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
从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发展状态来看，无论是社会学、经济学，还是教育学、心理学，自20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强调研究中的问题取向，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上，着重对学科所属领域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学科的建构与概念、范畴、命题的梳理不再是研究的“显学”。对于领导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应该秉承哪种取向，还是在两种取向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应该看到，领导学的学科发展与其相邻学科相比，还处在起步阶段，学科尚未成形，基本原理尚不清晰，基本概念有待明确。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研究领导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将相当的注意力集中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上。要借助于对学科本身的研究，为领导学重大问题的研究提供立场和方向，从而将对问题的研究切实纳入领导学的学科范畴，以促进领导学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
二、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
与其他学科相比，领导学似乎更强调应用。国外的各种领导理论在提出各种理论观点、阐述理论基础、形成理论流派的同时，非常注重将其理论与具体的领导实践结合起来。无论是特质理论，还是风格理论，抑或情境理论等，都有一整套走向实践应用的程序与工具，比如，根据这一理论，如何对领导素质进行测评，如何对领导进行培训，如何对领导力进行开发，等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领导理论总体上还是应用性理论，领导学总体上还是应用性学科。
中国领导学的学科发展还没有形成自己成形的理论。如果这种理论要萌生、发展的话，也应该在创建之初就考虑到其实践应用性。一方面，从理论建构的基本要求出发，梳理学科自身的概念、命题，探寻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实践中领导学发展的新动向、领导实践和新需求，把这些动向与需求转化为理论的重要土壤和思考的重要坐标，也就是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之间探寻最佳的结合点。
三、理论观点与方法意识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理论观点的提出，同时也离不开方法的寻找与确定。从领导学发展的状况来看，我们借助于理论的推演与思维的深化，提出一系列观点，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所依赖的方法并不是非常明确。领导学有无自身独到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的话，传统意义上判断一门学科独立的三个基本条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是否需要改写或重新界定?对这些问题我们思考得并不是很深入。
当下中国的领导学研究方法意识还有待增强，我们的研究结论很少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很少有明确的真正起指导作用的方法论基础，很少有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的元研究。这样一种状态，既使得我们的领导学研究很难与西方的领导学研究同行相沟通，也使得我们的研究很少能为其他学科所认同。对话渠道的丧失，常常意味着自身发展与改进机会的丧失。
四、多学科交融与本学科自立
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整合、整体、系统，领导学也不例外。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从多个不同学科汲取养料的，离开了其他学科的滋养，领导学也就失去了发展动力，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领导学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或未来，都需要吸纳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问题是，在注重领导学研究多学科交融的同时，领导学自身的独立如何实现呢?
领导学在借鉴其他学科成果时，要做到不被其他学科所湮没，就需要自始至终用领导学的视野与立场观察其他学科，用综合的思维方式统整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并且注重在吸收借鉴的同时提炼出领导学自身的概念与原理。换句话说，领导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应该是双向互动、共同成长、互惠互赢的一种关系，不仅是领导学通过多学科的交融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领导学研究的一种特质，而且其他学科也通过领导学对其相关成果的汇总与分析获得理论成长的启迪与感悟。
五、多领域并举与本学科抽象
领导学所涉及的领域林林总总，从领导人才上看，涵盖三支队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专业技术干部；从领导范围上看，包括政府领导、企业领导以及其他各行各业领导；从领导行为上看，涉及领导测评、领导教育培训、领导心理、领导选拔任用等；从领导培训上看，有各级各类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培训中心、社会化培训机构、MBA、EMBA、MPA等。这些领域所积累的经验汗牛充栋，所产生的智慧多种多样，按理说来，领导学应该从这些领域中获取成长的力量，对这些领域进行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从而形成领导学的基本框架与立场。
要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不仅仅是因为领导学研究者个人经历有限、知识背景有限，而且在如此庞大繁杂的领域中，如何判断哪些经验与智慧是为领导学学科发展所需要的，研究者与各领域工作者采用何种合作研究机制或方式才能提取这些经验与智慧，这些经验与智慧如何纳入领导学研究的既有框架与范围，等等，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六、全球视野与本土立场
领导学的学科发展前沿在西方，这大体上是为大家所认同的。中国领导学的研究需要具有全球的视野，充分吸取国际上一切先进的领导学理论，对这一点人们也没有大大的争议。相伴而生的新问题是，本土立场是什么?本土立场如何与全球领导理论相互作用?如何将西方领导理论引入我国领导学研究中来?对这些问题，我们较多的是原则性的认识与说明，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与规范。
从总体上看，目前西方领导理论的引进与中国领导理论的建构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关系，“两层皮”的现象还较为突出。西方形形的领导理论，如权变理论、路径——目标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等还处在介绍、引入的阶段，对这些理论如何成为本土领导学建设的参照，本土领导学如何成为全球领导学家族中的一员，我们还不甚明了。
七、政府决策与领导学视角
近些年的领导学研究越来越贴近政府决策，重视对党和国家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诠释与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领导学研究的价值。从领导学自身来看，关注领导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领导决策进行深入研究，为决策提供咨询与实施引导。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些问题就是：领导学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如果凡出台重大决策，领导学都无一例外地进行解释与宣传，领导学自身的价值如何体现?领导学自身的理论范畴如何形成?领导学如何从政策解读之外获取发展的力量?此类问题，颇值得思考。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领导学这门学科中确实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要求和表现形式。但学术、学科一个重要的价值体现，就在于它与政治、政策有着一定的距离。距离意味着立场，距离产生客观的分析与评判，距离也意味着独立。我们之所以要把这种距离日益缩短，从学科自身来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独到的视角，还没有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形成自身的立场。
八、政治话语与学科话语
[关键词]引导山区中学生名著阅读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读名著是提高语文水平的重要途径，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正如所说：读《三国演义》，可以领略到诸葛亮口战群儒的风采；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读《西游记》能学习孙悟空的疾恶如仇……许多名著内容丰富，结构巧妙，情节精彩，主题深刻，是文学之精华。因此我认为：教师如能引导学生到名著里遨游，让名著知识伴随学生，定有利于学生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活跃思维，陶冶情操，发展能力。可在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山区中学，老师应怎样引导好山区学生进行名著阅读呢?这是重要而又难执行的任务。下面，谈谈我在此方面探索出的一点思考与方法。
一、根据现状要创建阅读名著条件
1.山区中学生名著阅读的现状
目前山区中学生在名著阅读中存在令人忧虑的现象。主要表现为：⑴教学资源缺乏，不能满足学生阅读的需求。经调查，学生除了作文选之外，其他书少得可怜，有的甚至一本都没有。多数学生的父母长期外出大工，无法直接对孩子的学习、生活进行指导。山区镇连一家正规的书店都没有，就是想买书、租书，也没地方。⑵很多家长和部分教师只热衷于教科书，只重视考试成绩，忽视了学生课外名著阅读教育或不允许学生阅读课外书籍；⑶缺乏兴趣。大多数学生喜欢听流行歌曲、看动画片、看球赛或电视剧。而对名著却不感兴趣，不想看。⑷缺乏引导，名著难以理解，特别是半懂不懂的文言文名著和外国名著，许多青少年无所适从。
因此，对于山区中学生的课外阅读问题，我们在高度重视之余更应明确：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学生加以正确引导，通过有效途径，来开辟学生学习的新天地，开拓学习知识的新领域。
2.利用一切资源，创建阅读名著条件
⑴是以学校的图书室为主要阵地，鼓励学生到读书室借名著来阅读；⑵建立班级图书角，让学生找或借，凑几十本书。学生就可以有书可读了；⑶利用上网查看。个别同学家有电脑的，并提醒学生上健康的网站如：教育服务网等；⑷争取家长的支持。与家长联系，如：用至家长信，让家长了解阅读名著的好处，赢得家长的支持，尽量为子女提供名著书籍与阅读时间。
二、培养兴趣，使名著阅读成为学生的强烈愿望
“兴趣意味着自我活动。”要让学生乐于读，自愿读，把名著阅读作为自己学习、生活的需要，才能使其成为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
