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29 05: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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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 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
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
1、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2、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3、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省级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54-02
近年来，交通肇事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突出，对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庭所造成的痛苦更是无法弥补，这种多发性、常见性的犯罪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浊流。在此类案件中，如何正确认定交通肇事犯罪成为法官当前要解决的难题，其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正确对待尤为关键。
一、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1.交通肇事罪，是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有关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行为。
2.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所必须具备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总和。交通肇事罪的客体，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与交通运输相关的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安全和其他公共利益的安全，因此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结合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有关非交通运输人员。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交通肇事者对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导致的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危害后果显然是一种过失的心态，因此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交通肇事罪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察，通过对当事人的询问和对交通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对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依据法律划分责任或推定责任的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物质载体，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内容包括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修正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学界则认为这改变了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构成，解释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引起广泛争议，而且在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由公安机关主导，部分法院的审判竟然成为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因此，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法官要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作用，并且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件情况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
从学理上，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标准只能是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只要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因而发生了法定危害后果，就应该构成犯罪，而肇事者的责任大小只是量刑情节，非定罪标准。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当事人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那么忽略了交通事故责任，将无法正确认定当事人行为与肇事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无违法行为则无犯罪的原则，如果对当事人的行为没有正确定性，那么怎么来认定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呢？
从司法实践上讲，作为一名法官，必须遵守《刑法》规定、立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来审理案件，既然解释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那么法官要做的就是在司法实践中认真执行，贯彻司法精神。
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初衷是好的，可以将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与交通肇事罪很好地衔接起来，但是不是说法官在审判此类案件时，就可以机械地根据解释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唯一证据标准呢，显然不是。况且根据之前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过的弊端，作为法官，我们更应该好好反省，深刻领会解释的精神，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认定交通肇事罪中的作用，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保护受害者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
根据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加上相应的事故后果，就可以认定交通肇事罪，这在司法实践中大大方便了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因为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但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公安机关认定的事故责任，法官审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则不能完全照搬挪用。法官要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严格审查公安机关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合理性
法官应严格审查公安机关是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正确认定了事故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公安机关应该以当事人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来决定其是否负事故责任及其轻重，特别是多个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时，要对数个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进行正确分析，必要时可以模拟交通事故，找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据此划分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只有合法的、合理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才可以运用到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审理之中。
（二）正确认定行为人的主观过失
行为人有违章行为，应负事故责任，并不一定就具有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上的过失。交通事故责任主要是根据客观因素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违章行为与事故结果的关系，这应属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问题。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并未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所以交通事故责任不能直接等同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过失。例如，某机动车在封闭的公路行驶时，司机发现其仇人突然横穿公路，机动车司机仍没有减速，也没有避让，将仇人撞死。此案件中，双方都有违章行为。如果对此划分交通事故责任，路权在机动车一方，司机没有尽到安全义务，那么行人负主要责任，司机负次要责任。但司机主观方面应是间接故意，应追究其间接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而非以其责任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严格审查公安机关认定事故责任是否考虑了造成事故发生的所有原因
社会生活十分复杂，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不仅有违章行为，还可能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有时与违章行为共同或者单独发挥作用，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例如他人的故意行为、自然原因。如果公安机关仅以违章行为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就没有考虑事故发生的所有原因，那么这时法官就不能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判定行为为人的事故责任，应该结合被害人的口供和陈述、现场目击者的证词等其他证据予以准确认定肇事者应当承担的事故责任。
（四）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推定责任，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交通事故的推定责任就是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同等责任。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以行为时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为构成要件。犯罪后的表现，在各国刑法，包括我国刑法，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而非定罪依据。逃逸、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不报案等，均是违章行为后的表现，不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另外，推定责任作为一种推理、假设，不符合证据的特征，更不可能作为法官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五）明确不了事故责任的，敢于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刑法具有谦抑性，应该说刑法是所有法律程序中的最后一道保障手段，只有到了非动用刑法不可的时候，才能用刑法启动追究犯罪责任的机制。依据解释第1条和第2条之规定，如果没有分清事故责任，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使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造成公私财产巨额损失无能力赔偿额在30万元以上，但不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不构成犯罪；同样，交通肇事致使死亡3人以上，只负事故次要责任的，也不构成犯罪。在案件审理中，如果出现以上情况，那么法官就不得定罪，也就是说，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不能只看事故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一味地同情受害者，只注重入罪，对于认定当事人事故责任模糊不清的，应敢于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践行疑罪从无，正确做出出罪的处理决定。
以上是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一些简略看法，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一些法官在认定事故责任时有很大的随意性，也出现了一些定责失衡等有违司法公正的问题。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应进一步规范有关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统一执法标准，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难。但是，认定犯罪要靠证据说话，刑事责任的追究必须有正当的实质性依据，我们不能仅因为程序上的困难而使司法公正有所减弱，在实践中法官应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切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参考文献：
[1]蒋亚伟.交通肇事罪疑难问题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0.
