的管理方式等等，来解决建设工程施工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二）浅谈建筑工程造价合同管理和工程造价控制
工程造价合同确立了业主方和施工企业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在工程造价合同的权利范围之内，业主方、施工企业都必须要按照这个合同上所规定的内容来实施各自相应的权利和责任。然而，他们是否能够按约履行这些权利和责任，对工程造价控制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总的来说，在工程造价控制当中，工程造价合同的管理是尤为重要的。
（三）探究工程造价合同管理和工程造价控制
1、在签订工程造价合同之时的管理。这个阶段的工程造价合同管理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对工程承包形式的确定、工程款支付、调整合同价款的原则和计价方式、计价依据、工期和质量违约、明确工程资金的具体支付流程和施工设备及材料采买的方式等等。在对这些方面进行管理的时候，要确保工程施工的质量，并且还要在施工质量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严格的对工程造价进行控制，以避免工程建设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2、对签订工程造价合同的双方进行管理。对合同双方进行管理，就是看他们是否按照合同上面的内容去履行各自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它的管理内容包括：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变更（签证）的管理、资金的支付进行管理和对工程项目的结算进行管理等等。
二、浅析建筑工程造价风险控制
（一）分析建筑工程造价中的风险
建筑工程的施工具有复杂性。因此，在对建筑工程进行工程造价的时候，会因为很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工程造价的增加。于是，现对导致工程造价增加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点：
1、没有确定建筑工程的利益共同体。建筑工程的利益共同体没有确定，也会给工程造价带来一定的风险。其中，建筑工程的利益共同体包括：业主和施工企业等。在这些利益共同体当中，有的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找各种理由和另一个方产生经济纠纷，再加上一部分企业没有签订受到法律保护的合同，这就使得在产生纠纷的时候，企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从而增加了工程造价。
2、不完善的工程造价资料。完善的工程造价资料可以有效的防止工程造价的增加，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在进行工程造价的时候，他们所使用到的资料都并不完善，这就形成了工程造价的风险，从而增加了工程造价。其中，导致工程造价增加的不完善资料有：工程定额表的不完善、施工设备资料的不完善、施工人员资料的不完善和工程造价规章制度的不完善等等。
（二）如何进行工程造价风险控制
1、确保合同能够及时、有效的签订。为了能够有效的防止在建筑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因工程造价增加而出现经济损失的状况，企业就必须要在施工的前期阶段，及时、有效的与工程招标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合同签订双方还应该在工程施工的整个过程当中，依照合同上的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和权利。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去避免工程造价的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2、对施工的设备和所用到的材料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建筑工程造价的整个过程当中，施工所用到的设备和材料如果管理不当，也会给工程造价带来一定的风险。于是，施工企业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就应该对这些设备和材料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确保它们不会成为工程造价风险形成的因素。而如何对施工所用到的设备和材料进行有效的管理呢？可以从以下几点去进行：
2.1在对施工材料进行采买的时候，要严格的比较各个商家之间的材料价格，然后在确保材料质量的情况下，挑选一家价格比较低廉的商家进行材料的选购。2.2挑选施工材料的时候，要对施工材料的合格证和出厂证明进行审核，以确保施工材料的可用性。
2.3为施工的设备配置专业的维修人员，以确保设备在出故障的时候，可以得到及时的维修。
2.4在设备操作人员的选择上，要尽量挑选一些技术比较高，并且有多年施工经验的工人，以减少他们在对设备进行操作的时候出错的概率。
3、对建筑工程的变更进行严格的控制。在建筑工程的施工当中，有时候会出现工程变更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企业不能对工程的变更进行严格的控制，那么就会导致工程造价的增加，从而降低了建筑工程的投资效益。于是，在工程变更的时候，企业就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
三、结束语
[关键词]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 不良资产证券化 马克维茨模型
一、引言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正日益引起理论界、政府高层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关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中的风险管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流动性风险。而资产证券化能够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信贷资产由表内移至表外，提高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所以选择资产证券化是解决我国大规模银行不良资产的最佳途径。
所谓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以被证券化的不良资产可预见的未来现金流为支撑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证券的过程，从本质而言，是被证券化的不良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分割重组过程。不良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池是各种贷款的组合，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它是证券的发行者根据自己的证券化目标，而对能产生预期现金流的资产进行分类、选择、组合来保障所支撑证券顺利偿付的过程。不良资产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组合才能达到资产池设计的目标，保证可以产生稳定持续的现金流，是一个难题。资产组合理论的出现使这成为可能。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研究的是有关对多种资产进行选择和组合的问题, 即投资者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如何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以及由此对整个资本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1952 年美国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哈里・马克威茨( Harry Markowitz) 在《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上发表“ 资产选择: 投资的有效分散化” 一文以及其在1959 年出版的同名专著标志着现代资产理论的产生, 同时其为现代资产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文首创了用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来讨论不确定性经济系统中最优资产组合的选择问题，其核心是均值――方差准则，即M/V准则。继马克威茨后, 20世纪60年代, 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廉F・夏普( William F Sharpe, 1964) , 约翰林特勒(John Lintner, 1965) 和莫辛(John Mossin, 1966) 分别在1964年的文章《资本资产定价:风险条件的市场均衡理论》和1965年的文章《风险资产的价值，股票资产组合的风险投资选择，资本预算》中，在比较强的假设下，给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 该模型对投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76 年, 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 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PT)，在他的《资本资产定价―套利定价理论》一文中指产，任何资产的价格可以表示为一些“共同因素”的线性组合，即资本市场中某种资产的价格可以利用资本市场以外的台他因素所确定。APT正在逐步代替CAPM。这三大理论构成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主要内容。本文拟选择马科维茨模型在资产池组建中的应用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二、马克威茨均值――方差模型
马克威茨均值――方差模型是从单个投资者来考虑问题, 试图确定在投资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资产组合的构成, 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标准是: 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实现风险的最小化。
马克威茨的均值――方差模型的基本假设是:
1.投资者是风险的规避者，在承担风险的同时要求合理的风险补偿，并且在进行资产选择时总是要求给定风险水平下的收益最大或收益一定情况下的风险最小化。
2.投资者以期望收益率(亦称收益率均值)来衡量未来实际收益率的总体水平，以收益率的方差(或标准差)来衡量收益率的不确定性(风险)，因而投资者在决策中只关心投资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
