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会计改革税法案例依法治税关系研究
正文：
为深化会计改革，促进依法治税，1999年10月31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会计法》。财政部2000年12月29日了《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召开了全国税务工作会议，这是我国会计工作和税务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会计工作者肩负着公正处理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关系的艰巨任务，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特殊的作用。无论社会结构多么复杂，只要存在经济活动，都需要会计工作，它反映核算、监督着每一个组织的劳动消耗、经营成果。会计工作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各环节并存，与组织的利益息息相关。会计利用价值指标确认、计量、记录、监督、报告经济活动，提供经济信息，满足组织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需要。
在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一笔会计业务是否真实、合法，关系到国家、投资者、经营者、债权人等方方面面的经济利益，影响着经济秩序的运转。从某种角度说，会计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会计工作广泛的社会性和税务的法治性已成为完善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WTO的加入，会计工作出现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到了必须整顿的地步。大量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案例层出不穷，象宁波华能房地产公司、沈阳港深公司、哈尔滨6.24骗购发票案、重庆重达服装公司及湖南岳阳长江珠宝首饰公司虚开发票案等疯狂走私和偷税骗税现象严重。众多象郑百文、银广夏、黎明股份等会计信息造假，导致证券市场秩序混乱，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执法不严，会计监督不到位。会计工作缺乏独立性，导致偷税漏税严重。
例如：案例1：“宁波华能房地产开发公司特大偷税案”：2000年2月，通过稽查其他企业得到的线索，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对宁波华能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税务稽查。经查，宁波华能房地产开发公司存在严重的偷逃税行为，偷逃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教育附加费等，税、费、罚款共计540余万元。宁波华能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于宁波保税区，注册资金2000万元，主要经营项目为房地产开发。其偷税的手段之一是拆东墙、补西墙，玩弄“空手道”。1998年9月，为应付税务机关检查，华能公司将高塘花园项目销售中代扣的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拼凑出285万元，用以抵缴和义路房产销售应缴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构成严重偷税。
为了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华能公司费尽心机，以“违约金”名义掩盖“租金”的实质。1996年10月，华能公司将彩虹一百一、二、三层楼销售给第一百货商店，总金额7043万元。截至1999年6月，一百共向华能公司支付3460万元。之后，一百提出无力支付购房款，与华能公司达成协议：华能公司归还一百2000万元，收取所谓违约金1210万元，剩余的250万元作为一百使用彩虹一百的租金，使用期限2.5年。这一来二去，达到了偷逃营业税的目的。1999年8月，华能公司将高塘公寓面积约3473平方米的房产以每平方米1799元的价格销售给华都大酒店，价格明显偏低。经调查取证证实，是华能公司与华都大酒店通过相互压低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共同偷税。
华能公司偷税案表明，目前偷逃税款的形式更加多样，手法也更加隐蔽。这不仅要求整顿会计秩序，加强税收立法，还要求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完善税制，加强征管、堵塞漏洞。
案例2：“辽宁省沈阳市港深公司偷逃税案”：2000年6月至10月，辽宁省地方税务局查处了沈阳市港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偷逃税款1501万元，滞纳金2503万元，合计4004万元，这是辽宁省地方税务局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大要案。沈阳港深房地产开发公司是1992年7月由沈阳市土地综合开发公司、香港兴益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深安企业股份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为363.6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沈阳方占30%，香港方占25%，深圳方占45%。2000年6月26日，辽宁省地方税务局涉税违法举报中心接到反映沈阳港深房地产开发公司搞假合资、骗取税收优惠、偷逃税款的举报后，感到案情的严重。在辽宁省地方税务局的全力支持下省稽查局立即对港深公司进行了为期12天的封闭检查，查清了港深公司大量的偷逃税事实：1.搞假合资，骗取税收优惠。由于香港方资金不到位，其股权于1995年已被终止。但港深公司却一直未向登记主管部门进行说明，也未变更税务登记。更为严重的是1997年港深公司自己购买外汇并出具假的港方验资报告，骗取税收
优惠。2.在房地产经营中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偷逃税款。在土地权转让、联合集
资建楼、转售住宅小区、出租房屋等项目中均存在恶意偷逃税款的行为。3.其
他方面的偷逃税问题。从1993年——2000年港深公司一共少申报各种税款586094元；从1995年3月起，制造假工资表，偷逃个人所得税61234.55元；合同、协议未申报印花税偷逃税款29384.16元；1996年办公室装修偷逃税款203640元。
鉴于港深公司逾期已无力足额交纳查补税款及滞纳金，辽宁省地方税务局对港深公司的财产依法查封、扣押，并于2000年10月对该公司剩余财产进行拍卖，共抵顶税款3010万元。
二是，《会计法》及《刑法》关于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不依法履行《会计法》赋予的职权方面有立法缺陷。会计监督职权是一种法律概念，放弃监督职权就是违法，对不依法执业，与单位负责人串通一气造假帐，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的会计人员，必须严格惩处，才能体现《会计法》立法的严肃性。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出具虚假财务年报等违规问题做了处5-10万元罚款的讲话，在实际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企业内部会计执法处罚问题没有很好的执行，直接导致骗税问题层出不穷。
例如：案例3：“哈尔滨6.24骗购增值税专用发票案”：2000年6月，哈尔滨市国家税务局在实施发票专项检查中发现哈尔滨市正联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比较可疑，即对此企业展开了调查。经协查，这户企业已被认定为失踪企业，但其失踪前却领购了发票20本，其中普通发票1本，增值税专用发票（万元版）19本。经查，哈尔滨市正联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系犯罪嫌疑人王良骥、王佰军、郭彦祥等人利用虚假资料注册的虚假公司。在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后，利用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王静、王文友、许海忠等人，
骗购、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从1995年至2000年，王良骥、王佰军、郭彦祥等人先后在道里区、道外区和太平区注册了10个这样的公司，共骗购增值税专用发票244本，共计6100份。王良骥等人以发票票面价税合计2%的价格，将部分发票“批发”给叶余平等人。截止至2000年12月末，已核实涉案发票1670份，涉及7个省市，受票企业764户，已经申报抵扣税
款786万元，目前已全部挽回国家损失。目前，这起骗购、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的主要犯罪嫌疑
人王良骥、王佰军、郭彦祥均已被捕，对涉案的5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三是，单位负责人忽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授意、指挥、强令会计人员造假，导致虚开发票犯罪屡禁不止。
例如：案例4：“重庆市重达服装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2001年1月17日，重庆重达服装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许正升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捕。至此，“金税工程”在五省四市开通后通过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查出的第一例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进入了司法程序。2000年12月，重庆市长寿县国税局在对本县所辖重庆市重达公司的25份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时发现：该公司从江苏常州、扬州取得的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密文不符，有虚开专用发票的重大嫌疑。重庆市国税局立即会同重庆市公安局成立联合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了调查。经查，重庆重达公司取得的25份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伪造虚开的假发票。这些发票是重达公司于2000年5月成立后，从广东购进伪造的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内容填写的江苏常州、扬州两公司均为伪造，同时盖有伪造公司的公章，价税合计2220万元，进项税额323万元。除此之外，该公司声称从北京两户企业取得的242份手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该公司以700元的价格从北京购买的假发票，价税合计2672万元，进项税额388万元。调查证实：重庆重达服装有限公司属无货、无资、无生产经营场地、无业务经营活动的企业，是一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专业”公司。该公司法人许正升在外地购进以上虚假发票后，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回重达公司进行抵扣。同时，该公司还以一般纳税人身份向当地国税机关购领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150份，至案发时已虚开62份，价税合计4865.8万元，销项税额706.7万元。受票单位涉及湖北、陕西、深圳、江西等地。目前，已用于抵扣的税款已全部追回，挽回了国家的损失。
案例5：“湖南岳阳市长江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1999年上半年，岳阳国税局接到全国十几个地区国税部门要求对岳阳市长江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协查的要求后，在99年6月对该公司稽查中，发现该公司99年1月7日从广东潮阳翠鹏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鹏公司”）购进珠宝、铂金饰品，销往浙江老凤祥首饰厂等单位营业额高达1.3亿元，而在岳阳的税负率仅万分之三。据此，1999年9月20日，岳阳市公安局税侦大队审查。经缜密侦察发现，广东“翠鹏”公司名存实亡，“翠鹏”公司开至岳阳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是假
票，并挖出了以广东潮阳人蔡逸生（已捕）为首，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
家税款的10人犯罪团伙。1997年3月开始，蔡逸生一伙先后利用“岳阳市银苑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银苑”公司）和自设的“长江公司”、“岳阳市潇湘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潇湘”公司）的名义，大量使用假增值税发票和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97份，价款260435225.45元，税款44273988。33元，价税合计304709213.78元，偷骗国家税款44273988.33元。此案涉及到广东等16个省、市81个单位。由于此案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危害严重，引起了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将此案作为1999年部督办案件，国家税务总局派专人到浙江等受票量大的省市督导检查工作。2000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和公安部召集16个涉案省市税务、公安部门的同志在湖南岳阳市联合召开了“岳阳市长江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等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会议部署了协查工作。目前，批捕犯罪嫌疑人6人，刑事拘留3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16个省、市税务、公安部门已按照上级的要求，认真开办协查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已追缴入库27207147.75元。其余正在积极追缴中。
据齐鲁晚报2002.5.19.报道,由济南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巨额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近日一审宣判,济南一物资公司经理边某、李某、张某等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15年。法院审理认为，2001年初，广东无业人员张某及另一同伙与济南一贸易公司经理李某合谋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利。后李联系到济南某物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边某。同年2月份，4人在无任何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边某公司的名义，先后向北京、上海、广东等16个省市的41家企业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89份，价税合计8863万余元。为冲抵销项税款，张某二人将伪造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848份、价税合计9445万元提供给边某。以上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37份，价税合计1.8亿元。边某在发现进项增值税发票系伪造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协助办案人员将其它案犯抓获。
四是，财政主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对企业制度监督和人员配备方面缺乏指导，导致人员配备复杂化，会计队伍涣散无力。难以发挥会计监督和依法治税的功能。
五是，缺乏审计增值税偷税的方法，导致对征管法贯彻不力。
近些年来，一些企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抱着侥幸心理，通过各种不法途径、手段，大肆偷逃增值税，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目前切实可行的审计企业偷逃增值税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账簿封锁法，是指将被审单位的全部账簿实行预先封锁，再根据需要逐一取出审查的方法。该方法是针对企业惯以设置真假两套账偷税而研究设计和使用的。对设置真伪两套账的单位，如果我们还沿用传统的“要账”方式，想查什么账向会计索要什么账，那么只能就他编造的专门应付你的那一套
“外部账”情况审查，最终也查不出什么结果，这恰好上了企业的当。现在，我们采取比较讲究审查策略的“账簿封锁法”在实施审查前先把装存已用、在用和未用会计资料的档案柜、办公桌抽屉等全部加贴“封条”待查；然后再分步逐本逐册地取出详审细查。这样，就能让被查人隐瞒无隙，辩解无益，所有隐瞒收入的涉税问题便可查个水落石出。
2、成本分析和推算技术，是指审查人员有理由认为企业的材料消耗或销售收入不实时，可以根据会计相关成本资料，沿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分析各指标构成要素和推算其涉税业务的应发生额，再与企业实际发生额相对照，以求得发现疑点，取得证据的专业技术方法。如审查期企业材料消耗明显高于历史水平，由此而导致材料财入的批次、频率和额度相应增加，进项税额偏高。这时，就可以在了解企业的工艺配方、材料市场价格等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审查企业生产成本计算表中的材料消耗的结构和数额，并逐笔审阅材料明细账的贷方发生数额，必要时还应该对材料库存予以盘点，以查明用于非应税项目的材料放出方向及其数额，最后证实企业有改变用途、变卖材料、以物易物等发出而挤入成本又未转出进项税额，或有通过虚列生产消耗达到增加购进多扣进项税额目的的偷税事实。
3、发票对号法，是指在利用“顺差法”审阅企业原始凭证时，对本企业已经开出并入账的“记账联”号码与“存根”号码相核对的技术手段。该方法应用简便，对审查企业隐藏发票偷税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检查时，应首先将直接牵联增值税的《工商业统一发货票》和《增值税专用发货票》，无论数
额多寡，一律将票号顺次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后，看先后是否连号。如果有断号，经核查“存根”又没有“误填作废”，则表明企业有“压票”或隐匿发票的偷税事实。
4、跟踪追查法，是指在审查甲方的涉税购销业务结束后，按照甲方业务中存在的乙方向其书立的或其书立给乙方的凭据为线索，直接跟踪到乙方追查，以考证双方同笔业务一致性和取得延伸审查效果的方法。比如我们审查某农药厂时，发现该厂1999年先后9次从本地一化工厂购进材料共191.87万元，
9张增值税发票共注明税额326179元；到第二个月我们审查该化工厂销售业务时，便拿出审查农药厂时掌握的材料，结果发现有一笔发票开出发票数额28.36万元(含税)的票据没有进账反映销售，另有一张增值税发票比开给农药厂的金额285744.12万元少了235294.12元，减少税额正好4万元。从而证实了该化工厂有不上账和开“大头小尾”发票偷增值税的事实。
5、网络检索法，伴随信息高速公路的诞生，我国经济管理已进入计算机网络时代。税务审计机构应该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增加计算机设备和网络投资，做到与全国各地的税务机关发票管理部门联网。实施税务审计时，就可以在网面上迅速地检索出被审单位接受或开给异地特别是偏远地区单位的发票的真伪性和填写内容的准确性、数额真实性等，从而增强对开假发票、大头小尾发票、空头发票等的辩别和鉴定能力，提高审查的效率。
6、重点抽查询问法，主要适用于对企业利用会计账簿手段偷税的审查。它是指从被审单位的全部经济业务中，确定有代表性的典型业务，通过向有关方面询问以证明涉税业务真实性的方法。比如在审查企业决策时，就可以确定原材料和产成品等项目为重点抽查对象，如果发现“存货”中的期末原材料或包装物数额特别少，经进一步调阅有关账簿，发现在年末最后一个月有“借出”业务，则针对该业务采取面询法(亲临单位当面询问)、函询法(寄信件询问)和电询法(电话询问录音)三种方式，向借用方证明“借”的真伪和数额的大。
需要强调说明，企业偷增值税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各种手段并用，情况较为复杂。所以，客观地要求我们在实际审查增值税业务时，务需将各种方法紧密结合使用，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切忌彼此孤立单用，造成顾此失彼。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向法治经济过渡，依法治税和会计依法办事已成必然趋势。尽量减少会计制度和纳税管理方面的领导意志的干预。这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社会理念。需要会计人员具有高度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业务处理能力，严格按照国际惯例和会计法的要求，提高从业执法水平。
