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摘要】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观。基于此前提，本文围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对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看法。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策略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承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3］吴易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4）.
（本栏目特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塔娜博士主持）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法国民族问题及政策对我国的经验借鉴与思考/曹慧//贵州民族研究，-2016，（10）.40～43
“国家―社会”视阈中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历史逻辑、边界重构与机制创新/和思鹏//贵州民族研究，-2016，（10）.56～60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周竞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3～17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体会/虎有泽，马云龙//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20～24
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调整策略分析：详论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陆平辉，杜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8～25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张英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43～49
论陆疆治理中政协的功能/马宇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0～16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邓新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8～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参与研究/周保垒//贵州民族研究，-2016，（9）.8～11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依据与逻辑基础/王虎，王磊//贵州民族研究，-2016，（10）.61～65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朱碧波//思想战线，-2016，（6）.41～46
社会建设“新常态”与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党秀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9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王文光，杨琼珍//思想战线，-2016，（6）.1～7
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管彦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
我国民族关系现状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7341份问卷的实证检验/宁亚芳//贵州民族研究，-2016，（8）.6～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政策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七/包桂芹，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石：民族平等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八/卫松，杨昌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5～7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重点领域：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九/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8～13
新常态下做好民族工作要坚持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董强，盖守丽，金炳镐//贵州民族研究，-2016，（9）.1～7
新疆文化维稳：理论依据、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孟红松，戚甫娟，吴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7～21
应对“伊斯兰国”中亚扩张的国际机制探析/周意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2～30
二、理论研究
“不能共则不能和”：晚清康有为的国家建构论与政体论/章永乐//思想战线，-2016，（6）.55～63
创建“江村学”之再思考/刘豪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9～13
“非遗”中的互为主体与人类学的社会担当/纳日碧力戈，胡展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24～29
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江村合作经济的变迁/王俊敏，王晓琳//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14～24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梁君健，雷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35～42
民族学如何进步/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23
斯巴苯教概念与内涵辨析/杨黎浩//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1～29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吴芳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1～35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雷亮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28～34
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维度综述/罗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39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边疆民族和谐关系建构中的小调适与大变迁：基于佤族猎人头习俗终结的历史考察/方天建//广西民族研究，-2016，（5）.69～76
布努瑶密洛陀史诗的活态传承与文化自觉/覃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0～12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及保障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9）.60～63
传承人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吐鲁番市传承人为个案/田振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汪锋//思想战线，-2016，（6）.93～102
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消亡研究/罗彬彬//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2～105
端午的文化传承：凤舟竞渡与女性参与/陈华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凤翔泥塑传承脉络分析/岳瑾//贵州民族研究，-2016，（7）.77～81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陈富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56～61
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土地神祭祀的比较研究/[法]马伯乐，著，胡锐，译、注//广西民族研究，-2016，（5）.53～58
广西金秀盘瑶巫医的文化变迁：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政策导向/兰洋，黄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58～64
贵州喀斯特墓葬文化的特征及其现代孑遗/严奇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8～112
贵州松桃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探析/秦建星//贵州民族研究，-2016，（7）.98～101
“国家在场”下湘西苗族文化的调适策略与现实启示：基于口述史的研究/崔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57～62
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王清华//云南社会科学，-2016，（6）.84～88
赫哲族桦树皮造物的历史流变与价值开发/雷鸣，李丽//贵州民族研究，-2016，（8）.130～133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互动发展研究/李学文，王丽萍//贵州民族研究，-2016，（10）.89～94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与传说/李牧//民俗研究，-2016，（6）.135～146
华夏与夷狄：关于女真族形象的文化想象/阮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89～96
黎族传统织锦的文化价值及现代传承/常艳//贵州民族研究，-2016，（8）.71～74
“礼俗互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赵世瑜，李松，刘铁梁//民俗研究，-2016，（6）.5～13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祝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8～55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韩立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33～137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王文光，江也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2～47
