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返乡农民工 角色 角色认知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高峰，且每次回流规模呈递增趋势。现阶段大量农民工返乡，一方面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加重了农业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回到家乡后社会角色的失调，有可能演变成心理疾病，导致过激行为，滋事生非，宣泄对社会的不满，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综述：
1 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
返乡农民工，在社会流动层面属于农民工回流现象。在回流原因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进行多角度的理论概括，主要体现在：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拉尼斯・费景汉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乔根森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理论、托达罗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的托达罗模型、E・G・雷文斯的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新转移经济理论。在众多理论中，中国学者在分析农民工回流问题时较多的认可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托达罗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的托达罗模型。除此之外，中国学者也对“农民工回流”这一特殊现象成因，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在宏观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农民工所面对的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制度、产业和区域发展政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角度展开研究；在微观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农民工的家庭结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经济理性和主体失范等角度展开研究（王志浩，2007）。
在回流现状分析方面，主要体现在回流过程和回流后的现状上，而以国内学者研究为主。回流过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回流类型和回流特点上，从回流类型来看，有学者从回流成因的角度分析，认为主要包括四种类型，即自然返乡型、就业失败型、疲劳厌倦型和个人发展型（赵菲菲和王永发，2006）。从回流特点来看，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在数量上初具规模，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一股“回流潮”；在质量上呈现优势，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外出劳动力（李晓亮和申覃，2005）。在已有的研究中，回流后的现状主要研究回流农民工创业问题、回流后的乡村适应性、回流后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回流后的思想状况以及回流后的日常生活。其中，回流农民工的创业问题是研究的重点。
2 农民工的角色研究
2.1 角色概念和理论
角色概念自从被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Mead）首次应用于社会学以来，经过社会学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角色理论（陈卫平，1994）。功能角色理论认为“角色”是为设定和解释稳定社会体系中占有社会地位的人的共同而规范性的期待。象征互动角色理论认为角色可以反映规范、态度、脉络要求、协商以及正如行为者所了解的进化的情境定义。组织角色理论认为与认同的社会位置相一致，由规范性期待所产生，反映非正式群体的压力。而认知角色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角色期待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注意力一项集中于在产生期待的社会条件、衡量期待的技术以及期待对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影响（B.J.Biddle，1986）。研究角色理论的文章浩如烟海，但是这些研究正如J・H・特纳所指出：角色理论只是提供了对期望、自我、角色扮演能力与角色扮演如何对这些分析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类的一个方法，概念的运用只限于不同的现象分类。
2.2 农民工角色认知
社会对农民具有较为明确的角色期待，而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所给予的角色期待更多。“农民工”是先于社会期望而问世的非正式角色，是社会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它会随着社会期望的逐渐清晰而发展为社会所认可的正式角色（班娟，2007）。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农民工的角色认知研究主要是分析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的角色认知状况。学者揭光钊、廖皇朱（2008）认为农民工在环境变化过程中接受来自区域文化、制度文化、职业文化、身份文化四方面的文化冲突，影响农民工的角色认知。另外，有些学者在城市化、市民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的角色转化进行了思考，重点是转化的阻碍因素的探究。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变就是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在转变的过程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资格市民化”；另一方面是是“素质市民化”（马雪松，2007）。从市民化的阻碍角度来看，刘传江教授指出广大的农民工要实现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层面上的市民化，需要穿越障碍更多、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针对这些阻碍因素，不同学者也构建了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系统。李良进、风笑天（2003）提出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以街道、社会为纽带，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依托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模式。
3 研究述评
返乡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回流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实践情况探析农民工返乡成因、返乡呈现的特点和返乡后的路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多角度分析。这些研究的侧重点更多是在市民化、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讨论农民工返乡对市民化、城市化的影响等。而很少的从农村建设、农民培养的角度，特别是从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培养的视角研究农民工返乡现象。同时，关于农民工的角色认知，在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背景下，学者较多的关注农民工在由农村到城市环境转变过程中的角色认知，而对于经历环境由城市到农村转变的角色认知情况，社会给予的关注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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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e and more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ve to suburbs, which produce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rrounding rural communities.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n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and defects,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关键词： 农业院校；农村社区；社区建设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rural communities；community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003-02
0 引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保证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农业院校的科技工作担负着科技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推广诸项任务。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许多的地方农业院校纷纷从城市中心，向城郊地区迁移。在农业高校郊区化的趋势下，农业院校与城郊农村社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那么，如何才能使农业高校发挥地缘优势，与周边农村社区相互合作利用农村社区开展长期的实践研究，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农村社区推广农业技术成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促进城郊农村社区的建设。
1 地方农业院校对周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
1．1 对农村社区经济建设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问题中效率问题使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受到了不良影响。故应提高效能，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加强农业人才培养，以缓解人才资源不足及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程度不高的现实问题，充分利用人才资源推动现代技术和信息含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农业院校在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理论方面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而农村社区对各种实用技术、信息具有很大的需求。农业院校迁入郊区后，与农村、农业、农民靠得更近，对他们的需求也就了解更多，这样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因地制宜，实地指导，帮助农民解决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相关农业问题，满足农村社区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村社区提高其农业产量，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改善农村的经济状况，推进农村社区的经济建设。
