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多数中小学对建设学校文化的认识不足，意识不强。这种状况在农村中小学比较普遍。农村中小学学校管理理念和方式大多停留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以经验型管理为主，主要是应付日常性工作，或按照上面的要求上传下达，重形式，轻内涵，缺少独立思考和个性创新。此外，近几年中小学布局调整，新建中小学数量较多，特别是城镇新建中小学数量较多。新建学校的“硬件”建设堪称一流，但“软件”建设特别是学校文化建设十分薄弱。中小学校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建设?笔者在调研中常常向部分“重视”文化建设的学校校长提出这一问题。多数回答是“为使学校更有特色，更有影响，办成名校”，回答“一些有名的学校在搞，我们觉得很好，学着搞”的也不在少数。可见，多数中小学对学校文化建设的意义缺少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有的甚至人云亦云，没有从深层次上树立起自觉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意识。
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指出：“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展现校长教育理念、学校特色的重要平台，是规范办学的重要体现，也是德育体系中亟待加强的重要方面。”中小学校园文化通过校风教风学风、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人文和自然的校园环境等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而深刻的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以鲜明正确的导向引导、鼓舞学生，以内在的力量凝聚、激励学生，以独特的氛围影响、规范学生。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施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对建设学校文化不能停留在一般性认识上，更不能停留在追求形式上的“花拳绣腿”上，而是要提高到丰富学校教育内涵、真正进行素质教育和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措施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是为了追求教育真谛的高度来认识。
二、概念模糊，理解片面
关于学校文化，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十分确定的界定。所以，一些中小学校长对其概念的理解更是模糊的、混乱的，也不乏极端片面的理解。很多学校把学校文化等同于校园文化、墙壁文化，强调的是学校环境文化设施的呈现，在这方面舍得花巨资，有些甚至把学校搞得像公园、文化广场或者图画展览馆。学校文化建设在表面上大做文章。我们很难严谨地描述文化的真正内涵，但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文化既是过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文明，又是正不断创造和不断积累着的文明。文化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造”出来的。教育是传承人类文化的主要渠道。同时，教育也是创造新文化，推动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学校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就逐步发展为教育的主要形态，学校文化随之产生并发展。在传承与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学校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具有其特有的属性——传承和创新。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学校文化也必然不断积累、发展，并不断创新、进步。我们需要明确：学校文化不能等同于校园文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学校文化是上位概念，校园文化仅仅是学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下位概念。学校文化是深层次内涵和特质的全部概括，校园文化仅仅是浅表层次的部分描述。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把学校文化等同于校园文化，那就差之千里也失之千里了。
我们从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总和的内涵来理解，学校文化可分为学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文化——以实物形态存在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校园环境、绿化美化、建筑设施、师生服饰、标牌展板等；精神文化——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因素，包括教育理念、核心价值、管理方式、课程内容、师生行为、人际关系等。从发展的角度，学校文化还是尊重和敬畏历史、继承、吐纳、扬弃、发展、创新，是理性、科学、规律、规范、秉持、个性，等等。
三、功利驱动，注重形式
我们不能否认有不少的学校领导是源自于对事业的崇高追求和高度的责任感，来进行着学校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地方的学校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以行政手段来提拔、任用、考核教育干部和学校校长，这些教育干部和学校校长也同样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教育和学校。一些教育干部和学校为了获得上级的“青睐”而不遗余力地搞一些“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以尽快出“政绩”，获得提拔重用的资本，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不为少数的学校是出自于功利主义，为了“粉饰门面”。所以，求大、求奇、求怪、求轰轰烈烈的重形式、轻内涵的现象十分普遍。
学校文化建设的真正目的是建设有丰富内涵的教育机体，培养有教养的学生。真正意义的学校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学校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外壳，学校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我们评价学校文化水平的高低，不应是以校园是否开阔、绿化美化是否豪华、建筑是否漂亮、标语是否响亮等为标准，而是要以学校建设是否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条件、学校发展是否符合教育发展需要、建筑设施是否安全和经济实用、绿化美化是否整洁与和谐等为标准；不应以制度严厉与文本健全、师生行为整齐划一、学生考试分数名列前茅等为标准，而是要以教育理念是否科学、核心价值是否正确、管理方式是否民主、人际关系是否融洽、师生精神是否愉悦、课程建设是否合理、学校氛围是否宽松和谐、教育质量是否全面等为标准。学校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也要端正态度，消除功利心理，本着对事业、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点滴积累，精雕细刻，扎扎实实地锤炼学校文化。
四、缺少规划，不能持续
做事没有规划或虽有“规划”但形同虚设，是目前学校文化建设的一大问题。很多学校的学校文化建设缺少整体设计、长远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的工作策略。不少学校是今天从哪儿看到些东西感觉挺好，搬过来折腾一番；明天又从哪儿看到些东西感觉挺好，再搬过来折腾一番；今天这位校长是一种规划，明天换了校长就换一种规划。如：来了“国学热”就一窝蜂地搞“国学”，来了“诵读热”就一窝蜂地搞“诵读”，来了“校园舞热”就一窝蜂地搞“校园舞”，等等。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学校要深耕本土，广学博取，汲取精华。我们的学校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立足于优秀的本土地域传统文化，立足于本校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学校要从本校实际出发，花费一些力气，很好地进行研究和论证，确定本校的特色、发展优势和远景目标，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发展行动规划，然后坚持不懈地分步实施。学校要精选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让老师和学生去学习、去受熏陶。传统文化并不都是优秀的，也有糟粕。本土地域是人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有爱这片热土的情感，才有爱国的情感。学校要使孩子懂得家乡的历史、熟悉家乡的今天。老学校应该好好整理自己的历史，感悟沧桑变化，体会那些永恒不变的精神；新建学校要重视自身教育精神的凝聚和锤炼、文献资料的积累和丰富，学习优秀学校的文化，不断积淀自己的文化。此外，学校还要重视学习国外优秀的文化，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五、研究不足，引领不力
学校在文化建设上存在上述问题，有学校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学校身上。我国教育理论界对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十分薄弱是不争的事实。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学校文化建设理论体系。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历史下的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有差别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方式方法也相应是有差别的。中华民族的教育肯定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可循。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界却没有研究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由于没有权威的科学理论作为引领，我国的学校文化建设群龙无首、无章可循自然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许多学校有建设学校文化的良好愿望和积极热情，但由于学校领导、教师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虽然十分努力，但学校文化建设的深度、广度、科学性、结构性和系统性都十分薄弱，所作的一些工作只是星星点点，浅尝辄止，难以持续和深入下去。
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研究，既需要学校在行动层面上的探索和实践，也需要教育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在理论层面上的探索研究。对学校来讲：首先，校长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较高修养的人。这样的校长应该是知古晓今、文理兼备，既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又有较高的科学素养，懂得并能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其次，要大兴学习之风，营造学习校园。学习是进步之车，学生需要学习，全体教职员工更要学习。教师要使学习成为一种自觉，一种快乐，一种自我需要。对于教育理论界学者来讲：学者们需要紧急行动起来，滤去功利和浮华，沉下心来，好好研究、筛选、汇集、整理、论证我国的学校文化，尽快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学校文化建设理论体系。
最后，目前我国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十分薄弱，根本的原因还是缺少政策的支持和规范。国家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加大政策规范和经费投入力度，尽快启动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手抓研究，一手抓建设，尽力改变目前社会对教育的不全面和不科学认识，进一步优化教育发展环境，进一步改革学校教育管理制度，优化学校教育教学环境，提升学校教育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进素质教育，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能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
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自身价值理念，是企业价值观的集合体，体现了企业上下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对于员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通过多元性的媒介宣传企业、实践企业文化内容，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企业上下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引导员工的言行，达到统一思想、指引方向的目的，并通过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实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
相对于以管理制度、绩效考核等内容为主要形式的企业管理方法，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的作用更为隐性，其既不可能实现药到病除的目标，也不可能单一的进行单兵作战。由于自身的特点，其更趋向于长期性、联动性。但无论何种形式的作用，其对于企业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企业文化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管理氛围
新时期企业文化将以人为本作为其突出的特点，将更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这种转变使企业管理氛围更为人性化，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传统的命令式管理逐步向自律式的模式转变，有利于和谐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完善管理标准、绩效考核办法等形式来实现组织管理模式的人性化转变，从而构建了企业内部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创造了良好氛围。特别是通过企业文化的导向性作用，来统一和规范员工的言行标准，使其能够自觉的遵照企业目标来约束自我的言行，实现了企业管理的人性化。