认真对待财税体制与人的关系问题。有人把体制不健全总结为偷税骗税犯罪的根源，这是片面的。体制不完善确实影响会计工作秩序，但领导层的决策是第一位的。因此，领导层是否遵章守纪是制度正确履行的关键。依法治税主要是监督企业领导层是否依法办事。针对上市公司来说，只要单位的领导层依法办事、支持会计人员的工作，约束部属的行为，那么，就不会出现沈阳黎明股份造假帐长达五年，欺骗股民的案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说过：会计监督关键在一把手，要从源头上预防和铲除经济犯罪，避免造假和偷逃骗税，对企业一把手的教育和监督至关重要。刑法及会计法第4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业领导授意、指使、强制会计人员伪造会计资料，编制虚假报告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处5000-50000元的罚款，并给予行政处分。有力的保证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会计人员应提高反假意识，做到不造假，不违章，监督企业领导的经济行为，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当前，实行会计人员政府委派制是加强会计监督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现职会计人员隶属于本单位，切身利益受制于人，极大地限制了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以至大案、要案、窝案和串案严重经济犯罪逐年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法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中国传统税法学理论与实践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即过分强调税收与税法的“义务性”与“无偿性”的特征，为了与之形成对比，作者主张借用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学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以其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为支点与核心，对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与重构，在其中贯彻契约精神的具体体现，即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并以此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主题词：契约精神 公平价值 平等原则 税法之现代化引 言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①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②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一、契约精神——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支点与核心（一）契约精神虽然已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③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二）税收与税法概念新说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相互缔结的契约；当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产生以后，人民与国家又缔结了一个规定彼此基本权利义务的契约，这就是宪法，其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税收是人民获得国家保护所应付出的代价；国家征税和人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通过这种“自愿”进行的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公共需要 论则认为，由于人民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公共需要”无法通过“私人生产部门”来满足，只能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集体的代表来承担公共物品生产者的责任，其资金即通过税收制度来筹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则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虽然，马克思也指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即税收——引者注），又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④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纳税人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的对应。但是，在过分强调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情况下，纳税人的义务被“充分”强调，而与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国家的“义务”被弱化，甚至忽略；导致了在税收活动中纳税人与国家（及其税收征管职能部门）法律地位的极度不平等。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税收学说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而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有效的满足。由此来看，后者应该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所以，在“人民主权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贯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笔者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进而将税法概念定义为：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过程中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等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上述概念与传统税法学理论相比，简单来说，至少具有如下三点不同：（1）涵盖了三方主体，即人民、征税机关和国家，并且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税法则是这双重目的得以实现的有效法律保障；（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因素。（三）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契约精神的体现契约精神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包括了自由、公平和人权等价值内涵。由于前述原因，传统税法学显现出“不平等”、“强调义务”等明显表征，对税法之本质偏差较大，故笔者提取出契约精神内涵中对传统税法学具有根本改良意义的公平价值加以探讨；而公平价值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平等原则。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相比，税收或税法对契约精神的贯彻应当更为直接和深刻。我们可以借助几乎涵盖了税法主要特征及内容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模型”⑤来探求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笔者将税收法律关系概括为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其中，①②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③④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下面，笔者就上述四种税收法律关系逐一分析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1．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就已经是对传统税法学认为的“纳税人又称为义务主体，征税机关又称为权利主体”观点的突破。纳税人因其公法上债务的清偿——纳税，不仅享有要求查询和对纳税信息保密等程序上的权利，还享有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产生的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性权利；征税机关同时也就负有相应的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早就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⑥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⑦；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⑧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讨论对我国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向“服务与合作”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的可能甚至必要。有的行政法学者就论证了“行政法领域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⑨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精神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的可变性需求，随着契约原则的普遍贯彻和契约精神的扩张，通过“社会合意”建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⑩毋庸质疑，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必然也属于为契约精神所渗透的范围。3．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它是指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就国际税收利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对于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类型中，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从形式到内容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参与分配的各个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互相平等的，其税收管辖权是相互独立的；其次，法律关系的各方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后，各方达成合意，签订条约或协定等具有国际性的“契约”，彼此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实，不独国际税法领域内如此，国家“也是世界社会经济这一最大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部分”11，也是按照具有契约精神的平等原则来处理其相互之间事务的。4．税收宪法性关系。它是指人民（纳税人的代名词）与国家之间就税收的宪法性条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这一形式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概言之，人民根据宪法性税收条款，同意并实际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给国家，正是为了使国家（通过政府）能够运用集体力量来保护人民所有的更为重要的其他权利；而人民实际上在因这种保障而产生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状态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补偿——即获得了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人们原本是分别运用自己独自的力量来专门保护也只能保护自己的，这部分力量成为人们必要的利益支出的一部分，但这种保护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税收使得人们用于自我保护力量消耗的那部分利益集中起来汇合成为集体力量；更何况，这一集体力量还发挥了远远超过“保护”的作用——即成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来源。因此，集中起来的资源就比分散于纳税人手中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的交换学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内容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二、中国税法之现代化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 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中国税法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税法系统受较先进的税法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税法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从而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契约精神”（Spirit of Contract）。（一）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中国税法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但在一般意义上而言，“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不过是同一命题的两种叫法。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对所谓的“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事实确实如此，在传统税法学的理解之中，“依法治税”只是指“征税机关（税吏）通过‘税权’来治理纳税主体，使之依法纳税”，同时淡化或回避“征税机关是否应当依法征税”的问题。然而，依法治国的实质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呢？因此，这些学者才指出：“‘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14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上理解的纳税人）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然而，在现代税法学的公平价值理念指导下，不仅征纳税活动是基于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而产生的，而且在包括依法治税在内的几乎所有税收活动中，人民都是最重要的主体，起着主动的作用。实际上，征税机关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8年开始，从国家税务总局至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在每年例行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中，开始提出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税”的口号。当然，从口号到行动还需要不断的、切实的努力，否则就只是又一个“迷惑”纳税人的“障眼法”。（二）税收法定主义——中国税法现代化的立法保障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主义、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在作为依法治税 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的税收法制建设的诸环节中，最需要、也最难体现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环节就是立法。所谓“最需要”，是因为“将法的价值主体与法的价值客体连结起来的是人的立法活动”15；所谓“最难”，是由于一般大众并不直接参与立法活动，与其发生直接联系、触及眼前的切身利益更多的是执法或司法活动，所以，人们一般只强调执法和司法中的公平问题。但实际上，同时作为税收法制建设的起点和终点的税收立法才是根本体现公平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人民同意纳税、同时要求国家承担一定义务的意志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而“税收法定主义”恰恰就是税收立法最基本的原则。1.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的要求。笔者尝试对“税收法定主义”逐词加以语义分析，结果发现，“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主要是以其“税收”和“法”这两个词来回应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其中，“税收”一词，笔者在第一章中已有界定，此不再述。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必须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则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这恰是税法的本质公平之所在），因此，以人民的同意——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税收利益的最终汇总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从而以该不对等的表象而掩盖政府（征税机关）与人民（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的实质。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作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并且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当然，在现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已为普遍之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方面，大量的、占主体的是国务院根据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两次授权而颁布的税收行政法规。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向法治国家迈进的道路上，应逐步加以改正，否则就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2.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具体内容上的要求。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经过比较分析，笔者将其归纳为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共三个部分。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于其中亦或多或少有所体现：（1）税种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一个税种必相对应于一部税种法律；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就没有征收权利（力），纳税主体也不负缴纳义务。这是发生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首要内容。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具体运作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传统税法学认为，税收要素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但现代税法学则认为，税收要素还应当包括税种16和征税机关。后者正是应税法之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而确立于税收要素之中的。道理其实 很简单：基于税法平等适用的价值观念，当然应当在税法中同时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更何况，税收法定主义本就源自于对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的限制，又怎能将其排除在应由税收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之外呢？再者，并非所有税种的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都是一致的，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税务机关，但也包括海关和非税务机关的财政机关等，有必要在税收法律中具体指明。（3）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其实，“程序法定”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正当过程（Due 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17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于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3.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我国宪法第56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并没有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理论中征、纳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然而，在传统税法学以“契约精神”的导入与渗透为契机而向现代税法学转变的过程中，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宪法性税收契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中国税法现代化之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1.反映实在税法既存价值观念的税收法律意识的误区。笔者之所以提出“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乃是因为，基于对实在税法的价值认知而体现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与建立在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基础上理应反映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之间存在着不相吻合、甚至背离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 “税收意识”的表述问题。