3.投资者仅进行单期投资决策，所有投资者的投资期限都是相同的，而且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只受当期因素的影响。
4.市场为完全有效市场，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对无风险资产和各种风险资产的收益率的预期以及其相关系数都是已知的，并且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按这些已知的数据进行决策。这就是齐性预期假设(Homogeneous expectation)。
根据以上假设, 在坐标系r-σ中每一点可以表示出每单个证券和合法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收益, 这些点构成一个可行集(The feasible set) ,其基本形状如下图CAB 所示。
在该图上, AB 称为有效前沿(efficient frontier) , 因为在该曲线上满足同风险下收益最大和同收益下风险最小这一标准。从主观方面, 每一个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都有一个偏好, 可以用无差异曲线来表示。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与有效前沿的切点即为最优投资组合。其数学模型为, 假设有n 种不同资产, 其构成有效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为r,则最优组合即为:
其中，ωi为第i中资产在投资组合中所占比例；σij表示组合中两种资产的相关系数。通过有效边界模型，马科维茨证明了：通过多样化的资产组合，可降低投资风险并得到更为稳定的收益。
马克威茨的资产组合理论对证券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贡献是通过建立一套运用数理统计的工具来解决如何选择最佳资产组合的问题, 为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马科维茨模型在资产池组建中运用的局限性
不良资产证券化，顾名思义，进入资产池的资产大多数为不良信贷资产。与一般可被证券化资产相比，不良资产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这类资产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与资产组合原理适用的市场风险相比，信用风险具有如下的特点。
1.信用风险的概率分布不同于市场风险的概率分布。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中，我们一般假定资产的风险分布为正态分布，信用风险则不同。在实际的金融市场运行中，人们通过考察大量样本债券的历史违约概率，发现资产价值的分布不完全服从正态分布。它的概率分布是不对称的，具有向左侧倾斜和肥尾的特征，即：实际违约概率要大于理论违约概率，也就是说资产变现收入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将导致债券的违约风险被低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信用资产的收益是固定的和有上限的，而它的损失则是变化的和没有下限的(可能损失全部资产)。在信用资产组合的损失区域，会出现概率密度大大高于正态分布曲线的密度现象，这就是有名的“肥尾”现象。如图2所示。
2.道德风险在信用风险的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与市场风险不同，在贷款等信用交易中，交易双方对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一般而言，借款人掌握更多的交易信息而处于有利地位，贷款人则由于掌握的信息较少而处于不利地位，这就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道德风险是形成信用风险的重要原因。而对市场风险而言，除非内幕消息的存在，交易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是对等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比信用风险要低得多，因此道德风险在市场风险中的作用不如信用风险那样突出。
3.信用风险的承担者对风险状况及其变化的了解更为困难。信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的同时，也使得信用风险的承担者――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的变化不如市场价格那样容易观察，从而对自己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了解不够准确及时。信用风险的承担者――贷款人主要通过自己所了解掌握的信息以及信用评级机构公布的信息来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解。通过这两者了解的信息一般极为有限，而且滞后性强。这就导致计算多个企业间的信用风险的相关系数极为困难。
4.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非系统风险的特征。信用风险的非系统性风险的特征非常明显。虽然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经济危机等系统性因素的影响，然而决定借款人是否违约的关键因素仍是与借款人相联系的非系统性因素(营运状况、还款意愿等)。因此，多样化分散投资更适合于信用风险的管理。
5.信用风险的观察数据少，且较难获取。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贷款等信贷产品的流动性差，缺乏一个公开的二级交易市场。同时信贷资产一般不采用盯市原则，在贷款没有发生违约状况之前，通常假定资产的价值是不变的，这使得信贷资产的价格难以反映信用风险的变化。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直接观察信用风险的变化较为困难。上述诸多因素使得信用风险的相关数据的获得极为困难，从而使得对信用风险的度量比市场风险难度大得多。
正是由于信用风险的上述特点使得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在用于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设计时碰到了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有：
(1)相关性的估计。资产组合理论用于股票市场上时，使用的是股票收益的相关性，而对于债务型资产来说，违约趋向的相关性是无法观察得到的。同时每种相关性的定义都有其特征与局限性。例如相关系数仅能反映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如果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就不能反映出这种关系的特征。
(2)收益的分布。资产池设计中，资产组合理论要求单项资产的收益分布是对称的情况下，组合的收益――方差等式才能成立。而由上述的信用风险特点分析中我们可知信用风险的分布呈左倾肥尾的特征，不满足资产组合理论要求的资产收益分布对称的要求。
(3)资产收益和风险的不可观测性。由于大多数贷款是非交易性的，或者交易在场外进行，时间间隔也非常不规则，造成这类金融资产缺乏历史价格和交易量方面的数据，因此，难以使用历史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计算资产池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
由此可见，标准的现代资产组合模型并不能简单地直接运用于这类资产的组合中，也就不能直接用于这类资产证券化资产池的设计中，必须与其他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相结合，以实现最优资产组合，从而设计出符合证券化要求的资产池来。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为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设计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用的框架。资产组合理论表明，组合中各贷款的之间相关系数越低，则越有可能通过贷款组合的改进，降低整个贷款组合的风险。但是，由于贷款与一般资产的风险差异，使得资产组合理论在贷款组合中的运用受到了限制。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将信用风险管理模型同资产组合理论结合起来，以图克服因贷款的风险特性而带来的困难。
由于现代信用风险管理模型主要分为以VAR为基础的Credit Metrics等模型和以预期违约率(EDF)为基础的KMV模型两大类，所以资产组合理论与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结合，也可分两大类：一类寻求证券组合的全部收益与风险的交替模型(KMV资产组合管理模型)；一类为主要集中于风险维度的模型和贷款组合的VAR。由于KMV资产组合管理模型既度量了风险又度量了收益，可适用于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的设计。
参考文献:
[1]田 浪: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设计：[硕士学位论文].长沙:中南大学，2004
[2]王冀涛 欧阳丹．现资组合理论综述[J].甘肃金融，2005(10):24～26
[3]封希媛．现代证券投资组合模型研究[J].青海师专学报(教育金融)，2005(5～6):17～18
关键词：风险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亚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55-02
一、国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国内对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在2007年达到高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二种视角是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进行了综合整理。
（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哲学视角
