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创新政治文化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一是能够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二是能够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三是可以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克服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非理和伦理失范行为。
关键词:政治文化创新 可持续发展政治 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必须为其寻求更加广阔的资源与支撑要素。政治文化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既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渗透于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发展与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会起到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具有深层次的实践价值。
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渗透于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政治文化作为在一种文化资源,其发展与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会起到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加广泛的资源,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社会稳定则首先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对于我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谈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政治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突出作用表现在能够支撑社会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障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
政治秩序的稳定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社会生活风气的正常化、公民对社会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满足感等等,其中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也即公民对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与适应度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
政治文化制约着人们参与政治的行为方式与动机,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符合最广大民众利益的先进的政治文化,有利于实现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增强政治系统存在的合法性,维护政治系统与社会的稳定性;先进的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政治统治系统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使全体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及执政党、政府及公务人员产生普遍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对自己与政治系统间的归属关系以及政治系统所确立的行为规则的承认,使得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自愿地为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支持和资源,从而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
如果政治文化陈旧,不符合民众及社会整体利益,甚至损害民众和社会整体利益,就会使公民政治信念缺失,对政治参与和政治活动持消极、冷漠的态度,就难以形成或降低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最终会导致政治系统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局面;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也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严重的危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我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度个人崇拜的狂热的非理性政治文化理念占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结果我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的理性政治文化新理念的确立,公民个人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被确认并得到保护,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逐渐增强,社会政治秩序日益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所以,必须创新政治文化,使其始终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并始终具有先进性,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是经济秩序稳定的前提。一定社会中的人们,受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不仅直接决定他们的政治行为,也会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经济行为。
人们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接纳程度、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认可度、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等政治心理和政治信念,都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接纳和信任度,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否遵纪守法,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接受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体必然会接受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并将自己的各种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的政策、法规的约束之下,自觉维护经济秩序。
如果民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可度较低或不认可,那么他们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也不容易接受,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受到冲击,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经济混乱将不可避免,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创新政治文化,使广大民众始终对主流政治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可和接纳度,增强他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的信任感和接纳度,自觉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一)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集团利益的集中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最充分地反映着社会经济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且也最深刻地反映着社会经济基础变革的内在要求,成为社会进步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先导力量。先进的政治文化往往代表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潮流,是一种先进的政治价值观念,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够鼓励和引导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从而成为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先导,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之后,经过深刻的反思,我国的政治文化开始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观念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所代替,“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深入人心,由此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程。这个过渡历程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政治文化不断创新的过程。
伴随着创新政治文化的过程,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比如由单纯局限于对所有制的判断标准的认识,发展到对所有制的实现手段与资源配置的研究与实践,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对公有制经济单一所有制结构的认识转向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理念,推进了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创新;对国有企业改革由政企不分、权责不明开始向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转变,从微观基础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等等。伴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政治文化得到不断创新,党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创新政治文化,努力为民众提供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政治参与途径,能够促进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觉醒,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和有效性,这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一方面,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及参与的扩大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地位,维护了公民的政治权益,增强了公民的主体责任意识,这必然能够激发广大公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如果有公民的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就可以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政策制定中的信息资源不足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政策支持。
培育法律、道德观念,减少非理和伦理失范行为
