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气浊；宇宙；生命；彝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7-0084-03
彝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但晦涩难懂、寓意深刻，今人要想弄清彝族先贤是如何认识与分析人体生命与疾病规律的，就必须对构建彝医药理论的源头进行逆向追溯，探明彝族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对彝医药理论的影响。对此，王天玺在《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作出精辟论述：“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与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都是通过认识宇宙来认识人类生命的。
彝族先民通过长期对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各种气候气象、各种地理现象的观测，已深刻认识到各种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和各种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过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以太阳论生命、以天文论人文、以哎哺论万物”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其中“哎哺啥呃”是其核心理论。“啥呃”是古彝文音译，汉译则为“气浊”，是彝族认识宇宙与生命的独特思维方式，渗透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的源头性认识。彝文典籍《哎哺啥呃》的主题就是“哎哺”和“啥呃”，199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彝志》中收载了《哎哺啥呃》，该书写道：“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气浊先产生”。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气浊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气浊”不仅是彝族先民的哲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展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气浊学说”，体现彝医对宇宙、对生命的认知特点。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3.2明确气浊运动的表现形式为“首萌长遍退藏”，其本质均遵循“升降出入”的原则。彝医认为气浊“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体现在与四季的密切契合上，体现在气血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的血峰特点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彝医独特的血峰理论、禁刺理论和用药理论。
3.3说明有生命的物质才有气浊，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没有气浊的。人之体源出于自然，秉承于父母，生长于宇宙之内，留迹于人世之间，原本就是一个气浊运动而形成的高级动物，彝医强调“血循而气生、气循而浊生”，而《哎哺啥呃》中也讲“动会命有的，灵气兆多衍”，其中的“动”，讲的就是气的活动与浊的活动。无论是气的活动，或者是浊的活动，都需要能力，但能力从哪里来？从宇宙天地的气浊运动变化来，无论人体与各种生物如何变化，但宇宙天地“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不会变，“人体同天体”恰好表达了人体乃至各种生命个体“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均需要遵循宇宙天地“气升浊降”这个总规律的原则，故彝文典籍里常强调“一人一宇宙”、“一者一宇宙”、“一相一宇宙”。这些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却正是当今困扰人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彝族先贤早已认知并且写在书本上了。
总之，彝医学是沟通天文、历法（或者是时空）、人体、天地、宇宙相互关系的一门宏观医学，以“气浊二元”立论，解答了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系列重大问题。显然，彝医学不可能与现代力求微观的精准医学相比较。但是，无论是纵观或者是横观现阶段医学的发展状况，都会发现微观的精准医学也并非能解决医学领域的一切问题，尤其是日益更新不断出现的疾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使我们对多元医学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思考。对待民族文化，更要谨慎，不能一概否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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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三、四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363-364.
关键词：地理与物理；地理与化学；地理与数学；地理与生物；地理与语文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5-070-01
地理学科的一大特性就是综合性，它既融入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又融入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因此，要想真正学好地理这门课程，就要学会借用多学科的知识，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笔者在多年的一线地理教学工作过程中，结合多年的高考地理试题，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较详细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广大同行及同学们有所帮助。
一、地理与物理
中学地理中的有些知识点，在理解时若与物理相关知识相结合，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利用开普勒第二定律探究地球公转的速度变化时，只要引导学生运用开普勒第二定律开普勒第二定律――“在相等时间内，太阳和运动着的行星的连线所扫过的面积都是相等的”――学生很快就理解了公转速度的变化规律。有如河流水能资源大小的判断。
二、地理与化学
化学科有些知识对解决地理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喀斯特地貌的成因是可溶性岩石（如石灰岩、白云岩）在含有二氧化碳的水的长时间溶蚀作用下所形成的地貌，这一成因可用一化学方程式来表示，即：CaCO3+CO2+H2O=Ca（HCO3）2。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喀斯特地貌的形成需两个条件：（1）要有可溶性岩石，（2）要有充足的水分。像我国西南地区就明显具备这些条件，石灰岩广布而且气候湿润、降水充足，因此，喀斯特地貌广布。
三、地理与数学
中学地理教学中有一部分涉及到计算的内容，我们统称为地理计算，常见的有：地方时计算、区时计算、时区计算、昼夜长短计算、球面距离计算、正午太阳高度计算、坡度计算、海拔高度计算、相对高度计算、温差计算、楼距计算等等。其中有些地理计算内容有数学关系很大。
例如：一小孩身高1.5米，隔河观察正午塔影情况。发现6月22日正午时。塔影达全年最大。且塔尖的影子正好位于他的立足处。读图5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1、若塔高70米.则这里的河面宽约为
A.30米 B.40米 C.50米 D.70米
解析：根据小孩身高1.5米，影长也为1.5米，由数学知识可知这一天该地正午太阳高度为450；再利用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公式即可求出当地的纬度，从而解决第一问。过塔与地面的交点做河流两岸的垂线，可得出一个直角三角形，因正午太阳高度角为450，可知该直角三角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利用三角函数的知识即可计算出河宽。
答案：1、A 2、C
四、地理与生物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地区光照充足，气温日较差大，因此，农作物颗粒饱满、单产高。其原因可用生物学科知识解释。白天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强，农作物光合作用旺盛，产生的有机物多；到了夜晚，气温下降，农作物的呼吸作用较弱（一般而言，温度越低，呼吸作用越弱），消耗的有机物越少，积累的有机物相对较多，因此，作物颗粒饱满、单产高。
五、地理与语文
《水浒传》“宋公明雪天擒索超”一回中对某天气系统引起的天气状况的描写如下：①“是日，日无晶光，朔风乱吼”；②“其时正是仲冬天气，连日大风，天地变色，马蹄冰合，铁甲如冰”；③“次日彤云压阵，天惨地裂”；④“当晚云势越重，风色越紧。吴用出帐看时，却早成团打滚，降下一天大雪”；⑤“那雪降下一夜，平明看时，约已没过马膝”。据此判断下面几个问题。
1、上面描写反映的是冷锋过境还是暖锋过境？
2、那些描写是此锋过境前的天气？
3、文中属于对该天气系统过境时的描写的是
A.①② B.③④ C.②⑤ D.④⑤
4、根据描写判断，此锋移动速度是快还是慢？为什么？
5、下图中可能与该天气系统过境气压变化吻合的是
分析：这组题目是以《水浒传》中一段对天气的描写作为背景材料，要想正确的处理，除了具备地理学科相关知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语文功底，要求正确理解材料中句子的含义，并能够与地理学科联系起来。根据材料中大风、降温、大雪等文字，可判断是冷锋过境；
答案：A.冷锋过境后气温下降，气压上升，天气转晴。
【关键词】初中地理 生活化教学 实践分析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04.190
在新课改改革基础上对于初中地理教学提出严格要求，传统地理教学方式对于初中地理教学来讲已经不能满足教学需求，需要对地理教学进行不断改善与优化，更好的实现地理教学的进步与发展。生活化教学方式对于地理教学来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改善地理教学现状，怎样更好的对地理生活化教学方式进行实践是文章主要中心。
一、生活化教学方式在地理教学中的重要性
