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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念论文赏析八篇

发布时间:2023-02-27 11:10:53

管理理念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地域性;新闻频道;频道专业化;编排

近年来,电视业内人士呼唤设置新闻频道的文章,偶见于报章,反响似乎不如预期的那么热烈。据悉,中央电视台为此作过多次论证,时下也在积极筹备之中。倒是几家省级市级有线台先期抢滩,陆续开播了“新闻频道”。随后,去年5月23日,福建电视台推出24小时全天候的新闻频道。由于它不同于已经面世的“新闻频道”,不播电视剧、综艺晚会、文艺专题,也不播MTV和广告文艺类的栏目,被国内权威的媒介研究公司和同行认定为大陆首家真正意义上的新闻频道。开办一年来,受到福建广大观众的普遍好评。围绕着一个省级台办新闻频道的必要性、可行性,如何评价这个频道所体现的新的理念和运作状况以及今后的走向等话题,已经引起业界内外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设置专业频道是当今国际、国内电视发展的必然趋势。有线电视技术的出现,特别是数字压缩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电视的频道资源。随之而来,针对不同对象受众、或立足于不同内容题材而开设的专业频道大量涌现。70年代美国开办了世界上最早的体育专业频道。1980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全新闻频道——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电视新闻机构之一。在欧洲,许多公营广播公司也改变以往固定时间提供固定长度新闻的传统模式,24小时新闻频道近年来也大为流行。

与全球性覆盖并行不悖的,针对特定地域和国家的新闻频道在20世纪90年代也相继出现。如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向英国和欧洲地区开办了新闻频道;德国公共电视台属下的电视二台同CNN合作,在德国境内开办了一个全天候的新闻频道(CNN朌),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也开办了全国性的新闻频道。①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趋势,究其根本原因,应当说是近十几年来形成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包括媒体经济)的时代特征所使然。美国学者拉兹洛曾说过:“未来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世界信息化和世界的全球化”,因此,作为信息密集、又经过梳理整合的新闻频道就成为跨国的和本国的强势媒体争夺的目标,通过“全球化视野”和“本土操作”的结合,既满足当今广大观众对信息量和质的渴求,又便于宣扬各自的新闻观和价值观。与此同时,也开拓出新的观众市场,形成自身的品牌,推进传播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互动增长。

近二十年来,“地球村”处于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时代。几十亿“村民”出于瞭望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以及选择机遇安排自己的命运的需要,对电视媒体的种种主要诉求之中,已把电视新闻节目提升到首位。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九年来,美国观众对新闻节目的平均收视率高达28.8%,有一半的观众经常收看CNN的新闻。我国的《1997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样调查》结果也同样表明:“了解世界,获取信息”已成为我国观众收视的首要动机。面对变化了的收视市场,国内很多电视台都提出“新闻立台”、“新闻兴台”的战略方针,绝大多数无线电视台的一套都定位于以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

然而,作为综合频道,毕竟还综合了新闻以外的各类栏目、节目,于是观众不可能锁定一个频道,随时开机都可以看到新闻。各地方台的一套节目,加上上星的频道,呈现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各级电视台在晚间有限的黄金时段里,都播出国内外与本地的重大新闻的“要闻总汇”,二十年来几乎形成不易突破的统一“模式”。在这样“传——受”、“供——需”严重脱节的状况之下,只有运用频道的思路、编播结构及其管理经营策略才能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地及时(乃至实时直播插播)传播新闻的功能。据此,福建台新闻频道的“横空出世”实属势所必然。从频道布局上看,在既有的福建无线一套(综合频道)上星的东南卫视(面向国内外和本省的综合频道)4套有线节目(面向省内的专业频道)的频道构成中,推出面向省内的新闻专业频道,以其特色和个性显现出与其他频道不同的存在价值与发展空间。此其一;其二,对于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有着密切的地缘、亲缘和经济联系的三千多万福建观众来说,为了满足他们开阔的新闻视野;为了提供贴近他们需要和感兴趣的新闻信息和种类资讯,也是福建电视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

办一个地域性的新闻频道,在国内还属于全新的尝试。办频道的理念(亦即定位)是决定一个频道特色、价值与成败的关键。

福建新闻频道的理念新意何在?基本体现在“资讯改变生活”、“更多更快的资讯和服务”这两句频道的定位语之中。

先从这个频道编播形态看:在24小时连续播出之中,设置了19个栏目(均安排了定时重播)涵盖了国际、国内、省内重大的时政、财经、文化、社会、体育、娱乐、科技、法制、环保和时尚等方方面面的最新新闻信息,既有快讯、动态、现场报道、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连续报道、评述、言论、谈话类栏目和纪录片等纪实性栏目;也经常在每两小时一次的直播栏目中插播最新的动态。遇到福建观众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和突发事件,各有关栏目联手合作、相互策应,重拳出击,或中断原定播出的栏目,或打通栏目界限,10多个小时甚至30小时持续跟进报道,在本省观众中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如果想知道重大事件的最新情况,先看“新闻频道”。

透过频道的总体外观,让我们再深入探寻操办这个频道的具体理念。

第一,全方位提供包括重要新闻在内的各类资讯,将我国传统的新闻概念扩展为与人们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密切相关的资讯。纵观19个栏目中,既有自办的报道本省和国内外重大的热点的新闻,如《时事前哨》、《2000》、《现在中国》、《现场》等,并转播省台一套当晚的全省“新闻联播”。

而更多设置的则是福建观众所关心的有资讯价值的新闻和信息栏目,如《财经新闻网》、《体育新闻网》、《娱乐新闻网》、《怀新解盘》、《每日拍案》、《真实纪录》、《环保时刻》、《探索在线》、《新视界》和《时尚2000》等。这些栏目分门别类地对相关资讯加以梳理、整合,让观众可从中各取所需。在满足各自目标受众多样性、多层次诉求的同时,也培养了新的观众群。福建台新闻频道正是从自身的栏目构成之中,反映出频道策划对于信息搜集、筛选、加工、生产和传播分众化的新观念,初步实现了新闻和资讯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整体效应上,显现出这个频道对长期以来众多综合频道中主打新闻栏目偏重于宣传与指导功能的超越,观众在接受全方位资讯资源服务之中,获得了异样与清新的感受,也悄悄地更新了固有的新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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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方百计力争快捷的新闻时效。在信息时代,各类资讯获取和传输的时效竞争,是关系到能否在第一时间里排除事物的不确性的价值之争。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已成为电视新闻定义的重要内涵。为此,频道中的几个主打栏目均十分注重时效,如清晨首播的《时事前哨》中设置了“凌晨快讯”;晚间的《2000》以见证“2000年中的今天”为己任,提供当天最新的新闻。而《现场》则提供发生在八闽大地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节目,对于“突发事”“紧要事”,要求记者以最快速度赶到事发现场与事件进展同步进行采访报道,像在全省电视媒体首家报道的福清森林大火、福州鱼丸店枪击案、汽车司机报警案等突发事件,都拍出“原生态”的过程、现场氛围和生动细节,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影响。新闻频道在开办头半年的时间内成功进行了多次重大直播报道。“九二一”台湾大地震发生后,当天早7点首播了这一消息,并对福建观众最关心的是否波及本省的疑虑作了回答。随后在中午集中作了一小时专题直播,尔后又持续进行24小时的跟进报道。其间还千方百计拔通了台湾红十字会的救援电话,进行直接采访。在这次连续报道中为观众提供了极具现场感的灾情实况与救援活动的进展。就报道的条数与时长来看,大大超过了中央电视台当天8点开始的三档栏目共播14条的总量,成为大陆报道此事最充分的电视媒体,创下了29%的高收视率。去年10月9日,第14号台风在福建龙海市登陆,新闻频道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提供实时全面报道。经过几次“战役性”直播,一次又一次强化了新闻频道的新闻品格,在福建

广大观众中赢得了不同凡响的声誉。

第三,平民的视点和平民化的风格是贯串在新闻频道从策划到编播各个环节的又一个主要理念。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的加快,随着“受众本位”现代传播观念的普及,国内新闻媒体及理论界,近年来一直在探讨“平民视点”、“平民化风格”、“平民意识”这些理念。尽管各家的释义不尽相同,但我的理解“平民”等同于广大受众,强调的是“受众为本体”,共同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变以往居高临下、单向灌输,不计实际宣传效果的旧观念,树立尊重广大受众的利益、需要和兴趣,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思想情感,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新观念。

福建台新闻频道比较善于通过平民视点,将提供资讯和百姓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达到宣传功能和服务功能的融合和统一。首先是从内容取材和表达之中体现平民视点。如《现场》经常关注民生新闻,为百姓利益鼓与呼;《每日拍案》是法制类新闻栏目,它经常及时维护百姓合法权益、传达伸张正义依法治国的强烈愿望。《现在中国》则从福建百姓的需要和兴趣的角度出发,编播发生在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新鲜的新闻、趣闻,从中展现神州大地普通百姓变化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像《2000》、《时事前哨》栏目中的国际新闻,虽然与我们远隔万水千山,但选材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编得深入浅出,有时就像讲述邻居家发生的故事那样,饶有情趣。凡此种种,使屏幕上充溢着鲜活的平民意识以及真诚关注百姓生存发展的人文精神。

最直接体现“平民视点”的莫过于《自己故事自己拍》这个栏目了。这个栏目全由观众动手纪录下亲人、邻居、同事、朋友或自己的生活故事。拍摄者并非专业的宣传工作者,拍摄自己认为有意义故事之时,不带框框,而是以“真实”“自然”“有趣”“新鲜”为标准,由于个性、阅历和观念的差异,更由于他们对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满怀真情,早已蕴蓄着独特的感悟,“成竹在胸”,一旦经过行家的技术指导,就能拍出内涵丰厚,视点各异而感人至深的好“故事”,像《救助孤独症儿童》、《我想上学》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回想前几年几家电视台曾播过观众供稿的“家庭滑稽录像”一类的节目,拍的多是童趣或宠物题材,曾几何时,而今观众端起摄像机直面社会人生,提供时代的见证,又获得一种新的“话语权”。据悉,不久前杭州电视台也开办类似的栏目。可以预计,这种百姓直接参与新闻传播的势头,可谓方兴未艾。

新闻频道在运作上有哪些主要特色?

