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著作权法》的第九条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的方式确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民事权利。
经过5年时间的漫长等待，我们终于等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部在2001年就已经摆到议事日程的法规，可见这部法规的制订和颁布过程之艰苦和谨慎。
一部“拿来主义”法规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只有那些经过讨论并正式颁布实施的规则才可以被作为法律引用，这一点对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由于立法速度慢于网络世界的技术发展，我国的网络领域经常会处在一种类似于“法律真空”的状态。
早在1999年，中国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就已经直接面对网络传播纠纷的问题。在轰动一时的王蒙等6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一案中，法院在没有成文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表述：“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等方式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使作品向社会公众传播。应当认定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是使用的一种方式。”
“王蒙案”在我国网络版权纠纷审理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我国，著作权法》尚未对互联网上出现的新问题做出规定的情况下，该案审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明确承认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控制权。这是后来被法律法规所确认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雏形。
现行著作权法更是明确加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个定义在内容上明显借鉴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相关概念。《版权公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定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它弥补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在《伯尔尼公约》有关作者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中逐渐显露出的不足。
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对2000年制定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了修正。2005年4月30日，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此《办法》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填补了国内关于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的法律空白，也对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细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原则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部条例大部分内容是建立在上述司法实践、司法解释以及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的，是一部坚持“拿来主义”的法规。
明确规定了“避风港”
什么是避风港?当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只遇到了大的风浪，它们可以就近来到一个安全避风的地方，等恶劣天气过去之后船只仍然可以继续回到他原来的航线中行驶。
著作权领域的“避风港”条款最早出现在美国1998年制订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是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ISP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ISP不承担侵权责任。
数字图书馆的避风港。《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至此，长期悬而未决的数字图书馆的法律问题，得到了国家法规的明确界定。
远程教育的避风港。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
ISP的避风港。《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或者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自动传输服务，并具备两个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对于ISP接入商的网络传输暂存/缓存技术的应用，条例也有豁免性的规定。
搜索引擎的避风港。《条例》明确了搜索引擎应当承担的责任，以搜索引擎存在过错为前提。《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网络存储的避风港。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五项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条例》留有遗憾
如前所述，《条例》是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历时数年，应该是深思熟虑的一部法律了。但是，笔者认真研究后发现，这部条例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最重要的是，对于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条例》只规定了处罚数额，并未规定赔偿额度。
《条例》的第十八条规定：“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条例》给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确立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细则。但是，从著作权保护法律实践来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的，而大部分权利人都会选择司法途径来解决相关的纠纷。换句话说，到法院打官司的人要比到版权局投诉的人多。
在诉讼中，如何计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赔偿数额一直是困扰广大法官和律师的一个难题。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官都是参考国家版权局二十年前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所规定的字数稿酬的一定倍数来计算网络传播领域的侵权赔偿额。
[论文摘要〕本文从一起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的信息侵权案谈起，探讨应该如何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分析其概念及性质认定。对即将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促进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的完善。
1“榕树下”网站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
2004年在上海发生这么一起案件:上海榕树下计算机有限公司因在“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上向公众提供《我不是天使》专辑下载和试听服务，被华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5月10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榕树下公司除了要在他们经营的“榕树下”网站上刊登致歉声明，还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向华纳公司支付1.5万元赔偿款。早在2003年，华纳公司就发现在“榕树下”网站上可以试听或者下载《我不是天使》专辑。该专辑收录了那英演唱的《一笑而过》等10首歌曲。华纳公司认为“榕树下”网站没有经过自己的允许，就推出试听、下载服务，侵犯了他们录音制作者权中的网络传播权。榕树下公司解释说他们所提供的专辑下载是为了介绍评论部分音乐节目以及他们网上的部分原创中文作品，所以他们对该录音作品的使用应该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况。但由于“榕树下”网站提供的下载试听服务，事实上已经影响了华纳公司正常使用他们的录音制品，导致了他们在信息网络上传播该录音制品及发行该录音制品时，所获的合法收益可能减少，因此“榕树下”网站提供的下载试听服务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系侵权行为。法院认定榕树下公司在“榕树下”网站上提供那英《我不是天使》专辑的下载试听链接，向公众传播华纳公司录音制品的行为，侵犯了华纳公司对该专辑的录音制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是一起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案，其中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
2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国际国内立法
2. 1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国际立法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WPPT )。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WPPT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从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比起伯尔尼公约，作者的权利已经有效地覆盖到网络空间。日本在1997年6月10日通过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规定著作权人就其作品应享有授权公开传输的专有权川。澳大利亚也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受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也包括广播权和有线传播权。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版权条约中的“传输”，只包括“向公众”的传输，即向不特定对象的传输，对于诸如电子信箱的通信方式传输他人作品，不应属于传输权控制范围。至于通过Internet在某一企业或单位的专用网络内，向特定对象进行的传输，至少有一部分也应被排除在向“公众”传输之外。
所以，作者的网络传输权就是指作者所享有的将自己创作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服务器，或许可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供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选择和获得这些作品的权利。任何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他人作品在网上传输。
2. 2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国内立法
我国早在1991年的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但当时没有明确提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在新《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基本可算是“舶来品”，是两个“互联网条约”的翻版。信息网络传播权创设之前，尽管一些意见认为原著作权法的现有规定可以直接适用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或至少可以由现行法律中的“等”字来予以调整，但立法界并没有接纳这种意见。2001年《著作权法》最终选择了欧盟和两大“互联网条约”新增权利的模式，第一次公开赋予了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新《著作权法》将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作者财产权利”具体分解为17项权利，其中第12项增加并确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闹。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有三个要件:“公众”，“自己选定的时间”，“自己选定的地点”。三要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而应属于复制权或其他权利。对于“公众”的概念，应当可以理解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只适用于广域网，不适用于局域网。因为局域网传播限定了作品接受者的地域范围，使其并不能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获得作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等在单位内部的网络共享资料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些问题尚待解决。