不论是在传统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使用的都是“纳税意识”的表述，特别是作为主要征税机关的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法教育和宣传时；而这一片面的表述本身就包含了“人治观念”和税务机关“不公平”的法律意识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19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征税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纳税意识”）两个方面；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法律意识”这一概念，目的就在于促使人们在单方面强调“纳税意识”的同时，不要忽略还有另一方面、其重要性可能更甚于纳税意识的“征税意识”。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税收法律意识；而且还必须在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税收意识中同时贯彻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其次，在对我国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众多原因分析中，一般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认为所谓“公民意识和自觉纳税意识薄弱”。固然这的确可能是现实的。但同时不要忘记，作出这种单方批评的前提是“征税主体的征税意识良好”；否则就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0在目前的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税务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不强，与群众法律意识处于同等水平甚至可能因“自我优越感”的心理因素的误导而表现得还不如群众法律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权力意识”。当然，最后，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也的确是个问题。纳税人通常都认为纳税仅是被强加的义务，而非如同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1所以，造成传统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出现偏误的原因不仅有来自于征税机关一方自以为的“优越地位”的意识因素，也有纳税人一方长期被强加以至于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劣势地位”的自我观念的影响。究其根本，就在于作为纳税主体的人民的税收法律意识仅停留在“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理念”的理性层次，对深涵于税法中的公平价值观念尚未清醒地认识和理解。正如笔者前文反复论证的那样，就税收对纳税人的意义或价值而言，表面上看来是其部分既得利益被“强制地、无偿地剥夺”了，税法对纳税人呈现出一种“无价值”甚至“负价值”的表象；但从实质上来看，纳税人才是税收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税收活动的全部和最终意义无非就在于为广大纳税人——人民享受公共服务而筹集资金，这其中，“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22 2.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所谓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来“重构”人们的税收法律意识，是指：首先，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两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平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如果说，这里存在着“不平等”的话，也应该是纳税主体的地位优于征税机关，而非相反。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主体确认自己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主体的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的、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23最后，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上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24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当然，我们无法强求所有作为个体的纳税人的税收法律意识和对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乃至税法价值观的认识都能够达到理性认识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不能放弃孜孜不倦地引导人们这样去做。换言之，我们应当以从整体上重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为主，同时辅之以对税法实践中具体的、单个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的培养和修正。如此这般，才能为我国的依法治税创造良好的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结 束 语对中国传统税法学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加以改良，或曰促进其现代化进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这时，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就凸显其举足轻重性；这也是笔者全文集中对税法之公平价值加以论述的主因。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质上是“标明中国社会法律系统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的历史转型过程。”25税法的公平价值由 其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渐次至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再进而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传统税法囿于“人治法”之局限，只能停留在形式正义的层面上；而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整体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经由实质正义的阶段而向本质公平的最高层面突破，最终必将确立由三个层次共同构建起来的、完整的税法公平价值系统，并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研究提供最急需、最关键的理论支持。26当然，“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一个大题目，同时也限于篇幅，笔者只是在此表达一些粗浅的看法，至于其体系的形成，还有待于日后循序渐成。① 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② 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第38—39页。③ 马新福：《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弘扬契约精神》，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40页。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⑤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100页。⑥ 参见向群雄、徐银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质疑》，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82—85页。⑦ 参见崔卓兰：《论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第61—65页。⑧ 参见陈少英：《试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载《法学家》1996年第4期，第68—72页。⑨ 参见余凌云：《论行政法领域中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第90—94页；以及余凌云：《论行政契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30—35页。⑩ 参见注③，第40—46页。11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13 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载《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4页。14 同上注，第65页。15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16 传统税法学理论之课税要素中不包括税种，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任何一部单行税种法律首先就要在名称中明确其为哪一个税种。当然，在此亦发生“税收要素确定原则”与“税种法定原则”的交叉；但并不能就此将“税种”排除在税收要素之外，而破坏其完整性。17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6页。18 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19 同上注。20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2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22 同注18。23 同注13，第65页。24 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25 刘旺洪、王敏整理：《法制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26 参见李刚：《税法公平价值论》，武汉大学法学院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税收法治；基本理念；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税收法定主义；税法司法主义
法治理念，是关于法治的原理、精神及法治化的操作技术，它构成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法治理论的基本框架[1].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对“法治”作过解释：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2].这可以算作对法治理念的一种认识，一种经典的认识。
在我们今天的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真可谓汗牛充栋，随便翻翻手边的资料就有如下文献：孙国华，《社会主义法治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李龙主编《依法治国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等等。对法治的论述可谓蔚为大观。
从上面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理念的两条基本规定出发，结合上面诸多学者的观念，我们在本文提出税收法治的三项基本理念。一是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二是税收法定主义，三是税法司法主义。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和税收法定主义是对良好法律体系的应对，税法司法主义是对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服从的应对。税收法定主义确保税收法律体系的建立，但仅仅有体系性的税收法律体系不一定就是良好的税收法律体系，用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来进行指引再确保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法律体系是为了实现纳税人权利，从而保证一个良好的税收法制体系。有了良好的税收法律体系之后，要保证税收法治的实现还需要良好的法律体系得到大家的普遍服从，这就需要贯彻税法司法主义，税法司法主义确保纸面的法律成为生活的法律，税法司法主义确保税收法治的最终现实化，当然纳税人本位主义的理念也贯穿税法司法当中。下面我们就分别论述税收法治的三项基本理念。
一、税人权利本位主义
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的含义就是纳税人义务的设置服务于本质纳税人权利——公共产品享受权的实现，征纳机关权力的运行也服务于本质纳税人权利——公共产品享受权的实现。纳税人权利在税收法律体系和税收法治实践里处于核心和主导的位置。具体地体现在纳税人权利和纳税人义务关系方面，纳税人权利和征纳机关权力方面。
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方面，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义务的设置是为了权利的实现。在纳税人权利与纳税人义务的关系方面，纳税人权利是目的，纳税人义务是手段，纳税人义务的设置是为了纳税人权利的实现。权利是第一位的因素，义务是第二位的因素。“在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达的现代社会，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从宪法、民法到其他法律，权利规定都处于主导地位，并领先于义务，即使是刑法，其逻辑前提也是公民、社会或国家的权利。[3]” “权利构成法律体系的核心。法律体系的许多因素是由权利派生出来的，由它决定，受它制约。权利在法律体系中起关键作用。在对法律体系进行广泛解释时，权利处于起始的位置：权利是法律体系的主要的和中心的环节，是规范的基础和基因。[4]” “权利是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权利是国家创制规范的客观界限，是国家在创制规范时进行分配的客体。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5]”
在我国当前纳税人权利主要侵害来自国家权力的背景里，我们对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的讨论可以侧重地讨论纳税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在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上，“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政治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是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间的互相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6]”征纳机关权力的运行服务于本质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是国家征纳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国家征纳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是为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实现。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处于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是良好法律应当具有的性格。从权利本位主义来看待二者关系，公民权利第一，国家权力第二。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权利是权力的本源，即无权利便无权力[7].“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权利）让渡与公众认可作为前提的[8]”，“在终极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9]”。
国家权力属于拥有权利的人民，国家只是权力的行使者，法无授权即无权力，权力只能自由裁量，因而权力是有限的，这个界限就是公民的权利。当代法治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来限制国家权力，一种是规定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范围，明确权力界限；另一种是将国家权力按照一定标准划分，并合理配置给不同的国家机关，进行分权制衡。这些限制国家权力所采取的权力规定和权力制衡的规则的根本依据都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权利不仅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恩赐，更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10].英国政治哲学家格林就认为权利的性质不是根源于国家权力，而是相反。权力是为了实现效果而人为制造的手段和权利实现的一种代价。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应当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
从社会契约的观点来看，国家的目的就是公民权利。国家税收的目的也就是纳税人权利。孟德斯鸠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11]”洛克也指出，“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2]”因此，税务机关的权力是为了实现纳税人权利而运行的。所有这些具体权力的设置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实现税收的征缴，最终实现纳税人公共产品享受权利。
在税收立法过程里，贯彻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体现在如下方面：比如在税收法定主义与实质课税原则冲突时，我们面临把实质课税原则贯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如果我们持纳税人义务本位或者国粹主义立场，我们就会实施经济的实质课税原则，这样就会如北野弘久所说的“冲击税收法定主义的稳定性和预测性[13]”。如果我们坚持民主主义或者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的立场，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法律的实质课税原则。再比如，在保护纳税人信赖利益的时候，我们从纳税人权利本位的立场出发，很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们可以为了信守对纳税人的承诺而破坏征纳权力的效力，我们也可以为了保护纳税人权利而使征纳权力因为时间而失效，等等。
在税收执法过程里贯彻纳税人权利本位主义我们需要改变税务机关权力行使观念。征纳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的观念一直在人们大脑中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地位。税收征纳机关要从原来的“管理”向“服务”的观念转变。征税机关是受国家之托向纳税人征收税款，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所以为纳税人服务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应尽的责任。纳税人通过纳税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实现国家职能；代表国家的政府则必须为纳税人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使得纳税人意识到义务的履行也正是为了实现自己享有国家提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权利。
二、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之于税收法治的意义，中川一郎说“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14].更有甚者，日本著名法学家金子宏教授认为：“税收法律主义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5]”之所以这样，其原因是税收法定原则有着多重的价值蕴含，它承担着把诸多的法治文明成果和理性精神灌入税法的作用，它把诸多的人类一直追求的美好法治价值具体化到税法里。我曾在文章中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税收法定”的多重价值。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税收法定”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从法学的角度看，“税收法定”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和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税收法定”又体现了效率的追求与价值。税收法定是税收法治里不可缺少的基本理念。
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是在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里进行了规定。这也可以作为税收法定成为税收法治一项基本理念的明证。《英国权利法案》申明“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美国宪法》第1条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国宪法》第84条规定“课征新税及变更现行的税收，必须依法律或依法律确定的条件”。《意大利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
关于税收法定的基本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综合学者的不同观点，可以把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前两个原则侧重于实体方面，而后一个原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它们都是税收法定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16].