生活化教学方式对于地理教学来讲非常重要，不仅能够很好的提升地理教学在课堂中的时效性，同时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集中注意力具有重要作用，提升学生的地理学习能力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知识运用能力。地理知识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结构与内容，在包罗万象的地理知识中与我们的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学生在生活中天气变化以及山川流水的形成等都与地理知识有关，以及在平时生活中经常听到的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问题。将这些与生活紧密相连的知识利用生活化的方式进行教育，能够减少学生对于知识学习的陌生感，提升学生学习与了解的积极性。利用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引导学生主动进行学习，积积极开动脑筋，正确认识地理知识的学习价值。并且在学习中提升学生的实际生活能力，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特殊问题或是地理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将学习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进行紧密结合，不仅提升学生的生活能力，同时还能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熟练掌握，锻炼学生学习能力。
二、地理教学现状分析
地理教学是初中学生必须掌握的学习内容，同时地理的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生存的环境以及各种变化等，充分的扩大学生知识面。初中地理教学虽然在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但是传统教学方式根深蒂固，因此在改善上遇到很多困难。首先表现在地理知识过于独立化，教师在教育中与实际生活之间没有进行具体的联系，这样的方式会导致学生在学习中产生陌生感，同时不能很好的带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在学习中容易形成枯燥无聊的心态，教学知识过于局限化会严重影响学习的学习效果。其次教学情境设置不合理，教师设计的很多教学情境对知识点的掌握并没有很大的益处，并且与知识的贴合度不够紧密。最后是在新旧知识连接上不够紧密，很多地理知识点需要学生经常接触才能熟练掌握，教师在开始新课教育之后对于之前知识的连接不够紧密，导致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基础上对旧知识逐渐淡忘现象。从整体上来讲地理教学虽然在不断改善与创新，但是改革的层面不够深入，整体认识不够全面，海还存在很多需要完善与优化的地方。
三、推动生活化教学实践优化建议
（一）加强地理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现在很多地理教学中虽然逐渐实行生活化教学方式，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地理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学生在学习中对于地理知识感到非常陌生，不能全面理解各种地理现象，这样非常不利于提升地理教育。教师在地理教学中需要利用生活中的案例或是比较常见的生活现象对书本上的地理知识进行解释，让学生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地理之间的联系，加强学生对地理知识学习的亲切感。
例如，《气候复杂多样》学习中，教师根据课文中的知识点利用生活中的实际现象进行解释。“明天就是周六了，同学们都想去哪里玩呢？”利用这种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引起学生的注意，这时候很多学生会不约而同的回答教师的问题，“那么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天气吗？，听天气预报讲，明天可不是一个适合出门的天气，听说明天有暴雨，安全起见，同学们还是在家里做一些休闲活动比较合适。”“我国的天气主要是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最后同学们帮助教师总结一下我们学校所在地的天气特点。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利用这样的方式吸引学生学习注意力，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遇到高温乎或是暴雨等天气现象，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这样学生在学习起来才会有充足的劲头。将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地理知识紧密结合，在加上教师科学的引导，这样才能很好的激发出生活化教学方式对地理教学的作用。
（二）创设科学合理的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的创设是现在教育中重要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带领学生融入到学习的知识中，学生在教学情境中了解地理知识。但是很多教师在进行教学情境设计中，经常控制不好教学点，出现跑题或是教学中心偏离现象发生，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学生摸不到头脑，理不清学习的中心与正确线路。因此需要教师在进行教学情境设计中注意知识点与中心的把握，保证教学方向与课本一致。例如：《中国的疆域》学习中，首先需要教师将我国的地图制作成多媒体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在学生基本掌握之后，建立合理的教学情境。学生分别扮演不通的城市，一名学生代表学校出差，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规定线路下需要跨越什么城市。利用这种方式实现学生对我国疆域的掌握，学生在不断参与中对其中的知识点印象逐渐加深，更熟练的掌握学习的知识。
（三）加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对于地理知识的学习需要学生经常复习或是接触才能熟练掌握，因此需要教师根据教案的需要与安排及时将旧知识融入到新的知识教学中，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案，将学习的知识紧密的串联在一起，保证学生在学习中能够熟练掌握新知识，同时合理利用旧知识。例如学生在学习完天气变化与我国疆域之后，教师可以将两个课程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保证学生能够知道哪个城市是什么气候，这样不仅提升了节省了复习的时间，同时还能帮助学生更加熟练的掌握知识，促进地理教学发展。
四、结束语
生活化教学方式对于地理教学来讲具有重要作用，利用加强地理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创设科学合理的教学情境、加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等方面更好的推动初中地理教学中生活化教学方式的实践，更好的提升地理教学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 知识品格 知识选择 认知维度
中国要逐渐拥有足以和现在的体制相匹配的文化精神，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要从高等教育入手。在这个使命下，高等教育一定要做好文化自觉意识的理念准备和教育体制的稳步推进准备。何谓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文化自觉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其中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需要进行观念的更新。
通过高等学府中的人文教育培育国人一种集体的、核心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知识品格和观念品格确立的主要渠道。多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泛泛的道德教育，已经向我们展示的是无力和脆弱；纯粹的语言文字教育，展示的则是无法接近知识深度的无奈和尴尬。所以文化教育不仅仅是道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在当今时代，只有从知识形态本身入手，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才是高等人文教育的实践力量。
目前，文学教育所承担的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解救文学教育，因为，由智力出发的语言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中文系学生所应习得的语言能力应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知识体系的认知和辨析之上，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真理性并富有生命力。在高等教育阶段，必须处理好文学教育和知识本身的关系。从知识观出发的文学教育，将改变一切文学教育的路径。
一、“知识社会学”理念在教育体系中的运用
“知识社会学”的概念是马科斯·舍勒在其著作《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中提出的，后经卡尔·曼海姆的发展成为一门引起广泛注意的学术成果。“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是：研究知识、思想的发生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影响。将这一理论从西方带到中国的，是李安宅先生的《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他将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中的第五编翻译成中文。这篇译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另印了单行本，名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讨论知识和社会中一切运行体制、社会中一切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各种组织体系中，教育是保存知识和传承知识的主要载体。当今在教育学领域中越来越注重从“知识”视角来反思大学的身份，如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强调在知识传承中的大学身份：“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知识中心，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深深地卷入社会发展的格局之中。”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刊登于2009年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中，反思当今大学教育体制下学生的知识构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他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日益细致，而中文系的学生并不在这个知识领域中出入。