1.教师和同学推荐名著的好片断读给大家听，或选取一些合乎学生心理特点的影片看，如《真假美猴王》、《醉打蒋门神》等。让大家去感受其中的情节。创造机会让同学们自己把喜欢的名著阅读材料向同学们介绍。这样做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还可起到促进大家多读书，发挥读好书的作用，形成榜样和竞争的力量的氛围。
2.为了鼓励学生进行名著阅读，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运用歇后语、名言警句、人物介绍和名著知识竞赛等。形成学生学习强烈的心理动机，从而引发学生阅读名著兴趣。
3.开展名著阅读比赛和成果展览。我设计了以小组为单位的“课外阅读评比表”，一月进行一次小结，一学期进行总结，看谁读得多，看哪个小组读得多，并做到持之以恒。可以借用活动课等时间，让学生通过朗读、背诵、知识竞赛、讲故事、谈读后感、讲与课文相关的知识等形式汇报阅读的成果，以检验大家的阅读效果。这样，既可检查学生名著阅读的效果，也可激发学生名著阅读的热情，又能让学生主动、自觉的阅读名著。
三、指导学生阅读名著的方法
1.轻松读得，富有实效。培根在《论求知》中说过，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须知其中梗概即可，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精读，细读，反复地读。我们也可对名著阅读的方法大体分为两种，即略读和精读。略读，就是简略地读，涉猎性地读。要引导学生学会通过看目录、读故事梗概和抓其中片断读等方法来了解图书、文章的大意，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有用的信息。则要采用精读的方法。精读，可以理解为积累性的阅读或探究性的阅读，更注重内容的内化和运用。精读时应引导学生采用品读、背诵、摘录、等方法促进对精读内容的理解、积累乃至运用。精读和略读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精读往往建立在略读的基础之上。如《朝花夕拾》一本书，常常是先浏览一番其中的十篇作品，通过逐步了解、感知才会发现其中是否有值得精读的内容。比如当读到某段话对自己人生有很大启迪时，就可以细细品读，深入感悟；如果读到描写百草园景物的十分优美的语句，对自己习作有帮助，不妨把它摘录下来，背一背。这样，略读和精读有机结合起来，既能保证有较大的阅读量，又能确保阅读的效果。
2.制作读书卡。⑴作摘抄。将读物中的作者、主要人物及性格，精彩情节、名言警句、分类地抄在卡片上。经过选择、抄录，这些材料就成了自己的财富，以便日后查阅、使用。⑵作批注。随读随在字里行间加上各种符号，在正文、两旁加批注，以助理解和记忆。⑶作笔记。这是与写作练习结合的一种方法。阅读后，写出提要(或提纲)、读后感等，把阅读所得加以提炼、概括、系统、引申，最后整理成一本本的读书笔记，如《随感录》、《名言警句》等。这样从中真实地感受到阅读的快乐，提高文学素养。学生就可在阅读的质和量上协调发展。
总之，山区语文教师应正确引领学生进行名著阅读，把通向语文知识名著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引领学生逐步学会打开这扇知识的大门，让名著伴随学生左右，体验名著阅读的乐趣，使山区学子从中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语文能力，并养成终身读书的习惯，从而收益终身。
参考文献：
[1]张俊.如何引导中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2]魏海松.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关键词】 领导科学 学科视野 想象力
【作者简介】 聂世军，领导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全国领导科学优秀中青年专家。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11-0027-04
领导科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奠基以来，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艰辛探索和各级领导干部创新实践的有力推动，在学科上发展很快，在实践上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作用，对提高干部的素质，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管理和创新能力，乃至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竞争力，都功不可没。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转型进一步提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速的形势，领导科学研究应该增强问题意识和使命意识，充分激发领导科学学科的想象力，丰富理论内涵，提炼领导智慧，提供决策参考，为提高领导效能、化危为机不断创造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一、领导科学亟应拓宽研究视野
首先，要深入地洞察时代背景，努力引领时展潮流。领导科学既有历史和逻辑的连续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当今时代，研究领导科学，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发展规律，深入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领导者依法行使领导权、决策权和管理权的意识，大力倡导领导理念创新，大力传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合作共赢等现代领导观念，大力推动领导体制机制的变革，大力促进领导实践的探索和突破。把领导科学的知识、理论、智慧、韬略与领导者的现实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紧密结合起来，既从领导实践中充分汲取丰富的理论营养，又充分发挥领导科学理论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不断完善领导科学理论的专业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为领导实践的顺利进行和各行各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导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其次，必须强化世界眼光，能够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蝴蝶效应”在领导实践中的影响日趋明显。作为指导领导实践的专门性理论，领导科学不能闭目塞听、坐井观天，以学问之昏昏而欲使领导者之昭昭。要适应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学习方式的变革，充分利用世界范围内社会交往扩大、思想交流深入、学术文化传播广泛带来的便利，全方位地了解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概貌、领导体制机制、领导经验和领导教训，搜集、翻译、整理、研究他们有关领导科学的相关理论，广闻博纳，丰富理论标本，增加实践参照，探寻领导规律，增强领导科学理论最大范围和最大限度的科学性。要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领导科学理论工作者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开阔理论视野，增强切身感受，传播独具魅力的中国领导科学思想，在交流中学习、在交流中升华、在交流中超越，从而保障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性。
再次，全面融会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理论内涵。领导科学理论诞生于领导实践的迫切需要，但它的繁荣和发展依赖于其它社会科学理论乃至自然科学理论的滋养。领导科学不同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史学，但作为一个最为稚嫩的学科，必须要从其他学科中获取知识范畴、理论模式、逻辑分析方式等素材，避免知识的贫乏、理论模式的单一和理论拓展方式的朴拙。要注意从哲学的宏大与深邃中借鉴思辨性，从政治学的博弈思维中借鉴策略性，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和供求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借鉴效用性，从社会学的人本性中借鉴亲和性，从法学的规范性思维中借鉴权威性，从史学的客观性中借鉴规律性，从而融会百家，自成一体。要重视引入新的理论元素和新的理论视角丰富领导科学理论，分析和探究领导实践。要扩大和整合领导科学理论的研究队伍，既提倡领导科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广泛地学习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打牢理论根基，又注意吸引其他学科的理论工作者研究领导科学，极大地丰富领导科学的理论内涵。
最后，进一步扎深文化根脉，不断增强领导科学理论的适用性。我国是一个领导文化丰富博大而又薪火相传的古老国度，传统的重视德治、礼治和人治的领导文化，既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落后性，也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生的重要思想价值。研究领导科学既要向前看、向外看，也要向后看。“民主、法治、和谐”、“自由、平等、人权”、“天理、国法、人情”，等等，这些古今中外既各不相同、相互冲突又彼此难以分开、内在交融的领导文化观念，都是领导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话题。因此，领导科学研究应立足于文化本源，既研究领导规律、领导体制机制、领导和管理的制度规范等显规则，也要重视研究人情、习俗、行规甚至陋规等潜规则，在体现领导科学时代性、世界性的总体趋势下，也体现我国领导科学的本土性乃至乡土性，增强领导科学的现实阐释力和适应性。
二、领导科学要进一步推进广泛深入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领导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既是领导实践科学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其他门类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共同孕育、哺育的结果。可以说，领导科学一诞生，就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科学的发展要保持强劲持久的活力，必须立足于领导实践的现实需要，更加深入广泛地推进领导科学的交叉研究。
一方面，领导科学的交叉研究源于社会转型和领导实践转变的需要。随着领导活动对理论的需求也日趋多元，领导实践的复杂程度空前提高，原有的领导科学的理论框架显得难以适应。领导活动的高度复合化、复杂化，迫切要求领导科学理论必须通过深入广泛的交叉研究更新领导理念、重构领导理论框架、丰富领导理论内涵、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方法。
