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TOTHEOURCOUNTRYSTAGEINENTRY-LEVELINSOCIALISMBASICSELF-CONTRADICT,MAINSELF-CONTRADICTKNOWAGAIN
Abstract:Underthenewhistoryterm,accordingtoarequestof16greatestreports,socialbasicantinomyrequestinstageinentry-levelinsocialism,democracylegalsystemdevelopmentandpoliticaldevelopmentswiththerequestthatpoliticalsetupreform,therequestthatpoliticalcivilizationdevelopmehavethenecessityfromdeveloptheself-contradicttheoryinstageinentry-levelinperfectsocialismtheoretically,deepturntotheourcountrystageinentry-levelinsocialismbasicself-contradict,mainself-contradictcognition.
Keywords:Basicantinomy,primarilyself-contradict
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而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得也有失的；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无疑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政治文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认为现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应该有新提法，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呼吁：“同志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地在党的报告中出现是第一次，反映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应该包括政治文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显然是与十六大报告以前的形势相适应的，即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提及政治文明，很显然这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促进作和阻碍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则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成绩的取得大部分来自于经济本身的发展潜力，政治文明对于经济的发展作用表现得很有限，甚至现在成了阻碍生产力、经济基础进步、发展的障碍。所以，为了更好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而且还要处理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人类文明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其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相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他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他两个文明的发展水平。就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政治文明的发展要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政治文明提供制度支持和政治保障，需要政治文明为其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就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看，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发展则需要精神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脱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去抓政治文明建设，就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失去基础和依托，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想真正开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并使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有序地发展。
三、是民主法制发展以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善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完善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一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要想完成上述任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认识不全面、不站在时展的高度看、不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是不行得，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四、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明的政治，不能自立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之外，而应当与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一致起来。倘若没有这样的进程，中国现在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而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皇权国家。但也正如许多文章所说，“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者由于“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以致封建主义的遗风仍然可谓举目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因子，和有违人类政治文明大潮的蒙昧、野蛮因子，区分起来未必能够一步到位。
人类有着丰富的政治文明成果。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得到全面的刷新。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文明理念的传播，在观念层面，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得到确立，而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则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政治落后腐朽的标志。在制度层面，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与之相应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而专制、独裁、极权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至少在观念上被否定。
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不同的政治状态被赋予了不同的褒贬属性。众所周知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词，无论在哪里都被认为是好的，而专制、独裁、极权、特权等词则如同一种罪名，没有人乐于认领。这是世界政治文明的成果，是世界政治文明在一般观念上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一个证明。中国也在这一进程之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明确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好，并非与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全然不同的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全部政治成果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继承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更高形态。就目前状态而言，“初级阶段”的定位，不仅适用于判断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也适用于判断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相当长远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政治文明”的中国出现，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启动政治更新进程已是众望所归。为了人的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美好前景，为了更好的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很有必要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六大报告原文。
2、《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3、《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
4、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列宁全集》第33卷。
6、《斯大林选集》上卷。
7、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
8、十六大报告重点内容摘录。
9、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范畴的现实价值。
1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
1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南方网）。
12、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文)。
13、从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
14、：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仲泉。
15、论封建残余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及其肃清对策－－学习十六大报告的思考。