论土家族梯玛信仰的衰退与“复兴”：基于公共机制变迁的考察/刘伦文，张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9～24
“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考释：兼论明清土家族土司地区的人口流动/莫代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5～39
蒙古族长调音乐的文化构成透视/吴静寅//贵州民族研究，-2016，（8）.90～93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石硕//思想战线，-2016，（6）.8～14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张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44～150
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关系亲密融洽的云南经验/郭家骥//云南社会科学，-2016，（6）.73～77
民族文化重构中“知识书写”及其超越性的人类学研究：以青海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常海燕，满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89～93
民族音乐学视角下对陕、甘、宁地区回族民歌的研究/于力音，刘洋//贵州民族研究，-2016，（10）.119～122
明末清初鄂西土司的家国认同与族群利益：以易代之际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为中心的考察/赵秀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25～32
明清以来麻城民间家训研究/周国林，周文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94～102
墨西哥恰帕斯州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兼论海外华人研究的他者化/张青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吴国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70～78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吴欣//民俗研究，-2016，（6）.31～39
宁夏女性婚姻状况、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化/乔光莉，邓春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1
糯的神性与象征性探迹：以西南民族为例/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97～104
迁徙、认同与饮食：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及清真餐饮业/马海龙//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43～46
迁徙、延续与我群意识建构：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穆斯林研究/于嘉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嬗变与坚守：热贡绘画唐卡中“模件化”现象的人类学阐释/王星星，覃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0～75
少数民族古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研究：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仝晓晓，褚兴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71～75
少数民族剪纸文化中的美术内涵/林崇华，厉戟，王晓华//贵州民族研究，-2016，（7）.72～76
少数民族族际互动中的区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薛晓旭//贵州民族研究，-2016，（8）.94～97
少数民族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文化场域建构/段超，洪毅，孙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3～76
社会文化变迁对少得褡迕窦湟衾值挠跋旒坝Χ/王雯//贵州民族研究，-2016，（9）.100～103
社会资本与迁移距离：对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的实证分析/孔建勋，邓云斐//云南社会科学，-2016，（6）.140～144
社区影像在云南的实践/章忠云//云南社会科学，-2016，（6）.78～83
神话、礼化与商化：云南少数民族茶文化功能变迁探析/邓玉函，葛恒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16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王思亓//思想战线，-2016，（6）.15～20
生态、经济格局与乡村互动模式：对明清两湖移民社会的考察/吴雪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95～100
台湾无形文化资产登录、指定与补助现状/林茂贤//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5）.39～67
图们江文化长廊：图们江开发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朴今海，朴京花//贵州民族研究，-2016，（9）.89～95
土家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为例/汪海，金德谷//贵州民族研究，-2016，（8）.54～57
维吾尔族婚礼：类型、特征和多元化/田振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3～107
武陵山区崖葬的分布及族偬教/严奇岩，杨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65～70
西北地区城市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兰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调查/祁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4～58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李小静//贵州民族研究，-2016，（9）.56～59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研究/张锐//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6～109
新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民俗文化存续原因探析：以北部湾为例/何海龙，蒋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19～123
仪式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以湘西苗族“还傩愿”为例/乐之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1～34
彝族服饰图案中的艺术元素与服饰文化传承/王飞凯//贵州民族研究，-2016，（8）.67～70
浙西南畲族“还福”仪式研究/蓝希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6～130
制度、市场与文化：古茶树群落活态遗存研究/崔海洋，朱复明，高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2～9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黄桂秋//广西民族研究，-2016，（5）.85～92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裕固族的民间艺术研究/梁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62～69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和第七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综述/李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62～63
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评析/谭志满，刘双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5）.149～155
历史视角下党项人（7-13世纪）的渐变述论/郝振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十年变迁/董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76～81
关键词： 社会文化理论 最近发展区 支架式教学 活动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是由俄罗斯心理学家Lev Vygotsky提出的，其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占据重要位置。从社会文化理论来看，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Mitchell和Myles说：“意识和概念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来自于不同个体间的交互式的脑力现象，之后，这些个体才会逐渐形成他们的个人意识，而这种意识将会成为一种脑内现象。”而语言曾被看做是意识发展的基本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198）。
Vygotsky派的学者都认为学习是社会化的。Lantolf提出：“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非个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首先都表现于社会层面，接着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动和调控，才逐渐转变为人的脑内知识，为个人所熟知和运用。Wells认为，在学习者不断提高和掌握思维工具的同时，学习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开始尝试将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索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包含多个方面，而在这篇文章中，更强调的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以及“新手”和“专家”或者同水平学习者间的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主张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其次才是个人的行为。新的知识通常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活动而逐渐积累。而且，学习常被看做是一个由学习者本身或他人调控的过程。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学习者或孩子经由协作过程，被引入知识的学习。接着，知识经由社会化的调控最终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学习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例如集体讨论或集体解决问题等。因此，成功的学习可以被定义为“由协作式脑力活动转变为自发式脑内活动的过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发展区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ZPD）定义为：“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辈人的指导下所决定的具有潜力的更高级的发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发展区标记出由他人指导所完成的学习及自身独立完成的学习之间的距离。