1.2 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当前我国农村的文化现状与构建和谐社会发展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是我国农村文化发展问题的突出表现。农村文化生活在组织和管理、硬件设施、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文化生活形式较少且单调。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净化农村文化环境是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及健康素质的显著提高，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在文化层面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以大学为载体的大学校园文化是通过历届师生的传存和创造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它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对农村文化建设发挥着超越、引领和辐射作用。城郊农业院校与农村社区毗邻，对农村社区的文化辐射作用更为深刻。尤其是大学生社团所起到的文化辐射作用，由于大学生时常以社团为单位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居民可以时常参与进来，以此丰富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大学生社团进入社区开展的一些服务工作，使得农村社区的居民与大学生的接触增多，对大学的新文化、新信息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1.3 对社区服务建设的影响 强调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是因为中国农村社区服务欠缺。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因此，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核心。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服务还包括了许多公共服务的内容，如：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等与此相关的服务。
高校有面向社会服务的职能，然而，有观点认为，大学的社会服务作用，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往往也游离在经济发展的边缘，作为生产辅助型服务提供非功能集聚的教育因子的作用，作为生活服务提供非功能集聚的文化因子和信息因子的作用，尽管大学有着能动地为区域位势提升，赋予人才培养与人才集聚作用，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的作用，但其社会服务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优势作用，表现出的特征仍然是依附型和从属型。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目前高校的服务作用表现为依附型和从属型的，但是仍然不可忽视其对社区服务建设的推动作用。农业院校的学生团体可以组织起来在农村社区之中进行实践和服务活动，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更好的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发展理论。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活动，提高农村社区居民所享受的社区服务质量。同时，在这种服务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促进农村社区服务组织的发展和学生团体的完善。
2 地方农业院校促进周边农村社区建设的优势
高校的迁入对周边城郊社区的影响是显著的。高校郊区化对郊区人口化、经济化、文化和居住环境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对郊区出行环境、消费环境、休闲环境和文化教育环境具有优化功能。相比其他高校，农业院校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其特殊的优势：
2.1 较强的教育优势和灵活的兴农方式 农民是科技成果的直接受体，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展教育培训是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的主要途径。农业院校作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心，拥有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掌握教学方法和教育形式的专门人才。其优势所在正是通过这些人才改变农民的思想, 提高农民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农业院校的兴农工作内容、形式、范围等可视农村的需要及自身特点等情况来确定，一般不受政府行为的控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制约，灵活方便，适应性强。
2.2 较强的技术人才和科研成果优势 农业院校在科教兴农工作中，不仅能充分利用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兴农队伍资源，同时还有大批学生直接参与兴农工作。学生不仅向农民传授知识，还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形成农业院校兴农工作所独有的特色，这是其他兴农部门无法比拟的。农业院校的大批科研成果可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科教兴农中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农业院校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缺陷
3.1农业院校的专业特色缺失 我国各大农业高等院校综合化热潮持续高涨，由于农业高校招生、就业压力大及高校评估指标的引导，不少高校削弱了农业传统学科，发展非农专业，为提高自身竞争优势，向综合化大学的目标进军，因此，农业相关教育资源严重向非农专业转移甚至遭到抛弃。农业院校因为其专业特色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尤其特殊的优势，但如今农业院校的专业特色的缺失，使得其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农业院校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3.2 高等农业院校师生务农条件的缺失 近年来，为了完成自身课题和职称评定，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科研人员闭门做学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严重脱节，对最新农业生产信息缺乏了解，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推广性，使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严重浪费。因此，在校师生和教职员工应走进工农，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巩固专业思想，使其成才目标更加明确。
3.3 高等农业院校师生务农兴趣的缺失 长期以来，农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低、收入少，农民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质性，使得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学生的非农偏好和“脱农”观念根深蒂固。它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职业理想及高等农业教育目标的实现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应加强在校师生“务农”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使学生学农、务农、立志献身于农，避免造成农业教育的重大失误。
3.4 农业院校的宣传和能力方面的制约 农村社区对各种实用技术、信息具有很大的需求，农业院校也有实力对各种实用技术进行解答，为农户提供其所需的使用信息；然而农业院校对于农村社区所需的生产规划、种植结构调整等宏观发展问题的解决能力有限。农业院校对自己的宣传不到位，农业院校本身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不为广大农村社区所熟悉，农村社区对农业院校的各种服务项目不了解，农村社区在遇到了技术难题和需要有关信息时很少求助农业院校。
4.1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注重发展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特别是代表21世纪前沿性科技领域的学科，增大农业高新技术型学科专业的比例，组建跨学科的复合型专业。进一步调整农业类专业数量，拓宽专业口径，更新教学内容，增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减少社会需求量明显不足的长线专业，积极发展农工、农理、农经、农管交叉的专业和农业科技相关的新兴、边缘和高新技术专业。专业结构的总体格局，不仅由单纯农业产中生产技术向产前、产后拓展，而且要重视向适应性农业、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空间延伸和海洋开发农业、新能源农业、文化消费型农业拓展，是学科、专业总体布局结构适应“三大产业”模糊化的现代农业的需要。
4.2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的队伍建设 农业技术推广的关键因素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其素质和知识结构直接关系到农业推广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培养农技推广人员的职业心。农业推广的社会性要求推广人员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的热爱，为农业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其次，要充实高级农业专家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以改善队伍的知识结构。最后，要创造条件改善农技推广人员的待遇以争取吸引更多的农业专家从事农业推广工作。
4.3 建立农业院校服务专家团 建立一个由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专家团，从事技术推广和技术、人才和信息搜集分析的信息服务。为公共事业部门及企业部门等的技术推广和咨询、培训教育、项目申请和产品的经营等提供策划、组织和实施等服务。并利用高校的教育职能和优势，定期到农村社区举办农民技术培训班。通过制作技术教育产品，利用校园网提供远程技术讲座以广泛宣传和推广新成果、新技术和新产品。
5 小结
随着高校的郊区化，越来越多的农业院校迁入了郊区，与城郊的农村社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农业院校由于其专业特色，对于城郊农村社区的社区建设有其自身的优势。农业院校的迁入对城郊农村社区的建设起到的实实在在的促进作用。但也应看到，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农业院校的学科建设和科技推广机制，使城郊农业院校能够更好的推动周边农村社区的社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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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 农村就业意愿 个人视角 logistic分析
一、问题提出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面临当前严重的城市就业压力,农村就业成为了另一条蹊径。从短期来看,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大学生农村就业将会成为一种趋势。于国家而言,大学生到农村工作既可以缓解城市严峻的就业形势,又可以满足农村的人才需求,为新农村的建设积累必要的人才资源;于大学生而言,到农村工作一方面可以暂时让他们避开竞争异常激烈的城市就业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大学生的社会阅历。然而,据有关资料显示,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条件下,大多数毕业生依旧以“经济发达,机会多,平均收入比较高”为选择工作地域的第一标准,沿海大城市依然是他们的首选就业地点。鉴于此,应该密切关注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而一个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的行为,则要受制于其到农村工作的意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研究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1、分析视角
大学生流向农村属于人口流动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通过查询相关资料,不难发现对人口流动的研究以“推―拉”理论最具有解释力。推拉理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人口流动的原因,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向发达地区,同样也正是该结构性因素阻碍了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向欠发达地区。但是不论是推力因素还是拉力因素,都只是从外部因素去分析人口流动的原因,却忽视了人这个具有理性的和主观意识的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大学生自身的视角着眼,运用logistic模型从多方面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研究假设