16、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梁栋，《邓小平理论研究》
关键词：初三 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 价值
一、首先，初三思想政治课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
政治价值十分突出国家意识是超越理性的一种政治信仰，它是特定社会集体利益的反映，它对于事物的说明或解释总是受制于某一阶级的利益，以服务于这种利益为最高准绳。国家意识形态，象征着国家权威与统一，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所以，无论历史上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从未放松过对公民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尽管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每个国家都在通过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巩固统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所不同的只是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别。但在对公民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有一点在各国又是相同的，即以学校教育为主要途径，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去改造人、塑造人。国家的学校必然和必须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受教育者的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政治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思想理论科学，其内容博大精深，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宗教、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政党建设等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处于初高中的青少年来说不可能自觉认识。因为他们的主导思维方式处于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向抽象思维、创造思维的过渡时期，理性思维能力不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只能利用他们可塑性强的特点从外面进行灌输。初三思想政治课与其它学科或课程在教育职能上大有区别，它肩负着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它在向青少年灌输国民意志，排斥异端思想，把握舆论导向，提供精神动力，促使社会价值观的终极导向一元化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今天，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重利性、竞争性、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使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切使得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由此可见，不重视思想政治课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重视思想政治课价值，并切实搞好初三思想政治课教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
二、其次，初三思想政治课在教育改革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都面临着学生生存能力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传统课程上存在多学科并立、分裂、结构单一化、封闭化而内容上学科之间重叠、交叉的弊病。教育内容扩大化、多样性与教学时间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学校教育五天制与家庭社会教育两天制的不合理格局，极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近年来，我国教育界针对此问题不断借鉴国外中学成功的教学经验，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特点，就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与探讨。在加大中考、高考制度改革力度的同时积极改革课程体系，重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举，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不断加强中学生知识的综合学习，使中学生能够补充分科教学的不足，力图使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快，教育内容扩大化、多样化的客观要求。现有的教育改革在初、高中虽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教育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使建立全面合理的综合课程体系仍有很大困难。初三思想政治课虽不能说就是综合课程，但它的综合性极强。初三政治知识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常识、经济学知识、哲学知识和政治学知识等。其内容覆盖着多门学科，不仅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宗教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知识，而且还涉及教育科学理论知识、自然科学常识，以及现代高科技方面的知识和文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三、再次，初三思想政治课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有其独有的价值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方针是由思想政治课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从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来看，它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的教育活动，对中学生进行公民品德、马克思主义常识和有关社会科学常识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还要培养学生具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提高思想道德和政治觉悟，指导行为的目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现实的社会现象，以及学生对此产生的大量思想问题。所以思想政治课既要解决学生知与不知的矛盾，又要解决各种社会意识的影响和学生情感习惯、信念等方面产生的对无产阶级理论信与 不信的矛盾。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学还包含教育者把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规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以自己已有的认识水平为基础，自觉地选择，消化、吸收这些教学内容，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相应的行为习惯的过程。这要求思想政治课还要解决行与不行的矛盾。解决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所授知识的知与不知、信与不信，以及这些知识在学生身上能否达到与行动相统一的矛盾，给思想政治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思想政治课就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抓住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问题，联系自然科学及其发展的实际，使学生能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并正确运用这些立场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并使学生能不断提高分析和解释能力，判断和批评能力，综合认识和评价能力，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由此可见思想政治课在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中有其独到的价值。
参考文献：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
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
尽管“和谐”是古今中外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但以此来定位一个社会，则是在科学吸收古今中外和谐思想精粹基础之上的一种重大创新，其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和深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于社会主义的最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价值，就是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者的成功衔接。
