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职不久的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一)
20xx年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份工作是我从事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我对此也十分珍惜，也尽最大努力去胜任这一岗位。通过一年来的不断学习，以及同事、领导的帮助，我已完全融入到了企业管理部这个大家庭中，个人的工作技能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虽然工作中很多事情有待完善，但应该说这一年付出了不少，也收获了很多，我自己感到成长了，也逐渐成熟了。现在就20xx年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以踏实的工作态度，适应企管部工作特点
企管部是公司运转的一个重要枢纽部门，对公司内外的许多工作进行协调、沟通，做到上情下达，以及规划协调好公司各部门的各项事务。这就决定了办公室工作繁杂的特点。每天除了本职工作外，还经常有计划之外的事情需要临时处理，而且通常比较紧急，让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先去解决，当然自己手头上的事情也很多，经常是忙忙碌碌的一天下来，但是每一天都很充实，我本着为大家服务的心态是做好每一件事。为公司贡献我的一点光和热。
二、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一年来，我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公司各项费用报销单的审核：首先各部门指定人员把部门人员发生的报销单上交给企管审核人员，企管审核人员对报销单的事项、金额、票据等一系列事项审核;审核完毕，每周三交给企管部领导审核，领导审核完毕，我录入到费用登记软件中，并对比较特殊的报销单做其它方面的录入，;再交由张总审核，张总审核完毕，再重新把所有报销单登记，做一个详细的费用报销单明细表，交由财务。
2、保险柜文件的管理。此类文件涉及范围非常广，整体上分为政府性的、公司内部性的;公司内部性的又分为公司所有证书证件、合同、协议、行政后勤等。需要进行整体的区分，方便各部门人员需要时，及时提供。
3、统计报表的填写及上报。我这一块的统计报表涉及到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市经贸委、南昌市重点企业服务平台网、省外经贸厅发展处以及其他政府不固定性的相应政府报表五大块。报表部分与财务部协调完成，财务出相应的数据，有些数据需要自己的计算，每大块涉及到的报表较多。
4、档案这一块，是花时间、经历最多的一块，其分为两大块：纸质档案：全部是用手写，每个人的档案上都要写好员工的个人信息，我接手这一块完全是空白;并且还要分部门，统计好各部门的人数，在上面列清单。在这样有效的分类下，公司所有人员信息都可能很直观的查到。电子档案：这一块是纸质档案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是对员工个人基本信息的录入，例如：姓名、身份证、毕业学校等一系列。涉及得非常细。这样一种录及方式方便公司各领导对员工个人基本信息的查看。
在明年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多向领导汇报自己在工作中的思想和感受，及时纠正和弥补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我相信：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XX的明天会更美好!
刚入职不久的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二)
时光飞逝，xxxx年很快就要过去了，从3月中旬至今，我已经在xxxx工作了八个多月了，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我很庆幸自己在刚刚走出校门就能有这样的机会。
xxxx是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我对此也十分珍惜，尽最大努力去适应这一工作。经过一年来的不断学习，以及同事、领导的帮助，我也已经融入到了金骄这个大家庭中，个人的工作技能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虽然工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应该说这一年付出了不少，也收获了很多，感到自己成长了，也逐渐成熟了。
一、回顾xxxx
经过这大半年的煅炼，在工作能力上我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差距和不足还是存在的，比如工作总体思路不清晰，还处于事情来一桩处理一桩的简单应付完成状态;对自己的工作还不够钻，脑子动得不多，没有想在前，做在先;工作热情和主动性还不够，有些事情领导交代过后，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投入太多的精力，办事有些惰性，直到领导催了才开始动手，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
二、展望xxxx
在即将结束的xxxx年里，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我会努力加强学习并不断提高自己，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决心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在即将到来的xxxx年，我将继续与公司同事一起努力配合领导更好的完成工作任务。
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面对新的任务新的压力，我也应该以新的面貌、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迎接新的挑战，在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进步。
三、工作建议
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对于公司的日常运作了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我发现公司存在一些问题：
1、岗位不明确，职责混乱。
目前公司员工人数较少，很多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做，在做的同时，因为岗位以及职责的关系，很难分清主次，没有合理的安排，甚至在日常办公中都不知道应该先去向哪个部门申请，以至于有什么事都是去找总经理，如此一来加重了领导的工作量，也影响了领导处理其它重要的工作，长此以往，对公司的发展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这个问题能及早得到解决。
2、管理制度不完善，难以实施。
我看到公司也印有管理制度，上面明确发明了各岗位的职责与权利，但纵观全公司员工，敢说了解的恐怕不多，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岗位对应的职责是什么，都有哪些权利，所以在工作中常出现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这对工作效率的影响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希望公司领导重视，并及时解决。
总体来说，我对xxxx年充满了期望，新年新气向，希望在xxxx年里，大家相互勉励，共同打造出更好的金骄!