另一方面，领导科学的交叉研究源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繁荣和领导科学理论深化的需要。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学术环境的改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心理学、历史学、党史党建、国际政治和其他人文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领导科学理论的拓展和提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外，从领导科学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理论固化的问题比较严重。许多理论和方法都是在专制型和管制型领导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领导活动的思维还带有比较典型的人治色彩，与当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有限政府、民主化发展潮流、全球化趋势等不大适应。领导行为是一种统驭，领导科学也应该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及时地吸纳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精华，力求成为“众学之学”。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繁荣，领导科学唯有通过广泛深入的交叉研究，融会贯通，才能实现体系的转型，内容的更新，以前沿性的理论实现对领导实践前沿的有效有力指导。
广泛深入地推进领导科学理论交叉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者要增强反思意识和开放意识，实现理论研究的交叉。要破除理论上的自负、自闭意识，解决知识和理论的恐慌。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者要辩证认识学科的专业性，既要学有专攻、苦心孤诣，又要自觉打破学科界限，填补不同学科之间知识和理论的鸿沟，广泛涉猎，广集博采，力求做到专而博，尽量消除或减少自身知识和理论的盲区，不断地从其他学科获取知识、获取理论工具、获取灵感、获取创意、获取新的研究视角和维度，使专业研究能够做到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其次，领导科学理论研究要特别注意应用和借助信息技术和新的研究手段，实现研究方法的交叉。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先进性；落后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思维，会极大地制约领导科学研究的进展。因此，领导科学理论研究除了以传统的方式广泛地搜集占有图书报刊资料外，还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网上书库、数字图书馆等形式获取研究资料。除了常规的理论演绎研究方法外，还应采用实验、实地研究、社会统计、评估研究、资料分析等社会研究方法，增强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再次，要吸引更多的人文社科理论工作者进入领导科学理论研究领域，实现研究主体的交叉。唯有更多的从事非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研究者来研究领导科学，领导科学理论才能避免近亲繁殖、认识能力退化问题，最大限度地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增强对策和方法的有效性。从现实性来看，领导科学的专业研究者对其它学科知识和理论的造诣是有很大局限的，而其它学科的专家来研究领导科学，就具备了一种领导科学专业理论研究者所不具有的学科优势，更容易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某一方面取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当一大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史学乃至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来从事领导科学研究时，领导科学理论的繁荣将会更有活力。
三、领导科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如果从反思和建设的角度来看，领导科学的理论体系还显得很单薄，内容也不够丰富。因此，深化和丰富领导科学理论，必须在研究取向上运用发散思维，保持立体的学科结构，形成多元的领导科学理论形态。总之，起码要坚持以下三个研究维度。
文本维度――逻辑形态或理想形态的领导科学。毋庸讳言，领导科学理论是一种价值性理论，政治导向鲜明，功利性强，具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基础。它的科学性是建立在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理论假设之上，既有一定的客观性、实证性，又有浓厚的逻辑推导性和道德应然性。不仅我国古代儒家的领导思想、法家的领导思想、道家的领导思想以及杂王霸道并用的领导思想，而且我们今天占主体地位的领导科学，基本都属于此种文本性的领导科学范畴。文本性领导科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它以某种或某几种理论经典为蓝本和思想内核，从理论经典的价值意蕴中演绎、归纳、提炼、转化为进行领导的基本原则、领导终极目标、领导思维模式、领导谋略特征等，一般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强的逻辑性。文本性领导科学阐释的大都是显规则，一般都同主流的政治文化相表里，指导、约束、教化的色彩浓厚，但对于社会多元文化的接受和反应则通常持排斥的态度，因而也表现出理论的偏颇性，对领导现实和现象的概括存在盲区甚至误区。文本性领导科学容易以价值倾向和道德要求抑制学术的探索，只注重对政治需要的阐释，不重视对领导实践的实证性探析，容易弱化理论的科学性、创造性和超越性，不利于不同学派的产生和争鸣，并且由于凌驾于领导实践和社会实践之上，很容易脱离实践、滞后于实践甚至误导实践。因此，我们既要坚持文本领导科学是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形式，也要避免将其作为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唯一形式。
事实维度――经验形态或世俗形态的领导科学。领导科学是一种工具性很强的学科，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工艺学和技术学，其科学性既来自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宏观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也来自于领导者个人和群体经验与心得的升华，以及与社会的互动和对人情世态的深刻体察。由于领导群体有史以来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特殊性乃至封闭性，加上我国长期以来政治过程和领导过程的高度不透明性，从事领导工作的人由于政治敏感性的顾虑和政治垄断性利益的考量，往往有意无意地放弃或忽视了对领导实践的研究和概括，或者只作某种失真的理论抽象，而从事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则由于缺乏深入领导实际过程的条件和机会，对领导经验和体会的研究往往处于一种雾中观花的状态，导致出现了从事领导工作的很少研究领导科学，从事领导科学研究的很少真正了解真实的领导工作这种悖论，实际的领导情形基本上处于一种只意会不言传的隐晦状态，并且与文本领导科学的基本规则即显规则存在很大的距离。客观地观察和分析，在实际的领导过程中，一些五法八门、行行的潜规则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经验和心得也属于领导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码是领导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些非文本的领导科学，往往具有非政治的语言表达方式、非系统的理论表达形态、非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评价标准，通常能做的不能说、能说的不能做，台面上一个样、台面下又一个样。对于这些非文本的领导规则，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而要把它纳入规范的领导科学研究的视野，探其究竟，明其本源，正其是非，提升经验性领导科学的理论性，增强领导科学的现实阐释力和适应性。
原恶维度――庸俗形态或厚黑学形态的领导科学。反观现在的领导科学研究，存在一种教化重于理性研究的趋向，在倡导和强化领导行为中崇高道德价值导向的同时，有意回避和掩盖了对于领导者、领导行为和领导现象中恶的问题的冷峻的解释和探究，使领导科学理论显得道德上虚高、内容上虚空。从现实中领导干部的理论需求上看，《厚黑学》类为官经、办公室兵法类的网络文章和各种良莠不齐、不胜枚举的官场类小说持续热销，备受热捧，不少干部包括不少领导干部都热衷于这些格调不高甚至极度低劣的书籍中学习、研究“领导科学”。对此，领导科学研究者不能简单地予以政治贬斥和道德批判，而要反思理论研究的偏失，破除、探索盲区、走出误区，敢于正视恶、研究恶，通过研究恶而弘扬善、彰显善；敢于把《厚黑学》等思想糟粕纳入研究范围，善于从糟粕中发现事实、深化思考、丰富思维、增强理性，从而更加有利于丰富领导科学理论的精华。
四、领导科学应增加“技术含量”
学界一般认为，领导科学是关于领导实践基本规律的理论，比较注重范畴、逻辑、规则、价值、领导艺术等方面研究，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是构建领导科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性工作。但是，在强调规律性和逻辑性的同时，领导科学内容的知识性和技术性却没有得到同步的重视和增强，在现实中显示出理论的贫乏和无力。领导科学作为一种引领时展潮流、把握时展局面的理论，面对领导实践日渐信息化、专业化、社会化、风险化的趋势，如果仅仅有理论而没有技术，仅仅有智慧而没有智能，仅仅有经验而没有新知，只是一般性地要求领导者要高瞻远瞩、当机立断、运筹帷幄、率先垂范、集思广益、知人善任等，无异于仍然拿“中国功夫”对抗现代高科技武器一样无知和可笑，等同于痴人说梦。
领导科学替代不了其他任何具体的学科，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技术性学科，但是，作为一门主要由领导者学习、研究、掌握的学科，面对目前和未来领导实践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趋势，不断增加“技术含量”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现实课题。主要思路是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以史为鉴与面向未来的关系。对于领导科学研究来说，以史为鉴固然重要和必需，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很容易陷入“高尔夫球落点定律”的怪圈，老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正如北宋司马光等倾尽心力编撰了《资治通鉴》，古今的评价都很高，但此后的历代统治者真正能从中得到有益借鉴的很少，依然没有摆脱旧的体制、文化所造成的腐化、堕落、衰败的命运。因此，面对开放的世界、急剧转型的社会，领导科学要特别注重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新知识、不断探索新理论、不断提供“新武器”，在破解现实领导难题上发挥更加有力、有效的作用。