行政判决书
（2001）硚行初字第1号
原告 彭远汉，男，1957年5月7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系武汉市第八砖瓦厂工人，住该厂宿舍。
委托人 汪美华（系彭远汉之妻），1960年5月5日出生，住址同上。
委托人 胡智泉，系湖北卓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硚口大队（简称硚通大队），地址本市铁桥村特1号。
法定代表人 郑佑武，大队长。
委托人 张幼军、胡文俊，系该大队干部。
第三人 张阳，男，1972年7月2日出生，系武汉电车公司三分公司司机，住本市万松园小区9－4－7－2号。
委托人 叶文杰，系武汉市电车公司三分公司干部。
第三人 武汉市电车公司，地址本市武胜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 刘居正，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 张纲、叶文杰，系该公司三分公司干部。
第三人 张双英，女，193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本市琴断口街汤家台52号。
第三人 周廷良，男，1968年1月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丰都县人，现在本市打工，暂住本市建设一路武钢宾馆工地。
第三人 陈珍建，男，1959年9月4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系武汉市汽运一公司司机，住本市罗家墩479号。
第三人 祝光顺，男，194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系湖北省汉川县刘家隔镇码头村农民，住址同上。
第三人 胡乾平，女，194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系湖北省汉川县刘家隔镇码头村农民，住址同上。
第三人 罗姣娥，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系湖北省汉川县刘家隔镇码头村农民，住址同上。
第三人 祝兆峰，男，199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黄陂区人，学生，住址同上。
法定人 罗姣娥。
原告彭远汉不服被告硚通大队00第76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2000年12月12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01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远汉及委托人汪美华、胡智泉，被告硚通大队委托人张幼军、胡文俊，第三人张阳的委托人及武汉市电车公司委托人叶文杰、张纲，第三人周廷良、陈珍建、祝光顺、胡乾平、罗姣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0年7月24日约21时50分，被告接群众报案后，即到交通事故案发现场勘查、取证，事后对事故车进行鉴定，对死者彭远友、祝志勇尸体和相关人员的血迹进行鉴定等，2000年9月22日被告作出00第763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1）张阳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2）彭远友、祝志勇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3）陈珍建、周廷良在此事故中无责任。原告不服向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简称市交管局）提出责任重新认定申请，同年10月24日市交管局作出武公交责重（2000）127号重新认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撤销00第763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重新作出新的责任认定。
被告答辩称，2000年7月24日21时50分许，驾驶员张阳将鄂A－32969扬子江大客车（简称大客车）交给无驾驶证的车务员彭远友驾驶，当车顺发展大道由西向东行至湖北天宁医药药材公司门前时，遇前面同方向行驶的武汉市黄陂区个体司机祝志勇驾驶的无牌号、无灯光的手扶拖拉机，大客车右头面撞上拖拉机尾部，大客车改变方向越过道路中心黄线驶入对向车道，大客车左头面撞上对向行驶的武汉市汽运一公司陈珍建驾驶的鄂A－34779号东风自卸车（简称自卸车）左侧，造成彭远友、祝志勇二人死亡，拖拉机上的搬运工周廷良受伤，三车受损的重大交通事故，我队在查明事故原因后，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正确的，请求法院维持该责任认定书。
第三人张阳和武汉市电车公司共同述辩称，张阳将车交给非客车驾驶员彭远友驾驶造成事故，彭远友是造成该事故的直接原因，而张阳的行为并不是造成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间接原因，认定书对张阳与彭远友这起事故中所负责任认定不准确，对祝志勇驾驶无牌号、无灯光的手扶拖拉机的违章行为，认定所负责任过轻，请求判决撤销责任认定书，重新作出认定书。
其他第三人共同述称，对被告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无异议。
在庭审中，法院对被告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被告、原告及第三人分别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当庭进行了认证。
被告所举证据有：（1）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武汉市公安局对彭远友、祝志勇尸体的法医鉴定书、同济医科大学对彭远友尸体外表检查报告书、事故现场照片。被告提供上述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该事故造成二人死亡，三车受损的客观事实。（2）对彭远友、祝志勇、张阳血型检验鉴定，对大客车方向盘、引擎盖上的血迹鉴定、检验鉴定的结果为彭远友的血型与大客车方向盘、引擎盖上的血迹的血型一致；调查笔录：张阳未报案，没有送伤者彭远友到医院抢救，而是同彭远友一起乘的士离开现场回到张阳家中；武汉市电车公司对张阳及彭远友职业的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提供上述证据的目的是证明司机张阳将大客车交给无驾驶证的彭远友驾驶，以致彭远友在驾车途中肇事，张阳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彭远友、祝志勇负次要责任，陈珍建、周廷良在此事故中无责任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同济医科大学对彭远友尸体外表检查报告书，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的证据，并对大客车方向盘上血迹来源提出异议，但对其他证据和有关技术鉴定的真实性表示不持异议，第三人张阳和武汉市电车公司对被告举证无异议，但共同认为彭远友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应负主要责任，而