根据行为科学理论,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行为和社会行为都受其社会知觉、价值观、所处的角色、社会舆论及风俗等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农村工作环境的满意度、社会偏见压力、农村发展认知程度、个人成长发展所受影响等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农村就业行为。因此,本文基于上述分析视角和对相关文献研究及现实情况的思考,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1)受个人特征的影响。大学生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户口类型和党员身份等。从理论上说,由于婚假年龄及自身发展等因素,男性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应高于女性大学生。而关于户口方面,农村籍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会高于非农村籍大学生,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更愿意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第二,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更加熟悉,也拥有比非农村籍大学生更多的社会资源;第三,农村籍大学生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会促使他们更愿意回到农村。至于是否是党员的问题,笔者认为党员比非党员的意愿要高,因为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国家意识相对较强,在国家的政策背景下,党员更愿意到农村就业以响应国家政策。因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男性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高于女性大学生;假设2:农村籍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高于非农村籍大学生;假设3:入党的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高于没入党的大学生。
(2)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本文将个人价值分为个人的社会价值观和就业价值观两个部分。在问卷的设计过程中,笔者以“您认为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如何?”来考察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从理论上说,到农村工作的地位越高,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也越高。另外,笔者以“您毕业后首选的就业地点是?”来考察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而从理论上讲,首选地点是农村的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必然高于首选地点是城市的大学生。因此笔者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假设4: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与其农村就业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大学生认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意愿也越强;假设5: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与其农村就业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首选地点是农村的大学生的意愿高于首选地点是城市的大学生。
(3)受个人认知情况的影响。本文主要考察大学生对农村的认知情况,其中包括对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对农村福利事业发展情况和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情况的了解。结合实际情况并从理论上来说,大学生对农村的了解越多,其农村就业意愿也会越高。因为随着国家对农村发展的越来越重视,农村的经济已得到较快的发展,大学生到农村就业能够一展所长。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假设6:大学生对农村的认知情况与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存在相关性,而且两者成正比,即大学生对农村的认知度越高,其农村就业意愿也会越强。
3、数据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笔者于2009年所领导的“农村大学生生源地就业意愿”项目课题组对武汉市近十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以武汉市一本到三本及高职高专的各类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问卷中涉及了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农村就业意愿、对农村发展情况的认知以及其对各种影响其农村就业意愿因素的认识等方面的问题。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即先按照一本、二本、三本及高职高专的等级分层并确定问卷数,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展开,问卷调查结束后,运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剔除重要信息缺失及奇异数据,最后共获得有效问卷910份。其中男性331人,占36.5%;女性577人,占63.5%。从户口情况来分,农村户口的占51.4%,非农村户口的占48.6%;按大学生是否为党员来分,党员数为74人,占总数的8.1%。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三、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1、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总体状况描述: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状况不容乐观
据调查显示:仅有23.5%的大学生表示有意愿到农村就业,而超过3/4的大学生则明确表示不愿意到农村就业。结合2009年的社会环境因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部分大学生在面临经济危机和日益激烈的就业压力情况下仍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愿意到农村去。
2、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分析(见表2)
首先,通过模型1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性别因素和户口因素显著影响着其农村就业意愿。具体说来,就性别而言,男性的农村就业意愿高于女性。户口的作用也较为明显,农村户口的大学生的意愿明显高于非农村户口的大学生,由此可以验证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但是,大学生的党员身份因素对其意愿却没有显著作用,也就是说,党员身份因素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很小,假设3未得到证实。
其次,由模型2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大学生的个人特征因素后,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因素显著影响着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模型2显示,就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来说,与毕业首选地点在农村的大学生相比,首选地点在城市的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要高得多。而就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来说,认为农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越低的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也越低,即两者呈反比关系,假设4与假设5得到证实。
最后,在模型3中,笔者在控制了前两组因素的情况下新加入农村认知度变量,其整体作用显著。由模型4可以发现,农村认知因素作用显著,且与意愿呈正相关,即随着大学生农村认知度的增加,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也会增加,反之则反。因此假设6也得到证明。
四、结论与建议
1、调查结论
本文通过相关的计量分析,对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主要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大学生是否有意愿到农村就业方面,其总体现状不容乐观。近3/4的大学生即使是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到农村去就业。第二,在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影响因素方面,大学生的个人特征、个人价值观以及个人的农村认知情况等多方面因素都影响着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在大学生的性别、户口类型、社会价值观和就业价值观,以及个人对农村的认知情况即对农村经济发展、福利事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的了解情况都影响着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具体而言,在个人特征方面,男性的意愿高于女性大学生,农村籍大学生的意愿高于非农村籍大学生。在个人价值观方面,大学生认为的农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意愿越强;首选地点是农村的大学生的意愿高于首选地点是城市的大学生。在农村认知因素方面,对农村认知度与农村就业意愿正相关,对农村认知度与农村就业意愿正相关越高,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也高,反之则反。
2、建议
(1)不管是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问题还是吸引高校人才到农村就业,都依赖着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国家要加强对农村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城市应该加大对农村的帮扶力度,从各方面引导农村的改革,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则要充分抓住各项优惠政策和机遇,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不断引进各类高素质人才,切实促进自身的发展。
(2)国家和社会在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过程中,要着重强化引导农村籍大学生回家乡就业的力度,通过多种措施鼓励农村籍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与非农村籍大学生群体相比,农村籍大学生生长于农村,对农村环境更熟悉,人际交往更多,适应能力更强。引导他们回乡就业,既可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也可以减少就不了业给农民家庭带来的长期贫困,有利于维护农村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3)高校要加强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教育,号召广大青年到基层去,把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结合起来;同时让大学生走出校门亲身体验基层工作感觉,了解农村现阶段真实情况,加深其对农民和基层的感情,增强对农村和农村工作者的认同。
(4)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广泛宣传国家的惠农政策和对到农村就业大学生的各项优惠措施,以及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社会大众对农村和农村工作大学生的认同,改变他们对农村落后和地位低下的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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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社会流动是当今社会存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随着国家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帮助当地农民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推行一系列以特殊农产品规模化生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导致农民工流动的方向和量产生了一定变化。本文首先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同时运用经济社会学中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便更多人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给农民工带来的切实影响。