2.企业文化更有利于树立统一的管理目标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手段的一种，始终要为企业管理目标服务。从企业文化的本质而言，其正是企业管理目标的集合。一个优秀的企业，其文化正是反映了企业管理的方向和标准。他用更为简洁、易懂的语言来时刻向企业员工宣告企业的管理目标，从而能够从思想上更为有效的告知、鞭策、激励员工。同时，卓越的企业文化是卓越的企业家的人格化。企业领导本身就是在用自身的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和推动下级去完成企业的目标。而这种影响力正是与企业文化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每个企业员工的身份背景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因此其价值观千差万别，而企业只有最大限度地聚拢员工思想，统一员工的价值观才能更好为企业服务。企业文化正是企业价值观的缩影，通过构建、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能够更为高效的建立员工对于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将自身看做是企业协作体内的组成分子，从而为企业的整体运转服务。
3.企业文化更有利于建立规范的员工行为
一是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价值观的体现，能够更好的凝聚人心，统一思想。进而将企业的管理理念转化为员工的自律行为，变被动管理为主动配合，从而实现行为的整齐划一。二是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一方面从道德角度，来约束企业员工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本质上的统一性，要求员工应当遵照和执行，提高管理的效益。三是企业文化的激励功能。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能够营造出团结互助、携手共赢的环境，激励员工不断学习、创新，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并通过奖励、宣传等手段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氛围，实现引导规范员工行为的目标。
三、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有机结合的关键环节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企业文化对于提高企业管理质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发现在如何实现企业文化向企业管理质量提升的过程中，有效便捷的举措并不多，企业文化更多的停留在纸上、墙上、网页上，真正进入员工内心的并不多。由此可见，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结合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1.注重企业领导的示范
企业文化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领导者的示范作用则更是推进这一进程的重要力量。一是言行示范。作为企业形象代表的领导者，必须要用自身的言行来遵循企业管理的各项要求，将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传递给员工企业文化的实际内涵，从而树立良好的榜样。二是注重构建。关注企业文化构建的具体举措，重视企业文化的积极作用，在建章立制方面给予关注，指导管理者学会如何使用企业文化来促进管理质量的提高。三是加强弘扬。将企业文化与企业营销、人力资源开发等动作实际结合起来，用具体的制度来弘扬企业文化精髓，鼓舞企业员工精神。
2.注重管理制度的配合
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将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用文化的软影响和促进管理目标的达成。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企业要始终将人本主义作为管理的中心和出发点，从选人、用人、培养人等多个角度出发，管理措施用以往简单的以管理为主变为启发员工自我管理为主的形式，增强管理的人性化。二是规范内部职能体系。如借助企业文化的力量，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聘请人员时进行价值观考察，职位划分，岗位职责的设定等等都可以通过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度进行规范。对于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目标也可以根据企业文化的人文思想进行鼓励和促进，实现企业内部员工工作职责和工作执行力的全面促进。
3.增强企业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要让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中来。与员工共同建设企业的文化，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加强对员工的人才培养。员工是企业的发展动力，好的企业都将人才培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提升员工的技能不仅有利于为企业获得更多利益，也有利于员工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培养员工的荣誉感和对企业忠诚度。通过增强企业文化的影响力，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促进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实现管理目标的实现。
4.加强新媒体的运用
[关键词]企业文化中国文化诚信德
企业文化是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日本管理经验和美国管理教训才提出来的，是一种文化与经济结合的产物，又称公司文化、组织行为、组织文化和管理文化。我国学者魏杰总结指出：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信奉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由此可见，企业文化现象都是以人为载体的现象，而不是以物质为中心的现象，由一个企业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普遍享用，而不是企业某些人特有，并且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同时，企业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企业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构建在传统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是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归纳创造，形成企业自身独特的文化要素和精髓，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作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值得流传和发扬的精华，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这一企业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下的手工作坊文化，它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完善；第二阶段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时期的中国企业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当代中国企业文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创新。
一、以德治企
企业文化的精髓是德。孔子认为，人要讲高尚的道德品格修养，守信于德，古代皇帝用“仁德”来教育他的臣民，陶冶修炼，塑造美德，以德服人，当今提倡“以德治国”，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在提倡职业道德，教师讲师德，医生讲医德，企业讲“企德”，就是以德治企，把德熔铸到企业管理中，并在企业行为中加以提倡和应用，成为企业的行为准则。
德是商之本，无德不成商。创建于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拥有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海内外四百多家药店，以其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闻名于世。自创办至今，同仁堂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不敢减物力”的古训，秉诚“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信条，历经风雨，阅尽沧桑，铸就了一块享誉中外的金字招牌。同仁堂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作为企业精神，以“德、诚、信”作为企业的职业道德，以堂训、古训为企业的基本内涵，以“诚信为本，药德为魂”作为企业的经营宗旨，以“以义正，义利共存”作为企业的经营哲学。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在同仁堂的发展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以德治企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企业在管理中要实行以“德”服人，实行人性化的管理，使企业充满和谐的氛围。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曾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药作坊式加工厂，如今已是拥有资产上100亿元的国有大型企业，拥有“太极集团”、“桐君阁”和“西南药业”三家上市公司。靠的就是“忠诚、团结、努力、责任”的太极理念。太极集团实行以“德”服人，成功地开创了哑铃型发展格局下的“全员营销”模式。以“德”治企业，持续推动企业资本优势快速扩张。
二、重视人才
企业最重要的财富不是拥有多少资产，而是拥有多少人才。人才是企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得人才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企业，得人才者得未来。企业家艾科卡说：“你可以取走我企业的所有存款，拆去我工厂里所有设备，但务必请你留下我们所有的员工，因为他们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财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认为“人的素质是海尔过去成功的根本，今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人的素质问题，你能把许多人的力量聚合起来，这个企业就成功了”。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有一句口头禅：“我宁可放弃可赚100万元利润的生意，也不放弃一个有能力的人才”。在美的海纳百川的胸襟下，美的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在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美的公司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深远。重视人才表现在企业要用好人才，为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企业给做出成就的员工给予奖励，给有才华的员工提供升迁的机会。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你能翻多大的跟斗，我就给你搭建多大的舞台”，海尔集团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等竞争方式选拔人才，惟才是用，而不是讲资历，所以在海尔管理人员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实现企业管理人员的年轻化，使整个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太极集团的董事长白礼西说：“能够经营管理好人才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太极集团选拔人才从不论资排辈，而是采用“德才兼备为上用，先德后才为中用，先才后德为下用，无德无才为不用”的思想，使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而加速了企业的发展。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隋元柏常说：“我们对待员工要像五星级宾馆对待客人那样，特别是我们的科技人员”可见企业对人才的重视。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人才的竞争，一些企业利用各种方法争夺人才。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发展史上永远记载着这样一个例子：某名牌大学的一位博士想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去发展，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听到此消息后，认为他是企业所需的人才，就给他发去了任命书，并给他配置了专车和安排了一套住房，这位博士来到公司不到一年就主持开发了一套大型电子自动控制系统，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这就是得人才者得企业的鲜活的例子。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由不足百万元的小厂一跃成为拥有18亿资产的大型企业，靠的就是人才的引进。
三、诚信经营
诚信是一个企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诚信是一个企业的立业之本。一个人讲究诚信，其它人才会相信他；一个企业讲究诚信，消费者才会信赖它，才会去购买它的产品，企业才能获得利润，企业才能发展、壮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诚信作为道德化理，千百年一直贯穿于企业的管理之中。伟志集团是一家成立于1987年的民营企业，由一个由5000元贷款起家的服装作坊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400多家服装专卖店的集团公司，伟志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向炳伟先生在《我的财富——善诚智勤》一书说：“谁的资本和谁来经营资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经营，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为社会做了些什么？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他人做了些什么?”。向炳伟先生制定了“善诚智勤”的企业理念，遵循“不满意就退货”的服务承诺，推出“你穿衣我洗衣我烫衣”的服务理念。为顾客着想，有时公司遇到能赢利但对公司信誉有影响的业务，公司为了长远发展和对顾客负责都给以拒绝。