在当今的人文学术界，同样开始关注知识本身。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人文学界又一杰出的哲学著作。它反思西方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考虑知识和人类理性的关系，“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欧洲背景下，古代知识系统得以向近代知识学科体系跃迁的可能性做了深刻的话语内的历史性考察。其考察核心之一便是‘分类’，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类’，在福柯看来，‘分类’即对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体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而知识体系从一种分类向另一种分类的裂变，体现的是知识体系自身‘认识型’的裂变”①。无论马科斯·舍勒、卡尔·曼海姆还是米歇尔·福柯，他们均从哲学的高度引领世界学人的思考角度，而教育体系作为主要的知识传播途径，需要以“知识社会学”的高度反思自我的现状。
二、课程体系中的知识选择和认知维度的扩展
国家在制定课程政策时，由教材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决定了哪些“知识”可以进入到人文体系的传承中。现代大学课程体系中的知识传承渠道是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中篇章的选择与删改，是国家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人文教育来说，只有广阔的知识认知才能引导心灵产生整体的、深刻的观念认知。大学古代文学教育应该关注与科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关注自然知识的社会属性，人文教育必须要借助自然科学知识来扩展人的元认知能力。
目前古代文学教育的教材版本，主要有“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类，在“作品选”的范畴内比较权威的有朱东润先生的《历代文学作品选》等等。之外，比较新的成果是近年来很多高校从文体的角度，重新编选古代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选”着重于对文体意识的培养。在“文学史”的范畴内，其教材版本主要有郭预衡、袁行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从思想、语言、文学史的角度，提及并分析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教材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大致构成了今天古代文学教育的主要知识来源和国人基本的公共话语资源。
在现有的人文教育传承体系中，唯一缺乏的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去对中国传统的文献进行选编推广。编选这个行为本身，代表着我们对传统知识和文化在当今价值的重估。对于古代文学教育，我们似乎过重于观念和思想的教育，而忽略自然科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进入到人文体系的教育中。我们今天所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教育分析研究体系，缺乏和传统知识体系（而不是观念体系）相勾连的机制。在文学教育中所做的正是要凭借一种知识反思把握中国的古代文学中的知识体系。
从知识角度出发的选编，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作品。何谓文学经典？最早的文学经典即是人类文化的起点。早期文学中浑然不分的学术形态，体现的是人们在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礼乐文化的传承中，所获得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智力的训练和语言表述习惯的逐步形成。早期经典的语言表达方式参与了人类思维的形成和文化的创建，客观的知识通过语言的形式开始取得一种清晰性和审美感知。语言的完善性能够与早期知识形态的完善性相容。因此，就知识与语言的关系看，所谓的文学实际上一种知识和语言对我们的文化所做出的规定。
我们举例来反思一下古代文学作品选编中的盲点。对于《史记》的选编，基本每一个文学史、作品选，都选有本纪、世家，但竟没有一本选书、志。本纪与世家，是以人为主题，以情节为手法表现人文价值理念的文体形态，而书、志则是关于天文、地理、律历等基本自然科学知识的描述。这些知识本是每一个世纪中每一位文学学习者的知识修养，也应是我们这些从传统走过来的国人的基本知识修养，然而我们的文学教育竟从不关注。唐朝曾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学创作应具备鲜明的知识品格和实践品格。伴随这种理念，唐代的文学界诞生了一种文体“记”，其创作数量惊人。唐代古文运动主张散文应恢复“文以载道”的现实品格，韩柳古文运动所提倡之道者，即为物理、事理也。其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文章形态。关于柳宗元山水散文的选编，对其《永州八记》中稍稍涉及一点地学知识的散文，则宁缺而不选，文学对自然科学的排斥竟达到这种地步！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章应体现鲜明的知识品格，在今天的知识传承中并没有得到弘扬。或者夸张一点说，这种选编是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的一种背叛。
今天知识的分科，虽然使文学教育有了自己的专属领地，即思考我们传统的人文价值理念和语言艺术。然而没有古代传统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古代传统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就涉及思想、知识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今天在古代文学学术界，我们有很多研究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体现了从知识出发，从而在知识的有序演进发展中，研究文学和文体的演变发展。如何去建构文学教育中的人文地理、人文历史……即人文自然科学史，或者说，当今的文学教育在教材选编上，选择吸收历史、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限度、途径、方法如何？而同时，我们面对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价值理念的冲击，我们肩负着建构我们今天新的知识、道德理念的任务，如何重新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借助人文科学主义的具体变革，以认清本民族的文化建构，是知识传承重要的一环。
三、科学知识的认知思维与语言艺术的关系
对于文学教育的核心——语言艺术教育，也必须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反思。语言是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唯一中介。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制约着人们共同的思维规律和形式。从语言艺术的教育方式上看，必须积极提倡小学功夫。小学中的训诂，其主要特征在于对于词语与词语间的辨析，而人文思想和观念正是建立在对事物特征的细微区别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学功夫是古人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使古人和所选知识本身因为语言的深刻理解得到一种固定和强化的作用。
今天的文学教育却不去考虑语言教化对于价值理念的生成作用。我们必须深刻明白，语言本身展示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思维中产生的秩序，经过教育而逐渐扩展为了一种世俗智慧，同时语言也赋予这种思维以清晰性。只有思维方式才能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与熟知的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完整、牢固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知识的层级、知识的转化关系，是要好好思考的一个命题。
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科技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是科学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课程教学活动是完成知识传授和实施的重要过程。教育界的核心是尊重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再现学科知识的形成过程。一部散文作品之所以优秀，在于它细致的展示和描述了事理、物理本身的特征。而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的第一步骤，是应展现文学用语言追捕事实的能力。而以语言艺术为核心的文学教育，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学生的大脑中，词语与事物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只不过牢记一些短语以备考试时使用，这种倾向使很多人的文学知识充满着大量毫无感情的、自己并不理解的措词。这些语言从根本上不是学生自己的语言，而是一堆零乱的词语碎片。这完全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无论中文系学生还是理工科学生，所表现出的语言上的欠缺，实际上是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散失。
知识的认知思维培养，在教育体系中，主要由教师承担。古代文学教师的任务，在于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典范，给予学生认识和鉴赏事物的一种指导，教师的角色必须是经典学家和经典的阐释者。所谓经典，即它在内涵上使后人可以按照古人的知识体系给以认识事物上的一种指导，所有今天的文学教育都是我们早期积累的知识的实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教育所揭示的语言规律使我们成为全部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使我们的语言与事物之间保持一种牢固的联系。文学研究和知识结合，将使文学语言获得本质的秩序和联系。
在今天科技作为知识网络的基础上，从西方到东方，科技作为工具理性的局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命题。中国古代，社会和自然科学文化本身具备着紧密的联系，合文理而探源流，于中国文学教育和科学教育本是殊途同归。于今天，我们提出通识教育，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也是文化复兴的前奏。因此，促进科学与鉴赏的结合，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必然是遵循其内在统一性逐步走向融合而不是分裂。
