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异动管理规定
文件编号：DZHR0404028
版 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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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日期：
1．目的：
为规范公司范围内人事异动工作，使人事异动管理有所依据，促进公司人事工作工作良性发展。
2．范围：
公司范围内人员转正任用、调薪、晋升、降职、调动、离职均涵盖。
3． 权责：
各用人单位依照离职的工作绩效提出人事异动申请，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事异动之审核，副总、经理负责人事异动之核准。
4． 定义：
转正任用：公司员工试用期满后，经试用考核合格者作正式聘用，从而成为公司正式员工。 调薪：依照公司规定，以业绩为基础指标，参考相关部门意见对正式雇员作薪资调整。（含加薪及降薪）
晋升：依照雇员之工作表现，结合雇员之具体学识、能力、工作经验等要素，对满足工作条件需要之员工作出由低到高之职位调整。
降职：依照雇员工作表现，结合雇员之具体学识、能力、工作、经验等要素对不适合从事主要岗位的工作的人员作出由高到低的职位之调整。
调动：依照雇员之工作绩效，参考雇员本身之工作能力、学识、经验等要素，结合公司各部门人员需用求之状况优化人员管理，对从事某一岗位的雇员调任至另一工作岗位的人事管理。具体分为临时借调和正式调动，其中时限为2周内为临时借调，超出2周时间为正式调动。
5． 内容：
5．1转正任用
5．1．1流程
流程
权责单位
相关表单
转正申请
用工单位
员工转正申请表
部门审核
用工单位经理/总监
员工转正申请表
人力资源部审核
人力资源部总监
员工转正申请表
核准
关键词：产业转移；现状；特征
一、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已成趋势
（一）东部地区不得不进行产业转移
最近十几年来，东部江浙沪等省市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尤其是江浙两省，此外厂商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致东部经济环境日益拥挤，直接后果就是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急剧上升，资源、能源供给的日趋紧张，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发展日益失调，东部地区各省市在这种种压力下，只有把丧失优势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才能轻装上阵，腾出空间和资源发展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实现本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陈建军选取浙江省105家规模以上的企业（不同所有制）作为样本，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样本单位中，58.1%已经进行了对外扩张和产业转移，55.24%表示在最近1到2年内有可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59.05%表示在未来的两到五年内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67.62%表示将来5到10年内具有对外扩张和产业转移意向。这项调查表明，随着浙江省经济的发展，众多企业迫于外在压力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不得不选择移出浙江，而中西部地区将是他们不错的选择。
因此可以说，东部沿海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呈现出产业转移的趋势，从各方面条件来看，也已经基本具备了转移的可能性。
（二）中西部地区承接条件日趋成熟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各省的产业转移正进入微妙的战略机遇期。中西部地区各省在很多项经济数据上的表现都比东部地区好。2009年底中西部各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均比东部地区要高，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分别是16.06%和16.02%，而东部地区是15.18%。2009年底中西部地区各省市的外商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也远远的超过了东部地区各省市，东部地区增速为5.37%，而中部地区为11.22%，西部地区为10.6%。再者，从工业生产增加值的增速来看，2008年上半年，东部地区为15.73%，而中西部、中部、东北3个地区各为19.74%、21.41%、19.06%，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二、产业转移大浪潮尚未袭来
（一）东部地区仍是出口及外商投资集聚地
产业转移要顺利进行，必然是有不同地区产业梯度差的存在，但并不是只要存在产业梯度差，产业转移就会发生。产业转移最终是否会发生，一方面受产业转出地推力和拉力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看产业转入地的推力和拉力作用，正是在这两种力作用强度，决定产业转移最终是否会发生。东部地区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一些产业结构层级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大规模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众所周知，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丰富且具有政策优势。就现下的情况而言，东部沿海地区仍然聚集着绝大部分的制造业企业，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2008年，全国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总数的90.8%分布于东部十一省市（京津冀辽鲁苏浙沪闽粤琼），分布于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数更是占到了全国总数的38.9%，比上年增长了2.8%；东部十一省市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总产值的82.1%，达到123052.66亿元，。再从就业人数占当年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看，2008年，东部十一省市比例为63.8%，其中鲁、苏、浙、沪、粤四省一市占比就达到44.4%，各比去年上升了0.8个百分点和8.21个百分点。如果再从外贸出口总额角度来看的话，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2008年全国货物出口总额为143069307万美元，增长了17.48个百分点；仅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的货物出口总额就达到了57372644万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0%还要多。以上数据表明，东部地区仍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出口地及外商投资地，尤其是江浙沪两省一市。
（二）城市化与就业结构的滞后，阻碍产业转移顺利进行
专家一直预期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浪潮之所以迟迟没有到来，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与工业化进程相比，我国城市化进程要严重滞后，而与三次产业间的产值结构转换速度相比，我国三次产业间的就业结构转换也是较滞后的。傅鸿源等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迁出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劳动力大军庞大致使几乎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及二元经济结构。一般认为工业化稍微超前城市化、产业结构稍微超前就业人数在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尚属正常现象，但是若超过一定限度，便会对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不利的影响。钱纳里指出，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应该是明显高于工业化水平才是正常的经济现象。而中国早在上世界九十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已达到这一临界值，但是让我们难以接受又不得不面对的是当年的城市化率仅仅为27.99%，不仅没有如正常经济那样高于工业化率40.1%的水平，反而是严重滞后于这一水平的。直到2008年年底，我国城市化率还没有达到50%，仅相当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同时期的工业化率已经高达42.9%，单从工业化率看的话，我国却已经是工业化后期国家了。从三次产业创造的产业价值来看，截止2008年底，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创造的产业价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11.3%、48.6%和40.1%，而吸纳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为第一产业39.6%，第二产业27.2%，第三产业33.2%，从数据可以看出来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其就业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
一、城市建设方面，共10项，已完成9项，结转下年度实施1项。
已完成9项，分别是：(1)建成中山路：因拆迁资金数额较大，报经市政府同意跨年度分段实施，目前已投资450万元，完成市府路至鱼市口路段280米建设任务，并启动实施鱼市口路至黄运路段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工作。(2)建成鱼市口路：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900米，宽9米，投资2100万元。(3)建成马陵山市场路，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465米，宽12米，投资4000万元。(4)建成运河南路延伸段：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320米，宽12米，投资450万元。(5)建成公园路马陵河桥，长39米，宽18米，投资350万元。(6)启动项里公园改扩建工程：成立项王文化开发有限公司，全面负责项目规划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一期16户拆迁及周边环境整治，正在深化规划设计。(7)实施环卫设施改造：改建垃圾中转站2处，添置平板车100辆，新改建公厕10座。(8)实施背街小巷路灯安装工程:在城区16条背街小巷安装路灯150盏，有效解决了城区居民夜晚行路难问题。(9)公园路延伸至运河堤路：已纳入项里公园总体规划建设。
结转下年度实施1项：运河二号桥桥头公园因拆迁资金未到位,玻纤厂尚未拆迁，无法启动建设，结转下年度实施。
二、新区建设方面，共16项，已完成15项，正在实施1项。
已完成15项：(1)完成宿城新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体工程：于年月日全面封顶，总建筑面积35862平方米，年内完成主楼二次结构施工，正在进行内装、外装、暖通等施工。
(2)启动建设宿城区会展中心：已确定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土方调整。(3)建成黄海路北段：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477米，投资240万元。(4)建成成子湖路：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2400米，投资670万元。(5)建成骆马湖路东段：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1600米，投资550万元。(6)开工建设南海路南延段：总里长1392米，投资1200万元，已建成通车。(7)开工建设市民公园：已开工建设，并完成东西湖底、咖啡屋基础施工及茶榭、服务部、九柱主体施工。(8)建成微山湖路便民河桥：已完成工程建设，投资186万元。(9)建成成子湖路便民河桥：已完成工程建设，投资442万元。(10)完成为民河景观工程：已完成工程建设，投资308万元。(11)完成便民河景观工程：已完成工程建设，投资214万元。(12)启动清水河综合街区规划建设：已完成护坡工程，正在进行深化设计。(13)启动建设太湖路：总里长2080米，已完成南海路以西段二灰碎石摊铺，东海路至南海路段完成雨污水管网施工。(14)启动建设青海湖路：总里长1650米，已完成雨污水管网施工，正在进行路床整理。(15)规划设计项羽广场、洋河美人泉广场：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在组织选址。