诚信铸造信誉，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海尔集团认为公司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信誉。在海尔公司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司有一位销售员为潮州的一位用户送洗衣机，当车开到离潮州还有2公里地方时出现了故障。怎么办，是明天再送，还是再等车修好再送？为了公司的诚信，为了顾客，这位销售员背着75公斤重的洗衣机，走了2公里路把洗衣机送到用户家里，有如此员工维护企业形象，海尔“真诚到永远”的理念就能真正地实现。
诚和信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东西，国家提倡诚信，企业用诚信来铸造辉煌，用诚信来教育员工，用诚信和以义取利精神来善待顾客，企业只有在诚信中才能发展壮大。四、追求创新
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任何企业要发展，都必须要不断创新，超越自己，追求卓越，才能获取更大的利润。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创新需要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需要以人力和物力为后盾，所以创新的程度取决于一个企业学习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以及将知识和技术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海尔集团，用了二十的时间，把一个亏损147万的小厂把它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品牌，其年销售额达到1000亿元，是什么原因使海尔获得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创新，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海尔的竞争优势在于创新，创新是海尔公司的灵魂”。海尔公司所倡导的海尔文化是：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战略创新为基础，以组织创新为保障，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市场创新为目标。海尔的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别人的精华，创造性的学习和借鉴。太极集团在准备销售“曲美”产品时，太极集团高层就决定在销售模式上进行创新，于是成立第一个产品经理组，对市场进行的调研和上市论证，制订营销模式。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就完成了从产品论证到上市，并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效果。太极在业内首创中国第一个药品经销权拍卖会，第一次用法律程序来选择经销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效果出奇的好，也提高了太极集团的知名度。可见，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企业的创新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不断推出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企业才能获取更大的利润，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创新的成果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今天的成果到明天就不一定是成果，所以你这个成果在别人推倒你之前，自己要先否定自己，只有自己不断推倒自己，才能永远不被别人打倒。1995年，当海尔的研发部门对整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每年的6月～10月是销售洗衣机的淡季，其原因是整个洗衣机市场只有大洗衣机，人们无处买到洗少量的衣服能节约水和节约电的小洗衣机。海尔公司的员工经过200天的奋斗，终于生产出了这种小洗衣机——小小神童洗衣机，一个多月就销售了10多万台，小小神童问世后不久，海尔又推出第二代、第三代，到如今已开发了第八代小小神童洗衣机。此后，还成功地生产出能洗水果、削土豆皮等独具功能的洗衣机。可见，海尔集团把技术创新放在首位，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技术。
中国的企业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许多优秀品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企业文化，推动着企业向前展，但也应看到，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也有一些不足，如人情大于制度，“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使企业有小生产经济的印痕，不过，这些不足已得到了改善，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到完善，从而形成灿烂的中国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赵建平:企业文化——管理的灵魂.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2
[2]王成荣:企业文化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刘俊心等:企业文化学—企业现代管理致胜宝典.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1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村民都对自己村里的文化设施不清楚。比如现在大部分村（社区）都建有农家书屋，有一部分村民从未去过村图书室看过书，甚至还有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图书室。村民对图书室的知晓率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村干部对于村里文化设施的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部分农民文化程度低，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此外，里面的书籍数量较少，内容混杂且少有更新，与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农村社会学习氛围的形成及发扬。
二、推进农村基层文化公共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职能，承担起农村基层文化的公共管理服
1.强化目标责任，提高农村文化建设重视程度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为了实现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工作的重点并非主要在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而只需以数据总结式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例如，“建成‘农家书屋’×个”，“配备农家图书×册”，“完成送剧下乡×场”等。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中往往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的弊端。要真正把农民对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密切干群联系，沉下心去听百姓需求，保障农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
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和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并举，完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加大建设文化设施力度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已有的陈旧、滞后的文化设施进行整改与更新；要重视对文化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延长文化设施的使用年限；要加强管理，提高文化设施利用率；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老百姓知道村（社区）提供这样一个地方，对老百姓开放，供他们休闲娱乐使用。
3.加强扶持引导，打造高水平农村文化队伍
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农村文化队伍的推动。要推动大学生村官结合自身特长、当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充分发挥其学历高，理论素养深和知识面广的优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如聘用大学生村官担当书屋宣传员和图书管理员，盘活农家书屋，打造文化生活主阵地。或者依托党员活动室、墙报等载体，以“顺口溜”、“千字文”等形式，开展惠民政策宣讲、致富项目推广。还可以针对村民中存在的学用科技意识不浓的问题，把活动演出内容与村民需求和各村产业特色相结合，在节目编排中普及相关科学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二）引入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1.进行文化服务购买
要推进农村基层文化的发展，光靠政府、村（社区）的力量是不够，利用现在社会的资源，农村可以很好的引入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机制。比如，文化活动较多的村，可以和社会上一些文化工作室签订协议，以每年多少次表演，多少个节目来进行结算。一方面，可以很好的减少村文化工作的压力，只需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即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整个文化市场的活力，节目越多，越是对一些文化工作室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样可以有效地繁荣当地文化市场。
2.引入社会文化管理奖励举措
以英、法、德、意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艺术保护主要通过国家艺术投资方式。
英国每年的文化经费达10亿英镑，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0.5%，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95年开始发行国家，每年可从中筹集超过10亿英镑的巨额资金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此两项相加，可达国家财政总预算的1%。其专门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每年可达2亿英镑。英国政府对人文艺术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主要通过英国艺术委员会来执行。英国艺术委员会是英国国内负责艺术工作的半官方机构，其宗旨是发展艺术实践，增进社会对艺术的了解，在公众中普及艺术。为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承担着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的顾问工作，与其合作。其具体任务是根据各下属机构的建议，将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中的艺术资金分拨给各文艺团体、艺术家个人，及用于文艺设施建设的有关方面，如大英博物馆每年的拨款就达3000万英镑，艺术委员会还必须对资金的运用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这种主要由政府委托艺术委员会执行的拨款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艺术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变化的现实。80年代以来政府力求改变过去文化艺术事业过分依赖中央财政的作法，倡导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但由于"大英帝国"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文化贵族主义影响，企业对资助文化艺术态度冷漠，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资助无利可图。为改变这种情况，提高企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积极性，英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刺激企业资助艺术的计划》。该计划1984年获得国会通过。财政部每年为它另外拨款。该计划对"资助"作了具体说明。它规定：企业或私人无偿地向艺术活动出资属于"捐赠"，企业为了经营目的借助艺术活动提高知名度、招待客户和职工，做广告宣传等属于"资助"。政府高度评价为了文化艺术无偿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也鼓励企业把"资助"作为其经营策略的一部分。为保护企业投入文化的积极性，政府决定采取"陪同投入制"。即：如果一企业决定资助文化工业，政府便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投入的比例是1:1，也就是说，企业出1英镑，政府也出1英镑。对于企业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这一政策一方面调动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该文化艺术项目的成功率大大提高，相应降低投入的风险。1984年以来，英国企业资助文化艺术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资助文化的事务交由"企业资助艺术协会"执行，这一协会负责制定资助办法，接受研究申请，直至具体拨款事宜。对提出申请的文化艺术组织和活动由"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审定其是否符合获得资助的条件。