从哲学视角来反驳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国内代表性学者包括庄友刚教授，刘岩博士和教授，这些学者分别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贝克风险理论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庄友刚教授首先梳理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解析了风险社会理论，经过分析阐明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分别包括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是实践的二重性，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构成风险社会的历史前提，在风险的形成和应对中，市场、科学等因素都是现实风险的不可忽视的成因，促成全球风险社会的直接因素是利益的分裂和对立，并且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就是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庄友刚教授在其专著中针对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析方法对该理论进行了历史审视，指出该理论的理论困境与不足，贝克的风险理论正是缺乏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导致了其理论缺乏实践存在论层次上的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理论保证。而且，贝克正是由于避开了风险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而流于改良主义（庄友刚，2008）。
教授和黄承愈教授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以认识论为基本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独特的从知识并非从实在出发的知识风险观，也正在于此这种知识风险观造成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困境。以至该理论分别在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的层面都存在着矛盾冲突（，黄承愈，2006）。教授和王晓宁学者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他们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来作为参照点，提出贝克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研究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王晓宁，2007）。教授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以社会化的自然――自然终结观――作为该理论的本体论前提，他们认为虽然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少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该理论具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该理论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宿命论。（，2007）。通过以上论文可见，如果要克服以上所提出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具体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律性历史过程。
学者刘岩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二重性理论揭示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没有认识到人的实践的两重性，这一理论缺陷导致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聚焦于人本身之外的各种不同因素的改造和利用上，忽略了风险社会中的人本身这一因素（刘岩，2008）。
（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的综合整理
国内的一些学者归纳总结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内容，归纳出贝克所提出的现代化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整体性、人为不确定性、建构性、平等性、全球性以及自反性这些特征（赵延东等，2007）。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关键原因是一直以来人们引以为豪的知识以及相关的决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最后还有风险的无责任主体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最后是失败的现代社会管理（程新英，柴淑芹，2006）。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逐渐向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转变，因此风险生产―分配逻辑成了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闫顺利，吴晓梅，2011）。贝克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以新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迁。现代化风险突破了地区的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地域的方式传播，在此程度上，风险逐渐演变为全球化的风险，并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也是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知识风险因此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同全球化主题结合一起提出了“文明风险全球化”。（章国锋，2006）。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包括倡导反思性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安全性策略和相关决策机制，建构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崔德华，2010）。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立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科技、结构、政治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潜存着巨大的风险，在风险社会时期，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会具有人为不确定性，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同的专家会针对自己的不同利益偏好和不同的动机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刘岩，2008）。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风险被科学化了（赵延东，2007）。贝克针对第二次现代的社会变迁提出了个体化，认为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新社会模式（刘秦民，2012）。针对个体化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认为，从社会传统及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个体化社会是无法容纳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它与传统之间的拉锯战将会使每一次的个体化过程都相应伴随着传统的再次整合，并且对于这种整合之后所形成的综合体却不是由原子般的人组成的（谢友倩，2007）。贝克认为现代化风险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结果（刘秦民，2012），为解决现代化风险转型所带来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特别强调了“亚政治”（刘岩，2008）。除此之外，贝克还强调世界生态民主政治，这是一种通过国际条约和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民主政治（王小钢，2007）。
韩沛伦学者不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而且还批判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局限性。首先，该理论未能深入揭示现代化风险的根源所在，其次，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明显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最后，因为贝克的风险社会文化批判就理论上而言具有片面性，导致了该理论最终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也没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韩沛伦等，2007）。
以上述国内学者们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来看，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仍然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理论化及系统化，其研究主体有待进一步凝练，特别是该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险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化发展。
二、国外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关键词：金融控股集团；预期缺口；风险加总；经济资本
0 引言