农民工流动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加速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而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农民工流动的速度异常增快。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1]农业产业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同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这个现象，为了我们能全面的理解农民工进行这种流动选择时的出发点和利益考量。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的梳理
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人口流动时,大多运用的是用人口迁移理论。王翌认为,政府出台的政策促使农民工在政策效应下主动回流。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新政策,粮价大幅度上涨，切实实现了农民增收。这使得农民工回乡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李家祥认为,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与土地的流转制度不配套，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的农民不能依法对其土地的承包权进行转让、入股、抵押或出租。这样的情况让农民在进城务工的同时还要对其在农村的土地进行承包经营，必然形成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机会、权益保障、退休养老等社会福利和子女教育等很多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农民工这个群体很难融入城市,最终选择返回农村。张维迎认为,要素流动程度是由两个指标来计算的：首先是原来从事职业与现在从事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其次是在两种职业间变换的净交易费用。当农民在经过比较，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收益高于外出打工收益时,很多在城市打工过程中只能提供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就会选择回乡务农。
同时本文运用了经济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社会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它对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借鉴和扩展，试图能对更多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赫克特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做了一定的归纳，他认为个人表现出偏好或效用的等级，他们寻求最大化这些偏好，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建立文化与社会系统来最大化这些效用是理性的。科尔曼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比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更为精致和系统，它认为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的，合理性是理性行为者的行动基础，行为者的行为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玛丽奈甚至用“有目的的行为”替性选择理论，她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有建立在“行动者是有目的”的袈裟之上的基本相似的模式，即行动者行为倾向于产生有利的结果。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1、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规模由大到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承包生产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发生了一定的松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1993年，我国劳动力转移规模分别达到3600万，200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1亿，全国的流动人口已经构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13181万，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4.82%。近几年，农业产业化的盛行，实现了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相对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收入，让农民原本在外出打工时才能获得的资源和资金，现在在自己的生存地就能获得，而且还有更多的机会同家里人相处。同时以前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自己原本拥有的土地并不能够充分的利用，农业产业化的实施让土地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让农民免去了在外出打工时要将土地转让或出租给他人的情况。与外出打工的成本相比，在家务农能在付出较小成本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使农民工社会流动速度变慢，人数变少。
2、职业流动从农民到工人到农民到个体经营者
在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时，最重要的就是职位地位。因此,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改变职业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然而, 这个途径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对困难的。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很高稳定性的阶层，而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阶层。根据陆学艺的调查, 91.5%的农业劳动者受到祖辈的影响或者地域的影响，他们的职业一开始就是农民，其他阶层后期因为各种流动原因进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很低。农民在进入城市工作后，他们的职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农民变成了为城市的工人、服务者。从客观上看, 农民缺乏相应的技能，很难获得地位上升的机会，他们大多是城市工作中的临时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对他们没有接纳, 所有的因素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同时受到户籍身分的限制, 在城市工作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地位没有达到量的累积。而对于原本就生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工作中成绩、贡献是可以不断积累的, 这种累积是他们在今后晋升时的基础, 这就产生了地位的上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使用土地和分配土地的权利，同时对土地上的作物拥有自己的占有权。很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承包土地，在产品输出过程中成为老板的角色，做了个体经营者。不再受到城市身份户籍的限制。在农业经营中获得了地位上量的积累，达到了地位的转变。
三、经济社会学视角分析
1、理性选择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实施后，一部分农民工做出了返回故乡的选择。在影响农民工行为的各项因素中， 最直观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国家为了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而实施的农村优惠政策。这样的制度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农民工流动方向改变的拉力。而农民工作为经济人，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对所处的环境有一定的认识，有稳定的偏好和一定的计算能力，是具备有限理性的人。经济上的理性让农民工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了分析。发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后，在农村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这种收入的上升同在城市中获得的打工工资相比，是用低成本获得了高收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和文化作为社会理性的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城市二元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缺乏归属感，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不确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并存的时候，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给与他们保障的家庭和土地。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尴尬境地，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作为嵌入者潜入了中国城乡二元化的体制环境。相比于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和本来就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而言，农民工身处于一种城市的职业身份和农村的户籍身份双重身份的尴尬处境。这种二元体制成为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屏障。产业化经营让农民工回乡后真正融入到新农村或城镇建设过程中，或参与到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成功提高其社会地位的过程。这是一种上升式的社会流动，而不是简单的水平流动或消极的下降流动。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指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注重社会关系的运用。而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农民工在农村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便于他们更好的利用农业产业的契机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同时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其实是市场资源流动配置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返乡中的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都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经验资本。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中国家对于农民的技术指导，让农民工转变为经营者，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企业，达到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从而使职业流动的方向从农民到工人转变为从农民到个体经营者。
在经济社会学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的是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时充满理性的农民工群体，我们把农民工群体以及在农业产业化后他们的返乡行为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还原了人的理性和复杂性。相信在未来农村的发展道路上，农民工会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策扶持和法律保障的农业政策下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俊.浅论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经营[j]. 现代农业，2010（5）.