从本源上讲，最初意义的和谐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谐的一系列天才设想，同时又正式提出自己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命题，就是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和谐，建立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内在弊病，超越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制度，以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然王国与和谐境界。然而，社会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理论设计的原有轨迹，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相对薄弱，普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此疑问自然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谐社会有无相容性？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上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实现了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衔接。之所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主要基于两大历史法宝：一是我们党从来都主张并且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我们党从来都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实践；既是一种崇高理想，又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一种远大目标，又是一种具体任务。今天，我们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态中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地存在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是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是坚实的思想基础，等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既坚持远大理想、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当然，中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现实的和谐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可能达到高级的程度，但它同时又较好地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而为实现更高级的和谐社会准备条件。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积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相统一，和谐社会的原则要求和基本特征必然要贯穿于初级阶段的整体部署和具体工作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另一方面，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级阶段。正如社会主义本身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才能达到较高程度。我们应当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估计“应然”与“实然”的差距，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探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机理和实现途径，确定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构建和谐社会，为构建完善的和谐社会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和准备条件。
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深化
从总体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使社会和谐成为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居于同等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一个崭新层面。也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使其更加健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蕴含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大基本问题。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实践，它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不断提出新任务、解决新问题中丰富发展。
在“三座大山”、完成“三大改造”、实现制度革命的基础上，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他立足中国实际，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理念，以人民民主为基本制度框架，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奠定了其后发展的政治基础。今天我们的国体和政体，或者说，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就是当年奠定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继承既有历史资源禀赋和政治制度框架，审视“”的历史性错误，力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物质文明层面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其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难题。实际上，这是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构架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构架问题。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由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付诸具体实践。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总体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很好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问题，并已取得巨大成效。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国际背景，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新阶段和历史新任务，面对重大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交织，新一届党中央科学而果断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如果连贯起来看，就不难发现：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设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形态构架，解答了社会主义政治治理的合理性、有效性问题；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解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效率问题；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设计，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论及其指导思想，解答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现在，包含发展全面性、发展动力论、发展协调性，并且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着重从社会动力、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等层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的组成部分，解答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问题，既创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平衡机制，也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机制。
和谐社会是对现代化建设战略格局认识的深化
与以上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两大方面相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命题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深化拓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和谐社会内容的加入，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
历史地考察，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就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基本特征和基本任务展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实质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我们党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并且提出了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直至党的十五大，我们党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基础上，设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纲领，从而使“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更加明晰而深入。直至后来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格局，仍然是围绕“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展开的。进入新世纪，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多变的国内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开始酝酿突破。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要求，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由此拓展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