刚入职不久的个人年度工作总结范文(三)
时光飞逝，伴随着比较紧凑又略显紧张的工作节奏，20XX年就这样快接近尾声，虽然我来公司时间还不太长，但是时间的脚步依然没有放慢它前行的脚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有很多所感所悟，现总结如下：
对于工作这个词，是潜移默化的接受的，作为一名从高校毕业时间很短的学生来说，社会经验、工作经验都很缺乏，所以在平时我要多学多问，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公司里面我深切的感受到的是领导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同事们团结奋发、互帮互助的干劲，工作中认真务实的作风，这对走上工作岗位时间短的我来说是受益匪浅的，为我迈向正确的人生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没有太多宏伟的高瞻远瞩，也没有过于细腻的深切体会，只是在工作的当中的一些琐碎的想法和话语，分为几方面总结：
一、学习业务知识，作好本职工作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对工程资料方面几乎是零的开始，所以初期就很盲目，给自己的岗位学习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后来经过领导和同事的及时引导，加上自我深入的感性认识和学习，逐渐的对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有了良好的适应，万事开头难，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以后的工作会进行的很顺利，自己的进步会很明显。
二、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成长
无论我们的理论知识多么丰富，最后都是要回归到实践中来，因为工作本身就是实践性的。
在以前谈到理论联系实际，就会潜意识的理解为把书面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被动的动作行为。在参加工作之后才发现，以前的想法都是片面的或形而上学的，因为以前思考问题都是基于完全的理论之上，没有真正触碰到实践的东西，才会导致理解结果显得单薄和脆弱。直到慢慢的接触到实际的工作，并在工作中去处理以一些问题，才发现理论和实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理论联系实际本事是应该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理论和实践又是一个长时间的互相转化的过程。我们的实践需要以理论作为基石，然后在理论基础上去探索和实施;而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又不断的进行总结和思考，为自己的理论知识补充鲜活的营养。理论和实践又是一个长时间的互相转化的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过实践的积累，自己在工作的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每次遇到困难时，我就虚心系向别人请教，事后自己又归纳总结，不断的改进自己的方式方法，虽然目前还是显得稚嫩和粗糙，但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历练和提升的。
三、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升综合素质
我作为公司的一名新人，也将是未来的新生力量，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公司的领导也时常教导我们要多学习各种知识，多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层次。
我平时也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读中国古典的名著和现当代的一些励志的书籍，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从书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自身的进步和充实有书籍的很大功劳。
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工作和学习，感触很多，收获也很多，尽管有了一定的进步和成绩，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比如有创造性的工作思路还不是很多，个别工作做的还不够完善，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在今后的时间里，我将认真学习各项政策规章制度，努力使思想觉悟和工作效率全面进入一个新水平，为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也为个人的提高创造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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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控制权转移；国有控股；公司治理
1 引言
有媒体报道，2007年最大涨幅的10只股票当中有4只是st股，涨幅甚至过500％。我国的st股，无论是资产质量、管理层的经营能力，还是公司治理都不能说是好的，仅凭原管理层改善公司经营，提高盈利的可能性不大。这种股票大涨的原因在于有资产重组预期或是已经落实资产重组计划。在资本市场上，有重大资产重组事件的公司，都会引起市场的极大关注。在我国，狭义的资产重组主要是指股权重组或是控制权重组。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市场对资产重组事件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发达的资本市场。我国上市公司中大量国有股权的存在，也使得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有特别的意义。
国内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绩效的研究，在分析了整体上是否有绩效改善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不同子样本的绩效差异、绩效改善的来源或影响因素，但较少专门关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中买卖方的性质，最终控制人是否变更、交易形式对控制权转移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我国2000－2004年发生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样本，实证分析不同形式、不同性质买方、卖方和最终控制人是否变更的控制权转移的公司治理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确定与数据收集
本文把股权转让引起的第一大股东变更界定为上市公司作为控制权转移。国有上市公司是指上市公司在发生控制权转移前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的公司。我们的控制权转移的样本以及交易的数据来自ccer股权协议转让数据库，公司治理变量的数据来自csmar和ccer公司治理数据库。2000年以前的控制权转移事件相对较少，已有不少相关研究以此为样本，考虑到公司治理方面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分析2000－2004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样本，并根据如下标准进行了选取：（1）本次股权交易的第一次公告发生在2000年或以后，并在2004年或以前已公告完成；（2）股权转让导致第一大股东变更；（3）交易前买方不是公司控股股东；（4）发生多次转移则取最后一次，且第一次公告年离上一次转移的最后一次公告2年以上；（5）非 金融 类公司，且卖方也不是国有金融机构。最终获得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19家上市公司。我们对买卖双方的性质、转移是否有偿、以及最终控制人是否变更进行了分类。地方代表买方为地方政府机构和地方所有 企业 ，中央企业表示中央直属企业及科研机构，但不包括大学。民营包括了外资企业。如果买方和卖方属于同一地方的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我们认为第一大股东变更没有导致最终控制人的变更，但根据我们的定义其控制权发生了转移。除了买方为民营子样本的最终控制人发生变更外，有33家发生控制权转移，但最终控制人没有变更。
2.2 变量说明
反映公司治理水平高低有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从公司个体层面而言，主要是内部机制。而内部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管激励制度。本文的公司治理变量 参考 了白重恩等的变量设置。（1）董事长变更、总经理变更哑变量。控制权市场作为最基本的治理机制就是通过控制权的转移实现对公司管理层的替换，从而提供公司经营绩效。而实际的控制权转移过程往往伴随董事和总经理的变更，这也是控制权转移的作用。但在我国可能有些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重组，由于最终的控制人没有变更，并且国有产权导致内部人控制，可能不涉及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替换。因此我们以董事长是否变更哑变量和总经理是否变更哑变量来衡量控制权转移这个最基本的作用是否得到发挥。（2）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哑变量、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是公司内部对公司经理层的监督机构，而董事长在董事会运作中起主导作用，如果由总经理兼任，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将减弱。董事会规模越大，可能有决策效率低方面的成本，但是对不同股东在董事会以及公司管理层的力量有平衡和制约作用，可以防止某个大股东对公司的侵占。法规规定，公司与股东的关联交易需出具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则是更直接对公司大股东在公司内部力量的监督。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有可能防止大股东对董事会的操纵以及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3）董事会持股数量，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董事会持股数量反映了公司监督者和管理者与公司股东利益一致的程度。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反映了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内容，国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由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很大，公司的董事会基本由控股股东控制，我国的公司治理问题更主要是控股股东与小股东委托问题。（4）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herfindahl2_10。在我国存在普遍的大股东控制的情况，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小有利与股权结构的平衡减少大股东控制的风险。herfindahl2_10是公司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的赫芬达尔系数，是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这些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会对控股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控股股东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同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herfindahl2_10则反映了这些较大股东利益与监督力量的大小。
2.3 数据处理与检验方法
本文对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指标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有控制权转移前后差异均值t检验，子样本均值差异t检验。对控制权转移公司治理效应方面效果的分析，必须考虑不同日历年度不同行业的差异，也必须考虑公司个体本身的差异。因此对各指标变量进行了年度行业的中值(哑变量以均值)调整。先求出各指标变量各年度分行业的中值（哑变量以均值），行业以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分类，除制造业ci取2位外，即字母c和1位阿拉伯数字i，其余行业取1位字母，共21个行业。然后样本公司各年指标变量减去所属行业相应指标变量的中值（或均值）。