二是强调领导者加强内在心性修养与重视完善他律机制建设的关系。传统的领导科学在提高领导者素养、规范领导者行为方面，仍然沿袭儒家内省、慎独，道家超我和释家无我的修炼方式，强调修身养性、万物皆备于我的自律，忽略和拙于进行外在的制度和他律机制建设，陷入人治的研究思维中徘徊不前，往往老调重弹、空唱高调，而对于领导者作风、行为方面的严重问题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因此，现实的领导科学研究要突出工具性、技术性，重视在制度、体制、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和进展。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 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 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的高等教育学术理论等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此现象已经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包括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内的各行业从业者，客观上需要了解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探索。本文拟对西方领导学理论发展演变中几个主要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理论作概括的分析，并指出它们的实用性和局限性，通过分析，谈谈这些理论对目前我国国情下的工作环境，尤其是教育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对未来领导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二、西方主要的教育领导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一）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特质的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最早成型的领导学方面的概念和理论，领导素质的概念和理论在上世纪初左右逐步被广大行政学、政治学及法学等相关学者接受。领导特质理论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左右的研究以韦伯的西方政治学为基础，以侧重探索领导者的素质为主要方向，学界称此阶段的理论为“领导素质论”或“领导特质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领导者素质是与生俱来的”。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切斯利、本尼斯等。领导特质论早期的研究重点是，对成功的领导者的素质进行分析，从而期望从中获得领导者的共同素质特征，如斯多基尔、切斯利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后期的研究重心则逐步从具体素质的分析转变为分析如何塑造领导者的风格，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何培养领导者应具备的各方面的素质，如本尼斯等领导学理论的研究学者。
2.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实用性
从该理论的产生时期背景，核心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重点的概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领导特质论”的实用性。它打碎了中世纪“神学天定”的思想牢笼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再强调领导必须是由血缘决定的天定观念，强调领导的个人基本素质，注重对于领导特质的研究，认为领导者的个性和领导特质才是选拔、决定和评价一个领导者的主要标准，因此，领导的个性和特质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当时领导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对当代领导者的选拔标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3.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由于该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理论基础，因此，它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局限性的。该领导理论的内涵强调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的能力决定整体的决策和行动的观点，为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它和唯物历史观相违背。总之，它过于强调了个人能力和性格的决定作用，是片面的，和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界强调的团队协作和分工专长的精神相左。
（二）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及其实用性和局限性
1.西方领导行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二战的结束，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领导理论学界的研究者试图从工作和行为的特点来分析和论证领导者所领导的有效性，以此作为判断领导成功的标准和选拔领导的尺度，这就出现了新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主要有斯多基尔、弗莱西、罗伯特・布莱克、詹德、伦西斯・ 利克特等。具体来说，先后有“四分图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管理方格”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PM型领导模式”的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系统模式”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领导作风”领导行为概念和理论这五种理论，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作为切入口，因此，都属于领导行为理论的范畴。
2.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实用性
领导行为理论对二战前的特质理论所影响的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对20世纪下半叶的领导理论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和实用性。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关心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的问题，即“HOW”的问题），即“领导怎么做”、“领导怎样或通过何种方式来领导群体”。因此，它们都在研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哪些行为（如何做）有助于他自己进行有效的领导。这样，就部分否定了早期的领导特质概念和理论所主张的“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起主要作用”的观点。这样，就对组织机构选拔和评价领导者的标准和尺度提供了新的指导，为更好地推动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各项事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客观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时代，分工专业化和细化后，很少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流程这样一个新的强调专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浪潮。
3.西方领导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领导行为理论产生有它的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根本上它还是领导特质理论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无非是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行为和工作上，进行数学模型化和量化的更理性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完全放弃了领导个人性格和能力的评价，而行为和工作的本身又很难出现一个现成的可对比的对象，该理论本身并不过多涉及对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的结果的评价，因此，如果出现同样或类似的工作，由于不同的领导，领导者的行为和工作按照5种领导行为理论的模型来判断和评价，就可能出现占优势的一方其领导的具体工作行为的结果反而不如领导过程劣势一方的情况，这种结果和过程相背离的现象对领导行为理论是一个重大质疑。
三、西方教育领导学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我们应该在概括分析了解西方先后出现的几个领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正掌握这些理论思想的精髓，对这些理论对中国教育领导的积极作用和不适用的方面，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运用西方的各个主要领导理论时，不要忘了从它形成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切忌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简单认为某个经典的领导理论好或不好，更不能根据提出的时间的近远来判断其适应性。
（一）领导特质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强调对领导选拔任命的熟悉程度和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出身和人际网络往往成为领导选拔和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标准。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特质理论的必要性
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后，我国人事选拔和领导任命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传统的领导文化理论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领导特质理论所倡导的“任人为贤”理念，相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观念是进步的，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改变了任人为亲的传统，强调根据性格和能力来决定选拔领导者，是我国各行业，包括教育事业，应该大力推行的。
2.领导特质理论在中国高教管理中运用的方法
“又红又专”、“任人为贤”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我党和政府的主导的领导选拔思想，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具体的落实和操作的方式方法上，还做得不够，需要形成一套符合领导特质理论的较为科学的选拔体制和操作流程，这样既能融合西方领导特质理论的进步理念和指导，又能改变我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因素。
（二）领导行为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发
1.中国高教管理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必要性