(一)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治观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健全的法制体系和良好的法治观念的支撑。经济活动主体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法治化程度。政治文化可以通过长期的灌输和积淀,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把法治意识反复作用于经济主体并逐渐转化为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准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出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法律意识观念。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传统,再加上法制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还存在着执法不力等问题。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法治环境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中社会信用危机问题还比较突出,如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经济诈骗不断出现、资本市场信用不佳等,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成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障碍。因此,创新政治文化,建立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运用政治文化的作用塑造法律契约观念,有效地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目标,这对于在我国重建规范有序的信用体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创新政治文化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培育经济主体的道德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普遍觉醒,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和取向也出现了多元化,拜金主义、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等非理开始凸显,有些经济主体为了个人利益无视社会整体利益,随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些非理破坏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为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道德调控作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要求、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文化,能够引导经济主体确立科学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克服经济活动中的非理,从而克服可持续发展在道德领域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创新政治文化可以提升经济主体的道德情操,为经济发展中利益的协调与非理的克服提供一个强大的道德支持系统。
总之,创新政治文化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只有创新政治文化,才能充分发挥政治文化资源的作用,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政治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单纯是基于文化层面的变革,更是一场制度或体制的演变。要实现创新政治文化的目标,必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创新政治文化提供制度基础与保障;同时要积极推动政治文化内容的创新,既要实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又要吸纳借鉴世界政治发展中的先进政治文化资源,这样才能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综合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认知和理解，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二是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热情的增加。换言之即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两大目标。然而大多数人学者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1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将政治发展看做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发展，即为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化是威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迈进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渡阶段，而在这个过渡阶段之中一定充斥着一些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是一旦转型成功之后，国家即成为具有民主性的国家了。
二、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
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和政治发展，会推动相关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第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到重要工业化的话会带来不同之前、更为多变复杂和彼此依赖的经济体系，并且会产生许多新型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然而这种经济体系对于威权政府来说无异于一种噩耗，政府对其控制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社会的教育水平因为经济的发展得到提高。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商人、专业人士、商店老板、教师、公务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文秘和销售人员，构成了一个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社会阶层。”亨廷顿提出，多数统治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社会环境中贫穷的多数对阵富裕的少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与民主相容，而“在一个土地占有相对公平但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比如19世纪初的美国或20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民主或许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最为积极主动的支持力量。例如，在巴西，1964年中产阶级为争辩提供了处于绝对性优势的支持。在韩国20世纪80年生的民主运动中，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构组成了瓦解全斗焕政权的主要力量，推进了韩国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的，在菲律宾、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国家，中产阶级纷纷在推进国家政治发展，进入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制度；经济增长；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03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自从Solow[1]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就不断涌现出令人惊喜的成果。很多成果来自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参数。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数量并非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新古典增长模型设定这个重要因素为外生变量，这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根本缺陷。但恰恰是这个缺陷刺激了人力资本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等一系列新理论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模型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部内涵。因此，很多经济学家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制度分析上。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和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一样，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再探讨也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包含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框架，以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经济学家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制度的理解角度和定义方式上。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诺斯认为制度是“共同的游戏规则”，而肖特认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博弈的非合作均衡”。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制度定义。
收稿日期：20121120
作者简介：王学龙（1985-），男，河北廊坊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制度及农村劳动力流转的相关研究。Email：wangxuelong@echokudaiacjp
不同的概念体现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经济学家差异化的理解方式。但都反映出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经济理论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经济问题具体性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总是试图发现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从而能够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精确地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然而，任何经济体总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此，经济问题常常表现出特殊性。制度也不例外。制度分析大师的各种定义，都是在一个很宽泛的层面上进行的抽象。然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甚至婚姻制度总表现为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的集合。如果过度抽象恐怕反而会影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和稳健性。因此，本文并不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相反，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我们仅仅研究政治制度所赋予公民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在本文中我们尽量谨慎地使用“民主”这一概念，因为民主一词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政治含义和政治愿景。两党制、多党制和选举等一系列的安排被很多人认为等同于民主。然而崔之元强调“民主本质”与“民主形式”具有重要区别。这又使民主一词的意义更加复杂化。为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以及避免政治色彩和政治偏见，我们关注政治制度赋予公民的平等与自由的权利，而不对具体的制度形式进行讨论。 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种影响。
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众说纷纭，而且存在很多相反的主张。有的学者认为，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会导致更多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加当前消费，抑制投资，最终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2-3-4]（Huntington， 1968； Dornbusch & Edwards， 1991； Alesina & Rodrik， 1991）。这主要是因为在理想的民主体制下，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由中间投票人决定，如果收入差距越大，中间投票人就越倾向于收入再分配[5]（Persson & Tabellini ，1994）。但是，Verdier （1993）的研究认为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再分配不一定就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因为比较小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较低的家庭也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Galor和Moav[6]的研究似乎为解释这个理论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Galor和Moav认为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实物资本的积累。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人力资本将取代实物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因。在这一阶段，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即便这是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冲突也不仅仅涉及收入差距。另外一个引起经济学家广泛关注的问题是政府的执行力。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地区差异性。由于、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而一个集权的政府似乎更能够抑制冲突，加强地区之间应有的合作，维持政治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7]。但也有很多研究认为，一个集权的政府同样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并且未必比地方政府富有远见，未必能够使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8-9]（Alesina et al， 1992；Przeworski & Limongi， 1993）。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更多理论探讨可以参考Acemoglu等[10]以及 Aghion和Howitt[11]。