3 实证结果分析
控制权转移前后各年公司治理指标的变化情况，分未调整数据和经行业中值调整后的数据结果。从经行业中值调整的数据看来，控制权转移的前一年、当年和后一年，样本股东都比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平进行更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控制权转移后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情况减少，说明我国的控制权转移确实发挥了替换经营绩效差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作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表明，控制权转移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比行业平均水平低，而且控制权转移后的兼任情况减少。董事会规模大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差距减少。控制权转移的公司的独立董事的比例高于行业中值，而且控制权转移后的比例增加。控制权转移后董事会持股的数量和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与行业中值的差异比转移前大，但都不显著。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各年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而且控制权转移后比转移前下降，而herfindahl2_10则相反。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对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的各个指标都有所改善。
在公司治理指标变量控制权转移后2年均值与控制权权转移前2年均值的差异上，样本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2年比前2年的董事长变更比例显著减少，总经理变更增加但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和董事会规模都略有提高但不显著，而独立董事比例的差异显著为负，即独立董事的比例的提高水平比不上行业平均水平。董事会持股数量和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都有提高，但调整后数据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后差异不显著，herfindahl2_10前后差异显著为正，说明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大股东持股地位下降，其他大股东的地位加强。总体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带来了公司治理指标的改善。卖方为地方子样本独立董事的比例显著下降，但herfindahl2_10显著提高，而卖方为中央 企业 子样本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显著增加，第一大股东持股显著增加，herfindahl2_10显著下降。二个子样本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股权结构上有显著差异，中央企业卖方子样本的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加强了。
在买方为民营和国有子样本公司治理指标变量控制权转移后2年均值与控制权权转移前2年均值的差异上，买方为民营子样本，控制权转移后董事长变更显著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显著增加，herfindahl2_10显著增加。而国有买方子样本总经理变更差异显著为正，独立董事比例差异显著为负。二个子样本只在股权结构上有显著差异。
在买方为国有的控制权转移情况下，对交易方式为有偿和无偿，最终控制人变更和没有变更子样本公司治理指标变量控制权转移后2年均值与控制权权转移前2年均值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交易为有偿的子样本herfindahl2_10的差异显著为正。交易为无偿的子样本独立董事比例差异显著为负，第一总经理变更差异显著为正，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差异显著为负。二个子样本只在herfindahl2_10有显著差异。最终控制人变更子样本的董事长变更的差异显著为正，独立董事比例差异显著为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异显著为正。二个子样本在董事长是否变更、总经理是否变更、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erfindahl2_10都有显著差异。最终控制人变更样本在独立董事和股权结构上好于最终控制人没有变更样本。有偿转移的样本只是在股权结构上的治理指标好于无偿转移样本。
4 结论
控制权转移作为一种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在国外以及得到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支持。在我国，由于制度和市场环境以及治理文化不同，控制权转移作用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本文以2000－2004年度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前后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的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得到了改善。卖方为中央企业的子样本的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买方为民营子样本公司治理改善大于买方为国有的子样本。最终控制人变更样本在独立董事和股权结构上好于最终控制人没有变更样本。有偿转移的样本只是在股权结构上的治理指标好于无偿转移样本。
参考 文献
［1］manne，h. merge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5,73:110-120.
［2］grossman，s.，and o. hart. takeover bids，the free-rider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11:42-64.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 纳税影响
一、《企业所得税法》修订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16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并自2016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其中第八十条规定如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是《慈善法》对现行税收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一大亮点，对于希望进行一次性大额捐赠的企业捐赠者是利好消息。慈善法税收优惠政策落地，企业大额捐赠免税额度有望倍增！
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是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熟悉该法的同志们都知晓，本法的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两法之间就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纳税扣除问题给予了不一致的规定。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为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与《慈善法》中有关公益性捐赠支出结转扣除的规定做好衔接，2017年2月22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建议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当月24日，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后的法律明确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修正案草案实现了《企业所得税法》与《慈善法》相关规定的有效衔接，允许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超过年度标准的情况下结转以后三年扣除，实际上相当于减少了公益性捐赠支出人的应纳税所得额，降低了税基，减轻了税负，在立法上释放了对公益性捐赠最大的善意和诚意，也是对慈善法的正确呼应，共同发挥鼓励企业慈善捐赠的制度目标。
二、《企业所得税法》修订对{税影响
（一）计算公式
1.当年允许税前扣除数额A=当年利润总额×12%
2.如果当年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额B≤A，B可全额税前扣除
3.如果当年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额B>A，A可以全额税前扣除，ΔB（即B-A的差额）可在以后连续三年内优先税前抵扣。
（二）案例解析
案例一：
甲企业2016年-2019年发生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分别为100万元、8万、16万、10万，企业当年的利润总额分别为300万元、200万、400万、500万，试解析每年公益性捐赠支出可税前抵扣的应纳税所得数额和纳税调整额。
解析：
1. 2016年可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限额=300万元×12%=36万元 、实际扣除额=36万、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64万元（100万-36万）、纳税调增额为64万（100万-36万）。2016年不能扣除的捐赠支出=100万元-36万元=64万元，即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为64万、可在2017-2019年三年间税前扣除。
2.2017年可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限额=200万元×12%=24万元 、实际扣除额24万（包括当年实际支出额8万和2016年留抵的16万），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48万元z64-（24-8）{、纳税调减额为16万（24万-8万）。
3.2018年可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限额=400万元×12%=48万元 、实际扣除额48万（包括当年实际支出额16万和2016年留抵的32万），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16万元z48-（48-16）{、纳税调减额为32万（48万-16万）。
4.2019年可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限额=500万元×12%=60万元 、实际扣除额26万（包括当年实际支出额10万和2016年留抵的16万），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为0万元z16-（26-10）{、纳税调减额为16万（26万-10万）。
上述计算可用图标概括如下（单位：万元）：
案例二：
乙企业2016年发生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150万元，当年的利润总额为1000万元（假定该企业获利能力稳定，即每年利润总额都是1000万元），如果乙企业2017年捐赠130万元、2018年捐赠160万元、2019年捐赠110万元、2020年捐赠100万元，试解析每年公益性捐赠支出可税前扣除的应纳税所得数额。
解析：
乙企业每年可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限额=1000万元×12%=120万元