1、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课税要素是税法构成要素中的实体法要素，是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的必备要件。对于课税要素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通常认为应包括税法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直接关系到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与国家和纳税主体的利益关系重大。因此课税要素法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法是指什么，也各有说法，但我们认为这里要求的是课税要素必须且只能由议会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在税收立法方面。议会依据宪法的授权而保留着自己专属的立法权力，除非它愿意授权其他机关立法，任何主体均不得与其分享立法权力。可见，与课税要素法定原则直接联系着的是“议会保留原则”或称“法律保留原则[17]”。这样，除代议机构之外的其它机构就不能行使税收规则的制定权，行政机关的决议、司法机关的规则、习惯、学理上法律解释都不能成为税收法律行为的依据。
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课税要素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作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歧义。亦即有关创设税收权利义务的规范在内容、宗旨、范围方面必须确定，从而使纳税义务人可以预测其税收负担。这就是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为了做到“课税要素明确”，我们的立法要尽量避免模糊语词的应用。诸如“合适”、“必要”、“其它”等等不应当用来规范人们的税收行为。这样会给国家征税权利的行使造成滥用的空间，也会给纳税人造成不可预期的心理负担。在不得已需要用到模糊语词时，我们要通过严格的税法解释原则和税法解释技术用税法的最终价值是这些模糊语词的意义具体化、明确化。
3、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所依照的程序要素均须经法律加以规定。虽然税收程序法定原则要求征纳双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然而从约束公权力的立场出发，更为关键的和更为侧重的是强调征收机关要依法行政因而征收机关的课征不但须满足程序的合法性，而且不得越权或滥用裁量权对税收事项任意处理。在税收法定的三项基本原则里，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一种实体上的规定，而课税程序法定则是从程序上加以规定。仅仅有实体的规定还无法概括税收法定的全面意思，程序还有它的独特意义，特别是在法治昌明的现今社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里，税收程序法定的规定与前面两个实体的规定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税收发法定不可或缺的价值诉求。
我国目前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贯彻很不到位的，宪法中没有明确的税收法定的规定，税收法规的层次大多停留在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层面，以法律形式出现的税收法规不多，授权立法存在很多不科学不完善的地方，等等。
在税收法定主义的指导下，我们目前需要进行如下方面的努力。要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以及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要制定税收基本法，构建科学完备的税法体系。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要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18].制定税收基本法，是履行税收法定主义的根本前提，因此税法体系的完善就成为实践税收法定主义的关键。要对现行授权立法进行合理化改造。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授权必须遵循“谨慎授权”原则。重要的基本的税法或立法条件已成熟的税法，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不能一概委任立法，以提高税法的效力，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协调国家权力机关立法与委任最高行政机关立法的关系[19].要加强税收立法专业人才的培养，等等。
三、税法司法主义
税法司法主义是指税法司法在税收法治中的意义受到关注和信仰，税法的司法化得到很好实现。税法通过司法得到很好的实施保障，有一整套的税收司法体系，有完善的税收司法方面的程序法，有体系性的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贯彻税收司法独立和税收司法中立原则，使税法实施有坚强的后盾。
没有司法公正就没有法治。法治的双重含义是既要有良法又要有普遍守法。用前面引过的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法治意味着有良好的法律，然后是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循。而法律得到普遍遵循的重要因素就是有良好的司法体系保障法律实施，就是公正司法，司法的公正可以使公众建立对法律的信任。“从实际操作上看，依法治国的重点也是难点表现在，能否建立起严格执法的机制和体制，能否建立严 格执法的正当程序，能否保证制定的法律得到切实的遵守，能否在全社会树立崇尚法律的普遍心理等。”“法治国家的标志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实施法律的决心和能力，而不是制定法律的数量、质量和能力。[20]”法治国家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要由法院来解决[21]，在当下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之路，必须实现司法独立，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22].
既然司法对于法治的意义如此重要，可想而知税收司法对于税收法治的重要性。翟继光博士提出了“税收司法是税收法治的突破口”的命题[23].作者在文中指出，在当下的法治实践里，税务司法在法治发达国家司法里所占的分量是非常大的。许多国家为应付税务案件的大量性和复杂性的
特点，很早就设立了专业的税务法庭和税务法院。我国台湾地区没有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税务诉讼是放在行政诉讼中来进行的（设有专门的行政法院），近几年，台湾的税务诉讼占行政诉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24].在美国，有一整套的税收司法系统。包括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还有方便纳税人小额大量起诉的小额税务法庭。三分之一以上的初审法院有联邦税案的管辖权。美国法律实践还确立了相当多的关于税收司法的原则和具体制度（诸如无辜配偶原则）。在欧洲，法院在税收法治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5].用翟继光博士的话说，没有法院的参与，没有法院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想实现税收法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税法不能司法化，税法是死的。
在我国目前，税收司法主义是缺失的。在税务诉讼中，纳税人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沉默。
除了刑事上的打击涉税犯罪以外，税务行政诉讼罕有发生。关于纳税人告政府的案例几乎闻所未闻。税收行政诉讼低调至极。在我们广大的征纳机关和纳税人眼里，我们的税法是“税收之法”，是“征税之法”，不是“税支之法”，不是站在纳税人立场上的“权利之法”。
造成我国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我国的司法建设不到位，影响到税收司法的建设。然后是税收司法自身的原因，缺乏专业的税务法官，专门的税务诉讼机制没有建立等等。为了贯彻税法司法主义，切实保障税法的良好实施，我们应当在多方面加大努力。要树立税收司法主义的理念，认识到司法对于法治的意义，认识到税收司法对于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法治的信仰对于法治的意义非同寻常，“法律必须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6]”。税法司法主义的理念也要提高到为我们所信仰的程度。我们应当在信仰税法司法主义的基础上把税法司法主义的理念贯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里，用来指导税收法治建设的任何行动。首先是要加强整体的司法建设，推进当前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实践，为税务司法建设提供良好的大环境，没有良好的大司法环境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税收司法状况。然后是对于税收司法，要尝试建立税务法庭，提升税务司法专业化水平，建立税务警察制度，为税务司法制度运行提供保障，提高纳税人通过税务救济维护权利的意识，努力提高税务司法人员素质，加大专业税务司法人员的培养，建立专门的税务诉讼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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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燎原著：《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l页。
[2]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3页。[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2页。
[3] 张光博、张文显：《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求是》1989年第1 0期，第24页。
[4] 马图佐夫：《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苏维埃国家与法》1983年第1期，第 21页。
[5] 孙国华：《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时代论评》1988年创刊号，第7 9页。
[6]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7] 严军兴：《略论权利与权力之关系》.
[8]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62页。
[9]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69页。
[10] 吕继东：《宪法：权利和权力》，参见2002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
[1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页213.
[12]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页88.