一方面，我们党面对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成份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协调好多元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力量。这实际上就是要在解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社会发展进步这一历史性课题。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探索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运转、社会服务机制，就是为了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虽然同在“政治学原理”的名义下，但不同的著作的实质可能完全不同。在大量涌现的著作中，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以及后来更加完善的《政治学》以及《新政治学大纲》是独特的[17]，质言之，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为核心构建出的政治学原理。虽然在民国时期的学人可能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精确定义的自觉[18]，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贯穿其中的，这包括：唯物辩证法、阶级论、政党本质、国家本质、国家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等。在具体探讨邓初民的理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民国的生存状况。邓初民并不是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已有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构造新型的政治学，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分别在上海大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学》、《政治学概论》。”[19]作为一种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一开始似乎并未遭到阻碍，内部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乏其人。恽代英所著的《政治学概论》，更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融合，使之“合于本党同志研究之用”[20]，此书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于1926年9月出版。大革命失败之后，状况自然发生了改变。1929年，四•一二后流亡日本的高尔松（高希圣）回到上海，出版了《现代政治学》直接指出“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一定的阶级榨取并支配其他阶级的场合，不合于支配阶级意识的科学终是被抑压，反之有利于支配阶级的科学———这其实不值得名为科学的———则不恤用各种的手段加以助成和奖励。”并进一步直斥当时普遍流行的政治学没有科学实质[21]。不过，在压制之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零星或系统的论述似乎并未断绝。就“政治学原理”而言，虽然在授课与著书中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从未动摇过，但是在1929年开始的“政治学原理”发展中，还是出现了邓初民、高希圣、傅宇芳、周绍张、高振青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论著[22]。同时，在一些官方政治学家那里，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种流派，亦得到一定的介绍。例如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萨孟武著、王世杰校，收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的《现代政治思潮》中首先介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且理论精到、持论公允。在高校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相关课程亦未被完全禁止，例如1933年北大政治学系四年级学生即可选修陈启修开设的“马克斯学说研究”[23]。
二、邓初民的政治学
邓初民的三本政治学原理著作———《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新政治学大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论述得极其出色的著作。192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面书籍在中国的翻译与著述并不多，而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更加稀少，作品质量也良莠不齐[33]。与此前瞿秋白、恽代英等的由讲义而成书的作品相比，邓初民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性、系统性的阐述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规划。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在此处，邓初民已经明确的把他的政治学建立在了这两大理论发现上：“新唯物论”和“经济背景深处”，这种对于基础的把握是邓初民构建体系的关键。邓初民所言的“（一）‘政治’与‘政治科学’在社会总体构造中的位置”是该书的第一章：“政治学的性质”，在这章中邓初民从宇宙、人生、社会这三个所有学问的“问题之一般”开始，逐步到社会进化、人类生活，再到法制政治，最后达到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之中的政治学。“（二）‘政治’与‘政治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则包括了该书的二到四章，包括了政治学的概念、研究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对政治学概念的定义为“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35]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三）政治科学是用什么方法处理各种政治现象”包括五到十章，论述了阶级、政党、民族、宪法、国家。其中国家一章篇幅几乎占据全书的一半。作为第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的著作，《政治科学大纲》的特点有二：一是着重于从根本问题出发对“政治学”概念本身的探究；二是偏重于对于国家的说明。1932年，邓初民以“田原”之名出版了第二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著作《政治学》，在序言中，他谈到了理论见解“今是昨非”之感。这种变动最主要的是对政治研究对象认识的变化：从以国家为主，将政府、政党等包于国家之中，转变为对政治现象的研究[36]。与《政治科学大纲》相比，这本书偏重于对近代政府的形式和政党的详细论述，并独立出了革命论一编。1947年，《新政治学大纲》出版，在“序”中邓初民说到：“政治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真理理论，而是丝毫不必掩饰的社会运动政治斗争的武器、政治的战略战术。”[37]此书总体结构与《政治学》基本相同，突出的区别是在于除了“绪论”以外的各编最后一章均是对中国的论述，与时政相结合的也更加密切。通过这三本书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初民自身理论的发展与体系的日趋完备。
民主共和：民初新闻法制的建设背景
南京临时政府所进行的新闻法制建设，是在民主共和观念成为时代潮流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同时，它的创建也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新闻法制的认识和对政权掌握的制约。
第一，两派论战促进了民主共和成为时代的主流。晚清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就中国前途问题展开论战。双方论战的问题共三个：是还是保留清政府；是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专制；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大论战，是推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这场大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划清了界限。从此，君主立宪主义的市场大为缩小，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①此后，在晚清政府颁布意图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律令时，《中国日报》、《神州日报》、《国民公报》等报纸均公开抗议对言论的限禁；在晚清政府查禁有关报纸时，《时报》、《复报》等报纸都发表社论以示抗议。新闻界反对晚清政府钳制言论的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共和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
第二，言论民主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识。言论民主是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而逐步被国人认识到的。鸦片战争发生后，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称赞英国报纸可以议论国政，从而首先将言论民主的思想引入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干王洪仁进一步将言论民主的理念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其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创建中国近代报业的主张。洋务运动期间，王韬、郑观应、陈炽等开始系统地介绍阐述言论民主的理念，主张引进西方新闻法制，要求清政府开放“言禁”和“报禁”，给民众以言论出版自由。及其之后的清末新政时期，言论民主在中国的实践成为现实。尽管它还存在诸多的历史局限，但它却为民族资产阶级中最有阶级觉悟、最富斗争精神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了实践基础，使他们有可能在新闻法制的建设中更加重视汲取西方新闻理论中反封建的民主内涵，逐步认识到言论民主是新闻民主的最集中体现。
第三，南京临时政府是主张民主共和的政权。从政权人员组成来看，南京临时政府虽然由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种势力联合组成，但革命派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总掌全部军政大权、黄兴掌陆军总长兼参谋长职权、王宠惠掌外交总长职权、蔡元培掌教育总长职权之外，其他六个部因“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体制而由担任次长的革命派所主持，43个参议员席位中同盟会会员占据33席，革命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政治体制来看，南京临时政府是按三权分立的原则确立的，参议院行使立法权，临时大总统总揽政务，国务总理及各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法院负责民刑诉讼，并且该政治体制由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进行了确认。因此，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主张民主共和的政权，他们出台的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多项措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也因此评价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的最主要标志。②