张阳是间接原因，应负次要责任，被告对责任认定不准，其余第三人对被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所举证据除同济医科大学对彭远友尸体外表检查报告书一证，本院当庭不予采纳外，被告所列举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当时的事故现场，客观地反映了事故现场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血型鉴定和对大客车方向盘、引擎盖上血迹鉴定，确定彭远友与大客车方向盘、引擎盖上的血型完全一致，从而认定彭远友驾驶大客车肇事，被告搜集的证据来源正当、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认为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大客车系彭远友驾驶，第三人张阳和武汉市电车公司认为被告对彭远友、张阳责任认定不准，但原告及张阳，武汉市电车公司又提不出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经审理查明：原告彭远汉系死者彭远友之兄，第三人张双英系原告及彭远友之母，第三人祝光顺、胡乾平、罗姣娥、祝兆峰依次为死者祝志勇之父、母、妻、子。2000年7月24日约21时50分，武汉市电车公司三分公司驾驶员张阳，将大客车交给同车没有驾驶执照的车务员彭远友驾驶，当大客车顺发展大道由西向东行至湖北天宁医药药材公司门前时，遇前面同方向行驶的武汉市黄陂区环城街个体司机祝志勇驾驶的无牌号、无灯光的手扶拖拉机，大客车右头面撞上拖拉机尾部，造成祝志勇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拖拉机上搬运工周廷良受伤，当时大客车撞上拖拉机尾部后改变方向越过道路中心黄线驶入对向车道，大客车左头面又撞上对向行驶的武汉市汽车运输一公司驾驶员陈珍建驾驶的自卸车左侧，造成彭远友受伤，嗣后，张阳和彭远友自称去医院就诊，实际乘一辆的士离开现场后一起到张阳家，次日彭远友死于张阳家中，张阳离开武汉去襄樊，同年7月27日张阳在单位领导陪同下投案。事故现场由被告接群众报案后，于2000年7月24日22时20分赶到，并对现场进行勘查，制作勘查笔录，绘制事故现场图、拍照。事发后被告还调查走访，对当事人、证人询问，对大客车、自卸车进行鉴定，武汉市公安局法医室对彭远友、祝志勇的尸体进行检验鉴定，对彭远友、祝志勇、张阳的血型进行检验鉴定三人血型分别为AB型、A型、A型，对大客车方向盘，引擎盖上的血型也进行了检验鉴定均为AB型。被告经原告申请在作出认定书后又请同济医科大学对彭远友尸体外表进行检查鉴定。2000年9月22日被告作出00第76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阳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彭远友、祝志勇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陈珍建、周廷良在此事故中无责任。原告不服，同年9月28日原告向市交管局提出责任重新认定申请，市交管局于同年10月24日作出武公交责重（2000）127号重新认定决定书，除对原认定书适用法律条文予以补充外，即维持硚通大队作出的00第763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现原告对被告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认为被告确认彭远友驾驶大客车肇事依据不足，请求判令撤销责任认定书，令其作出新的责任认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硚通大队在处理该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过程中，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拍照，对肇事车辆进行鉴定，对死者尸体进行检验鉴定，对相关人员血型和大客车方向盘、引擎盖上的血迹进行了鉴定，确定彭远友的血型与大客车方向盘、引擎盖上的血型完全一致，从而为确认大客车系彭远友驾驶找到了科学依据。被告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有关规定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声称对被告举证认为大客车系彭远友驾驶证据不足，第三人张阳，武汉市电车公司认为被告对张阳、彭远友责任认定不准，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硚口大队00第76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彭远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秋芬
审判员 杨邦选
审判员 向尤华
交通事故责任人是必须要接受处罚的。
【法律依据】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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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第四条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称保监会)依法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机动车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以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调查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依法检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标志。
第二章投保
第五条中资保险公司(以下称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为了保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未经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第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保监会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保监会在审批保险费率时，可以聘请有关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第七条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保监会应当每年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并向社会公布；根据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总体盈利或者亏损情况，可以要求或者允许保险公司相应调整保险费率。
调整保险费率的幅度较大的，保监会应当进行听证。