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中，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先后由分业经营模式转向混业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都选择以金融控股集团（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作为实现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金融控股集团的集团化经营模式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等优势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Demsetz和Strahan，1997）。近年来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也在我国开始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将金融控股集团作为改革目标，同时各类产业资本控制的企业集团也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渗入金融行业，形成实际的金融控股集团。由于涉足业务领域广泛（例如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期货业），金融控股集团普遍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即整个集团层面上的综合风险度量问题。
相对于单一业务金融机构，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既带来了风险分散化效应——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导致的后果（Kuritzkes et al，2003），也引发了集团内部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协同效应的结果（Leaven和Levine， 2007），因此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加总（risk aggregation）显得非常复杂。常见的风险加总思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1）计算集团所涉及的每项业务单元（或每家子公司）的风险，即自下而上的风险加总；（2）计算集团所面临的每类性质的风险，即集团总体层面自上而下加总。目前而言，由于前者的实际运用难度较大，自上而下的风险加总是学术界及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方向（Junker和May，2005）。
然而由于不同性质风险所具有的分布特征不同，风险加总并不表现为不同风险的Gaussian加总。以金融机构面临的最普遍的三类最主要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为例，不少学者已经证明（如Jorion，2001），尽管股票、商品等市场资产的收益率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市场投资组合的价值分布却通常具有对称、薄尾特征，它可以使用Gaussian分布进行估计，因此市场风险表现出可加总性。不过，如借款者集中、信贷传染等现象的存在使得信贷损失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长尾特征；操作损失分布的非对称、长尾特征则更加明显——系统崩溃、诉讼、欺诈等外部冲击发生的概率更低，而一旦发生时造成的损失也更巨大。
因此，传统Gaussian估计方法无法准确分析不同性质风险间内在联系。Copula理论的发展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帮助，它可以在保留单一变量边缘分布重要特征（如偏度、峰度）的同时，得到多维变量间的一致性联合分布。正因为这种优势的存在，Copula方法在金融风险度量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最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将Copula方法引入至金融风险加总领域研究， Rosenberg和Schuermann（2006）、Aas et al（2007）、Jacobs （2011）对银行集团主要风险联合分布的分析，都使用了不同形式的Copula函数。这些研究将是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风险加总模型的重要借鉴。
风险度量的目的是进行风险资本覆盖。目前，无论是对于监管者还是金融实务者，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管理理论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经济资本概念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使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RAROC）方法进行交易风险概率分布分析，并使用经济资本作为综合风险管理手段，至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在风险决策过程中引入经济资本管理理念。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及金融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综合风险度量模型和方法不断被开发出来，经济资本涵盖外延也因此不断扩展，现今经济资本概念已经能够包括多种性质的风险资本。这种趋势在金融监管中也得到了体现，以银行业监管为例，新巴塞尔银行资本协议第二支柱规定的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ss， ICAAP）要求金融机构将各种性质的风险考虑进资本充足率综合评估过程，事实上ICAAP也属于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本文将首先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这将是本文第二节分析内容。与一般利用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方法进行风险度量不同，本文所研究的风险加总模型将建立在预期缺口（Expected Shortfall， ES）理论基础上，并提出用广义Pareto分布和学生t-分布进行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用Copula方法进行不同性质风险间相依结构分析。之后，在阐述经济资本理论详细内涵基础上，本文将提出经济资本度量方法，这是本文第二节内容。加上引言和第三届结论部分，以上构成本文的论述框架。
1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
目前而言，预期缺口是一种用来度量综合风险的一致性方法。ES综合风险度量要涉及到两方面内容估计：1）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2）风险因子间相关关系估计。
1.1 ES一致性综合风险度量方法
人们常常使用标准差、方差等作为风险的度量手段，这种度量方法的应用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即风险损失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或Gaussian分布。实际中该假设前提通常并不满足，因此人们不断开发出更符合现实情况的风险度量方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莫过于VaR方法。VaR度量在给定置信水平下，在给定持有期间内，资产价值所面临的潜在最大损失。假设时刻t金融机构面临着K种风险，风险因子向量为Xt=（X1t，…，XKt），其联合概率分布为FX（X）=Pr（X1≤x1，…，XK≤xK）。定义пt，t+（Xt）为持有期[t，t+t]内金融机构的总损失，同时假定所有资产头寸的计价币种相同，故有
（1）
定义 为置信水平为α时的VaR值，即
（2）
VaR法诞生后不断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不过因为它所具有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优势，VaR度量方法很快推广成为一种行业标准。而对VaR法提出颠覆性质怀疑的是Artzner et al（1999），他们提出了一致性风险度量（Coherent Risk Measurement，CRM）概念，即一种良好定义的风险度量手段应该满足单调性、一次齐次性、平移不变性和次可加性四个条件，而VaR度量方法并不满足CRM中的次可加性条件。
Acerbi和Tache（2001）提出预期缺口概念，ES法满足CRM条件，因此是一种一致性度量方法。ES是超过 的风险暴露条件期望值，即
（3）
ES法是最近10多年来金融风险研究中受认可程度较高的度量方法，它与VaR比较接近，实证也表明，99%置信水平下的ES值与99.97%置信水平下的VaR值非常接近（Embrechts et al， 2002）。ES度量的关键在于确定（3）式中的VaR值。为得到总损失的VaR阀值，首先必须要得到K个单一风险暴露间的边缘分布及联合分布。
1.2 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
如引言部分已经讨论过的，依据风险的概率分布特征，可将金融机构面临的不同性质风险分为两类：1）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2）市场风险。第一类风险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为非对称性，可以适用广义Pareto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广义Pareto分布是广义极值（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GEV）分布中的一类重要截断分布，GEV分布的函数形式
（4）
其中μ，ξ∈R分别是位置参数和形状参数，σ∈R+是尺度参数，并且当 时成立ξ∈R+。为使得风险损失非负，引入限制条件 ，此时得到广义Pareto分布的函数形式
（5）
对于市场风险而言，它们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出对称性特征，通常可以适用学生t-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其分布函数形式
（6）
其中v∈R+表示自由度，г：R+R+是标准Gamma函数，B：[0，1][0，1] 是标准Beta函数，因此（6）式左边是一个归一化的非完全Beta函数。
1.3 Copula理论
Sklar定理认为：1）任意一多元联合分布都可以分解为它的边缘分布和表示相依关系的Copula函数两部分，即Fx（X）=C（Fx1（x1），…Fxk（xk）），其中Fxi（xi）是xi的边缘分布，C（u）s.t.u∈[0，1]k是使得每个边缘分布都落在[0，1]区间内的Copula函数。2）利用联合分布函数和边际分布的反函数可以求得Copula函数，即C（u）=Fx（Fx1-1（u1），…，Fxk-1（uk））（Sklar，1958）。
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是最常见的椭圆Copula函数。Gaussian Copula又被称为正态Copula，其函数形式为
（7）
其中Φ（X） 为多元联合正态分布函数。学生t- Copula函数的表达形式为
（8）
