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投身城关派出所从事协警工作已经快有两个年头了，在这两年中有欢笑过、有惆怅过、有迷茫过、有退缩过……但我们依然坚持着……
依然清晰的记得2012年9月，一群踌躇满志，热血刚毅的男儿经过县局的筛选、历经一个礼拜封闭式的训练，我们穿上了那身代表着“人民卫士”的
警服，怀揣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满怀激情的喊着响亮的号子踏着整齐的正步进入了城关派出所。从此，我们便为自己的人生掀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从警之苦
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警察是神圣的，警察是威严的，在穿上警服之前，我们对“警察”的感觉就是惊羡和膜拜。当我们穿上警服站在庄严而神圣的国旗下时，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可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够明确，以为穿上了警服就是个官儿了。我们不知道其实“警察”这个职业在脱掉神圣、伟大这些光环之后，我们需要默默付出的是辛勤的汗水，从事这份职业，我们的家常便饭不是什么美味佳肴，而是经常的加班；从事警察这份职业我们是没有周末和法定节假日这个概念的；从事警察这个职业熬更守夜和24小时备勤是小意思的；从事警察这个职业我们才明白原来就算是身穿警服也不会变的像人民币一样不管走到哪儿都能人见人爱的；从事警察这个职业想要陪伴家人是件很奢侈的事情的；从事警察这个职业想要维护一方治安、促进邻里和谐是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无私奉献精神的；从事警察这个职业才知道“警察就是人民的保姆”这句话不是胡诌的。派出所的事务纷繁复杂，大大小小的事情仅用三言两语绝难诉尽讲完，套用小品明星小沈阳的经典句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了“警察这一天其实可短暂了，制服一穿一脱，一天过去了；制服一脱不穿，违法乱纪了；制服一穿不脱，可能是光荣牺牲了……警察这一天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下班了活还没干完；警察这一天最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就是活还没干完，又有新任务了；警察这一天最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上班的时候没有报警的，快下班了人家出事儿报警了！警察这一天最最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上班时没报警的，下班时也没报警的，一天的事情全都忙完了等回到家中准备吃饭或睡觉时电话响了，通知你哪儿哪儿出事儿了或是新任务来了！”
从警之辣
进入城关派出所之初，我们以为自己是威风的、以为自己是很牛的，由于对“警察”这一职业认识不深，还没能完全融入“警察”这个角色之中，我们年轻的心除了激动之外，难免还显得浮躁而膨胀了点。当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协警的时候，很多同志产生了消极的想法，觉得低人一等；当我们跟在正式民警身后做着“打下手”的活儿，又有很多同志觉得有失颜面。依然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清扫责任区的时候，一个个都弯不下腰、伸不出手，觉得扫大街是清洁工的事情，我们身穿警服却干着环卫工人的工作，觉得路人看着我们的眼光都像是在嘲笑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火辣辣的……但是随着工作的逐渐开展，我们的思想也在悄然的改变，我们明白“双创工作”也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不管是在工作单位还是在自己家里，勤于打扫、给自己一个舒适的环境给别人一个干净的印象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每当我们发现办公室或是责任区脏了，不用他人提醒，自己拿起扫帚就像是打扫自己的卧室一样轻轻的一扫将垃圾清理掉，看着干净的地面，不用管路人是怎样的眼光，至少在我们自己心中是快乐的，是舒坦的。像这样“火辣辣”的滋味儿还有很多很多，在我们当初入户走访的时候，老百姓要我们出示警官证，当我们亮出“协警”的身份后，别人投来的是轻视的目光，言辞也是极为冷淡的；当亲友们问及我们何时转正、工资待遇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羞于启齿……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我们相信凭我们的真诚和热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定能换来他人的理解和信任，定能换来“这些协警都是好样的”好口碑！