作为文学教育者，应富有责任感，从知识的角度整理和认知中国的文学，从而达到对人文知识思想的真正整理。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品格的培养，必需明其知识之构成。目前文学教育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古文注释。在注释中会延展到一部分中国传统的认知系统。但是这个认知系统大约只是疏通表面意思，而没有深层的知识构成和知识体系的认知。但是，完全如现在的历史、地理学科，以具体而微的知识去解决自然问题，也不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应属的领地。建立人文科学的知识平台是需要觉悟后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的任务，虽然艰巨，但也有可循序渐进之处。
目前，我们应对策略中可以入手之处，是通过学术研究带动教育界的反思和政策的制定。第一，对遗忘的作家的发掘和文学家谱系的扩充。对于这一类的古代文学家主要研究他们的学者身份和知识修养。通过专门的作家研究，以宋代、明清文人的视野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体系，比如王应麟、戴震、乾嘉学派，但是这种研究不是当前的梳理脉络式、总结思想式、作家考录式，而是真正关注他们的知识修养。第二，着重一些文体的研究和写作，如赋体、记体。学术界关于这些文体研究的成果，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教育体系中对某些作品的强调，并引起大学生写作视点的转化。第三，对于类书的推广学习。学术界和教育界要产生一种对知识本身的兴趣，通过竞赛、奖励等形式，引导全社会对实学文风的追求。古代文学教育者应当是人类拥有最合理知识的群体代表。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对于这样的知识进行选择。
如果不深刻思考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虽以历史为主要依托，思考价值和思想理念，而最后学生却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我们虽以传统的文化来栽培学生的智力，但学生却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而当我们出现诸多问题，如道德阙如、理论过度西方化等观念传递障碍时，是否和某种深层的培养学生知识积累、思想习惯的教育方式有关？但这一点，我们缺乏反思。
自然科学知识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语言与知识和文明是同步发展、同步呈现的，在语言的肌理里渗透的是自然科学思维，不苟且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继承，是对知识背后的思维的继承。科学人文主义是要将语言、知识、文化看成一个综合体。秉承这种理念，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必将引起课程结构体系、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学方法的大变革。
注释：
童年的我是多么天真，多么幼稚。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一天天成长，一天天成熟，开始顾及到我的理想。我很想做一个天文科学家。可是那些大科学家，大多数都住在出名的大城市，而我住在这个不太出名的城镇里，纵有雄心壮志，也很难实现。理想对于我来说，是那么遥远、神秘…… 科学家，是一个不平凡的职业。像爱因斯坦、伽利略、牛顿那样的科学家，对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我十分佩服他们，因此，我想做一个天文科学家，在火星上发现生物，观察遥远的星球，到真空的宇宙探索…… 我一天天地长大，学的知识一天天多起来。
我了解了“唐太宗、刘备、康熙……”这些伟大的人物，这使我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成功，是努力、坚持、天赋组成的，所以我又创出这样一条公式：实现理想=努力+坚持+天赋。一个人如果有了理想，有从小培训的天赋，努力不懈地去实现，失败了，继续坚持，那么理想才会实现。 我从书本上知道，有生命的星球必须有以下条件：1、有坚硬的外壳； 2、有生物生存的适当的温度 ；3、有适当的大气（大部分是氧气）； 4、有足够的水； 5、这也必须是一颗行星，围绕着的中心天体必须是一颗稳定的中年恒星。生命存在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我曾经痴迷地想象：“火星上会不会有生物呢？有生物的星球是怎样的呢？会不会是……”我很想揭开这个迷，因此，我很想做一个天文科学家，去发现人类的另外一个家园，去解答宇宙的不解之迷。
我当然知道做一个天文科学家并不容易，要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强的求知欲、想象性，还要有一种不怕困难、失败的精神。 “一个小孩想当天文科学家，未免太天真了吧！”不错，听起来的确很天真，但我深信，“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花了不少努力。我购买了《神奇的地球》、《宇宙的奥秘》、《宇宙之迷》……每一本书我都把它读熟透，吸取里面所有的知识。
有一次，我从中午开始读书，觉得读了不久，爸爸就叫我下去吃饭了。我十分奇怪，望望屋外面，原来已经是黄昏了。我每天就是这样吸收各个方面的知识，使我的理想与现实不断缩短距离。 我不断在生活中吸取经验、知识。在学习上，我认真听课，积极发言；在表演时，我积极当一个小主持；在辩论时，发表自己的意见、理论……等到长大的时候，我将运用这些知识，争取做一个科学家。 “泉水挑不干，知识学不完”，但只要你肯学，再多的知识你也能学到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就像一条鱼，在广阔的前途海洋里自由自在地游，选择哪一条前途，是由我自己选择的。
【关键词】公文写作主体；素质培养；自我修养
公文写作主体即公文写作者，是指公文的撰拟制作者，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秘书人员。公文写作主体的素质培养在公文写作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公文写作者的素质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公文撰拟制作的质量和公文效用的发挥，同时还影响机关办事效率的高低。众所周知，公文写作者属于公文写作主体论范畴。就公文写作的研究情况看，到目前为止，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公文写作的总体论、文种论及公文写作方式等方面。而在公文写作的主体论方面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研究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展。因此，本文试图从公文写作的实际出发，对公文写作主体素质的构成及其培养途径做些初步论述，意在抛转引玉，引起共同探讨。
一、公文写作主体素质的内涵及要素构成
公文写作主体的素质是指公文写作者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一种综合能力，包括先天特质和后天涵养两个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奉命而作，要直接代表机关说话，为机关指导工作服务，必须体现机关和机关领导的意图；贵在实用，公文写作必须情况要真实，观点要实在；同时，公文有其特定的格式标准和写作程序，这就要求体式要规范，此外，公文写作语言要准确、简明、平实。这些特性决定了公文写作的主体必须具备生理、政治、科技文化知识等多方面的素养。这里主要探讨一下构成公文写作者素质的主要要素：生理心理、政治思想理论及文化知识。
（一）公文写作者的生理心理素质
公文写作者生理心理素质是指写作者进行写作所具备的独特、稳定的心理生理品质，就写作者而言，主要包括个人的天赋、气质、性格、兴趣等要素。
1．天赋。我们所说的天赋，首先是指一个人神经系统的正常，无缺陷。正常的先天生理条件对一个公文写作者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他后天个人独特心理品质发展的根基。不承认公文写作者天赋对写作的影响是不符合公文写作实际的，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刘勰曾说：“才由天资”、“功以学成”，（《公文雕龙，体性》）讲的就是天赋与后天增减的关系。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后天的训练无疑是对天赋的成全、补充、完善与合理发展。只有既承认天赋的存在又同时承认后天的培养才是我们应当树立的辨证观点。
2．气质。气质是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特点在行为方式中的表现，是个人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人的气质很早就为心理学家们所注意与研究。而与公文写作密切相关则是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纯粹属于人类的类型”的气质划分。他将气质分为思维型、艺术型和中间型三种。思维型的作者适合在逻辑思维的天地里开创他的天地。而艺术型的作者似乎更适合在形象思维的境界里发挥作用。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写作者则属于中间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和谐统一，使得中间型作者可以发挥其兼有之优势，融说明、议论和描写、叙述及抒情于一体，成为写作上的“两栖”人才。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者的写作或创作的观点、过程、语言乃至风格。公文写作作为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的写作活动，要求公文写作者不仅要具有艺术型的气质，以增强公文表达的形象性，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思维型和中间型的气质。
3．性格。公文写作者的性格主要表现在他对外物的感知、认识、推理、判断及感情意志等心理活动中，对公文写作过程中题材处理、主题提炼、文种驾驭、语言表达及个性风格的形成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4．兴趣。“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公文写作是种复杂而艰苦的精神劳动，如果没有对公文写作的强烈兴趣，是很难写出佳篇力作来的。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力求参与某项活动，并且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公文写作者的个人兴趣对他写作过程中的材料选择与主题提炼、内容的倾向性和生动性及风格的形成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公文写作者应当具有广泛、持久、深刻、健康的兴趣，才有可能写出好的公文作品来。