其中T（X）多元联合学生t-分布函数。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概率密度函数都呈现出对称性，对多维随机变量间的非对称关系捕捉能力很弱。
Copula函数族中，最基础的莫过于Archimadean族。Archimadean Copula族形式简单，通常具有关联性、相依结构多变等良好特征，并且大部分函数都具有闭合形式解。一个典型的K维Archimadean Copula形式如下
（9）
其中Ψ：[0，1]R+为生成元，并满足Ψ（1）=0，
，以及 等条件。假定Ψ（x）=xθ-1，由（9）式可以得到
（10）
（7）式是Clayton Copula函数的代表形式，它表现出下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下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Ψ（x）=（-ln（x））θ，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Gumbel Copula函数族
（11）
它表现出上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上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
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Frank Copula函数族
（12）
它既不表现出上尾相关性，也不表现出下尾相关性。
Copula方法的实际应用非常广泛。1）Copula方法是估计由异质性动态模型（如GRACH模型）生成的风险变量间的联合分布的有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同风险的解释变量、数据频率、模型种类各不相同，传统的动态相关模型不再适用；而应用Copula方法可以很容易的估计时变风险联合分布。2）在估计调研数据、强度频度组合数据等非时间序列风险变量联合分布时，Copula方法的拟合能力也非常强——尽管此时也可以判断风险变量间的多元Gaussian联合分布，但Gaussian分布仅限于线性相关关系判断。
这两点优势在金融机构风险加总中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实际运用中必须先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因子取变量以求得它们的风险损失分布。市场风险因子变量通常有很多，如回购利率，它们通常是时间序列数据。信用风险因子变量也有不少，如总坏账，它们也常常是时间序列数据。而操作风险因子变量则较难选取，并且所选取的变量数据通常很缺乏。此时，Copula估计方法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1.4 ES度量的实际应用框架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的加总风险度量框架，其应用包括如下三个步骤：1）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方法，用广义Pareto分布函数去拟合信用风险暴露、操作风险暴露数据，用学生t-分布函数去拟合市场风险暴露数据，求得（5）式和（6）式中的参数，即得到单一风险的边缘分布函数；2）利用MLE法确定边缘分布函数的相依结构，即估计单一风险边缘分布间的具体Copula函数形式，进而通过Monte Carlo或Bootstrap模拟方法求得VaR值；3）使用（3）式所示的ES一致性风险度量方法得到给定置信水平α下的加总风险。
目前有一些国内学者使用过Copula方法进行过实证研究，如胡利琴等（2009）、吴庆晓等（2011）。本文所提出的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的优势体现在：1）目前大多数研究仍建立在VaR综合风险估计方法基础上，本文使用一致性的ES方法进行风险度量；2）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发展历史不长，三大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的相关数据还不成系统，本文提出的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方法，较好地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2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
经济资本并不等同于常见的可用资本（Available Capital）概念。可用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预防偿付能力出现不足时的缓冲资本。当金融机构净资产价值低于零时，偿付能力不足现象即发生，不过偿付能力不足并不完全等同于破产；并且净资产价值波动率越高，偿付能力不足的概率也越高，这种可能性被定义为置信水平。经济资本，即指在给定置信水平和时间段内，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因确保偿付能力而导致的可用资本损失额度。
可用资本损失又分为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和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两大类。预期损失是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时的正常损失，它可以看成是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损失，无法避免。因此，一般认为预期损失并不能算做是一种风险损失，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中必须完全考虑到这种损失，一个典型例子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信贷损失拨备。金融机构事实损失（Realized Loss）通常并不恰好等于预期损失，二者间的差异即为非预期损失，这才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所在。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小，它并不会侵蚀金融机构资本；而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大，很大可能是事实利润低于事实损失，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资本额会减少。一个诠释非预期损失和资本关系的很好例子是2007-2009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危机中金融机构遭受了大量非预期损失，许多金融机构的资本额大幅下降。下图1很清楚地描述了经济资本、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三者间的联系。所谓经济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可用资本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表1中列举了全球部分金融控股集团年报中所公布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实际数额。
3 结论
从ES理论和Copula理论出发，本文首先进行风险加总分析而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然后通过对经济资本概念深层含义的分析，得到经济资本度量方法，因此而得到本文所研究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模型。当然，本文模型的构建基础——ES理论和Copula理论，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提过质疑，如Genest et al（2009）认为Copula函数的拟合效度，以及Copula函数估计所使用的非参数设定，均不够完全严谨。因此，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模型也需要在实践应用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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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 中央企业 本土化
本世纪初以来，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企业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理论逐渐进入我国实业界和研究者的视野。2006年6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下称《指引》）,该《指引》的颁行，可以看成是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大规模本土化的开始。
一、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概要及在我国的规范化实施
1.企业风险管理（erm）理论的一般框架。企业风险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管理理念或管理框架的最终形成，是由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coso）在2004年9月提出的，标志文书是《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ed framework，下称《整合框架》），这个框架是迄今为至企业风险管理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概括。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经由企业当局广泛参与，对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多要点掌控，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整合框架》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的8个核心要素，即，目标设定、内部 环境 、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回应、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和持续监督，这8个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企业风险管理有4个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理想的erm框架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增加股东价值，以共同的 语言 和要素安排，落实企业的上述4项目标。企业风险管理的要素与目标之间是一种紧密的支持与保证关系。