立法主导：民初新闻法制的继受过程
武昌起义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倡导和推行言论自由，通过立法手段废止、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闻政策和革新法令。
首先，独立各省的纲领性法令明文规定言论出版自由。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具有根本法性质的地区性文件《鄂州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自由。继湖北之后独立的省份，也颁布了类似的法规，如《广西临时约法》、《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等都载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这些法令保障了当地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其次，国家根本大法明文规定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1912年3月11日颁行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享有的该项权利，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这样，以根本法的形式将新闻自由的原则确定了下来，为民众维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提供了宪法依据。
再次，南京临时政府有条件地沿用前清新闻法制。《民国暂行报律》事件③的妥善解决，撤销了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废止前清新闻法制的决定，但如何处理前清新闻法制是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1912年3月1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宣告有条件地暂行援用前清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法律：“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④前清新闻法制因与国体不相抵触而被有条件地暂行援用。
最后，颁布推进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法律法令。南京临时政府在其继续沿用前清新闻法制的同时，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其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核减新闻邮电费的法令。为发展新闻事业，1912年3月17日，孙中山在《大总统批上海日报公会请减轻邮电费呈》中指出：报纸代表舆论，监督社会，厥功甚巨。此次民国开创，南北统一，尤赖报界同心协力竭诚赞助。在报界因经济困难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决定减轻其邮电费，“将原呈发交通部核办”。交通部在其《复大总统核减报界邮电费办法呈》中提出“报界之电费，照现时通行价目减轻四分之一，邮电费减轻二分之一”。该办法促进了新闻业的发展和繁荣。
批判扬弃：民初新闻法制的转型特点
南京临时政府在前清新闻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新闻法制。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初新闻法制转型表现出与前清时期不同的特点。
首先，民初新闻法制的转型基础是民主、自由、平等。民初新闻法制的创建是在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成为历史主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观念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封建帝制的最重要原因。因此，民国时期包括新闻在内的法制建设必须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像前清一样，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祖宗”的权威之上。这种状况正如法学家杨幼炯和杨鸿烈评论说：“民国初期之法典编纂事业，多一仍清代之旧”，⑤“民国时代编纂法典不过完成清代未竟之业而已”。⑥所不同的是，民初新闻法制的转型基础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之上，而前清新闻法制的创建是建立在封建文化专制基础上的。
其次，民初新闻法制的转型动力是自觉的主导。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是来自中国内部存在的并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及其他社会条件与西方冲击相互交织而成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是这一系列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些综合因素中，非经济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因素发生作用，“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⑦在晚清，西方的冲击无疑是开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他们利用清政府迫切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心理，提出改良法律制度作为其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前提，更是晚清政府拉开法制现代化序幕的直接诱因。在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力图将自己的意志通过法律制度化，使其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从而把自然性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上的社会关系。因此，民国初年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法律的立、改、废活动都是自觉主导的结果，而晚清时期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法律创制活动则多少带有被动的成分。
再次，民初新闻法制的转型方式是自下而上的。武昌起义以后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湖北军政府曾一度代行中央政府职权，颁布了一些新闻法律法令。浙江、江西、广西等其他各省军政府也制定颁布了新闻法律法令。这些地方性的新闻法律法令，尽管其立法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及创建民国的《革命方略》，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其新闻立法内容并不统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这些地方性新闻法律法令对南京临时政府产生了直接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其积极内容为后者所吸取，其中某些消极内容为后者所摈弃”。⑧民初先地方再中央的自下而上创建新闻法制的方式是由辛亥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创建方式不同于前清创建新闻法制。清末修律时期，晚清政府依然在全国范围具有主导地位，所推行的法制创建方式当然是自上而下地进行。
短暂繁荣：民初新闻法制的创建效果
武昌起义以后，随着南京临时政府新闻法制的贯彻执行，中国新闻事业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报刊数量大大增加。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这样描述辛亥革命后报刊的发展状况：“武昌起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⑨据统计，1912年当年，全国报纸由100多家增至500多家，总销量达4200万份，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北京报纸发展势头最猛，从2月12日清帝退位到10月22日，短短的八个月内在内务部注册的北京报纸就有89家，总数超过百家，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五分之一。⑩这些报纸大部分是以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日刊报纸，其他都是文艺性、学术性、商业性和妇女报刊。民国初年出现的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有人称之为“报界之黄金时代”。
第二，通讯社大量涌现。通讯社是搜集和供应新闻稿件、图片和资料并将其提供给其他新闻媒体的专业新闻组织。它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出社会对新闻信息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新闻信息的重视程度。武昌起义前夕，中国人自办的通讯社主要有三家：1904年创办的中兴通讯社、1908年创办的远东通讯社、1911年创办的展民通讯社。民国成立后，由新闻法制的创建引发的办报热潮，促进了通讯社事业的发展。1912年，中国报界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提倡创办通讯社是当时最重要的提案之一。该提案称：“报馆记事，贵乎详、确、捷。今日吾国访员程度之卑劣，无可为译。报馆以探访之实付诸数辈，往往一事发生，报馆反为访员所利用，颠倒是非，无所不知。试问各报新闻，能否适合乎详、确、捷三字？吾恐同业诸君，亦不自以为满意，而虚耗访薪，弥其余事。同人等以为俱进会者，全国公共团体，急宜乘此时机，附设一通信机关，互相通信。”在民国成立初的两年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公民通讯社、民国第一通讯社、上海通讯社、湖北通讯社、湖南通讯社、北京通讯社等多家地方性的通讯社。通讯社的成批出现，是民国初期新闻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又一表现。
第三，从业人员地位大为提高。民国初年的报刊均以“舆论之母”、“舆论代表”、“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自居。他们大都赞成共和、拥护民主，主张在民主制度下，“报馆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其性质与参议员均同为监督公仆之机关”，“共和国之最高势力在舆论”，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他们不但可以在报上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总统。与前清相比，民国初期报馆和报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南京临时政府创建的以言论民主为核心的新闻法制，对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促进民初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是资产阶级试图用自由新闻体制取代长达两千多年封建文化专制体制的实践，反映了资产阶级试图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的愿望，但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的实践随着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最终让位于军阀专制统治下的新闻法制。（本文为河南工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09BS005）
