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生教育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2.经济学研究生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探讨
3.经济学研究生科学研究方法论及其体系设计:一个文献综述
4.贯穿教育全过程的研究生创新教育体系构建——湖南科技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生创新教育实践
5.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研究——以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为例
6.成果导向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7.从硕士研究生就业现状探析招生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
8.《计量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刍议
9.研究生教育收费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10.基于研究生就业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和对策
11.研究生就业选择的经济学思考
12.在硕士研究生教学中开设金融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13.现代经济学研究生教学方式的探索
14.关于计量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思考
15.区域经济学研究生跨学科培养模式初探
16.研究生教育收费的经济学意义及有关建议
17.厦门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18.应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19.论创新型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
20.管理类研究生《宏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21.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
22.管理类硕士研究生现代经济学教学理念与实践
23.财经类高校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
24.地方高校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
25.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探究——以广西大学为例
26.我国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探讨
27.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生教育成本个人分担问题
28.基于建构主义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培养实践
29.突出应用性 提高管理类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素养——论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30.美国卫生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31.依托义乌研究基地 培养经济学研究生
32.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公共经济学探析
33.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探讨
34.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生资助制度理论研究
35.基于社会需求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调查分析
36.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问题探讨
37.语言经济学视域下理工类研究生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问题与对策
38.计量经济学和金融计量学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实践与思考
39.提高硕士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方法探讨——以数量经济学专业为例
40.应用型学科研究生导师专业实践能力研究——以应用经济学学科为例
41.经济类研究生创新思维培养机制研究——论研究生《经济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
42.经济学研究生科学研究方法论及其体系设计：一个文献综述
43.关于改进研究生经济学教学的思考
44.研究生“择业难”的经济学探讨
45.研究生教育全面自费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46.经济学专家、本刊编委——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跃平
47.体验式教学在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中的应用——以经济学专业为例
48.重庆市地方高校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
49.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变迁的审视与反思——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50.对西部高校经济学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思考
51.研究生收费制度的公共经济学思考
52.新时期经济学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53.加强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经济学解释
54.成果导向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55.研究生教育收费的三个经济学基本问题
56.高校女研究生就业难的经济学分析
57.基于构建主义知识论和课程审议方法论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构建实践——以CTBU产业经济学硕士点建设为例
58.从碎片化到一体化——基于本科生与研究生《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特点的思考
59.以需求为导向的理工院校工商管理类研究生经济学思维方式培养研究
60.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思考
61.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62.本科与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衔接问题探讨——以计量经济学为例
63.融会式分级教学法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运用——以“中级宏观经济学”为例
64.经济学专家、本刊编委——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建华
65.中国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70周年庆典暨农业和农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66.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67.山东省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实证研究——以经济学学科为例
68.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效率的分析
69.劳动市场经济学视角下研究生“就业难”现象探析——以高师院校研究
70.财经类高校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
71.建立研究生创新实验中心的经济学特点分析
72.“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简评
73.经济学角度看升学考试制度——以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例
74.有偿研究生教育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研究
7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在职研究生商业经济学复习思考题
76.研究生网络思想教育的影响、模式与政策选择——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
77.经管类研究生《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设置与改革
78.高校设置研究生助研岗位的必要性研究——以物理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为例
79.研究生知识产权流失的法经济学分析
80.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1997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8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在职研究生商业经济学复习思考题
82.改革研究生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尝试
83.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中外比较分析
84.一部难得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教材——评《〈资本论〉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85.研究生“买椟还珠”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86.研究生中级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刍议
87.研究生宿舍的吸烟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88.从经济学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当前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
89.应用型学科研究生导师专业实践能力研究——以应用经济学学科为例
90.研究生教育收费的经济学分析
91.“高级国际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
92.研究生教育收费之经济学分析
93.脚踏实地 勇攀高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93级经济学在职研究生班毕业巡礼
94.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若干理论问题辨析——以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为例
95.产业结构政策若干问题解析——辽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唐晓华教授访谈录
96.研究生课程《计量经济学》在我校教改的实施方案研究
97.研究生数量经济学与统计学学术交流会综述
98.劳动经济学视角下对专业型研究生能力培养质量提升改进问题研究
99.社会调查:经济类研究生的必修课
100.政治经济学系一九九二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101.语言经济学视域下理工类研究生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问题与对策
102.经济学角度看升学考试制度——以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例
103.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浅析新形势下硕士研究生的择业观
104.研究生教育收费的三个经济学基本问题
105.对西部高校经济学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思考
106.研究生就业选择的经济学思考
107.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效率的分析
108.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中外比较分析
109.学好经济学对研究生找工作有用吗？
110.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研究