正在实施1项：建成东海路清水河桥：因规划改变推迟实施，目前施工队已经进场施工。
三、园区建设方面，共5项，全部完成。
(1)完成标准化厂房配套生活居住区建设：餐厅楼、职工宿舍楼和物业管理办公楼已全部建成并交付使用，建筑面积13600平方米。(2)启动建设双河安置小区：一期6栋26200平方米居民楼全面开工建设。(3)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建成道路地下雨污水管线配套工程9000米，完成一期“三纵五横”8条道路、三创产业园、民便路中段道路及开发区大道3800米亮化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4)建成郭守敬路：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2100米，投资150万元。(5)实施运河沿线企业“退二进三”:运河沿线大北农饲料、橡胶制品等企业顺利完成搬迁。
四、交通方面，共9项，已完成7项，结转下年度实施2项。
已完成7项：(1)建成徐宿淮盐高速耿车出口至湖首路连接线工程：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6600米，宽25米，投资2800万元。(2)完成八一路改造工程：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4300米，投资500万元。（3）建成宿支公路（通湖大道西至支口）：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2100米，投资230万元。
（4）建成蔡耿线耿车段工程：全面完成道路铺设，总里长4500米，投资360万元。（5）启动洋河客运站改造：已完成选址和规划，报省待批。（6）做好宿龙公路（耿车至龙河段）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向市交通局争取，按一级公路组织建设。
（7）配合市交通局做好宁宿徐高速公路至省道S324连接线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拆迁征地调查摸底工作。此外，完成洋屠线、张兴线、仓郑线三条农村公路铺设，全区农村公路新增道路里程51公里。
结转下年度实施2项：（1）建成宿皂北线宿蔡段工程：即新区南海路，目前南海路至通湖大道段完成二灰碎石摊铺，南海路至东海路段完成雨污水管道工程，结转下年度继续实施。（2）建成南罗公路：长7900米，于06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二灰碎石摊铺，结转下年度继续实施。
五、市场建设方面，共2项，已完成1项，因故未完全实施1项。
已完成1项：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建设：完成一期工程建设，16栋建筑全部封顶，新增建筑面积36000平方米。
因故未完全实施1项：建成区物流储运中心：一期仓储工程3000平方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工程中办公楼因规划改变暂未实施。
六、农业农村方面，共9项，已完成8项，正在实施1项。
已完成8项：（1）实施区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宿城区农林信息网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各乡镇均设立了农业信息服务点。（2）实施安全农产品质量建设：新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183500亩、无公害农产品5个、绿色食品3个、有机食品1个。（3）推进农业机械化建设：全区共发放农机补贴149.3万元，推广农机554台套，其中水稻插秧机120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0台，三麦精少量播种机400台，其他农用机械24台套。（4）发放农村扶贫小额贷款1140万元：全年共发放1650万元，受益群众达3700余户。（5）实施区乡河道疏浚：共疏浚区乡河道18条107.6公里，完成土方343.49万方；组织161个村（居）整治村庄河道274条、汪塘530面，完成土方14.8万方。
（6）实施船行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按照规划完成二支渠上游段5公里衬砌和5座支渠农桥、8座支渠分水闸建设。（7）实施农桥建设工程：完成全区26座农桥建设任务。（8）建成区粮食储备库：建成区粮食储备库1座，储粮能力达3500万斤。
正在实施1项：加快推进小城镇“1＋4”工程建设：已完成7个乡镇规划编制，5个乡镇规划编制正在实施，双庄镇列入市统一规划。商住小区总目标119000平方米，已建成260000平方米；新型市场总目标28000平方米，已建成110000平方米；商业街区总目标46000平方米，已建成132000平方米；工业集中区总目标860亩，已形成建设用地1589亩；洋河、埠子、龙河、双庄、耿车、仓集等乡镇建有民营经济区。
七、社会事业方面，共8项，全部完成。
（1）把所有农村初中建成合格中学：农村初中“四项配套”工程基础设施全部建成并顺利通过省级验收，17所农村初中共按标准建设57个理化生实验室、48个仪器室兼准备室，以及85个化学药品室、体育器材室、音乐教室、美术室和图书室。
（2）启动宿迁中学新校区建设：完成宿迁中学新校区一期工程建设，总建筑58000平方米，新建教学楼2栋、宿舍楼6栋、餐厅综合楼1栋及附属工程，并于年月日正式开学；二期工程已于年月初启动建设。（3）建成宿迁现代实验学校：已于年月底完成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筑面积达12000平方米，并于年月日正式开学。（4）启动宿城新区职教中心新校区建设：宿舍楼、教学楼、餐厅正在加紧建设。（5）启动爱迪生中专一期工程建设：完成教学楼、宿舍楼、实训楼、餐厅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并于年月日正式开学。（6）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区新一轮参合人数48.20万人，参合率达93.17％。（7）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成南蔡、中扬、龙河、洋北4家乡镇卫生院办公楼建设，并于年月全部投入使用。（8）实施“春蕾计划”：新建5个职业技术春蕾班，超额完成市下达任务。
八、水务方面，共3项，全部完成。
（1）实施民便河综合整治工程：完成土方20万方，新增绿化面积100000平方米。（2）实施清水河疏浚工程：调整土方40万方，新增绿化树种50000多株,新增绿化面积近40000平方米。（3）洋河污水处理厂建设：完成池体及附属设施土建工程建设。
九、环境保护方面，共2项，已完成1项，结转下年度实施1项。
已完成1项：建设耿车循环工业园：顺利开工建设，己完成道路铺设、绿化工程、土地调整、路灯安装、部分电力设施架设等工程，投资100万元。
结转下年度实施1项：建成垃圾发电厂：己完成厂址确定等前期部分准备工作，两批注册资金360万美元到帐，正在组织项目环评，被列为07年续建项目。
这一发展思路的提出，在自治区“两会”期间引发了与会代表、委员的热议。内蒙古尽管有GDP增速连续8年全国第一的骄人成绩，然而，主导产业结构单一、链条不长、效益不高、总体发展不充分等仍是自治区经济成长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自治区确定2013年CDP增长12%，这是近10年来我区增长最低的一年，体现了自治区为调结构、转方式、增效益留下充分的空间。因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调，代表、委员们在总结近年来各盟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构想和建议。
传统产业新型化
煤炭产业为内蒙古的振兴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内蒙古正在探索一条努力延长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将资源就近就地转化升级、“吃干榨净”可持续发展之路。
云光中代表说：“我们的首要做法是在往年大力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支柱产业。”早在10多年前，鄂尔多斯市就开始淘汰落后产业，以关停并转置换产能等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10年来，鄂尔多斯市淘汰小焦化、小炼铁、小煤窑等企业2413户，通过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煤炭工业走向集约化，地方煤炭企业数量由2000年的601户整合到42户，机械化综采率提高到90%以上，资源回采率提高到75%以上，煤炭洗选率达到80%。廉素代表说：“近5年来，鄂尔多斯市围绕煤转化产业，建成一批煤转电、煤制油、煤制醇等重大项目和支柱型产业，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
同样是依煤而兴的乌海市，正在努力实现“一个中心、两个转型、三个提升”的发展目标。鲍常青代表说：“乌海在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中，着力提升改造传统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煤焦化、氯碱化工‘两大基地’规模，不断推动产业延伸升级，大力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和非煤产业，积极扶持装备制造、太阳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努力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侯凤岐代表补充说：“乌海要想实现‘三个率先’，即率先在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率先在全区实现城乡一体化，率先在全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加快发展、健康发展，平均增速比全国高一些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坚持做大总量与调优结构、产业升级并重，把产业做强做优。突出抓好项目和投资，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孙兆元委员算了一笔账：出售1吨原煤300元，通过洗煤后1吨原煤增加171元；如果把煤变成焦炭，每吨煤附加值至少增值468.75元；如果再经过深精加工，将煤变成焦油、硫磺、硫酸氢铵等一系列“白货”，那么附加值会更高！他认为，目前我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新进展，但在优化结构和产业升级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壮大工业经济的关键和突破点，就是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从单一的卖原料转化为资源的精深加工，从资源的粗加工到不断延伸产业链，创造更多附加值。
新兴产业规模化
近年来，自治区围绕产业延伸、产业升级、产业多元以及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向一二三次产业协同拉动转变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出台和实施了‘沿黄沿线”发展战略、“双百亿”工程、“承接非资源型产业转移，加快服务业发展”等引导产业集约、集聚、集群化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伴随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明显改善，总体优化升级，综合实力跃上了新台阶。
云喜顺代表围绕阿拉善盟扩大经济规模提出建言：扩总量，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工业主导地位，推动煤化工、盐硝化工、矿产采选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清洁能源、冶金及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深挖农牧业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特色沙产业，提高种植业节水灌溉率和畜牧业农区养殖比重；增强服务业发展活力，着力构筑九大物流园区，加快发展信息、中介、房地产、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业。