领导行为理论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使很多教育工作者逐步接受了“天资绝顶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的思想，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适应性，即强调领导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更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真正决定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因素是他的行为。因此，有能力的人未必就一定能有实际的领导效果和达到领导的目的。
2.借鉴领导行为理论的注意点
领导行为理论对我国改善领导体制和理念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然，要注意渐进过程，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对它和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抵触方面进行有效的理论本土化的探讨研究。
四、结语
未来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在对领导理论的学习、借鉴、分析和讨论等过程中，应加强各理论学派的融合和交叉；强调领导特质、行为与权变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等的研究；使诸如此类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等形成一定的领导理论的具体可操作的模式，从而指导我国教育事业的领导选拔、培训、行为提高改善、领导方法与技巧的个性化等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郑晓明.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J］.人力资源，1999，11.
［2］PETER・G著.王力行，王怀英，吴纪明译.卓越领导力―十种经典领导模式［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关键词： 学校领导方式 学校文化领导 必然性
一、学校文化领导分析
（一）文化领导的涵义
香港国际知名教育管理学者郑燕祥提出的学校领导的五向度模式之一文化领导，①指的是能鼓舞人心、有魅力、帮助成员发展有关教育的使命、价值和规范，从而建立学校的文化。范国睿、王铮在《略论校长的文化使命》一文中提出学校文化领导的四个方面的建议：②展现校长个人人格魅力，给师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运用激励机制，鼓舞师生教育与学习士气；知人善任，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悉心呵护，关心教师。而萨乔万尼提出的道德领导在某种意义上与上述文化领导有契合，道德领导包括五个方面的涵义：学校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一个学习共同体；鉴别出更为丰富的领导来源；将道德领导置于首位；把树立目的作为领导的一项重要职能；“领导者的领导者”应当是一个道德领导者最基本的角色。③
基于以上各位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文化领导应当是这样的一种领导方式，学校领导者依靠个人人格权威结合学校文化传统形成学校精神的核心，并带动相关利益主体主流价值倾向于真善美，这些倾向促使学校的发展处在动态的不断的生成与建构中，从而能够保证学校在各方利益相关力量的共同参与中解决矛盾获得发展。
（二）学校文化领导的特征分析
学校文化领导大致体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1.不可复制性。一个学校实体的文化领导方式形成的文化结果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的：校长的价值观结合学校原有传统，教师多元价值观在学校传统和校长精神的影响下，不断磨合、推进获得一种融合了主流思想的精神，学生群体间以同样于教师精神生成的方式不断生成的精神。这三个方面对任何一个学校实体来说都是独特的，因而具有不可复制性。
2.动态生成性。正如道德领导理论所言，学校领导的过程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形成的过程，学校文化领导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有新的因素产生、旧的因素摒除的生成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领导者、教师、学生乃至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校不断建构的原始动力。
3.多重主体性。在文化领导的过程中，对于学校事项的决策由领导者，教师和学生共同来完成，他们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怎样决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相对于传统的决策方式来说，这种方式体现出明显的多主体性。
二、学校领导方式的演变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或者思考对学校领导的方式作出不同的论述，而学校领导方式本身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下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与发展。
（一）领导方式的不同描述
美国依阿华大学的研究者、著名心理学家勒温和他的同事们着眼于三种领导风格，即专制型、民主型和放任型的领导风格，这是较为早期的对领导方式的研究，为以后的领导方式分类打下了基础。但是实际状况下的领导方式并不如此极端，而应该是介于三者之间并倾向于某种风格。之后的坦南鲍姆等人的领导连续体理论就是对这一理论的修补。继勒温之后对领导方式理论作出较大贡献的是密执安大学的利克特，他把领导方式划分四种类型，分别是剥夺式的集权领导、仁慈式的集权领导、协商式的民主领导、集体参与领导；利克特认为依靠民主领导能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潜力，要真心实意让职工参与管理。这一理论从侧面反映了职工参与管理的程度低这一事实，是在人们争取民主的情况下学者们的呼喊，以至于后来的布莱克和莫顿的管理方格理论也都反映了当时那个时期民主仍旧是人们的最高追求。学校领导理论受其影响，也倾向于民主的追求，例如，当时的理论强调民主式领导下师生共同参与，积极性得到提高，有关价值观表达的问题仍未被提上日程。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发育水平的提高，个体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可以改变外界作用的力量，也就是个体价值观作为一种影响因素开始对领导方式产生作用的时候，美国著名教育管理学者萨乔万尼提出了道德领导，同时欧洲国家也出现了“文化领导”一词。另外，近几年得到很大发展的学校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也都关注到了领导文化，在探讨何种文化最为有效和适合时，学者们注意到以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产生的权威化领导值得提倡，这可以算得上是文化领导的另外一个角度的表述。以上理论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文化领导的内涵，仅仅是表述的不同，实为异曲同工之妙。
（二）学校领导方式演变历程
除了上述对领导理论的不同表述中的发展历程外，东西方的学者们也提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学校领导方式的沿革轨迹。
萨乔万尼将领导权威来源分为：科层权威、心理权威、技术―理性权威、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五类。前三种权威，构成了现有的领导工作维度，而后两种权威则是对传统领导权威来源的扩展，也正是道德领导的工作维度。④
史根林在《学校文化革新与改善道德领导――革新着力点的选择:道德领导》一文中指出：“随组织思想的发展和学校改革的深入，学校领导者的方式也正发生着相应的变革，并呈现出这样的基本轨迹:‘执行型’领导――‘转变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再对各种领导方式进行分层可以发现，最低层次的领导是科层制领导，他认为从领导的本义看，这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与领导层次相近的是执行式领导；较高层次的是转变型领导，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在共同愿望、共同价值观的激励下，为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协力合作，学校呈现出高效率的显著特征；最高层次的是道德型领导，他认为从被领导者可自愿赋权和自愿撤权的角度看，道德型领导也即是转变型领导的最高发展层次，其中，被领导者有自由参与、提议、选择（包括选择不同的领导）的权力。⑤
郑燕祥整合萨乔万尼（T.J.Sergio-vanni）的校长五种领导力，鲍尔曼（L.G.Bolman）和迪尔（T.E.Deal）就一般组织提出的四个领导取向，提出了学校领导的五向度模式，包括结构领导、人性领导、政治领导、文化领导和教育领导。这五种模式不仅包含了学校领导方式发展过程中的已有四种模式，而且包含了愿景模式，即文化领导。
以上关于学校领导方式演变的概述是当前社会条件和社会要求下的产物，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三、学校文化领导方式的必然性分析
全球化浪潮之下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多元化凸显，这是促使学校文化领导方式产生的最主要、最本质的原因之一。
（一）教师需求的多元化推动学校的文化领导
一项有关高校教师需求的调查显示：“发展的需求在教师的所有需求中最为重要”，而“物质的需求在教师的所有需求中比重也较高”；调查显示：“教师需求存在差异性”。⑥这种结果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当前物质水平已经获得极大提高的前提下，教师，甚至是准备入职的教师都在考虑，加入到工作岗位后成长的空间有多大。教师开始利用各种可利用的工具提高自身能力，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加上信息沟通便利带来的视野的开阔，教师在追求自身价值展现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他们要求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学校管理方面具有话语权。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学校领导者单纯运用科层制的，技术理性层面的，以及民主层面的领导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已有的教师需求状况，应对多变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给教师自己解决问题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给予在文化领导方式的环境中是可以实现的。
（二）学生群体自我意识的提高带来的多元化需求促进了学校文化领导的产生
学生自我意识的提高同样对学校领导方式提出了要求，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单向地获取知识，他们要对获取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么获取提出了要求，而这些要求都鲜明地体现着学生的个人价值观。