注 释：
①③⑩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31页，第1011～1013页，第1014～1015页，第1015页。
②《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④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⑤杨幼炯：《中国立法史》，中国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50年初版，第101页。
⑥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0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⑧邱远猷、张希波：《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8页，第97页。
白润生编著：《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论文摘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首创性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同时，它与民粹主义也格格不入。二是启迪性意义，它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源头和参照系，而且为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树立了光辉榜样。
对创造性(Creativity)一词的解释，学术界各有己说，莫衷一是。不过，对其主体特征的概括基本是一致的，即:一是具有首创性，二是具有社会意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正是这两大特征的生动体现。尽管该理论付诸实践仅短短几年，但是，其首创性特征、其理论意义在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仍是熠熠生辉的，并且留给今人许多的启示和思考。
一、社会背景的独特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主要创造者是毛泽东。毛泽东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在不断思考着抗战胜利后中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从起初提出“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到《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描绘，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将要建立的新社会有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一般认为，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的标志。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为新民主主义论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建国初期，该理论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回眸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建时的社会历史特点，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创造性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从构建到新中国成立的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争、动荡之中。这就是说，战争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创建过程。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属于预见性的，因此，在构建过程中不能不受当时局势的影响。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在设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要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2)的国家，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和平建国的愿望成为泡影，因此，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路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进行着调整。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一个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光明前途近在咫尺之时，毛泽东便将这个将要建立的新社会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纵观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发展的十多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蒋介石挑起内战与各族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交错复杂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势下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社会背景的独特性决定了其理论构建的独特性。
第一、趋同性。抗日战争时期，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全国人民同仇敌汽，共同抗击侵略者。尽管蒋介石抗战态度由积极转向消极，不时与共产党军队发生摩擦，但他始终没有向日本投降。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提法上更多的具有趋同性。在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时，毛泽东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第二、包容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包容性，特别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随着抗日战争的深人，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路愈加明晰，到抗战胜利时，其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当宽广的境界。毛泽东认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5)还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6)“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在40年代中期对新民主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宽容态度。
第三、策略性。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定方针，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的思路也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对一些问题的提法也有变化，如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性质的认定问题，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变化，就有不同的提法。
第四、科学性。自1840年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侵略，领土被瓜分，主权遭践踏，财富被侵吞，人民受奴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穷财尽。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此有必要经历一个作为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总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建构于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之中，这种独特的岁月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和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时的具体历史情形考察，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确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
二、社会名称的首创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个依次更迭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列宁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学说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主义，提出了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过渡时期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建设、性质、任务和前途等作了较多的论述。特别强调在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里，毛泽东其实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但却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 总之，毛泽东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中虽然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一说，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会发展阶段的情形也应具特殊性，新民主主义社会无论从其命名看还是从其内容看，都显示了其首创性特征。