如何通过完善资本结构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探讨的重要议题。20 世纪70 年代后，西方学术开始在资本结构如何影响成本方面做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许多理财学领域的学者们纷纷从各种不同角度，验证了适当提高经营者持股比例、负债融资比例和股权集中度将有利于降低股权成本。中国专家对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成本的影响的研究，更多采用规范性研究法，实证文献还比较少见。本文将从股东特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负债融资结构等多方面，实证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究竟是如何影响股权成本的，力求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完善提供一定的价值判断与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Barton， Davi（1974）率先探讨了运用债务比会使管理者提前做出全力以赴的承诺。当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的时候，各个股东对监督公司、治理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兴趣是很低的，所以他们从中所获得的监督收益比他们监督公司所用成本少了很多，因而分散股东普遍采取“用脚投票”而非“用手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公司经营的不满。Fama ， 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量理论认为，在债务的压力下，经营者不得不给以将来支付现今的承诺，所以能偶降低经营者使用现金流量的支出决定权。研究还发现，管理者的激励以及股权集中度的监督完全可以减少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Shleifer， Vishny（1997）也曾同样认为债务能减少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债务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作为缓减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机制。研究表明一定程度数量股权的集中完全是必须的，这是由于大股东总是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会有制约管理层谋取私有收益的动机和能力，因此就会愈发高效率地监督管理层的行为，并且对加强接管市场运作的有效性也大有裨益，又能减少股权所需成本。Ang， Cole， Lin（2000）等曾对美国的几千家企业采用实证性研究，最终的表明：企业内部人员治理企业的花费比请外部人员来管理企业的花费要高很多；并且成本和和经理人所有权股份存在着明显的反比例关系；非管理者股东股权越多，成本越大。
（二）国内文献 著名学者晏艳阳（2001）认为加大债务融资比例，调节配股融资比例，从而构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进而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完善。宋力、韩亮亮（2005）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们的持股比例对于成本所造成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成本之间存在着反比例关系，而股权制衡度则与成本之间却有着明显正比例关系。张兆国、宋梦丽等（2005）认为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成本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股权成本有不显著的负相关性，国家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均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性。当前，中国专家们对于股权的成本和资本的结构的研究（主要指实证性研究）选取的上市公司样本观测值大多是在股权分置时代（2005 年之前），因此当时的实证研究结果在大部分上市公司逐步实现股票全流通的情况下必然面临一定程度的调整与修正。为此，本文拟以2004年至2007 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从股东特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负债融资结构等多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如何影响股权成本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股权成本由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本文的股权成本特指经理人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主要表现为超额的在职消费和较低的努力程度。本文的资本结构认同广义的资本结构定义，包括股权结构和负债融资比率。借助于欧洲资本结构中的契约理论，同时又具体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与众不同之处，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股权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Grossman 和Hart（1982）的模型，股权结构对股东监督机制有重要影响。在公司股权分散情况下，不太容易对经理人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而且管理人员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仅仅通过年薪制和股票权等方法来调解是难以凑效的，这种类型的公司经理人员会更多牟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公司利益，股权成本较高。而在股权集中的公司，由于存在相对控股或绝对控股的股东，这些大股东具有对经理人员实行有效监督的能力和动力，经理人员牟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机会和动机将减少，因而股权成本也较低。特别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的背景下，有效的外部接管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并没有形成，对公司管理层行为的制约和约束更多的是依靠公司股东的内部监督。因此，本文提出股权成本与股权集中度呈负相关的假设。
假设2：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股权的成本和股权制衡度存在着正比例关系
股权制衡度一旦提升，各大股东之间出于“搭便车”的心理，可能会都寄希望别的股东依旧尽职尽责的监督经营者的，而自身却不劳而获，造成股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股权制衡度较低时（即存在控股股东），经理人极有可能来自控股股东内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对经理进行有效的监督是非常简单，而可行的，这样的股权成本是相对较低的；而当股权的制衡度较高时，大股东在决策上容易形成势均力敌的情形，经理人可能会由各控股股东共同间接派出或直接来自经理人市场，这种情况下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分歧将比股权制衡度较低时更大，大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也不如股权制衡度低时有效。
假设3：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股权成本与国有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成本与法人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股权成本与公众股比例呈不相关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按照股东特性可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种。这三种不同特性的股东对股权成本有着不同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产权存在严重虚置现象。国家行使股权的主要有国资部门、财政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在国有股权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人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相应责任，因而难以对公司经营者实施有效监督。另外，国有股比例过大且相当时期内不能上市流通，因而也无法通过权竞争和接管市场等外部机制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约束。因此提出股权成本与国有股比例呈正相关的假设。与国家股相比，社会法人股股东是真正意义上的经营实体，它有明确和唯一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只要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比例时，他们就会为了自身利益积极介入公司治理，实施对公司经营者有效监督。虽然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股股东的关联法人是主要法人持有者，且法人股东的国有成分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了法人股东在公司财务治理中的作用有限，但与国家股相比，法人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较强的动力和能力参与公司财务治理。因此提出了股权成本与法人股比例呈负相关的假设。公众股由于持股比例相对分散，公众股持有者多为小股东，他们很难以“用手投票”的手段对公司经营者实施影响和监督，但能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对公司治理的不满。而在我国股票市场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经营者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有限。因此提出公众股与股权成本呈不相关关系的假设。
假设4：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现股权全流通的上市公司观测样本的股权成本小于未实现股权全流通的上市公司观测样本
在股权实现全流通后，国有股逐步减持，国有股产权虚置问题得到缓减，另一方面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功能也逐渐发挥，容易对公司经理人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和监督。因此提出实现股权全流通的上市公司股权成本小于未实现股权全流通的上市公司的假设。
假设5：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股权成本与负债融资比率呈负相关关系