111.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研究——以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为例
112.论创新型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
113.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指南
114.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问题探讨
115.地方高校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拟从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各自的概念入手，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运行和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也对经济制度起着巨大反作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一、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认同的制度含义与前者相似。
凡勃伦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斯认为，所谓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1934)。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则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见，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那么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
通过更深人探讨，笔者认为制度实为一种具有执行力，即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协调机制，它在交易中发挥着对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换言之，虽然制度类型众多，种类繁复，但究其本质都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其差别只在于协调对象、作用方式和保障手段的不同。
然而，我国学者所理解的经济制度却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即_种对制度体系的描述。且这样的论述被广泛接受：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显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倾向于将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相等同，这不仅与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谈的制度不是同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中也找不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诚然，马克思的确阐述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相对于人们政治、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言，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是上层建筑。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关于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总和的论述，那么显然，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至于发展的准确与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关键词“生产关系”人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研究生产关系，一般不仅要考察生产，还要考察其本质差别，在生产关系总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生产关系类型的主要标志。所谓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和产品分配、交换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可见，所有制首先是一种制度，其次它的调整对象属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显然，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所有制的性质，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系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与协调方式。另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说，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制度环境共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独特性。
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一)经济制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成、变革和运行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来展开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然而，生产力是怎样作用于生产关系呢?吴易风教授对此曾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会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和自己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_-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点，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对于此观点，笔者在赞同之余深受启迪，并进行了思考：生产方式是怎样将生产力的影响传导并衍变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呢?经过反复探寻，发现了关键所在：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和变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担当了重要媒介。
生产方式，即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物质资料的方式。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们与生产资料之间新的占有、使用方式，及产出的物质资料的分配和交换方式等。相应地，亦会产生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所有制、生产、分配、交换甚至消费制度以对新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实施过程起到辅助和保障作用。而在人们遵循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受到新经济制度的协调和制约，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便会日益改变，生产关系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理论中的—个重要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笔者提出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呢?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制形式一般都是以一国宪法的形式予以规定的，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是经济基础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其足以证明制度并非完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前面的论证可知，经济制度是应该划分到经济基础里去的。制度也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基础部分(包括所有制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部分(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而生产方式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又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和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经济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协调机制，就是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成本的变化，当原有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原则无法再维持人们所认可的利益均衡时，经济制度中的部分甚至全部，包括所有制在内，就会发生变迁，以实现一个新的利益均衡。显然，在新的经济制度环境中，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时所受到约束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都会与旧制度环境下有所区别，其调整效果也自然会不同。也就是说，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即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生产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人们在生产中的协同合作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产品分配和交换也日趋频繁、复杂。制度经济学把人们的一切交互行为都视为交易，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交易，无论从数量、频率或是复杂性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生活环境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中的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现象不断出现且同样呈增长趋势也在所难免。此外，由于交易中主体间的意愿相左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引起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中止也时有出现，这些情况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经济效率，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各主体间的信任度，减少了其进行交易的意愿，进而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和谐、有序的运行和发展。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协调机制，其产生就是为了克服人的弱点和不足。经济制度决定和调整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使其更和谐，更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着生产关系的良好运行及健康发展。
(二)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
一、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经济法