从警之酸
身为协警已近两个年头，在这两年中有很多同志都退出这支队伍转入他行。我们迷茫于未知的前路，我们惆怅于当前的状态，每当如墨的夜色将大地浸染成一片漆黑，我们静卧在床头难以成眠，身为协警我们极度缺乏存在感；身为协警我们承受着别人不能理解的辛酸；身为协警我们饱尝着无尽的落寞；看着昔日的好友个个成家立业我们甚至都不敢谈情说爱，我们经常自嘲一人吃饱便是全家不饿……多少个夜晚望着窗外的星空，繁星无言、明月无语，任指尖的袅袅幽蓝轻轻萦绕，陪伴我们的只有深深的落寞与惆怅。当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内，我们依然会穿上那飒爽的警服，坚守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踏上新的征程，继续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虽然我们还是会遇到他人轻视的目光，但我们仍然会微笑着为百姓服务；虽然我们还是会不被他人理解，但我们还将继续带着一腔热情为群众办事！我们懂得职业不分贵贱，我们坚信我们同样能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干出非凡的业绩！ 我们感恩我们是协警，因为这个职业让我们更加贴近群众，让我们更能深切的明白民生的疾苦；我们感恩和自己一样坚持着的同伴，因为是我们彼此的守望相助才让我们共同奋进到了今天！
从警之甜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个人的价值不应看他取的了多少，而是应当看他奉献了多少”。协警的工作是琐碎而平凡的，我们坚守着自己的工作职责无论是
2011年1月4日，当泰安警察因为没有配枪殉职之后，大家又忽然感到，警察还是应该有枪的。持枪的警察可能因为滥用武器带来伤害，赤手空拳的警察则难以保护公民的安全。
而警察，和普通公民一样，对配枪爱怕交织。
“一枪两个就是六条人命”
一位北京某派出所前任民警在2010年1月10日看到一条新闻：前一天下午6点，昆明市转龙镇派出所民警张天臣、付道红及协警员王银处置一件治安纠纷时，遭到一方当事人围攻，抢夺枪支。民警的手枪在抢夺中击发，打中了一名围抢者的胸部。
这件事离去年贵州安顺市警察开枪致两村民死亡事件，差三天就是整整一年。那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后来迅速湮没在纷涌而至的新闻里。
2010年1月12日，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置一件普通的民事纠纷时，连开五枪，致两名村民死亡。
7个月后，张磊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带了枪，就可能因枪出事。”那位北京前警察回忆自己在派出所的经历时说。
在他的印象中，大部分派出所民警出警，根本不愿意带枪。因为使用不当出现伤人、死人的事，对警察来说就是理不清的麻烦，如果不小心丢了枪，或者被人抢走，后果更“不堪设想”。
“十枪九过。”警察们说。带着枪，就是带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只要能不带枪，就绝不带。
北京市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北京的社区民警一般也不配枪，只有刑事案件发生才会临时配发，而且派出所的枪也并非人手一支。遇到重大案件，有特警处置，“基层民警一般摸不到枪”。
对于普通警察来说，缺乏训练也是对枪有畏惧之心的一个原因。上述那位前警察，在正式入职前，到警察学院接受培训时打过10发子弹，之后再也没有受过训练。
“大部分基层警察都是这样，刑警可能多一些，也多不到哪儿去。”他说。
“开枪之后，未必就说得清楚”
在2003年以前，因为警用枪支的使用管理不严，出现过多起枪支丢失、滥用的事件。2003年2月，公安部五条禁令施行，头两条都是关于用枪：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严禁携带枪支饮酒，违者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