[13]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0页。
[14] [日] 中川一郎《税法学体系总沦》，第83页，载《当代公法理》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07页。
[15]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16] 张守文 《论税收法定主义》，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59页。
[17] 同前引。
[18] 覃有土、刘乃忠、李刚：《论税收法定主义》，中国民商法律网 访问时间：2006-4-23.访问地址：
[19] 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
[20] 胡云腾：《论 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第157页。
[21] 韩世远：《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
[22] 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山版社2000年5月版，第8页
[23] 翟继光：《税收司法——税收法治的突破口》，中国财税法网，
[24] 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 （台）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页。
关键词：私法本源私人财产权现代税法学税收法定主义
一、引言
在新中国，税法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至今已有十六、七年的时间。相对于其它法学学科发展的蓬勃态势，税法研究却仍然以“税收制度研究”的面目在税收经济学的圈子里“邯郸学步”；只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涌现出了一批真正具有法学意味的研究成果。虽然已有学者对此作了诸多原因分析，但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乃是传统税法研究缺乏自己的基本理论，以至于今日能否被称为“税法学”尚存疑问。——这是传统税法研究面临的最大理论困境。
在学者们孜孜以求解决之道时，税法与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浮出水面，吸引了大家的笔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税法学研究的重点与前沿问题。本文拟就税法与私法之间何以能发生关系、即其本源问题，以及税法与私法关系研究之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铺路垫石而起引玉之效。
二、税法与私法关系之本源——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
我国传统税法研究，强调税法乃是强制、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其主要功能在于“财政功能”——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获得，对纳税**利的保护被置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税法得以借国家政治权力，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恣意侵犯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以致（征税）权力超越了本应作为其本源的（纳税人的）权利，并异化而为权利的对立面。①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是一种“侵犯”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侵权法”；其与以“维护（财产）权利”为宗旨的私法——“维权法”自然形成对抗，而无从加以联系。
然而，被西方税法学界奉为圭皋的税收法定主义乃源于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其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与维护人民之人身权利的“罪刑法定主义”具有同等地位，甚至被认为“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立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②所以，税法亦应为“维权法”。但是，税法与私法欲有异曲同工之妙，尚需两个基础或前提条件。
（一）市场经济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
前提条件之一在于对“私人财产权”③的确认；我国传统税法研究一直忽视、甚至回避税法与私法之间关系问题的主要原因或者障碍亦在于此。
众所周知，自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一次以民法典的形式确认了“所有权神圣原则”以来，该原则就被其后各国民法典奉为金科玉律而为效仿，成为私人从事经济交易的前提之一——享有交易物之所有权的重要保障，其与“自由和平等原则”以及“契约自由原则”一起，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厥功甚伟。
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要求“所有权神圣”，与其“租税国家”①的性质有关：现代国家财政收入既赖税收，则须赋予私人以财产权，以其自由交换而产生收益，再由国家通过征税“分享”之，所以，“国家自己不必取得公有财产或经济公营事业，财产与营业得以完全私有，国民之纳税义务本质上是其营业自由与职业自由之对价。没有纳税义务，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②故资本主义实为“无产国家”，意指国家无产、而私人有产，国家藉由征税分享私人之经济收益以为国用，又可名为“租税国家”。③其实，现代国家之“租税国”性质，早在卢梭那里就已有体现，他认为：“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④
我国也强调“所有权神圣”，但却是“国家”所有权神圣，而非“私人”所有权神圣。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一直不承认或不言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乃缘于其“所有者国家”或称“企业主国家”性质：社会主义既为无产阶级之主义，而无产阶级无资产，亦即无负担税收之能力，故对其课税有违社会主义本质；但国家仍需国用，在无税收来源的情况下，只有国家通过自己掌握资产并加以经营来获得财源，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公有制（所有者国家），强调国有企业（企业主国家），皆源于此。在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名义下，税法维护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公权（力），而非本来意义纳税人的私权（利）。
“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租税乃资本主义制度下之产物，负担难趋公平，贫民所受压力甚大，遂对租税加以抨击，主张以国营事业之收入代之。但自苏俄试行以后，世界各国尚无敢悍然废止租税者。”⑤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相比，因其产权不明晰的特性而有致命的弱点，这从我国国有企业先上缴利润、后“利改税”、最后只纳税，而国有企业改革二十多年来屡改屡败、最后国有经济成分不得不逐步从竞争领域退出的一系列事件中均可获得例证。而“私有财产则天然地具有人格和人格化的意志，人格化意志之直接驱动和约束、对利益最大化之追求，使得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天然地相吻合”⑥。既然我国早已抛去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之疑虑而厉行之，则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当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所有权主体总是处于不确定状态，市场交易之物随时有被追索之危，交易安全也就永远无法保证。事实上，我国已有学者认为：“国家的存在和居民独立财产的存在是税收产生的根本原因，……。居民独立财产的出现是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内因，国家的存在是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外因。”⑦只不过该学者对“居民独立财产”却语焉不详，其实就是“私人财产（所有）权”。
需要说明的是，承认“私人财产权”并非否认“公有制”，更非主张“私有制”；私人财产权与公有制绝不矛盾，公有制下亦需承认私人财产权。此“私人”乃指依私法规则，而得为自由交易主体之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与非国有性质之法人自不待言，即便是国有企业等国有性质法人，若无此意义上之“私人财产权”，恐也难以正常参与经济交易活动。传统税法以“所有权之让渡”说明非国有性质纳税人的纳税行为，而以“支配权之移转”概括国有性质纳税人之相同行为。因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国有性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二者皆为国有，故税款在二者间之移转，不过是同一所有权人之下占有主体的变更。其实，对此可供类比的最佳例子是民法上有关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当事人之间通过买卖合同转移的是否为财产所有权的争论。归纳起来，理论界对此有五种意见：一是经营管理权，二是占有权，三是用益权，四是持有权，五是法人所有权。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第一种，这与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是保持一致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买卖合同的本质属性，买卖合同转移的都应是财产所有权，况且，全民所有制单位依法享有的经营管理权，在流通领域中和所有权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因此，从理论和法律的形态上说，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买卖合同转移的是财产的经营管理权，但从实践的角度讲，转移的则是财产所有权。①
笔者比较赞同上述观点。事实上，即使同在全民所有制性质单位之间，亦存在着为其各自专属专用的所谓“国家私产”或称“国有主体专用财产”②：在德国，根据“公法法人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理论”，公共权力机构所享有的所有权，只能是一种私有权，即这些主体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并行使的所有权；而且各公法法人的所有权都是独立的；③在法国，行政主体的财产则分为公产和私产，后者适用私法规则，其争议由普通法院而非行政法院管辖。④由此，笔者认为，传统税法以“所有权”与“支配权”之差异而对国有与非国有性质的纳税人区别对待，不仅有违税法的公平原则，而且与法理不通，实属多余。因此，不论是从理论、立法或是实践的角度出发，亦不论纳税主体性质之国有与否，都应当认为其转移给征税机关的是税款的所有权；其前提仍在于纳税人对其作为税源之财产享有权利，亦即其“私人财产权”得为法所确认，国有企业概莫例外。
总而言之，现代国家概应为租税国家，而以税收为获取国家财政收入之主要手段；既然要获得稳定、长期的税收收入，自应保持税源的丰足无虞。故首须确认作为税源之所得与财产的所有权，否则，财产流转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纳税主体与课税对象更无从设定。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之肯定、财产权归属之确认及交易规则之遵循为构成要素，其理亦在于此。唯有在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使财富能够自由交换用于生产投资，进而增长获利，才有国家财源之持续供应。倘若既不承认“私人财产权”，又一味扩大税收规模，无异于竭泽而渔，故有学者言之，“没有经济，哪有财政？…藏富于民，培养税源，才是正常的办法，才谈得上‘提倡’二字。”⑤
（二）依法治国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
前提条件之二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或者说在承认“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对之加以保障。仅承认“私人财产权”，却又任由国家税权随意侵入而不加以足够保护，恐适得其反。故须限制公权的肆意扩张，并排除公权侵犯私权之可能性：此在国家而言，为依法治国；在税收而言，则为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乃是一脉相承，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依法治税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核心，其理在于：倘治税所依之“法”，仍是“侵权法”，则无异于法律工具主义之“人治”观，故有学者指出传统税法所强调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⑥；若为“维权法”，则当有依法治国之实质在税收领域“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体现，纳税人于是成为依法治税的主体，而税权和税吏才是依法治税的首要对象。而该所依之“法”是“维权”抑或“侵权”，全在于是否恪守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其法理基础在于：人民（通过代议机关）与国家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转让自己的部分财产权利以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供国家组织“公共服务”或提供“公共产品”所需；国家与人民之间由此建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人民因纳税——其税收债务的偿付，从而获得要求并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因征税——其税收债权的满足，也就同时负有提供与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义务。而唯一前提便是人民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代议机关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⑦这种“同意”就是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近代以来，税收法定主义也正是首先在西方各国宪法中得以确立，成为人民和国家在税收方面达成合意而为“契约”的最佳表现形式。
税收法定主义既为限制国家税权而存，反面言之，亦为保障纳税**利而设。“若从现代税法体现的**意识出发，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①依笔者之见，税法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从经济法注重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税法确是保证公共服务所需财政收入之法，但公共利益乃由个体利益汇聚而成，不关注以私人财产权为代表的个体利益，公共利益遂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行政法的角度而言，税法更应秉承其“限权法”或“控权法”之性质，将规制重点置于征税主体之税权。同时，税法又是公法与私法的交叉领域，与其上位法——经济法同具公私混合法的性质，因此，税法与私法实为殊途同归：私法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直接确认和保障，而税法则是通过控制税权而对私人财产权利的间接确认和保障。
若宪法仅规定纳税人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如我国宪法第56条、台湾地区“宪法”第19条）或“依法律之所定负纳税义务”（如日本宪法第30条），则类似条文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学者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种规定明文揭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意旨，②或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该规定亦有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③另一种则认为，该规定仅说明了公民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因而无法全面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④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无疑仍是传统税法理论轻视纳税**利保护的体现；况且，我国1982年宪法制定时，立法机关制定上述条款本无体现税收法定主义之意。⑤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这一点当无疑义。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或在将来制定《税收基本法》时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既为法治国，必同时为租税国；⑥反之亦然。只有以“治权、治吏”为宗旨之法治，方可控制国家税权于正当、合理界限之内；反映于税收领域，则为税收法定主义及以之为核心的依法治税。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无法律无罪，无法律无罚”之罪刑法定主义与“非依法律无赋税”之税收法定主义两者，“实为今日法治主义之两大枢纽。”⑦
（三）小结
现代国家作为租税国家，在放弃由自己占有并经营财产以获得收益（财政收入）、即所谓“所有者国家或企业主国家”角色的同时，必然要通过税法制度“分享”私人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以维持国用；而私人经济主体欲安全享有其财产，并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加以经营盈利，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纳税，以获得国家的保护。于是，基于共同的对象——私人财产权利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关系，税法作为公法，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表面上，税法表现为以国家“公（财政）权力”对“私（财产）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而民商法则表现为对“私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二者之间似乎是对立的。但纳税人依法缴纳的税收同时也是为其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而支付的“对价”。所以，在内涵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治的宪法理念下，相对于民商法是从横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平面保护——“第一次保护”而言，税法其实是从纵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立体保护——“第二次保护”，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重要的保护。⑧
三、税法与私法关系研究之意义——中国现代税法学之创建
受私法规范之对象——财产，同时即为课税之对象，故基于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税法与私法之间实有内在而广泛的关系存在，二者皆可由此互相渗透。故笔者主张，可乘此良机，促成中国税法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之转变，创建中国现代税法学。
中国税法（学）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oftaxlaw）的实现；这是一个大题目，非本文所能解决。但就“税法与私法关系”此一选题而言，其对中国税法现代化之意义，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观察。
（一）突破传统税法研究的理论困境，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契机建立中国现代税法学的基本理论——本选题的理论意义
纵观新中国税法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种充满了“斗争与对立”、突出强调“国家权力”的观念已由最初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外部对抗关系异化成为“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内部矛盾关系，从而导致了传统税法理论中一系列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那么税收就不可能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财政经费；如果说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那么要被统治阶级也缴纳税收供镇压自己所用，似乎更不可能。反观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理论及其税收理论，从“契约”、意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角度来解释国家与税收的产生，使国家与人民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对税收问题达成一种和谐统一的观念（税收法定主义），并进一步引申出人民对公共服务之需要的权利，以及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之义务的一种双向法律关系；其中反映的是“交换”、“对价”和“权利义务等量”等来源于私法自治的观念，体现了纳税**利作为租税国权力本源的实质，贯穿始终的则是以“自由、平等和权利”为内涵的“契约精神”。一为“斗争”，一为“团结”；一为“对立”，一为“统一”。两相比较，后者似乎能够给中国传统税法研究带来走出困境的一线光明，能够为整合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尤其是纳税人与作为实质意义之征税主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一条可行的理论途径。