【2】黄建新.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3】周劲波,张凯.农民创业路径选择及政策思考［j］.内蒙古农业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4】王翌,刘维佳.西部农民工回流与回归现象浅析[j].技术与市场, 2007 (4).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内容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它的内容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得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农业企业管理学还广泛地吸取了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运筹学等学科为农业企业管理学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在20世纪初，欧美的农场经营学和农场管理学，主要研究劳动力诸要素的选择和利用、生产组织与管理等问题。本世纪50年代以来，它们的研究内容和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企业管理中广泛地运用决策理论和技术，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企业经营计划和目标，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来考查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果;运用信息和市场预测，掌握市场动态，以便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等。
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研究农业企业的形式、特征，企业经营管理的目的、任务，企业管理的体制与组织结构，企业的经营预测和决策，企业的经营战略与计划，生产诸要素的合理结合和利用，生产过程的合理组织、农产品的销售，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管理以及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等。
由此可见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远超过了经济学科的范围，我们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去掌握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为农业企业管理实践服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对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生产关系的调整及上层建筑的协调等。
在研究生产力的组织方面，主要是研究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在质上的相互联系性和量上的比例性。如企业内的产业结构、生产布局、生产调度、不同生产要素在时问和空间上的合理组织和利用等。
在研究生产关系的调节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经营权与所有权。生产责任制中的责、权、利关系，产品分配中的三者利益关系等。
在研究上层建筑的协调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以及国家方针、政策、经济法规的贯彻执行等。同时还包括企业的政治思想教育、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在企业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科学，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密切联系生产实际。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应用。把力量、方法与管理实践联系起来，以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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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1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渊源
1.1 社会分层理论渊源
分层最初是个地质学的概念,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的纵向结构。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它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在社会学界,基本上认为社会分层根源在于社会差别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差别的存在,就意味着有高低和层次之分,因此只要有社会差别就会有社会分层。
在西方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马克思•韦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核心是划分社会层次结构必须按照三重标准。它们分别是财富、威望和权力。首先,财富是经济标准,他认为依据财产的差别,就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其次,威望是社会标准,他认为个人在所处环境中得到的声誉差别,可以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的身份群体,从而来划分阶层；最后,权力是政治标准,权力地位取决于人们强行实行自己权力的可能性和程度,权力最关键的来源是科层制。在他看来,这三个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又可各自独立来划分阶层结构。韦伯的三位一体社会分层理论对社会学界影响很大,也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与马克思一元阶级分层理论相对应的多元分层理论。WWW.133229.coM
美国社会学家沃纳继承和运用了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他提出了六个阶层的划分方法：上上层,指老财阀,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具有上流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下上层,指新财阀,他们实际上是一些暴发户,虽然在财产上不少于上上层,但却没有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上中层,也就是高级白领阶层,如医生、教授等；下中层,指所谓的下层白领阶层,如秘书、工厂职员等；上下层,就是所谓的蓝领阶层,如工厂里的技术工人,农业技术工人等；下下层,指一些没有技术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和失业者等。
除此之外,西方的社会学家还根据人们在职业分工、工资收入和身份威望等方面具体而细微的差别,把社会成员划分为连续排列的若干个小层次,即续谱。在西方社会中还有布劳—邓肯的职业分层学说以及帕森斯的分层功能论、达伦多夫等人代表的分层冲突论等。在最近的十年中,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发展成了三大派别：第一派是阶级学派,仍主张划分社会的各阶级,这一派有两个分支：一支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怀特为代表,另一支是以高德索普教授为代表的新韦伯学派,因为他强调从非经济资源的占有来划分社会阶层；第二派是以美国的戴蒙为代表的主张以职业声望来划分阶层；第三派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以人的消费嗜好或者是偏好来划分阶层。
1.2 社会流动理论渊源
社会流动研究的创始人是索罗金,他在1927年发表了《社会流动》这本著作,从而也开创了社会流动概念的先河。在索罗金的著作中,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被人类活动创造的或修改的任何变化,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在当今社会学界对于社会流动的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社会学中所强调的社会流动是区别于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流动”和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流动”,因为人口学和劳动经济学所强调的是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即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而在这里社会流动指的是阶层流动,是从一个社会阶层流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动过程。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学中最常见的划分有三种,即根据流动的向度将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阶层内部的位置转移,垂直流动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垂直流动还可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除此,根据流动是否为代内,将社会流动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是与上一代地位的比较,而代内流动是一个人一生中地位的升降变化,是以自己最初的位置为基础比较。根据流动的原因,又将社会流动分为结构性流动与自由流动。所谓结构性流动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从而产生流动；而自由流动多是由于社会成员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流动,这也可以称为非结构性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个人是如何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中去的,即社会分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学术界中,解释社会流动的理论不是很多,主要有推拉理论,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和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等理论。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拉文斯坦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迁移法则”,当时拉文斯坦已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李(everett slee)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迁移理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研究人口流动和移民的最有影响的“推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流出地具有社会流动的推力,而流入地是具有社会流动的拉力。正是由于这一推力和拉力促使了社会流动。用这一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当今农村社会流动的现象。
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可以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解释：精英—精英流动,这一模式主要强调了个体之间的循环,另一个模式是社会底层群众—精英阶层流动,这强调的是阶层性流动。当今的社会流动就包含着精英取代和精英流动的过程。
布劳—邓肯对美国阶级结构和职业地位获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地位获得模型”,这也称为布劳—邓肯模型,这一模型同时涵盖了个人的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他们认为,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受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且先赋因素一方面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存在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先赋因素还作为中介变量存在,通过影响个人的自致因素间接影响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布劳—邓肯的这一模型奠定了社会流动理论的基础。