当时人们对禁令遏制警察滥用枪械的状况充满期盼，很少有人想到这五条禁令在执行中，变成了矫枉过正。
翻开《人民警察法》《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用枪的规定，都是“非开枪不能制止时”。
“开枪之后，未必就说得清楚了。法律不清晰，司法等方面保障不到位，有枪也不敢放心使用。”那位前民警说，“一把枪，如果带在身上却不能使用，还不如一根警棍奏效。”
而在日常中，因为缺乏震慑力，警察不得不靠人数优势控制一些局面，使本来就紧张的警力更加捉襟见肘：“碰到过这种事，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店闹事。如果我们有枪，敢在合适的时候正确使用，几个人就能震住闹事的人。但是现在必须调集足够人力，保证人力优势。对方20个人，我们得去30个民警协警。”
不少老民警遇到过这样尴尬的局面：违法犯罪人员面对警察，毫无顾忌地叫嚣：“你有枪你敢开吗？你那东西还不如我的烧火棍！”
在2003年之后的新闻报道中，渐渐出现警察赶到犯罪现场，因为没有枪，或者出于顾虑不敢开枪，而被歹徒袭击伤亡的事件。
哈尔滨一些地方开始做之前从未进行的事――鼓励警察依法用枪，但是对于大多数基层民警来说，用枪仍然是一个需要下定太大决心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项不大为人注意的变化是，中国开始研制专用的警用左轮手枪，代替之前警察普遍使用的军用54式手枪。新的手枪更不容易穿透人体，发生误伤，可以使用非致命的橡皮子弹。
即便如此，使用枪依然是一件顾虑重重的事。
“警察都希望最好不开枪，”一位广州警察说，“哪怕是迫不得已的开枪，之后也要写一大堆报告，非常麻烦。”
配枪民警压力大
禁枪的社会，人们对枪支的敏感度极高，怀着天然和本能的排斥，警察用枪被当做极端的举动，而不是正常的震慑行为。恰恰是这种太高的敏感，让人们不相信警察有权利合法开枪，中国的警察很难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一人一枪，亮明身份，即可控制一片混乱的局面。
民间舆论对于警察配枪也并未做好准备。
从2007年4月开始，广州市所有社区民警外出执勤，不论是走访还是巡逻，都要随身配枪。当时有媒体评论说，社区民警配枪，拉开了警民距离。
小何在那一年成为广州一名民警。在警校读书时，他曾经在安徽西南一个县城的派出所实习，没有看到过一个基层民警配枪。
在1987年10月1日施行的《公安机关和保卫部门枪支管理规定》中就有规定，人民警察佩戴专用枪，要经单位负责人，及县或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主管领导的批准；而使用公用枪，则由所在单位主管领导批准。所有的枪械全部在县公安局。没事谁也不会带枪出去，万一丢了，就是大麻烦。
而在广州，每次出警，小何都要按规定从派出所领导那里领配枪，下班时准时交还。
带枪出门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必须随时警醒，枪套里那支枪口乌黑的玩意儿，出了一点差错就是大麻烦。轻则处分，重则开除，甚至背上法律责任。
即便接到的报警只是出租房小夫妻打架，他和同事也得带枪出警。
“谁也不知道，一个普通的纠纷，会不会演化成恶性事件。”他说。他相信在极端的情况下，一支枪意味着震慑力，以及对民警自身的保护。
而广州的市民，在几年里逐渐习惯了见到配枪的民警。
泰安事件显然成为一个契机，人们开始重新考虑，是否应该赋予警察更多、更明确的职权，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我是xx，xx年被省厅录用为公务员后为xx大队xx中队干警，现因个人原因正式提出辞职。
从警以来，在领导的关怀、同志的帮助下，我虚心学习，积极实践，获得了以下认识和感悟。第一，通过参与管理、开展教育、深入思考，我树立了公务员的责任感、使命感，认识到戒毒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戒毒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到教育工作在戒毒中的重要性，锻炼了细心、耐心、有恒心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第二，几年的工作使我体会到：做事先做人，正人先正己;态度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可以说，*所使我完成了从社会人到警察的角色转变，在思想、认识、技能等方面获得了提高。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将使我终生受益，我要感谢这段不平凡的岁月!