第一,栏目编排既突出重点又合理有序,体现出较为周到的服务意识。

新闻频道在早晨、中午、晚间各主要时段均首播自办栏目。如早7点播出昨夜今晨最新的动态新闻《时事前哨》,中午首播《娱乐新闻网》,股市收盘后随即推出《财经新闻网》,晚18点开始依次播出《现场》、《自己故事自己拍》、《新闻故事》、《2000》、《时尚2000》、《每日拍案》,22点至午夜则首播《体育新闻网》及全天新闻要览的《新闻夜班车》。这样的编排同观众在不同时段对资讯的需求、收视心态相契合,也让不同生活习惯的观众群在不同时段可选看自己需要的栏目。

第二,栏目设置编排上的短小精悍和快节奏。

新闻频道所设置的栏目时间长度一般较短。除了《60分钟杂志》外,栏目的长度为30分钟的有5个,20分钟的6个,余下为15分钟、10分钟和5分钟。这种以短栏目为主的总体设置,加上错落有致的编排,使得整个频道形成一种明快、活跃多变而有序的信息流程,符合频道的方针以及观众对新闻频道的收视心理。

第三,各栏目一律实行主持人主播制,这是与国际电视播出惯例(如CNN)接轨的一个举措。

绝大多数栏目播出中,从提要、提示、导语、串联词、点评到画外配解说,均由主持人一贯到底,这样就将主持人置身于参与新闻事件、在娓娓道来之中与观众一道见证历史的位置之上,易于获得观众的交流感和认同感(当然还取决于编辑、主持人的运用语言的功力)。各栏目的主持人都体现了频道的共同风格,即在充分理解节目内容的基础上同观众进行亲切和诚挚的交流。

第四,注重栏目编排的优化组合。

对于重大的新闻事件,有关栏目经常采用两种编播手法进行重点处理:一是在栏目内采用“包裹式”编排来增大信息量。“包裹式”编排,又称为“连锁式”或“套装式”的编排。一般是由最新的突发的消息为由头,迅速整合相关的连锁反应、新闻背景、新闻分析、专访、评论和知识性的阐释等多种新闻手段来满足观众的知和探究心需求,强化报道的深度,通过这种集约化的编排巧妙地实现组织、引导舆论的作用。犹如在战斗中运用多种武器,各显其能,自然比只用单一武器孤军作战更显神威。当然,“包裹”有大小之分,我认为,只要有上述三种体裁的组合即可称之为“包裹”。在《时事前哨》、《2000》、《现在中国》这几个天天瞩目国内外大事和热点新闻的栏目中几乎已形成“一日不可无包裹”的编播特色。二是遇到重大题材,继第一个栏目消息之后,在当天随后的其他栏目相互策应,优势互补,就这一主题,把文章做足。比如1999年7月11日早7点《时间前哨》播报中美女足决赛结果之后,《体育新闻网》评析中美双方战术、技术的得失,《论语》请嘉宾畅述女足精神,而晚上的《1999》栏目则播发了题为《中国的玫瑰,世界的玫瑰》的评述。同年11月15日,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双边协议签定之后,当晚新闻频道各有关栏目,也迅速作出反应。这些例证都充分显示频道化的整体优势。

第五,广泛开辟信息来源,并予以充分开掘、利用。

丰富的信息源是新闻频道实现大容量、快时效的前提。他们在本省进行自采的同时,还开辟了诸多的信息渠道:例如,1、同省内9个地、市台合作,为他们配备了部分数字化设备,可及时通过微波传送新闻素材;2、同省环保局,本台经济中心、体育中心合办《环保时刻》、《财经新闻网》和《体育新闻网》;3、从其他媒体获取第一手素材。比如,遇到报道国际重大事件之时,经常直接采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外记者,用长途电话录音代替图像解说。在省内请《海峡都市报》记者经常提供他们采访中所摄录的声像素材;4、订购或购买新华社等国内外节目制作机构所发行的栏目或节目。同时还分别从全国省级台和城市台新闻节目交换网中选稿。

面对上述纷至沓来的各路信息资源(自然还有大量的报刊和来自网上和观众的信息)新闻频道成立了阵容强大的信息中心,夜以继日专人值班,从中初选、编译可用资料,为各栏目制片人、责编快速提供大量的“情报”和“粮草弹药”,实现全频道资讯共享。这正是实现“更多、更快资讯和服务”可行性的重要保障。

第六、在设备上,新闻频道是大陆第一家全数字化的频道,在国际新闻编译和部分栏目编辑上实现无磁带操作,非线性编辑全在硬盘上完成,保证了编辑的准确、安全、灵便、高效和突发新闻迅速播出。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新闻频道在管理机制、节目质量考核、广告的品牌战略以及频道的整体包装等方面也进行了新的尝试,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办新闻频道在国内电视业中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福建台在这一年的实验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于一个地域性的新闻频道,自然不能用CNN或国家台新闻频道的标准来苛求它。我以为值此承前启后的周年纪念之际,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找找“弱项”,并对频道今后发展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也许是频道领导层和全体同仁正在思索和谋划的“热点”。对此,本人怀揣冒昧在此提些商榷性的意见,仅供参考。

就本人有限的观摩、访问与阅读的有关文字资料中,总的感觉新闻频道似乎还存在以下几个“弱项”,一是相对于一年来频道对国内外重大时政新闻、社会新闻所建构的“传媒广场”而言,省内的报道面以及相关的言论、评论的数量、广度略嫌不足;或者说还没有占据应有的分量和比重。二是按照频道既定的“资讯”与“服务”并重的方针来考察,尽管播出过一批服务效果极好的节目,但直接定位于服务的栏目较少。诸如政策法律咨询、百姓当前生活中所急需的包括治安、交通、教育、市场管理、社会保障、理财、环保等方面的资讯,还有待进一步为观众提供更广泛而贴近的服务。三是现有的节目中,来自频道记者自采的节目比重较少;记者现场拍摄,提问与讲述的能力也有待提高。这一状况使得报道的独家性、现场性乃至深度受到一定的制约。

笔者之所以提出上述这些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个成熟的地域性新闻频道,为了保持同本地域目标受众的密接性和亲近性,在用自己的视点提供大量的国际、国内新闻的同时,还应成为报道与评说本省新闻的最权威机构之一。因为当今“目光四射”的观众确实关注“天下事”,也更关心“身边事”,帮助他们密切望、监视周围社会的种种变动理所当然的是本省新闻频道应尽的义务。二、从新闻编播角度为观众提供切实的资讯服务,已越来越引起国内电视新闻界的重视。作为国内首家新闻频道,如何以其系统的优势,在新闻服务性栏目的定位以及与其他栏目有机配合方面,比综合频道新闻节目占有更大的空间和主动权,可以率先实践并探索出成功的经验来。三、作为省级台办的频道,在“羽翼未丰”之时,不可能向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内主要地区派驻记者或经常出动特派记者,因此国际、国内的主要新闻——尤其是突发性新闻,主要是靠公共信号的“下载”与交换获得。对于这些素材当然可以作出具有本频道视点的独家报道,但毕竟不是独家新闻,因而往往也不可能成为首发的和权威的新闻。因此,为了更快更广地介入本省的新闻主战场,制作出自采的独家乃至权威的本省新闻,亟待发挥记者队伍的作用,提高记者的整体能力,当然,加强记者的作用,不可能只选择扩展队伍这一办法,当务之急是否可以更充分地调动各地市台的骨干记者和业余通讯员的积极性,提供各类专稿,在近期内建立并完善一个全省新闻采集、传输的网络,直接为新闻频道的方针服务。

至于新闻频道中国际国内新闻的编播运作,也有待继续扩大与外国的、外省的电视媒体合作途径,及时获得专稿、特稿,或用演播室之间“双视窗”对接方式播出。北京、上海和广东3家电视合办了一年的栏目《城际特快》就是成功的例证。

福建台新闻频道在国内率先推出、茁壮成长的历程,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这支新组建的年轻队伍,正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深信在新世纪种种挑战和机遇面前,新闻频道一定能逐步解决征途中出现的新课题,办得更加成熟、完美。

第2篇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第3篇

在我国实施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高校的后勤管理模式改革也要遵循该原则,即在坚持“公益性”、“三服务、两育人”的基础上,积极引进精益化理念,改变高校传统的粗放型后勤管理模式,解决高校后勤管理中所存在的制度问题、人事问题以及质量管理问题等难点。

2高校后勤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高校后勤管理要实现市场化管理运作模式,利用市场竞争规律提高高校后勤管理组织的效益,降低高校的成本负担,以便高校集中精力发展教育,但是截止到目前,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改革还远远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在高校后勤管理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

2.1高校后勤管理思想落后,对精益化改革的认识不到位

很多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受到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他们不愿意实施市场化改革,认为实施市场化会破坏他们稳定的工作状况,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利益,因此他们在进行后勤社会化管理改革过程中表现地不积极。归根结底,造成后勤管理人员如此观念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精益化理念的正确认识,他们认为实施精益化就是要取消他们的稳定工作关系,使得他们需要在竞争中生存,为此他们不愿意实施市场化改革。另外高校的管理者也不愿意实施市场化后勤管理模式,担心实施市场化管理模式之后会影响到高校的各项日常工作,破坏高校原有的平衡关系。

2.2高校后勤管理制度还不完善

高校实施精益化管理就是要求高校后勤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市场规律在满足“公益性”的基础上,实施企业化管理。但是目前我国很大一部分高校的后勤管理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最明显的就是校企不分,后勤管理收益与高校挂钩,高校后勤管理的风险没有脱离高校。比如后勤投资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则完全由高校承担,从而会增加高校固定资产的流失风险。

2.3后勤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偏低

纵观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员是由高校的其它岗位走向后勤管理岗位的,他们缺乏后勤管理经验与知识,导致其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适应现代高校后勤管理改革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一是后勤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很多后勤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的后勤管理知识,尤其是缺乏管理知识,他们不能科学地处理管理工作中的事务;二是后勤管理人员缺乏创新精神。高校后勤实施精益化管理前提需要后勤管理人员具有创新精神,敢于打破传统管理模式,创建具有创新性的管理模式;三是后勤管理人员缺乏“服务”意识。后勤人员在实施管理模式改革过程中,过分地强调后勤的市场化运作改革,将后勤的经济效益作为改革的重点,却忽视了高校后勤的本质特点,即为高校师生提供服务。

3高校后勤实施精益化管理理念的具体对策建议

精益化管理理念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为师生提供全面的服务、提高后勤管理组织的工作效益与效率。在高校后勤管理中实施精益化管理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需要高校后勤部门采取以下措施促进高校实施精益化管理模式。