因此，私法原理可经由私人财产权及其关系延伸至税法，比如，对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性质的分析，从物权法、侵权行为法和债法的角度对税收行为之私法性质的探讨，“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私法基本原则在税法中的运用；反之，税法亦影响私法原理，比如税法对“所有权绝对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税法对私法主体形态演变的作用等等。因此，笔者主张，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契机，并以社会契约论的合理内核——契约精神为支点，来反思并进而修正和完善我国传统税法研究与实务操作，从而推动我国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框架的形成。①
（二）摆脱传统税法研究之“税收学附庸”地位，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基础完善中国税法的具体制度——本选题的实践意义
有如前述，传统税法研究由于缺乏自身合理的理论基础的支撑，因此表现为对税收经济学从理论到制度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完全的照搬照用，以至于“税收学附庸”地位成为其一贯的“特色”，直至今日，这种“寄人篱下”之地位仍然未有大的改观。如果说，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契机建立起中国税法研究基本理论框架是其真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完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之任务的根本标准的话，那么，能否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基础完善中国税法的具体制度则是其脱离税收学附庸地位的具体表现。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民商事主体形态日益增多，民商事交易形式逐渐多样化的今天，依然“植根”于税收经济学的税收制度在保障纳税人基本权以及有效发挥其财政作用等方面，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方面，税法要充分尊重私法自治，在准确理解和适用私法制度的前提下设计税收的主客体、环节、征管等具体制度，合理分享私法主体的经济收益；同时还要正确处理私法主体权利与国家征税权力之间的关系，避免国家税收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不正当地侵入私法领域，限制或剥夺私法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扭曲商品的流转关系从而破坏作为租税国家之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关系。比如，借鉴私法中的债法理论与制度分析税法上的税收债权债务，如何在确保税收优先权的同时减轻其对私法担保物权制度的冲击，如何运用法人本质学说合理解释双重征税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在民商事主体滥用私法自治，以脱法行为逃避税收负担（即租税规避行为）的时候，税法则要在其制度中充分结合某些私法制度，例如法人格否认制度、代位权和撤销权等，透过私法行为的表面发现其实质的经济意义，并课以准确的税负（即实质课税原则），体现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私权利”的合理干预。
总之，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基础完善中国现代税法具体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确认和保障作为纳税人的私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利，约束和规范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和征税机关的征税权力，更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寻求纳税**利与租税国权力在法治层面的协调和一致，从而使税法与私法能够统一于法治国的宪法指导理念之下。
（三）超越传统税法研究的学科局限，拓宽研究视野，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起点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本选题的方法论意义
一个学科要从“独立”走向“成熟”，“当然要致力于本部门法、本学科研究，要‘钻进去’；但也需要顾及相关和相邻的部门法和学科，要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此，有时需要‘跳出来’，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统观整个法的体系和法律学科体系的全局，在全局中把握…”①。传统税法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税收学意义上）制度层面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比较研究，并未形成自身系统的研究方法。
仅仅局限在某一部门法自身，容易使研究陷入“规则解释”或“注释法条”的简单表层，对理论研究虽有必要，但不应成为研究的唯一方式甚至全部内容。特别是对于税法学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在比其他成熟学科晚了几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发展的劣势下，要想尽快赶上，必须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要成熟起来。事实也已证明，中国税法学要由“传统”走向“现代”，就不能不正视其与他法学学科，比如法理学、宪法学、民商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甚至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非法学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我们不妨就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研究作为中国现代税法学研究方法系统化的起点，而且也是其理应起点。这种“关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定位主要就是“比较”。例如，纳税人与私法上的“人”、税收债权债务与私法上债权债务的异同，当私法上的所有权与税法上的所有权不相一致时对纳税人的确定等等。其实，即使是以“税法与私法的关系”为中心，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税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关系的探讨，这种“关系研究”又不仅仅限于比较，还包括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引入和借鉴。无论如何，笔者都希望能通过税法与私法之间的“关系研究”带动对税法与他学科之间广泛关系分析的全面展开，从而拓宽现代税法学的研究视野，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四、结论
物质财富——财产，不仅为人民生存之根本，亦为国家发展之基础，其对二者之重要性本难分轩轾。民富才能国富，倘私人财产得在为法所承认并保障之基础上，通过自由市场体制而流转获利，则国家以“公权力”为后盾，凭“公共利益”之名义分享私人财产之收益以支国用，倒也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相对于人民而言，国家总是居于强势地位：国家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②；而公共利益一旦从个人利益中分离出来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与作为个体的单个社会成员来说难以形成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此即税收之无偿性所在）。因此，本应为一体之国家及其利益与人民及其利益又分离开来。公共利益虽应优于个体私人利益，但其前提在于，个体私人利益获得了相应足够的保护，但在我国目前税法中却付之阙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削弱了私法对财产权的保护。症结就在于传统税法尚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之理念。
从市场经济对财产所有权之确认，以及依法治国（依法治税）之宪法意旨对权力掌控之角度来看，税法与私法之关系，本质上应为统一。传统税法研究既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的高效运行”作为其自身立场，因此必然以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利作为代价，于是作为“侵权法”的税法与作为“维权法”的私法难免产生对立。如果将税法的基本立场转变为“以纳税人（财产）权利为中心”，则税法与私法之关系自可一统而无疑义。此一立场之转变，在立法方面，应以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宪法性原则之明定为先声；在理论研究方面，或可以笔者主张之“中国税法之现代化”为目标；在实务方面，不妨以税法对私法制度之引入与借鉴为途径。
反观当今税法学研究最为发达的德国和日本，基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税法的研究甚至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德国，有以奥特·麦雅（ottomaery）为代表的租税权力关系学派，以阿尔巴特·亨塞尔（alberthensel）（一译“海扎尔”，故又被称为“海扎尔税法学”）为代表的租税债务关系学派；①在日本，有田中胜次郎的官僚税法学，中川一郎的市民税法学，北野弘久的税法解释学（亦被称为宪法税法学或“北野税法学”），②金子宏则以“税收法律关系”为主线、注重从私法角度对税收实体法作了阐释。在我国，税法最先进者应属台湾地区；台湾学者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引入了德国和日本的税法理论与制度，并以此为基础使台湾地区的税法与私法在理论和制度方面都达到了比较和谐的统一，同时也就深化了税法理论、完善了税法制度。相较之下，我国大陆地区的税法学研究不禁让人有些汗颜。如此，则“税法与私法关系之研究”不失为一契机，或可改变中国传统税法研究不合法理、落后时代的旧貌，若进而还可迎来中国现代税法学之新颜，乃至百家争鸣、流派纷呈之势，则幸莫大焉。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漆多俊教授。
①参见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②[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③本文所谓之“财产权”，泛指以所有权为主的有关财产的各种权利。
①“租税国家”（steuerstaat，taxstate）一词最早见于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918年所著《租税国家的危机》(diekrisedessteuerstaats)一书；后被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用来作为指称一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依靠租税的体制的宪法学概念。参见[日]北野弘久：《日本国宪法秩序与纳税者基本权——租税国家的宪法保障装置》，陈刚、雷田庆子译，《外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②葛克昌：《社会福利给付与租税正义》，《台**学论丛》1996年第25卷第2期，第149页。
③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台**学论丛》1996年第25卷第4期，第71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104页。
⑤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6页。
⑥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⑦徐孟洲主编：《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①参见余能斌、马俊驹主编：《现代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482页。
②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第196-197页。
③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④参见舒适：《法国公产制度介评》，《外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8页。
⑤参见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上册），第76页。
⑥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5页。
⑦[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①陈刚：《宪法化的税法学与纳税者基本权——代译者序》，[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②参见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载《当代公法理论》，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90页。
③参见[日]中川一郎：《税法之最高原则与税法之解释及适用》，郑玉波节译，载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作者自刊，1983年第4版，第565页。
④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59页。
⑤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于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由谢怀栻研究员介绍到我国来的，而现行宪法在1982年制定时当然无从体现尚未有所认识的税收法定主义。参见谢怀栻：《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参见葛克昌：《社会福利给付与租税正义》，第149-150页。
⑦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第547页。
⑧正如我们把民商法视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第一次调节”，而把经济法作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第二次调节”一样。如果从所有“公权力”均本源于“私权利”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以认为，公法亦导源于私法，公法对私法领域的介入以及私法对公法领域的渗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私权利”。参见漆多俊：《论权力》。
①参见李刚：《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未刊稿）。
①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114页。
一、立足经济抓税收，实现经济与税收的协调增长。税收经济观认为，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税收与经济互为作用，互为影响，税收在来源于经济的同时，也积极地影响经济，税收政策必须积极介入宏观调控，税务部门应当积极致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建立稳定增长的收入机制，积极发挥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职能，不断完善维护效率与公平的分配调节手段。因此，立足经济抓税收，不是追求一时收入的高速增长，而是在谋求税收增长上走规范之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推进税收工作论文路，求效率之便，务质量之实，谋长远之计，确保税收收入质与量的统一，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增长，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组织收入工作上的具体体现。立足经济抓税收，就必须从经济增长着眼，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加强税源建设，努力培植新的税源。同时，从加强征管入手，以税源管理为基础，认真实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强化税收管理员责任，强化纳税评估，将潜在税源转化为现实税收，既不寅吃卯粮，提前征收，也不寅吃卯粮，延缓征收，既注重税收数量，又强调税收质量，既服务经济发展，又增加税收收入。
二、立足法治抓德治，实现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和谐统一。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推进税收工作论文要求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灵魂。实现依法治税，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执行好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真正做到规范执法、公正执法。以德治税是新形势对税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新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推进税收工作论文时期税收工作的重大创新，是以德治国方略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以德治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征纳关系的要求，与依法治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的同时，要加大税收宣传力度，加强对公民的税收意识教育，广泛宣传依法经营、诚信纳税的先进纳税人，以正确的导向引导纳税人，以严格的执法规范纳税人，以先进的典型鼓励纳税人，不断增强全民的纳税意识，保护纳税人权益不受侵害，实现税收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三、立足务实抓管理，实现管理与创新的同步提高。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推进税收工作论文与中国新的发展实践有机结合的发展理念，它立足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税务机关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紧紧结合税收工作实际，立足查找税收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按照破解难题的思路，寻找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务实措施：一是要紧紧依托依法治税的思想，全面加强税收综合治理工作，使税收工作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和谐推进；二是要借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深挖问题致力破解，不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升级升位，使税收征收成本不断降低，社会满意程度不断提高；三是在工作中要树立细节意识，善于从小问题入手，解决大问题；善于用哲学的眼光，从正反两个方面思考工作；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要多考虑结果的负面影响，力求做深做透，不留后遗症；四是要加强税源管理工作。税源管理是税收征管的核心，是组织收入的源泉。要紧紧围绕税源管理做文章，向税源管理要思路、要成绩、要效率。重点要加强户籍管理，强化征管基础；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强化内部责任；围绕数据分析评估，利用经济指标，分析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的关系，创新管理模式和考评奖惩机制，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要收入，更好更快地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四、立足工作抓队伍，实现税收工作与干部发展的相互促进。科学发展观充满科学精神，其中“以人为本”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这就要求我们自觉遵循运用客观规律，推进和谐社会有序向前。税务工作的宗旨是“聚财为国，执法为民”。“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所依托的内部是税务干部职工，外部是社会和纳税人主体。因此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前提是要使全体税务干部认真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自觉去实践。措施是推进人文管理，强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工作氛围。作为税务部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 间存在差异是难免的，但恰恰是有差异，才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作为税务机关推行人文管理的重要性，要以开展国税文化、廉政文化为抓手，深层次地发掘个体优势，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提高人，提炼具有地区特色的国税精神，形成个人的、团队的、集体的税务文化精神。对外要倡导团队服务意识，关心纳税人利益，用法律的武器构建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用服务的手段帮助纳税人在经营管理中创造最大的价值；在税收环境中推行互动式服务，角色互换式思维，努力塑造协调平和的税收环境。