2.企业风险管理在我国中央企业的初步实践。在《整合框架》的背景下，2006年6月国资委根据《中a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 法律 法规，制定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实施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成为中央企业风险管理的权威 指导 文书。之后，一些省市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对《指引》的实际操作进行具体化。《指引》所称企业风险，包括纯粹风险（只有带来损失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带来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具体分为战略风险、 财务 风险、 市场 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
《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流程描述，与《整合框架》中的描述大体相同。它将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五个方面：一是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二是确保企业内外部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三是遵守法律法规；四是通过企业制度安排降低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五是建立针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这五个方面的目标，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提出的4个目标。它将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区划为收集初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管理策略、提出实施解决方案和监督改进等5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中的企业风险管理8大基本要素。
二、企业风险 管理 理论 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找到切合实际的本土化切入点
一方面，通过对《指引》的解读可知，与国资委以往出台的文件有很大不同是，过去国资委颁行的大多数文件都是在对企业大量实践经验进行分析 总结 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而《指引》则正好相反，它来自于成熟的理论，而且主要是国外的成熟理论，先于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央企业都有其特殊的行业特点、既有体制、 历史 传承、 文化 特色和企业员工队伍、管理当局的素质水平等，这决定了不同的企业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应有不同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不能好高骛远，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找准影响各自企业主要经营管理领域的不确定性来源，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实践。
2.建立起具有可操作组织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都是针对企业所面临的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的，都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和方向指引，没有统一具体的模式。它要求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营造风险管理的氛围，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可见，无论企业风险管理理论还是《指引》，都没有为中央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给出一个具体的、可以搬来即用的 药 方，所以，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具体化为每一个中央企业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是当前我国中央企业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3.培育良好的气氛和合格主体
一般讲，一个良好的适合于特定企业的erm氛围，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将企业的风险偏好与 企业战略 有机联系；二是能够保证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企业的 发展战略 与企业的股东价值保持一致；三是可以提供鉴别和评估风险的工具，并有强大的企业舆论支持这些工具使用；四是企业各层面有统一的风险 语言 ，和畅通的沟通管道。任何一个erm框架都是在一定的氛围中由具体的企业成员最终实施的，没有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氛围，得不到企业各层面人员的支持，再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指引》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
参考文献：
[1]滕青:我国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构建[j]. 经济 管理，2007，（3）：45～48
[关键词]风险管理 理性计算 反思与批评 风险治理
一、风险管理的发端及其基本意涵
风险，从广义的角度讲，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凡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和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就存在风险。风险管理与人们天然地渴望降低不确定性的本性相联系。但风险的观念以及风险管理的观念并非始终为人们所理解，Judith Green（1997）从对“事故（accident）”系谱学地分析出发，认为风险观念是人们摆脱了决定主义的命定论并接受了理性的因果分析时才得以产生。Gray等（2001）认为，风险管理扎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但只有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风险管理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也有人认为现代风险管理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统计方法在大规模生产中的运用，在二战中随着数学概念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得到发展，直至五十年代，决策科学作为一门确切的学科出现后，风险管理的一般观念才得以出现。不同的人或组织对风险管理可能形成不同的界定，但在任何定义中，风险管理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风险管理的主体、风险管理的对象、风险管理的方式和原则。故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简要勾勒出风险管理理念的演进和发展。
二、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出现建立在概率论在管理科学中的系统运用，起初的风险管理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之上。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大致包括两个视角，即风险管理的技术视角和经济学视角。风险管理的技术视角，就是力图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在风险暴露和风险后果之间建立联系，形成风险分析的技术模型，其基本的内容大致包括数据收集、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措施的采取。经济学视角的风险管理与技术视角的风险管理最为接近，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成本—收益原则和预期效用理论。
早期（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对风险采用了一种客观实体主义的定义，即将风险视为可能发生的对人类造成负面伤害的事件。这种定义在保险业和化学工业中最广泛地被采用，风险本身是可以通过数据的收集、模型的建立而得到估算的，比如在保险业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应对风险的方法大致包括风险处理、风险规避、风险转移等。
在这一阶段，即风险管理主要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阶段，风险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作为管理者的个人、企业或者政府（或者说是风险分析和管理的专家）；管理的对象，亦即被定义为风险的事物，也是明晰的，对何谓风险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太大的争议；而风险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也是命令式的。
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模型的简单性和明晰性，尽管这种简单性与明晰性可能获得一种方法论上的活力，能够分析数据、风险描述和价值判断，但其最大的不足之处也正是在于由于其简单性和明晰性而无可避免的狭隘性。
三、对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的反思和发展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以单纯的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提出了大量质疑和批评，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被引入了风险研究之中。下文主要介绍三种主要的理论视角，即心理学视角、社会学视角和文化研究视角，及其对风险管理的反思和发展。