当理论冲突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对各种冲突的理论做一个判断。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得出任何结论。Borner等[10]总结了16篇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证文章，其中3篇表明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外3篇表明民主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剩下的10篇实证检验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之后的实证文章虽然采用了更加严密的计量方法，但仍然没有非常可靠的结论。Barro[11]的分析表明，民主制度和收入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Acemoglu等[12]在使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之后，却发现本来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消失了。Mulligan等[13]并没有直接研究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检验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他们利用1960—1990年之间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主制度对经济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Aghion等[14]同样利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国家固定效应，虽然相关关系也像Acemoglu等[12]的研究那样变为不显著，但当引入制度和技术的交叉项之后，结论表明民主制度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论冲突和模糊的实证结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借鉴林毅夫在探讨制度变迁时所倡导的分析框架，参见林毅夫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我们试图将视野投到更广阔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当中，而不是仅仅关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经济因素。为此，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基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经济模型。并且在模型中不对具体的制度形式做任何假定，而是利用“平等”这个维度来衡量政治制度。我们认为，实现相同结果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形式，而具体采用哪种形式要考虑到历史传统、社会偏好、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很多复杂的因素。因此，为了学术分析的可行性，我们利用一个变量（d）来代表政治制度在“平等”这一维度上的位置，从而避免误解和偏见。这个包含了精英和平民、考虑了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模型表明：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平等的政治制度赋予经济主体更自由的活动空间，从而允许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主体相互合作，以构建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分散投资风险，从而使其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活动。而政治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则取决于平民阶层参政议政的能力。如果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热情不高，政治制度不会对经济政策产生任何影响。只有当平民阶层能够积极参与政治时，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才会导致有利于平民的经济政策。文章安排如下：第二节阐述理论模型；第三节对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第四节是结论和建议。
二、理论模型
我们将社会成员简化为两个阶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这两个阶层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这里的精英仅仅指那些掌握了诸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少数社会成员。我们将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视为一个阶层，因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经济利益的体现。从统计上讲，大多数的富人不喜欢收入再分配政策，而大多数的穷人希望政府能够实现更小的收入差距，即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同，其利益诉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必然不同，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就不同。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一个不同利益集团进行谈判和妥协的过程，那么，在模型中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视为一体就合乎逻辑。在我们的模型中，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显然是各异的。
（一）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来自平民和精英对经济的影响
1 文化背景与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两个紧密相连的范畴。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的需求就会不同。人的需求不同，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就不同。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最基本差别就在于收入差距，那么两者的文化倾向或者文化环境就必然有很大差别。借鉴Gradstein和Justman[15]，我们用一个变量pi表示经济主体i在文化上的倾向。这里所谓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对教育、生育和金钱观等问题的理解。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使用这样一个变量来衡量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判断。 假设pi∈[0，1]，那么两个人的文化倾向差异是gij=|pi-pj|。假设阶层内部的文化倾向差异是0，两个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用g来表示。
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两个阶层之间没有交流与合作。事实上，任何一个阶层也不能够脱离另外的阶层而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普遍存在。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日本社会了。日本社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是博士生非常少但都是非常优秀的精英；二是本科生很多，但一般来讲并不十分刻苦学习。普通的大学生入职之后只需要按照操作规程来工作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而这些规程恰恰就是那些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设定好的。普通大学生日常所修炼的是两种精神：协作和认真。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合作可能是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基础。 文化差异在两个方面影响着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首先，文化差异可以影响合作成功的概率。我们设定合作成功的概率与文化差异成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1）如果文化差异很大，双方理解和沟通上就有很大的不方便，对问题的判断就会有很大差异，难于达成一致；（2）文化差异不同，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网络，相互合作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当一个人脱离了他以前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以前环境中的关系网络和道德对其约束力就减弱或者不存在了，这时欺骗或者其他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 如果我们用θ表示合作成功的概率，那么θ=θ（g），θ′（g）
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到，文化差异越大合作潜力就越大。也就是说，两个经济主体的文化背景不同，成功的相互合作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就越大。这可以从交换这个角度来理解。交换，就是要互通有无。文化环境差异大就意味着消费需求差异大。如果来自另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人能够有独特的方法来满足这个消费需求，这就产生了商业机会。如果相互能够以自己文化的独特方式满足对方的独特需求，这就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从而产生经济收益。涉及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这个逻辑仍然适用。另外，Burt[16]提出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漏洞理论也是对这一解释的生动说明。根据Burt[16]的研究，一个社会网络（社会群体）与另外一个社会网络之间往往存在着结构漏洞（社会隔阂）。如果有人能够弥补这个漏铜，沟通这两个社会网络，那么他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是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对文化差异以及合作收益的理解。这里的合作收益可以理解为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当经济主体投入一单位资本时，获得的收益（产出）是多少。 在数学上，我们假设两个经济主体的合作收益是b，b=b（g），b′（g）>0。当两个经济主体没有文化差异时，收益仍然存在，即b（0）>0，这可以理解为集体协作产生的规模效应。
设定d是一个反映政治制度的变量，为了简化起见，设d∈[0，1]，d=0代表平民没有政治自由的制度安排，而d=1对应着给予平民充分政治自由的制度。政治制度对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合作的影响主要在于对经济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在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政治制度下，公民没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也缺乏相应的经济自由，那么所接触的合作伙伴就很少。如果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足够的自由，那么经济主体就有可能建立更大的合作关系网络。用数学来描述，假定一个经济主体与N0个来自相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同时与N1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N0的数量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但是N1很明显会受到不同政治制度的影响。当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自由越小的时候，集权程度很高（d趋近于0），阶层之间的隔阂就越严重，阶层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也就越少。当政治制度的自由与平等程度很高时，即便是精英阶层，也很少享有特权，特权可以理解为一种阶层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 也必须与平民共用很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对话。因此，我们设定N1≤N（d）。