学生需求的变化，以及有关学生问题的不断生成对学校领导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学校领导能够关注教育的使命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体现，关注价值观与规范的引领，关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能够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让学生充分展现自己，而又能将出现的问题及时地获得解决。学校的文化领导作为一种精神引领的方式，其多重主体的特征恰恰可以满足学生多元价值观统领下的自我提升，而动态生成性又为不断变化得问题解决提供了可能，这些优势是任何一种已有学校领导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另外，社会发展需求的多元化也要求学校的文化领导。个体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是当前教育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教育培养人才的滞后性与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
总之，学校的文化领导方式从不同视角切入，其不可复制性、动态生成性及多主体特征能够为学校相关利益主体提供适切的发展空间，也适应了当代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要求下的对于培养人才的需求，是未来学校领导方式发展的必然诉求。
注释：
①郑燕祥.教育领导与改革:新范式［M］.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69.（转引自余进利.学校领导五向度模式与校长培训［J］.教师教育研究，2009，（5）.
②范国睿，王铮.略论校长的文化使命［J］.上海教育科研，2006，（7）.
③冯大鸣.道德领导及其文化意蕴［J］.全球教育展望，2004，（3）.
④［美］萨乔万尼著.冯大鸣译.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7.
⑤史根林.学校文化革新与改善道德领导――革新着力点的选择:道德领导［J］.江西教育科研，2007，（8）.
⑥陆慧.高校教师需求呈差异化［J］.教育与职业，2009，（28）.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G・欧文斯著.窦卫霖等译.教育组织行为学――适应型领导与学校变革（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
［2］张延明.建设卓越学校：领导层・管理层・教师的职业发展（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关键词：领导-成员交换 员工态度行为 本土化研究
Graen在1972年首次提出了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以来,在近30多年来, 很多学者围绕着领导-成员交换开展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1.领导-成员交换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不同于传统的领导理论认为领导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下属，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认为由于时间的压力和精力的有限，领导在工作中对下属是区别对待的，领导与下属中的少部分人建立了特殊关系，这些下属便成为“圈内”人士，他们会得到领导更多的关照，领导与“圈内”人建立的则是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而其余的下属则成为“圈外”人士，他们与领导的互动较少，和上级建立起来的关系只局限于正式的权力系统范围内，领导与“圈外”人建立的是一种低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垂直对子联结理论是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发展的基础,它明确地阐述了“一对一垂直对子”的领导―下属的对应关系。在这个理论中包括领导者、下属以及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该理论认为,领导者在这个小工作群体内对待下属的方式是有差异的，从而为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2.领导-成员交换的测量
领导-成员交换的结构及应如何被测量,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形成比较公认权威的方法。一般认为领导-成员交换的结构是多维的。Maslyn提出的四个维度的结构：情感、贡献、忠诚和专业尊敬。Graen等则采用了尊重、信任和共同的责任三个维度来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除此以外,也有的研究中将开放性、诚实性等指标作为领导-成员交换的核心维度加以分析。在具体的测量量表中，Graen等提出的LMX-7测量量表被证明具有最高的信度和效度。这7个项目分别是:上司了解下属在工作上的问题及个人需要的程度;上司对下属的潜能了解的程度;上司运用他的职权帮助下属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上司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下属的机会有多大;上下级之间工作关系的有效性;下属愿意为上司所做出的决策辩护和解释的可能性多大;下属是否知道上司对他工作的满意度。
3.领导-成员交换的实证研究结果
3.1领导-成员交换的前因变量研究
在领导-成员交换的前因变量研究中，Tsui发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公司类型、工龄和种族等6个人口特征变量对LMX会产生显著影响。Basu发现领导与成员之间教育程度、观念、个性的相似性对交换关系的质量有显著影响。Liden的研究则认为情感、忠诚度和贡献的认同程度等3个维度将影响LMX。就具体的领导与成员接触行为而言, Rogers的研究发现领导与成员之间的说话语气、沟通方式会对交换关系的质量产生影响，Fairhurst认为成员的讨好行动有助于促进LMX质量的提高。
3.2领导-成员交换的结果变量研究
在领导-成员交换的结果变量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领导-成员交换与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离职倾向等员工态度和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Major, Kozlomski,Chao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与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而与员工离职倾向呈负相关。此外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还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Song & Lapierrie借助元分析发现领导-成员交换与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国内学者张莉等人（2008）得出沟通满意度与领导-成员交换有正相关关系，领导-成员交换的质量将影响个体、团队和组织层次上的沟通满意度。刘耀中、雷丽琼(2008)的研究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对工作绩效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康莉、童新国（2008）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得出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黄磊,周小兰（2009）验证了领导-成员交换和员工离职倾向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孟宪伟（2006）提出了领导-成员交换、变革型领导、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嵌套模型，并认为领导-成员交换是变革型领导、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4.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研究展望
随着管理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西方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此他们开始关注管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因此美国情境下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结构维度更多反映了领导与成员之间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而中国的儒家文化更调家族主义、威权性，在中国企业中,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官僚层级关系，更有可能掺杂伦理关系，领导不仅仅是工作上的上司，可能还是令人敬畏的“大家长”。因此研究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能够更好地帮助中国的管理者所理解和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去。
5.总结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在西方的研究已经逐步完善，在引进、学习和采纳西方管理理论的同时,必须加快对中国特有社会背景下的管理理论的研究。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发展模式、前因变量、结果变量的特殊性研究,以及领导和成员分别觉察到的交换关系、的一致性程度等,将是国内学者可以探讨的重点。未来的中国学者应该更加关注怎样将这一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张莉，刘宝巍，贾琼.基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沟通满意度研究[J].管理评论2009（4）
[2]刘耀中,雷丽琼，企业内领导―成员交换的多维结构对工作绩效的影响[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8)
[3]康莉，童新国.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科教文汇2008（1）