王程熙代表结合兴安盟实际，提出了以投资拉动、项目带动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跨越发展的新目标：以加快新型工业化为重点，推进转型发展，确立新型工业化主导地位，打好工业翻身仗，加快推动经济增长由农牧业主导向工业主导转变，以壮大县域经济为重点，推进统筹发展，加快形成优势明显、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板块。
何永林代表提出了巴彦淖尔市“三化”新目标：传统产业新型化，就是以工业化的思维和理念，改造提升传统农牧业，重点实施农畜产品品牌化战略，主攻发展设施农业和规模化养殖业，努力在效益上再造一个“河套”；新兴产业规模化，就是突出抓好投资和大项目建设，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力争到“十二五”末，风电和光伏发电能力分别达到460万千瓦和80万千瓦；过境铜精粉实现落地加工，未来达到100万吨有色金属冶炼加工能力；发挥水煤组合优势，发展新型煤化工产业，力争到“十二五”末，形成2000万吨煤焦化生产能力；县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以强县扩权为目标，全面提升城乡建设水平。
全觉民代表举例说：“去年10月，乌海华油天然气焦炉煤气节能减排综合利用项目（一期）正式投产，结束了困扰乌海市多年的焦炉煤气外排点天灯的历史，吸引带动了机械制造、煤化工等新兴产业发展，改变了一煤独大的经济方式。乌海市能源、化工，建材、钢铁冶金四大主导产业占工业经济比重达到98%，这就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功效。”全区工业比重由43.3%提高到49.8%，5年来，我区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非资源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煤制油、煤制烯烃等新型煤化工示范项目全面推进。下一步，我区要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新目标，就要着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产业精深加工度，加快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步伐，促进产业向高端化、产品向终端化发展，走依煤而电、依煤而化、依煤而冶的路子，推进优势产业向长链条、循环式、高附加值方向转变。
支柱产业多元化
放眼全区各盟市，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科技等非资源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未来自治区经济格局中呈现齐头并进、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以云计算产业为例，我区占据天时、地利，并已抢占先机，中国移动云计算产业基地、中兴能源鄂尔多斯国际绿色互联网数据中心基地等―批大型云计算项目正在加紧实施。
那顺孟和代表针对提高首府首位度提出多元发展思路：以投资拉动项目为总抓手，实施重大项目专项推进战略，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千方百计抓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这个基础，突出抓好乳业、电力、化工、冶金等优势产业，进一步提升电子信息、光伏等非资源型产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突出抓好云计算产业、总部经济和大型城市综合体、现代物流业等产业，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郭启俊代表为加快推进包头市的全面转型提出新构想：实现产业定位由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向现代产业基地转变，城市功能由相对单一的工业城市向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转变，发展动力由靠物质资源的拉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发展取向由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向改善和保障民生转变，增长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当前仍然要在发挥投资拉动上下功夫，继续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在提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上下功夫，拉长产业链，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主动承接非资源型产业转移，正在依托18个工业园区，培育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云光中代表说：5年来，鄂尔多斯市围绕煤转化的产业取得重大进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陶瓷等非煤产业快速成长，已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0%，初步建立起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沿黄沿线经济带和“双百亿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工业集中发展布局基本形成。文化、旅游、金融、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三产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36.9%。廉素代表说：“我们不只在产业上努力实现多元化发展，在同一产业内部也尽量实现产品的多元化。”
杜梓代表对通辽市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信心满满：重点培育壮大煤电铝、玉米生物科技、农畜产品加工、高技术煤化工、新型建材、装备制造、镍铬合金、现代蒙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十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现代畜牧业三个产业；种全国最好的玉米、养全国最好的肉牛，加快建设优质安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三化互动。
王学丰代表为乌兰察布市描绘了构筑“三个基地”、打造“三个中心”、实现“三个翻番”的发展蓝图。他说：要实现这些目标，一是坚持收缩转移、集约发展，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和规模化养殖业；二是坚持集中、集聚、集约和全产业链发展，推进工业扩能、延伸、多元，在电力能源、冶金、化工产业发展上有重大进展；三是立通地缘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在煤炭、皮件、马铃薯“三个交易中心”建设上有重大进展；四是扩容提质并举；五是大中小并重，在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和非公经济上有重大进展。
记者注意到，代表、委员们特别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科技支撑作用。迟瑞平委员认为：“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建设，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将在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释放巨大的正能量。”同时，许多代表、委员建议要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大力推进，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速、比重提高和结构优化。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刘易斯转折点；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1-0022-10
一、引 言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民工潮”现象。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使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迅速，为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2004年之初，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发达地区出现大范围“民工荒”现象，随后，“民工荒”开始由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内地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结构转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72年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1979年又发表了《再论二元经济》，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刘易斯模型，由于模式相同，人们合称其为刘易斯－费一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三个阶段、两个转折点。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即在第一个阶段，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故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现代部门能在现有王资水平上得到它想要的全部劳动力。当传统部门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时为第一个转折点，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短缺点(shortage point)，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开始转正，工人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推动现代部门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拉尼斯和费景汉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此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完全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由于他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于1979年同舒尔茨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Todaro指出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他把预期收入引入二元经济理论，提出了Todaro模式。日本学者南进亮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提出了判断通过转折点的5个标准，认为日本1960年前后为刘易斯转折点，并对日本通过转折点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由于体制改革、政策、人口结构等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色，但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存在很大分歧。我国学者也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蔡防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市场发育、宏观经济周期、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建设等角度的观察与研究中，发现并论证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供种种证据来论述在中国已到达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的阶段性变化。李月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张晓波等基于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蔡防等的观点引发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和国际机构认为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例如樊纲)，主要的争论和分歧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是否短缺以及剩余劳动力空间的大小。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中国确已出现。