2 政治力量与经济
经济利益不同，政治需求也就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组织形式不同，政治力量的实现形式和政治影响力的强弱也就不同。借鉴Acemoglu[17]的设定，我们假设精英阶层的政治力
量是所有精英贡献的线性函数，即PE=φ∑i∈ξθi。其中，PE代表精英阶层的政治力量， 而θi是精英阶层成员i付出的努力，φ是一个值为正的参数，ξ是所有精英阶层成员的集合。从每一个成员的角度来看，θi可以视为其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就有所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平民阶层的人数很多，又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非常突出。因此，我们使用一个不涉及个体行动的函数来表示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即PC=μ（E）d。其中，PC代表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μ（E）是一个值为正的函数，其中E表示平民参与政治的努力程度或者对自身权利的重视程度，μ（E）d表示制度所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本文的模型中，μ的设定与Acemoglu[17]有着根本的不同。Acemoglu[17]将其视为外生参数，认为某种制度规定一定能够实现某种结果，没有考虑到各个社会的文化差异。本文考虑了社会大众对政治的态度与热情，认为即便在相同制度规定下仍然会有不同的政治权力。人的因素在政治博弈中是有重要影响的。 这种设定形式主要思考的是，即便在同一种制度形式下，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有所差别。如果平民不去履行自己的权利，不重视维护自身利益，那么，即使制度上明确给予公民很大的政治自由，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弱。相反的，即便政治制度上限制了平民的部分政治自由，只要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高，积极努力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总体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大。
由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有不同的文化倾向，不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支持的经济政策就有所不同。为了简化分析，同时不失一般性，我们用参数τ作为这个政策变量，τ∈[0，1]。τ=1是精英阶层所最期待政策，τ=0是对平民阶层最有利政策。而最终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我们设定τ=F（PE-PC）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这就是说，最终的经济政策取决于相对的政治力量。这样的设定较之于制度形式决定经济政策的设定更为符合社会现实。不一定在选举的情况下，做出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有利于平民阶层，不一定在集权甚至极权的制度下，每一项经济政策都不利于平民阶层。在任何制度形式下，都存在着政治的博弈。即便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帝王所做出的最后决策也都是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权衡。
（二）经济效率与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两个层面
政治制度（d）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我们的模型中文化影响着经济合作，政治影响着经济政策。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可能在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一是政治制度可能影响经济政策，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二是政治制度可能影响经济合作的效率，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下面我们将分别来研究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两个层面。
1 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
在这里，我们试图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视角来考察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初看上去，资产组合作为一种微观概念似乎与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不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存在着两种合作模式：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并且这两种合作模式有着不同的收益（b（0）和b（g））和风险。遵循Markowitz（1952）提出的经典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对风险的理解，本文将风险定义为投资回报率的方差。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再将资产回报率与生产效率做一个转换，就恰恰符合了资产组合理论的分析框架。
假定各个经济主体利用资本制造一种通用商品（Common Output），我们用y来表示这种商品的数量。经济主体i的资本总量是hi。hi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或者其他类型的资本。在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经济主体的投资回报率是b（0）。为了使生产函数与投资组合理论之间构建充分的联系，可以将这里的投资回报率理解为生产效率。以合作模式（1）为例，经济主体投资hi单位资本，能够获得b（0）hαi单位的产出。参数α用以捕捉资本规模变化的影响，而b（0）反应的是投资效率（包括管理和技术在内的综合效率）。 由于成功概率是1，风险为0。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率是b（g），成功概率是θ（g）。根据二项分布的方差计算公式，这种投资风险为b2（g）θ（g）[1-θ（g）]，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其记为σg。经济主体选择与多个对象进行合作，从而分散风险，但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即N1≤N（d）。由于b′（g）>0，这就意味着，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假定经济主体选择将w0比例的资本用于无风险投资，而将wg比例的资本用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那么，我们有如下约束条件，w0+wg=1。设预期回报率为B，则B=w0b（0）+wgb（g）。
经济主体i的风险收益偏好可以用效用函数U（B，σr）来表示。那么，其效用最大化的投资决策问题可以用如下形式描述：
可以证明，最优投资组合的生产效率是制度变量的增函数。
根据命题1及其证明，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将证明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投资主体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yi=B*（d）hαi。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政治制度可以影响经济效率。而影响途径就是通过给予经济主体更多的自由，从而允许其构建
更广大的生产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进而分散投资风险。由于能够通过关系网络降低投资风险，经济主体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率的生产方式。
2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在我们的模型中，经济政策是政治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由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相对政治力量来决定，即τ=F（PE-PC）。 由于平民阶层人数众多，并且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在博弈中属于被动的一方。而精英阶层由于人数少，组织好，因此，可以主动计算如何实现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假定一个政治精英i从政策当中获得的好处
三、实证分析
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我们得到了两个可供检验的命题，即命题1与命题2。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对两个命题分别进行检验。
（一）数据和方法
1数据和指标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Acemoglu等[12]。这是一个覆盖了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时间间隔为5年。其中包括各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数、储蓄率和人口数量等重要经济指标，还包括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政治变量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自由屋指数（Freedom House Index，简称FHI）。第二个指标是第四政治制度指数（Polity IV Index，简称PVI）。FHI和PVI都是综合指标，是建立在若干子指标基础上的加权平均，并且被标准化为介于0与1之间的实数。0代表最不平等自由的制度状态，1表示最为理想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两个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由于统计内容不同、统计方法不同，仍然可以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关于这两个指标的具体信息请参考Acemoglu等[12]的数据描述部分以及官方网站的说明。
2 对命题1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以下计量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对命题1进行检验。
采用通行的做法，使用人均受教育年数来反映模型中人力资本的规模。但由于实物资本数量难以获得，我们只能粗糙地使用前期投资的数量作为实物资本规模的一个指标。根据如果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的分析，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远不如人力资本显著。如果实物资本不是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这一粗糙的指标所产生的估计误差可能不大。另外，如果资本折旧率比较高，从而前期投资与资本规模的联动性很大时，这一做法也无大碍。但关键是当这两种情况不存在时，就非常有必要使用更为精确的指标衡量资本规模，从而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估计。这是本文研究的缺憾所在，我们希望将来能有更好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引入滞后项，计量模型就产生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之后，滞后项与随机干扰项之间就产生了相关性。此时普通的面板回归方法就产生了偏误。因此，有必要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修正。但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个最普通的方法是采用Arellano和Bond （1991）的主张，使用更前一期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但这种做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才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二是对于高度持续性的数据回归结果并不理想。由于制度变量和技术变量都存在高度的持续性，根据Heid等[18]的建议，我们使用Arellano和Bover[19]以及Blundell和Bond[20]发展的系统广义距估计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系统广义距估计可以在更宽松的假定条件下处理面板数据内生性和数据持续性问题。但我们仍然把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这几种面板分析的基本方法的结果列出，从而进行对比分析。