2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状况概述
2.1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状况综述
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层,主要是倾向于按照多元社会分层理论来架构其分层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在不断深入,而这种分化主要是以职业为基础。由于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社会地位、权力大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以及发展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的学者大多是以职业分化为主的多元标准来分析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这种以职业分层为标准的依据主要是来源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此,社会上由富至贫的分层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社会地位重要性的规定。
在我国不同的学者按照职业这一标准将农村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陆学艺将我国农村社会分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农民雇工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知识型劳动者阶层、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刘成斌、卢福营根据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状况将我国农村分为九个职业阶层：农业劳动者、第二产业劳动者、第三产业劳动者、农村知识分子、农村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兼业劳动者及无业人员。林坚和马彦丽认为,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村中对不同职业的美誉程度,将农村社会阶层进一步划分为上层(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中上层(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中下层(雇工和农民工)和下层(纯农业劳动者)四大类。从这样的分层标准来看,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大体上呈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越往上层走人越少,下层仍然占有非常大的比例。除此,20世纪90年代初,有的学者通过对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调查,认为划分这些阶层的标准应是农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三个因素的组合,从而证明农村有十个阶层,即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而有的学者则主张将当代中国农民阶级应该分为十七个阶层：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第一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第二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管理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和准社会阶层。有的学者按照收入的标准将农村阶层分为贫困户阶层、温饱户阶层、宽裕户阶层以及小康户阶层。除此,有的学者根据韦伯所强调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分层标准,将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社会分为以政治性标准为主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政治—身份型”分层体系；把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以经济性标准为主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经济—能力型”分层体系；把合理综合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社会声望三位一体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社会—综合型”分层体系。还有的学者引入了“象征性资源”作为分层的标准。所谓象征性资源可以理解为“潜在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不是现实的经济资源,而是知识、权力以及社会关系等。而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衡量这种资源的唯一标准应是“社会权力”。因此我国学者根据这样的分层标准把农村居民分为精英阶层、普通村民和弱势群体。
2.2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流动状况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社会流动的趋势开始加速,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始了从无序到有序的社会流动。可以说农村的社会流动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产物,也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前提。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理解,农村社会流动是指在农村社会里,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转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转变的过程。也可以理解成，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转变为其他职业劳动者的纵向流动和农村社区转移到城市社区的水平流动。通过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献，发现我国的农村社会流动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行业间的向上流动,这种流动主要是通过工作的顶替、婚嫁流动、参军或是通过高考来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二是行业间的水平流动,由于现代化、机械化的农业发展,农村产生了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当今的农民不在仅仅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慢慢地开始向乡镇企业、手工业、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流动；三是混合型流动,这种流动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即农民工大量的涌向城市。学者们分析,出现这些农村社会流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除此,城镇化的加速、农村户籍制度的逐渐消除，还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打破,城乡收入的差距,比较利益的驱使等,都促使了我国农村成员的社会流动。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流动主要是呈一种上升流动的趋势。这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我国社会变迁的过程。
3 结 论
以上是笔者对近十年来,学界对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这一领域研究的综述。过往的研究是对于这一领域初步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理论的研究上,真正通过个案反映其理论的研究很少。因此笔者在以后的研究中,会进入个案村庄,运用已有的理论来进入具体的场景,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在实际的运用中得出一定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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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云昊.中国西部农村社会分层框架分析［j］.理论研究,2005（5）：10.
关键词： 农村社会管理；管理主体；管理体制；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06-04
“社会管理”一词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是在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 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2002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从2002年到201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社会管理，可见，社会管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学术界集中对A社会管理进行研究也是近十年的事情，所取得的成果，给社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题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截止2012年3月27日，显示4 549条记录，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7条，期刊论文4 197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4 383条，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6条，期刊论文4 032条。
以“关键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0 168条记录，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24条，期刊论文9 099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9 339条，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16条，期刊论文8 278条。
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24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11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120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07条。
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59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53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49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43条。
以“题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7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6条，全部为期刊论文。
以“关键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3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的记录结果也完全一样。
从上面研究情况可见，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124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4 549条）的2.7%；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59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10168条）的0.5%。