第八条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机动车仍然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提高其保险费率。多次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道路交通事故，或者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加大提高其保险费率的幅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保险人没有过错的，不提高其保险费率。降低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标准，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九条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条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
保监会应当将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向社会公示。
第十一条投保人投保时，应当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包括机动车的种类、厂牌型号、识别代码、牌照号码、使用性质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姓名(名称)、性别、年龄、住所、身份证或者驾驶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续保前该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以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当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保险标志。保险单、保险标志应当注明保险单号码、车牌号码、保险期限、保险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理赔电话号码。
被保险人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
保险标志式样全国统一。保险单、保险标志由保监会监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单、保险标志。
第十三条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第十四条保险公司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是，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除外。
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前，应当书面通知投保人，投保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
第十五条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
第十六条投保人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
(三)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
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解除前，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合同解除时，保险公司可以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第十八条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期满，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并提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
第二十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期间为1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保人可以投保短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一)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的；
(二)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的；
(三)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1年的；
(四)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赔偿
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四条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第二十五条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其他资金。
第二十六条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试行。
第二十七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
第三十条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对赔偿有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第三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
第三十三条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或者垫付抢救费用，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需要向有关部门、医疗机构核实有关情况的，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四条保险公司、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三十五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罚则
第三十六条未经保监会批准，非法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监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保险公司未经保监会批准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保险公司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一)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二)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