3 对命题2的实证分析
对命题2的检验，难点在于没有现成的指标反映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将实证检验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基础上。我们的假设条件是，受教育程度与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成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维护自身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就会更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公民平均受教育程度来代替不可观测的变量E。
由于大部分平民阶层是劳动者，主要获得劳动收入。而对劳动者有利的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增大。因此，我们使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来反映政策变量τ。用W来表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二）实证结果
1 对命题1的实证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以何种指标衡量的政治制度变量都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但是符号与系统广义距估计以及其他回归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由于固定效应回归在处理计量模型（1）时结果是有偏的，这个不显著的回归结果不影响我们得出的上述结论。我们发现系统广义距估计所得的结果都非常显著，并且反映出来的经济影响也要比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大。其中单期影响最大的是利用FHI指标不加控制变量所得的结果，为039。这意味着，如果政治制度从限制公民平等自由的状态转变为给予公民充分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9%。而这一效应的累积效果甚至达到177%。累计效果定义为β2/（1-β1），这是各个单期影响的加总。 我们还利用多种其他的控制变量以及回归方法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命题1所得出的判断。
*， **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Sys-GMM 代表系统广义距估计。 第四列和第八列的回归模型设定中使用青年人在人口年龄分布中所占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在这里报告其他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邮件索取。
2 对命题2的实证检验结果
对命题2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表2当中。我们尝试了各种模型设定形式、不同的回归方法和控制变量，但结果均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命题2当中涉及到的E
*， **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设定（1）和（2）使用FHI指标，（3）和（4）使用PVI指标，均为添加控制变量。模型（5）—（7）均使用FHI指标，回归所用的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数量、人均GDP和人口年龄结构。设定形式（8）考虑了模型设定偏误的可能性，因此引入被解释变量之后项且采用系统广义距估计的方法。我们还使用了半对数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回归分析，并且均考虑了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采用同期模型而非分布滞后模型。然而，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受教育年限都不存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的显著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探讨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很多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还表现在众多相互冲突的实证研究结论上。针对目前这个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主张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分别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分析了政治制度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能够给予公民更多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影响发生作用的原因是，在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下，经济主体可以建立更广的生产关系网络，从而分散经济风险。由于经济风险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因此，经济主体倾向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生产方式。另外，我们发现，当平民阶层不能够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付出足够努力的时候，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够改变政治博弈导致的均衡政策。只有当平民阶层能够为争取利益而付出充分努力的情况下，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才能够产生有利于平民的均衡政策。
虽然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确实能够显著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影响经济政策，不能够很好地提高劳动者的收益。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国家，普通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努力并不足以使制度产生对经济政策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国家，很难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来改变政治博弈均衡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改变对平民阶层不利的经济政策。要想让制度在政策层面上发挥作用，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不断提升平民的参政议政能力，让平民阶层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而进行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Solow，R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 （1）：65-94
[2]Alesina，A，Rodrick，D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R]Cambridge：NBER Working Paper， No 3668，1991
[3]Dornbusch，R，Edwards，S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4]Huntington，SR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5]Persson，T，Guido，T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3）：600-621
[6]Galor，O，Moav，O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Ine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R]London：Discussion Paper No2307，1999
[7]World Bank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8]Alesina， A，Ozler， S，Roubin， N，Swagel，P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 No4173，1992
[9]Przeworski，A，Limongi，F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3，7（3）：51-69
[10]Borner，S， Brunetti，A，Weder，BPolitical Credi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95
[11]Barro，RJ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07（S6）：158-183
[12]Acemoglu， D，Simon，J，Robinson，JA，Pierre，YIncome and Democra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3）：808-42
[11]Aghion，P，Howitt，PThe Economics of Growth[M] Cambridge：MIT Press，2009
[13]Mulligan，CB，Ricard，G，Xavier，SIM Do Democracies Have Different Public Policies than Nondemocraci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4，18（1）：51-74
[14]Aghion，P，Alesina，A，Trebbi，F Democracy，Technology，and Growth[A] Helpman， E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5]Gradstein， M，Justman，M Education，Social Cohesion and Economic Growth[R]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2773，2001
[16]Burt， RS Structural Holes versus Network Closure as Social Capital[A] Lin，N，Cook， K，Aldine de Gruyter，RS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C] NewYork， 200131-56
[17]Acemoglu，D，Robinson ，JA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Persiste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2）：325-330
[18]Heid，B，Larch，M，Langer，J Income and Democracy：Evidence from System GMM Estimates[J]Economics Letters，2012，116 （2）：166-169
[19]Arellano，M，Bover，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29-51
[20]Blundell，R，Bond，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143
[21]董直应，王林辉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评述[J]南方经济，2009，（7）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政治发展动力 回顾 评析
作者简介：王霖（1970-），女，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方向：政治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06-02
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进程和实现的程度与结果，政治发展动力对政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毋庸置疑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乃至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至关重要。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是指研究什么因素推动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问题，是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认真研究政治发展的动力，对于巩固我国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政治发展动力研究的回顾与评析，以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有所启示。
一、国外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概况