在经营者对企业的绝对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中的债务融资比例将增大经营者的持股比例，增加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从而使经营者利益与股东利益更加趋于一致，所以增加负债有利于减缓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根据自由现金流理论（詹森1986），由于债务需要定期偿息还本，负债的利用也就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因此负债融资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者随心所欲的支配现金和过高的在职消费；根据控制权理论（Grossman and Hart，1982），负债融资比率的增加，将提高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而当企业破产或控制权转移时，经理人也会失去在职时期拥有的所有好处，因而负债融资的增加将有利于促使经理更加努力的工作，做出更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的投资决策，降低公司破产风险。正是基于以上几点，本文提出股权成本与负债融资比率呈负相关的假设。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间沪深两市所有发行A 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选择与剔除：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根据国际惯例，金融类上市公司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剔除ST 和PT 的上市公司和相关数据无法获得的上市公司；剔除个别指标值异常（总资产周转率大于4，管理费用率大于2）的上市公司样本观测值。根据以上原则对上市公司进行剔除后，最后共获得了5102 个研究样本，涉及上市公司1363 家。样本观测值的年度和行业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本文研究所用到的数据全部来自锐思数据库和巨潮网。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的研究包括三组变量，即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1）被解释变量即股权成本变量。反映公司股权成本。Ang 等（2000）采用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财务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计量成本。吕长江等考虑到财务费用通常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损失以及相关手续费等费用，与成本无本质关系，因而提出用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计量成本的替代变量。而宋力、韩亮亮等（2005）则对计量成本的变量做了进一步选择，考虑到营业费用一般包括运输费、装卸费和包装费等，与成本关系并不密切，仅选取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计量成本。本文借鉴宋力、韩亮亮的做法，将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股权成本的替代变量。管理费用率指标可以反映管理者在职的额外消费，如购买高档消费品、豪华的办公条件等，管理费用率越高，股权成本越大；总资产周转率指标可以衡量管理者经营的努力程度，如是否存在偷懒、管理失职等行为，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股权成本越低。（2）解释变量。主要反映股权结构和负债融资比率，涉及的变量包括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公众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负债融资比例以及全流通变量。其中股权集中度，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表示，股权制衡度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表示，全流通变量为虚拟变量，1 表示实现股权全流通的公司样本，0 表示没有实现股权全流通的公司样本。（3）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和公司行业类别。公司规模用总资产对数表示，考虑到样本观测值中大部分公司为制造业，故将公司行业类别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类。具体变量定义见表（2）。根据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下两个回归模型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股权成本的影响：
MER=α+β1SP+β2EP+β3PP+β4CR + β5DR + β6DA +β7AllTrD+γ1SIZE + γ2 ManuCo +ζ…（1）
ATO=α+β1 SP+β2EP+β3PP+β4CR + β5DR + β6DA +β7AllTrD+γ1SIZE + γ2 ManuCo +ζ…（2）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四年度总体上看，国有股、法人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股权集中度四年度均值为 58.15%，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股权制衡度均值为59.79%，说明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牵制力不强；负债融资比率均值为 50%左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上对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偏好。从各年度数据可看到，国有股、法人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呈逐年降低的趋势，而公众股比例、股权制衡度逐年提高，而这种变化也正是体现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要影响；管理费用率从 2009 年的 11.32%下降到 2012 年的7.61%，总资产周转率从 2009 年的 72.58%上什到了 2012 年的 82.18%，说明从 2009 年到2012 年，股权成本呈下降趋势，公司治理效率提高了。
（二）相关性分析表（4）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数据结果表明：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两个指标在对公司股权成本的计量上是一致的；国有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性，表明国有股比例与股权成本呈负相关性，这与基本假设不符。法人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均呈正相关性，而公众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均呈负相关性，从相关分析中难以判定法人股和公众股对股权成本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性，表明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股权成本，而股权制衡度与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均呈负相关性，难以判断其对股权成本的影响。负债融资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性，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性，表明负债能对经营者产生一定的激励和压力，有助于股权成本的降低，与基本假设相符。相关关系的分析结果和大部分的基本研究假设不符，这很可能是由于影响公司股权成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相关关系分析只是简单的对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没有对其他变量进行控制，因而分析结果可能会有偏差。为此，下面将建立多元回归数学模型对关于资本结构和股权成本的基本假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检验。
（三）回归分析考虑到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公众股比例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将这三个变量指标依次带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避免由于多重共线性给回归结果带来的严重影响。关于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国有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呈显著正相关性，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显著负相关性，表明国有股的公司治理功能较弱，支持了基本假设。法人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性，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性，但都不显著，说明法人股在公司治理上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公众股比例与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性，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性，且均处于较显著的水平上，说明公众股比例与股权呈负相关性，这与基本理论假设不符，表明公众股在公司治理中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近几年经理人市场与公司控制权转移市场迅速发展的结果，社会公众股利用“用脚投票”借助公司外部机制对公司内部经理人实施监督产生了积极的约束和制约作用。股权集中度与管理费用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而股权制衡度与管理费用率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成本越低，股权制衡度越强，股权成本越高，这与基本假设相符；负债融资比率与管理费用率呈不显著负相关性，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显著正相关性，表明负债在抑制股权成本上的积极作用，与基本假设相符；实现股权全流通的公司样本的管理费用率低于未实现股权全流通的公司样本，总资产周转率高于未实现股权全流通的公司样本，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股权成本，这与基本假设相符。另外，从公司规模和行业来看，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费用率越低，制造业的管理费用率也显著的低于其他行业的管理费用率，而公司规模和行业在总资产周转率的影响上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与相关关系分析不同，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都是相符的。由于多元回归分析能够对其他影响股权成本的变量进行控制，因此回归分析结果更具有说服性。
五、 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2006年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06130133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翠红(1963－)，女，河南襄城入，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1；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73－04 收稿日期：2007－01－02
在“二元经济”社会中，由于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致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所谓“二元经济”(Dual Economies)，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工业化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区域间或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经济性两极分化现象。从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线索来看，关于二元经济的思想很早就受到关注。早期重农学派，以及以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为代表的古典学派都有过相关论述(古斯塔夫・拉尼斯，1988)。但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J．H．Boeke，1953)。真正掀起二元经济研究热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1954)。随后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经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ichael P．Todaro)等人的修正和发展，形成当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成为不少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陈吉元和胡必亮(1994)基于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提出了包括农业部门经济、农村工业部门经济、城市部门经济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理论。John．Z．Ma(1999)、赵阳(2000)在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分别提出了双二元结构，即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二元性同时也伴随着各自内部经济成分的二元性。高立金(1997)、周天勇(2001)等结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尽快消除二元经济现象，促使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因此，如何消除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现象，是落后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实质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和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手段，使经济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尽可能快地步入到“同质”的现代化经济中。