法国政府通过文化部对其文化艺术事业进行管理和指导，主要采取国家财政拨款方式，辅之以行政和立法手段。1993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28.96亿法郎，占国家经费预算的0.93%；1994年的文化预算比上年增长了4.3%，为134.55亿法郎，占国家预算的0.95%。1995年文化预算的数额与1994年基本持平，为134.49亿法郎。1995年法国新政府更加重视发展本国文化事业。希拉克总统宣布，国家今后每年拨出的文化经费将不少于国家经费预算的1%。根据这一决定，法国1996年的文化预算增加到155.42亿法郎，比上年增加了15.8%，占国民预算的1%。1997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51亿法郎，仍占国民预算的1%。虽然绝对数额有所下降，但因几处大型文化基础工程已经完工，实际费用并未减少。近年来，法国经济形势严峻，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问题丛生，但他们并没有采取牺牲或削减文化投资的方式来孤立发展经济，而是选择了通过增加文化投资，以文化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文化投资的绝对数额在逐年增加，在国家经费预算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并已稳定在1%。文化投资的增加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增加了就业数量，更重要的是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大地增加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减少了社会内部各种排斥力量的冲突。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与艺术资源的保护、崇扬，猛烈抨击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与电子殖民主义，采取了限制美国文化产品进口，补贴本国文化产品等多种方式。95年法国政府规定，所有法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中至少应有40%为法国音乐。否则便以违法论处。巴黎法院就曾以播放节目中没有足够的本国产品而对本国收视率最高的法国电视一台作出罚款4500万法郎的判决。概括起来，法国政府的主要作法是：1.设立文化工业信贷，将文化工业特别是本国电影产业等列为重要的工业部类，除增加政府贷款和拨款资助外，还运用文化产业信贷方式，鼓励银行和财政机构投资；2.分散文化权力，调动地方文化机构及文化组织的积极性，对其予以经济资助，指导帮助其建立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等核心工程；3.建立文化合同制。除对地方重点文物机构给予经常性的财力支援外，还通过协议(合同)形式，对地方重要文化建设项目予以投资；4.提供固定的经济补贴，对一些国家文化机构、团体以及与国家有合同关系的文化团体，每年给予固定补贴，金额逐年增长。同时设立文化部专项预算，如"资助剧作家项目"等，来促进文化艺术发展；5.成为专门的基金会，对属于重要的文化遗产又在文化市场中难以生存的文化团体，成立相应的专门基金会来挽救和扶持；6.对重点文化工作进行重点投资保护，如对卢浮宫、印象派艺术博物馆等中央直属重点工程，不惜耗巨资予以修缮或扩建。法国文化部设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司，96年的预算就高达20多亿法郎，用于保护整修1.3万个历史建筑和维修2.4万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此外法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艺术的企业和个人赞助的重要性。对之从行政和立法予以确定和支持。法国也设立了全国性的文化资助委员会。此委员会由企业家、艺术家(文化专家)与政界代表组成，负责协调企业和私人资助事宜，评估企业的赞助能力等。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与法国民间6000多家以保护地方历史遗迹为使命的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筹集资金，争取社会广泛支持，保护法兰西民族文化遗产。这个基金会的初始资金为5000万法郎，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企业赞助，三分之一为私人捐助。各大公司和企业也专门设立了文化资助委员会，隶属公司或企业基金会管辖，由各公司委任优秀的文化科技人士组成，负责审定资助项目和对象，每个企业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进行规划，确定资助对象。如资金雄厚的埃尔夫石油公司面向音乐、造型艺术与文物保护；法国航空公司注意发掘、支持有才华的音乐家、美术家的新秀及各大艺术节；法国电务公司则把资助的重点放在歌剧上，其他如巴黎国民银行、法国煤气公司、托塔石油公司、雷诺汽车公司集团等都有各具特色的资助方针。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侧重于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来鼓励各州、各企业、各集团以及全社会对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美国三分之二的非盈利文化机构是通过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捐赠减免税法律而获得资助的。1917年美国联邦税法就明文规定对非盈利文化团体和机构，公共电视台、广播电台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对以非盈利的、促进文化、教育、科学、宗教、慈善事业为目的的团体免征赋税，个人和企业对上述非盈利团体的捐赠可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美国不设文化部，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自大萧条以后第一部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法规，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此法律即《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依据此法，美国创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艺术与人文事业的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并设立了联邦艺术与人文事业委员会，由联邦政府中工作性质与文化发展有关的部门的首脑组成。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的宗旨是为发展美国文化艺术服务，保护美国丰富的文化遗产，鼓励国家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发挥创造才能。这一立法，保证了美国每年拿出相应比例的资金投入文化艺术。其使用直接面对文化艺术事业而不是耗费于庞大的文化行政机构的运行之中；基金首先用于集团赞助。国家艺术人文基金会每年向各州及联邦各地区艺术委员会拨款一次，占年总基金额的20%，1991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5%，1995年又增长到35%。其次，其余款项直接用于向各个艺术人文领域内的个人及团体有关项目提供直接资助，也用于优秀艺术成就的奖励。
有意义的是，美国人文艺术委员会的投入只占人文艺术整体投入的一小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对艺术的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50亿美元以上。这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采取了"杠杆方式"，以"资金匹配"来要求和鼓励各州、各地方以及企业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赞助和支持文化艺术事业。这种"资金匹配"对于各地来说，就是要求各洲、各地方拨出相应的地方财政来与联邦政府的资金配套，如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得到的艺术委员会拨款只占总费用的10%，其余款项需由地方、企业及全社会予以资助。因此，美国艺术团体的一些演出节目单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印满赞助者的名字，其赞助数额既有高达几十万、上百万美元者，也有仅赞助25美元的小额赞助人。而对于各艺术团体或艺术家来说，如欲获得政府补贴，必先从企业或其他途径筹集到政府资助三倍以上数额的资金。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规定对任何具体项目的资助总额都不超过所需经费的50%。显然这种资金匹配方式一是调动了各州、各地方以至全社会资助艺术事业的积极性，也调动了各艺术团体、艺术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多方考察，既确认该项目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意义，又提高了项目的可实施度，避免了无效投入。这种方式从制度上突出了私人保护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艺术保护方式除少部分直接资助外其主体仍是间接资助。这种间接资助，除前述《基金法》及《版权法》、《志愿人员保护法》等法律外，还有一些法令法规。如美国不将州的法令、一些市政当局的条令规定在新的建筑项目中，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艺术，这些法规或条令要求在新的政府建筑工程中，建筑费用的1%以上必须用于建筑的艺术方面。还有许多州规定，修理州政府所属的建筑物，使用州政府资金修建任何建筑物，在公有土地上修建建筑物，其建筑设计和选址方案都须经州艺术委员会批准。这就大大改善了整个地区的文化艺术风貌。另如，组织艺术品的公开展览等类活动均可享受企业赞助法律或法令允许的税收优惠。这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形成一种十分有效实用的艺术保护机制。
上述两类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欧洲方式和以法律结合鼓励社会赞助为主的美国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都日益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努力寻求企业、市场和全体国民的文化资助，以达到文化艺术事业总投入的逐年实际增长，这种方式似乎已成为各国研究者的共识。
美国政府将其国内的文化机构大致分为营利性文化机构和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两类。其中，那些反映美国传统文化，能对大众起到服务和教育功能，而自身营利能力又较弱的文化机构大都被归人非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美国全部文化机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具有较大影响。例如，成立于1942年的全美交响乐团联盟中的成员，几乎均属非营利性机构，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再如，全美歌剧院协会200多家歌剧院团体会员近95％为非营利性机构。
对于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美国政府比照慈善机构对待，在税收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3)款的规定，具备以下条件的即为非营利性机构：1、以提供公共或慈善服务为宗旨，2、无股权所有人、受益人；3、机构盈利全部用于今后的公共服务或慈善工作。而一旦被批准为非营利性机构，将主要享受到两方面的税收优惠。
首先，该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而捐赠者可以将捐赠物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1999年美国国内税收局最后一个有完整数据可查的年度统计表明，当年共有3550万纳税人向包括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内的各种非营利性和慈善机构捐款、捐物，折合1258亿美元，其中现金捐助为883亿美元。这些捐助者均可享受税收优惠。例如：一位年度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0的纳税人，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2，000，则此$2，000可从他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其应纳税收入成为$48，000，他可以少缴纳$540的所得税($2000乘当年规定的他的应纳税率27％)．这种税收政策，极大地鼓励丁美国企业和国民向各种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的积极性，也使社会捐赠成为这些文化机构的支柱经费来源。仅以在全美200多家歌剧院中经费预算排名居中的衣阿华州德梅茵大都会歌剧院为例，据了解，其2003年经费为100万美元，其中45％来自演出门票、广告等剧院的各种收入，55％来自政府支持和社会捐赠。而在这55％中，政府支持的款项只占10％，也就是说，该团50万美元的经费来自社会捐赠。长期以来，歌剧院已拥有了一批相对稳定的捐赠者，使这些捐赠成为了剧院的一项支柱性经费来源。
同时，美国实行商品价外税。文化机构申请成为非营利性机构时可以同时申请豁免纳税的特殊优惠。这样，他们一方面可以豁免支付购买商品时的消费税，另一方面还可以豁免支付地产税，即他们在对本机构所属的地产进行交易时的应纳税额。这种纳税豁免减轻了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费负担，有利于其不断壮大发展。
另外，美国政府对进口乐0S等文化机构必需的高价值商品的关税扶植也值得一提。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2003年关税安排第92章的规定，大部分价值昂贵的乐器，如三角钢琴、小提琴等，只有2％一6％的关税，对有特殊协定的，进口关税全部免除。这种扶植是着眼于减轻文化机构，特别是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济负担，帮助其提高专业水准和服务社会能力，也是与其政府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扶持政策一脉相承的。
本章要讨论的是，未来十年，在发达经济和成熟的民主社会中，要使其民众的期望和潜能得到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本章所涉及的范围十分之广，从岛屿国家到大陆国家，从塑造过去400年政治现实的文化到那些自诩具有前历史根基的社会文化。它类似于对待欧洲，在欧洲，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几乎没有设定什么边界了，加拿大的广阔空间，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具有欧洲殖民传统，在这些国家中，欧洲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讽刺性）的建立了更为稳固的基础。
就欧洲国家本身而言，它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府应该为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但是，在政府支持如何运作这一点上，欧洲国家却有极为不同的传统。在慷慨程度上、在政府认为符合条件的行为以及由哪一级政府对之进行管理等方面，欧洲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有国家、地区和地方的文化管理机构、艺术委员会、电影委员会、公共和私人的广播公司、宽带网络、执行委员会、外交促进机构、半官方基金会和基金等。当有些市民以文化为职业谋取生活来源时，他们并不是传统的…………。.然而，较之于其他任何职业领域的负担而言，艺术家所具有的官僚管理或监督层更多，而获得的公共投资却更少。
伟大的威尔士作家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一”。在此，我还认为，文化也是英语中最令人激动的词汇之一。它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激情。它包含着如此之多的对我的自由和归属意识来说占有中心地位的东西，以至于它不能像健康或税收那样运行。当文化纵时，它甚至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然而，文化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和解的意义。文化能够保护自尊，并作为无知的野蛮的托辞。文化能为社会提供杰出文明的展示，也能将之表现得无比原始。它能被作为我们自豪的中心加以对待，为后代留下我们对这个世界进行修修补补的每一个印记，或者，它也可以是社会用自我意识的琐事来娱乐自身的短暂之物。为政府提供一幅可持续文化政策的地图，就是为之提供一幅具有等高线、充满疑难路标和特征的图表计划，它与看起来与与这些国家以前所作的二维图表计划有着很大的不同。