三、理论内容的前喻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于抗战初期和中期，发展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时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征性质任务和前途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具体体现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中国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里，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待条件成熟时再一举进入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特征，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使得新中国在成立之时显得较为从容，有章可循，《共同纲领》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之下制定颁布并被实施的。
四、理论构想的启迪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使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创造丰厚的物质前提。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准确地判断了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生产力还很落后，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因而确认这样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基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点上创建而成的。
我们再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主要内容作一比照，从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参照系作用。从建设时间上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曾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大体需二三十年时间，大力发展经济，为走向社会主义而打下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认为初级阶段需一百年时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从政治纲领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是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从经济纲领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纲领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文化纲领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纲领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这些比照上，我们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理的参照系，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更丰富、内涵更深厚，层次更高，更具时代特征。
关键词：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 价值 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
一、初三思想政治课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
政治价值十分突出国家意识是超越理性的一种政治信仰，它是特定社会集体利益的反映，它对于事物的说明或解释总是受制于某一阶级的利益，以服务于这种利益为最高准绳。处于不同利益地位的社会集团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意识形态必然居于统治地位，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即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象征着国家权威与统一，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所以，无论历史上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从未放松过对公民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尽管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每个国家都在通过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巩固统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所不同的只是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别。但在对公民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有一点在各国又是相同的，即以学校教育为主要途径，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去改造人、塑造人。不重视思想政治课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重视思想政治课价值，并切实搞好初三思想政治课教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
二、初三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在教育改革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充分有效的发挥各学科课程的整体作用，推进综合课程的课程改革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我国教育过去深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的是典型的分科教育，几十年来，虽然为社会主义事业也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素质发展不全面，适应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弊端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日益突显出来。近年来，我国教育界针对此问题不断借鉴国外中学成功的教学经验，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特点，就综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与探讨。在加大中考、高考制度改革力度的同时积极改革课程体系，重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举，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不断加强中学生知识的综合学习，使中学生能够补充分科教学的不足，力图使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快，教育内容扩大化、多样化的客观要求。现有的教育改革在初、高中虽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教育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使建立全面合理的综合课程体系仍有很大困难。
初三思想政治课虽不能说就是综合课程，但它的综合性极强。初三政治知识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常识、经济学知识、哲学知识和政治学知识等。其内容覆盖着多门学科，不仅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宗教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知识，而且还涉及教育科学理论知识、自然科学常识，以及现代高科技方面的知识和文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同时，思想政治课还要重点介绍党和政府所制定的现行路线及重大政策，因而它是一门极具综合性特点的学科。思想政治课在对学生实施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普遍的、常用的文化社会科学基本知识教育，扩展学生的知识容量的同时，还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很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以全面培养受教育者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以及健康的个性的宗旨。由此可见，素质教育是初三思想政治课的基本属性和底色。初三思想政治课的综合性特点代表了以素质教育为目的的教育改革的方向。在教育改革中有具重要的价值。
三、初三思想政治课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有其独有的价值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方针是由思想政治课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从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来看，它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的教育活动，对中学生进行公民品德、马克思主义常识和有关社会科学常识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还要培养学生具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提高思想道德和政治觉悟，指导行为的目的。因此思想政治课与其它课程在教育价值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别。其它课程的教学更多地重视解决学生知与不知的矛盾。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不仅受学生的知识水平、生活经历、思维方法及认识能力的制约，而且还要受社会上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现实的社会现象，以及学生对此产生的大量思想问题。所以思想政治课既要解决学生知与不知的矛盾，又要解决各种社会意识的影响和学生情感习惯、信念等方面产生的对无产阶级理论信与不信的矛盾。思想政治课就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抓住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问题，联系自然科学及其发展的实际，使学生能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并正确运用这些立场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并使学生能不断提高分析和解释能力，判断和批评能力，综合认识和评价能力，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