二、刘易斯转折点理论
从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实际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变化可以说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劳动量(L)，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Q)。OW是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0S代表传统部门的平均实际收入。WN1Q1代表最初阶段的剩余，OWQ1L1L代表最初阶段支付的工资总额。由于现代部门把部分剩余投资于创造新的资本，资本存量增加并且使得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向右移动，达到N2Q2的水平，此时剩余和就业都增加了。现代部门继续投资推动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进一步移动到N3Q3，只要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现代部门就能够利用这种劳动力优势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Q4点(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此时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在部门流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因此如果现代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会得到传统部门足够的劳动力供给。
日本学者南进亮指出刘易斯转折点模型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仅以非熟练劳动力为对象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熟练劳动力。类似于工程师、机械修理师、研究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劳动供给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有限的。
2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适用性是以二元结构存在为前提的。而现代部门又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
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两者的区别是后者采用了先进技术，因此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要比劳动密集型部门高出很多。
但是，根本的差别是两个部门的劳动力来自不同的劳动市场。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同的。因为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工资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倾向于均等。与之相对应，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劳动力与传统农业部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且由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和劳动需求价格都比劳动密集型部门高得多，因此这个部门的工资也比较高。由于这种原因转折点理论不适用于资本密集型部门。本文为简便起见，现代部门指资本密集型部门。
3 转折点不是一个时点
尽管在理论上刘易斯转折点被定义为一个时点，但是作为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它有可能持续数年，因此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时点或者一年来标记它。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可以看到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期间经历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因素造成的冲击，但是从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就业的恢复和进一步扩大十分迅速，继续大规模吸收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大幅度推进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着改变。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收和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是否使得中国已达到刘易斯的第一转折点，进入第二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否正在逐步改变，以下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的变化这三个方面进行检验。
三、农业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1 农业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及中国农业劳动力状况
刘易斯模型只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过程，而对农业的发展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给出分析，拉尼斯一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农业的发展过程，如图2所示。图2中横轴OL表示农业劳动量(L)，纵轴OY表示农业总产出(Y)。OCPA表示农业部门总产出曲线。可以看出，该曲线由两个形状不同的部分组成：曲线OCB部分，表示随着农业劳动的增加边际生产率递减；BA部分是水平的，表明劳动力增加对总产出没有影响，即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因此把L1L部分的劳动从农业中抽出对农业产量没有影响，拉尼斯和费景汉把体现这部分劳动的农业劳动者称为“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L3L1的劳动力边际产量虽然大于零，但是却小于平均产量，因此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的工资不是由边际产量决定，而是由平均产量(即OA／OL)决定，这种工资是一种分享形式的工资。当现代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只要支付给农业部门工人的工资略高于平均产量的工资就能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人现代部门。
但是一旦劳动力转移达到L1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移的话，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零，按照刘易斯的定义，可以把B点看成经济发展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经济到达这一转折点后，如果现代部门想继续吸引农业劳动力，那么现代部门的实际工资就必须上涨，因为该点之后劳动边际产量大于零，劳动力如果继续转移则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农产品价格会上升，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增加，如果实际工资不增加，则现代部门将不能吸收到足够的劳动力。
由于在L3点之前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其曲线CBA的斜率小于农业的平均产量(即OA／OL)，农业劳动力继续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发，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直到转移到L3点，C点表示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即C点的斜率与OA的斜率相等，农业和现代部门的工资都是由相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经济发展到达其商业化点或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越过第一转折点到迎来第二转折点期间，劳动力顺利转移要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保证。
本文首先通过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和收入的变动情况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图3显示中国农业的从业人数在2002年前基本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而2004年后则表现出大幅下降的局面，这一下降状况成为以下分析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大幅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农村年人均纯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对农村总人口的平均，用来衡量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没有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工资的数据，本文采用近似的方法来估计。
农业年人均工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x农村人口)／农业从业人数
并利用农村消费价格指数(1991年＝1)除去价格因素计算得到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图4是1994-2008年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从图4可以看出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1997年前有一段快速增长，这是由于政府1994年和1996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定购价水平，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随后1997-2004年增速较为缓慢，2005年之后，由于政府实施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等各项惠农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开始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农业工资的快速提高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则现代部门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的工资也要有相应的提高，否则农民就不会选择外出打工。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中国已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