心理学视角的风险研究强调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即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和评估，风险认知是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认定和策划风险排减措施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由于风险感知的引入，风险管理开始从纯粹客观的分析，转向开始关注人们主观对风险的判断，风险管理也开始转向一种来自于底层的视角，对风险的认定也并非仅限于专家的视角。
社会学的视角将风险的定义由实体论层面拓展到了社会定义和社会建构层面，“真实的”风险后果总是包含着社会诠释并与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相联系。Zinn 和Taylor-Gooby（2006）概括了社会科学中五种风险研究的理论路径：理性选择路径、反思性现代性路径、后现代视角、系统理论视角、批判理论路径。理性选择路径将后果的不确定性与管理决策联系起来，强调不同的个人偏好与组织文化价值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理解。反思性现代性理论假设现代性的元理性基础已经失去了其合法化力量，经典的现代性转向了反思性的现代性，包括生活方式的个体化、知识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个人生活计划不确定性的增长等。系统理论视角将风险视为一种与社会定次级群体紧密相连的基础性社会建构，社会系统不断内在化外在威胁，将外在威胁转化为风险，风险的接受者和承担者之间存在非连续性。批判理论强调发达的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悖论和自反性后果，强调政治权力运用造成不平等的风险分配。后现论家发展了一种最为激进的建构主义观点，何谓风险、何谓收益及其何种程度都依赖于社会力量的塑造作用，重视社会框架和文化偏见的作用。
风险的文化视角将风险视为由社会中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社会建构，诸如健康威胁、不平等、公平性、控制等问题都不是有科学分析可以决定的，而只能是社会中不同行动者信念和理性的再建构。这些建构反映了不同风险领域中各个群体或组织的利益与价值以及这些群体之间共享的意义、文化产品和自然现象。风险政策是所有行动参与者持续斗争的结果，是将各自对风险的理解纳入公共日程之中，并强加给他者。自我利益之间需要做出妥协以实现群体自己的现实，不同群体之间为了建构有意义的现实有必要进行沟通，决定可能的现实建构的范围和界限。
各种研究视角的引入，丰富了人们对风险管理本身的理解，风险认知、风险沟通、风险参与等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原有风险管理的狭隘界限。风险管理的主体的单一性和明晰性受到质疑，风险的界定也成为一个建构、商讨甚至斗争的过程，风险管理的方式也开始变得更为复杂。
四、风险治理：风险管理理念的综合演进
对传统的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受到了多重挑战：风险感知挑战了理性风险分析的理想模型，技术性的风险分析也面临挑战，科学专家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质疑。1992年英国皇家协会了一份关于公共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过程的报告，首肯了风险的可接受性之于科学的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企图将风险分析的技术科学观念与风险感知的社会和心理分析整合起来。90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也要求一种更为综合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治理的观念开始出现。
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有关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科学、政策研究、环境与技术社会学以及风险研究的文献中大量出现，涉及风险治理的组织和机构也大量出现。从国家层面来看，治理阐述了涉及到政府与非政府行动者的集体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现代社会中的治理被视为政府机构、经济力量和市民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层面，治理意味着一种横向组织结构，包含了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没有更高权威组织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非政府组织扮演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风险治理包含了横向和纵向两个为维度，横向上看，风险治理包含了政府及其机构、行业（或企业）、科学和学术团体、市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从纵向看，风险治理包括了地方性风险治理、区域性风险治理、全国性的风险治理、跨国的风险治理以及全球性的风险治理。风险治理成为一个多维度、多元行动者的综合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治理要求考虑各种情境性因素，诸如不同的制度安排以及包含不同风险感知的政治文化。
2001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良好的风险治理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开放性、参与性、责任性、有效性、一致性、均衡性与辅。2005年，基于传统的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路径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国际风险管理委员以风险治理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整合了的风险管理框架。这个整合的框架力图提供一种综合的方式以整合风险认定、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弥补之前风险治理中的不足。这个框架包含了风险预评估、风险评估、可忍受性与可接受性判断、风险管理以及伴随以上每一个阶段的风险沟通。
五、小结
从摆脱决定主义的命定论观念到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理念的出现，再到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对象的不确定以及原则和方法上的协商和参与的风险治理框架的出现，风险管理理念经历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变化。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快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危机，风险管理理念的演进也恰好体现了这种现代性自身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现代性的困境，走向何种理念和原则的风险管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思考。
参考文献：
[1]Green， Judith， Risk and Misfortune（199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ccidents， London： UCL Press
[2]Gray， P. C. R. and Wiedemann， P. M.（2001） 'Risk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tual lessons from approaches to the use of indicator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 3， 201—218
[3]Aven，Terje and Renn， Ortwin（2010）.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Concepts， Guidelines and Applications， Heidelberg： Springer
[4]Zinn， J. O.， & Taylor-Gooby， P. （2006）. Risk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In P. Taylor-Gooby & J. Zinn （Eds.）， Risk in social science （pp. 20–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键词：核心企业；供应链；改进AHP；模糊理论
Abstract： The core enterpri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supply chain. If any part of the supply chain has a risk， it will make the core enterprise affected， even lead to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unhealthy functioning. Therefore， both risk early warning and assessment in the supply chain are very important， which is also to ensure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all parts of the supply chain.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supply chain risk assessment researches， in this pape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odel is established using the improved AHP and Fuzzy theory. Improved AHP makes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AHP on the scale， also makes the right to get closer to the actual weight. Finally， a case study is given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lgorithm.