河南作为农业和人口大省，在近年来以中原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引领中部崛起的同时，农村中仍然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属于比较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河南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严重制约着就业结构进而影响经济结构的高度化。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用最新的数据论证说明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对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造成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错位
1．河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状况
区域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部门之间的产值结构波动是由各部门的增长速度决定的，而增长速度又受投入要素增长的影响。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如果在产业均衡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其变动应与产值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吻合，但在河南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二者在变动趋势上表现出大体一致，而在产值份额上却表现出明显的错位(见表1)。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指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与增加值结构之间的一种不对称状况，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利用结构转换偏离度模型，可以对河南劳动力投入结构与产值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其模型如下：
ELij=Cij(GDP)-Cij(L)
D=∑|ELij|
式中Cij(GDP)代表第j年第i产业产值增加值占当年GDP总量的比重；Cij(L)为第j年第i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ELij表示第j年就业结构的产业错位值；D代表整个经济的结构偏离度。
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及其转变应与就业人员(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分布相一致，即各次产业相应比例的劳动力应创造相应份额的增加值。但现实中并非如此，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产业结构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产业结构错位值ELij≠0产业结构错位值具有以下涵义：
(1)如果各次产业之间内在的劳动生产率相同，而且劳动力充分就业(实际劳动生产率与内在劳动生产率相等)，则不存在产业结构错位，Eij=0。反之，如果各次产业之间内在劳动生产率相同，且ELij＜0，则表示j年第i产业存在剩余劳动力；产业错位值大于零ELij＞0表示j年i产业劳动力短缺，在业劳动力超负荷劳动；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劳动力充分就业。
(2)对于某一产业i，ELij≠0，则各次产业间的实际劳动力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某次产业；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某次产业；当ELij=0，表示j年第i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等于本产业的内在劳动生产率。
(3)不同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应于一定的产业结构和错位幅度(如表2)。
根据产业错位值的涵义(1)和(2)，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着错位，主要原因是各次产业的内在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差异以及存在剩余劳动力。根据国际经验，结构偏离度的一般趋势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下降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说明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吻合越
好。
3．河南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根据以上关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模型可以测算出河南(1978～2005年)的结构偏离度(见表3)，并通过比较分析出河南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错位幅度变动，以此揭示说明在河南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对河南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比较分析发现：
(1)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河南GDP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基本遵循克拉克定律，即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从表3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错位状况仍显著存在，且随着时间的变动幅度不大。
(2)整体来看，在1978－2005年间，河南的产业结构错位幅度是渐趋缩小的，但整个偏离度下降不多。尤其是农业错位幅度反复性强，基本上没有下降。按照上述模型，以河南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的错位幅度至少应与人均1000美元的结构相似，但除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比重差距近几年来有所减小达到模型所述外，其他产业错位幅度调整并不明显。
(3)单从各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偏离度从1978年的40.8％下降到2005年的37.5％，但偏离度绝对值仍然很大，年下降幅度很小；第二产业的偏离度在改革初期迅速下降，1985年已经降到22.7％，在随后的15年里，虽有波动但一直变化不大，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三产业的正向偏离度与第一产业的变动过程一致，表现为明显的波动变化，2005年河南第三产业正向偏离度为7.5％，表明对劳动力的吸收不够。
(4)对比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偏离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可以知道，在劳动力转移快的时期，总偏离度下降也快，反之亦然。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质就是劳动资源在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收益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1．模型
一个比较简单的测算模型可以从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公式中得到。总产出V为总劳动生产率Y与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L之积：
V＝L*Y
(1)
由(1)式可以得到总产出的增长率GV为投入的全部劳动力的增长率GL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
GV=GL+GY
(2)
如果将生产部门只划分为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话(分别记为i=1，2)，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进一步进行如下分解：
GY=(P1GY1+P2GY2)+(P1Gr2+P2Gr2)
(3)
式中Pi=Vi／V为不同部门在总产出(GDP)中的比重，Gyi代表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ni代表不同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率。(3)式表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Y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劳动者人均产出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即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B(y)；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视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记为A(y)。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Eay=A(y)／Gy
(4)
Eav=A(y)／GV
(5)
在具体测算中，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通过(2)式由总产出(GDP)的增长率与总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之差决定的；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A(y)是通过(3)式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分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之差决定的。
2．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再配置效益的表现是，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导致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上，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提高农业部门自身的劳动生产率。