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原因，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财产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促使这一新型的法律部门得以出现。经济法作为新型法律部门，其产生需要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简而言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国家自觉、主动、适度地介入经济生活，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既需要发挥市场的积极调节作用，又要防止走向反面，阻碍经济竞争与自由，还需要维护社会整体、长远利益。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社会个体利益及意志不一致的情况下，经济法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呢？
1949年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其直接后果是新中国几乎从零开始它漫长的法制建设历程，但遗憾的是，一张白纸上并没有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将旧法制一概否定与对新法制的不太重视并片面理解，深层的原因是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的运作是靠计划和行政命令，民间的纠纷靠老百姓所在的基层社会组织调解处理了。在这样的法制建设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也是处于低位阶的状态。因为在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下，经济活动主要通过行政系统以计划的方式、行政管理的手段去实施完成经济任务，必然具有浓重的经济行政法特点。尤其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对法律作片面理解看待的年代，经济立法只不过是配合国家经济政策执行的一种工具。
以“一化三改”时期为例，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954年写进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相关的经济立法也陆续颁布。但是，随着私有制的逐渐削弱，公有制逐渐强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型，商品交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少，经济立法的计划性逐渐增强，“有些法规规定合作社采取合同经营制，但这些合同逐渐失去了传统民事合同的一般含义，计划因素一再增强”，总体来说，“这些法规体现了当时的政策并从属于政策，法规实施的结果往往融人政策实施的后果之中，很难单独加以考察”，“同时也表现出政策优于法律法规的倾向，甚至出现了因政策而弃置法律的现象。”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与经济立法实践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这样的体制下，作为新兴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既不具备其产生与发展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现实经济生活中也不需要，因为经济关系主要依靠有形的国家之手去调节，而忽视甚至否定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调节；主要是持续地强化纵向经济关系，而抑制横向经济关系的发展；过重地强调经济集中，却忽视应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这也就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一样“公私分明”，国家仿佛扮演着私有财产的“守夜人”的角色，严格信奉亚当。斯密“干预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信条，民法成为调整经济生活最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没有必要也无从产生。
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经济法应运而生
既有的体制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片面地依靠国家的经济职能，通过行政体制、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模式，使得纵向经济关系及其发达，甚至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畸形发展，商品经济受到压制，横向经济关系极其萎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几乎不起作用。事实说明现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变，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
历史转折发生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成为党史、国史上最重大的转折，成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局面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极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市场经济法律关系诸多问题：“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1978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在文章中，他分析了传统的经济体制，提出在计划前提下，必须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关系。他还专门写了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一节，提出“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他认为过去的许多条例、规定，往往不具备严格的法律形式，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作为党内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文章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
1979年、1980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彭真等人都指出了关于经济立法的重要意义，他们都分别使用了“经济法规”、“经济法‘’等字眼。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文件中也都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讲话与提法对理论研究的推动意义是特别重大的。法学界开始发表经济法的文章，并于1979年编出《经济法概论》教材，从1980年起在一些院校陆续开设经济法课程。
新时期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但农村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解决一个经营权的问题，真正在体制上进行改革还是从城市开始的，不过，这时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试点阶段，主要是围绕着企业扩权试点、试行经济责任制等。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等5个经济法规，以规范扩大企业自的试点工作。此外，这一时期还陆续制定了一批经济法（含法规），如《经济合同法》等等。另外，各省市区和国务院各部门也颁布了一大批经济法规和规章。经国务院和人大法制委员会批准，还制定了1982年至1986年经济立法五年规划，规划制定145个重要的经济法律和法规。1981年以来，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还设立了经济法室，国务院建立了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全国有22个省市区以及36个国务院部委局先后建立或确立了主管经济法制的机构；经济纠纷案件也开始改变长期由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的惯例，全国法院基本上都设立了经济审判庭。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法治建设中的亮点，在中央高层以及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机构和学术界受到空前的重视。尽管学术界关于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还争论不休，但经济法制的实践已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制定的首批经济法律法规还具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是经济法的主要作用。1981年通过的《经济合同法》，在立法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中的纵向横向联系，除必要的行政办法外，大量的要靠经济合同来解决”，“经济合同既是使国家计划具体化和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形式，又是制定计划的主要依据和必要补充”。这样，经济合同这种本来属于横向联系的形式，却被赋予了纵向管理的任务，并从立法上把纵向和横向经济关系“统一”在一起。
“纵横统一”论和当时的改革初期的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当时“由于我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同时并存，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在客观上互相交织，很难截然分开”，所以，有学者评价说“该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现实的经济立法和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对我国运转着的经济体制以及现实经济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能够作出较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我国的经济法学也就以‘纵横关系统一论’为中心建立了体系并得到了发展”。
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主流思想，还是在计划经济的“鸟笼子”里给市场机制划出一块补充计划经济不足的空间。这就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当时虽然认识到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尽管也有学者认识到并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意识形态领域总体还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讳莫如深，认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否则“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走艰难曲折的道路。
总之，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制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管理，承认并按照价值规律来办事，利用市场调节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等等，都为新时期经济法产生创造了积极的条件。经济立法成为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我们的经济法制建设以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发展。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我国经济法的特点
在以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中，在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开始探索的条件下，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经济法制，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现代经济法产生所需要的因素已经开始不断增强，而否认商品经济、否认利润、否认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通过行政系统、运用行政权力调节经济关系的作法，其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