2 通过农业总产出曲线验证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在第一转折点之前由于农业部门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这个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甚至为负，在第一转折点之后大于零。因此，通过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的大小可以判断转折点的存在以及它的时期。
本文使用1994-2008年的农业数据估计农业总产出曲线，其中总产出曲线模型的形式为：
Y1=a1+a2Lt[a]+a3(Lt[a])2+a4St+a5GFt+εt(1)
其中，Yt[a]、Lt[a]、St和GFt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时间序列。得到估计模型(2)：
其中，εt为误差项，在方程(2)中播种面积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实际值的短期乘数都为正值，表明播种面积每增加1 000公顷，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0.47亿元；而财政的实际农业支出增
加1亿元，农业实际总产值将增加2，64亿元。因此增加播种面积和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能有效地提高农业产出。方程(2)可以求农业总产出曲线的极大值点，通过计算发现极大值点出现在2005年。进一步根据方程(2)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农业劳动平均产出，计算结果由表1给出。
由表1可以看出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变化与图2中农业年人均实际工资的变化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的人均实际工资与平均产出相对应，依然是一种分享式的工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已越过图2中的B点，达到P点。如果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将会影响农业的总产出，即劳动力的变化开始影响工资，则根据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定义，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与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截止2006年，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规模为1.32亿人，其中80％进入城市就业。然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入公平流动阶段。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开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21世纪以来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年初的调查显示，约四成企业用工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方面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社会地位得到基本尊重，工资增速加快。2003年以前，农民工工资水平在近10年时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2004年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或者说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在消失。由于农民工一般为非熟练工人，大多数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0.3％，其次是建筑业占17.1％，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供给问题。笔者分别使用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和从业人数，构建劳动力供给模型，模型形式为：
其中，w1表示平均实际工资，L1表示从业人员数。
1 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
我国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主要源泉，是工业化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为我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是近年来劳动者工资不断提高，且制造业中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对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最敏感，因此本文分析制造业的供给曲线，来说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利用制造业2001-2008年的数据估计模型(3)，模型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制造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4)中L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制造业劳动供给曲线也是凹的。图5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制造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5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化和建筑业类似，尤其从2004年以后曲线斜率增加较快。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迅速向上倾斜。
2 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
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的发展空间也在上升。特别是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的过程中建筑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建筑业从业人数的增加。为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建筑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国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分析建筑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有利于了解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总体情况。
本文利用1999-2008年建筑业的数据估计模型(3)，估计结果为：
其中，W和L分别表示建筑业的人均实际工资(元)和全部从业人员(万人)，方程(5)中的平方项为正，说明建筑业劳动供给曲线是凹的，即与图6的形状一致，后期向上倾斜。图6是根据方程(4)计算的建筑业供给曲线斜率曲线，由图6可以看出1999-2000年建筑业供给曲线的斜率略微下降。反映在经典的供给曲线上为劳动供给曲线变得平坦，可见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说明这段时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流动具有盲目性。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对非熟练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工资开始了缓慢的增长以吸引足够的工人。由图6中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建筑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明显的向上倾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城市当时的发展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劳动力，并且由于农民工外出打工，背井离乡，没有保障，多数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因此农民工的就业积极性特别高，即使厂商支付较低的工资，只要工资比在农村的收入高，并且能够弥补外出打工的其他成本，他们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乡或者是选择失业。随着我国摆脱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迅速发展，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转移的增速下降，2005年后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劳动力供给的增加需要靠增加工资来支撑，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开始影响工资。意味着2005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短缺点)，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五、基尼系数与库兹涅茨曲线
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在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中，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理论”。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库兹涅茨设计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农业部门，另一个是非农业部门，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变化对收入差距变化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法实际上相当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虽然库兹涅茨分析的经济发展过程与刘易斯模型不尽相同，但是库兹涅茨接受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框架，因此，不管从理论上还是逻辑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中国统
计年鉴》中城镇、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
1 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由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本文采用下梯形法，利用不同收入组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城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从总收人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是用从总收人中扣除税收、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后的收入计算得到的。