(三)未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和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的；
(四)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的；
(五)违反规定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
(六)拒不履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义务的；
(七)未按照规定及时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
第三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补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四十条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可以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四十一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标志，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的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明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投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
(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对生命体征不平稳和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如果不采取处理措施会产生生命危险，或者导致残疾、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导致病程明显延长的受伤人员，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第四十三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编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办法，由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另行规定。
一、汽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正确认定
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据此，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交通事故责任者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1]汽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性质是过失推定责任，认定该责任应当考察以下几个构成条件：
(一)汽车道路交通事故须在特定的道路上发生
按照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只有发生在道路上的汽车道路交通事故，才构成交通事故责任。这里所称的道路专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和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2]不包括乡、镇、村自行修建的道路和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3]因此，只有发生在法定意义道路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才是交通事故责任，除此以外，铁路道口、渡口、机关大院、农村场院及其公共院内的路，均不属于交通事故中所称的道路，发生于上的损害赔偿也不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二)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有损害
(三)加害人(驾驶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有过失
按照《办法》第2条的规定，构成侵权行为法上的交通事故责任，仅以加害人主观上的过失为限。如何认定驾驶人的过失呢?我们认为，应采用过失推定的方法。具体讲，要考察驾驶人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法规，如果驾驶人的行为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法规，则推定其有过失，驾驶人如欲免除责任则须举证证明自己无过失(不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法规)。将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行为推定为过失，实际上是法律上的过失推定，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行为人违反法定的特殊义务而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之中。从过错推定的理论来看，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之所以被推定为有过失，正是因为行为人违反了法定的特殊义务，而不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任何人不得致他人损害的一般义务。既然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事实上造成了对他人的损害，故无需由原告就过错举证。
(四)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