五、立足长远抓培训，实现税收收入与队伍素质的同步增长。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税务干部队伍是税收工作的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推进税收工作论文根本保证，也是科学发展观对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给税收管理带来诸多难题，这就要求有一大批政治合格、业务熟练、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国税人才队伍。因此，在经济活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条件下，要实现对经济税源的严密控管，确保税收收入的有效增长，就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大力实施科技兴税、人才兴税战略，强调素质教育，推行终身学习，实现干部教育由注重学历教育向综合能力培训转变，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一是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将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从学历教育转向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上，一方面要结合各类征管软件的运行、应用，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岗位练兵，在提高干部软件操作应用上下功夫、在提高干部对法律法规相关内容以及流程运行的了解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加大对干部学习的指导与督促，通过激励与压力并举的方式不断提高干部学习的紧迫性，从思想上激发干部的学习自觉性。二是要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通过岗位能力教育培训、奖惩激励措施等多管齐下，营造一个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多层面、全方位、立体式人力资源开发格局，营造不拘一格开发人才、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良好工作氛围，做到“注重实绩用干部，注重能力素质用干部，注重发展潜质用干部”，使努力工作者得到尊重和认可，催生组织内部良性的竞争机制，全面激发、调动干部自觉“充电”的热情、投身工作的激情，焕发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为税收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 纳税人权利 依法治税 关系
一、 纳税人权利的构成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相应的就享有纳税人的权利。税收法律关系的两重性决定了纳税人的权利可以从微观层面也就是纳税人对征税机关的权利和宏观层面也就是纳税人对国家（政府）的权利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微观层面。纳税人权利是指纳税人根据税法的确认和规范，在服刑其应尽纳税义务的过程中可以依法作出一定行为或布做成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征税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从而实现自身合法利益的可能性。
我国纳税人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的法定权利，根据2001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八条规定了6项纳税人权利，分别为纳税人的知情权，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秘密信息权，税务机关应依法保守纳税人的隐私或商业机密，除非法律有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税务机关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漏纳税人提供的资料；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纳税人依法享有法定的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有陈述、申辨权。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申请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权，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有控告、检举权。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控告和检举；有受尊重权。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尊重和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纳税人有选择纳税申报方式权。纳税人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选择纳税申报的方式，诸如直接到税务机关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纳税人有限额纳税权。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发现的可以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五十九条规定了纳税人有要求出示证件权。税务机关派出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二）、宏观层面。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是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消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权利，是纳税人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作为人“生而有之、不证自明” 的权利，它往往以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享受公共服务权。基于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纳税人履行了纳税义务，就应有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权利。
2、民主立法权。税法的制定应体现人民的意志，税法的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应给人民提供充分表达意愿的机会。
3、税款使用决定权。国家征收的税款的用途不应由政府任意决定，其使用决定权应最终取决于纳税人，并由人民的代议机关行使。
4、民主监督权。纳税人对税收权的行使、税款的用途和使用过程等有监督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以上两方面就是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只有让所有纳税人都全面、完整、充分地享受上述权利，才能够真正发挥税法作为市场宏观调控法的职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促进作用、保障作用和制约作用，依法治税的精神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体现。
二、维护纳税人权利对推进依法治税的作用
（一）、维护纳税人权利是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变革，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依法运行的问题，从而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即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精神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指依照有关的法律管理税收，即实现通常说的征税遵从和纳税遵从，指征纳双方自觉遵守税法，自觉履行税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纳税人的权利大多是税务部门的义务，推进依法治税要求税务机关和税收人员按照税法的规定，正确履行义务，自觉维护纳税人合法权利。首先依法治税的基本要求是维护税法的权威性，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纳税人既要依法纳税，正确履行纳税义务，同时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也要必须得到承认、尊重和受到保护。其次，依法治税要求必须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完善现有的税收法律体系，其中包括在法律上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三，维护纳税人合法权利是税收立法原则的体现。税收立法基本原则之一是税收信赖合作主义原则，税收信赖合作主义原则是民法“诚信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引申，他要求征纳双方要建立相互合作、相互信赖的平等关系，正确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第四，维护那属私人合法权利是世界上法制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国际税收管理的一条重要经验。世界法治国家都把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固定，并写进宪法或其他法律，或颁布专门的法规文件。如著名的美国1988年颁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加拿大《纳税人权利宣言》；澳大利亚1997年颁布了《纳税人宪章》，并在税务局内部设有独立的“问题解决服务处”，除此之外他们还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纳税人实现应有的权利。
（二）维护纳税人权利是实现依法治税的重要步骤
目前纳税人自觉履行纳税义务意识不强，是依法治税进程中一个突出问题。培养纳税人税法遵从意识、提高履行纳税义务的积极性，是推进依法治税进程中必须认证解决好的问题。诚然，纳税人的权力是建立在其纳税义务基础上的，是以其履行纳税义务为前提的，但税收实践证明，确认并维护纳税人合法权利，有助于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认同感，进而提高税法遵从意识。因为，从纳税人观点出发，其正当的权利得不到确认和维护，会影响
他对整个税法体系和税务执法的公正评价，有碍于自主纳税意识的培育和自觉自愿纳税纳税习惯的养成。造成消极、被动的纳税心理，严重影响了其税法遵从仪式。在推进依法治税过程中，我国应适应国际习惯和加入wto的现实，确认纳税人的权利，并健全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确保纳税人权力落到实处，才能促使征纳双方养成互相配合的良性互动关系，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仪式。这是推进和实现依法治税的重要步骤。
此外，确认并保护纳税人权利，可以间接地对税务机关权利进行监督制约。通过健全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并通过宣传辅导使纳税人在征纳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清楚自己应享有的权利，使其有效的报护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侵害，能够促使税务机关依法履行对纳税人承担的义务，不断规范税务税务执法活动。国外的实践证明，这种简接的监督是非常有效的，他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滥用职权行为的发生，促进依法治税。
三、我国纳税人权利现状及形成原因
（一）、认识上的偏激导致纳税人的权利人的身份长期被忽略。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税法理论研究和税收立法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如何设定纳税人的义务，而忽略了纳税人的法定权利，并且在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征纳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认识”，这种认识认为，代表国家行使税权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征税主体享有单方面的征收权利，其义务不过是正确的行使征税权利，权利大于义务；而纳税主体则只负有单方面的缴纳税款的义务，其享有的权利只是正确履行纳税义务，义务大于权利。这种理论虽有利于强化税务执法和税务机关组织收入职能的发挥，但在客观上给无视纳税人法律地位，不注重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理论的偏颇之处是把税收法律关系当作税务行政关系的简单描述，混淆了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二者的区别。当然，片面理解和过分渲染了税收的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是纳税人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的认识上的另一误区。
（二）、传统因素和现实的影响使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不强。权利意识是指特定社会成员对自我权益和自由的认识、主张和要求，以及对他人这样认知、主张和要求的社会评价。权利意识的强弱，受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影响。
改变观念，确立征纳双方平等法律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加入wto,“征纳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传统观念必须抛弃，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必须植入新的理念。征纳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应该有谁居主、谁居从之分，征纳双方的关系应当建立在互相平等、尊重、诚信的基础上，税收法律关系要始终体现平等的观念，为此，要通过税收立法来确定纳税人权利，具体分配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税务机关行使职权的范围，不得超过国家宪法和税法规定的范围。在实际税收征管过程中，税务机关应自觉转变观念，树立与纳税人平等意识，尊重并维护纳税人的权利。
（二）改进税收宣传，培养纳税人自我管理能力，确立纳税人权利意识。我国从依法治税的现实出发，针对纳税人缺少法律观念和纳税意识不强，在税收宣传、教育上过于注重，纳税义务的宣传教育，忽视了纳税人权利的宣传，税务部门历年来在税法宣传月的主题的确定上，就是这种宣传思路的具体体现。对此，必须予以改进，一是加强对纳税人税法宣传和辅导培训，使纳税人及时了解税法的立、改、废情况，正确理解税法的原则和精神，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在内容上，要在注重纳税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应增加“权利”意识的宣传教育，使纳税人自己明白自己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明白自己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知晓纳税人的权力是公民权利的重要体现。三是在宣传方式上，要从纳税人的角度，用循循善诱的方法，争强其权利意识，引导和培养纳税人自我保护、自我管理能力。
（三）完善法律，健全机制，为纳税人权利提供切实保障。今后应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纳税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新修订的征管法对纳税人的权利的明确有了较大的进展，明确规定了纳税人的知情权，保密权，申请减免，免税和退税权，对税务行政决定的陈述、申辩权，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请求国家赔偿权，对税务违纪、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权，但仍不够，应对其进一步修改、完善和补充，并减少弹性，使之更具有适用性、稳定性，便于操作，争强刚性。应尽快颁布税收基本法，或颁布专门的纳税人权利法案，对主体最基本的权利义务，行使权力的要件、程序，以及他们违反税收法律所应承担的经济、行政、刑事或者其他法律责任加以明确。
同时，要通过健全的制度、办法、严密的程序和配套措施将纳税人权利充分落实。一是进一步完善纳税人权利救济制度。目前权利救济，仅限于行政复议和诉讼，形势比较单一。二是可以建立民间性质的权利保护组织，宣传纳税人权利，受理投诉，协调处理征纳双方争议，反映纳税人意见、要求。三是要建立健全协税保税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使纳税人权利得到更充分保护。四是在税务局关内部，通过建立完善税收执法责任制，加快建立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新型征管体制，加强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制约，强化社会监督，全方位构建对税务执法的监督制约机制。
（四）提高为纳税人服务质量和水平，确保纳税人合法权力落到实处。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将税收管理和为纳税人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近年来，税务部门的优化服务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真正意义上的服务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是没有建立纳税人服务体系，没有规定服务标准，优化服务的内涵、范围模糊。二是服务层次浅，多停留在征收大厅，停留在纳税申报等少数环节，缺乏对纳税人系统地、深层的服务，三是推进税务信息化、建立新征管体制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优化服务一定程度的弱化。为此，第一，要在法律上明确为纳税人服务是税务机关的义务既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第二，要研究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服务的具体内容和基本标准，并结合实际工作认真进行考核。第三，要健全为纳税人服务的体系，包括完善税务咨询，搞好纳税辅导，简化办税程序，提高服务销路，加强对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服务的监督等。
虽然我国在依法治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税收执法环境也逐步走向理想化，依法纳税的观念也进一步深入人心，但是对纳税人权利保护意识还不够。只有正确地认知维护纳税人权利与推进依法治税的关系，依法治税工作才能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税收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关键词：依法治税；纳税服务；国家税收；公共税收；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1-0031-05
国家税收指的是坚持税收与国家本质相联系的税收一般，而公共税收指的是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条件下的税收特殊。将国家税收与公共税收这两个基本理念结合起来，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依法治税是实施依法治国、推进依法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纳税服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举措，两者都是现阶段我国税收工作的重大课题和中心工作。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正确把握国家税收和公共税收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认识并处理好两者关系，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解税收理念建设进程和指导税收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税收观中的依法治税