由表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或者是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表5列出了河南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益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1)1979～1998年GDP年均增长11.2％，劳动力增长2.9％，劳动生产率增长8.0％。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25.9％，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为71.4％，两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贡献为2.68％。可见在这期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河南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由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带来的贡献约为31.4％。因此，在河南的GDP增长中，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贡献率约22.43％。
(2)1999～2005年，是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河南GDP的年均增长率上升为11.1％，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9.5％，对GDP增长的贡献为85.69％。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部分占23.8％；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升至20.4％。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河南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尤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79－1998年问，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速度较
快，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31.4％和22.4％。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低的1986～199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仍分别为17.9％和11.5％，二者相比差距是相当大。
三、政策建议
1．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制度变革
户籍制度一直是造成城乡分割的壁垒，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局面。这些制度因素形成了城市与农村间劳动力市场“屏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制度约束。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化，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约束有所放松，但是由于客观存在的制度惯性和部门利益冲突，使得近几年的制度变革难以推进，甚至有时出现制度变革中的“旧病复萌”态势。而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消除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阻滞作用，加快推进制度变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张桂文，2005)。
2．从深度和广度推进现有城市化水平
户籍制度的放开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而加快以第二、三产业和扩大内需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现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选择。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城市化具体方针应该是合理发展与改造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心城市，适度发展中小城市，增加城市的就业岗位，增强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农村第三产业不仅总量小，而且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低。一方面不仅制约了农村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容量。因此，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3．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人力资本形成
摘要目的： 观察自拟益肝解毒汤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方法：将162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89例以自拟益肝解毒汤治疗；对照组73例以甘利欣、门冬氨酸钾镁、复方益肝灵等西药治疗，观察治疗前及治疗后肝功能及HBV 6项指标和HBV-DNA的变化，进行药效比较。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及显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HBeAg转阴效果、HBV-DNA转阴效果及肝功能恢复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或0.05)。结论:自拟益肝解毒汤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确切。
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 中医药疗法 益肝解毒汤
资料与方法
全部病例均来源于本院2002年5月～2006年10月肝病专科门诊及病房病例，治疗组89例中，慢性肝炎轻度46例，中度32例，重度11例；男53例，女36例，年龄13～67岁，平均27.3岁,病程1～18年,平均3.4年;对照组73例中,慢性肝炎轻度39例,中度27例,重度7例；男48例，女25例，年龄11～64岁，平均28.1岁，病程7个月～17年，平均3.2年。两组病例在病程、年龄、病情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治疗方法：治疗组：以益肝解毒汤内服治疗，方药组成：太子参15g，柴胡10g ，枸杞子20g， 赤芍15g， 白芍15g，郁金12g ，虎杖15g ，丹参30g ，山豆根15g ，鳖甲10g ，女贞子20g ，黄芪15g ，三棱10g ，莪术10g ，白花蛇舌草30g ，茯苓18g。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2次服，3个月为1个疗程，一般1～3个疗程。每疗程结束复查血清HBV 6项指标和HBV-DNA，肝功能异常者，每月复查肝功能。对照组给予10%葡萄糖注射液500ml加入甘利欣注射液30ml、维生素C 2.0g、维生素B6 0.2g、门冬氨酸钾镁注射液20ml,每日1次，静脉滴注，并口服复方益肝灵片，每次4片，每日3次，3个月为1个疗程，治疗时间与检测方法同治疗组。
统计学方法：用X2检验。
疗效标准：①基本治愈：主次症状消失，肝脏恢复正常且无压痛、叩痛,肝功能恢复正常，HBeAg、HBV-DNA全部转阴，且稳定6个月以上；②显效：主次症状消失1/2以上或好转2/3以上，肝脏明显回缩且无压痛、叩痛，肝功能恢复正常，HBeAg、HBV-DNA有1项转阴；③好转：主次症状消失1/3以上或好转1/2以上，肝脾肿大稳定或回缩且无明显压痛、叩痛，肝功能较原来值下降1/2以上，HBeAg、HBV-DNA有1项转为弱阳性；④无效：未达到上述指标者。
结果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89例,基本治愈29例(32.6%)，显效35例(39.3%)，好转16例(18.0%)，无效9例(10.1%)，显效率为71.9%，总有效率89.9%。对照组73例，基本治愈10例（13.7%）、显效19例（26.0%）、好转23例(31.5%)、无效21例(28.8%),显效率39.7%，总有效率71.2%，两组总有效率及显效率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HBeAg和HBV-DNA转阴效果比较：治疗组治疗前HBeAg阳性者76例，治疗后转阴31例，转阴率为40.8%；HBV-DNA治疗前阳性28例，治疗后阴转13例，转阴率为46.4%。对照组治疗前HBeAg阳性者62例，治疗后阴转10例（16.1%）；HBV-DNA治疗前阳性者25例，治疗后阴转4例(16.0%)两组比较，无论HBeAg转阴率还是HBV-DNA转阴率，治疗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或P＜0.05）。
治疗组与对照组肝功能恢复比较：治疗组治疗前谷丙转氨酶（ALT）有异常者75例，治疗后恢复正常67例，有效率89.3%；血清胆红素（TBIL）异常者57例，治疗后恢复正常46例，有效率80.7%；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A/G）异常者49例，治疗后38例正常，有效率77.6%。对照组肝功能3项指标有效率分别为56.4%(31/55)、38.5%(15/39)、53.7%(22/41)。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
不良反应：两组病例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讨论
笔者认为，慢性乙型肝炎的发病，湿热疫毒是外因，正气不足是内因，故应紧紧抓住扶正补虚，解毒化瘀的治疗原则。方中黄芪、茯苓益气健脾，女贞子、太子参、枸杞子、白芍既可扶正补虚，又滋而不腻，既可改善肝肾阴虚，又能防止辛燥伤阴。山豆根、虎杖、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祛湿，柴胡、郁金、赤芍、丹参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鳖甲、三棱、莪术活血软坚，对抑制肝炎后肝纤维化具有较好的疗效。
总之，诸药合用，具有调补肝肾，益气健脾，活血软坚，解毒祛湿之功效，应用于临床效果满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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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作用：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所编制的会计报表，能够为企业及其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者提供决策的财务信息。
二、地勘单位会计报表的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1）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一般认为，流动比率若达到2倍时，是最令人满意的。若流动比率过低，企业可能面临着到期偿还债务的困难。若流动比率过高，这又意味着企业持有较多的不能赢利的闲置流动资产。（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反映企业短期内可变现资产偿还短期内到期债务的能力。速动资产是企业在短期内可变现的资产，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速度较慢的存货的余额，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和应收账款等。速动比率是对流动比率的补充。（3）现金比率=现金/流动负债。这项比率可显示企业立即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这里说的现金，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4）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此比率用来衡量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资产负债率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应保持在