二、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方面
钟涨宝、狄金华（2011）[1]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表现在：管理主体单一，管理机制陈旧，管理理念落后，社会管理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因此提出应从农村社会组织、法治建设、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增强管理风险应对危机能力等方面改进农村社会管理。
张翠娥、万江红（2011）[2]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 通过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后指出， 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附性组织与单一化主体；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前是自治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新农村建设以来是合法性组织与社会化主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自主性不断增强，是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阳信生（2008）[3]、曹海林（2009）[4]、焦存朝（2010）[5]认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管理职责不清，权责不符，应建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2.农村社会管理权力配置方面
马军卫（2011）[6]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侧重管理制度的创新），强调权力的多元化和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
曹海林（2009）[7]认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制状况与社会的特定权力结构紧密相关，乡村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必然要求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重构，强调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化。
3.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
姜裕富（2011）[8]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三者间对资源配置的关系切入，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史：乡绅管理制度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结合案例分析了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国家、社会、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侯志阳、孙琼如（2011）[9]运用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理论对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传统自然村落时期、时期、村民自治时期、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分别具有不同的关系，并对这几个不同时期农村公共服务的绩效进行了考察，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力，并对具体操作途径进行了分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胡维维、吴晓燕（2011）[10]、黄羽新（2011）[11]、蒲实、廖祖君（2011）[12]认为，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载体，是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应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邵书龙（2010）[13]认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相分隔的二元式管理。他对该模式之由来、发展路径和变迁趋势进行了剖析，并与苏联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对比， 认为中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下其变迁方向亦另有独自路径。前期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以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后期则在城市化进程下，建立起以准市场经济、承包制与村社制、低价征地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
郭泽保（2009）[14]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第一阶段（1949～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成立， 是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59～1979）是体制下的“政社合一”农村社会管理阶段；第三阶段（1980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 是“乡政村治”的农村社会管理阶段。指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权责不清，体制摩擦，村自治组织机制障碍，农民缺乏参与意识。提出了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想：依法整合乡村关系，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有效协调“两委”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维护农民的民利；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 培养农民参与意识。
张国祥（2008 ）[15]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谢雯、黄新宇（2011 ）[16]研究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百年变迁，认为从1911到1949 年是以伦理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49到1978 年是以政治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78 年至今，是以市场整合为主导的时期。指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仍较低；二是村民自治全面实施，但农民权益保障仍不足；三是农村文化逐步发展，但农民精神生活质量不高；四是城乡自由流动频繁，但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指出农村社会管理的策略选择：一是多元化融合，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创新；二是一体化互动，消除城乡发展差距；三是法治与德治并举，构建双重整合载体。
4.农村社会管理基层组织方面
张学东、李红霞（2011）[1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河北省76个农村进行了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与农村社会事务管理两方面的调查，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社会组织匮乏、社会事务单边处理等问题。农村居民与村干部期望社会管理的改进途径是：加强组织建设，促进管理优化；提升管理能力，规范社会治理；推动和谐发展，实现农村善治。
陈晓莉（2011）[18]研究了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建议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建立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 农村党组织应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 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沈金华（2005）[19]、曹海林（2009）[20]探讨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稳妥发展社会政治组织、加快发展经济中介组织、规范发展文化组织（扶持先进文化组织、弘扬传统文化组织、包容风俗组织、清除非法落后文化组织）、逐步改革乡镇政府组织。
5.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方面
汪锦军（2011、2012）[21][22]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是政府介入模式。政府介入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两个变量在此模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这两个变量为划分依据，在理论模型上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分为：利益劫取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弱）、行政主导型（政府介入能力强而社会自治能力弱）、合作共治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强）和自主治理型（政府介入能力弱而社会自治能力强）。中央曾强调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合理模式，但基于现在社会自身的发展还相对弱小、而政府力量强大的现实，提出了吸纳增效模式：社会管理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一定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自我管理的发展空间，党、政府、社会、公众多方参与。
刘嘉（2011）[23]提出了构建与城乡统筹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四网三线两链一弓”。织好四网：管理主体、管理手段和方式、规范体系、体制机制；抓住三线：人才建设、矛盾化解、权益和利益维护；筑牢两链：社会管理资金投入链、乡镇企业对农村社会管理的服务链；拉满一弓：落实工作责任。
三、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在城市或是整个社会层面，缺乏对农村社会管理整体、系统的研究。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出了一批农村治理的书，比如《岳村政治》等，但这些研究强调得更多的是政治治理，而针对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则研究甚少。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相关的研究文献资料还不多，目前还没有一本农村社会管理的专著，从发表的文章看也没有全面系统的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三篇相关的硕士论文从管理体制、社区管理、老龄人口管理角度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研究。曹海林、郭泽保、邵书龙、张国祥、谢雯等学者从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体制、权力配置等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为农村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参考。目前主要缺乏对农村宗族势力、精英富人团体、村委集体腐败、村民公共精神缺失等现象对农村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为今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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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女性；社会分层；聚类分析