但是，工作中我也体会到了不足，正是这些不足使我决心要辞去职务，再学习再提高。第一，我自身身体素质不好，加上工作时间的超长和工作压力的加大以及24小时的备勤、值班，使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感到很疲惫，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精神状态萎靡不振，所以希望能够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使身体得到恢复。这是我辞职的主要原因。第二，工作中我发现自己的知识还有很多欠缺，处理实际工作的技能还有很多不足，对真理和信仰的不懈追求使我希望有一个充足的时间来学习提高。这是我辞职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所的工作是愉快的。但由于自身的不足，我提出辞职。望批准!
此致
敬礼
辞职人：
XX年6月27日
警察辞职信
尊敬的上级领导：
我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正式提出辞职。
我叫xx，今年38岁，1994年进入贵阳铁路公安处工作，先后在都匀所、水柏所、乘警队供职，现又在独山铁路派出所工作。在公安处近XX年的时间里，我有幸得到了单位历届领导及同事们的倾心指导及热情帮助。工作上，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技能;生活上，得到各级领导与同事们的关照与帮助;思想上，得到领导与同事们的指导与帮助，有了更成熟与深刻的人生观。这近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将是我今后学习工作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至于辞职的理由，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在认真的思考。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喜欢什么?自己适合做什么?我快乐吗?这一连串的问号最终让我明白了我该如何去做，并且让我确定了这个念头。尽管这种思考，让我一直感到有一丝苦涩。广州铁路公安局有个叫梁善创的民警，于XX年4月2日向其所在单位递交了长达6000字的《辞职申请书》，后来又将《辞职申请书》贴到了他的博客上，不到两个月，点击率竟达到万次以上及大量的回帖。当然我既没有这个文采也没有这个心情去复制他的行动。我只是认为，他的报告已经道出了广大铁路民警包括我的心声。不可否认，在这个残酷竞争的时代，有个固定的饭碗容易吗?除非脑袋进水，谁会轻易丢弃?有了饭碗才可以活得下去，这是傻瓜也懂的道理，我也完全能预感到，离开后我前方的路将是如何的荆棘――但无休止的超时，无休止的夜班，无休止的奔波在外，无休止的禁令，无休止的算奉献，还有就是一次又一次对希望的破灭...我已经完全有理由相信，要干好当前的铁路公安工作，没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是干不了的，另外还要特别能奉献才行。我也知道，在就业环境尤为严峻的今天，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更好。“你不想干就走，如果你觉得工作辛苦，可以申请辞职，你不干大把人干”这类言语实属硬道理，具有一句顶一百句奇效到今天，但我想我已经完全想清楚了，或许自己并不适合这项工作。我很惭愧，我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我和许多普普通通人一样，想过的是既有工作，又有正常休息的那种平凡日子;既能兼顾上班，又能兼顾家庭的那种正常日子;既有工作时间又有娱乐时间、有朋友有社交的那种健康生活;既能做到忠于职守又有精力孝敬长辈的那种百姓生活...因此，我认为我已经不能与当前的铁路公安工作要求举头并进了。也许责任在我，是我没有生就坚韧如钢的神经系统吧。否定自己让自己很痛苦，然而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也许人真的要用一生的奋斗来学会慢慢长大。或许只有重新再跑到社会上去遭遇挫折，在不断打拼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定位，才是我人生的下一步选择。尽管做出这个决定让我深感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或许这对单位对我都是一种解脱吧。
虽然逃避的想法已经产生了很久很久，但来自于对生存的压力和恐惧也曾让我数次的退缩，不敢有过多的非分之想。我之所以最后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却也来自于一个朋友无意中的一句话：“在这个时代，虽然竞争很残酷，也许会过的差些，但还没有人是被饿死的，如果哪位是活活被饿死的，还算是有本事的了。”至少我坚信，我还没有这个本事，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我很珍惜这个最后的机会，不想被虚伪的言辞浪费掉这个机会，因此我说了一点自己想说的话，至少向单位向领导不加掩饰的展示了一些自己的真实思想，如有不同看法，请予以谅解。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多年来在我人生道路上曾经对我指引关照过的领导。感谢所有给予过我帮助的同事们。就要离开这个集体，离开这些曾经同甘共苦的同事，很舍不得，舍不得同事之间的那片真诚和友善。