3.1创新高校后勤工作理念,创建精益管理文化

影响高校后勤管理改革推进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校后勤工作人员的观念比较落后,缺乏服务意识、创新意识以及竞争意识,因此在高校中推行精益化管理模式,就要对高校后勤员工的思想进行革新:首先创新后勤员工的思想意识,让他们意识到精益化管理模式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精益化管理模式不会降低他们的个人收益,反而会增加后勤工作的个人收益。因此高校要加强对精益化管理理念的宣传,提高员工对该理念的正确认识;其次高校要创建精益管理文化。精益化管理文化是精益化管理模式得以发展的基础,通过建立浓厚的精益化文化,可以在高校内部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进而使得员工在内心深处具有精益化管理的理念。当然精益化文化的构建需要完善的战略流程。高校后勤战略是后勤发展的规划,是规范高校后勤流程的具体指导,因此高校在制定战略流程时一定要让员工参与到其中,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还有助于员工对精益化管理模式的正确认识,改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

3.2建立以精益化管理理念为指导的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是规范后勤具体工作的“红头文件”,高校后勤精益化管理模式的实施就必须要进一步完善以下制度:一是建立基于精益化管理的绩效考核管理制度。随着高校之间的竞争,高校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依靠管理创新提高高校的市场竞争力,而高校的管理最终需要人来完成,因此高校要建立基于精益化管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将精益化管理纳入到绩效考核中;二是建立基于精益化管理的成本核算制度。传统的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实施的是行政管理模式,即高校后勤运作从不考虑成本支出,而实施精益化管理模式强调的是市场化运作,需要高校后勤的所有活动都考虑成本因素,加强高校后勤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分析,利用价值链对高校后勤管理作业进行分析,消除不增值甚至减值的作业,降低企业的成本;三是建立基于精益化管理的人事管理制度。高校后勤管理改革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工作人员编制制度,打破传统的“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现象”,引入市场化竞争模式,按照高校后勤岗位进行公开招聘。

3.3提高基于精益化管理理念的信息管理水平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是现代高校后勤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对后勤信息的自动采集、处理与分析,可以为高校后勤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提高基于精益化管理理念的信息管理水平,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要充分利用高校的信息资源。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要借助高校图书馆以及高校网络平台的现有资源实现对高校师生的全方位服务。比如高校食堂借助高校网络平台对每日的菜谱信息进行更新,及时让学生了解食堂的饭菜信息;二是深化工作程序、疏通信息流程。高校后勤信息管理要根据精益化管理模式的要求,从信息的实用性和及时性两个方面入手,提高信息的质量。后勤信息工作依托高校现有资源平台,虽然能够提高信息工作的效率,但是由于高校信息资源平台比较侧重学术知识信息,缺少商业信息,因此,这就要求高校后勤的信息管理人员做好信息的实用性区别,在信息处理的技术和处理流程方面进行有效地组合,筛选出对后勤管理有价值的信息来;三是提高后勤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根据后勤具体工作开展针对性地教育培训,提高后勤管理人员应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能力。同时转变后勤工作人员的服务作风,树立“服务至上”的精神,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

3.4加强对高校后勤工作的质量管理

推行精益化管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是关键因素,因此在高校后勤管理中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一是对后勤全过程实施质量管理。高校后勤管理是由许多环节所构成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高校后勤的精益化管理,因此要加强对后勤全过程的管理,以高校食堂为例,需要从产品来源的采购、制作、销售以及回收等环节加强质量管理;二是对后勤工作人员的质量管理。全员质量管理需要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实现全面质量管理,应使后勤员工自觉地参加质量管理的各项活动,并对自己和相关部门的质量活动进行监督,这是高校后勤全员质量管理的灵魂所在。

4结语

第4篇

【内容摘要】“互动”观念;互动电视;技巧的“互动”;观念的“互动”

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一句用语——“沙发里的土豆”形象地描述了那种逃避人际交往、整天埋在沙发里、在电视机前打发日子的人。而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信息时代,不加选择的“沙发土豆”越来越少了,人们需要快乐、刺激、实用,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演给自己看的电视!近年来,因特网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已经登堂入室了,而它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互动。陆地在《美国在线兼并时代华纳的启示》⑴一文中写道:“由于因特网对传统产业的整合是由数字技术的革命引起的,并不具有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特性色彩,因而具有无差别的普遍性意义。即是说,在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传播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迟早也会在中国发生。这就意味着中国电视业被因特网整合、收编,也不无可能,甚至已不太遥远。”也许这番预言有些“危言耸听”,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第四媒体的崛起给电视提了个醒,要与网络竞争、拓展电视媒体的生存空间,就需要在“互动”上下工夫。

一、理解“互动”

“互动”是英语单词“interactive”的意译。Inter是拉丁语前缀,意思是“相互的”。“active”是“积极的,能起作用的,现行的”。近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互动”这个词也随之热了起来。实际上,很多人使用的只是“互动”的一部分含义,或者是在现代语言环境中延伸出来的意义。从对“互动”一词在语源和语意上的追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互动”是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科技的发展而形成的。从抽象层面上来讲,“互动”就是发生在两者之间的行为或行为的可能;而具体地来说,“互动”已经由一种计算机程序语言发展成为电视娱乐的一种形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影响电视屏幕上发生的事件。⑵

理论上当信息由传播者出发,单向地流往受传者时是没有形成“互动”;只有当受传者在接受了传播者发出的信息后,作出反应,并反馈(回传)给传播者时,这个信息的回路才得以形成。可见,“互动”产生的首要条件就是在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形成一个信息流动的回路。此外,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不仅仅是交流沟通的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即时的反馈,它尽可能多地让观众参与到节目中间,并尽量多地使观众获得“内容”以便对电视节目产生影响作用。

二、“互动”观念产生的根源

所谓“观念”是思想意识或者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有时指表象)⑶。要理解“互动”观念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就需要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来进行考察。

1.心理动因

受众是否具有“主动”的心理需求,是“互动”能否成立的心理动因。长期以来,人们都直觉地认为看电视是一个消极接受的过程,这个行为的认知卷入程度很低。在理论界,反应性理论一派认为观看电视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活动,观众的意图、计划、策略以及选择性在观看电视时很少起作用;而主动性理论一派则认为观看电视是一种主动的认知活动,它是观众、节目以及观看情境之间的一种主动的认识转换过程。结果是后者占据了上峰。后者通过研究脑电波入手,观察人脑的电活动与看电视之间的关系。最终证明了,“看电视和阅读相比,前者并不比后者在认知程度上被卷入的程度降低,就是说,看电视也是一个积极的认知过程”⑷。

事实上,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认知是主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主体意识也日益增强,受众认知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主体趋势是从被动性向主动性发展。此外,互联网上的交互式传播方式对人们的认知活动趋向主动性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网上任何人都有可能参与到传播系统中来成为信息的主角,从而适应了现代人崇尚自主、渴望参与的心理要求。现代人的这种心理要求也同样反映在电视传播中间。

2.技术动因

“电视”——“Television”来自希腊语,意思是“从远处看”,电视的诞生正是源于“能使处于甲地的物体在任意一处乙地被看到”的设想。在电视从无线到有线,从黑白到彩色,从直播到录播再到直播的发展道路上,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伴随着技术的完美配合。中国的广播电视技术也正逐渐与国际靠拢。当“互动电视”的风潮在欧洲、美国等地掀起时,中国也不甘示弱。现在,基于有线电视的网络双向改造已经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2000年,国家级基础骨干网络一期工程提前完成,共建设国家级基础干线网22950公里,连接了24个省(市、自治区),从而将全国70%左右的用户连接入了一个大网,为多种增值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中央电视台也于2001年11月成立了“互动电视组”,九运会和冬奥会的某些赛事已经实现了“互动”播出。当技术与观念在现实中相互渗透、融合时,“互动”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3.美学动因

接受美学的重要贡献是对读者主体意识的充分承认,在这一点上,电视传播中对受众主体意识的认识过程可谓与之“心有戚戚”。正如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所说,“接受理论修正了对于大众文化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心灵操纵假说——文本意识形态含义被公众不加质疑地接受。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⑸观众主体意识的增强,使得他们对电视传播的期待趋向多样化、复杂化。现代传播者也越来越意识到观众的积极、主动的收视与其期待视野能否兑现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只有观众自觉地、主动地接受,电视节目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实现。电视传播的价值实现是由传受双方共同创作完成的。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再创造”这两个创作过程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而电视传播的价值实现中,这两个创作过程却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它们互为因果、循环往复。国内有些学者将其命名为“期待介入”,“指的是电视观众在电视节目创造过程中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由于电视观众的介入,极大地影响着电视节目的创制及传播效果的情形。”⑹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受众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主动”,因为传播价值的形成是传受双方相互作用的产物,即是一种“互动”的结果。

4.经济动因

在经济上,把观众作为电视业的中心,表面上看来是“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的体现,其实也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消费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行为是最重要的社会行为。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所以收视率才成为了电视节目的一道生命线。正如喻国明教授所形容的那样:“‘传播’一词很容易使人以为它是单方面付出的一种行为——像阳光一样,只是给予,没有回收。其实,它一直是带着一根看不见的‘倒钩刺’的。它所回收的就是受众的注意力。”⑺

2002年2月《世界广播电视参考》杂志的《国际传播环境的新变化》一文中,分析总结了当今国外受众的信息消费特征:一是受众的主动选择性大大提高,二是受众对媒介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个性化信息为主,一般性公共信息为辅”、“对付费的信息服务和节目的需求逐步上升”、“通过媒介传播个人思想、观点的意识越来越强;通过媒介及其特定信息服务渠道履行知察权或知情权的意识越来越强;要求媒介对受众开放,积极参与节目的策划、制作和播出的意识越来越强。”等等。尽管这是作者总结的当今国外受众的信息消费特征,但其实这些特征在我国的一些发展较快的大城市中也同样存在,而且随着我国传媒事业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消费特征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我国受众中间出现并普及。

5.社会文化动因

“互动”作为一种观念来说,它的产生与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印刷时代下的媒体地位来源于对文化的垄断。在这一时期,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的掌握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媒体承载着启蒙的责任。于是,媒体本身就蕴涵着对文化的占有。随着这一意识,媒体积累下了被人们承认的话语权力,具有文化上的霸权地位。而到了电视媒体的时代,媒体的这种地位却遭到了挑战。电视对观众的文化层次要求不高,只要具备最基础的生理机能都能接受电视所传递的信息。于是电视实现了对媒体的信息垄断的颠覆,因而电视媒体并不蕴涵着印刷媒体所具有的文化权力,而更多的是一个话语的平台,为各种文化的交融创造交流的机会。在电视媒体的时代,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区别也不再是过去的文化人与非文化人之间的区别而仅仅是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区别。媒体本身不再蕴涵着启蒙的作用,于是观众对媒体的景仰也必然随之消退。人们开始把媒体视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再是神圣的。

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价值观转变的同时,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和更新。人们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民主意识、法制意识,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的要求也在进一步强化。而就电视文化的社会审美取向来说,也呈现出“由一元向多元、由单纯教化模式向自主选择的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空间向私人娱乐空间的转换”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观众通过媒体来反映自己的思想也显得十分自然。观众与媒体互动关系的产生,首先就产自于观众与媒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得以产生。而这种平等,是直到电视时代才出现的。