3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性质认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根据其概念可以归纳出四个基本特征:其一，该项权利由著作权人享有，只有其本人或经其授权才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未经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如果损害公共利益的，还将受到行政乃至刑事处罚。其二，作品的传播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不仅限于互联网，还包括业已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其他网络。其三，作品的网络传播是公开的，任何公众均可以获得，电子邮件等点对点的传播应排除在外;其四，作品的网络传播是交互性的，公众可以在某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公众是主动获得，而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著作权法的一项新设权利，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它是一种集合性权利，既具有精神权利性质又具有经济权利性质，与复制权、发行权等传统经济权利和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传统精神权利既有不同，也有权利的融合与交叉。
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第三十七条第六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第四十一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从这些法律规定看，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其他著作权一样，其权利主体包括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权利客体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非公有领域的作品。从上述法规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立法者是把信息网络传播权当作一项纯粹的财产权来看待的。因此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属性质上讲，它是属于著作财产权的范畴。
4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缺陷及其完善建议
4. 1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缺陷
事实上，中国2001年《著作权法》成功地细分了17项著作权利，特别是创立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以其相对准确的定义，较好地解决了世界各国在网络传播上关于权利设置间题上的纷争问题。但新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把握上尚有以下几点缺陷: (1)“信息网络”指代不明。在我国已经颁布的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中，有关网络的具体叫法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所使用的“互联网”，《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管理办法》中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以及《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中对于CHI-NANET的相关称呼等。虽然这些叫法不同，其中“计算机信息网络”可以包含“互联网”，而“互联网”又可以包含“CHI-NANET"，但无论是“互联网”还是“计算机信息网络”，基本上是一种特指的或内涵范围明确的称呼，不会产生二义性。而“网络”或“信息网络”则有较大不同，它们即不象“互联网”一样是一种特定的指代，也不能像“计算机信息网络”一样明确地反映某类特定技术范围内的特定事物。比如，在商务印书馆19%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网络”的解释是 “网状的东西;指由许多互相交错的东西组成的系统;在电的系统中，由若干元件组成的用来使电信号按一定要求传输的电路或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由许多互相交错的东西组成的系统”来理解网络，则它可以指代现实生活中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事物，诸如“销售网络”、“电力网络”、“自来水网络”、“交通网络”、“人际关系网络”，等等。即使是加上“信息”而成为“信息网络”，其范围也同样较为宽泛，只要是传递“信息”的“网络”就应该算做是“信息网络”，那么人们之间口头传递消息的特定渠道也就可以叫做“信息网络”，情报网也是“信息网络”，而我们古代的长城更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信息网络”，但这些显然并不是我们这部新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要规范的。
(2)定义存在的问题。“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并非网络传播本质核心的特征，将该特点在此作为网络传播的唯一特征列出，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由此看来，新著作权法的这一表述并非网络传播必不可少的本质特征，比如手机短信、网络广告恐怕都不符合这一特征。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网络传播的本质特征呢?学者普遍认为全球性(无国界性)、交互性、多媒体和超文本链接。这些特征较之“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应是网络传播更本质和核心的特征，更应在“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中有所体现。尽管2001年《著作权法》在事实上明确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与邻接权的保护，但多数情况下，学者认为“网络条件下的著作权保护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著作权法》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各种链接，ISP，ICP等各种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均未做出明确规定，还有待于国务院即将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做出规范。
(3)中国创设“信息网络传播权”引起的争议。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传播权的情况下，直接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显得缺乏基础并不利于整个著作权权利体系的科学化、稳定性。无论是我国的旧著作权法还是新著作权法，都没有专门规定传播权的具体条款，只是在旧著作权法的实施条例中，第五条有有关传播的规定，即:“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的权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跨过传播权而去直接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是传播权中的一种，而直接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意味着还要规定什么“报纸杂志传播权”，“广播电视传播权”呢?而从另一个方面，有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不是还要再规定什么“信息网络发行权”，“信息网络出租权”呢?也就是说，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既缺乏先对传播权的界定，又在整个权利体系中显得过于具体，所以难免会产生各种“不公平待遇”或挂一漏万的现象，很可能会打乱著作权权利体系的稳定性。
4. 2立法完善建议
针对新著作权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今年即将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明确“信息网络”的内涵和指代。“信息网络”一词仅仅揭示了其所要指代的事物的一个方面的特征:即“网络”，而没有明确一个重要方面的特征:即“由计算机等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相关产品或技术组成”，真正能够反映该条款的指代意思的是否“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是“电子信息网络”或者创设出一个两者兼有的定义更为确切呢?而即使要使用“信息网络”一词，就要在具体的条款或相关实施细则中加以解释和细化，明确信息网络的内涵和指代。
对于定义存在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完全采用《WCT》的“向公众传播权”概念，但注明包括网络传播、广播、表演、其他新增权利等所有传播类权利;二是重新定义信息网络传播权，概括其本质特征，体现全球性(无国界性)、交互性、多媒体和超文本链接。无论较之“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还是“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其实都更应是“网络传播”本质且核心的特征，应当在其定义中有所体现，否则就不足以准确地界定“网络传播”。
(2)网络传播权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复制权，或发行权，或两者相加。传统复制权与发行权，不论从传播渠道、形式，均与网络传播相去甚远。要摆脱西方国家网络法律创设的影响，在《著作权法》修订中增设与复制权、发行权等并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诚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至今尚鲜有国家在立法上明确以新的权利概念赋予著作权人的这项权利，中国创设信息网络传播权，更须充分肯定。如能切实把前两个问题解决好，无疑会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即将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补缺补漏，进一步明确其定义特征，适用保护的范围。将法律落到实处，真正做到公平公正。这样才不会引起争议，真正得到大家的拥护。
网络媒体的“信息倚赖症”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历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络在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尤其是获取新闻信息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然而当我们登陆国内网站，不难发现网上的新闻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传统媒体，很少有网站自己的独创内容。造成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信息倚赖”局面，主要在于我国的网络媒体管理体制。
为了加强对网站登载新闻类信息的管理，2000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把我国的互联网站分为“新闻网站”和“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新闻网站②经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可以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是指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综合性互联网站，该类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应当经主办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审核同意，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其他互联网站，不得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必须有规定的新闻信息源，即只能登载中央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并且必须和这些新闻单位签定协议取得登载授权，登载时需注明来源和日期，不得登载自行采写的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新闻。
经过几年的网络实践，200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又联合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旧规定进行补充和细化。与旧规定相比，《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有以下新的规制：第一，明确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具体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突出其公共性。第二，明确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范围，包括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这就意味着具体实践中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只是网络新闻登载，也包括电子公告服务，例如通过BBS、新闻组、QQ群、电子邮件、博客等向公众时政类信息的行为。第三，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分为三类：（一）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超出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二）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三）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前两类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第三类向省级以上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即可。与旧规定（将登载新闻业务的主体局限于“新闻网站”和“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相比，新规定明显地放宽了登载新闻的权利主体范围，即只要履行了相关行政审批或备案程序的网站，均可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过，关于网络媒体新闻信息来源的规制没有改变。《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第一类、第二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转载、发送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信息，并且需要与之签订书面协议；第二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不得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