根据上述定义，ZPD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即学习者未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指导下，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学习发生在ZPD，学习者将学的知识就不能太难，超出其能力范围，必须在学习者所能适应的范围内。这和Krashen的“输入假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输入假说理论”提出，给学习者输入的新信息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这样才能够被学习者吸收。然而，有学者指出，ZPD和“输入假说理论”有质的区别，ZPD更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而非内在因素。Swain和Lapkin说：“和‘输入假说理论’不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协作活动中产生的才是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在‘表现’外产生的，它发生在‘表现’当中。而且，学习是一种积累性的、自然发生的并且持续发生的行为。”（Swain，Lapkin 1998：321）这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ZPD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学习者的知识增长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识和ZPD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流”将两者联系起来——知识在ZPD内，通过不断的协作活动获得，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围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将会有更多更高级的新知识可以为学习者学习。
二、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支架式教学”定义为：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一个任务的学习过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单向过程。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这种教学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间，而是把它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范畴——即这种教学也存在于同龄人的相互协作中。“在ZPD的范围内学习，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师；只要有人在活动中相互协作，其中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学习，这种过程都可成为‘支架式教学’”（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协作，“支架式教学”也就存在。
而问题在于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受社会文化调控还是受自己调控），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导（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习者在适当的引导下，能够快速发现新知识的要点。而引导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识不会太难或太简单（Drury 2007：53）。Wood为“为什么需要给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当孩子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时，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削弱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导者（scaffolder）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困难的问题肢解为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小问题，降低新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学习者的发展潜力。“孩子们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所以他们选择、记忆和计划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没有别人引导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被这种不确定感所吞没”（Wood 1998：165）。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尤其是程度较低的学习者），他们就像是正在认识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够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据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学”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
2. 使问题简单化；
3. 保持学习者对目标不断追求；
4. 标记出已经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识间的差距；
5. 控制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沮丧情绪；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学习过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简单说来，“指引”（scaffold）某人学习，就将系统地将学习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学识的社会成员），让学习者在交互式活动中获得有效“指引”，并使学习发生在ZPD内。
三、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由Vygotsky派的学者A.N.Leontiev提出，他将活动定义在社会文化的范畴中，而互动、相互主体性及被“指引”的“表现”都会存在其中。他认为，一项活动必须包含主体、客体、行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让每个活动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动中的客体。当然，就算所有主体所面对的客体相同，他们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操作”则是指主体做出何种行为以达到客体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总体来说，活动就是由客体所引导的，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根据客体要求所制定的。
这些年来，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及“活动理论”）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二语学习中。因为语言是所有脑力行为的必需工具，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理论学家认为，孩子的早期语言学习是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如父母、看护人、同龄人等。通过这些活动，语言成了一种“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样的，二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用二语交流的活动，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语学习研究者将二语学习看成一个这样的过程：二语学习者将二语逐渐变成自身用来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学习母语时一样（Ortega 2009：220）。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也面临质疑。有学者认为，有的二语学习者就算不通过人际交流活动也能够达到很高的二语水平，而有的二语学习者尽管经常和将其要学习的二语作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二语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促进二语学习过程的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会文化活动。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个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对二语教学者及二语学习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Donato， R. and McCormick， D. E. （1994）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78，453-464.
[2]Drury， R. （2007） Young Bilingual Learners at Home and School：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 voices[M].Trent： Trentham Books.
[3]Lantolf， J. P. （2006）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pplied Linguistics[J].27， 717-728.
[4]Mtichell， R. and Myles， F. （2004）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M].2nd edn. London： Hodder Arnold.
[5]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London： Hodder Education.
[6]Swain， M. and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82，320-337.