（二）公文写作者的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是指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品质，是反映人的社会聚合力状况的素质，包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幸福观、责任感、义务感等内容，良好的政治素质无疑是对公文写作者的一个基本要求。首先，道德观念是人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公文写作者从事公文写作时总会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判生活、人物，衡量是非曲直。作者的立场和信仰决定着公文本身的政治倾向与阶段爱憎，作者的觉悟与人生观、生活态度则直接作用于写作者对问题情况认识评价的正确和深刻程度。可以这样说，优良的思想品质是公文写作者正确地感知、体验、理解和判断分析现实生活的基础。
（三）公文写作者的文化知识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主要是指人在知识、智能方面的素质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结果。虽然一个公文写作者的文化素质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理论知识、公文写作专业知识外，还应该具有比一般人更广泛的文化知识。如市场经济知识、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知识及种种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等等。公文写作者良好的文化素质能扩大公文作品所蕴含的信息量，提高公文反映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二、培养公文写作主体素质的具体途径
培养公文写作主体素质是一项复杂的系列工程，其具体途径主要有：
（一）参加社会实践
“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公文写作者素质的培养同样离不开社会实践。公文写作者的素质培养只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才能够充分发挥公文这种作为社会管理工具的效用。人民的革命斗争，社会的现实生活首先把我‘塑造’成了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才有可能把我被塑造过程中众多的感受和材料提炼、概括、改造升华成为文学作品。”雁翼的经验说明了社会实践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公文写作而言，但对公文写作还是有一般性的借鉴作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公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从另一方面来说，公文写作者对社会实践生活感受有深有浅，感受能力有高低之别，公文写作是以求真为目标的，要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和问题。总而言之，公文写作者只有亲自参加社会实践，才能达到公文写作求真求实的目的，除此则别无他途。
（二）加强知识积累
公文写作者素质的培养，除了深入社会生活，坚持社会实践外，还应注重学习，努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不断积累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首先要精读公文名篇特别是经典著作，重点是用心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公文写作的感受能力，从中学习公文写作方法、体式规范、结构的安排及各种手法和技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提高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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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精读经典名著还要同广泛阅读结合起来。阅读范围越广，则愈能得到多方面的启迪。通过广泛阅读，我们就能比较判断写作者把握社会事物情况的能力，领略其感受高低。同时，通过反复阅读、鉴赏活动，能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使感官对物的刺激更具敏感性，能尽快地触发感受，刺激情感的宣泄。可见，广泛阅读对提高公文写作者的深厚的写作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培养公文写作者素质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自我修养
修养是指一定的知识或艺术水平，是经过长时期磨练所获得的理论知识。如果论公文写作者的素质，则作为潜在的先天能力对公文写作主体的素质培养更多的是间接性的影响，那么修养作为后天获得的一种水平标识，它对公文写作主体的素质培养则较多的是直接影响，尤其是作者的理论、知识等修养对公文写作主体素质培养的影响最多。
1．理论修养。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必然是盲目的甚至有害的。公文写作是综合性很强的实践活动，同样需要理论的指导。提高修养是建筑理论大楼的“脚手架”。任何一个专业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也有其独立存在的理论基础，掌握尽可能多的专业学科方面的基础理论，会大大减少我们从事公文写作活动的困难。
2．知识修养。没有一个有成就的作者是知识贫乏的人。因为作者的知识修养是写作内容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而写作的公文，是难以发挥其社会管理功效的。公文写作必须具备三个层次的知识修养：一是专业知识的修养。公文写作内容十分庞杂，涉及多个领域、学科及各项工作。二是体裁知识的修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为适应各种公文内容的需要，公文的体裁也是多样的。三是一般知识的修养。所谓一般知识乃指人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及对历史典故、民生风情、奇闻轶事等的了解和熟悉。这些知识看似不大重要，与公文写作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但往往是公文不可缺少的辅助材料，有时这些知识对公文写作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3．法律修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文写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法律性。这就要求公文写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为此，提高公文写作者的法律修养，已成为当务之急。可采取脱产、半脱产学习，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培训，使公文写作者的法律素质得到迅速提高，使他们在公文写作中能自己遵守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四）善于搜集，增强对已有知识的感知
搜集能力对于公文写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搜集了解丰富的已知真理，才可能避免无效劳动和避免重复别人已经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对收集的材料加以概括归类、加以比较分析，才可能发现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古人云：“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即此意思。搜集不是对已有知识经验加以复印、录制，也不是对既有知识简单摘录。可见，搜集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能增强对已有知识经验的感受。搜集应做到以下几个结合：
一是专题搜集和广泛搜集相结合。广博与专深，是进行搜集时首先要处理好的一对关系，专题搜集是建立在广博搜集的基础上，只有对有关资料知识进行广泛的涉猎，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专题搜集。广泛搜集与专题搜集是相辅相成的。广泛搜集会相应地丰富专题搜集，而在大力进行专题搜集的同时，也注意其他门类知识的采撷，这往往导致发现专题项目与其他门类知识的神妙联系，在二者相互撞击中闪烁出创造的光芒，形成深刻而奇妙的写作灵感。
二是抄录与转述相结合。各种名篇浩如烟海，各类刊物缤纷杂陈，为储存资料，可采取抄录式和转录式相结合。当然，进行搜集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抄录式搜集可以只抄录几句，也可大段式整留抄录。若公文篇幅过长，可进行转述，转述尤其应注重其完整性，更应准确地把握公文的思想观点和逻辑思路，特别同一论题而观点又对立时，还有必要简述公文的论述环节。这样有助于自己积极思考，予以争论。这样，转述对象便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感知的内容就非常强烈而丰富了。
三是征集与分析相结合。征集作为收集资料的重要途径，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征集可培养公文写作者的多种素质能力，以征集搜集资料，方法简易，并且能了解每一个资料提供者对资料的主观态度，这对收集者对资料的体会也就更加全面深刻。因此，资料汇总后必须尽快进行综合分析，写出研究成果。在征集过程中，面对四面八方汇集的资料，面对各种各样的资料提供者对问题的感受，收集者也会产生新的灵感，从而增强公文写作素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文写作者主体素质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即可解决的事情，它与公文写作的实践相始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培养公文写作者素质的具体途径和形式也会得到不断的发展，有待我们在公文写作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将之升华概括成有益于公文写作实践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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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对外来文化进行了有限的综合，但从总体上是在孔子、孟子、老子等人创造的可能性空间中发展的。所谓中国文化在二千年里缺乏真正的革命，指正是这个意思。文化的可能性空间有其边界，但这边界对于终生停留在其内部的人来说是未知的。从这个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恰恰相反恰恰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勘测传统文化边界的参照，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西方文化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欠缺意识的。