不管是《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的两分法，还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三分法，在管理思路上，我国其实把网络媒体分为两大类：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与非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根据以上规定可知，在我国，新闻单位、非新闻单位设立网站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仍然实行审批许可制，这与传统媒体的管理体制没有本质区别。③唯一不同之处是，网络媒体基本上不具备传统媒体的新闻采写权，必须依靠传统媒体供给新闻作品。这种管理体制对新闻单位网站来说不成问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传统媒体开办的，传统媒体强大的新闻采编队伍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新闻作品。非新闻单位网站则不同，它们既没有新闻采写权，又没有所属的传统媒体作后盾，在新闻信息源方面“仰人鼻息”，只能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作品，如未获得授权擅自转载就可能引起著作权纠纷。《新京报》与TOM网站之间的这场官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非新闻单位网站尴尬的生存状态。
传统媒体作品不是网络媒体的“免费午餐”
著作权又称版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对自己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与精神利益相关的权利）和财产权（使用和获得报酬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权利）两大权利。广义的著作权还包括邻接权（作品传播者所享有的相应权利）。著作权的法律确认与设立，体现了社会对智力劳动成果的肯定和保护。
著作权中人身权之外的内容，随着承载作品的新介质的出现和传播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因此，著作权法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以应对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带来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鉴于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12月的外交会议上，形成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唱片条约》，赋予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对原来的著作权法进行修正或制定专门法规，以适应网络传播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
我国于2001年对原有的著作权法进行修正，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2006年5月，国务院又颁布专门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侵权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通过，2003年12月、2006年11月两次修正），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2005年5月联合了《互联网著作权保护办法》。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把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延伸到新兴的网络传播领域，为解决网络作品侵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为了促进新闻信息的流通与共享，根据国际惯例，我国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时事新闻”④不适用于本法保护，还对媒体互相使用已发表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第22条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媒体在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合理使用”。本条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网络媒体，但“等”字样可以解释为包括网络媒体。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则明确列举了八项属于网络“合理使用”的内容，使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的“合理使用”问题不必再从著作权法中合理推出。
在网络传播实践中，网站大量转载的传统媒体作品，显然包括有非“合理使用”作品。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网站转载这些作品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便构成侵权。
根据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规，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可能引起两种情况的著作权纠纷：（一）新闻单位网站转载自己的传统媒体作品。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提出，作品在传统媒体发表后，作者仍然享有网络传播的权利，新闻单位网站进行转载至少还应当再次支付报酬（“合理使用”作品除外），否则就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现在很多新闻单位网站把转载自己传统媒体所发表的作品视为理所当然，不向作者支付任何报酬，这实际上是有违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二）非新闻单位网站转载传统媒体作品。非新闻单位网站如果没有获得传统媒体授权、支付相应报酬而转载其作品，既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同时又侵犯了传统媒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邻接权，即广义上的著作权。我国1990年出台的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邻接权的内容，即第四章所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后，虽然把第四章的名称改为“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但在第一条保留了“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还是为作品传播者―――出版者、表演者、录制者和播放者的邻接权保护留下了余地。著作权法对作品传播者的邻接权予以保护，是因为其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TOM网站的行为即属于这种情况，只是《新京报》提起侵权诉讼而相关作者保持了沉默而已。
可见，我国著作权法对传统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及其传播者的邻接权保护是比较充分的，网络媒体在进行转载时应谨慎从事，以免陷入侵权纠纷。
理性对待网络著作权纠纷
著作权概念的提出、著作权法的制订和不断修正充实，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作者的权益，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还在于促进作品的传播，从而使文化成果被社会公众享用。著作权法的实质就是均衡作品权利人、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网络媒体为文化产品的传播和社会共享提供了优质平台，也给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如何化解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矛盾，既能有效保护传统媒体及其作品的邻接权、著作权不受网络媒体的侵害，又能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需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双方协作，也需要立法、管理上的完善。
1．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生”以求“共赢”
在现行体制下，网络媒体尤其是非新闻单位网站，必须倚赖传统新闻媒体的信息供给，似乎是一种“寄生”关系。事实上，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传统媒体也需要借助网络媒体，特别是商业门户网站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无形中给传统媒体做了广告宣传。尽管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在影响力方面可以和著名商业门户网站相媲美的，仍属屈指可数。
两者既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就应该携手合作谋取共赢，而不是彼此对抗，两败俱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纷争，无非是利益分配问题，正如《新京报》社律师所言：“我们想通过这次诉讼来促进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规范化合作，让传统媒体在合作中赢得一个合理地位。”⑤一方面，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获得对方授权并支付相应报酬是理所应当的；另一方面，处于主动地位的传统媒体，恐怕也应该积极地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关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意识到“以一个联盟对抗另一个联盟”做法的失当，于2006年8月与新浪网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新闻内容、市场经营和资本运作三个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开创了报纸与网站之间互利共赢的全新合作模式。
2．建议明确规定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实行“法定许可使用”制度
所谓“法定许可使用”，又称“非自愿许可使用”，使用人可以不经作者和原发表媒体同意而使用作品（权利人声明不许转载者除外），但必须向对方支付报酬。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权利相对人为作者和传统媒体。关于网络媒体与作者之间的权益关系，高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曾经作出过“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但是该条款在2006年11月第二次修正时被删去。高院删去这一规定，可能是出于保护作者权益的考虑，也符合权利人自己处置相关权益的法律精神。不过，考虑到网络媒体的特性及作品已经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网络转载属二次使用等因素，笔者认为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还是实行向作者支付报酬而不必征求其许可的制度为妥。
关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权益关系，《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规定，网站转载传统媒体作品必须获得授权，即征得对方的同意（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网站除外）。这一规制，不利于网络媒体尤其是非新闻单位网站的发展，也容易引起著作权纠纷。因此，笔者建议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关于网络媒体转载传统媒体作品问题，对于作者和传统媒体均明确规定为“法定许可使用”。这样做，作者和传统媒体的权益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增加了作品被网络媒体使用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网络媒体也免除了征求转载授权的繁琐环节，更有利于发挥其信息传播迅捷、海量的优势，满足了社会公众共享文化成果的需要。