或许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将文化看作是标示其独特性的方式（没有人希望自己和邻居相同，即使真是这样的时候也不愿承认），因此，将公共财政用之于文化活动的机制也像世界的碎裂本质所表明的个体一样的不同。然而，从广义上来讲，这种体制可以分为三类：法国－德国模式，旧的共和国和北美模式，美国模式。如同其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一样，美国看起来也追求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被别国所认可的方式，这些国家是美国政治、语言和宗教方面的自然的联盟。然而，看起来相同的是，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共同特征将会出现，它由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共财政稀缺以及美国文化组织中对更多稳定性和更大可获得性的需要作为支持。美国也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它要求美国发展某种程度的政府平等，以便在政府间能有更多的建设性的讨论——正如最近德国所作的那样。
法－德模式是一种国家财政直接来自于政府的模式。在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强调的重点在于地方和城市机构，同时，联邦政府负担相对较小的部分。在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中欧、丹麦、瑞典和挪威，中央政府是最有影响的来源，大都市和地方扮演着强有力但却是第二位的角色。这两个传统都反映了以前国家都从宫廷和城市获取保护，对文化的支持也被看作是国家的责任，如同国防和外交一样是必须的。实际上，文化是作为展示性外交得到支持，同时也作为一种令个体和公众得到满足的方式而得到支持。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或许是，在君主立体中，公众在反对贵族化的行动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加拿大、英联邦、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一些采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模式的较小国家——都发展了一种体制，它在政治控制和文化组织之间插入了一层半独立的管理机构。芬兰——或许是为了采用一种与以前的帝国统治者不同的方式——也采用了一种将政府赶得更远的方式。
所有这些方式都同时既有长处又有不足。创造一种以税收为基础的、可以被成功地用于所有国家的、自由同时又能不受政治干预的文化支持模式，是极费脑筋的事情。然而，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现实了。所有的国家都正在认识到，实际上，没有多少东西比自己文化的呈现和传承更具政治性。在建立资助机制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试图将文化从联邦政府的责任清单中清楚出去，并对国家艺术资助委员会和国家人文资助委员会（二者都由国会提供资助并经常受到国会的攻击）提出警告。实际上，宗教、社会清教徒的（sociallypuritanical）或其他的国会利益的每一次攻击都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体制在传统上都分为两部分，二者之间互相几乎根本不能互相了解。
尽管各个国家看起来要将基本的体制维持下去，但是，在基金筹集方式、组织结构和跨国合作的新型论坛等方面，它们之间也互相借鉴。将好的想法在各国之间互相分享是必然的。欧盟的发展和及其联合国家的过程，欧洲委员会在文化能源（culturalenergy）方面的（暂时）复兴，1998年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发起的文化部长非正式网络，等等，这些都意味着文化方面的政府官员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但是，在这种同化等值方面能走多远也有限制。西方的文化管理顾问们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侵入东欧，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到处游说，说从自己国家带来的东西能够解决这些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他们错了。实际上，支持文化的方式与本国政府的期许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方法不可能在没有灾难性的管理失败和对文化组织的野蛮掠夺的危险的情况下被转移。
所有国家都需要保持那些在自己理解范围内运作和留存下来的体制。如果他们要满足市民的期望，应对国际主义的挑战，以及当地图边界线在文化中作用不大的时候对文化进行强调，他们也需要改革。
正在出现的政策
不管执行机制如何，文化政策都在获得新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有着相同的因素。这些对于因为经济和政治体制共享而产生的社会压力的回应，因而引申出可以比较的回应。当然，每一国家所强调的重要性会有所不同，但是，某些共同的基础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在本质上更容易与霸权组织相认同，因此，它经常被看作是地方控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主要的经济结构是在极小范围内的（广播媒介例外），它涉及到极少战略的重要性，并且他在本质上符合那些地方群众和政治家的野心。对于美国“思考全球化，行为地方化”的格言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文化领域更为适用了。因此，对于像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在地方层次上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国家来说，也都正在重新强调自己的许诺（同时，也羞答答地派出有能力的联邦官员参加国际会议）。
有些国家甚至不情愿地放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法国、英国（在这里，我们是从严格的地理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不包括其中）在近年来也采取了重要的举措，将作出决定的权力转移给个人——即使他们是在中央政府的操纵下工作。这将使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更为专业化。它也将必然导致新型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并不一定要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进行合作。利益集团希望加强……那些有着强有力的电影政策或双语文化的国家。
正如在文化部门工作的人们正力图在服务组织的多层次中构建网络一样（详见下文），地方官员也开始寻求普遍的方法，以解决那些可能是全国范围内都面临的问题。这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个十分表面化的层次——EuropeanNetworkofCitiesofDiscovery的形成以及威尔士、新南威尔士和卡塔伦亚之间的合作都是1990年代以来的例子——但是，对交换和互相合作来说，在未来的几年中，肯定会出现很多机会。联合出版和新的产业投机，音乐节的共同生产，共同的培训和教育方法等等，在这些领域中，经济规模必须适合中型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作为国家进行运作（小型国家或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在此我们不作讨论）。
许多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联邦/国家的文化政策之外进行运作的原因。21世纪，世界上的语言应该繁荣多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传播的时代，人们的读写能力和信息接受会得到巨大提高。然而，21世纪也是一个多种语言消亡的时代，殖民主义、到处找工作的需要、大量移民和人口迁移等等都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冲击。语言经常是被那些经常说这种语言的下一代所消灭；那些在教孩子们语言方面失败的父母们觉得，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欧洲的主要语言和亚洲皇权都是需要知道的，旧的语言可能会是一种不利的因素。统治权力将语言从孩子们身上清除出去之后，就没有什么剩下的东西可学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恰恰是那些权力极大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进程——法国、英联邦、西班牙、荷兰，在这些国家中，仅仅在50年前，在今天的充满激情的国家官员还极力要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
正如同时代的官员们对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判断失误一样，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语言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表达的储存地。一旦我们开始经常应付不是我们第一语言的节奏和情感时，表达就会受到限制。美国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的美国人来是从上一代的成人移民那里学习英语的。在美国，英语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外语，要使这些人理解，英语就必须在一般的流通中减少词汇量，它也借鉴了德语语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美国移民使用德语），并且创造了少量的复合短语，将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副词、对介词进行简化等。它将语言理性化，使它像“downsizing”（一个词就能完美地表现某一意思）一样是逻辑的和非感情的，正如通用公司的汽车工厂里所做的那样。
这一情绪现在转向了另外的方式，正在出现的文化政策是濒危语言的重新展示、平行推动和扩展使用。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涉及到本土的美国语言——美国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新西兰是毛利语；在欧洲，是巴斯克语、盖尔语、凯尔特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就像那些保护民族服装和home-curedskins的人一样，对某些保护语言的尝试来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人类学的评价方式，也有将使用较少的语言也有委托给博物馆的因素；带着充满尊敬的好奇心为之鼓掌欢呼，但是，他们却又并不经常去那里参观。但这至少比将之消灭要好的多，它也为那些急于寻找某些东西以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下一代提供了机会，激发他们重新点燃热情并寻求新鲜的表达方式。
然而，语言政策并不一定仅仅包括在本土语言和方言方面的更新兴趣。在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有一种处理移民愿望的需要，这些移民——不管他们是殖民主义、政治迫害还是经济萧条的结果——都搬迁到新的栖息地。在英联邦的某些城市中，移民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在地中海地区，非洲对南欧的影响已经和欧洲对北美的影响差不多大。地中海作为一个大的湖泊的真实地位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少数语言的保护或斗争不过是一种与地方团结一致的姿态，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这一点往往被巨大的皇权国家所压制（接下来是忽略）。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著名的例外，在那里，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团体被置于在地理上隔绝的位置；例如，加拿大和路易斯安纳的说法语的人，或者西印度群岛的说荷兰语的人。对西方国家所有的移民团体而言，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英联邦的旁遮普人、在澳大利亚的希腊人等等，他们都觉得有必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维护语言作为文化遗产的神圣性。
许多文化行为的目标就是要用一个共同目标将一群人粘合在一起，而这一目标又构建了他们的独特性。有时，这一点是内视的（inward-looking）；除了评价性的旁观以外，外来者的参与是不受欢迎的。然而，一旦这一行为找到一个市场，目标就会改变，达到并使得尽量多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自己的文化立场是什么）享受它就变得十分重要。一旦这一点与业务扩张的商业逻辑联合起来，有吸引力、结构良好并易于获取的文化产品就会遍布其他的所有领域，而那些易于接受商业宣传的文化则为之让出地方。这就是全球化。如果一个人有幸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的生产者（或者仅仅是足够狡猾来确保这一点），那么，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就会带来自信和财富。加利福尼亚电影、英国电视和戏剧、法国葡萄酒、澳大利亚啤酒、德国音乐和意大利歌剧都具有了获取全球性的成功的措施，它强调原初国家的世界感。
对那些获得了全球普遍性的类型来讲，这一过程很明显是有利的。然而，对那些与这些类型相似却不那么成功的类型来讲，全球竞争就是一种灾难，特别是当贸易壁垒被清除或者全球化产品的经营者寻求有可能创造竞争对手的非法的特别帮助——官方的推动或补贴——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利用统一国家来说明问题），加利福尼亚戏剧、英国艺术音乐、法国电影、澳大利亚绘画、当代德国文学和意大利橄榄油生产也感觉到了全球化的威胁——恰如统治性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所作的那样。
然而，如果文化成功的信号是它的表现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所获得并享用，那么，目标就不能限定在全球，而是要向最大程度的文化多样性敞开。只有最保守和顽固的文化才将排外性作为美德。实际上，新的出版和传播方式使得地方性文化得以大规模播撒变得更加容易。威尔士的电影生产、切罗基人的网站等等，我们现在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这一点即使在1970年代也是难以想象的。