电视观念的变革除了要受到社会生活环境变革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冲击与影响之外,其自身也必然会进行着观念的变革。“尽管与物质层面的变革相比,观念层面的变革要艰难、缓慢得多,但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变革,终究要极大地刺激、影响着观念层面的变革。而影视一旦在观念层面发生剧变,势必极大地反作用于影视的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使其相应发生剧变。”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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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动”观念下的应用形式

“互动”是依赖现代科技实现即时信息交流的传播活动,“互动”是观众通过使用媒介获得“内容”的手段,而“互动”作为一种观念则是对于观众主体地位的确立,这种主体性在浅层次上表现为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个性化需求,在深层次上则体现为实现观众对于节目的主导权利。

1.互动电视——个性化需求的范例

互动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电视娱乐和信息服务形式,可以说是一个极佳的个性化需求的范例。它将使被动的电视收看体验变成真正的交互式体验,在接收复杂的用户命令的同时,可以按照观众的要求提供多种形式的媒体内容:

·互动节目向导,也称为电子节目向导;

·点播电视,可提供储存在头端视频服务器里的电影和其他节目;

·通过电视实现互联网功能,包括电子邮件和网络浏览;

·按需提供“珍藏”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是互动电视业务提供者储存的信息或其他内容,并通过特定的网络提供给用户;

·互动电视应用,比如:在收看比赛的同时,允许观众选择不同的摄像机角度;

互动电视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个性化”的电视(无论是对节目内容的个性化需求,还是对收视时间、方式上的个性化需求)。这些需求,对于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1)传统电视关于节目单的概念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每个礼拜买回了广播电视报之后,就要好好研读一下下周电视节目的列表,并且在自己要看的节目上划上记号,以防忘记。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时间表安排看自己想看的节目,或者决定是不是要把它录下来。这种感觉有点像赶火车的感觉,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否则你就错过了。在这里,电视报扮演的是一张节目单的角色,这些节目都是为观众事前设置好的,但是互动电视就更像是一个超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组织你的购物单,以及你的购物时间。当你在选择所要观看的节目时,互动电视甚至还提供关键词搜索的功能。例如,你今天想要看恐怖片,在你输入“恐怖片”之后,你就可以安心地等待搜索结果了。最后要做的就是在搜索结果中挑出你想要看的一部或几部影片来。

(2)传统电视关于“黄金时间”的概念

传统电视“黄金时间”的概念,在互动电视中演变成了“我的时间就是黄金时间”。这一概念的实质是电视从点对面的传播走向点对点的传播。

互动电视改变了人们传统意义上关于节目单的概念和关于“黄金时间”的概念,对于观众来说,当然是一个方便的举措,但是对于电视节目本身来说,是福是祸就很难说清楚了。现在的电视节目编排并不是随意而为的结果,节目的预先安排,是涉及到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有新节目上了新的时间档,但是怎样向观众推广这个节目呢?可能最好的安排就是把它放在两个旧的收视率还不错的节目当中,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观众来尝试一下这个节目。有人曾经提出未来电视台就是一个大的节目库,观众要看什么就点什么。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当要推出新节目时,或者当想要改变一个节目的命运的时候,互动电视显然不是一个首要选择。互动电视方便了观众,但是对于从业者来说,这中间可能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给观众更大的选择余地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发展的可行道路。我想互动电视并不会完全取代单向播出的电视节目,在我们推出一个新节目时,我们的首要选择仍然是在传统电视播出,当它造成一定影响之后,再移到互动电视中去,于是同时移植的是一个成熟节目的品牌效应和收视惯性。这样才能够为互动电视和传统电视节目创造一个双赢的模式。

(3)传统电视一次性消费的概念

虽然电视的传播范围很广,传播速度很快,却是一次性的、不可保留的。电视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有新鲜的东西,而正是因为电视在内容上的大容量需求,加上电视台自己的制作力量跟不上,于是就造成了现在电视上大量充斥着信息量不大、内容上只为凑数、填充时段的节目,这些节目虽然也投入了人力物力,但是不具备再次消费的可能。互动电视则向电视节目制作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充分考虑节目的深度、广度和再利用的可能性。为了互动电视业务的开展,电视台必须要有丰富的、精彩的存量资源。所以随着互动电视业务的发展,精品意识将越来越强烈。

(4)传统电视家庭式的收视习惯如今电视机已经成了家里不可缺少的家具之一,收看电视也曾经是一种日常的家庭式收视行为。然而,现在这种家庭式的收视行为却正在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个人化的收视习惯。家庭电视普及率在一些大城市中已经可以约等于100%,在北京465%的家庭拥有两台电视机,有5台的甚至超过了1%。电视机家庭拥有量的增加,不仅是因为现在电视机价格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有此需要。也许这样的情景在你家中同样存在:晚上,父亲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母亲在另一个房间看着言情电视剧,而你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收看足球比赛。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在业余时间同时开着电视机和电脑。于是,现在很难再看到一家人聚集在电视机前共同收看一个节目的情景,而互动电视的出现则正是满足了人们的这种个性化收看的需要。

“互动电视”是传统电视在电视概念的边缘延伸,它并不是一种新的媒介,而只是一种新的样式。不过这种新形式必定会给电视带来巨大的变化,就像卫星电视造就了CNN、HBO、DISNEY等等家喻户晓的电视台和电视机构一样,互动电视也将给电视业带来新鲜血液。虽然互动电视带给传统电视业的并不是全盘否定式的颠覆,但互动电视带来的一些新观念必将对整个电视行业带来不小的影响。它促使我们电视从业人员去对以上这些原先所熟悉的一些概念进行重新考量和修整。

2.观众操纵下的电视节目——节目主导权的实现

所谓“观众操纵下的电视节目”并不是说观众操纵整个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而是观众参与到传播的环节中,成为节目创作的一个成员,而且对于节目的最终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分支剧情电视剧(例如:日本的互动电视剧《抉择》、浙江卫视的《人生AB剧》)是这类节目的一种。它可以很好地将观众的意见收入剧情发展之中,它也可以提供不同的叙事角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这实际上是借用了网络中“超文本链接”⑽的概念。这种链接关系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是比较接近的。从叙事方式上讲,多分支剧情的电视剧突破了线性叙事的方式。剧作家可以在文本的任何一个地方打断、撕开,开辟新的叙事路径;也可以在文本的任何地方进行缝补、接续,保持文本叙事上的完整性;从叙事主体上,这种方式打破了剧作家对叙事权的垄断,有限度地将叙事权渡让给观众。观众可以有限度地决定情节的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操纵感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事实上它仍然只是传播者制造的一种幻觉。因为所有的选项内容是确定的,观众能够改变的只是它们的组合方式和结果,但对于各个既定内容选项仍然是没有主导权的。观众就好像在导演设定的游戏情节内自娱自乐了一回。

另一个例子是南京电视台的《对抗俱乐部》。制作方安排几个富有对抗性质的游戏,节目开始时,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当你拨打的电话与电视节目现场连通后,电话键盘就成了一个游戏遥控键盘,作为参赛一方,你可以在家中遥控电视屏幕上的游戏,跟另一位拨通热线电话的观众进行实时的比赛。这种参与方式跟以往的热线电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场外的观众通过这样方式的参与成了节目的主角。他虽然不在现场,但是现场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而且正因为他不在场,也更增加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对他的一种神秘感。就这个节目而言,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互动”不仅是参与,互动是使场外的观众成为节目的主角,他跟节目的发展休戚相关,他可以部分控制节目的进程和结果。

四、作为技巧的“互动”与作为观念的“互动”

“互动”的本意中“双向”、“交互”是其重要特征。我们现在所说的“互动”,主要都是在强调观众由被动到主动的一种态度转变。关于观众是否能够真正拥有主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例如,王岳川教授在《当代传媒的“后现代”盲点》一文中曾经说道:“大众传播的播出是单向度的,不像对话那样有情感心性的交流回应,这种‘无回应’的播出缺乏沟通,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系统’……当然,现实中的观众也可以转换频道或关掉电视机而行使自己的选择权,这似乎也可以算是一种回应,但这仅仅是对施予的接受或不接受而已,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力运作方式给施予者以对等的回应。就这一关键性问题而言,传播是对接受者自由选择的限定,因为说到底,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没有对答回应这种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⑾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正是由于受众拥有这种看还是不看的权力,才使得媒体不得不通过给予受众更多的对答回应、创造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来留住受众手中的遥控器。现代社会中,媒介竞争已经愈演愈烈,而目前的竞争也不仅仅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竞争,更扩大到了媒介与人们各种生活娱乐方式的竞争。媒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有明确的社会分工的,试图完全改变两者之间的分工关系是徒劳的,更有意义的应当是考虑怎样在现实情况下,去改善这种传播关系,让受众拥有更多的平等交流权力,让媒体能够留住更多的受众。事实上,“互动”是传受双方的一种传播关系,必须由传受双方共同作用完成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互动”都只能是孤掌难鸣。

作为技巧的“互动”能够实现的是更为及时的信息双向交流,能够让尽可能多的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尽可能多地对节目产生影响。而这种功能的实现最终都体现为电视传媒所提供的信息质量的提高——不仅表现为信息内容的高质量,同时也应该表现为受众获取信息方式的高度便捷。

但若是将“互动”仅仅作为一种技巧来使用的话,由于这种技巧是先于观念而存在,就常常会造成为了互动而互动。于是观众进入了节目当中,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平等的地位。表面上看来电视观众似乎成了节目的主体,但由于传播者是这个“传播游戏”中的规则制定者,于是这种主体便只能是传播者营造出来的假象或者幻觉,于是便有人疾呼:“观众,到底是游戏者,还是被游戏者?!”其结果是造成节目将庸俗化等同于通俗化,致使广大知识阶层观众与电视节目的脱离现象日益严重。传播者若非抱着平等的“互动”观念,就不会将观众视为节目的主人之一,也就不能给予观众真正开放、自由的空间。于是技巧便会流于形式,而内容则仍然是一片空白!

作为技巧的互动,提供给观众的是直观的各类反馈方式,或者是呈现在屏幕上的多种信息的选择按钮;作为观念的互动,提供给观众的是主动选择的愉悦感,是一种个性得到张扬的满足感。它会使观众产生自己是媒介主人的意识,毕竟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工具,而对于这种工具,传受双方都应当具有同等的使用权。

注释:

⑴陆地:《美国在线兼并时代华纳的启示》,《电视研究》,2000年第3期。

⑵Interactive:Adj①Actingorcapableofactingoneachother②ComputerScienceOforrelatingtoaprogramthatrespondstouseractivity③Of,relatingto,orbeingaformoftelevisionentertainmentinwhichthesignalactivateselectronicapparatusintheviewer''''shomeortheviewerusestheapparatustoaffecteventsonthescreen,orboth.The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FourthEdition2000.