3．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与网络转载“法定许可使用”相配套的制度。“法定许可使用”的前提是使用者必须向权利人（作品作者及作品传播者）支付报酬。但是，网络媒体的巨大转载量，造成权利人规模庞大且分散，使权利人获取报酬、网络媒体支付使用费用均为不易，且成本过高，难免引起著作权纠纷。我认为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成立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由该机构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向网络媒体收取转载费用再转付给权利人，进行网络著作权纠纷仲裁与诉讼等等。建立、健全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既可以避免传统媒体及其作者与网络媒体之间的著作权纠纷，又能够降低转载费用支付的成本，是对作品作者、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三方均为有利的办法。（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①⑤详阅《〈新京报〉诉案背后的传媒格局》，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21日
②新闻网站是指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互联网站。
科技的发展给法律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 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 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问题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 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音乐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应用，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 vs LaMacchia ——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目前版权研究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 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社会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 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 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 《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 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 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影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电子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时代版权法》（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 .美国认为，只要将其法律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 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 ”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计算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问题，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 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 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 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方法，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 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 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利行使方式的特定性。 信息网络传播是指将文学、艺术作品及计算机程序、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包括局域网）向公众传播，使公众可以在选择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上述作品信息。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使离不开计算机网络，而且传播过程中的复制、发行、浏览、存储等环节都与网络息息相关。
二是权利主体的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论文关键词 避风港 移植 版权
1998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最早规定了避风港原则，美国国会的报告表明避风港规则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明确服务提供者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信息产业。第二，建立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服务提供者与版权人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数字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侵权问题，有效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也就是说，在计算机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避风港原则是为了要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保护版权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过多的责任，最终把成本转嫁到用户身上，又防止侵权者通过网络大肆侵犯版权人利益，阻碍其创作的热情。从司法实践看，自《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实施以来，美国法院处理有关避风港的案件只有20多个，这说明避风港规则在美国得到了良好的运行，为版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标准。我国自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作家、歌手及影视版权人诉网站的案例不减反增，而且各法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抗辩的认定也不相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使得避风港规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一、原因分析
为何相同的制度产生的结果却如此迥异？首先，两国的立法背景不同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我国在立法过程中既未完全引进避风港规则的精华之处，又未能对其缺陷加以完善，以致我国的避风港规则在实行的过程中争议不断。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立法背景
美国版权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包括直接侵权责任规则和间接侵权责任规则。美国《版权法》第106条为独创性作品的作者设定了一系列的专有权利，其中包括复制权、表演权、展示权、发行权等。任何个人未经版权人授权而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表演、展示等行为直接侵犯了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直接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即责任的承担不需考虑侵权者是否知道或其主观意图如何，但是侵权意图的有无会影响承担赔偿的额度。在美国版权法理论中，“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是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在前《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时期，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服务引发的侵权现象，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有的是直接侵权责任，也有的是间接侵权责任。已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判例案已经不能够应付在纷繁复杂数字网络环境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问题。因此，在《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没有出台之前，服务提供者因其服务行为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在法律上复杂且不明确的问题。这无疑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风险，增加了信息行业的发展成本，加重这一新兴行业的持续发展的负担。在此背景下，国会通过鼓励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版权人进行一系列激烈的谈判与协商，最终对双方利益进行平衡出台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案”（该法案归入《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第二部分），它设立了为美国首创，并为其他国家纷纷借鉴的“避风港”规则。使得符合主体要求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有一定的责任限制，确定了其风险的承担。
虽然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且与国际标准一致，但是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步较晚。在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前，只有2001年经修改的《著作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而且在《著作权法》中规定，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保护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是难以达到像美国这这种知识产权大国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历史较短，公民的版权意识淡薄，侵犯著作权的情况频发，盗版横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版权意识淡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版权人权益的维护，使网络扩大了侵权人对权利人的侵害。在此背景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应运而生，正如《条例》第一条所说，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就是在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权利人利益失衡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维护弱者权益。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美国避风港规则的确立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为宗旨而产生的。而我国是在后者明显弱势的情况下，出现在以保护权利人利益为立法目的法规中的。立法背景的差异在规则中并没有体现，其中移植的因素显而易见，这也就使得实践中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
（二）内容分析
我国的避风港规则从美国移植而来，美国避风港规则内容本身的缺陷加之我国立法过程中的不适当变动，使得我国避风港规则难以实现立法目的保护权利人权利。
第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未完全采用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所规定的有关避风港规则适用的一般性条件。《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要受避风港的庇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之一是“采用并实施了停止为侵权者服务的政策”。该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采用并公开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对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的政策。如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多少次以上的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2）以合理的方式执行这一政策，如建立健全的通知举报制度，包括指定接收侵权通知的人，正确的联系方式等，并在知道有某一反复侵权的用户存在时，或者在收到合格的对某一侵权者的多次举报后，停止实施对其的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然规定了几类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条件，却没有规定类似于上述条款的一般性条件。这就导致重复侵权行为难以避免，服务提供商经权利人合法通知后对侵权作品进行删除，删除后侵权人可以继续上传，侵权人上传作品的时间要远小于权利人和服务商发现及删除的时间。这就使得权利人权利的保护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服务商有义务按照权利人的合理要求删除侵权作品，可是又不能够保证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再出现同样侵权的情况。在网络服务铺天盖地的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时代里，用户通过无偿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阻碍知识产品的创作。