Key words： core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improve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theory
引 言
供应链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带来供应链风险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何处理好供应链所面临的风险不仅能使供应链健康的运作，而且能使供应链中各合作商获得最大利益。供应链是由多个不同的独立企业相互合作而成，如果供应链的各合作企业中有任何一个存在着风险，那么就可能导致供应链的核心业务出现风险，甚至会导致供应链的中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竞争力也越来越大，而供应链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核心企业在选择自己的合作商的时候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关于供应链各合作商的风险预测和评估，在学术界也越来越热。文献[1]中，杨康等将节点度的指标引入风险评价中，并从复杂网络角度建立双层双维风险评估模型。文献[2]中，钟嘉鸣等综合了模糊理论和层次分析法的优点，并克服它们各自的不足，把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有机的结合起来，建立了教学质量综合评估模型。文献[3]中，赵刚等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和熵权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中的信息安全问题进行评价。文献[4]中，段秉乾等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复杂产品创新所面对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了模糊层次分析法的风险综合评估模型。文献[5]中，方正等采用了聚类分析和层次分析方法对商场建筑进行火灾风险评估，计算风险的评估值，并确定风险的等级。文献[6]中，鲁f欣等把模糊判断应用到网络安全风险评估中，并利用模糊隶属度理论把定性指标定量化，提出了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首先从影响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各个环节出发，分析影响供应链的因素，包括采购风险、配送风险、制造风险、需求风险等，然后运用模糊理论构造模糊隶属度函数，接着用改进AHP建立判断矩阵，并采用方根方法进行权重的计算，如果权重值不合适要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根据风险等级计算公式得到风险等级的值，查表即可以得到风险等级。
1 供应链中核心企业风险模型的构建
1.1 风险等级的确定
风险的定义是指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从事某种活动所受到的损失或危害。本文对供应链各合作企业间的风险评估采用双因素评价方法，评价风险的指标为风险等级。风险等级主要有风险的危害度、风险概率两个变量构成。
可以把风险等级表示为Z=FP，C，其中P表示风险发生的概率，C表示风险危害度。则风险等级可以计算如下[7]：
1.2 模型构建的具体步骤
Step1 建立风险因素集
Step3 改进层次分析法以及对指标权重的计算
（1）改进的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沙旦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是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但是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存在不足，传统层次分析法采用了1～9标度，级别差别大，往往不能满足相对完善的指标赋权值。根据已有的文献[8]，对标度进行了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又重新加入三种标度类型，对于评价准则的指标是非数量性指标时，采用表2中所示的第二种和第四种，但是第二种标度的ε（偏离一致性指标）较小，得到的指标权重更精确。
（2）构造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
首先建立供应链中风险层次结构图，此层次结构可以分为三个级别，核心企业风险层、一级风险因素层、二级风险因素层（如图1所示）。
构造判断矩阵，聘请本行业的专家或者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对各风险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得到判断矩阵A，判断矩阵A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a>0，a=1，a=1/ai，j=1，2，…，n易知判断矩阵A是一个正交矩阵，而且左上和右下的数值互为倒数，对角线上面的元素均为1，做判断的时候只需要做nn-1/2次比较。如表3为一个4×4的判断矩阵：
其中：w为表示判断矩阵A在特征值λ下对应的特征向量。
接下来为了度量不同阶数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需引入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β。当阶数大于2时，如果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u满足u=ε/β
Step4 求评价向量B
一级评价向量B=w*R
二级评价向量B=w*R
依次类推还可以把因素集U分为更多级模型。
Step5 求风险等级
利用C=B*V公式求出风险危害度，利用Z=FP*C=1-1-P*1-C求出L险等级值，查表得到风险等级。
2 案例分析
某汽车公司所面临的供应链各合作伙伴合作风险因素集U=合同类型C，利益分配风险C，合作类型C，信誉风险C，风险等级评价表V=很低0.1，低0.3，一般0.5，高0.7，很高0.9。根据不同的标度值和评价标准，选择各个企业中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或专家建立判断矩阵和模糊关系矩阵R：
第一步 求危害度C的模糊评估
专家对U中各风险因素的评语如表4所示：
表5、表6为各风险因素的判断矩阵：
由表5、表6可知各风险因素权重：
第二步 对供应链各合作企业利益分配风险发生的概率P的模糊评估
选择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和专家共15人，根据评价标准对供应链各合作企业利益分配风险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如表7建立模糊评价矩阵R。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了模糊理论和改进AHP综合的评价方法，对影响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各个环节进行风险分析评估，改进AHP弥补了以往传统的标度的缺陷，它得到的判断更能接近实际。但是AHP算法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评价方法，尽量要剔除一些不合适的评判结果，如何克服这一问题也是作者以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杨康，张仲义. 考虑节点度的供应链网络风险模糊评估[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3，37（6）：107-111.
[2] 钟嘉鸣，李订芳. 粗糙集与层次分析法集成的综合评价模型[J]. 武汉大学学报，2008，41（4）：126-130.
[3] 赵刚，刘换. 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及熵权理论的实用风险评估[J]. 清华大学学报，2012，52（10）：1382-1387.
[4] 段秉乾，司春林.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产品创新风险评估模型[J]. 同济大学学报，2008，36（7）：1002-1005.
[5] 方正，陈娟娟，谢涛，等. 基于聚类分析和AHP的商场类建筑火灾风险评估[J]. 东北大学学报，2015，36（3）：442-447.
[6] 鲁颖欣，王健，齐宏卓. 模糊判断在网络安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研究[J]. 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14，19（1）：3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