⑶《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409页。

⑷刘京林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⑸[美]戴安娜·克兰著:《文化生产:都市与媒体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96页。

⑹胡智锋著:《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24页。

⑺喻国明:《试论受众注意力资源的获得与维系》,《跨世纪中国城市电视发展与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01页。

⑻刘NB936:《电视重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93页。

⑼胡智锋:《影视文化三论(上)》,《现代传播》,2000年第5期。

第5篇

马基雅维里政治传播观念建立于其人性恶的基本假说的基础之上。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政治传播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政治传播的历史实际;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非道德主义的功利性和反人民性。从传播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轨迹来看,马基雅维里是古希腊柏拉图和近代集权主义理论之间的过渡。由此决定了学术界对他绝然不同的评价。时至今日,马基雅维里政治传播观念的某些内容仍然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

15、16世纪是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并且也确实产生了许多巨人。而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正是这个伟大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不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还是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马基雅维里都无愧于巨人的称号。在此后几百年间,他一直被人们视为当时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正是他率先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神学中引出了国家的自然规律,“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家,从而使政治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马基雅维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传世之作有《君主论》、《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战争的艺术》、《曼陀罗花》等。其中属于政治学方面的,主要为《君主论》。《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为献给当时佛罗伦萨执政的美第奇家族而作的。如今已被学术界看作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奇书之一。在书中,他竭力地探索,“拖轮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其中许多地方都涉及到了政治传播问题,诸如人性、政治形象、传播的控制、传播谋略等。对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前人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但是,从传播的角度,探讨他的政治传播思想,到目前为止仍不多见。本文打算主要依据《君主论》,结合其他相关著作,就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播思想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初浅的讨论。

一、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

信息传播系统之于国家,犹如神经系统之于人体。国家正是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信息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疆域的广狭及其组织程度的高低,与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播的差异,信息传播系统的社会职能不尽相同。但是在沟通上下,争取民心及协调、整合社会各阶段、各族群、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实际上互为表里,彼此不可须臾分离。鉴于信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信息传播活动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内容。

掌握控制信息传播,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的利用,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渠道的垄断,即统治者保证自己绝对的言论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言论权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削夺。马基雅维里根据对当时政治实践的研究,认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掌握活完全控制传播渠道时,不应该彻底地剥夺人民的发言权。尽管一般的民众智识低下,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是在群氓和统治者之间,任何一个国家总会有一些贤明俊逸存在。他建议统治者“在它的国家里选择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做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逾敢言谁就逾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马基雅维里一方面主张尊重并保障有识之士的言论特权,另方面又建议统治者在这种对话中绝对地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他提醒有识之士,只是在君主听取意见时,只有对君主愿意征询的事情,他们才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发言;反之,君主则“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有识之士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程序,与统治者的贤明雅量密切相关。但是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马基雅维里与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尽管如此,他建议君主广纳忠言的态度仍然是十分真诚的,这在对雅典公爵事迹的记述中表露无遗,雅典公爵不听忠言,堵塞言路造成的恶果,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对于有识之士,“要封上他们的嘴,捆住他们的手脚”。会产生什么后果![page_break]

马基雅维里认为,掌握控制信息传播系统对于统治者而言,还有如下几项重要作用。首先,统治者可以利用信息传播手段,激励、鼓舞、感染国民,使普通国民具有和自己同样的品质。要建立一个与世长存的政治体制,保持社会的稳定,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至少每隔十年出现一次”的表现出超凡德性的领导者。他必须能对一般国民产生影响,使自己的美德被人们所接受,即将其“极其重要的品质铭刻在他的追随者身上,即使他们可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禀赋。”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一切有效的宣传手段,如果一个君主将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并且及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时事讲会表现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其二,统治者利用传播渠道以为自己的耳目,直接了解、观察现实世界的变动,及时发现危险的苗头,防祸于未然。马基雅维里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由微而著,由量变到质变。社会现象、国家事物也是如此。利用信息传播渠道,直接倾听民众的心声,对于潜伏中的祸患就能预察于幽微,就能够迅速地加挽回。

其三,禁止诽谤,阻止不利于统治者的消息流传。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不仅要有适当的手段,而且还要有足够的力量。无视力量的差距,而空言正义必得胜利,罪恶的胜利不会长久,在现实中必然碰壁。力量决定一切,而“力量常常依靠舆论,舆论又靠宣传。”在政治斗争中,政治家表面上显得比对手更有道德往往是力量的重要源泉。要显得自己有道德,就必须阻止敌人蓄意的诽谤。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提醒人们,一个城邦如果要保存它的政治自由,其“宪法就应当包括一些反对诽谤和猜疑杰出公民的习惯行为的太宽。”如果让诽谤不受限制地倾泄到政治家的身上,就会为国家造成无穷的麻烦。

其四,是杜绝献媚。作为诽谤的对立面,对统治者的献媚,也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不管什么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他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于他们难以抵御献媚这种瘟疫。要防止人们阿谀奉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知道你对他讲真话也不会得罪他;同时还须坚决地切断阿谀奉承的渠道。统治者一旦控制了传播系统,一旦克服了人性的弱点,阿谀之风就自然会消灭于无形。

最后,政治家控制传播系统,限制民众的表达自由权,阻止舆论的生成与扩散,还能减轻其决策过程所面临的压力,使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不受社会舆论的约束。这是集权制社会统治者的共同理想。

因此,马基雅维里主张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尽一切可能控制、垄断信息传播系统,即便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他深信,目的总会证明手段正确,胜利者不受审判。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借用一个起义工人的话说:“胜利者不讼是用什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在某些时候,“虽然行为可以非难,结果却应使人原谅他;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像罗缪拉斯的结果那样——就总会被原谅。”这一观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传播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采取的新闻传播政策,就不难看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影子。

二、政治形象的设计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始终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现象,他不相信命运的主宰力量,反对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而无所作为。他十分看重人本身的力量,看重人的自由意志。在他看来,命运至多是人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政治家尤其如此,他决不能将一切交给命运,任凭命运的摆布,而必须为自己确定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马基雅维里认为,作为一国之君的统治者,其最起码、最基本的目标,必须是保持国家的生存,即维持政治现状,特别是保持对政府权力的控制。除此之外,他还必须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财富、世俗的名声和光荣。要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或干。如果人民对统治者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所以君主必须想方设法使“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同时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建立并且保持与人民的友谊,培养人民对自己的好感,这样统治者不仅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得到人民的支持。[page_break]

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民对于统治者的好感、友谊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形象。一个君主如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自然易于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他以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斯莫为例。说明了形象的重要。科斯莫富有财产和权威,康慨豁达,精明谨慎,常常不用请求就主动救济贫困,从不炫耀,行事节制,在与人民的交流中处处表现出廉逊的态度。他爱好广泛、学识渊博,尊重人才。故其当权之时,全城上下的支持几乎是没有保留的;死后葬礼也极为隆重,全城男女老少为他送葬,以至马基雅维里在描述他的事迹时“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长的颂词。”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论述,统治者的政治形象主要是由两大要素所决定的,其一是统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受到人民的赞扬或责难。道德品质包括慷慨、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言而有信、勇猛强悍、和蔼可亲、纯洁自持、诚恳、稳定、虔诚等。一旦具备这些品质,就容易得到人民的赞美。反之,如果统治者在人民的心目中显得吝啬、贪得无厌、残忍成性、食言而肥、软弱怯懦、矜傲不逊、好色、狡猾、轻浮、虚伪,则会招致人民的谴责。其二是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如果统治者的行为符合通行的道德准则,就容易为他赢得好名声;反之,则会被人们视为倒行逆施,从而激起人们的不满。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统治者具备各种美德固然是再理想不过的。但是,由于生活在他周围的尽是那些自私自利、背信弃义之徒。完美的品德反而会成为君主的拖累。所以,对于一个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上述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马基雅维里断言:统治者“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做180度的转变。”换言之,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学会并且善于伪装,不管他是否具有好的品德,都要显得象真的具备;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公认的道德准则,都要把它装扮成善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应该用美德善行去实现的目标。但是他还必须时刻准备着取得“邪恶的权力”,并且按照必然性的命令去运用它,不过,他还必须时刻小心谨慎,不要因此“获得一个邪恶者的名声”。

那么,统治者怎样才能不之蒙受罪名,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从如下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要正确地处理慷慨与吝啬的关系。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慷慨是一种很好的品质,有些政治家也乐于在民众中保有慷慨之名。但是慷慨往往具有豪奢的性质,常常使统治者耗尽财力。到最后,如果统治者要想保持慷慨之名,就不得不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爆敛,从而招致人民的仇恨;如果半途收手而有所节制,就会立即获得吝啬之名。因此,统治者除非自己承担损失,否则就不能使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为了不去掠夺了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统治者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第二,要处理好仁慈与残酷的关系。每个统治者都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认为残酷,马基雅维里提醒他们不可滥用仁慈。如果过分仁慈,坐视社会动乱而不加以铁腕制止就会使整个社会蒙受灾难。要维持国民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统治者有时必须使用残酷的手段。他以汉尼拔为例,说明残酷无情的手段,使他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所以统治者对于残酷的恶名亦不应有所介意。第三,统治者“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韧不拔。”如果他给人们的感觉是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人们轻视。他必须做与其高贵的身份相适应的事物,绝对不能贪恋女色,不能与滑稽小丑在一起,更不能于婴儿嬉戏。第四,统治者还应该爱才惜才、近君子远小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的杰出人物给予荣誉。”同时鼓励公民们安居乐业。对于品格低下的献媚者,君主必须避开。因为献媚就其本质而言,基危险不亚于瘟疫。第五,统治者应该与民同乐,体验民情。在每年适当的时候,使人民欢度节目和赛会。经常会见各阶级各部族的代表,在保持威亚的同时,做出“廉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第六,统治者应该一言九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决断。如果朝令夕改,就会丧失人们对其决定的信赖。最后,统治者在信义问题上也要善于权变。尽管人们都希望统治者笃守信义,立身行事不使用阴谋诡计。但是由于人性是那么的恶劣,他们对统治者也不总是信守不渝。所以统治者也无需对他守信。特别是“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该遵守信义。”[page_break]