全球化是一个机会，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条件：立法框架必须认识到，某些文化和类型将需要财政支持，而这种支持在自由贸易逻辑的完全商品化操作的情况下是不能被接受的。在未来的和平中，采取可行的、能够被接受的文化行动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如果文化作为消费娱乐产品被迫去仅仅为了其自身价值而竞争，那么，统治的规则就会产生重要的愤恨情绪。将文化竞争变成对国家主义进行诋毁的面具就过于简单了。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导向的推动、合理的公共财政和法律支持的结合。目的不是要敌视某种文化产品（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引起无数反对意见的例子），而是要为了有利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而采取措施，因此，如果仅仅依靠私人的资金筹集，公共的方面就有可能根本无法达到。
抵达公众——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是所有文化行为中的专业努力的共同目标。因此，接近（access）必须居于政治战略的中心位置。所有人都能接近已经成为英联邦、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国政府的主导性的文化政策。对大多数党派来说，这是一个认识到是谁投票赋予民主政府以权力的政治现实（不再是少数的有钱的经纪人）。但是，它还有不那么愤世嫉俗的一面，一种拓宽当代文化参与基础的尝试，超越高等教育和富裕阶层并给那些没有包含在“高雅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这样一种意识：他们的行为也是重要的。在德国和受德国影响较大的国家里，带有返还津贴的低票价、社会包容的专家压力（thepeerpressureofsocialinclusion）已经使得正式文化成为市民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同时，在许多国家中也存在着一种充满矛盾的转向，从国家教育中系统的文化教育转向对文化的大体轮廓的描述。音乐已经几乎从美国的学校中消失了。美术、戏剧和文学正在成为专业课程。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过去艺术在正式课程中所占的份量虽然不大，却也保证了它是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却存在着认为文化教育可有可无的趋势。尽管在大学中开设艺术课的要求有所增加，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学校层面上开设的数学、科学、主要的外语课程等要比艺术课和小语种课程——尽管事实证明这些领域对孩子们的心智机敏、自信和行为的稳定性也有着重要作用——重要得多。
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只有美国除外），操纵着为什么接近必须成为文化政策中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在一个选民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高额直接税收的借口时，政府认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为文化服务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就能期望那些服务不仅能够实现，而且可以看到它反映大多数人的趣味和利益，同时也使少数民族（毕竟，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少数民族）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也有公正的位置。在美国，对直接税收的恐惧加上个人慈善事业的传统，意味着公共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微不足道。组成美国文化政策合作现实的基金会依然追求与西欧政府在指导自己的机构时没有多少区别的行为。
知识的接近也需要通过物质的获取来实现，在此，那些传统上在税收之外为文化提供支持的政府发现，他们处在哲学倾向和财政倾向之间的尴尬境地。在哲学上，他们意识到，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有普通的权力，却有着特殊的和昂贵的需要。即使普通大众对表演和建筑遗产的接近程度已经超过了人们所预期的临界点，对那些作出承诺要让大众和精英阶层拥有平等机会的政党来说，接近的比例仍然会低得令人恼怒。
同样，尽管大多数人现在居住在城镇或者郊区，但乡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财富的宝库。不列颠群岛和北欧的乡村地区靠文化为生的人的比例，也比平均比例要高，这部分是由于爱好，部分是由于其他工作形式的减缩以及将重要但多余的建筑用作文化资源的趋势。
但是，在乡村中的文化供应与城镇有所不同。建造一座剧院、举办音乐会或音乐节、确保小型社区拥有图书馆等这些还不够——尽管不能提供或维持它们会导致极大的愤怒和政治麻烦。在农村，景色本身的保持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实践——打猎、牧羊犬的训练、竞相开垦、葡萄采摘节、仪式中对肉的准备以及对地方精神的敬畏等——对一个文明的文化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对主要由农村人口选举出来的政府——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农村事务是最为奇怪和粗野的——来说，要制定一项照顾到辖区内文化整体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
文化环境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包括文化遗产和行动的总体性，强调了与针对自然世界的工作的平行。这一术语可以为所有的文化政策提供一个任务。对任何的公共服务来说，刺激和保护文化环境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目标。将文化活动用作发展的方式正在成为促进农村重建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少工作形式能够代替农业，它作为一种工作形式既能维持生存又不对环境进行严重破坏或者用安排不当的郊区来代替农村社区。
文化被用作和文化本身无关的经济和社会的目的，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农村。不管它是通过安全、一种高的生活质量（与世界上其他的部分相关，甚至是与1945年相关）和本身不能带来满足的社会流动性的逐渐的启蒙；还是因为政治家们涉及出建设性的观念，文化都是被用作实现一系列政治益处的方式。由于重工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下降，人们希望文化产业会给出新的出路。艺术将会为创造性研究、人才（观念经营）原材料以及文化产业的高科技、发行和管理提供全球市场，提供新的职业、多样化的商业和个人成功。
这些之中没有一个是不成熟或者是不好的。值得赞美的成就是，公共行为的每一个领域都成为文化上自觉的。文化被用来使铁路培训变得更为生动活泼，传播社会责任意识，整合移民的生活方式，复兴濒临灭亡的城市，抓住失业者或退休的人。然而，这一“工具化”过程是从文化对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政策所作的贡献而非其自身进行评价。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文化用最多的篇幅和时段来传播符合政治家利益的东西，这样做有可能产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危险，对此，我将在以下的部分进行论述。
仍将持续下去的文化工业化的水平或许会与政治家所梦想的有所不同，政治家们急于在那些已经成为经济累赘的领域内寻求新的活力。这一点当然是事实——除非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去积极地使用文化。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时候，缩减书籍、音乐、和艺术方面教育投资或许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它限制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如果政府在维持高水品的文化参与（它能在地方和全球的水平上保持经济的活力）方面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的话，那他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激活更加多样性的文化市场。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补贴性的供给（尽管它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意味着运用教育和媒介来产生效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体育的发展方式对我们很有教益。人人可以获得、媒介覆盖范围、美化、设备提供、教育和明智的补贴等方面的结合，成功地将体育从一项业余消遣转化为最有效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关键是，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这都是展示性的——无论是我们正在讨论地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赛马还是奥运会。在地方体育文化和世界利润之间没有冲突。全球化刺激了地方的参与欲望。地方行为为全球化的成功提供了人才和公众热情的基础，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表明文化在方面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也的确是如此。
校园文化与学生管理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第一，二者目标一致。校园文化与学生管理都以育人为目的，以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为目标。第二，二者主体一致。校园文化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学生管理同样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是学生管理工作的中心。鉴于校园文化与学生管理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复合型人才上的一致性，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必定可以推动学生管理工作的完善和创新。学生思想和行为内容不断延展，新时期的学生管理离不开“学生本位”的教育思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学校和学生的发展以及校园文化的建设大有裨益。因此，“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尊重人格，保护天性”等先进的教育理念必须被广大学生管理工作者所接受和运用。“以人为本”的育人环境和氛围离不开校园文化的建设。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群体性文化，通过长期的沉淀与升华，形成了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崇高追求。而校园文化所具备的导向、陶冶等功能，潜移暗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学生在特定的人文环境的熏陶下成长，形成健康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追求。
二、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学生管理工作的基本途径
(一)加强校园环境文化建设，提升服务学生能力
校园环境文化可称为校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对。它是校园文化中的基础系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前提，是精神文化的有效载体和实现途径，也是校园文化的直观体现第一，重视校园“硬环境”的建设。所谓“硬环境”又称物质环境，主要包括校园建筑、校园景观、教学设施、体育文娱设施及周边环境等，这些能看得到、摸得着的实体无不反映学校的教育理念和精神风貌，物质环境是开展育人活动不可或缺的基础和物质保障。因此，这就要求学校加大对“硬环境”的投入力度，尽可能地完善校园基础设施，为师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文娱活动提供重要的载体，使师生学有其所、乐有其所。在打造校园“硬环境”的过程中，各类建筑和设施应达到美感教育的标准和功能丰富化的要求。如校园建筑，包括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体育馆等，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应具备实用与艺术的双重功能，愉悦学生的身心，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和启迪。同样，校园景观建设也应达到使用与观赏功能的统一。校园的园、林、水、路、石等人文景观有助于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学生美好心灵，激发学生进取精神，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成长，有助于激发其爱校热情，有利于学生管理工作的实施。第二，重视校园“软环境”建设。“软环境”是相对“硬环境”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精神环境，主要包括校园内的人际氛围、舆论氛围等。人际氛围主要指校园内的各类人际关系，包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教师、领导与教师之间多层次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高校学生所有的学习和娱乐活动都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实现的，大学是个小社会，社会交往是大学生社会化的根本途径。学生通过社交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网对学生的一言一行和身心发展影响重大。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维护校园秩序，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因此，教师在学生人际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避免学生发生孤僻、嫉妒、自卑等社会交往问题，正确引导学生坚持平等、相容、理解、信用等交往原则，远离习惯不良、思想扭曲的人，选择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积极进取的人交往。此外，教师作为学生间的裁判员，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化解学生间的矛盾，解除学生间的误会，做到不偏私、不歧视、不主观。
(二)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营造和谐育人氛围