第二，避风港规则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通知删除”程序。即在版权人发送“合格的通知”的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做出反应，移除被指控侵权的材料或者屏蔽对材料的访问，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管是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还是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规定了通知的内容，但是实践中对不合格通知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如正是由于对不合法通知法律效果的认定不同，导致了案件情况基本相同的环球唱片有限公司等11家唱片公司诉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雅虎中国网站的所有者）案和7大唱片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一案中法官以雅虎未尽到注意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而后一案中法官却认为不应让百度承担过度的审核义务为由判决百度胜诉。
第三，通知删除程序中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对侵权作品予以删除，但是对及时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我国立法却没有规定。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关于通过《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报告中建议，不同的技术情形或变化的情况可能需要制定不同的“迅速回复”的时间标准。在某些情形下，第三方侵权者所的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可能在24时之内导致其他用户数以百万计的下载量，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要求服务商的迅速回复在4到5个小时之内。相比之下，其他情况也许应当延迟回复时间，比如服务商觉得有必要咨询律师。因情况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时间标准。而我国却缺少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导致的恶果是除部分服务商删除不及时外，更有服务商恶意拖延对通知的审查时间，扩大作品的非法传播范围，侵犯权利人利益，更有甚者如热播影视的权利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完善建议
笔者根据以上对比和分析就我国目前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应以保护权利人权利为本位。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避风港规则是在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服务提供商控制侵权的能力日渐增强，而权利人维权的境况却没有得到好转，所以，在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保护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要多做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在确定侵权的案件中应加重服务商的赔偿标准，简言之，法官应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内适度的做有利于权利人的判决。
关键词：网络版权、网络复制权、数字化、网络传播权
随着电子计算机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正以飞快的速度进入寻常百姓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上的侵权纠纷案也与日俱增。传统的版权法在保护网络环境下版权主体的权利时已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实现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网络版权面临的挑战
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渐突出，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
1.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专有性面临挑战
专有性也叫排他性，是指权利人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独占性，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而信息一旦上网则变成公开、公知或公取的信息，而且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载体，因此很难被权利人控制。
2.信息交流的迅捷对知识产权时间性的挑战
知识产权保护有一定的期限，一旦保护期届满，权利即宣告终止，这样既保障权利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享受其智力成果，获得合理回报，又防止因保护时间过长而阻碍信息传播和社会科技文化事业的进步。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输速度极为迅速，且范围更广，这使得权利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授权而获利。例如，以前也许用几年时间才能销售几万册图书，在今天通过网络只要几个月便可实现，而且销售范围更广。因此，知识产权的法定保护期有越来越短的趋势。
3.网络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形成挑战
一般说来，一国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法域内受到法律保护，除非该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和与它签订的双边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都不自动保护他国的知识产权。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就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于各国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会使得网络上的侵权行为难以认定，执法主体难以明确。因此，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各国统一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标准。
二、目前网络环境下版权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作品的数字化，作品的传播形式发生了变化，速度也更加迅捷。对于网上作品的版权是否应该保护，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争执不休。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和《民法》对此均没有明文规定，国际上虽然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12月通过的两个涉及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条约，即《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但是批准加入的国家还很少，因此，目前网上版权保护的直接法律还是很欠缺，许多问题仍在探讨和研究当中。
（一）作品的数字化问题
数字化技术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再进行组织、加工、储存，采用数字传输技术传送，根据需要再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还原成原来的文字图像等信息形式。作品的数字化是将传统作品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语言，其目的并不是要创作另一种形式的作品，数字化属于间接复制行为。
（二）网络传输对版权人经济权的影响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人们称之为“第四媒介”。与此同时，大量的版权作品被数字化并在网络上传播，相应的问题也因此产生了，那就是将数字作品搭载到计算机互联网上向公众传播是否属于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从版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一直随着传播技术和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从印刷术到无线电广播、电视，无不伴随着版权制度的沿革，因此也有理由将版权人经济权益的保护延伸到网络环境。
1.网络传输与传播权。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版权和邻接权保护的需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签订了两个新条约，这两个条约分别为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规定了一项新权利即公共传播权，分别授权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包括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时间和地点的方式）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这两个条约使得网络传输有法可依，使版权保护扩展到网络空间。而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对“播放”的解释，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对“摄制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解释，指以拍摄电影或者类似的方式首次将作品固定在一定的载体上。这两种规定过于具体，无法把网络传输包括在内。
2.网络传输与复制权。1995年9月通过的美国白皮书认为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版权人的复制权相当广泛，绝大多数计算机之间的传播都涉及复制。根据美国法律，版权材料一旦进入计算机内存就是对该材料的复制。1996年12月通过的《WIPO版权条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没有将“暂时复制”包含在复制权内。我国的《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未包括网络传输复制。
3.网络传输与发行权。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唱片条约》也均承认版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而在我国著作权法及其有关规定中“发行”指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不承认“暂时复制”，这里的“复制件”仅指有形物体形式的复制件，因此发行权不适用于网络传输。
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涉及到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有关问题，这表明我国在这方面已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虽然我国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有关法律来处理类似的问题，而不是仅仅依据《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但是立法相对滞后却为社会上那些善于捕捉法律漏洞的人创造了机会。因为他们往往会以我国有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其结果只能是浪费人力、物力。法院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来规范类似的问题，造成裁决不及时、不统一，而网络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版权人的利益就有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国应当加快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立法，以便及时有效地保护版权人的利益。
4.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他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但必须指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来源。版权保护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但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过度保护反而不利于社会文化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合理使用的目的就在于确保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悉权，其作用也就在于合理地调节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力图实现在维护作者权益基础上的三者利益的均衡，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与文化进步。