税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与国家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是税收以国家为主体，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的；二是税收以国家权力为依托，依靠国家权力强制地保障实施；三是在法治国家中，税收的征收管理必须要以法律为依据；四是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体现的仍然是国家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的参与。简言之，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以法律为依据，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性参与社会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分配关系，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国家税收观。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税务总局对依法治税的总体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将依法治税作为税收工作的灵魂贯彻始终，自觉维护税法的权威，确保税法得到普遍、公正、准确、有效的实施，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的税收执法体系、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和健全的税收保障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如何在国家税收观中理解依法治税，笔者认为，至少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依法治税是法治国家对税收工作的必然要求。这是对国家税收观中依法治税的第一个基本认识。税收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然而国家有“人治”和“法治”之分。历史上最初的国家都是人治国家，其主要特征是一种向上型的权力机构，强调“朕就是法”。随着历史的发展，法治思想开始进入历史舞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史记・商君列传》)等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思想。尽管如此，过去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国家仍然是人治国家或者是人治为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逐步发展，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依法治国”成为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199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建设法治政府成为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依法治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并被确立为税务工作的基本方针。因此，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对税收工作的必然要求。从税务机关提出“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治税思想中，就可以看出，“法治”是第一位的。
第二，依法治税是税收强制性的重要体现，这是对国家税收观中依法治税的第二个基本认识。从古至今，无论国家形态如何变化，税收的强制性始终是不变的。这种强制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进行征收的。正如马克思所言：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而国家征税正是凭借这种政治权力。二是税收是国家依靠法律来保障其征收的。也就是说，如果不依法纳税，国家就可以依据法律来进行处罚。国家为了取得税收，通过立法来确立征税依据，通过严格执法来规范征管程序，通过“违章处理”
(违章既包括不依法纳税行为，也包括不依法征税行为)来强制执行。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始于税收强制性，也终于税收强制性，税收强制性体现于依法治税的全过程。
第三，依法治税仍然是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的，这是对国家税收观中依法治税的第三个基本认识。税收自诞生之初就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的，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也始终不变，发生变化的只是不同形态国家中国家职能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同，无论采用哪种治税理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保证税收的足额征收，保障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基于这一理解，依法治税必然是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在“税收、发展、民生”中，“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实际上也包含着税收服务国家职能的深刻寓意。
综上所述，依法治税是国家税收对税收工作的要求，是税收工作的灵魂，是一切税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我们要始终坚持。
二、公共税收观中的纳税服务
公共税收是一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按照“以市场为主资源配置方式”的要求，税制设计要坚持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的结合，坚持“效率、公平、简便”的基本原则，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改革方向；二是按照“市场经济中公共财政”的要求，税收之用途主要体现为“公共性”，即主要定位于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市场经济运作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并尽量不去投资一般性竞争领域；三是按照“市场经济中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税务机关应该进一步做好纳税服务工作，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四是按照“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的要求，税收征管应当置于法律的约束规范之下。因此，公共税收实际上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税收，是一种服务税收。它致力于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税制，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予以财力上的保障，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纳税服务，并按法治化的要求来规范管理，这是公共税收观的基本内容。
纳税服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重要举措。国家税务总局对纳税服务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工作主题，牢固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服务理念，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纳税人合理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为依托、以提高税法遵从度为目的，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手段、完善服务机制、提高工作水平，全面开创纳税服务工作新局面。
如何在公共税收观中认识纳税服务，笔者认为，至少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纳税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对税收工作的内在要求，这是对公共税收观中纳税服务的第一个基本认识。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为人民服务本来就应该是人民政府的应有之义，但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被定义为全能型的，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更多地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和控制者的角色，而淡化了其为社会、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政府主要职能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经济所需的外部条件，政府角色也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税务部门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这是服务型政府对税收工作的必然要求。
第二，纳税服务是公共税收理念的自然延伸，是服务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公共税收观中纳税服务的第二个基本认识。之所以说公共财政与公共税收是与市场经济条件相对应的财政与税收表现形式，强调的首先是财政与税收的公共性，强调的是作为财政收入最重要部分的税收主要用途之公共性，强调的是政府应该运用税收来提供尽可能多且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税收是公共财政和公共税收理念的必然延伸。广义上说，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就是一种为市场经济(包括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服务的税收，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服务是公共税收的重要特征。而从狭义上说，纳税服务即为广大纳税人提供服务，这是服务税收的起点与基础，是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必要前提。
第三，纳税服务应该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做法与经验，这是对公共税收观中纳税服务的第三个基本认识。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市场经济实践，我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才刚刚开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让政府更好地为市场服务等方面，具有比我们更多的经验和教训。纳税服务领域同样是如此，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国家掀起“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坚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不断采用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及功能，纳税服务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比较与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纳税服务方面的经验，并使之与我国仍然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致力于探寻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纳税服务新路。
综上所述，纳税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型政府、公共财政与公共税收等一系列重要理念的必然延伸。因此，一是要努力地倡导定位在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条件下的纳税服务理念；二是要在立足国情与比较借鉴的实践中致力于优化纳税服务。
三、正确看待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的辩证观
将以上对国家税收观与公共税收观的理解结合起来，就是要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税收和公共税收的统一：国家税收观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下税收的“一般”。只要国家存在，任何税收都是国家税收，社会主义国家税收的本质尤其应该坚持。这一点不会因为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而公共税收观阐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特殊”，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税收主要表现为公共税收形式。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税收和公共税收，体现的是本质与主要表现形式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统一。这是我们认识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关系的基本视角。
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坚持的就是关于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的辩证观。第一，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是统一的。依法治税是国家税收强制性的重要体现，是法治国家对税收工作的必然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服务国家职能的实现。纳税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举措，它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纳税人合理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为依托、以提高税法遵从度为目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保障税收的足额征收和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是辩证统一的。第二，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是层次分明的。必须强调这样的观点，依法治税应该是第一性的，纳税服务是第二性的。依法治税是由国家税收本质特征决定的，是法治国家税收工作的灵魂，是一切税收工作的基础。纳税服务虽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税收理念的延伸，但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而逐步实现的，也是以政府依法行政为重要前提的，国家税收和公共税收的不同层次决定了两者也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一直强调“坚持依法治税，倡导服务税收”。我们决不能因为宣传纳税服务而冲击依法治税的根基，我们是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倡导服务税收的。同样，当我们强调依法治税时，仍然要从为市场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广大纳税人)服务的目标出发，搞好纳税服务工作，在纳税服务的范畴内，倡导以纳税人为中心，并在实践中努力从“倡导”纳税服务发展为“优化”纳税服务。
坚持这种关于依法治税与纳税服务的辩证观，同样可以从国家税务总局对两者的要求中找到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将依法治税视为税收工作灵魂，而纳税服务则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其中孰轻孰重，可见一斑。最后，依法治税是一切税收工作的基础，对纳税服务来讲也是适用的。纳税服务工作必须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也要注重将纳税人的合理需求法制化，这也是依法治税对纳税服务的必然要求。
四、对纳税服务内涵的界定
我国对纳税服务概念的界定是在1993年12月全国税制改革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并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纳税服务工作的通知》将“纳税服务”定义为：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第二次是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又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明确为：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税收征收、管理、检查和实施税收法律救济的过程中，向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事项和措施。
纳税服务概念的准确界定为我们更准确、有效地开展纳税服务工作提供了基本方向，但由于纳税服务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实践中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对“如何把握纳税服务的边界”还缺乏准确了解。因此，对纳税服务内涵进行分析与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本文提出的一些基本认识，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纳税服务内涵。
第一，在“坚持依法治税，优化纳税服务”的理念下把握纳税服务。纳税服务是税收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纳税服务必须坚持国家税收与公共税收、权力税收与服务税收的辨证观，辩证地看待依法治税与纳税服务的关系：一方面，税收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和宏观调控的必要工具，必须始终坚持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坚持依法治税，积极主动地为国家经济体系的成功运作和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税收征收部门，应该强化服务意识，创造条件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纳税人提供合意的税收软环境，建设服务型税收，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作用。因此，依法治
税始终是第一位的，是基础性的，我们强调要坚持。而纳税服务是第二位的，是在坚持依法治税的基础上倡导和优化。倡导指的是税务部门在理念上应该高度重视纳税服务工作，优化指的是税务部门在行动上应该广泛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来改进纳税服务工作。
第二，在“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要求下把握纳税服务。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因此，我们研究纳税服务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其纳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体系的高度来认识，要深刻理解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提出的“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深刻含义，认真把握“法治公平、规范高效、文明和谐、勤政廉洁”的具体要求，要在这些基本框架内来理解纳税服务问题。
综上分析，我们在理解纳税服务问题上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边界，即上界(限)是以“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为指导思想，我们的纳税服务必须在这一主题下展开；下界(限)是“坚持在依法治税的基础上倡导纳税服务”，我们的纳税服务必须在坚持依法治税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坚持依法治税，服务科学发展”就是纳税服务的基本内涵。在这一上下限中，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去“优化”纳税服务，努力在中国国情与国际经验的结合中探索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纳税服务之路。税务机关在提供与优化纳税服务的过程中，只要是坚持“依法治税”这一基础，只要是有利于“服务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税收”的服务和措施，都应当属于纳税服务的范畴。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可以重新来解读纳税服务的概念，其中“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税收征收、管理、检查和实施税收法律救济过程中”指的就是“依法治税”这一基础，“向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事项和措施”指的就是“以纳税人为本，服务科学发展”这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