望领导批准我的申请，并请协助办理相关离职手续。本人将不胜感激。
最后，祝愿同事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优势，再创佳绩。也祝公安局、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 希望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此致
敬礼
1949年初，政府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但是，还有不少政治犯（革命人士）仍关押在监狱中。其中，有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工委委员王中一、中共南方局联络员华德芳、原中共镇海县委书记虞天石、申新九厂工人杨光明以及“利群书报案”中涉及的农工党员许士林、王兰亭等人。
黎明前的夜晚，显得分外黑暗。反动派一方面组织力量，把黄金和战略物资运往台湾，一方面对革命人士加紧镇压和屠杀。王孝和、秦鸿君、张困斋等同志前后牺牲，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的几十名革命同志也危在旦夕。
铁窗里的革命火种
提篮桥监狱早在1944年初，在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领导下，在监狱的看守人员中就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赵英盛(山东肥城人，生于1911年)是第一个地下党员，以后又发展了庞兴仁（山东泰安人）、宁奎元（河北东光人）两人为中共党员，正式成立党支部。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49年初已有二十多名地下党员。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长期隐蔽，分布于监狱的各个部门岗位，对监狱当局克扣囚粮、欺压警员、虐待囚犯等行为，开展了合法的或秘密的斗争。他们以“老乡”、“同乡”或”“同情者”的身份，为政治犯提供生活照顾。当时，赵英盛的妻子刚病故，他本人又身患肺结核，但他舍不得花钱买药，每月在其微薄的薪金中节省下钱来，资助狱中关押的政治犯，为他们带进食品和药品。有的地下党员还为政治犯送阅当时狱内禁看的《大公报》、《自由论坛报》和进步杂志。在押的革命人士，就把报上的有关革命进展和反动派溃败的消息进行摘录，写在草纸上，放在肥皂盒内，在熟识的信得过的难友中悄悄地传递。
1949年初，中共地下党组织针对敌人的垂死挣扎，准备营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的50位革命人士。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刘长胜、张承宗、张祺等，曾会同“警委”的有关人员，设想过几套营救方案：一是准备在敌人企图枪毙政治犯时，由地下党占领囚车，把车辆开到青浦游击区；二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组织力量对提篮桥监狱进行劫狱；三是准备绳索固定在楼顶，在看守的帮助下，让狱中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抓住绳子滑下越狱。最后经过分析，考虑到提篮桥监狱地处闹市，与旧上海的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时刻保持着紧密联系，一遇风吹草动，有关部门就会增援。由于这些办法风险太大，把握很小，最后只能放弃，另辟“蹊径”。
谋划策反典狱长
情况危急，时不我待。这时，我党谋划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策反提篮桥监狱典狱长。这件事的策划人，是中共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和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他是湖南平江人，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上海正大公司经理，化名吴灿坤（解放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等职)。