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首先产生必然是同化对方的冲动和筹划，而当此冲动和筹划失败时，则会沿着下述两个路线对待它：（1）抗拒；（2）对话。在外强我弱的文化语境中，对外来文化的抗拒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情这种抗拒的人看到的是悲壮的失败，反对它的人则只是目睹了一场喜剧性的衰落，而抗拒者除了收获顽固者的绰号和失败者的耻辱外，至多只能将自己囚禁在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中，以与主流文化隔绝为代价来安慰自己。因此，当时的大多数知识他子都于觉醒中意识到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生存的前提。与外来强势文化的对话有三种形态：（1）借鉴；（2）希望对方同化自己；（3）通过建立更强大和开放的本土文化来同化对方。由于五·四时期的西方外来文化是与个性、自由、民主、科学等解放性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少代表进步势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采取的是“希望对方同化自己”的对话方针。通过建立更强大和开放的本土文化来同化西方文化在当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拿来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策略。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建构能力的不足埋下了伏笔。我们在赞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革命性时不应忘记：正因为他们在世纪初缺乏更高远的文化视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才从总全体上未摆脱殖民语境和后殖民语境。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策略上的另一个失误是：无论是激进的“希望对方同化自己”者，还是温和的借鉴论者，所奉行的都是文化工具主义。他们不把文化看作一种本体性存在，而仅仅视之为工具——社会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国民性的工具。这样，文化自身的本体论建构就被忽略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缺乏为文化而文化的纯粹建构意识，文化工具主义的支配使他们的文化建构大都过于匆忙和粗糙，其成果自然也不如人意。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讲缺乏世界性的大师，也没有真正超越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分法的思想体系。即使是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进行了纯粹的体系性建构的文化大师，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欠缺。本文将通过分析这种欠缺来审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
熊十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新唯识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之一，它与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高点和最亮点。新唯识论将佛学、儒学、西方哲学整合为独特的个人体系，其运思之精致和其内涵之博大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均属独一无二。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甚至认为“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的深沉渊奥不亚于海德格尔。” 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熊氏体系，就会发现其明显不足：他写作《新唯识论》时，世界哲学的前沿部分已发展到生命哲学阶段，而《新唯识论》所走的仍是传统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套路，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与海德格尔哲学相比落后一个时代——后者是现代哲学，熊氏体系则属近代哲学范畴。构成熊氏体系核心的本体说、翕辟说、体用说均是用近代哲学的方式解决近代乃至前近代哲学的问题。除了体系上的落后性外，熊氏学说过多地运用了过时的哲学符号，其具体结论也颇多过时之处，如“感于民而为仁焉，吾无分于民也，有分于吾与民，斯不仁矣。” 这段论述虽说“吾”与“民”不分，但如此说是，“吾”与“民”已经分开了，而在西方的个体主义思想已传入中国之后，此种对于“吾”与“民”问题的设置和谈论本身都已经过时。上述落后性产生了下面的后果：尽管部分学界人士认为熊氏体系博大深奥，但其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并不大。道理很简单：在大量属于更高阶段的思想体系已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人自然舍旧而趋新。如果说熊氏体系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平的话，那么，熊氏体系也因此最典型地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的欠缺。
我们对熊十力的评价原则也适用于金岳霖。金岳霖的最大长处是进行逻辑的建构。他于1944年出版的《论道》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通过纯逻辑的运演建构出了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论道》所建立的是近代式的纯逻辑体系，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代哲学——生命哲学——不属于同一历史阶段。同时，该书虽然在总体架构上宏大细密，但在落到实处的逻辑论上仍略显粗糙，如他在论证“自我中心观念的不妥之处”时就显得有些幼稚：“自我中心在艺术方面也许有好处，也许它是创作底最基本的原动力。可是在哲学上它似乎是一不妥的思想。别的不说，从法律道德和群己关系上来看，自我中心观的毛病很大。有些有自我中心观的人也许是普通所说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抹杀自我中心观这一思想底毛病。” 此类不严谨的论证在《论道》中并不少见，而我们在《存在与时间》和《逻辑哲学论》等同时代西方哲学巨著中是找不到如此幼稚的议论的，所以，尽管《论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金岳霖与同时代的西方大思想家相比还是差距巨大的。《论道》在诞生以后命运不佳，在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反响不大，固然与中国知识分子不善于接受细致的体系性建构有关，但其在体系上的滞后性则是更根本的原因。这种滞后性体现在他和熊十力这样的文化泰斗身上，更让人清醒地认识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差距。
冯友兰在体系的细致与宏大上无法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比，但他所提出的人生四境界说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契合了二十世纪人类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因而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很大。他借鉴西主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提出了人生的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此境界中，人知天、事天、乐天并最终同于天：“知天底人，觉解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分子，而且是宇宙的一分子，所以知天底人，可以谓之天民。”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与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所提出的“天—地—神—人”四重奏理论和现代西方的生态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其中蕴涵着产生东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冯友兰受地域语境的限制，未能充分展开这一可能性，而是重复了陆王心学的“主宰说”：“在天地境界中的‘真我’，不令是他自己的主宰，而且是全宇宙的主宰。” 这种主宰宇宙的思想与西方的征服自然说虽不是一回事，但它所意指的仍是“万物皆被于我”和“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而非“人是存在的守护者”。并且，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乃是心境，与具体的实践活动没有本质性的关联：“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其所作底事，亦是一般人日常所作底事。” 一般人担水劈柴，处于天地境界中的人也担水劈柴，只是其意义不同。这似乎颇得禅宗的精髓，然而冯氏学说的空疏却于此显露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日常中所做底事，有很多是破坏自然（损天）的，此类日常之事的积聚足可以毁天（如现在的生态危机便如此），如果处于天地境界中的人与处于较低境界中的人一同毁天，那么，所谓的天地境界又何从谈起？这种自我矛盾之处意味着冯氏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缺乏领悟，其体系也远未达到纯粹境界，因而与以后期海德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生态哲学有较大差距。