（三）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难度加大
1.数字化复制的便捷使得版权保护难度加大。传统的版权法限制大范围使用以获得经济收益的违法商业行为，而忽视小范围的复制行为。因为传统的版权法假定复制技术是有限的，且成本高昂，同时商业利益的非法复制行为易于观察。
这种假设在传统的出版和传播技术下基本可行，但网络技术出现后，要将数字化的作品进行复制并大范围传播，变得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低廉，网上版权的保护不能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可忽略个人的小规模复制和传播，因为这种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要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版权人要想在网络环境下充分履行其版权，也变得十分困难。
2.保护费用高使得版权保护的难度增加。从理论上讲，只要版权人掌握了最先进的网络跟踪技术，倾尽全力来搜索网上的非法复制和使用行为，就可以掌握到大量的违法事实，从而并得到赔偿，但这样做要花费无数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版权人由此付出的费用很可能会大于所获得的收益。
三、网络版权合理使用的方案
（一）网络版权的合理使用应当比网下版权的合理使用宽松
提出这一论点有不言而喻的五项依据：第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阶段的文明均与文化、知识、技术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传播促进人类文明，人类文明孕育新的传播形式，也孵育一代代的版权人与技术垄断者。但是没有对版权与技术垄断的限制，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没有对版权与专有技术的合理使用，就没有新的作品与新的技术的诞生。第二，从人类传播的历史看，网络传播是比语言传播、文字传播、报刊传播更高阶段的传播形式，历史上任何更高阶段的传播，均比低一阶段的传播形式更少一些受到人为的限制，这是由网络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而传播形式的少受限制，即意味着合理使用的范围的扩大。第三，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看，人们希望突破文字传播、报刊传播、电视电台传播等单一传播的局限，最大限度接受多媒体作品的呼声与趋势日益强烈。而网络版权使用的过分限制（如比网下传播限制更多），无疑不能满足各国人民对文化交流渴望的需要。第四，从网络环境的技术与特性看，任何新技术的使用都意味着冲破传统版权束缚的努力，尽管每一次努力都带来对其束缚的加强；但每一次努力也都撕破了传统版权所构筑的某些藩篱。第五，从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看，设立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鼓励其对专有权的专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为人类与社会谋求更大的经济福利。
网络版权合理使用当顺应时代，顺应民意；任何限制网络版权合理使用，甚至缩小网络版权合理使用范围（比较网下版权合理使用而言）的任何行为，都是既有碍于中国网络事业与网络经济的发展，又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纠正2002年解释所造成的偏颇及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3年12月23日第130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2000年解释的决定。该决定对第3条的修改，除了将原第3条“上载该作品”改为“报社、期刊社”及删去“网络”（转载）两字外，没有其他有关网络转载、摘编作品的性质上、程序上或支付报酬上的任何实质意义的改变。因此，可以认为，这一修改，实际上仅仅是对2000年解释第3条的一种确认，令其成为有效的一个法律条文，继续对网络转载、摘编行为起规范作用。
(二)网络版权的复制权例外要有明确规定
《伯尔尼公约》第9条“复制权”第1款“原则”规定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该作品的专有权之后，在第2款即规定了复制权的例外：“本联盟成员国的立法可以准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理权益。”（注：参见刘波林译：《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这一规定，显然是授予成员国一种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削弱专有复制权，即准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复制作品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必须以“不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理利益”为前提。如何理解这种专有复制权的限制及其适度的例外，特别是这种限制在网络上的例外，学术界迄今并没有明确达成共识。笔者以为，网络上的复制权例外，目前起码在非营利性质的远程教育、教师教学、教育性音乐、教育广播材料、录像、数字图书馆版权保存等方面，应有明确的规定。
1.远程教育方面。新《著作权法》第22条第6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为合理使用，但强调“不得出版发行”。这是符合《伯尔尼公约》第9条的“指南”精神的。这里，当我们将远程教育视为扩大的“学校课堂”时，这种合理使用当适用于“远程教育”；然而，它发生了一个重大冲突，即“学校课堂”规定的是“少量复制”，远程教育一经上网，就不是“少量复制”所能控制的了，起码，全世界各地计算机生成的临时链接，就须以成千上万计。笔者以为，对远程教育的“复制”限制，为资源共享与知识传播的目的，恐怕只能通过技术手段，允许读者阅读，但控制其下载而已。至于整部作品打印所发生的问题，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种下载打印恐怕比到新华书店购买一部作品的成本要昂贵许多。
2.教学、教育性音乐方面。网下宾馆大厅的“场景”音乐实行收费之前，教学、教育性音乐方面的合理使用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场景”音乐收费之后，这个问题将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目前尚未有人对此提起疑问，但这种质疑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宾馆大厅的场景音乐就其大厅服务本身而言是非经营性的，它不会因为你进入大厅听了某一段乐曲而向你收取音乐版权费；但是，当大厅的场景音乐以宾馆客房收费及营利联系起来实施版权收费的时候，任何学校的课堂教学、教育即都可以与这座学校的所有有关的各项收费联系起来，而对有关课堂教学的“合理使用”收取费用。网站也是如此，从学校课堂到网站，仅场景不同而已。在音乐版权保护日益提高的今天，专门制订网上教学、教育音乐的合理使用规定，既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
3.教育、广播材料方面。非营利性的教育广播材料也由于陈佩斯、朱时茂小品作品案（注：参见沈木珠：《国际贸易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24页。）的影响（注：笔者并非认为此案判决有误。这里“影响”的含意，仅限于指它引起人们对录音录像制品的教育广播材料的关注。）而呈现某种程度的版权保护“竞高”趋势。随着网络的发展，更多新型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网络非营利性教育广播材料的运用将会更加广泛而有效。陈佩斯、朱时茂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表演作品为中央电视台属下文化公司制作成光盘出售，当以复制侵权的数量计算赔偿金额，而文化教育或戏剧欣赏网站非营利性教学如复制陈佩斯、朱时茂的作品是否侵权？如属侵权，当如何计算侵权赔偿数额？如不属侵权，又当如何保护版权人的权益。这其中当采取什么保护措施与限制网站使用的措施？特别是，当收费网站的不收费网页进行非营利性的教育广播，如何区别其经营性质？按近年网络信息传播案例的判决及舆论，某些不收费的网络行为往往被追究其“为提高网站的点击率”而强行与“经济效益”挂勾，如此，则不可能有纯粹的无任何经济联系的“非营利性教育广播材料”可言。
(三)重视信息网络展示权及其合理使用的研究与界定
LeslieKelly案提醒人们注重网络展示权利及其合理使用。（注：我国学术界目前尚将“展示权”与“展览权”视为不同国家用词不同的同一权利。）尽管该案涉及的是图片，传统的版权法的展览权主要指的是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享有的经济权利。在传统的版权时代，展览权的经济利益并不明显，一方面由于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展览范围与数量，比较文字作品的传播既小且少；另方面由于真正涉及侵犯展览权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并不太多。因此，并非所有国家的版权法都规定了此项权利。但是，在网络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由于链接及“取景”技术的采用，网络上传播的文字作品，也发生了如同网下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展览般的展示权利的问题。刘京胜案、叶延滨案的判决之所以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就是法官忽视了他们的作品在链接环境下遭受“展示”的权利。例如叶延滨案，被告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可以对原告叶延滨案前的通知书置之不理，诉讼中又可以“从未将原告作品直接上载，也就无从停止”为由，理直气壮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法院之所以能够默认被告辩称的原告“著作权侵权通知书因其自身缺陷不具备法律效力”，判决连刘京胜案都不如，（注：在刘京胜案判决中，法官尚念及原告发出侵权通知书后被告置之不理，没有断开链接，因而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叶延滨案判决书则否定原告发出的侵权通知书的法律效力，判被告全胜，连诉讼费也由原告自己承担。）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只将眼光盯住复制（直接上载）侵权，而忽视了通过链接的“展示”侵权。在今天的互联网络，只要通过线内链接技术与“取景”程序，在布满自己网站的文字、广告、标语的网页中展示他人的作品的行为就属于侵犯他人的展示权及侵犯他人的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
诚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8款规定的展览权仅指“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连个“等”字也没有，无法含括文字作品，更不包括信息网络上的文字作品；《伯尔尼公约》中虽然也曾出现“展出”的词语，但尚未对展出权利作出规定。因此，要承认网络作品的展示权，要么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含括网络展示权，要么在展览权中含括网络作品；同时，对信息网络展示权的合理使用与侵权行为作出界定。我国有学者认为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8款规定的展览权已“为我国将来处理类似的案件留下了制度空间”的说法，（注：参见谢惠加：《网络版权复制权展览权合理使用规则初探》，《知识产权》，2004年第1期。）一方面是没有看到该款规定并不含括“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之外的任何作品，是“列尽”，不是列举；另方面是尚未看到网络链接对作品的展示，不仅仅局限于图片，而是应当包括文字。而且笔者以为，从民众的接受和社会理解程度看，展示与展览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权利；比较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通过网络的形式，包括有线和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其中最主要的也是该权利与其他权利相区分的关键则为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著作权中专有权的一种，是一个新兴的财产权利。应合理理解其中对于传播的方式以及重要的“交互式”传播方式。对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进行分类，可以根据各权利规制的以及各自的性质着手。其中在网络出现以前，著作权的公开传播权内容里面并不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之前较为传统的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可以说是时展的必然产物，愈发普遍的在网络环境中传播作品的行为促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初次确立了权利人的向公众传播权。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补充的，其制定和修改时借鉴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法律规范中的确立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10条新增加了作品具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作者享有的规定，第36条和第41条赋予相应邻接权的主体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利益。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涉及广大公众的传播权利，与各个权利比较其特点也较为明显：1.该权利下作品形式的多样性。该权利规制的行为的实现，并不局限于有形的载体之上，相较于只能将原件与有形复制件发行来说，该权利的传播可以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进行，并不要求是在现实存在的物体上进行传播，其行使可以以各种作品形式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2.传播形式要符合“交互式”。该权利在网络上体现的各种行为，都要符合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对于作品获得时，大众对其选择的自由不被限制，作者和用户之间相互独立，不受彼此的限制。3.该权利行使环境的特殊性。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说，该权利的存在的环境并不像复制权一样普适，在各种环境中都可能发生复制行为。作为适应网络爆发而制定的权利，其专对数字化环境中的传播行为进行规制。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的争议