1948年时，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叫孔祥霖，江苏仪征人。他为人老谋深算，眼看大势所趋，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曾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多次打过辞职报告，是一个可以策反的对象。1949年年初，吴克坚曾派祁式潜(化名肖大成)，对孔有过几次接触。后来司法行政部批准了孔祥霖的辞职请求，对孔的策反工作就此中止。
4月25日，履新上任的典狱长是王慕曾，浙江新登(今属富阳)人。他皮肤白皙，身材瘦长，略带一丝书卷气。与他同时到来的，还有他的妹夫原来行医的赵伯勋、一个女秘书和一个管财务的浙江同乡。那时，南京已经解放，不少官员都在“寻找退路”，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王慕曾早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曾出任过警察局局长，陕西临潼、沔县、宁强县县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乡经商，因生财无道，赋闲在家。1948年底，他通过时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赵琛的姻亲关系，意图重新出山，为他在温州、宁波或上海等地的监狱某一份工作。当时，正好司法行政部直辖的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孔祥霖多次送来辞职报告，赵琛就同意了孔的辞职，通知王慕曾接任典狱长之缺位，先挂个的头衔。综观王慕曾的经历，他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政界、警界任职，还参加过竞选“国大”代表。但此人不善敛财，在官场中靠山不硬，家境也不优越，有6个未成年子女，还供养一个情妇，有可供策反的有利因素。
对王慕曾的策反工作，党组织通过多方渠道展开。王任职后，为了寻找靠山，马上同会头面人物之一的杨虎(1927年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往来。吴克坚就通过郭春涛(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同杨虎建立了联系；吴克坚再通过杨虎的关系与王慕曾建立联系。其次，吴克坚还通过民主人士王寄一做王慕曾的工作。而王慕曾也迫于当时败局已定的形势，想脚踩“两条船”，既不得罪，也同共产党保持一定关系。他甚至还想借助农工来“迂回”接近共产党，曾提出参加农工，并填了表(后来因故未批准)。
吴克坚把联系王慕曾，营救被囚革命人士的具体任务，交给了在上海进行情报策反工作的林亨元(解放后曾任最高法院办公厅副主任、香港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法学家)、祁式潜（化名徐大可）负责进行。林亨元又找到了他在福州闽江中学的同学翁正心（化名田大成），由他去提篮桥监狱直接联系王慕曾。翁正心以参议员的身份去找王慕曾，言明他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告诉王慕曾监狱关押着一批政治犯，希望他充分利用典狱长的身份，保护并营救他们，但没告诉他被关押人的具体姓名。王慕曾表示，愿为共产党效劳，戴罪立功。但他又退了一步，说时局多变，马上放人一下子很难办到，只有设法拖延时间，尽力争取。
“密押令”下达以后
在接触中，典狱长王慕曾向翁正心索取所要营救的50名同志名单。开始，翁正心吃不透王慕曾的真实意图，怕给了名单会暴露党的机密，惹出大祸，因此借故推托。几天后，王慕曾又来催要名单，并告诉翁正心，5月1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已经下达密令，要将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政治犯迅速移押舟山群岛，情况十分紧急。与此同时，隐伏在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任主任书记官的中共党员王容海，也得到陈大庆要转移政治犯的绝密令。
敌人要对被关押的同志下毒手了！王容海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经商量，由王容海起草复写了一封警告信，寄给了检察官和法院院长等人，开展政治攻势，阻止他们下手。信中明确指出：“上海临近解放，希望你们为自己留条后路，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证监狱政治犯的生命安全。若政治犯发生意外，则唯你们是问。”