相当因果关系一般是指“若无该行为，通常不会发生该损害的场合”和“若有该行为，通常会发生该损害的场合”。[4]史尚宽先生人为，一般有发生同种结果之可能者，其条件与其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实际上是把一切被认为可能引起损害发生的行为都认为是原因，并认为各个行为在原因力上是等同的。[5]驾驶人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应推定其有过失，但其过失行为如果与损害的发生并无相当因果关系，则不发生赔偿责任。那么，是否只有当肇事车辆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时方认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对此，日本理论界认为肇事车辆与受害人人身直接接触(包括衣服)方能认为过失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我国台湾地区对此问题的限制为宽，曾隆兴先生认为，在通常情形，车辆如未碰触被害人身体者，自不构成过失。惟如驾驶车辆过于紧迫通过被害人身边，被害人因而惊慌失措，跌倒受伤死亡者，有时仍应负过失之责。[6]而日本实务界也采与台湾相同之立场，例如，日本判决谓：于侵权行为，认定车辆之行驶与行人之受伤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通常须车辆直接接触被害人，或车辆中突出之物体接触被害人，但亦非仅限于此。亦即虽未直接接触被害人，但如车辆之运行反于被害人预测之常轨，致行人失去避免危险方法，以致跌倒受伤害时，则车辆之驾驶与行人受伤之间，自有相当因果关系。[7]我们认为，以上述标准认定相当因果关系未免失之过严，无法正确认定虽非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但却直接致其损害的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在认定相当因果关系问题上，不应拘泥于人车接触说，否则对受害人保护将十分不利，例如甲车碰撞乙车致乙车中乘客丙受伤，如果严格按人车接触说认定因果关系，则甲车未与丙接触，不存在交通事故责任中所说的相当因果关系，那么，甲车对丙所承担的仅是一般过失侵权责任，此时丙的举证责任将加重，甲则不负举证责任。但事实上，甲车乃是利用乙车为工具致丙受伤，因此对交通事故中相当因果关系，应作扩大理解，不应仅限于人车接触。二、汽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特殊责任承担方式之一：替代责任
《办法》第31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此为代负责任(替代责任)的规定。
对英美法中，雇用人对其受雇人于从事职务时，因侵权行为致他人遭受损害应负赔偿责任，台湾学者将其称为代负责任，大陆学者将其称为雇用者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将此种责任定义为雇用人侵权责任。
现代社会，汽车所有人亲自驾车从事事务者，不在少数，但对企事业组织而言，常雇用雇员驾驶汽车从事业务。如果受雇人执行职务时，不法侵害他人法益，此时若拘泥于理论令雇员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雇员财力通常较为薄弱，受害人极难获得赔偿。而企事业组织因雇员之服务而受有利益，自应负担损害，此为交通事故责任中确立代负责任的根据所在。
机动车的所有人(下称雇用者)代负责任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雇用者与驾驶人之间是否存在雇用关系
如何认定雇用关系的存在，有人认为，应当考察雇用人与驾驶人之间是否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雇佣合同关系，同时要考察驾驶人是否受有报酬，符合上述条件者，可认为雇用关系的存在。我们认为，汽车交通事故责任中的雇用关系的认定，应以雇用者与驾驶人之间客观上有实质的选任、监督关系为限，不应局限于是否存在书面合同和受有报酬，凡事实上为他人驾车提供劳务者，不问有无合同、报酬，均为受雇人。即使所谓“临时工”、“一时的帮手”、“半工半读”的学生等，只要这些人与正规的从业人员一样，客观上接受雇用者之指挥、监督，即应当承认他们与雇用者之间有雇用关系。如果仅有合同关系，而无选任、监督关系，就不存在受雇人责任。例如，甲乘出租车，甲与司机存在合同关系，但因不具有选任、监督关系，无责任之存在。
实务中，如果出借之司机造成他人损害，责任由谁承担?例如，甲建筑公司租用乙搅拌站的司机丙，但丙之工资仍由乙公司支付，搅拌机之养护、维修亦由乙公司负责。一日，丙驾车由此土地赴彼工地途中撞伤行人丁，丁请求赔偿，甲公司与乙搅拌站互相推诿，拒绝承担雇主责任。我们认为，出借之受雇人在执行职务期间侵害第三人时，究应由原雇用人或临时雇用人负责，应依以下标准认定：1．在损害发生时，谁监督或控制受雇人行为；2．雇用人究为谁的利益在执行职务。本文中，丙驾车从此工地赴彼工地，显系受甲公司指示、监督，乙搅拌站虽为其支付工资，但对其已失去指示、控制，丙已失去其为乙站的雇用人的负格，难以确认搅拌站对其有雇主之责；况且，丙从此工地赴彼工地，显系为甲公司之利益执行任务，基于受益者承担责任的原则，甲应承担雇用人责任。当然，当采用上述二标准无法决定谁承担雇用人责任时，则可基于保护受害人利益之原则，衡平各方利益，判令一般雇用人与临时雇用人负连带责任。
(二)是否是“因某事业”而雇用他人
此所谓“因某事业”，不以该事业的营利性为必要，非营利性的、非连续性的乃至无偿的事业均包含于内。
(三)是否是在执行职务范围内
损害与驾驶人所从事的职务之间有相当的关联，雇用人方承担责任。执行职务范围的认定是一个难题，我们认为，界定执行职务范围的总的标准，是与雇用人所命执行的职务相关联的一切事项。当然，由于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是复杂的，因此决定驾驶人的职务范围，除遵循上述总的标准外，还应考虑下述各种因素：1．职务的时间或地点。如果驾车肇事行为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是在授权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并且有为雇用人服务的目的，可认为是职务行为。2．职务上给予机会的行为。如果驾驶人利用职务给的机会而实施侵权行为，该行为确与职务有内在的关联，则应认定为属于职务范围。3．故意行为。驾驶人执行职务故意加损害与他人，如果其行为与职务有内在关联，即使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私利，也应认定为职务范围。4．嬉乐及绕道行为。驾驶人分明从事公事，借机处理自己私事，导致交通事故损害发生，雇用人应否负责?应考察驾驶人的行为是否与其职务有关联及是否纯为个人利益两方面因素。例如，甲驾车送货，绕道回家探望父母，途中将人撞伤。因探望父母是私事，与职务无关，雇用人自不负责。
(四)驾驶人违章致第三人损害
就某一案件，如从上述各方面考察符合条件者，可认定雇用人的代负责任。有疑问的是，驾驶入执行职务发生侵权行为，雇用人能否举证证明自己对驾驶入的选任及其事业的监督已尽相当的注意，或即使已尽相当的注意损害仍会发生而主张免除自己的代负责任?这涉及到雇用人责任的归责问题。由于我国法律对雇用人代负责任未加规定，而《办法》中也未规定代负责任人的免责事由，因此我们认为，雇用人责任应采无过失责任。即：只要驾驶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雇用人即应承担代负责任。