国外政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了不同的论述。在由美国的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中写道：“政治科学家不再用两分法的眼光把组织或结构、利益或制度的其中之一看成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如今，几乎所有认真学习政治科学的学生都知道其实动力在于双方的有效的结合。”认为政治发展不是某单一因素推动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环境相适应，具有系统功能、转换功能、对策功能，政治系统通过这些功能，应付外部环境，推动政治发展。
达尔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建立在一定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动力和途径就是政治多元化。要达到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除了宪法规定的三权制衡原则外，更主要地决定于多元的社会体制，也就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组成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并形成相互独立的多元的权力中心。
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决定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文化就是每一种政治体系所包含的特定模式的政治行为取向，包括人们对政治行为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等。政治文化构成了政治行为的价值结构和理性思维结构，保证了政治发展的连续性。不同的政治文化制约着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
以亨廷顿的政治参与论为代表的政治发展动力理论认为，有知识、受过教育、具有现代意识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标志，也是推动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亨廷顿还认为，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及标准。
西方政治学者还从策略角度出发，把推动政治发展的一般动力、推动政治发展应依靠的力量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精神领袖；二是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特别是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三是文官组织；四是军队；五是文化更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它的内部，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二、国内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概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对促进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了重要作用。国内学界也从不同方面对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1、从某一角度研究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力量。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如：叶长茂《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认为，获得独立发展的市民社会能够将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对政治发展的现实的推动力，并在分析市民社会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培育一个符合本国特点的市民社会。李茂平在《民间组织：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则中认为，公民社会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是进一步通过期内生力量和外在的组织形式----民间组织来完成的，民间组织是现代民主政发展进程中的“助推器”。杨慧在《政治发展的新动力：论我国行业协会兴起的意义》中认为，当前，在国内外经济与政治领域中兴起的行业协会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2）有些学者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如：鲁建彪在《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发展的新动力》中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现阶段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应由原来的仅靠政治体制改革推动，转到以政治文明建设为重点，由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共同推动的战略发展轨道上来。刘晓苏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中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为加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3）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如：刘剑君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文化的角的看》中认为，在国家强力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约定与历史惯性的遗留，政治发展战略无法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和文化规定，从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折射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阻力到底在哪里。这一观点和派伊相似。
（4）还有学者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考察政治发展的动力，如：王慧岩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运动，人民群众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李景鹏在其文章《试论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中深入论述了经济生活中的动力是如何传递到政治领域并引起了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从而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动力与社会动力，归根到底都来自人民的积极性。李培文在其文章《农民身份转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中认为中国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是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农民身份转化将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蔡益群在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分析》中认为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民群众的作用属于政治发展的原动力范畴。
（5）对政治领域内动力进行的研究。林尚立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中把政治发展看成是受动性与自主性并存的过程，其动力来源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政治领域外的动力资源；二是政治领域内的动力资源。前者主要体现为对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后者主要体现为决定政治生活具体形式的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大众文化等，并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应重视政治领域内的动力资源，从战略上重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功能的开发。
2、关于多种因素综合推动政治发展的研究
何增科在其文章《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中将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概括为五个因素：经济发展、经济转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良性的政治互动、全球化。虞崇胜在《和谐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认为，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不同作用力构成的，形象地说执政党和政府是牵引力，本国公民（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是推动力，政治体系的有机构成和内在需求是内驱力，在虞崇胜看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当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政治制度创新，并培育自主治制的公民社会。吕建明，乔贵平在《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中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以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的前提下，还必须积极地配置现实所提供的各种动力资源，形成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合力来推动其发展。李元书提出了政治发展的动力场原理，他指出政治发展变化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涵化，即在外部势力的强制作用下引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和发展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动力场。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与第三部门推动的复合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动力组合”。
三、余论
概括国内外政治发展动力研究，笔者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1、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是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中形成的，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经历与独特性，在对中国政治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但不能简单套用。
2、国内外学者多以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要素的某一方面加以分析、研究，未免失之偏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构成要素是多元化的，各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共同发生作用的，政治发展是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研究和分析时要综合全面考虑，才能准确认识政治发展动力机制。
3、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要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诸要素中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要想推动政治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相适应，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4、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要素
我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要素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各要素在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在变化，因此，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7
[3]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3
[4]燕继荣，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5]罗伯特古丁 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凯斌 王洛中 任丙强等译，三联书店，2006.5
[6]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7]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
[8]李景鹏，论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天津社会科学，1998.3