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心目中统治者应有的形象既令人爱戴又令人畏惧。那究竟是被人爱戴好还是被人畏惧好呢?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他又指出,一个统治者同时兼具这两者是很难的。如果两者必取其一,那么选择被人畏惧比选择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这是因为“人民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由于人性的恶劣,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便会将这条纽带一刀两断;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遭受绝不放弃的惩罚而始终保持着。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此,一个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于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的意志之上;应该选择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爱戴的形象。马基雅维里同时还指出,统治者在选择被人畏惧时,还必须努力避免招致人民的仇恨,这是他对付一切阴谋的主要法宝,“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稳坐江山了。”反之,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有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须提心吊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卫君主最坚强的堡垒,就是他自身不被人民所憎恨的政治形象。

三、政治传播的谋略

鉴于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和信息传播在树立君主形象,争取民心,沟通上下及协调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利益方面的作用,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传播的谋略也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总体而言,他对传播谋略的阐述,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进行的,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谋略就是政治谋略。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利用宗教情绪提高宣传效果。与中世纪经院学者的神权政治原则不同,马基雅维里不仅对宗教的真理性问题不感兴趣,而且坚决地反对宗教至上,反对世俗权力从于教会权力,并对罗马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正是罗马教会阻碍了意大利的统一,使世界衰退下去,成为坏蛋们的牺牲品。但是批判罗马教会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宗教。在他看来,对于国家、对于统治者而言,宗教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哪里有宗教,哪里就容易确立纪律,哪里就容易维持秩序。只不过,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上,应该是教会服从国家,教权服从王权,教会和宗教应该成为国家政权手中的工具。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应该充分地利用宗教,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因为信奉宗教的人往往易于管理。如果在宣传过程中也利用人们的宗教情绪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马基雅维里在研究古罗马历史时,发现了古罗马人的一个重大秘密,即利用宗教“来激励——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恐吓——普通大众,劝导他们宁可选择他们的共同的幸福,而不要斤斤计较于其他的利益。”对于罗马统治者以宗教在群众中唤起恐惧心理的做法,其印象尤为深刻。他认为这种宗教感情,不仅能鼓舞人民,使人们保持善良,使坏人羞耻,而且能培养其绝对服从的品德,宣传家、统治者如果弃之不用是不明智的。

第二,暴力配合宣传。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说服人民,恳求他们的支持;二是使用强迫的、暴力的方法使他们服从。在他看来,由于人性的原因,第一种方法很难奏效。只有把这两种方法配合起来,即以武力强制的手段配合说服。他坚信强权即公理,因而赞赏汉尼拔的做法,因为后者认识到有必需靠他个人的围岩把恐惧灌输到他的军队中去,威吓他们不另作选择,从而保持队伍的统一、肃静和绝对服从。他从历史上看到,“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而建议统治者,当人们不再信仰、不再服从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使不信仰的人信仰,使不服从的人服从,使曾经信仰的人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但是,马基雅维里又提醒统治者,对暴力、残酷手段的利用,应该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只有在维护自己安全所必需,并且能为臣民谋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如果满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手段,不仅对于宣传无益,就是统治者本身的地位也难以确保。[page_break]

第三,口是心非,伪装骗人。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面对他的臣民,该不该守信义,应该讲真话还是应该讲假话,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做对他有利。如果讲真话、守信用有利,自然守信诚实;反之,他完全有理由不守信用,进行欺骗。他主张,君主不仅必须善于骗人,“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而且还要善于为其背信弃义的行为涂脂抹粉。这种蒙蔽视听、口是心扉、谎话连篇的本领,可以说是任何君主成功的主要武器。他以亚历山大六世为例,说明任何一个想要欺骗人的统治者总是可以找到某些甘愿上当受骗的人: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其他任何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其他任何事情。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这种欺骗的实践何以能够成功?马基雅维里提出了两个与众不同的理由,一是大多数人头脑简单,易于自我欺骗,且受到当前需要的支配,所以他们通常是毫无批判地从表面价值来看待事物。二是君主的行为受到政治权威的保护,加上君主与人民的隔离,人民观察君主只能得到他的“表面现象”,很少人能知道他的真实面目。对此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

第四,信息传播要适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根据马基雅维里发展的历史观,历史不是凝固不变的,时代与世事永远不停地在变化着。由于世事复杂、变幻莫测,政治家的性格、治国方法及宣传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此那些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统治者必然会时而遇到好运气,时而遇到坏运气。马基雅维里建议政治家与时共进,随着时代的时世而改变自己的性格,改变自己行事的方式,改变自己宣传的内容和形式,真正做到“知时势而通权变,”只有这样才能将“命运永远掌握在他手中,”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第五,利用历史进行道德训戒,报喜不报忧。如前所述,马基雅维里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深信历史著作应该向人民灌输道德精神,用最详明的方式传达最有益的道德训戒。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史料进行精心的挑选和组织,选择组织那些看起来“值得记录的部分”,以便显示出强有力的道德教诲力量。他认为,那些值得记录的东西,应该是我们祖先的最好的成就和伟大的实际。通过它不但能帮助人们回顾美好的时代,增强民族自豪感,而且还能鼓舞人民模仿他们的光荣事迹。对于这些能激起人们雄心壮志的历史事迹,政治家应该而且必须加以充分利用。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伟大事件,也应该成为道德训戒的教材。特别是统治者的某些善行及良好的道德品质,要加大宣传。如果这些美德善举不能见知于人,统治者就难以避免与此相反的恶名。至于统治者的贪婪虚伪、兽性发作、背信弃义,则应该尽力掩饰,不让人民知道。这种隐恶扬善的策略与古代东西方各国专制君主之所为实出一辙。

第六,旗帜鲜明,不含糊其词。在意见必然分歧的现实环境,在对立双方尖锐冲突中,政治家是应该观望中立,还是公开表态,直接地参与其中?历来是人们争论的重要课题。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应该公开表态并且支持其中的一方,成为其真正的朋友,这样有利于他获得别人的尊重。反之,如果采取滑头的骑墙的态度,置身事外,则不仅不能赢得真正的朋友,而且还会增加更多的敌人。

第七,不断地树立新的敌人,干大事,吸引人民的注意。政治家要想获得世人的尊重,树立自己伟大的形象,就必须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既可以是攻城掠地,也可以是改革内政。前者要求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新的敌人,并且找出种种理由,然后一个一个地加以制服,这样他才能凭借着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后者则在于他能非使自己治理的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这样一来,人们的注意力全被集中于君主所干的大事,君主成了社会权力的中心,其伟大的形象自然就会树立起来。[page_break]

马基雅维里的传播谋略直接服务于一个目的,既树立政治形象,争取人民的友谊理解和支持,强化统治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在论述这些谋略原则时,其不受道德约束的功利意识表露无遗。在他的心目中,充满了技术,而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目的总将证明手段正确。与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政治家大相径庭。他们都坚持,不但目的应该是高尚的,而且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手段的目的应该一致。马基雅维里则主张,目的是唯一的,手段是从属于目的的;只要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同样,不论是什么手段,只要能答到目的,也都是好的,不能因为手段的恶而影响目的的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的差异,在马基雅维里的谋略库中,杂生着善与恶的诸多手段,而这些手段由于切中人性,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有助于实现政治家的目的的。

四、结论

以上我们从人性与政治、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政治形象及政治传播谋略等四个方面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播思想进行了简要的勾画。这一思想建构于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是他用人的眼光观察政治现象和传播现象的成果。站在今天心理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之于近现代政治传播的具体实践,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播思想既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又有鲜明的非道德主义和反人民的色彩。所谓科学依据是指他在一定的程序上揭示了传播系统的沟通上下、争取民心、道德教化方面的作用,他建议君主要加强对信息传播活动的控制和利用,但又同时提醒统治者表现出一定的气度和胸怀,广纳忠言,容忍不同的意见。他十分重视政治家的形象问题,并对决定形象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形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目的的实现与否。特别是对传播谋略,马基雅维里着力尤深,他建议统治者利用宗教,煽动人们的恐惧心理,以暴力配合宣传,制造谎言,随时变化,报喜不报忧等,表明了他对宣传对象心理的深刻把握。另方面,马基雅维里又表现出明显的非道德主义倾向和反人民性。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只有目的和手段,只有技术。他相信目的会证明手段的正确,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还坚持人性恶的理论,信奉英雄历史观,轻视普通民众的智慧和改变历史的能量,认为人民知识浅陋,缺乏理性和鉴别能力,容易陷于自我欺骗和被他人欺骗。他崇拜权力,主张将武力和说服结合起来。他建议统治者模仿狮子和狐狸,大胆地利用“兽性”。这些观点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从传播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轨迹来看,马基雅维里可以说是介乎柏拉图与希特勒之间的中间环节。在他的观念中,既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影响又可看到希特勒的影子。三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如他们都信奉英雄史观,鄙视人民大众;他们都崇拜权力、力量,主张将强制与说服结合起来;他们都承认宣传、传播、说服的作用与影响,主张绝对地掌握控制信息传播系统;在传播策略方面,都主张利用情绪,因时制宜,无中生有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柏拉图总的来说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捉学家、伦理学家、思想主义者,他比较偏重于信息传道德教化、塑造人性的功能,其表达自成体系,具有较强的神秘性和理论色彩。希特勒则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极端现实、极端功利、崇拜力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其表述浅显,理论性不足。马基雅维里则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又有现实主义色彩,表现为柏拉图与希特勒之间的过渡。三者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多种因素,一是时代、环境的不同,信息传播发展水准的差别;二是思想家角色的不同,柏拉图是纯粹的学者,希特勒是政治统治者,而马基雅维里则是半学者半政治家式的人物。

时至今日,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播观念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政治家的形象设计、选举宣传,集权国家新闻媒介管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宣传战略等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教益。其揭示的船舶原理和策略原则,对于我们的宣传实践也应该有所启发,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其中的糟粕部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在吸取精华时把糟粕也一并接受了。[page_break]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128页。

(2)1953年12月1日马基雅维里政F.弗郎切斯科的信。转引自《君主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0年7月版。

(3)(意大利)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12页。

(4)同(3),114页。

(5)(意大利)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08页。

(6)(英国)昆廷.斯金那著,王锐生、张阳译:《马基雅维里》,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115—116页。

第6篇

[关键词]新经济;管理理念;速度;知识;创新

进入21世纪,无论是基本的价值观念,还是具体的行为准则,新经济时代的组织运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工业经济中传统的组织运作模式,它对我们现在企业的生产方式、经营管理乃至领导决策与活动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经济时代激烈的竞争,呼唤企业要不断进行管理变革和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