（一）互联网“定时传播”的权利认定我国《著作权法》中对于作品的传播方式的界定还未完全成熟，实务中的争议以及法律的滞后性使越来越多介于各种权利之间的行为需要等待进一步明确的立法。网络环境的变化，使作品的传播方式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定时定点的传播，而逐渐出现了“交互式”传播，基于此对出现在信息网络上的“定时传播”作出界定。2009年12月安乐影片有限公司诉“悠视网”的经营者北京时越网络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网络上定时播放的影片《霍元甲》，侵犯了安乐影片公司享有该影片的著作权。被告网站向外公布了具体时间的具体播放名单，并按照名单上的顺序播放电影。虽然此举是在网络上完成，但是该行为并未满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要件，时越网络公司并没有将作品完全放置网络，并允许公众自由选择获得作品。固定了节目播放的时间，也就排除了网络和用户之间的“交互式”的联系，由此可得出，即便是在网络上进行播放，该网站的行为也并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二）“有线传播”的权利认定广播权中的行为是否应随之改变，对于“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中“有线”是否包括互联网，也逐渐在实务中争议纷纷。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百度公司未经许可转播了其拥有专有被许可权的春节联欢晚会，并未经许可将该晚会转播至互联网，以侵犯《著作权法》第10条第一款中的“兜底条款”提起诉讼。对“以有线传播或转播的方式”的理解在此案中有关键性的作用，并用此来分析百度公司的转播行为。那么上述概念中的“有线”是否包括信息网络中的转播行为呢？《伯尔尼公约》在规定广播权定义时，考虑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并没有互联网的出现，故其中的“有线传播或转播”中的“有线”不可能包括互联网，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即规定的兜底条款来调整。针对《伯尔尼公约》的缺陷，又通过WCT定义了一项新的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后对其进行解释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为了填补互联网的缺陷而制定，故信息网络传播权中的“有线”必须包括互联网。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的争议
发行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在实践中常见，但二者在实务中混淆的主要原因，是对二者行为载体性质的判定。在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起诉华网汇通公司以及湖南在线网络传播公司案中，华夏主张拥有电影的“独家发行权”，并称另外两公司上传网络供公众有偿下载的行为侵犯其发行权利，这明显是混淆了规制发行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两种权利存在的独立性。以拥有发行权为由而诉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擅自将影片上传网络并播放的行为并不属于其享有的发行权的范围，该诉讼请求显然是不成立的。那发行行为中是否包括通过网络提供作品的行为？单纯从各国对于发行权的定义上来看，作品的有形物质载体占有的转移并不会在网络传播中发生，对于在信息网络环境中的传播行为并不是发行权所控制的发行行为。目前，在我国对“发行权”最大的误解在于认为通过信息网络对作品进行传播也有可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行”，但“发行”和“信息网络传播”两者行为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后者要求的是“向公众提供作品”，其根本不涉及作品的有形物质载体，而相较于必须依赖物质载体的发行权来说，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四、网络环境中的复制行为
复制行为可以看作发生在信息网络传播中的许多方面，对于计算机软件而言，公众在线浏览作品的同时，会在该计算机内存中产生相应的缓存文件，若关闭计算机，缓存的内容也会消失，该缓存的内容称为“临时复制”。著作权人和用户之间，若“临时复制”构成复制行为，则会影响到作品的传播，并不利于著作权的实行，且违背了著作权为作者和社会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益及促进作品传播的宗旨。有学者所持观点认为不构成著作权所保护的复制行为。因其临时复制并不能长久保存在浏览时所存储的硬盘中，在用户的浏览中逐渐出现，且会因用户的操作而永久消失。作为临时出现的复制数据，并不会被再次利用或者说被利用的可能性与直接可得的作品相比几乎不存在。但是笔者认为相反，不仅是对于临时的复制件不能长久储存，还有对于该数据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临时复制”应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复制行为。对于用户浏览的数据，并不是纯粹由数据库到PC端的过程，在传输的过程中会在各个网站硬盘中存在数据的复制，构成有形的物质载体。虽然过程中的复制件是存在于网络环境中的各个具体网址数据库中，但是并不是没有可能将其复制到有形物质载体的硬盘中。虽然该数据属于临时数据，但是并不排除其有可能被直接利用，其本身可以通过用户进行传播。
五、网络环境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放映权的界定
在实务中，出现的两权利的混淆，有助于我们更加方便区分。在天龙公司诉鑫苹果互联网公司案中，开始被错误认为，被告经营的网吧通过局域网传播涉案电影，侵犯了这些电影作品的放映权等。实际上该判决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其实是对是否涉及“信息网络”的判断错误。不应对涉及“信息网络”的行为由另外的权利规制，其中涉及“信息网络”的行为不属于侵犯放映权的行为。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中“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传播作品”，其中对于“以有线和无线的方式”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单纯的互联网，也应扩展到各个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局限网络。二者之间是否涉及“信息网络传播”，可以看其是否组成了“信息网络”并使公众可以在一个以上的终端之间进行选择自己想要获取的作品。若用户只是单纯打开一台电脑，浏览一台电脑上存储的数据，并不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但在网吧中多台电脑设备利用局域网连接成为一个小范围内的“网络”，使涉案电影在该网吧的局域网内进行传播，公众可以在网吧的范围内，在自己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合理理解“信息网络”，结合对案件的分析与判定，在一定范围内连接而成的局域网，应属于“信息网络”的范畴，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
六、结语
论文摘要: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现象日益严峻。本文从保护对象、侵权责任主体角度出发，对互联网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展开论述，并提出法律上的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国际互联网在我国广泛发展，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也层出不穷。网络商务及非商务行为都会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知识产权，给人们提出了信息使用和保护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国际社会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其中最受普遍关注和影响最深远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于1996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关于版权和邻接权若干问题外交会议通过的两个新公约，即《版权条约》和《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主要是关于新传播技术，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下使用作品所引起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本文拟就网络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界定、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及侵权行为法律应对几个间题，作一论述。
一、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对象
(一)新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变迁及其法律认定
网络环境下传统作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作品中的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二是作品受保护的标准模糊化，作品是否有独创性很难区分和保护。网络作品是指在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络上出现的作品。对于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当前对网络著作权法律未作规定，因而对其谈不上保护。面对网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传输他人作品的现象时有发生，权利人叫苦连连。事实上，这里所指的网络作品并非新创作的作品类型，而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各类作品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网络原创作品，也包括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因此，可以从传统著作权法律制度中找到保护依据。我国《著作权法》未对作品受保护的实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指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和模型作品，其著作权仍属于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未经许可不支付费用的上载、传播、复制等行为都有可能构成侵权。
(二)由案例时保护时象的界定
《解释》颁布后有助于指导法院对关于著作权纠纷的审理，使法官明确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有利于侵权人责任的认定和承担。这些案例中最具有代表性，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是北京法院审理的六作家状告网络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北京一家通信技术公司在未取得王蒙等六位作家同意也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将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七部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网络服务器在互联网上传播。网络用户只要通过拨号上网方式进人该公司主页再点击具体作者的作品名称，即可浏览或下载作品的内容。因此，六作家认为该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原告的作品，侵害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为由诉诸法律，请求判决该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经济损失等。而该被告公司认为其网站上存储的作品均是从其他网站上下载的，并且作品内容完整，署名正确。被告认为在互联网上应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要经著作权人授权，是否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等问题无法可依。