由于没有全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分组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收集到的2002年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在全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93％是城镇居民，7％是农村居民；而在收入最低的10％人群中，城镇居民只占1.3％，农村居民占98.7％”。因此，本文将全国居民收入分为8个层次：首先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作为全国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然后将剩余人口分为6组，计算全国混合基尼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都是在2005年前扩大，在2005年后开始缩小，即在2005年分别达到0.421和0.354，但是200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却又上升到0.445。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趋势是持续上升，2005年达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到0.349。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为收入差距较大；0.4-0.5为收入差距很大；0.5以上则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可见，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但是2008年又达到0.445，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说明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村的基尼系数处于上升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然而城镇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此时城镇和农村开始争夺劳动力，这恰恰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域。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总体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依然是我国的首要任务。
2 城镇的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在图7中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某些指标(通常为人均产值)，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则这一假说所揭示的关系呈倒U形，因而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化轨迹是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上升，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转而下降，呈倒U型变化。库兹涅茨转折点就是收入分配开始改善的转折点。
为了验证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分别利用城镇基尼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期间：2001-2008年)画出库兹涅茨曲线图形(如图8所示)。
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虽然由于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有所上升，但整体仍保持下降趋势。2008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为0.445，说明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影响差距较大增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报酬也有较大提高，促使中国城镇2005年后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这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的时期基本一致，从侧面说明我国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即二元经济发展第二阶段。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认为中国在2005年后确已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本文的结论是：
首先，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在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说明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正在提高，初步可以判断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应在2005年后出现。
其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够的工人，即劳动力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说明我国劳动力从2005年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意味着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逐渐消失，劳动力进入有限供给阶段。
最后，为了验证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发展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利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来研究各个阶层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计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认为我国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有缩小的趋势，全国的收入差距，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减小，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进一步从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 000元以上(2005年)达到峰值，并保持下降趋势。从基尼系数和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逐渐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区域，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标志着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进入了加速阶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收入分配公平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还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应加大实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国土资源部日前下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清理检查工作方案》，要求全面清理检查2006年以来各地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以及以各种名义擅自开展建设用地置换等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全面梳理，严肃纠正规范；认真总结相关工作经验，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监督管理；深入研究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推进改革创新。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国土资源全国“一张图”动态监管。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负小苏介绍，首先是对增减挂钩试点开展清理检查。对国土资源部批准的增减挂钩试点，从挂钩周转指标管理、项目区设置、尊重农民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清查和总结规范。对存在的问题逐一排查，重点对片面追求建设用地指标、不顾条件大拆大建、强迫农民“上楼”、不合理分配资金等行为，进行严肃整改；对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性文件予以修改或废止；对规范的做法和典型经验进行总结提升；对增减挂钩的现实和长远作用及综合性操作办法进行探索研究。
其次是对试点外开展的建设用地置换进行清理检查。对各地在推进农村新居建设、危房改造和小康示范村建设等工作中，开展城乡建设用地置换、调整使用的行为进行全面清理检查；对不符合国家政，策、涉及建设用地置换、复垦土地周转等的地方政策文件和相关规定，一律予以废止；对继续在试点外进行建设用地置换和复垦土地周转的，一律停止实施。
1江苏省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
近年江苏省加工贸易行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江苏省的加工贸易虽起始于80年代初期，起步较珠三角地区晚，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良好的人文环境等，江苏省正不断赶超其他省份，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流力量。同时加工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江苏省经济的迅速成长。加工贸易顺差的稳定增长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增加，不仅提高了江苏省加工企业的产品制造能力和竞争力，而且将国内产品更好地带入到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据江苏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报表明，2000～2009年江苏省加工贸易发展速度保持稳定，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和加工贸易出口量缩减的影响，2009年江苏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仍占整个江苏对外贸易总额的57%，高达1923.4亿美元。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9年江苏加工贸易出口量骤减，为减缓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加工贸易严峻形势。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金额达到756亿美元，同比增长51.0%；出口金额达到465.7亿美元，同比增长41.7%；进口291.2亿美元，增长68.6%。加工贸易进口比江苏省平均增幅还要高五点七个百分点，比一般贸易高十九点四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江苏省的加工贸易发展平稳增长，进出口加工贸易也保持着较为平衡的状态，技术型产业和资本型产业也不断壮大，持续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在江苏省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外资企业一直是江苏省外贸进出口的主流力量，2003～2009年进出口总额由860亿美元增长到2597亿美元，7年增长了1737亿美元，所占比重由原先的75.6%上升至2009年的76.7%。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比重偏低，外资企业仍对加工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制约着江苏省加工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威胁着江苏加工企业的发展。目前，在世界生产电子信息产品的众多制造基地中，江苏省的生产加工地位已经是首屈一指，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提高了产品技术含量，越来越突出加工贸易产业的规模效益。在江苏省加工贸易的贸易结构比重中，机电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但是比重仍然偏低，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还略显不足。