在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当社会化阶段，需要在市场调节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两者的结合要达到某种平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要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以联合、协作和竞争为内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度“发达”的纵向经济关系，最终使这两大类经济关系达到平衡结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经济法得以产生。
论文摘要：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l,at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通渭县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于2004年被列入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试点项目，经过3a实施，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农户人均纯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基本情况
通渭县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是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实施期为2004—2006年，项目区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气温3～5oC，适宜各类生物生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该地区为石质山地，项目区辖陇阳、北城、寺子3乡，12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为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总面积93．30kmz。完成封禁面积56．25km2．人工补植9Ohmz,人工种草277．5Ohm2,设立封禁工程围栏5km、标志碑5座、标语牌9O个、封育区“四至”边界标志界碑600个；新建管理房3间、示范养殖圈舍150座。布设植被监测点5个、气象观测点1个、径流泥沙监测点1个，选择监测典型农户60户。
2生态修复成效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该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水清、山绿、水土流失减轻，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生物、产业趋于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到项目实施年限末期，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监测区年土壤侵蚀模数由1430t／km。·a降为964．40t／km项目区内农户人均纯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结构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变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为农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饲养殖数量6000多(只)，实现牛、马、猪、兔、鸡、鸽等多元化养殖。各产值机构有了较大变化，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几点启示
3．1科学规划，对位配套措施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运用上，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为核心，依据“源于自然，还于自然”的思想，为大自然恢复其自我修复能力创造条件，对位配置各类措施，以封为主，封禁、补造、抚育、管护并重，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使项目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隔离区，减少或禁止人、畜活动对生物群落的干扰和破坏，促使土壤质量正向发育，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向健康状况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加强组织、建章立制、加大宣传是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
生态修复是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修复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专门成立项目执行领导小组，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权属。制定和颁布有关项目建设的法规及管理制度，对生态修复区林草及其设施的管护管理提出具体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庙会等多场合、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印发传单、公告、宣传画及日历和手册。为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整合项目，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涉及农、林、水、环保、畜牧、财政、扶贫、科技等诸多方面，综合性很强，我们利用中央资金的主导作用和退耕还林草的机遇，深化投资管理机制改革，整合项目资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相互配套，镶嵌实施，达到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资金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在项目建设中，与相关部门在工程实施、科研和监测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合作，全面提升生态修复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态修复进度。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工作机制。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3．4立足实际，政策引导，狠抓落实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
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必须按照“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科学，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坚持川台河谷区发展全膜覆盖玉米、浅山区种植马铃薯、深山区发展畜草产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思路，大胆探索，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潜力，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利益驱动，解决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使支柱产业开发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生态修复，既满足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条件，又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生态修复能力的体现根本在于彻底控制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一切干扰因素和防止水土资源的污染，关键是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封禁成果管护。为此，要采取以下强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监督执法网络。县、乡、村、社四级执法网络组织机构健全，并逐级签订监督管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权、利绝对明晰。
②依法具体落实“三区”划分与“三权一案三同时”制度，严格管理，奖惩兑现。加强修复成果管护。
同时，对水保预防监督执法的检查情况纳入乡镇年终综合考核评比的内容，推行奖励机制，以管促封。使生态修复效益能够正常发挥。
3．6合理布设监测网络，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工作所获取的基础数据，对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及评价意义重大，根据基础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网络，采用实地定点、定时，多方位、多层次、多目标、多样点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着重做好以下监测内容：
①蓄水效益监测。定点观测和统计径流、土壤侵蚀、泥沙变化、流域降水量等数据，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态效益监测。林地监测：采用多样点抽样调查法。草地监测：选用不同草地类型，采用刈割测定生长量等，分析评价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
③社会效益监测。通过布设网点社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以定点观测和典型农户调查结合，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根据监测结果与效益分析评价，为同类地区生态修复的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民生；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经济
近来，中央频频推出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继3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后，国务院又于6月提出“在农村进行新型养老保险试点。10年后覆盖全体农民”的方案，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是民生服务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政府公共经济理念的觉醒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回归。现阶段，除基本医疗卫生之外，义务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民生服务都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应承担起主要的提供责任。
一、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的公共经济分析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一般而言，居民基本健康卫生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比如，如果能对传染病患者及时进行诊治，则不但能为其带来健康，而且可能消除由于没有及时诊治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类似大范围的疾病控制，如SARS、禽流感和最近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等，对这些疾病的控制几乎是纯公共产品，当个人在其中受益时，并不妨碍其他人的消费和受益，显然，有且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这类公共产品。因而，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政府对于基本医疗卫生的提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全体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使其达到最好的健康水平，并使医疗卫生资源在所有人群中公平分配，是任何国家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人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如果仅有少部分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那么，这部分人很容易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无法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则成为弱势群体，造成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没有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的人会通过其他途径，采用各种办法来谋取这种权利，形成所谓“绿洲效应”，导致社会不公的扩大。