第一，重视传统教育。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见，传统文化对于公民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理想信念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决议中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生身心成长的指路明灯。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等原则，通过各类教学和文化活动，如实践教学、演讲比赛、征文大赛、文艺汇演等活动•136•形式，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同时，深刻挖掘学校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讲清楚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使学生感受到学校的魅力所在，从而激发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以及爱国、爱校情怀。学生管理工作者只有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融入先进的教育理念，方能不断深化校园精神文化。在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成长下的学生，更易于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高尚的品格，这与学生管理工作的目标相一致。第二，加强校风建设。校风即学校的风气，是一所学校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体现在全体师生的精神风貌上。校风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动态系统结构，涵盖教风、学风、作风、班风、舍风等各类校园风气。良好的校风有利于学生思想品德、道德情操、行为习惯的形成。因此，校风建设是育人的关键环节。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教风。良好的教风对学生汲取知识、培养能力意义重大。班级是学生获取知识和提高素养的主要场所。和谐、向上的班集体对学生的学习兴趣、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良好学风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为加强班风建设，首先要对班级日常管理进行严格要求，用制度来约束学生言行;再者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通过互帮互助、嘉奖优秀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群体的典范。此外，宿舍是学生生活起居的唯一场所。良好的舍风有利于学生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如早起早睡、勤奋上进、锻炼身体、读书看报等。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学生进入社会、成家立业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为加强舍风建设，需要严格宿舍制度，对于不遵守宿舍制度的学生加以管教和约束。还要发挥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的榜样作用，带动普通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三)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建立完善规章体系
文化结构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由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要受到一定的精神文化制约，因而可将文化结构分成三个层面：“这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数学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响及制约。
东方中国的古代文化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种情况决定古代中国的物质文化是农业文化。中国古代数学也与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书有九章，包含246个问题。都和农业生产有关，九章分别是方田（土地测量）、粟米（百分法和比例）、衰分（比例分配）、少广（减少宽度）、商功（工程审议）、均输（征税）、盈不足（过剩与不足）、方程（列表计算的方法）、勾股（直角三角形）。这些问题都是用来解决农田的测量、粟米的称量，农业水利工程的测算等。《五曹算经》是一部为地方行政人员所写的应用算术，全书五卷，有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个部分。田曹卷的主题是田地面积的量法；兵曹算术大都是军队的给养问题；集曹问题和《九章算术》粟米章问题相仿；仓曹解决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储藏问题；金曹问题以丝绢、钱币等物资为对象，是简单的比例问题。我国古代大数学家刘徽到祖冲之、祖冲之研究圆周率和圆面积的辉煌成就中，都深深地打着农业经济的印记。农业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车轮是否圆，不仅和车辆行驶中的平稳状况有关，而且还和省力有关，因而农业经济的需要使得我国圆周率的研究在世界数学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过去，农业的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天文、节气的测算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天文测算的成果是相当辉煌的，“东汉末年天文学家刘洪造乾象历法（公元206年），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时刻的公式”。“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在他的杰作《皇极历》（公元600年）中创立了一个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比以前更加精密的公式”②。天文学的发展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解一次同余式就是由天文测算开始的。天文数学的发展除了物质文化的需要，还受到制度文化的要求，中国数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与历法有关，“在《畴人传》中很难找到一个数学家不受诏参与或帮助他那个时代的历法革新工作。”③除了中国，古代埃及数学的建立基础也是农业的需要。埃及几何学的起源被史学家们归因于泥罗河泛滥后土地的重新测量；巴比伦的数学起源也是如此，尤其是巴比伦数学的60进位制来自于天文学；印度数学和占星术有关，而占星术又和农业及宗教有关。
东方数学的建立比西方要早，但东方的数学在理论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原因何在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生产力关系是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社会制度是宗法等级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散的家族和农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在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中国古代稳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主要特点是静态的、和解的、自然的、消极的心理特点。造成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思想僵化、调和持中，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数学只停留在实用上。没有就数学而数学，使数学自身的规律没有得到完善。“在古代东方的全部数学中甚至找不到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证明’的例子，代替论证的只有程序的描述，所讲授的内容只是‘如此这般地做’，而且也不是以一般规则的形式提出来，只不过是在一系列特殊情况下的应用方法。”④这段话虽有失偏颇，但也道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在中国数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了刘徽、墨子、惠施等天才的数学家，但他们的数学研究和成就不能和西方的阿基米得、欧几里德相比较。这主要是我国古代数学的理论研究不受重视所致。汉王朝建立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使数学研究受不到贸易的诱惑。农业经济的财富有限和填饱肚子的生活状况，不允许人们的思想向实用以外的地方延伸；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也扼杀了大批在数学研究上具有不凡才华的人。在科举制度中数学不是要考的课程，为“学而优则仕”而奋斗的人们，自然不会将数学当作主修课程来学习。另外，农业经济的贫困使得没有多少人来学文化，学数学的人自然更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成就只处在应用和描述过程阶段，没有提高到抽象的、系统的理论阶段，从而使数学的发展和升华受到限制，象“勾股定理”、“圆周率”这些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数学成就，没有造成相应的数学的轰动效应。“勾股定理”在我国商高的时代就应用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发现早600年，但由于我们没有给出严格的数学证明，这个定理在现在还认为是毕氏的成果，称为“毕氏定理”。墨子的极限理论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西方数学传入我国时才知西方极限思想和黑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环境不需进行商品交换（至少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介入）。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关心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以不言利为荣，“重义轻利”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数学的应用只局限于分配环节中。而在复杂的流通和交换领域中数学没有机会“施展才华”。多农少商没有足够的财富供人们享受，财产的有限性限制了人们的探险精神和“想入非非”，从而限制了数学向理性的发展。
在西方，小亚西亚海岸新兴的商业城市、希腊本土、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海滨，由于海上贸易和战争的刺激使得人们的思想活跃，商品贸易发达，对计算要求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非实用”的理论研究。古代东方静态的观点和西方动态的观点不一样，表现在数学上唯理论的气氛浓厚起来。人们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问“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要解决“所以然”和“为什么”。古代东方的以实践和经验为根据的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和“后劲不足”。为了知道“所以然”和“为什么”，就得在数学的证明方法上作一定的努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现代意义上的数学产生了。东方的几何学只为测量提供方法，而证明的几何学是由公元6世纪前半期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创的。泰勒斯不是农业经济中的“耕夫”，而是一个商人，他在经商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后，在后半生从事研究和旅行。他在几何学中的主要成果有“圆被任一直径二等分”，“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两条直线相交对顶角相等”，“两个三角形，有两个角和一条边对应相等，则全等”、“内接与半圆的角必为直角”等⑤。这些成果的意义不在于断言的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些逻辑推理（象他的第五个问题巴比伦比他早知道近1400年，但没有形成严格的证明）。使得数学被推向抽象、系统化轨道的还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形成的毕氏学派和柏氏学派。由于商业的发达、财富的增长，使得人们旅行的欲望越来越高，而旅行和游动的生活方式给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前面提到的泰勒斯的后半生就是在旅行和数学研究中渡过的，“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埃及”⑥。毕达哥拉斯也有旅行和流动生活的经历。“他曾在埃及居住了22年，从埃及神庙的祭司那里了解了古埃及有关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又前往希腊的移民地阿佩宁半岛的克罗托纳城定居”⑦。从这两位数学大师的经历看，不能不说旅游这种文化活动给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业贸易的发展，可诱导战争的爆发，战争不仅给侵略者掠夺来物质财富，而且也带来了许多精神财富，其中就有数学成就。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领兵进入埃及，不久挥师东进，横扫了波斯帝国的军队，到了印度河西岸，建立起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亚历山大城，这个城市的建设主要着眼于文化科学设施的建设，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久就成为当时世界科学文化的名城，欧几里德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和成熟起来的伟大的数学家。他对数学宝库的贡献是《几何原本》。他的几何和东方几何的不同之处是，不仅从应用的角度来谈，而是就几何而几何的角度加以研究，运用逻辑推理来证明命题的真伪。而且用几何的方法来解决代数方程。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公理、定理和定义除了适应当时的经验外，还具有普遍的意义。阿基米得也是当时伟大的数学家，他采用穷竭法来求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其指导思想和我国刘徽的计算圆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不同之点是“刘徽是从圆内接正多边形着手，而阿基米得不仅从圆内接正多边形着手、还从外切正多边形这个角度进行计算”⑧。这就体现出西方数学家多方位的思维方式。另外，阿基米得在研究圆的同时，还研究了球和圆柱的问题，他在《论锥形体和球形体》中使用了近似于现代数学的方法。他的工作不仅涉及到具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数学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明确的数学概念，在这一点上要比东方数学先进。商业贸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远航贸易。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保除业。而保险的兴起又促使了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刺激概率论的是，但起源是商业文化。即使是也是产生于发达的商业文化城。可见，东西方传统文化不仅影响到不同的数学分支和范围，而且在同一数学问题上所体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表述的形式、研究的动机也存在差异。再来看一个事实，《周易》及先天图二分法与菜布尼兹的二进制，两者一个讲对分，一个讲进位。但都“用两个符号表示无限的事物或数学其客观存在的排列法则，决定了先天图与二进制算术的一致”⑧。二进制和先天图没有关系，这是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数学家，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其一致性是令人吃惊的，但思想方法却完全不同。二进制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欧洲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有意识地运用十进制知识而创造的一种计数方法。二分图是《周易》众多象数体系中的一个，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动机不免有些封建意识的糟粕，因为它不是依靠科学的依据推出来的。