[7]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关键词：人文社会学 新视角 体育人文 研究
1.人文社会学和体育的相互关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体育也越来越重要，也正是由于要满足社会和人类的需求而使得体育产生，随着人类和社会的不断变化体育也随之变化。而人们是组成社会中的一员，他离不开社会生活，与社会中的衣食住行都紧密相连。人类自身具备的社会属性、在社会发展中体育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了体育科学这个对社会人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科学，它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的特征性质。人是体育的承受对象，人和大自然是体育发展延伸的基础，而人与社会才是体育人文与运动发展的直接性与决定性因素。根据人的社会性这样方面来对体育进行研究，换句话说通过利用体育作为社会过程的研究对象，要具备与人的社会相适应的活动特点，也就是说从体育方面的实践上而言，是社会关系和体育活动的各种形式两者之间的统一；以体育近年来的发展角度而言，是自觉性和自发性两者之间、能动性和目的性两者之间的统一；通过以体育发展是社会机制方面研究，是主观性和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统一。通过在这些方面结合成一个统一体，组成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对体育进行研究的依据。社会发展是体育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对体育人文社会可续的研究过程中不但会涉及到体育实践的问题，还会与研究成果的增加以及社会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利用对体育科学社会功能了解，不仅能够认识到体育科学在科学体制中的重要性，还能够促进体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不断健全体育科学机制，了解体育科学哪些方面能够对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效果和意义。体育正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也决定了他在人文科学中的独特意义。
2.社会学过程论视角下的体育人文
在社会过程理论中主要所要强调的是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依靠的关系，它与微观经济学中所讲述了社会行为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与洪湖氨经济学中涉及的社会结构理论也是千差万别。通过仔细分析会得知，它已经打破了在过去人们对于社会学的理解，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社会学中的二元对立，并且它还试着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从而消除这种新旧矛盾的现象。它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中，人们不要过于重视在集体中的重要性和个体性，也不要过于侧重于社会性，而是要把握好尺度，通过分析研究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各种形态特点，这样不但能够通过社会来限制人类的活动或者是受到社会的影响，还能够使人们在于其他人相互接触和相互依赖的行为状态中找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将这个新的理论提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诺伯特・埃利亚斯。在社会学过程论的观点之下，对体育就会得到这样的启发。
3.社会学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体育人文
在微观社会学内容中包括了符号互动理论，它主要涉及到的内容是有关相对较小的比较具体实际的一些社会问题。在符号互动论中的主要看法是在社会这个整体中，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与需要与人沟通，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都是需要通过一些符号来实现的。事实上每一个符号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它代表着很多的信息，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在工作中，人们可以利用符号使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使得人们相互适应，达成一致并为之共同努力。这种社会学符号互动论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出生于美国的布鲁默。事实上，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心理暗示是影响体育的现场发挥、体育成绩的取得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工作年数不较多，工作经验丰富的体育教练来说，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是特点，在体育训练过程中除了要训练出一个体育技能精湛的运动员之外，在训练过程中还要为运动员灌输一些积极的思想，增强运动员的自信心，培养较好的心理素质，从而是他们在比赛中保持良好的心态，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取得良好的成绩。事实上，教练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体育培训是具有一定的道理的，这样能够让参赛运动员具有一颗必胜的心理，在赛场上始终胸有成竹，大脑中只有必胜的信念，不去考虑失败和后果。这样，在比赛中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胜利的几率才会更大。正因为这种没有顾虑的比赛，才能够使得动作、技能和战术都做到位。同时，在面对对手时，正因为运动员的自信心在气势上已经打败了对手，使得对手不断对自己产生怀疑的矛盾思想，从而在心理战术上取得胜利。正因为这种胸有成竹比赛态度和信念，才能够将教练与运动员以及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产生微妙的情绪变化，从而达到互动交流的目的。换句话说，追根究底这就是源于社会中人们的社会交流。
4.社会学结构功能论视角下的体育人文
第一，社会学在结构功能方面来看，通过相互联系的很多部分结合而成来一个有机的社会体，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是=在社会中占有其重要的地位，组成社会的这各个部分、社会整个与组成各部分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补充、相互影响。为了有效维护社会的生活秩序，保持社会整体的稳定性，首先就要保证社会要意见保持一致并具有统一的价值观。通过社会结构功能理论的观点得知体育也是组成社会的一个部分，在社会整个上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很多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学家曾经说过体育运动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具有较高的价值性和社会性的一种运动，它不但对社会人员具有积极的作用，还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正面力量。除此之外，体育在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社会学结构功能论的方面来说，体育在社会整合力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体育能够将社会成员的潜在并且不叫分散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体制。由于在整个社会中，人们的性别、种族、年龄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且人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环境都很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往往会因为对某一个颇负盛名的运动学家、体育明星产生兴趣或者如痴如狂，使得这些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产生了浓厚的亲切感、认同感以及团队之间的集体荣誉感，这种情感想要利用其他的方式去实现也是难以实现的。同一个道理，如果运动员也会对本国的运动明星、社会以及国家具有深厚的热爱之情，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的归属感、认同感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小情感，还能够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促进我国社会的安全、稳定的发展。