一、培育重视速度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而新经济正在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其变革速度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随着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速度将取代成本和价格,成为企业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时间是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整个互联网的竞争思路就是追求速度和效率。一个公司的成败取决于他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这就意味着“速度就是一切”。一些国际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十分强调速度和效率,并形成强大的文化氛围,暂且称为速度文化。新经济时代,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但要比“谁能创新”,还要比“谁创新得最快”,创新最快的企业就可以迅速地占领市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新技术的第一个拥有者,也往往是该市场的成功者和领导者。不但要比“创新的速度”,还要比“推向市场的速度”,即产品上市速度,这是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关键。因此,培育重视速度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成为企业组织的当务之急。

速度强调的是使用数字化工具改造组织旧有的管理和运行流程,或创造崭新的管理和运行流程。在速度制胜的时代,惟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创建面对持续变化环境的企业运作模式。持续变化环境的企业运作模式应考虑:预备、射击、再瞄准,即不要再花费时间制定详细计划,只要确定一套指导行动的基本规则后迅速付诸实施,从而将不能制胜的规则淘汰。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志是企业的生存能力、应变能力,而最终将是随时间推移不断改造企业的能力。在新经济时代,重要的是营造出充分发挥知识和智能效率的组织氛围,在快速变动的竞争环境中为员工提供最快的反应机制,让员工充分发挥潜力,主动把握在不断流动的信息中透露出的商机。

二、必须把“以人为本”的管理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企业的各项目标都是由全体职工的活动来实现的。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积极、最具创造性的要素。跨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消费者地位的提升等使得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企业如何应付这一不确定性的环境挑战?许多企业管理的研究者与实践者都把目光投向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能力是能够为人们共同感受到的智力资本,它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组织变革理论认为,有效的沟通是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组织内群体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能否有效地整合和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是衡量组织有效性的标准,从而将研究的焦点指向了组织内的人。人是企业能对自身进行变革以适应环境变化的惟一动力。因此,企业的一切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把人的潜力发挥出来,使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由于人的知识和能力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需求也日益要求得到尊重和鼓励。因而,必须加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价值观成为管理理念的核心是管理革命的鲜明特征。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企业管理才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以人为本”的内涵十分丰富。在新经济时代,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主人。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十分重视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真正做到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实行民主参与管理。在企业中要强调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管理者要在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探索人类行为的规律,提倡善于用人,认真对待人力资源开发的观念,要从效益观(抓技术效益,增加经济效益)、道德观(抓职业道德,强化管理)转到核心观(抓员工智力开发和能力建设,从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将上述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勇于进取,不断学习,永远保持创新的观念和活力。企业要像经营产品一样去“经营”人才,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员工和创新的企业家,以应对新经济时代的挑战。

三、必须加快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信息是我国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中谋求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有序性、有效性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就是其内部以及内部与环境之间能够进行适时、充分的信息交流。有效的管理,要以一定要求的信息为基础,管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是计划——执行——调控——再计划——再执行——再调控的反复循环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离不开信息的收集、加工、传递、共享和利用,而信息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管理决策者的推动。

信息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化不仅从全方位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而且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源泉,可以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风险,克服企业创新发展中的障碍。在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的网络已经成为连接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的主要桥梁,是不可替代的经济增长之源。企业离不开信息,其创造潜力的释放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自身的信息化程度。同时,我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所积累下来的巨大资产存量,能否通过信息化改造在不断增值中谋求创新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致力于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才能找到不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现代企业必须把对信息的开发和管理提升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

四、加强知识管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管理是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中,管理者在知识分享的文化氛围中运用现代技术,通过员工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对组织内所拥有的知识和组织外部各种知识的利用和管理,以提高组织创造价值的能力的一种手段和过程。它以知识管理为中心,旨在通过知识的获取、共享和应用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反应能力。实施知识管理的目的是加快知识创新的速度和提高知识创新力度,以形成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保持企业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体现出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现代企业必须加强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能为企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首先,知识管理为实现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寻找新途径。未来的知识创新和传播速度将越来越快,当知识量增多时,对知识降低、抑制甚至会阻碍企业创新和知识量的增加。据统计,隐性知识大约占知识总量的90%,经过编码的知识所占比例不足10%。因此,能否发掘企业中隐含的知识,充分发挥这些知识的作用,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知识管理有助于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行处理,并把这些知识用一种适合于用户和商业环境的方式表现出来。知识管理应当将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恰当的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

其次,知识管理让企业从学习中获得竞争优势。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拥有新知识和创造力的员工,知识管理注重激发员工的学习精神。成功的知识管理将加快员工的学习过程,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使员工的再教育成为企业的一种日常活动。实施知识管理,让员工形成“边干边学,在干中学”的终身学习机制,即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创造性思维能力而适应起来的一种有机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模式。

五、建立全球化供应链管理,以合作求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往那种企业与企业之间单打独斗的竞争模式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协同商务、协同竞争和双赢原则为商业运作模式的,由消费者、供应商、研发中心、制造商、经销商和服务商等合作伙伴组成的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或者是一个跨国集团和一个跨国集团的竞争。适应这种模式,供应链管理愈来愈向全球化发展。

供应链是指由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组成的链状结构、通道或网络。一个企业所参与的供应链规模越大,运作效率就越高,那么,这个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就越强。全球供应链管理就是要求企业以全球化的观念,将供应链的系统延伸至整个世界范围。在全面、迅速地了解世界各地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同时,对其进行计划、协调、操作、控制和优化。在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与其供应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核心企业与其销售商乃至最终消费者之间,依靠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撑,实现供应链的一体化和快速反应运作,达到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协调通畅,以满足全球消费者需求,从而达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目的。

在新经济时代,全球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实施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各组织传统观念的阻力,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实施供应链的关键。一方面树立全球化的思想,放开经营视野,以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另一方面培养协作精神,建立“双赢”思想,全球化供应链管理是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企业要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把握核心优势,乐于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共同承担利益和风险,在合作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和信息共享机制,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供应链企业相互封锁的弊端。

六、要把拥有一流的创新理念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的强化,并逐渐升华成一种社会思维和行动的理念。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经营最基本的要诀就是不断创新,企业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创新。企业要不断发展,就要拥有一流的创新理念。创新变成了组织的生命源泉,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成功者往往是那些大胆创造、不畏风险、勇于挑战规则的勇敢者。现代型的组织应该是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充满着创新意识和规则,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面对明天市场的不确定性。

首先,企业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企业要十分重视“危机意识”的作用来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要将主要精力用于组织的研发设计,保持对市场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和研发设计能力。以保持其产品和技术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以技术创新制造“危机”,为企业营造气氛以激发员工的活力。创新源泉在于激活人才。为适应新经济时代竞争,加速高科技发展,世界顶尖企业纷纷建立了企业内部人才激励机制。其中的“终身教育”、人才破格任用、广泛网罗科技人才等制度与措施,都有利于提高人才水平及数量的增加,使人才脱颖而出。改进分配和奖励制度,以更加促进人才效益的发挥。美国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员工报酬比一般企业高出73%,科技人才收入更丰。由于激活人才,大大推进了高科技发展。在美国经济增长中,高科技产业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以上。

第7篇

论文摘要: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来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调整势在必行。理念是行动的指导,实现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当前城市政府最需要确立的是管理理念,依此为基点实现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型。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的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较之传统体制下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以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管理。城市政府的行为特征必须符合体制变迁的要求,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然而,我国城市政府的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公共管理提出的要求。现有城市政府公共行政体制存在以下不足:

1.1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

城市政府需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轨道来运作,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少行政命令固有的不确定、难持续、不对称等特性可能导致的问题。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匾乏。一些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管理目标所没有的内容,为谋取自身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另立一套、自行其是。特别是当公共利益本身与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有所冲突时,他们就会钻政策的空子,甚至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直到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管理的失败。最近十多年里,城市政府行为开始实现法制化,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位,使各级政府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的问题。政府传统行之有效的手段,有些正在逐渐失效,而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所具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公共问题的手段,才刚刚开始发育、未能成熟起来,难以有效控制和解决公共问题。过去的行政命令机制有用,但失去了部分效用,现在的依法行政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不健全,各方面法制意识又差,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1.2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政府部门如不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就会填补“信息真空”.从而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

在一个开放和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甚至不告诉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和未知的复杂,政府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责怪政府,但公众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

1.3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不足

公共卫生体系发展不健全,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导致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严重滞后。加上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疗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各样歧视性的规定,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现行制度安排之外。重新检查和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城市医疗卫生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居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进而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增强和提高全民体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城市政府有责任也必须提供足够的财政力量去履行这项责任。同时,政府在这个领域上要帮助贫困的人。疾病预防是投人少产出大的措施。但这种投人因为很难看到显象的效果,往往容易被忽视。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提倡有偿服务,靠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导致工作重点转向创收服务。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应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花大力气在事先防范、而不是病后医疗的盈利上。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医疗和卫生体系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必须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

2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趋向

从以上分析来看,为了适应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调整势在必行。理念是行动的指导,实现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当前政府最需要确立的是下述管理理念。

2.i从“全面控制社会”向“对社会实行公共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城市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对经济、社会和私人生活领域实行高度控制,造成政府行为的严重失范,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城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城市社会实行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政府角色定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不提供私人产品,而由市场和社会提供,不干预私人领域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不替代市场、不替代社会、不替代企业。那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组织无权管、无法管、管不了、不好管和管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如法律与秩序、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环境保护等,才是政府应该管和必须管好的事情。

2.2从“经济建设单中心“向“经济杜会发展多中心“转变

城市发展以前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城市官员中,逐渐演变成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则演变成了任何简单的增长都是硬道理,从而出现各种偏差,包括为吸引投资不惜手段这样的事情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社会一定要统筹协调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有第二、第三等等。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社会环境建设落在后面,二者关系失调,城市发展必须寻求他们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2.3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

传统的城市政府管理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导致行政权力支配一切,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削弱了人民应有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政府职能发生严重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一个人民的政府,各级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而不是对上级的面子和喜好负责。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通过让人民参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使他们成为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人,使城市全体成员的政治平等真正成为可能。排斥公民的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就会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就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出现寻租等权力腐败现象。通过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就会将长期以来官管民的官本位管理模式转化为民管官的民本位管理模式,通过切实的民主监督,使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能够树立社会主义的权力观,使政府真正关心民众疾苦。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也是政府能够搞好公共管理的基础。城市政府应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并为其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满意度应成为衡量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为此,政府应通过为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更好的贴近人民群众,更及时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2.4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贵任政府”转变

城市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办是过去的通病,城市政府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现。人民排除在决策圈外,即使决策失误,城市政府也不负责任,责任追究制度缺损。