0 引言
长期以来，社会结构一直是男性为主导，女性为从属的形式，自古对女性的定义就是十月怀胎、哺育婴儿、操持家务、照顾老人等主内的行为，因此，当一个婴儿落地，社会就按照这一模式完成对她们的社会化。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观念有所改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动力正在由农村向城市、由贫穷向富裕、由农业为主向非农产业为主的方向逐渐地发生转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地变化，在这期间，越来越多地农村女性劳动力从家务劳动及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渗入到城市中的各个行业中，使农村女性在职业转换、阶层转变和角色转型中发生了多重变化，这种现象使得农村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在农村女性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她们的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因此，更好地了解农村女性的分层现状，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改进了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1]，结合涂尔干的分层思想，将韦伯原有的“财富、社会、权利”改为“收入、职业、消费”。收入和职业是判断一个农村女性阶层最直接的标准，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隐性收入，这个是收入和职业无法用来度量的，所以我们又引入了消费这一个标准，通过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更能够弥补收入和职业的空缺，以这三个标准对农村女性进行社会分层，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中农村女性的社会分层问题。
1 社会分层理论研究
1.1 理论依据
所谓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关于社会分层，马克思和韦伯分别提出了冲突理论和多元分层理论。
1.1.1 马克思的冲突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阶级理论，而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着基本的角色，统治阶级作为资产阶级，他们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被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存只能向资产阶级出卖他们的劳动。但是他们之间是存在不平等关系的。哪儿部分人拥有什么职位以及得到多少报酬完全由强大群体来决定。
1.1.2 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学说的影响，韦伯尝试按照自己认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来构建他的社会分层理论和方法。韦伯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分层。所谓经济标准，又称财富标准，是指经济市场里社会成员拥有的机会，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和财富的多少问题；所谓政治标准，又称为权力标准，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即使再遇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所谓社会是指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重。韦伯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式更多地被人们接受。
后来，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则提出可以采用不同的职业和专业来呈现社会的分化情况。
1.2 社会标准
一般说来，人们习惯上用收入和职业两个指标来划分层次。收入的多少往往和他们的职业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职业会形成不同的收入层次，反过来，不同的收入也是来自于特定的职业。根据这些特点，在前人的研究中，学者们利用收入或职业对社会群体进行分层，2001年，仇立平[2]以职业为分层标准，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出在人们心中不同的职业相对应的收入、满意度等情况，整理分析并得出了50种职业的一个综合评价；陆学艺以职业为标准，同时结合收入等因素，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分层。后来，有的学者尝试着用消费特征、性别特征等来划分社会层次，其中李培林[3]用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作为划分的依据，将社会人群划分为7个阶层；2010年佟新[4]用性别因素划分社会阶层，分析了已出现的性别间和女性间的分化。
关于社会分层，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当前的学者只关注于农村的整体分层，并且大多数均为理论叙述[5，6]，而极少人研究农村中的女性群体的社会分层问题，农村女性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她的分层研究对于更好的了解现今的农村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往农村的整体社会分层中，学者们仅限于用单个指标划分农村社会阶层问题，或者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来进行划分，分层的结果并没有完全用到调查中数据所包含的所有信息，使得得出的结果太过于片面。鉴于此，本文基于大样本数据，尝试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农村女性进行社会分层，以求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当前农村女性的特征。
2 辛安女性社会分层研究
本文研究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农村女性的社会分层情况，黄岛区又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青岛市重点发展的区域，本文选取黄岛区的辛安作为研究的对象，辛安作为黄岛的一个郊区，属于农村发展地区，更具有代表性。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6月，辛安本地人口总数为48837人，1945年前出生的老人总数为3090人，学前儿童为2237人。其中原著居民36819人，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人口总数12018人。山东科技大学的本地户口大部分为教师及其户口转到本地的学生，由于这两类人群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所以这些人群将不被考虑在内；另外，青岛市为滨海城市，各种中外合资企业较多，据统计，目前为止，辛安拥有外资企业47家，合资企业13家，并且拥有私营企业2617家，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辛安农村所处耕地大部分被企业征用，现在农村耕地大部分为山地，耕地面积有限，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 一大部分的农村人都外出打工。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部分来自辛安街道办事处，其他的来自于对辛安所处区域的调查问卷，其中，调查问卷共240份，有效调查问卷218份。
通过调查分析，得到下面的表1。
通过表1及数据统计可以看出，辛安本地农村女性人数约占总女性人数的70.6%，外地转移女性约占19.3%。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集中在3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比较多，其中教育程度在中专和高中的居多，且大部分为已婚；从家庭情况来看，需要照顾的老人及学前子女数的均值分别为1.716和1.119，也就是说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和学前子女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从农村女性的个人收入来看，均值为2.817，即大部分女性的工资集中在2000到4000之间的比较多；从消费水平看，家庭的月总支出为1658.5元；从就业情况来看，辛安本地女性大多选择本地就业，而配偶则更倾向于外地就业，且就业类型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居多；同时还可以看出，辛安的私营企业数比较多，这些为辛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地机会。
更进一步，通过图1可以得知，位于30岁到40 之间的人数最多，且前三个年龄段工资大多数集中在3000到4000之间，而对于50岁以上的农村女性，未就业和低工资者较多。
本文选取了表1中除非农就业、去过几个地方、收入或工作提升次数和是否子承父业四个变量外的其他所有变量作为农村女性社会分层的变量，并分别从个人特征、收入、家庭情况、消费情况、就业情况和私营企业数等多方面详细地分析了辛安农村女性的社会分层情况。
1）确定分层
利用软件SAS9.2版本，计算得到不同层数下的伪F统计量的值，具体结果见表2。
利用伪F统计量的特性，选择最终的分层数量为4，通过SPSS17.0软件，利用动态聚类方法中的K中位数法进行聚类分析。
2）四类女性的特征
表3概括了辛安地区女性的总体特征。这四类女性在工作类型、家庭规模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类型一，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女性。这类女性在调查的女性中占有最小的比例，这类女性均为本地农村和外地农村户口，年龄绝大多数为20-30岁，绝大多数的这类女性工作都是通过劳动中介或市场介绍的。同时这类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较高的文化程度，这必然会对找工作产生影响，由于文化程度高，绝大多数的女性均为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找到的工作相对需要脑力劳动多一点，工作待遇也相对较好，进而影响这类女性的消费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
类型二，本地服务业女性。这类女性在调查的女性中占有19.27%的比例。这类女性均为本地户口女性，平均年龄最小，工作经验相对较少，家庭平均劳动力最少，主要从事的工作为服务业，所处区域私营企业较少，没有掌握一项非农技能，这使得这类女性在找工作时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收入较类型一的女性有所减少。
类型三，低收入女性。这类女性在调查的女性中占有39.45%的比例，是比重最大的女性。这类女性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主要的工作类型为在家待业或建筑业，这类女性选择就业主要是因为农村的收入比城镇的收入低这一原因，她们的平均文化程度最低，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离开本地去外地就业，所从事的工作的待遇也是最差的，这类女性的收入最低，进而导致消费也是最低的。
类型四，外地打工女性。这类女性在调查的女性中占有27.52%的比例.这类女性绝大多数为外地到辛安地区来打工的女性，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些女性家里大都有老人需要照顾，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过早的结束自己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多位建筑业和制造业。除去在住宿方面消费较大外，其他的消费均较少，她们主要是想通过打工获得收入，来支撑整个家庭的日常开支。
3 结论
本文以辛安为例，利用聚类分析研究了黄岛区农村女性的社会分层，通过研究得出下面的总结结论：在农村女性社会分层中，可以将黄岛女性分为四类，分别为：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女性、本地服务业女性、外地打工女性和低收入女性。通过本次调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黄岛农村女性的平均学历偏高，农村女性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明显比以往学者研究的其他地区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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