医疗卫生服务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等信息了解程度不同，会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如此。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不可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商品那样，去通过比较“试错”的方式进行选择。对于需方或患者而言，因为对病情或健康不了解，为了早日康复，对供方的任何要求都不敢轻视，是被动的接受者。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病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质量、数量及成本，乃至所需要的治疗药物的种类、治疗的方式、治疗的地点等方面的决策都由医生做出。病人通常没有选择和决策的权利。医生和医院都存在严重诱导消费倾向，患者只能去承受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导致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必须介入其中，进行适当干预，引导医疗卫生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公共经济分析
在理论界，关于教育产品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有学者认为教育属于纯粹的公共产品，有学者则认为教育(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这是由于为额外增加的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并不为零，随着受教育者的增加，师资、教室和教学仪器等教育资源要相应增加，只要愿意，学校将不交费的人排除在外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困难，即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完全可以由个人或私人部门来提供。尽管教育不是国防那样的纯公共产品，但政府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仍需发挥主导作用，理由如下：
从非竞争性的角度来看。教育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而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良好的义务教育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由于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效率低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弥补市场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合理，大大低估了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部分消费者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愿意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政府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义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平等。正因如此，教育公平也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贫困家庭由于无力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意味着只能从事低报酬的工作，陷入“贫者愈贫”的“纳克斯陷阱”(家庭贫穷－教育初始投资能力弱－人力资本低－就业困难－收入低－教育再投资能力低)。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无法公平地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行竞争，结果形成“代际转移”，造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显然，这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世界银行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之所以一些国家的教育发展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效应，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教育公平化缺失。教育程度的平均提高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起着正面的影响作用，但是非均等化的教育分布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不仅是其职责所在，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三、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公共经济分析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兜底”机制，可以有效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从而鼓励人们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提高生活质量。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是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优值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均衡贫富的性质，尤其是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在保障内容上具有不可或缺性。这种产品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降低决策成本。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强调社会成员参与的公平性，即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职业、地位、贫富均应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充当社会的“安全阀”或者“减震器”，是社会运行的“粘合剂”。通过社会保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可以消解人们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引起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实现社会安宁和保证良好秩序。对个人而言，选择适当的保障方式很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公共决策者能为每个人选择合适的方案，个人就不必为作出决策而浪费资源了。因此，从降低决策成本的角度讲，由政府统一提供社会保障更为可行。
社会保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政府干预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真正为私人提供购买保险的人通常比不为自己保险的人更易得病，因此，风险较小者不愿意购买保险，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保险公司不断提高保费，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买得起保险，保险市场不断萎缩。政府通过强制手段为所有人提供保险，可以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
与政府相比，个人在保护自身方面通常是缺乏远见的，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利益购买足够多的保险。因此，作为“家长”的政府必须强迫他们购买。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若没有社会保障，多数人不会积累足够的财产以维持退休后的适当消费。显而易见，政府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这种能力确保政府可以做私人企业做不到、做不了的事，从而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风险。再者，政府有权征税以实现对社会风险的保险，并将其用于收入再分配，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通过代际转移，使几代人共担风险。
四、重塑公共经济理念改善民生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在私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能有效解决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导致产生市场失灵。为解决这一难题，进而降低交易成本，矫正外部性，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于是产生了公共经济。在现行混合经济体制中，私人经济部门的个人和厂商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经济部门则力图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私人经济并不排斥公共经济，相反，公共经济的存在成为保证私人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高潮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 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一高潮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高潮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 “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参考文献:
[1]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 1999.4: 50-52
[2]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 ,3: 50-52
[3] 施琳.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析学社会科学版),2002 ,3: 95-101
[4] 王燕祥.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3: 81-86
[5] 古玲.《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增设民族经济学类目及思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5:228-232
[6] 龙远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7] 李忠斌.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8] 王文长.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9] 刘永佶.民族经济学大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0] 刘永佶.民族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11] 刘永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12] 刘永佶.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13] 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 13-14
[14] 沈道权.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3: 53-55
[15] 黄健英.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6: 33-39
[16] 孙秀君.民族经济学性质和学科分类初探[J].前沿,2006 ,8: 181-183
[17] 龙远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研究,1998 ,5: 28-36
[18] 邓艾,李辉. 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2: 18-26
[19] 施正一.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