[4]黄磊，周小兰.领导―成员交换与员工离职倾向的U型关系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9(5)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几乎全部承担起了培养适应全球化、多元化时代潮流发展的新型领导人才的责任。到1990年代末期，美国有800个高校设立了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计划，2006年，已有近1000个高校在从事相关教育活动。[1]正如潘宁顿（Pennington）所说，“领导课程已经在国内（指美国，笔者注），各大学个院系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不仅社会科学领域随处可见，在农学、自然资源和技术科学等领域，其数量也在日益增多。简而言之，我们都在教授领导――不仅在每个校园，而且在各校园的许多院系。”[2]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人才强国战略，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党中央对高校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工作高度重视。2006年8月29日，、全国学联联合印发的《高校学生干部培养计划（2006-2010）》曾专门就高校学生干部的领导力培养工作进行了论述。国家人才培养目标与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因此可以逻辑地理解为大学生领导力素养的培养，已经在战略层面上被列为大学人才素质培养的重点内涵。为贯彻落实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国内的众多学者自2000年对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展开了研究。
当前国内对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翁文艳、房欲飞、桂勤、赵红梅、邱巍、郭圆圆、李芳等人对美国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国内学者翁文艳在《国外领导教育与培训概览》一书中论述了多种领导能力发展的模式，如“维斯和福默的领导力发展综合计划模式”“阿华利的领导力发展多层次视角模式”“创新领导中心的领导力发展模式”等。并以美国为例介绍了高校面向大学生的领导力教育的典型项目：加州拉文大学的“领导教育与发展”项目、鲍尔州立大学的“卓越领导项目”、罗特格斯大学美国妇女和政治中心的“全国妇女领导力教育项目”俄亥俄大学全球领导力中心的国际化领导力培训等。从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导学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美国高校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二是围绕国内高校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实践开展研究。[3]在国内，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等几所学校首先涉足了这个领域，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大学生领导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如北京大学于2009年11月举办了“青年领导力论坛”，哈尔滨工程大学于2011年6月启动了“领袖计划”基金等；从教材和课程的角度看，浙江大学胡礼祥教授2011年编写了《大学生领导力拓展训练》，成为我国第一本大学生领导力教材；成都学院屠火明的《学生领导力》课程被列入2010年国家精品课程；很多高校都陆续开设了“大学生领导力”、“学术领导力”、“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大学生领导力开发”以及“领导与艺术”、“领导科学”“、沟通技巧”等相关课程。从项目的角度看，各种针对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项目正在不断实践与探索，包括浙江大学已经创办十年的“启真人才学院”；首都师大的“学生新世纪英才学校”；华东师范大学的“人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设立的“致远学院”；以及其它高校组织的各种“领导力训练营”“、“青年领袖训练计划”等众多项目。从学术交流的角度看，很多学校都开设了“大学生领导力”专题讲座，开展了一年一度的“大学生领导才能研讨会”；[4]2012年，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与上海理工大学合作，成立“大学生领导力研究与训练中心”，召开上海首届“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论坛；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于2013年11月18日成立“中国大学生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智强教授担任。关于高校领导力教育的研究成果面世。为今后领导力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借鉴的经验。尽管出现了这些可喜的局面，但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的领导力教育还处于一个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比如，从广度和深度上来看，开展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高校数量还比较少，许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听说过领导力教育，更何谈深入领会领导力教育的价值。又如有些教师和学生虽对领导力教育有所了解，但在理解上又存在一定曲解。此外，在已经开展领导力教育的高校中，也不乏简单照搬国外经验的做法，把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简单理解为沟通协调、独立思考、创新等几种具体能力的培养的学校。诚然，以上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也需对大学生领导力教育正本清源以便准确定位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与作用。
2003年以来，大学生领导力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当下领导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专业领域。大学生领导力教育越来越被教育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和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关于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实践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国内相关大学生领导力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与实践处于分离和分散状态。当前研究对领导力理论的关注还非常不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实践的成效。
第一，缺乏完善的大学生领导力理论模型研究。由于大学生领导力是一个新兴概念，对于大学生领导力的定义和结构，学者们都还存在较大分歧。
第二，缺乏普适性的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实践。当前国内高校大学生领导力教育，大多还停留在精英教育层面，教育和研究对象主要侧重学生干部和学生精英，而忽视了大多数的普通学生。
第三，缺乏国际领导力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国际领导力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跨文化交流与研究。目前国内对大学生领导力的教育研究还以模仿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多，本土化的研究与设计才刚刚起步，中国文化对领导力教育的影响还没有真正融入到教育实践中；大量的培训计划和项目均还停留在校内，以跨文化交流和领导力提升为核心的“国际领导力教育”项目还非常缺乏。
第四，缺乏多元化的大学生领导力研究范式。在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研究中，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较多，个案研究主要以学校、项目或参与者为研究对象，但这些研究多为文字性描述，缺乏统计数据的验证和理论的支持；少数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横断研究，但多属于静态研究这主，对于揭示大学生领导力的教育成效以及影响效果都是有缺陷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多考虑量化性和纵向跟踪的研究范式，更加关注大学生领导力与未来团队建设、大学生领导力与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领导力与个体长远发展的关联性。（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房欲飞.美国高校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1
[2] Pennington，P.（2005）.The Leadership Pie：Grab Your Piece Before it’s Gone！[J]，journal of leadership education，4（1）：75
自愿、市民社会、知识分子、阵地战分别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实施场所、组织者和夺权方式。增强教育和自觉的合力作用、坚持发展群众路线、发挥知识分子的模范作用、夯实廉政文化基础，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廉政文化；要素；对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飞跃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却面临着巨大的失败，同时也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活跃起来，葛兰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案研究学者不同，葛兰西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实践家，写下了叹为观止《狱中札记》，对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提出无产阶级借助攻破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获得文化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党政自身建设，提升无产阶级神圣性以及合法性。作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党政方面的建设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关于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四要素分析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前提
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阐释，理论确立需要保证各个阶层都是自愿的接受统治者实际的领导地位以及思想理念，因此，自愿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发展的重要前提。［1］国家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大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一致的世界观。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与建立世界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不掌握文化领导权就无法建立世界观，这就需要广大民众给予认同，凝聚各阶级的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主动权。葛兰西的共产主义相关理念过程中，将领导权划分为政治以及文化两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统治阶级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掌握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领导权，有效巩固通知地位，实现自身有效统治。此外，在文化领导权的控制过程中，还需要保证从属阶级在思想上的认同性，属于一种自愿，社会中大多数居民都是资源同意而组成的。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施场所