上面指出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三位哲人的欠缺，意在于揭露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建构能力上的不足。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他们的体系有本质性的欠缺，但他们的探索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高点，如果他们所代表的建构精神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扬光大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会产生质的飞跃，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极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在下半叶经历了一系列灾变，上述三位哲人所开创的建构精神也基本上失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可能性被再一次耽搁了。五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荒芜和半荒芜状态。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开始复苏，但面对各种如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思想体系，停止运思近三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同化之力。除了罕见的例外，此阶段至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能够建构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能力提出个别新论点者已属深刻了，大多数人只能以捍卫传统文化或最早介绍西方的某些流派为荣。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钱钟书作为一个没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学者才被誉为“文化昆仑”的。平心而论，钱钟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比的，但他却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化昆仑”，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前盛后衰的标志。不过，例外总是存在的：李泽厚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最有原创精神的人物，将康德哲学、实践哲学、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创造出了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哲学——美学论纲。这个学术文本与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的体系相比，更符合二十世纪文化的主导原则——生存实践原则，其所包含的可能性空间更为广阔。如果这个可能性空间获得充分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将产生一次革命，所谓的后殖民语境也将部分地被克服。然而，由于世纪末中国文化急剧动荡的语境和建构主体的不够执着，李泽厚的研究始终处于提出论纲的阶段，而未能如熊十力和金岳霖那样创造出完整的个人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李泽厚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比有本质性的差距。由于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是个罕见的例外，所以，二十世纪中国化下半叶与上半叶的差距要远远大于李泽厚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的差距。建构能力的不足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体现得更为明显。世纪末的后殖民语境正是因此而产生的。所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人对中国文化负有更大的罪责，也更应在自己的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审判。
二、罪责意识的匮乏与超越理性的缺失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直接相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普遍地成为主体，不能以独立个体的身份进行自由创造。某些学者从欧美访学归来后感慨：中国人尚未成为个体。我想加一句：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尚未成为个体。只有个体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才能在对光荣和耻辱的深刻体验中进行充满激情的文化创造。未成个体的人只能听从他者的呼唤，按着他者的理想使世界成形，只能作为工具而存在。由于他不是他的行动的真正源泉，所以，未成主体的人必然缺乏罪责意识。对于他而言，负有罪责的永远是他人，他自己在任何灾变中都是无辜者和受害者。主体意识和罪责意识的匮乏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致命欠缺。
罪责意识的匮乏在灾难结束之后体现得最为明显。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动荡不安，知识分子命运不佳，屡受磨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无辜的：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总比劳力者阶层更多地参与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因而要更多地为历史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灾难面前是远非清白的，有时候他们直接就是灾难的制造者。谁没有在关键时刻说“不”，谁参与了灾难的制造，谁就是罪人。这是无可辩解的事实。对于“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文化的名义制造的历史性动乱，知识分子更是难辞其咎。大量资料显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参与了这场动乱，并以能与动乱同步为荣。这其中涵括着数不清的阴暗心理，人性中的恶被灾难哺育得非常茁壮，有时候一个知识分子的苦难就直接来源于另一个知识分子。因此，所有作为成年人——完全民事主体——经历了那场动乱而又没有说“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权宣称自己无辜，都必须为自己的罪责忏悔！然而，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了，中国知识分子忏悔过吗？进行过自我审判吗？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满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受害者，他们像《窦娥冤》中的弱女窦娥一样向整个宇宙诉苦，都单单忘记了自己的罪。甚至某位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以《毕竟是书生》这类轻松的文字为自己开脱。除了巴金发表了一套说真说的书外，甚少有人表示自己为此负有罪责，而巴金的忏悔也远非如人们想象得那么深刻：他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和犯有更大罪责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俄狄浦斯那种自刺双眼自我流放的承罪精神。在他们看来，应该流放的永远是他人，自己则永远是无辜的。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萨特的下述文字：人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为自己和整个世界负起责任来；抱怨是荒谬的，因为你的存在方式是你自己选择的；对此是没有任何推托的理由的 。很多中国学者曾经以轻松的口吻对萨特进行过批判，但在自由与责任的关系问题上，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中国学人在灵魂的深度上超过了萨特。
没有罪责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悲剧精神，因为罪责意识是悲剧精神的核心；缺乏悲剧精神的文化，必然缺乏深度和张力。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有人死去，而在于人为自己和世界负责时的苦恼意识。所有的悲剧英雄都是勇于承担罪责的人，承担罪责的根本方式是在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自我审判和自我惩罚。由此来看，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悲剧并没有内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精神，自我审判和自我惩罚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希望逃避的活动。没有悲剧精神的文化人必须缺乏足够深刻的精神体验，因而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贫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欠缺有本质性的关联。周国平对此有恰当的言说：“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索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恐然的。” 我同意周国平的观点，但是想反问一句：你本人作为一个经历了“文革”的知识分子不应为此罪责吗？我们何时才能听到你为此而进行的自我责问与自我审判呢？
既然罪责意识的匮乏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就必须补上自我审判和自我惩罚这一课。否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也难以有大的突破。现在需要警觉的是，罪责意识的匮乏正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一个标志是：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时，许多人慷慨激昂地痛斥他人的无能，却从未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愧疚之情。事实上，即使你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晚生代知识分子，你在二十世纪也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完全可以为中国文化做点什么——马克思、萨特、海德格尔都是在三十多岁时写出自己的代表性论著的，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贫乏证明你也是失职的，有罪的。但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有人表示自己有罪。在此，我呼吁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审判。我本人将借此文率先审判自己：虽然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为民间人士曾尽力进行哲学建构，写过一本具有独创意义但尚未完全发表的哲学专著——《个体哲学》，但我依然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负有罪责，是一个有罪的人。任何在成年之后经历了二十世纪并仍活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对中国文化怀有罪责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贫乏就是我们的原罪。面对原罪，我们只能承担，无权辩解。赎罪的唯一方式是投入到真正的文化创造中去。