[9]刘剑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从文化的角度看，理论学习月刊，1998.4
[10]林尚立，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探索与争鸣，2000.2
[11]李培文，农民身份转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宁夏党校学报，2002.9
[12]蔡益群，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分析，探索与争鸣，2002.12
[13]叶长茂，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甘肃社会科学，2003.2
[14]刘晓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15]许耀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03.4.15
[16]鲁建彪，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发展的新动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17]何增科，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宁波党校学报，2004.2
[18]任溶，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5
[19]王宗礼，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探索，2004.6
[20]吕建明，乔贵平，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
[21]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3
[22]李红波，颜佳华，国内政治发展理论研究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6.2
[23]杨慧，政治发展的新动力：论我国行业协会兴起的意义，行政论坛，2007.2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挑战；现实矛盾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着社会环境的挑战和教学实践中的现实矛盾。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和矛盾，对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面临的社会环境及挑战
（一）世界形势的复杂多变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客观现实20世纪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的伟大历史时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坚信不移，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得到了强化和保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挫折。而当代资本主义经过自身的调整和修复，出现了马克思经典作家们未曾预见的一些新变化：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科学技术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造成了青年学生认识上的迷茫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质疑。
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格局变化最主要特点经济全球化是从资本主义扩张和生产方式变革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必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和实践色彩。法国雅克·阿达指出：“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这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基本掌握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经济全球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客观现实，使青年学生无法理解两种社会制度在现实中的反差，对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提出了崭新课题。
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加剧冷战结束后，文化的地位和力量得以迅速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文化日益多元化。多元文化现状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引导青年学生用开放的眼界审视民族间文化的异同，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异质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二是文化呈现出趋同性特点。汤用彤先生指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必然使双方都发生变化。文化的趋同性特征要求培养学生积极开放的文化接纳心态。三是文化呈现出冲突共存的特点。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造成了事实上的文化冲突。因此，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教育引导青年一代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义不容辞的责任。
世界多极化、多样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已经成为发展潮流，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教育学生充分认识到我国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要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二是要教育学生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和长期性，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三是要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本来面目，充分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野心和图谋。
（二）社会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
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人们的价值立场、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出了崭新的时代命题。
利益的导向性作用日益加强随着利益意识的觉醒，在利益机制的主导作用下，人们重新审视物质金钱等客观利益，甚至把金钱和利益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就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行为选择向经济利益倾斜，集体主义和互助协助精神不同程度地被降低，政治动机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个人主义成为思想支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社会本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对立起来。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人们普遍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并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在增强人们的主体意识、极大调动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容易出现极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造成国家意识、奉献精神的弱化。因此，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树立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
等价交换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对于繁荣市场、推动经济发展、规范经济秩序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等价交换原则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漫延和渗透，则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和对社会肌体的腐蚀。有些学生认为个人的任何付出都要有对等的回报，奉献意识淡化，利他主义缺失。这些现象都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了现实的困难。
实用主义思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排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冲击着传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处于不确定状态。同时，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基本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能对青年学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受市场经济短期效应和现实功利性的负面影响，大学生急功近利思想严重，认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用处不大，甚至持排斥态度，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网络信息化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冲击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育人环境的可控性、传统教学内容和模式、教育对象的人格形成等方面受到极大影响。
网络传媒快捷、信息量大的特点冲击着传统信息获取模式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几乎是学生获取相关信息的唯一渠道，学生对于教育内容和传递方式基本没有选择性，教师的观点是学生的唯一参照，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教师的权威性。今天，网络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大学生已经成为互联网的主要用户。网络信息覆盖面广、流量大、更新迅速、观点多元化、操作简单易行等特点，使大学生获取信息简单方便、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且可以同时比较参照多种观点。相比之下，课堂教学显得内容单薄、方式简单，教师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受到挑战。
网络信息管理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负面效应网络信息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使信息资源良莠并存，色情、暴力甚至反动的观点和信息充斥其间。在网络中，任何人既是信息获取者又是信息制造者。不良信息在对大学生进行负面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诱导学生参与不良信息的制造。更重要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网络向发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现实矛盾
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的诸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与个人需要的特殊性矛盾
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任务。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递给青年学生，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培养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素养和价值准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职责所在。但是，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牵引下，大学生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把“谋利性”知识作为主要选择，政治信仰缺失，政治意识淡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能获利，就没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