第三，以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视角来看，体育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发展方面趋于体育事业，像体育为主的产业化国家发展。近年来，由于我国体育事业的日渐壮大，体育事业得到的重点突破，体育事业的经济增长点日益更新，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在1987年，美国在体育方面的产业年产生总值已经超过了587亿美元，在1988年的时候，体育事业方面取得了631亿美元的成绩，截止到1993年，这一年里取得的产生总值已经超过了700亿美元这个巨额数字。由此看来。体育事业在近年来的发展非常迅猛，速度惊人。也正因为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使得很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口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体育事业已经独占鳌头。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已经不再担心人们的温包问题，并向着体育领域进军。在几年的时间里，经过我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虽然与美国这样的体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实力差距，但是我国的体育事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5.结语
体育不单单是能够增强人们的体魄，还能够反映社会问题，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缩影，它涵盖了各个方面的问题。通过以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体育，利用社会学所具备的特点以及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来欣赏体育，对体育进行阐述，并将体育分为多个方面进行剖析，这样能够使人们全方面、多角度的去看待体育，认识体育以及学习体育。而社会学的视角指的就是以社会学的科学视角着手，对问题进行有效分析，并且了解问题的结构。本文所说的体育人文讲述的就是体育在多年来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对社会以及人类造成的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一、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意义
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训练研究生形成系统思维、运用科学知识、培养其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应能反映研究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成果或提出的新见解。选题是撰写毕业论文的首要环节，应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有较大的理论或实践价值。常言道：“好题一半文”。选题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普适性价值，选题关系着研究质量的高低。中国正值快速转型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面对纷繁的社会现象，研究生是否能选好时代命题，“问题意识”至关重要。
二、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标准与程序
俗语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同理，无标准不易选题。标准和程序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直奔主题。
选题一般采用重要性、创造性、可行性和合适性标准。重要性指研究问题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是理论意义，也可以是实践意义或社会意义，或兼有之。创造性又称创新性或独特性，指在选择确定和确定研究课题过程中具备的特点。可行性指研究者是否具备进行或完成某一研究的各种因素，包括自身因素以及外在因素。合适性主要指选题是否适合研究者的个人特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宜考虑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结合自身能力、经验阅历、知识结构、操作技术，遵循“以小见大”原则，从熟悉的领域发现问题，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重视“小课题”，以小见大。
选题一般遵循如下程序。研究生从感兴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炼问题原型，接着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初步确定研究问题，然后进一步查阅专门文献，从而将研究问题明确化。同时，对研究问题进行他评和自评。即在听取权威专家、前辈、同辈意见和看法的基础上，不断实行自我修正，使研究问题日渐成熟。最后，确定毕业论文选题。
三、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来源与方法
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来源有二，自选题目或导师承担的课题。自选题目具有较大自由度，选题水平和个人生活阅历、研究能力关系较大，呈参差不齐之态。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稳定，能把握研究方向，但研究生自身缺乏自主性、灵活性。研究生可根据个人情况择优而从。勿论何因，“问题”意识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研究生能否从琐碎的生活世界挖掘选题，取决于自身的人生经验与阅历。“学校-学校”型研究生群体生活经验尤为单一，是不是束手无策？不然。研究生保持“同理心”对待生活世界，同化他人的间接生活经验亦是对自身有限直接生活经验的无限补充。个人能够直接感受或认知的部分只是生活世界的一角冰山，更为广阔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完成。对“阅读”材料进行“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来激发“灵感与火花”，获得选题。
四、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选题思维在于怀疑，“问题”意识在于发现。爱因斯坦曾指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当然，怀疑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缜密思考基础之上，既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又是新研究的开端。“问题”意识并非人人有之，也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研究生欲向毕业论文要质量，就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恰当运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有助于研究生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根据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研究生可以培养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看清世事以及事情的全貌，即个人对时代生活的自主性把握。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从日常生活中，破坏“理所当然”的常规，发现常规背后潜藏的社会事实。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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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转型中民族问题的治理逻辑/曹爱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26～31
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李紫莹//世界民族，-2016，（4）.22～28