总之，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东方是数学原始的发祥地，但其发展和科学化、理性化的功劳基本上归于西方。
参考文献：
①张立文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
③（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④⑤⑥（美）H·伊夫斯《数学史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化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精神底蕴以及由这种精神带来的促进民族进步的创新意识。我们之所以将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先进民族文化意识的冲击。对于一个开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识不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的内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民族文化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思考。
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进步与否其实有它的显著标志，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力。如果我们承认汉民族在经历了古代灿烂的文明之后，现在离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行列还有一定距离，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勇气面对先进民族，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学是从模仿开始，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上，因为模仿容易陷入对“他创力”的崇拜。从模仿开始，我们需要走向对“自创力”的培养。我们之所以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为他能够勇敢地颁布“胡服骑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学习。但是我觉得赵武灵王要学的不仅是“胡服骑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识的决心。因此他对匈奴民族的学习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民族进取精神上。现在我们的文化考察团经常到欧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们不能只是去看他们的繁华的建筑，先进的科技，回来后便学着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头丧气地指责我们这个民族的落后，叹息无法“师夷之长”。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就像读一部书，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读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领悟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晶，我们才算真正地将先进民族的文化精华学到了手。
我们的文化有着灿烂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历史，但是，承袭不能代替创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然而，打破传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眼泪，许多辛酸，许多依依不舍。这里我们可以从汉语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个历史回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性文化意识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表现出的沉重。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汉语在本世纪初停止了它的繁衍，从它的母体内裂变出的现代汉语开始蓬勃地生长。纵观汉文明历史长河，汉语言一直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古代汉语已经静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形成的语言断层。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便是频频回顾，因怀念而生发眷念，因眷念而生发热爱。如今我们凝视着汉文化的踪迹，读着汉民族几千年的沧桑，我们似乎顿生汉文化依旧生机勃勃的意识。但是我们其实是站在断层这边遥望已逝的美好，不断地回顾给我们带来的是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但是，我们又明显地感觉到古文化与今文化的隔膜。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导致我们在民族文化传统面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们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抛弃旧有的语言形式，那是为了用新的语言形式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去适应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语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假如语文的功用确实以这两点最为重要，那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当以其实际应用价值为追求目标。既然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掌握古代汉语知识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古汉语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学文言文呢？
但是，旧有的语言形式里面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艰辛才得以形成的历史积淀，它闪烁着一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和智慧。我们担心一旦抛弃了文言文教学，我们不仅会失去旧有的语言形式，我们还会失去比这更为重要的可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们采用了现代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共同发展的策略。现代文教学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学生的语文使用的良好习惯，让语文成为学生认识生活，改造社会的基础工具；而文言文教学则帮助学生了解汉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样做其实用价值在于：其一，利用语文的工具性，认识社会，推动民族的进步，关键是重视创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力，关键是重视民族精神蕴藉。
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我们就应当将语文这种工具转化为激发学生创造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逆转意识，它是为了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洗涤，以换取民族文化意识的觉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的形式更新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变化而已，要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意识，并非仅仅能依靠这种方法去实现。更新语言的旧有形式最多不过表明了文化主将们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而至关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改变我们这个民族滞后的思维意识。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现代语文仍然以承袭型思维为主体向前缓慢推进，新意识、新思想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显得步履维艰。已经意识到应当拥有的东西却无法拥有，已经意识到应当抛弃的东西却无法抛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语文教学改革至今，许多有识之士都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作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很多语文教师的意识仍然处在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固有的传统教学思想以一定的历史磁性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引力。他们除了偶尔抬头对新思想表示一点羡慕或几份唾弃而外，便只顾低头拉车，他们对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思维意识的代代承袭，必然的结果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负担。
谈到这里，我想从文化意识的角度对语文高考说两句。可以这么说，语文高考试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语文高考尽管在艰难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但是向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意识学习的决心已经一次次显露在我们面前。阅读和写作可以说是语文高考的主体。如果我们撇开试卷的命题形式从内容上来窥视汉文化意识的趋向，我们不难发现语文高考命题显示的文化意识是进步的。
从近年来的试卷分析，阅读基本已经定格为三种形态，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说明文以及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从文言文到现代文阅读，我们尽管感觉到汉文化的语言断层，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对文言文阅读的考查，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识在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现代文阅读的两个部分——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和科技说明文那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创造的精神，以及“师夷之长，补己之短”的决心。在这里文化意识的趋内和趋外，继承和创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写作命题更显示了一个进步民族所应具备的文化意识特征，那就是主体的精神意识和创造意识。从《尝试》到《战胜脆弱》，从《近墨者未必黑》到《鸟的评说》，从两幅漫画的比较评判，到三则材料的综合提炼，无不渗透着命题者对考生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挖掘。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语文高考在追求创造的主体文化意识背后，似乎还隐藏着许多非创造性的模仿，这种模仿会使我们对各民族文化意识的学习步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阻碍民族文化意识中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发挥。也许作为一种学习，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但是从今后语文高考发展的方向考虑，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思考、探讨，这有利于我们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给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批示时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的意识已经在21世纪到来之时萌芽，我们如何将先进的民族文化意识转化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动力，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在强有力的改革大潮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已由承袭转向创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扩大，知识经济时代悄然到来。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欧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时，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应有的谦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们敲响了谨防西方文化霸权的警钟。警钟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时，但是千万不能敲掉我们这个民族要求进步的诀心，不能敲掉中学语文教学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