（二）利他性与利己性矛盾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感恩情怀和利他意识的社会主义公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呈现蔓延趋势：把正当的个人需求无限延展，模糊奉献与索取、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界限，过分强调个人本位，缺少基本的社会责任意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传递信息的正当性提出质疑，甚至对高尚的价值取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予以嘲弄，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尴尬境地。
（三）理论教学目标与社会实践经验支持的矛盾
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政治信仰的确立，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教育对象在理论学习的同时，不断用理论指导社会行为和政治实践，才能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大学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的实践教学，让大学生参加各种社区服务、社会服务、募集资金、竞选宣传、环境治理、帮助孤寡、慈善服务等社会活动，使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情，将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是理论灌输，学生没有基本的社会实践体验，感觉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晦涩，甚至虚无缥缈，进而产生厌倦情绪。
（四）感性兴趣与理性接纳的矛盾
大学生处于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过渡阶段，理性思维习惯尚未完全形成，加之社会文化日益娱乐化倾向，大学生更倾向于追逐那些轻松愉快、通俗易懂、娱乐消遣、新奇有趣的“快餐式”文化，对于那些思辨性强的文化形式缺乏兴趣甚至持排斥态度。在课程选择上，更倾向于生动有趣、简单明了、现实功用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抽象性、理论性、长效性等特点，既缺乏生动性，又缺乏现实功用性，很难获得教学对象的积极响应。因此，转变教学观念和教学形式、丰富教学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当务之急。
（五）教育对象工具性和教育的目的性矛盾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在终极意义上是使学生的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元素，使学生服务于社会，因而在实际上存在着忽略教育对象个体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倾向，教育对象的工具性比较明显。但是，现代教育理念要求教育要以人为本，重视个体的生命意义，培养人格健全和思想独立的人，这就使教学存在着教育对象工具性和教育目的性的矛盾。如何在满足大学生需要和发展的基础上完成意识形态教化的任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解决的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根据育人环境的变化和教学对象的思想特点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只有深刻了解和掌握教育的现实背景，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改革，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具有实效性。
参考文献：
[1]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15．
[2]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
[3]胡佐斌．论新形式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特点和所面临的挑战[j]．中西部科技，2009，8（13）．
[4]王卉．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6（6）．
[5]万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04）[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挑战；优化
[作者简介]樊文娥，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61-0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捍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 转贴于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主权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主权与利益。著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主权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 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围绕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央深入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战略性研判。这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新视角。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发展虽然面临转型的阵痛，但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现实课题，如：怎样运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怎样主动作为、大胆改革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怎样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其“国之重器”作用；怎样创造条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等等。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积极探索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规律，使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探索如何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其进一步明确市场主体地位，完善治理结构，增强创新能力，创新发展新型国有企业理论；探索如何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消除隐性壁垒，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等等。
围绕扩大人民有序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保证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人民民主广泛性与真实性的根本途径。我国民主形式多样，既有通过选举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开展治国理政活动的选举民主；又有通过广泛讨论和共同商量，找寻全社会意愿和要求最大公约数的协商民主。选举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采用的主要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独有和独到的民主形式。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发展选举民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搜集民情、集中民智、凝聚民力的强大功能，引导人民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为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实践建言献策，广泛、深度、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实践，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围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论。古今中外，大国兴衰的历史充分证明：国家的繁荣和强盛，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支撑；国家的衰落和消亡，首先表现为文化的衰微。我国要在21世纪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实现物质富裕、科技先进、国防强大，而且要实现文化繁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键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够取得两大理论成果并指导中华民族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引导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振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融人中国社会，使之与中国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规律，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论，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围绕协同共治，建构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统筹推进，促进全体公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将社会生活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协同共治。应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协同共治更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因此，建构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应进一步探索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探索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及其有效实现形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依法治国
当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产物，他既具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特征及本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意识.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人民团结、政府廉洁高效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小平同志曾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是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主要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等，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作用。
一、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1毛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两种制度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反映，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日益加剧，国内政治文明方面存在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权利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有物质保障但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足，体现在现实经济生活领域表现为: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在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级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总是有多种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政治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在新的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反对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并不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可有可无、完全被动的地位，甚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常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说明若不想触动政治体制，单纯就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