民族地区政治参与机制的扩散效应研究/张宸珲，何丽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71～73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沈寿文//广西民族研究，-2016，（3）.48～54
民族区域自治与因俗而治/马经//云南社会科学，-2016，（5）.112～116
民族团结视域下云南藏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经验与启示/张应华，李康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2～37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张立国//广西民族研究，-2016，（4）.43～49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实践主线：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四/杨昌儒，柏友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 1～05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六/董强，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2～20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主题宗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五/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 6～11
意大利南蒂罗尔地区自治的实践与挑战/袁剑//世界民族，-2016，（4）.29～37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贺金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 5～10
二、 理论研究
传统人类学发展理念述论/朱凌飞，高孟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72～78
从游离到复归：我国民族文化传承反思/保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10～115
“大国崛起”与人类学应用实践：基于英美经验的反思与启示/潘天舒//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12～16
反思化约主义思维：关于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中地位的思考/侯发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18
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陈兴贵//广西民族研究，-2016，（3）.86～93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杨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07～12
人类学、医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访凯博文教授/涂炯，张文义/问，凯博文/答，程瑜/校审//思想战线，-2016，（5）.04～09
人类学的问题意识与回归活态的文化：附记刘新教授的五次人类学系列讲座/赵旭东//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3）.30～44
日本民俗学者岩本通弥教授访谈录/毕雪飞，[日]岩本通弥，施尧//民俗研究，-2016，（5）.21～26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照顾”现象研究： 对农村唇腭裂儿童照顾群体的访谈/杨生勇，谢洪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神圣与世俗：人类学仪式与社会研究/刘涛//青海民族研究，-2016，（3）.54～59
试议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菅志翔，何俊芳//青海民族研究，-2016，（3）.70～74
同姓联宗类型研究： 兼论族群认同视野下的联宗/张勇华，周建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27～33
推进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和民族工作创新的“两辆马车”：金炳镐、马戎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辩论之辨析/刘吉昌，吴钧//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64
也论族格：从“天赋人权”展开/朱俊//广西民族研究，-2016，（3）.55～64
依法治国视阈下“民族平等”理论内涵新探/徐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8～12
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应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59～63
中国民族志早期实践中的主体建构：基于《江村经济》《金翼》的分析/何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19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刘海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2～06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七十九/徐杰舜/问，朱炳祥/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39～44
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变迁及族属标示及认同/袁同凯，朱筱煦，孙娟//青海民族研究，-2016，（3）.33～37
三、 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的变化/[日]岩本通弥著，施尧译//民俗研究，-2016，（5）.5～20
城市转型中的老字号、老商街：首尔与北京的比较/张继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17～20
川东、北部墓葬碑刻中的龙纹饰与四川丧葬民俗/肖卫东//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53～56
传统民俗复兴的文化乡愁叙事：以上海浦东三林镇为例/游红霞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72～76
从“桃姑”到“哈妹”： 京族妇女文化角色变迁的人类学考察/戚剑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86～91
从祭祀仪式到表达反抗：防风传说的民间性转化/夏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77～82
村规民约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贾伟，李臣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4）.16～20
村落文化场域中的濡化机制：海努克人的群体、仪式与口头传统/热依汗古丽・依玛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61～65
“村落自治”中的国家：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田野调查/李晶，红英//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46～56
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的仪式表达：青海三川地区二郎神祭典仪式的考察/刘目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23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刘星雨，苍铭//广西民族研究，-2016，（4）.81～87
断裂与接续：撒奇莱雅族正名后的族群维系与文化重建/郑伟斌，王宏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16
俄罗斯非穆斯林地区居民的伊斯兰教印象：基于阿穆尔州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李昕，[俄]E.A.Bopoнкова//世界民族，-2016，（4）.77～86