2加工贸易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经济贡献度作为一项指标来衡量一种贸易方式对经济增长拉动度的大小。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首先要通过计算加工贸易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这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研究。
2.1加工贸易增值系数的分析
增值系数作为质量指标来衡量加工贸易创汇水平的高低，同时它也间接反映了加工贸易行业的升级状况。增值系数等于加工贸易出口额与加工贸易进口额的比值，其数值的提高不仅反映了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程度和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大小，也表现了其在质量上的扩张程度。1995~2009年间,江苏加工贸易增值系数都大于1,并且图表还显示增值系数已从原先的1点1提高到现在近2点的水平，这表明江苏加工贸易出口额总量均多于进口额总量,即加工贸易一直处在顺差的状态。1995~1999年的加工贸易增值系数呈逐步上升的态势,1999~2003年的加工贸易增值系数略有下降,2003~2009年(2005年除外),增值系数又呈逐步上升的态势。这表明江苏加工贸易的技术引进能力和产品质量在不断提高，出口创汇的质量正逐步改善,产业结构也在逐步优化，体现加工贸易独一无二的地位。
2.2加工贸易对江苏GDP拉动度的分析
加工贸易对GDP的拉动度主要是指加工贸易在GDP增长率中贡献了多少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对GDP增长的拉动度D=P*(GDP/GDP)即拉动度＝(X-M)/GDP*GDP增长率其中X为加工贸易出口增量，M为加工贸易进口增量，X-M为加工贸易净出口增量。虽然加工贸易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逐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上升速度较为缓慢，1995~2009年间(2002年除外)的加工贸易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均是正数,这表明加工贸易对江苏省的经济增长是正向拉动的。在2006年的GDP增长率中有5.329个百分点是加工贸易贡献的，是近十五年来最高值，主要得益于政府政策支持与外资大力引进。通过计算平均值发现，江苏省的加工贸易总的来说是正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而且加工贸易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和拉动度都比一般贸易要有优势。虽然江苏省的加工贸易是在90年代才开始才起步的，初期的发展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是自21世纪后，江苏省的加工贸易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工贸易体制也相对成熟，各项基于垂直FDI和垂直约束的管理等方面的措施也相应完善，所以这段时期的加工贸易所计算出来的贡献度、增值系数和拉动度不断增大。这一情况在遭遇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逆转，加工贸易原本的增长趋势呈现波动趋势，沿着之前的波动曲线转而下滑。
2.3加工贸易对江苏经济增长贡献度的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更加透彻的阐释江苏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江苏省的加工贸易总额、进口总额及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作用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与线性系数相关性检验。为了更好地说明每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减少数据的波动，提高拟合的效果，对上述变量取对数，也就是用LnJG表示江苏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LnIM表示加工贸易进口总额，LnEX表示加工贸易出口总额,Ln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来建立二元回归模型，并用Eviews计算。
把LnGDP看作因变量,把LnJG,LnEX,LnIM分别作为自变量,进行OLS回归,分别得到回归方程如下:LnGDP=c+bLnGDP(-1)+aLnJGLnGDP=5.770+0.437LnJG(41.369)(25.257)R2=0.981508
F=637.9384
DW=0.831158注：括号内的数据为检验值以上数据表明，通过对方程进行检验，拟合优度良好，参数的经济意义合理，但是发现估计方程存在序列相关性。进一步用LM检验后发现方程确实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因此在上述回归模型中加入AR(1)、AR(2)，进行修正来消除自相关，得到以下检验结果：LnGDP=5.814+0.427LnJG+[AR(1)=1.047]+[AR(2)=-0.838](25.817)(14.993)R2=0.983536 F=200.1328 DW=2.277327注：括号内的数据为检验值由DW值检验结果来看，修正后的模型已基本消除了残差的序列自相关现象。
对方程进行分析发现：江苏省加工贸易总额与GDP两者间存在着正相关性的联系，也就表明江苏加工贸易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拉动的作用。模型修正后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加工贸易的回归系数为0.427,也就是说加工贸易总额每增加1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就平均增加0.427个单位,这表明江苏省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是由加工贸易拉动的，并且作用比较显著。
3江苏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建议
经数据及实证分析表明，加工贸易已然成为江苏省重要的对外贸易形式，对江苏省的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加工贸易对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我国国际地位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要想推动工业化战略的快速发展，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其有效途径，在面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便可以削弱其受到的影响。
3.1推动内资企业发展，促进江苏省加工贸易主体的转变
据江苏省统计局公布数据结果显示，2003~200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由860亿美元增长到2597亿美元，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75.6%上升至2009年的76.7%，而内资企业所占比重不超过20个百分点。由数据表明要推动江苏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格局，拉动内资企业的发展，加快内资企业改革，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技术进步。
3.2提高加工贸易的配套值，促进江苏省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江苏省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仍相差较大它为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的料件等配套不足，在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上均不能达到国际产品的要求，而且产品加工仍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工产业进驻江苏，外商投资力度加大，高等劳动力的不断短缺，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严峻，本土高端加工企业竞争力大，发展更为艰难。对内资企业来说，要充分合理利用和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积极为已经进行加工贸易的企业提供配套设备、原料及产品零部件，善于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国内料件的配套值，充分利用比较优势，使其达到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技术要求。
3.3立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
低层次的组装型加工和简单加工占据着江苏加工贸易的主导地位，如服装加工、汽车零部件加工、电子装配等，高新技术产品加工比重较小，销往国外的商品由于技术的落后而导致其附加值低，多数的加工贸易是以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以换取贸易的增长，而且国内营销渠道单一化，与国外产品相比缺少竞争力度。从长远利益来看，江苏省的加工贸易应向其他方向转移，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合理优化产业结构，改善出口商品结构，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将不同附加值的环节进行优化调整和分配整合，同时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的整体水平。
3.4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实现加工贸易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江苏省处于沿海沿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科学技术、人文环境等要素的差异，使得江苏省加工贸易的地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严重，这些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苏南的苏、锡、常、宁等地，而苏中及苏北所占比重很小。苏、锡、常、宁等地区交通便利，贸易加工区分布广，各大高校人才不断涌入，加上诸多优惠政策，使其发展尤为迅速。苏中及苏北，各方面条件都较弱，人才短缺，加工产品形式较单一。目前加工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已制约到其转型升级，因此各区域应充分认识到不同产业链中的加工贸易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苏南一些附加值比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向苏中和苏北转移，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关键词：城镇化；水资源流转；面板数据；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TV213+F291.1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6）06-0168-05
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属地原本单一的农耕产业结构向多元化经济体制的转型与资源的再分配，实现市场的多样性扩张与推动新型产业的规模性发展，带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利于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时代主题。