罪责意识的匮乏与超越理性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超越理性的缺失是因，罪责意识的匮乏是果。超越理性与实用理性（工具理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指向直接的功利性目标，而是指向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诸神，上帝，天，道，存在，等等。超越性的存在对信仰它的人来意味着终极理想和与此理想相应的价值体系。个体正是相对于它而言才可能是有罪责的。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性确实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但这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超越性。儒家文化中的人可“赞天地之化育”，直至达到“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的高远境界，就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天为超越存在的价值体系，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他们成功地实现了此价值体系，那么，他就是神圣存在（圣人或至人），否则，就是罪责存在。王国维于1927年自杀殉道，实是源于无力弘扬天道的罪责感。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理性被大多数知识分子否定了，所引入的民主与科学等现代化理念又只被纳入工具理性的范畴，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对新的超越理性的建构长期处于悬搁状态。共产主义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引入中国以后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接纳，就是因为它所预设的人类的终极存在状态为建构新的超越理想提供了可能。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当它落实为具体的社会时，与它相应的社会理想却由于一系列社会灾难而成为反思的对象，所以，超越理性的建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仍是未完成的。超越理性的长久缺席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缺乏以超越存在为终端的价值体系，人就会感到魂无所依，生存就会变成随机性的功利之旅。中国知识分子的善观望、不执着、立场的游移不定、投机心态都与此直接相关。在此文化生态中，罪责意识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终极性的探索更会被延宕乃至搁置。由于无力建构出来新的超越理性，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与此相关的问题时，只能借鉴西方或回归传统，而这恰恰是后殖民语境和复古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模仿西方和回归传统都不是建构当下中国文化的正途：只有我们的当下创造才是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因而也是建构新的超越理性的唯一起点。在涉及生命中最本己的可能性时，我们绝不能让他人代庖。西方人或古人都不能替我们活着，真正的文化建构只能走自力更生之路。这意味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推上审判台，并且统统被判定为自罪，而赎罪的方式则是通过虔诚的劳作来建立新的超越理性乃至新的中国文化。
三、带着原罪上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和抉择
本文的写作过程是我的自我审判过程，也是我在想象中审判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过程。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欠缺意味着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犯有渎职罪。这罪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乃是原罪。我们现在只能带着原罪上路，别无选择。
关键词：高中地理；创新实践；新课改
高中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强、知识跨度大、知识点散乱、内容较抽象的学科，传统的“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教育教学方式，不仅教学效率低下、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也不利于学生地理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学必须积极创新，与时俱进，尝试新的教学理论、新的教学观念。
一、联系生活实际，关注学生主体
新课程标准强调，高中地理教学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高中阶段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已形成，但由于每一个学生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不同，使每一位学生的实际学情有较大差异。对于高中地理教师而言，面对相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学生，如何实施有效的地理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是当前每一位地理教师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关注学生主体，通过各种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如学习“常见天气系统”这一课时，可先提出问题：“昨晚有哪一位同学看过天气预报啊？来说一说咱们本市的天气状况。”在学生回答问题后，可继续提出问题：“你能不能看懂天气预报呢？”对于这一看似简单无用的问题，大部分学生会回答“能看懂”，但实际上在不懂天气系统的相关知识时，学生获知天气信息是听播报员播报的，而不是从天气预报图中观察到的，因此教师可接着提问：“你是‘看’懂了，还是‘听’懂了呢？”至此，学生的好奇心和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教师则可以自然地导入教学内容：“要想听懂预报员所预报的天气情况，则必须知道天气系统的基本知识。今天老师就带领大家学习今天的新课《常见的天气系统》，学完这节课内容，就能够知道原因，并且还能够进行初步的天气预报。”通过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同时，还能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地理知识的实用性，培养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兴趣。
二、运用地理略图，激活学生思维
地图在地理教学中的辅助作用，可以增强学生对地理知识的感性认识，加深知识的记忆。地图的彩色画面，相对于枯燥的黑白文字，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以美的享受，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因此，高中地理教师在讲授课堂内容时，应利用“地理略图”来帮助学生快速理解知识点，通过设计地理略图给学生传授地理知识，一边画一边讲，让学生跟随着教师的思路走，可最大限度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实现视听结合，头脑并用，培养思维能力。通过边讲边画，可让学生直观地体现地理事物特征，满足学生好奇心，激发学习欲望，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主动性。如在讲“长江中下游”的时候，也可以语言的讲述和地图的绘制同步进行，从上游开始画，然后随着长江的绘画完成，沿岸的支流、风景名胜、特大城市、上中下游的分段、大型水利工程等都一一道出。顺便加上长江的水力资源、生态环境，整个地区的知识点可以在地图上展现出来。由此地图辅助学生系统地学习了地理知识，有条理地形成了形象鲜明的记忆。
三、引入现代技术，优化课堂教学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及教育事业的发展，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技术被应用于教育领域，给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通过借助于相关的图像和影像资料，能够化抽象为具体，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地理知识。多媒体教学中，还可在教学课件中适当增加一些拓展性的知识，对于学生开阔视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多媒体的播放下，有助于学生对地理知识有较深的印象。借助于图文并茂的色彩教学，保证课堂教学有一定的活力，并极大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往往有着较好的课堂互动氛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入现代技术，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如，学习“季风与非季风气候”这一内容时，可利用多媒体为学生直观、形象地呈现我国气候图，实现动静结合，趣味横生。同时，也可在多媒体中插入视频、音乐、图像等，展现不同气候区的特点，实现由远到近、由小到大、由有到无，变换各种形式，给学生带来视觉冲击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思维及想象能力。
作为高中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在新课程标准下，高中地理教学应秉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注重地理教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运用地理略图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同时积极运用现代技术，优化课堂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