“公共的但不文明”的空间：乡镇敬老院“规训”的在场： 基于山东省H镇敬老院的个案研究/刘林，豆书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40
惯习区隔与政策壁垒：北京市公立学校随迁子女文化融合困境的人类学分析/何颖//广西民族研究，-2016，（4）.19～25
国家认同视阈下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流变：以对“安阳王建瓯骆国”史料解读为线索/周智生，杨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8～45
哈尼族聚居区的哈尼族与汉族居民相互文化适应研究：基于云南省金平县马鞍底乡的调查/赵永乐，何莹//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6～113
哈尼族青少年的文化适应及其心理效应/胡发稳，李丽菊，荀利波//广西民族研究，-2016，（3）.94～104
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与文化特征/夏代云，牟琦，何宇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54～59
花亡配婚：广西南宁地区的冥婚：兼与香港、台湾冥婚的比较/吕永升//民俗研究，-2016，（5）.146～157
基于大众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电影的变迁/王埃亮//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21～125
基于非遗名录统计分析的少数民族曲艺保护与传承研究/刘琪，王月月//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4）.59～67
吉林省40个城乡社区老年产业营销服务状况的调查研究/杨怀印，边浩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4～118
老字号的空间嵌入性：香港甄城记糖果公司的个案研究/高崇//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21～25
流动文化与教育塑造：对城市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状况的人类学研究/冯跃，周宜，马敏//广西民族研究，-2016，（4）.10～18
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文化根源/包桂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24～27
民族村寨传统饮酒仪节的现代旅游体验模式研究/赖斌，杨丽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5～141
民族地区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评价研究：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为例/黄朝明，董友琴，李泽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18～26
民族嵌入式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思考：基于云南大理关迤社区的调查/杨刚，李若青//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47～50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调适与共存/乌小花，郝囡//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33～37
宁夏兴泾镇回族的割礼仪式解读/周晶，陶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28～31
青海牧区民族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青海湖南岸ZQH村为例/乔益洁等//青海民族研究，-2016，（3）.75～79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李祥林//广西民族研究，-2016，（3）.79～85
萨满文化的动漫化保护和传承/宗世英，王礼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64～168
陕北传统民居浅析/马本和，宗千翔//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44～148
“圣物”与“商品”之间：青海热贡唐卡交换二重性特征的人类学分析/李元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5～10
天水人的人文特征：西北汉族族群研究之三/徐杰舜//青海民族大学，-2016，（3）.1～6
文化数字化保护视域下藏族民间舞蹈研究：以藏族锅庄舞为例/冯涛，毕研洁//青海民族研究，-2016，（3）.181～184
我国主流宗教观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革新/牟钟鉴//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9～24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熊正贤//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0～105
湘鄂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龙山县捞车村和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姜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4）.11～15
新疆离婚人口变化及其地域、民族、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第四、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肖建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31～143
新媒体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对策：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王建华//青海民族大学，-2016，（3）.19～25
酉水流域摆手舞文化的和谐共生/莫代山//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60～64
中国与非洲：能否跨越制度与文化的边界：基于某合资玻璃厂的工商人类学考察/徐薇//青海民族研究，-2016，（3）.43～48
中原地区婚俗变迁初探：以河南开封尉氏县L村为例/纳日碧力戈，马静//民俗研究，-2016，（5）.117～124
主体民族志研究：布与贵州苗寨的当家女人/简美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27～38
走出国门的中医：以针灸在美国近十年发展趋势为例/景军，崔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26～3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断裂与冲突：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身份转换的现象和本质/马进，王瑞萍，刘建宁，周芳//世界民族，-2016，（4）.55～62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覃慧宁//广西民族研究，-2016，（4）.88～96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从渔业社区到海权问题：国外海洋人类学研究述评/赵婧D，张先清//广西民族研究，-2016，（4）.74～80
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略/杨福泉//思想战线，-2016，（5）.48～54
动情的观察者与历史感的抒写： 对铁穆尔文集《苍天的耳语》的人类学阐释/巴战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77～85
国内外学界对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的研究/彭超，陈天社//世界民族，-2016，（4）.104～110
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纪实/周大鸣，高丙中，范可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47～58
近年来我国回汉民族关系研究述评/闵文义//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42～46
近三十年来美国犹太人的社会性变迁/孙晓玲//世界民族，-2016，（4）.8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