本案是一起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案件。其关键是认定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在此基础上认定侵权责任的承担。如前所述，网络作品实际上是传统著作权法中所指作品在网络上的再现形式。它是传统形式作品的数字化，即将文字、数值、图像等表现形式的作品通过计算机转换成机器识别的二进制编码数字技术。这种转换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没有形成新作品。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对其作品仍然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权利人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和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他作品作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财产权，他们也应该享有。回到本案中，六位作家对其作品在网络环境中同样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数字化仅是其作品与原载体分离产生形式上的变化。被告公司在网络上使用其作品是传统作品使用方式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原告在网络环境中享有的著作权是其传统著作权在网络环境下的扩展。在网络环境中，传统作品被以数字化形式再现出来，这种数字化形式的作品与原作品无本质差别，属于已有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著作权保护对象。因此，被告未经许可也未付酬上载利用其作品当然构成侵权，要承担侵权责任。
二、侵犯网络著作权法律责任主体
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就上述案例来说有两类。一类当然是未经许可也未付报酬将作品上传互联网及将上传的作品下载于其服务器供广大互联网用户利用之人;另一类上文未提及，但是也不容忽视，即通过互联网直接利用该作品的普通网民。他们通过网络在未经原作者许可，也未付费的情形下欣赏、下载作品到其计算机上也构成对作者著作权的侵害。本文仅讨论第一类侵权主体的责任。
上述第一类侵权主体是向网络提供作品的人，即在线服务商，又称为在线服务提供者，是互联网环境下信息传播的中介的服务的提供人。它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网络信息提供者(icp )，另一为网络介人服务提供者(isp )。前者指提供各类作品，新闻等信息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后者是指提供网络连载，接入链接等物理基础设施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冈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对信息编辑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各自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相同。在线服务者在知识产权侵权发生时所承担的责任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线服务商提供的设施服务、接人服务等本身直接发生侵权而应负的责任;二是他人借助在线服务商的系统、设施或搜索工具而侵犯了第三方知识产权时，在线服务商的责任n0本文仅沛仑第一种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设置网络服务主体的著作权法律责任一是要依法制裁侵犯网络著作权的行为，二是出于保护和促进新兴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考虑，给网络服务主体提供一个法律责任的“避风港”，使其在没有主观过错时对侵权行为不承担过重的责任。根据分析可知，上述案例中被告公司显然应属于前者，即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icp )。这里我们讨论icp的责任承担，而isp则放人后文网络传输权中。
(一)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
如前所述，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是直接向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内容的在线服务商。其在存储编辑信息时应负有注意义务，即对信息内容不侵犯他人著作权具有保护义务。并且在明知侵权行为发生或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后，负有实施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停止侵权内容继续传播的义务。在上述六作家诉侵权案件中，被告公司未经授权也未负报酬在其网站上载作品，直接侵害了六作家的著作权，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实际上，被告公司承担的侵权责任与传统上侵犯著作权的侵权责任方式从本质上并无二质，改变的只是形式和侵权方式。前者利用的是现代科技信息手段而已，在认定侵权和责任承担时当然可以适用原著作权法的规定。
(二)网络接入服务者
从上述已知，网络接人服务者与信息内容服务者不同在于后者直接提供信息内容，而前者是为网络用户获取信息内容提供连线、接人、链接等物理基础设施。因此，其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接触是间接的，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信息内容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而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络接人服务者作为义务主体时其对应的权利主体是网络传输权主体，即网络接人服务者侵犯的是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作品的使用包括对作品复制、发行以及将作品内容向公众进行呈现和展示。在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人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权利就表现为网络传播权，即权利人在网络中以何种方式传播其作品的权利，它是著作权在网络中的延伸。
对于网络接人服务者侵权责任承担问题，以一个案例来说明:原告刘京胜发现，通过被告搜狐公司的搜狐网页可以连接到其他网页，看到其翻译作品《堂·吉诃德》，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通过当事人一方网站的搜索引擎与其他网站发生链接，该网站对其他网站发生的侵权行为是否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享有网络传播权。不论网站经营者是自己直接提供信息服务还是提供链接服务帮助用户获取信息都造成了作品的传播。如果链接便利了传播也会构成侵权。但是对于在线服务商不应一律适用严格责任。因为前文已提到，在信息社会中，一方面要保护著作权人利益，制裁网络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另一为面为了促进和保护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要适当减轻服务商的责任。并且链接服务者不同于信息内容提供服务者，他对信息的接触是间接的，无法对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信息先行判断是否存在侵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网站经营者承担个人责任是不合理的。因此，通过链接获取的网上信息为侵权信息时，一般应追究上载该信息网站的法律责任。由此看来，本案中被告不侵犯原告的著作权。但是，如果网站经营者明知其他网站网页中含有的信息侵权时还继续提供该中介服务，则其行为应被认为构成侵权。本案中，原告发现自己的著作权被侵犯向被告要求断开链接，被告予以拒绝，扩大了侵权结果，对此必需承担侵权责任，即一种协助侵权责任。
三、网络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侵权的立法规制
目前，利用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法律的不规范及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制止和处理十分不便。而目前关于利用网络侵犯著作权的保护措施或手段单一，程序复杂，成本过高，对此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助长网络侵权的泛滥，破坏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本部分拟针对上述数字化作品著作权和在网络中的传播权问题在民事、行政、刑事三方面的保护结合立法做出论述，旨在提出有益性见解，提高保护网络著作权的功效。
(一)民事立法方面
从民事角度探讨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重点应放在《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上。我国实行的是《民法通则》与《著作权法》以及一些相关法律适用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相结合的保护方式。《民法通则》设定基本原则，《著作权法》具体做出规定。但是由于立法的局限性，《著作权法》在颁布时有许多内容未涵盖在内，这时仅能从《民法通则》中找一般原则作为依据，给审判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常常也给人审判无法可依的感觉。因此，必需及早完善这两部法律相关内容，尤其是对后者的扩充。在这些有待完善和补充的制度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顺应网络环境的要求于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设立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争议，主要焦点之一是如何在法律上定位“网络传输”。关于网络传输的概念、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复制问题、网络传输行为范围、法律责任等规定不明确，给审判留有余地。对此，本文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应明确网络传输行为的概念，它是指将文字(包括计算机程序)、美术、图形、电影和音乐等作品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自选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前述作品的行为。
其次，上述概念中“公众”的范围问题。公众的含义一般是指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数人。有观点主张以网络形态为开放式或封闭式为标准，来区分式属于“公开”或“私下”。凡不特定人均可申请加人为公开，而公司内部之局域网不具有公开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合理。虽然局域网不向所有社会成员敞开，似乎是局限在特定少数人中，不属于“公众”的范畴，但是这些信息内容一旦被这些“特定少数人”知悉后极有可能被再次传播，导致“不特定多数人”获得信息，而且这种传输是不能被控制和掌握的，并最终可能让“公众”得悉信息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公众”应包括局域网这一范围。
再次，网络传输行为的范围，法律责任和法律适用。作品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以复制最为突出，包括上载、下载、转贴、转载、存储、数字化、浏览、打印等。网络用户在获得信息，将个人计算机与网络服务器联机时会产生上述复制行为。在这过程中的复制行为当未经授权时是否均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得到作品的网络传输的许可，传输过程中的复制行为视同获得了许可，但与传输相独立的复制行为仍认定为复制行为。
(二)行政立法管理方面
在这一方面，国家行政部门颁布了许多行政规章和行政保护条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这部规章的出台有其积极意义，明确了网络传播权的行政保护方面一些具体规定，有利于信息网络传播向规范化，法制化前进。但它也存在许多的不足。
首先，根据其第一条规范，它的保护对象及范围仅仅是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根据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指令，通过互联网自动提供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内容的上载、存储、链接或搜索功能，且对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行为。”可见其并未全面覆盖互联网著作权，仅是一种填补空缺的过渡性的行政规章。
其次，法律位阶低，仅是一部行政规章，没有裁判效力，不能作为法院判决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有学者建议在制定规章条例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的同时，设立专门行政机构负责对网络著作权的管理，对网络传播行为进行监管，实行“以网络对网络”的保护，以网络执法机构应对和治理利用网络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这种机制符合网络侵权的特点，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工具的优势作用，弥补一般诉讼救济程序的缺陷和不足，真正实现便捷、快速的保护目的。
(三)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保护著作权的刑事立法比较滞后，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是1994年7月通过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恻吠那时起，司法部门加强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著作权刑事法律法规立法有了很大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规定了两条两个罪名，即第217条的侵犯著作权罪及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这正式确立了我国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网络环境下对著作权法律保护的要求。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是一种侵权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明确了侵犯著作权可构成犯罪，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是具体到构成犯罪需达到什么条件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范围，刑法中显然未明确规定，这就给立法留下了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