与审判实践有关的另一问题是，如何理解《办法》第31条规定的代负责任的承担?此种责任是否是连带责任?如不是连带责任，为什么《办法》又规定代负单位有权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费用。实践中的做法是，于此情形，均将雇用单位与肇事的驾驶员列为共同被告，并判决双方互相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做法固然在诉讼上比较便利，国外立法也有先例，然而我们认为此法不妥。原因是：1．从《办法》的规定看，对于代付责任发生的情形，强调由雇用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只有在其赔偿损失后，方能向驾驶员追偿。这说明，代付责任的义务主体只能是雇用人，驾驶员不是代负责任的责任主体。而雇用人赔偿损失后，对驾驶员享有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由于请求权基础不同，二者很难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代负责任不是连带责任。2．从有关司法解释角度讲，将两者列为共同被告并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用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此条规定完全可以类推适用于驾驶员执行职务致他人损害的场合。3．有人认为代付责任是不真正连带债务，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妥当。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各个债务人就各自立场在客观上就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自独立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部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条件是：(1)多数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对债权人负有不同的债务。(2)债权人对数个债务人均享有分别独立的请求权。(3)数个债务偶然联系在一起。(4)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为同一或基本上是相同的。(5)在多数情况下不真正连带债务有终局责任人。将《办法》第31条与上述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条件相比较，很显然，在机动车肇事代负责任中，受害人对雇用人和驾驶员并不享有分别独立的请求权，驾驶员对受害人也不负有债务，因此代付责任不是不真正连带债务。
我们认为，《办法》第31条规定的代负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是一种法定的责任。这种责任的特点就是雇用人作为债务主体清偿全部债务，而真正的侵权人驾驶员并不是代付责任的主体，也不负有赔偿受害人的义务，在机动车肇事代付责任纠纷中，被告只能是雇用单位。
三、汽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特殊责任承担方式之二：垫付责任
《办法》第31条还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此种责任是一种垫付责任，垫付责任的法律特征是：
(一)垫付责任的发生以驾驶员负有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为前提，而且此种责任仅限于金钱给付责任
(二)垫付责任的承担须以驾驶员无力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为前提垫付责任类似于一般保证责任，垫付责任人对受害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只有当驾驶员即实际侵害人资力不济，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垫付责任人方承担垫付责任。实践中为了减少诉累，受害人多将驾驶员与垫付责任人列为共同被告。但应注意，虽然二者均为被告，但应明确，只有在查明驾驶员无力承担责任时，方能判决垫付人承担垫付责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垫付责任是一种填补责任，补足驾驶员无力承担之部分，以减轻受害人的损失，其既不是为减轻驾驶员的责任，也不是惩罚垫付责任人，而是一种衡平利益的责任。
(三)垫付责任的承担以驾驶员与垫付责任人具有特定的关系为前提
由于垫付责任人不是真正的侵权行为人，由其承担民事责任只是为了减轻受害人的损失，因此此责任的承担应严加限制，仅限于发生在具有特定关系的主体之间。按照《办法》第31条的规定，垫付责任的主体只能是驾驶员的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关于此点，实践中应注意：
1．驾驶员所在单位与机动车的所有人非为同一人时诉讼地位如何?驾驶员甲的所在单位是乙公司，而汽车的所有权人是丙厂，甲驾车撞伤丁后无力赔偿，于此情形，谁应承当垫付责任?单从《办法》第31条的规定看，丁应先从乙公司和丙厂中择一而诉，一旦被诉人也无力承担，则另行另一人。这样会导致丁需两次，法院就同一事实审理两次，于诉讼上并不经济。我们认为，于此情形，乙公司和丙厂实际上对丁承担的乃是不真正连带债务，乙公司和丙厂均负有独立承担垫付责任的义务。为诉讼上的便利，可将乙公司和丙厂列为共同被告，但判决中载明：乙公司或丙厂均负有独立承担垫付责任的义务，其中一人清偿后，另一人的义务便免除，实践中有的法院判决驾驶员所在单位和车辆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认为并不妥当。
2．如何认定驾驶员的所在单位?甲是乙大学的讲师，甲个人拥有一辆轿车，一日，甲驾车撞伤丙，甲无力赔偿，乙大学是否承担垫付责任?此类问题在实践中多有发生，究其原因，乃是近年来汽车已进入千家万户，个人拥有量日见增多。如上案所述，与汽车无任何关系的单位，仅因肇事人是其单位的一员，单位应否承担垫付责任?就《办法》字面上理解，其将驾驶员所在单位与车辆所有人并列，显然车辆所有人并非驾驶员所在单位，因此，似可得出结论：上述情形，乙大学应承担垫付责任。但此种垫付责任承担的合理性却十分令人怀疑，仅因肇事人是其员工，就令其承担垫付责任，难致公允。因此，对此条作下列扩张解释较为妥当：驾驶员驾驶单位车辆非执行职务致他人损害，无力赔付时，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的所有人承担垫付责任。驾驶员驾驶私人车辆致害，其所在单位不承担垫付责任。就此问题看，《办法》第31条的规定确有检讨的必要，应当予以修正或由有权机关作出有权解释。
(四)垫付责任只能发生在执行职务之外
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在执行职务期间，那么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将承担代负责任，而非垫付责任。
(五)垫付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
由于垫付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只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此种责任时，方发生垫付责任的承担，不能扩大适用。
(六)垫付责任是一种代偿责任
承担垫付责任的人有权向侵权行为人追偿全部或部分费用。
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丢了的话，认定书在交警部门会有存根，不会影响到事故的处理。并且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有编号的，交警队要有备份的，即便是简易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也有一联是交警备档的。
如是双方的，可以找另外一方复印一下，找交警队重新盖章。如果在事故处理中需要用到责任认定书的，可以到当时出具事故责任认定的交警部门去复印该责任认定书的存根联就可以，是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