关于市民社会理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应用于政治领域。由于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就使得社会对市民定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物质生活关系的综合，葛兰西则更加倾向于将市民社会划分在上层建筑领域，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国家支配，属于自主性非常强的社会团体，诸如，学校、教会等等。统治阶级在实际的阶级统治过程中，可以利用学校或者是教会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广大民众能够认同世界观；市民社会为思想、言论交流等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提升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会需要充分发挥文化领导权作用，实现意识形态有效传播以及文化的有效巩固。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组织者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还对上层建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代表了自身集团实际利益，充分发挥对国家发展的指导、管理以及传播等功能。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之中能够充分发挥文化统治作用，有效维护阶级利益；知识分子作为新思想与新理念的传播者，承担着代表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传播作用，对启发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领导者以及组织者，对组织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知识分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统治阶级获得文化领导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方式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认为，阵地战对获取文化领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为了能够获得胜利，就需要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获得领导权并且实现合法地位的有效巩固。阵地战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阵地，逐渐攻破工会、学校等民间机构，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除，构建文化针对，提高思想觉悟，为无产阶级提供文化领导。实际上，文化领导是一个发展缓慢、理性化并且长期性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瓦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能否获得社会大部分成员的赞同，是文化领导权的关键，阵地战则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2］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作用
（一）注重党政文化建设，构建廉政文化基础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进行市民社会领导权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自身建设。作为国家重要的领导力量，党需要获得人民拥护以及信任，不断提升自身建设。面对国内国外复杂的发展形势，党政建设刻不容缓。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坚持廉政的重要目的，充分利用文化这一发展载体，有效抵御党内的不良之风。从目前发展来看，我国需要更加注重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特别是需要注重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价值取向的廉洁性、正确性，实现有效的传导，同时还需要党员干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党员干部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关于党政反腐倡廉相关理论，同时还需要注重权利、利益二者之间关系，有效抵制在金钱、个人等思想意识理念以及生活方式方面的侵蚀。此外，还需要更加注重优良传统文化方面的继承发展，坚持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有效吸收世界各国关于反腐倡廉成功经验，有效巩固廉政文化。
（二）明确定位，注重教育、自觉二者之间的结合
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方式，阵地战能够有效瓦解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无产阶级能够提升意识形态的同化力，获得民众更大的认同。在进行文化领导权实施过程中，无产阶级、社会成员之间教育，实现批判性自觉。［3］在进行党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党员干部教育，特别是以及法纪方面的学习，实现知识结构的有效扩展，提升丰富性。理论学习的同时，还需要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保证先进文化发展方面。在进行群众教育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相关政策方面的宣传，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为群众、党之间的一致性提供保障。在进行大众化教育过程中，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综合素质，树立群众主人翁意识，为廉政文化的有效开展创造更加有利外部环境。从党员干部角度来看，自觉主要知耻、自律两方面内容，为党员干部提供精神，提升党员思想道德修养，有效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有效遏制腐败。
（三）坚持发展群众路线，保证务实清廉
文化领导权需要坚持人民群众自愿性，坚持内心上的认同。无产阶级需要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循理论、实践相结合，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民众日常生活进行有效关联，尽可能获得民众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作为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群众路线则是党的发展生命线。民众需要坚持自愿的原则，能够从内心上认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维护以及巩固，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坚持群众路线。党员需要明确自身肩负的重要职责，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坚持群众为本的发展路线，为人民谋得更大的利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来自党的关怀。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牢固群众发展基础，坚持党与人民的紧靠相依，实现党方针政策有效宣传，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渗透，让群众能够更加自觉、更加自愿的接受意识形态理念，支持党的领导。党组织还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从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基本点，倾听群众的声音，吸收群众意见，获得群众更多拥护。
（四）坚持有效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对获得文化领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承担着指导、教育以及管理等作用。［4］从党廉政文化建设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发挥着组织以及传播作用，这就需要认识到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以及艰巨性，根据学科性质不同，注重廉政文化研究角度的针对性，形成更加有效的理论成果，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指导。党员干部教育过程中，知识分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党内发展基础以及群众发展基础，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提升党的发展凝聚力。
三、结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继承以及发展，文化领导权理论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发展作用的过分夸大，但是对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曾经反复强调党风廉政相关建设工作，强调反腐工作四要素的重要性，将廉政建设工作看做实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利益驱动型以及消极腐败思想等较为严重，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因此，党廉政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文化领导权进行合理化建设，注重党政建设，提升廉政文化建设有效性。
作者：范秋贵 单位：商丘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参考文献：
［1］张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3（2）：62．
［2］邹英姿．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简要评析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J］．剑南文学，2013（6）：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