城市公共管理执行主体都是承担一定行政角色的国家公务员。经法定程序进人行政体系中的公务人员,一经确立行政职务关系,必须履行职务,不失职;必须遵循权限,不越权;必须符合法定目标,不;必须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因此,必须建立与职位、职务、职权相一致的公共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现行的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缺乏责任追究制度。首先,管理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其次,管理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其三,考核的结果缺乏必要的奖惩措施。这样,公共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政策歪曲、政策截留甚至政策抗拒等现象。导致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偏差行为难以得到制止和及时纠正。因此,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管理过程及时地跟踪评估,强化监督控制;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要追究其责任。

现代城市政府应该是有限责任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是负有责任的行政主体。将政府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也是保证政府有效地实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法宝。因此,必须对政府行为立法,明确规定政府施政行为的一般原则。使政府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使各级政府官员以法自律,避免和减少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在对政府行为立法的同时,建立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并保证监督机制的相对独立性,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城市政府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2.5从“内部操作”向“透明管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喜欢和习惯于一切靠红头文件办事,但红头文件不是一般产生于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其结果主观随意性较大,往往脱离实际,造成决策失误。公共管理必然对城市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当前,许多城市政府在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开设了“政府公报”、“政府信息”、“政府法规”等窗口栏目。但城市政府还应当继续增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这样做:①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②确保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的信息获取权,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策认同感,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受、支持和执行该项政策,进而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施政。③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增强管理的透明度,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机会最小化,与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通过从群众中获得智惹,提高自身行政能力,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使公共权力不仅仅在权力制约机制内得到监督,而且也能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制约,从源头上杜绝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等权力腐败现象。

2.6从’.政府管理不计成本”向“精心计算成本”转变

低效率,高成本,是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管理中的一大通病。政府的开支取之于民,在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成本核算问题,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收益,达到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效益的最大化。高效的政府即廉价的政府。廉价的政府就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定会得到人民拥护。在危机时期,我们承认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忘记政府始终是社会的工具。我们考核这个政府是否称职,不仅要看它是否带领人民渡过危机,还要看它是否以更低的代价。要达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一方面,政府应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形式主义,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廉洁从政,树立起自己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共权威,防止权威的流失,使得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效能。

2.7从“只重视对公共部门投入”向“注重目标绩效管理”转变政府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往往注重投入而忽视结果,造成严重的浪费。许多公共部门年复一年的投人,结果成效甚微。而政府对那些投人越多,收效越差的部门,反而加大了进一步的投人,形成了更大的浪费。现在,政府必须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要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既要注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问题,又要考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资源配置不当,就无法实现公共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政府要用市场上相对最低的成本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最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8从“常规管理”向‘.创新管理”转变

长期以来,城市政府按照常规办事,例行公事,陷人消极被动地应付日常事务的圈子里。在公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必须实行创新式的公共管理。创新是政府公共管理的灵魂。今天,网络政府、电子政府、学习型政府等提法,就是创新的结果和对政府创新的要求。公共管理创新与重塑政府的实际成效与管理者的知识创新水平密切相关。公共管理创新的实质和关键是培养和发挥管理主体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人们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管理是系统工程,主要有:(1)政府组织创新,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的广泛应用,促使政府组织机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所谓扁平化政府组织结构,是按照公共管理事务流程划分部门并调整组织结构,减少因中间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的上下信息沟通失真和信息反馈迟缓等弊端。(2)政府体制创新,要完善和实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职位工资制度等。(3)政府预算制度的创新,政府的预算不再以惯例和权力为标准,而以公众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为导向。(4)政府文化的创新,要形成廉洁奉公、高效实干、绩效导向、勇于竞争的文化氛围,以良好的政府文化激励人和塑造人。

3结论

第8篇

一、法治成为统治者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

(一)法律权威不足,尚未在社会中形成法律至上的意识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但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没有形成对法律信任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大于法、权大于法的问题还很突出。无论对于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中都尚未养成对法律的信仰,形成法律至上意识。本来,现行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认真贯彻执行我国宪法和法律对统治者整体及老百姓来讲是应当的,也没有任何害处。但现实的问题是:从形式上看,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法律完成的。而事实上法律实施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既有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得到严肃对待和有效实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法律实施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所有法律部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立法不少,执法不好”,“立法如林,执法无人”,“经济要上,法律要让”等等,这些都成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状况不佳的真实写照。此外,对权力拥有者个人而言,依照法律行事会带来权力行使的不便。因为有规则和程序的约束,权力行使的任意性受到了遏制。于是权力拥有者根据有利于自身和本部门情形,或不认真执行法律或选择性执法司法,这种无视法律权威状况和以及不断漫延的腐败,已经引起人们普遍不满,统治的合法性已受到质疑。对老百姓而言,由于管理者不认真执行法律、选择性执法,导致老百姓信法、依法的意识还很淡薄,遇到问题或权益受到侵犯,首要的不是依法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权益;更多想到的还是找关系、找领导,或者是向政府部门投诉,如果未获得理想中的回应,就会采用一些过激的方式,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扩大影响,以赢得大众的支持,最终引起领导层的注意来解决问题。总之,在中国,法律因为被政治、道德等所绑架而没有了权威性,法律成为“参考”的对象,法治成了可用可弃的工具。

(二)权大于法的观念依然盛行

与法律权威不足相伴随的就是权大于法。虽然近30年,中国人如何实现法治一直进行积极的探索,一直在批判权大于法的理念与做法,然而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使然,权大于法的观念是根深蒂固。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宣扬法治,宣扬依法治国,但在法治实践中,权力拥有者奉行实用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采用法治的边缘意义而非其核心意义。在学界法治的含义比较清楚,如“讲究程序、限制权力、依法办事、法律至上”等,但我们一边宣扬“依法治国”,一边又不断倡导以德治国,推行突破规则和程序的能动司法,要求在司法领域做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法治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标签,但依然抵挡不了历史惯性使然所奉行的权大于法的观念。权力行使的法定性与程序化,还只是在部分领域得以了落实。这说明法律在权力面前依然没有挺直腰,也说明法律没有权威,没有形成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意识。

(三)法治没有发挥制约权力的作用,反而沦落为权力的附属

社会秩序需要权力的介入,为使社会和谐有序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换句话说,要发挥法律约束和限制权力的作用。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和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也就是说,法治的核心意义是约束和限制权力。现行宪法在序言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且对各国家机关的权限和职责都专章做了规定,这已比较接近法治的限权意义。但由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引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因而人们在骨子里还是不太愿意接受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很多人对法治的限权意义还很较难接受。权力的拥有者只愿意接受以管理为核心的法治,更关注法治的监控功能,认为法律就是用来管理老百姓的。这种状况使得法律成为权力拥有者滥用权力、违法行使权力的工具,权力拥有者以行使法律的名义实现其权力效益的最大化。如有权的职能部门都存在较为严重寻租现象的现状说明了法律没有发挥限制权力的功能,反而沦为滥用权力的附属与帮凶。

二、缺少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

严格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人们普遍对于法律的刚性认识不足,执法者在执行过程中也过于灵活,普通老百姓也认为那些坚守法律规则的人是机械、迂腐的,不值效仿。在现实中,不守法律的举动连获成功,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也被认为很有面子,这激励了更多不遵守法律的行为。这正是人们不愿意依法办事、真心信仰法治的思想根源。比如: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并不是无法可依,也不能说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完全不知法,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不按法律办事。学者童之伟指出:“许多的公权力组织处理事务的原则基本上是这样:法律的规定于己有利,能够约束普通百姓,就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规定有利于公民,自己的行为受到了相关法律条款的限制,就把法律丢到一边。公权力组织最为恶劣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不走任何法律程序,任意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虽然童先生的说法有失偏颇,但也有现实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权力拥有者选择性执法,只选择一些与有利于自己行使权力、可以罚款等相关的法律执行,而那些涉及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执行力度较差;还有的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这使得本来可以预防和化解的矛盾酿成了大问题,酿成,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比如说:在罚款方面,前不久有新闻报道,河南新郑的餐馆老板因使用了从郑州带回的食盐,被当地盐业部门罚款200元。这样的罚款处罚就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滥用权力。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是如此,虽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严禁那些可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且环境评估不达标的项目上马筹建,但有的地方政府不执行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只要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能够拉动当地的GDP,而不管其是否污染环境,对老百姓的健康有无损害,甚至不顾老百姓的反对,都允许他们通过审批,上马筹建;这让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在个别地方甚至酿成了,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于那些已成为“污染大户”的老项目、老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为保财政收入,对他们的排污污染环境的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要求受损害的老百姓要顾全大局,为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牺牲。

三、权利臣服于权力,权利的范围不断缩小

与权力不断扩张相伴随的就是公民的权利就受到挤压,权利的范围不断缩小。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权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权力是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它分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大类。狭义的权力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据此理解,权力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影响力和强制力。进一步分析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如前述的狭义的权力,即国家权力,如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享有了某种权力,如某行政机关首长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决策本机关事务。权利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为满足其特定的利益而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权能是指权利能够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利益则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在现实中它表现为享有权利的公民有权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概而言之,权力与职权相连,权利是指公民的权能和利益。现代国家都在宪法明定“属于人民”,并将人民具化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以限制国家权力的方式,保障公民权利。可以说,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是法治的标准之一。但是目前的现状是,权利臣服于权力,权利的范围不断缩小。如:国务院于2011年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令禁止各种形式的暴力拆迁。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执行力,保证某些项目顺利进行,仍然违法强拆、暴力拆迁,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出现强拆中老百姓人身伤亡的悲剧。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9年通过了《食品安全法》,明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税收、保地方财政收入,对于本区域内的食品生产企业违规操作疏于监管,甚至还帮助违规企业隐匿、甚至打击消费者的揭发举报行为。正如季卫东先生所指出“法律的光芒给长官的霸气所淹没,权利在国民的隐忍中委身于强权,法治成了现代叶公所好之龙”。根据我国目前“权大于法”的现实情况,法治建设中需对权力绝对化进行矫正,限制公权力任意行使,保障公民权利,提升权利话语。但需注意的是,提升权利话语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提倡权利的绝对化,而是要把权利放置到合理的位置。无论是权利的绝对化还是权力的绝对化都不可能在权力和权利之间建立平衡关系,也不利于法治建设,更不利于社会稳定。四、追求实质正义的思路和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法治”虽被认为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概念,但其在内容上的界定上却未曾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法治”就像“正义”那样,拥有一张普洛透斯般变幻多端的脸庞。但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应无异议,即“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是与人治不同的治国理念”。学界普遍认为,法治包括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是法治社会的首要维度或者说是基本形式。它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它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依据相同的一般规则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二是法律系统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至上性,即法律的适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有权者意志等因素所左右,即要求法律具有体系的一致性、普遍性、公开性、明确性、不溯及既往,以及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司法独立等等。换言之,形式意义的法治观要求公正无偏私和前后一致地执行法律,而不管法律的实质内容如何。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等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