水资源涉及到全产业链的各个方面，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流转，从而作用于城镇化进程。2002～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年均1.35%的速度发展，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4.1%，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其背后对于水资源的需求总量与用水结构与规划势必发生重大变化，两者的内在逻辑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文献综述
关于城镇化进程与水资源流转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Allan（1999）[1]、Zoebl（2006）[2]对正处于高速城镇化发展的所在国的水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利用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Merret（1997）[3]将城镇化发展中对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需求快速增长阶段、需求滞留阶段与需求负增长阶段。Meinzen-Dick等（2002）[4]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应集中在城镇水资源供给量的增加、产业部门间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城镇节水三个方面。Boberg（2005）[5]的研究表明，人均水资源消耗水平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城镇化进程速率，人口聚集效应会加强水资源短缺的困境。毛战坡（2014）[6]论证了水资源管理与规划的重要地位，建议完善水资源全过程管理，以区域水资源为着眼点，形成节水、水资源优化配置、系统治理的解决方案。
学者们也从实证角度对水资源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许广森等（1989）[7]分析了我国超过300个城镇的水资源供需情况；陈永奇（1997）[8]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紧缺城市的水资源供需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进而对相关城市的城镇化程度与缺水程度做出了全方位的深入评价；鲍超等（2006）[9]基于河西走廊区域的面板数据对其水资源需求总量与城镇化水平做了实证研究，认为河西走廊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与水资源需求总量呈正相关，且每年的递增速率不断提升；都沁军等（2009）[10]对河北省城镇化率与水资源利用情况做了量化分析，认为城镇水资源的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化发展；张晓晓等（2015）[11]对宁夏2000～2012年的城镇化率、水资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做了动态演化分析，结论显示：农业用水总量仍居高，但总体比重在不断下降，工业与生活用水总体比重随着城镇化进程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但相关研究多针对单一区域的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选取了我国10个河域一级分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水资源利用、用水结构与城镇化进程的关联性及其内在影响机理，从而为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提供依据。
2城镇化进程与水资源流转配置的关联假设
2.1假设1：城镇化发展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胁迫性影响
通过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集聚效应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是城镇化的核心目的。在城镇化进程初期，城镇供水基础设施和管理与调度水资源的水平较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无法满足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产业规模与城镇规模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于水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大（表1），因而城镇化进程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一定的胁迫作用。
2.2假设2：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城镇化进程呈现阶段性影响
2.2.1水资源利用对城镇化进程的支撑作用工业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产业，从制造、加工到冷却、洗涤，水资源作为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源直接或间接参与工业过程。工业化过程会带来产业大规模兴起、人口集聚和产业结构多元化，进而对城镇化起到稳固的支撑作用。
2.2.2水资源利用对城镇化进程的制约作用在城镇化进程发展速率无限逼近甚至超过区域本身的水资源荷载后，城镇水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与生活用水的需求，会对城镇化进程起到制约作用，这些制约因素会体现在城镇经济、生活、生产等诸多方面。另外，城镇自然生态系统也面临着排水和水污染等相关衍生问题。此时，水资源的稀缺性就会随之凸显出来，相对于城镇整体经济系统和生活系统日益旺盛的需求，两者的矛盾会不断加剧，从而对城镇化进程的深化产生制约作用。
3水资源配置对城镇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指标、数据及模型的选择
3.1.1指标的选择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与水资源需求结构变化最为明显的两个部门是农业和工业。为简化计量过程，使结果更具准确性，本文主要考察水资源在上述两大产业间流转调配的变化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Urbtion（自变量）：城镇化率。按照各省、市、自治区所属一级河域分区的城镇化系数的加权平均所得的各一级河域的城镇化系数。
Watl（因变量）：水资源流转率[12]。各一级河域分区城镇工业用水与农业用水比值，用于反应工农产业间水资源利用情况，以便说明水资源的利用方向。
3.1.2数据的来源与处理《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水资源公报》中以各省市为统计单位的水资源相关数据缺损较为严重，但按河域一级分区的统计较为完整，因此选取10个河域一级分区为研究对象（表3）。但这样会出现河域分区的城镇化率无法找到相关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按照各省、市、自治区所属的分区城镇化率，按面积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出10个一级分区的城镇化率（Urbtion）。样本区间为2004～2014年。
3.1.3实证模型的选择标准
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兼有截面数据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的特征，既能反映某个时间节点各特征数据的规律，也能描述单个个体特征在时间区域上的变化规律。由于水资源流转与城镇化进程的数据样本较少，为凸显数据的拟合度，采取面板数据较为合适。
3.1.4统计量描述表2显示，样本个体的Urbtion的差异性较大，最小值39.76%，最大值52.64%。这符合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较为迅猛，但区域间差异性较大的现状。
样本个体的Watl的差异也较大，最小值为0.024，最大值为0.813。这说明我国各区域间产业类别与产业规模差别较大，水资源利用方向存在较大差异。
可以看出，除了辽河区、东南诸区、珠江区的水资源流转系数（Watl）与城镇化率（Urbtion）呈现负相关性（β′i的变动值与截距项的和为负值），其余河域分区均呈现出正相关性。总体来看，水资源从农业部门流转至工业部门是有利于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但局部区域也会呈现相反的发展逻辑。松花江区、长江区、西南诸区、西北诸区、黄河区、海河区与淮河区的水资源流转拉动效率较为显著；而像珠江区这样本身经济结构中工业化进程步伐较快地区水资源的非农转化却带来相反的副作用。由模型拟合结果举例，长江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水资源每流转1%，则该区域的城镇化系数上升2.986%；珠江区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水资源每流转1%，该区域的城镇化系数下降0.612%。由此可见，水资源利用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在截面上依照区域不同而在工农业部门中产生不同效果。
3.2.2时间序列估计以10个河域分区在第n年的全部观测值为一组序列进行估计，假定时间序列上的结构参数只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对Urbtion与Watl两个变量分别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性的影响，其效应模型为公式3。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回归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得，R2为0.914427，调整后的R2=0.913337，表明水资源在工农业部门之间的流转率与城镇化水平存在高度相关性。另外，β′t代表在时间序列上水资源流转率（Watl）对于城镇化水平（Urbtion）的弹性，β′t的数值越大，就说明水资源从农业转向工业对城镇化影响就较大。从表4可得，2014年的β′t最大，2005年的β′t最小，且从2004年至2014年β′t值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在时序上水资源从农业部门流转至工业部门对城镇化进程有推动作用。另外，从∝t来看，其数据随着年份的变化较小，说明除水资源流转外，其他因素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较为稳定，更加凸显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影响的重要性。
4结论与展望
伴随城镇化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水资源在产业内部的使用效率不佳是引起水资源重新配置的核心动因，非农产业的兴起与水资源供给的不足必然会引起部门间对水资源的恶性竞争。这些问题是由于我国水资源配置的管理机制不完善与水权制度的缺失所导致的，也体现了水资源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水资源调配管理机制与健全的水权制度，为我国城镇化进程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水资源流转调配的关键在于最大化地激发水资源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
虽然城镇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能将农业水资源无节制地调配至工业部门。需要根据不同区域和该区域城镇化的程度进行特定研究与分析，构建一套复杂且全面的水资源调配管理机制。
2004～2014年正处于我国城镇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水资源竞争的恶性程度尚未体现，在这个阶段，时间序列估计结果显示水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转对城镇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无法匹配产业规模扩展需求时，矛盾就会出现，是否跟本文假设2相吻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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