50%左右，这说明企业有较好的偿债能力，又充分利用了负债经营能力。有的企业为了筹措资金，有意在会计期末采用推迟购货、抓紧收回应收账款及尽可能在偿还债务后再商借等办法，提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等，人为地粉饰其财务状况，从而给债权人等报表使用者以错误的信息。而且，这些指标衡量的是企业在发生财务危机时的偿债能力，即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断，不再有新的现金流入，因而只能依靠现有现金以及其他流动资产来偿还。而现金流量指标则不同，它反映的是企业在一个会计期内实际收到和支出的现金量和结存量，因而能更真实、直观地分析企业的偿债能力。（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年经营现金净流量/年末流动负债。该指标是从现金流入和流出的动态角度对企业实际偿债能力进行考察。一般该指标大于1，表示企业流动负债的偿还有可靠保证。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越多，越能保障企业按期偿还到期债务，但也并不是越大越好，该指标过大则表明企业流动资金利用不充分，盈利能力不强。
（二）营运能力分析。（1）应收账款周转率：这是反映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的指标，有两种表示方法：1）应收账款周转次数=销售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反映年度内应收账款平均变现的次数。2）应收账款周转天数=360/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应收账款平均余额×360/销售收入净额。反映年度内应收账款平均变现一次所需要的天数。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说明其收回越快。反之，说明营运资金过多呆滞在应收账款上，影响正常资金周转及偿债能力。地勘单位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一般在3以上较合适。（2）存货周转率：是反映存货周转速度的比率，有两种表示方法：1）存货周转次数=销售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反映年度内存货平均周转的次数。2）存货周转天数=360/存货周转次数=平均存货×360/销售成本；反映年度存货平均周转的一次所需要的天数。提高存货周转率，缩短营业周期，可以提高企业的变现能力。地勘单位的存货周转率一般需在4以上较合适。（3）流动资产周转率：是反映企业拥有全部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的指标，有两种表示方法：1）流动资产周转次数=销售收入总额/（期初全部流动资产+期末全部流动资产）/2；反映年度内全部流动资产平均周转的次数。2）流动资产周转天数
=360/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平均全部流动资产*×360/销售收入总额；反映年度全部流动资产平均周转一次所需要的天数。一般情况下，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流动资产周转速度越快，利用越好。在较快的周转速度下，流动资产会相对节约，相当于流动资产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周转速度慢，则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参加周转，会形成资金浪费，降低企业盈利能力。（4）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现金净流量/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旨在考评企业全部资产产生现金的能力，该比值越大越好。比值越大说明资产利用效果越好，利用资产创造的现金流入越多，整个企业获取现金能力越强，经营管理水平越高。把上述公式求倒数，则可以分析，全部资产用经营活动现金回收，需要的期间长短。因此，这个指标体现了企业资产回收的含义。回收期越短，说明资产获现能力越强。
（三）获利能力分析。（1）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其中：平均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年初数+所有者权益年末数）/2]。反映了企业自有资金的投资收益水平。一般认为，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越强，运营效益越好，对企业投资人、债权人利益的保证程度越高。地勘单位的净资产收益率一般需在15%以上比较好。（2）营业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收入。是衡量企业收入的收益水平的指标，收入利润率是反映企业获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这项指标越高，说明企业营业收入获取利润的能力越强。（3）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是反映企业成本费用与利润的关系的指标。地勘单位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一般需在80%以下比较合适。（4）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是从现金流入和流出的动态角度，对企业收益的质量进行评价，对企业的实际收益能力进行再次修正。一般说，当企业当期净利润大于0时，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应当大于1。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利润对现金的贡献越大。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航中国的10年。这10年，无论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如何总结它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题以及留给后世的遗产，既不溢美，亦不诿过，考验着我们的良知和判断。
总书记在“7·23”讲话中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这段话语虽然是对未来的一个告诫，但实际上也可把它看作是这1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总结一个时代，亦需要我们有历史感。所谓历史感，也即从历史的大视角，看待一个时生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真正经得起历史逻辑的检验。
三个时间维度
这10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三个时间维度中来总结。这三个维度是：近代、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这10年则分别占三个时间维度的1/10、1/6、1/3。
晚清以降，已进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兴的充满张力的异质文明的首次全面竞争中败北，“保种自强”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保种”的任务算是完成，“自强”则真正刚刚开始。及至改革开放，当中国再次睁眼看世界时，又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問题，融入世界——作为一个急迫問题于是被提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上述三个维度面临的具体环境、任务和目标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从中国睁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强盛以及现代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只不过，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能力实行一种自觉的追求。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学习目标则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西方。
就这条主线而言，过去这10年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延续。应该说，在这10年里，国强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当下中国在世界所处之地位，可谓盛唐之后之千年未有。对现代化的追求，也比这三个维度更加自觉和自主，中国力争在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之外，探索一条有着中国特色、带着中国印痕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到中国开启现代化时，它已经发展了二三百年。中国则是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学习中，直接从一种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方式裹挟进现代化（近代化）的洪流，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图强。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被动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至今还未完成。
不过，与前述三个维度比，在最近10年，转型的速度在加快，特点更明显，对现代化所追求的内容与目标也更加自觉。同时，这10年还有一个特点不能不提，即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总的来讲，各级党政（主要是基层党政）在这种变革面前，还不适应，经常用一些前现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权利要求。这是当前社会問题和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从上述三个时间维度来总结这10年，可以说，成就非常巨大，但問题也不少。这看上去像是老生常谈，却是实事求是。需要指出的，成就的背面乃是問题，他们不可分离。
经济转型
这10年，其成就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一个好的物质基础，并尝试了一些制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或問题因受各种条件的钳制而未能完成和解决，只能留给继任者去努力。
这些事情和問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大的进展，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未能出台，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房地产的调控虽然进行了几轮，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显；社保体系和制度尽管建立，但还处于低水平；户籍改革未能与公共服务剥离，导致城市化虽然快速推进，但农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政策滞后于社会现实；环境未见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有待破题；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变革；科研虽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较少；社会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分化加剧，官民矛盾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还很低，等等。
这些問题若在未来一段时间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计和崛起速度，甚至中断崛起过程。
正如在“7·23”讲话中指出的，解决中国的問题还在于“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守的道路。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侧重点，就当下而言，需要优先处理好两件事情，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尽快结束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二是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以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