吴克坚又果断决定，马上通过上海的“警委”取得被关押同志的名单，指示林亨元把名单交给翁正心，再由翁正心交给王慕曾。1949年5月18日，林亨元、祁式潜和翁正心三人，在提篮桥附近的一家绿叶西餐馆与王慕曾见面，共产党的干部与的典狱长，展开了一场绵里藏针的搏击。林亨元等人对王慕曾反复阐述了共产党对军政人员的政策，要他解除顾虑，顺应潮流，寻找一切机会，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人民做些好事，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出路。而王慕曾则告诉林亨元等人，上面(指警备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密押令，要把狱内的政治犯及一些汉奸犯解到舟山岛，在执行途中或在舟山岛上，对他们采取“特别使命”（杀害他们）。而他正以各种充足的借口拖延着，实际上是不执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尽力保护狱中政治犯的人身安全。同时，王慕曾也直截了当地提出，共产党占领上海后，他和他的情妇、亲信的人身安全必须要有保障，决不能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林亨元等当场表态，一定做到，请典狱长放心。
现场摸底初次交锋
5月18日，王慕曾派其在提篮桥监狱当卫生课课长的妹夫赵伯勋，到关押政治犯的“和”字监，以检查卫生为名进行摸底，并先对狱中的生活条件做一些改善。王慕曾也亲自到监房询问政治犯案情，表示尽力设法保释。5月20日，王又把政治犯从“和”字监调到条件稍好的感化院，关押在二楼，并在伙食、开封、放封、收封、活动范围等方面尽量从优对待，体现人道。
政治犯移押到感化院后，王慕曾和卫生课长又一起到监房点名。点名的方法也很特别，他们每叫到一个犯人的名字，就十分温和地叫他站起来，仔细打量一番，对有的犯人还要问上几句话。这样，王慕曾对政治犯，特别是林亨元、翁正心指名要保护的王中一等人，心中有了数。
这时，王慕曾虽已和林亨元、翁正心达成口头协议，但对上海解放后，是否能确保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还心有疑虑。于是，王慕曾想在林亨元、翁正心指名要保护的几十名政治犯面前表现一下自己。5月23日，王慕曾通过卫生课长赵伯勋，把50名政治犯中的主要成员王中一、虞天石、王明远等，请到他的办公室拉家常，了解有关情况。王慕曾说，“不打不相识”，想不到我们在监狱里成了朋友。现在，我是堂堂的典狱长，你们几位都是在押的，甚至是危在旦夕的犯人；也许几天以后乾坤颠倒，我们之间的身份将有一个巨大变化。希望你们不要忘记短短几天的“危难之交”，不要遗忘监狱里的特殊缘分。将来你们出头后，也让我有口饭吃。并要他们留下出狱后的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今后保持联系。
5月24、25日，就在解放上海的前夕，王慕曾再一次不顾典狱长的身份，又把王中一、虞天石等人请到办公室，做了再一次表白。王慕曾甚至要王中一为他出具书面证明。
武装护监控制监狱
1949年5月24日黎明，人民对上海市区发动总攻，迅速进入市区西南部。守城的还在做垂死挣扎。为了防止敌人加害被囚禁的政治犯，监狱地下党根据“警委”的部署，开展武装护监斗争。(中共社会部吴克坚策反王慕曾的情况，监狱地下党不清楚，两者分属两个系统，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和联络关系。)
24日早晨，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把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若干名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对他们作了分工布置。上午8时左右，赵英盛首先派地下党员翟云龙控制电话间。电话间有一台电话总机，是监狱对外联系的窗口。从当天起为保证信息畅通，防止坏人告密，电话只允许打入，没有赵英盛的批准，一律不准打出。为此，翟云龙等人坚守电话间三天三夜。
赵英盛又布置张宝善等人负责监狱警卫课，掌握钥匙间各监房的钥匙。然后派宁奎元、尹志超、何景祥等人来到枪库，赵英盛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发给每位参加行动的同志，并命令枪库管理人员打开枪库，拿出枪支分发给护监人员。当日，监狱大门紧闭，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护监人员左臂缠上红布条，佩枪在狱内各自岗位上武装巡逻警戒，严防外面敌人冲入监狱杀害或押解政治犯，同时也防止狱内敌人暗中破坏。地下党支部的这些活动，典狱长王慕曾表示默许，不加干涉，因此武装护监工作进展顺利。这时，关押政治犯的各小监房已不上锁，他们可以在监楼的范围内自由活动。他们甚至在监楼的楼顶上眺望上海的战局，听到进攻的枪炮声，便扭起秧歌舞，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盼望着新上海的黎明。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林亨元亲自打电话给典狱长王慕曾，要他赶快释放政治犯。王慕曾说，外面还有枪声，放出去恐怕不安全。林亨元不放心，提出叫王中一来接电话，王慕曾即把王中一叫去听电话。王中一告诉林亨元，现在没有问题，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恢复自由，但现在不能出去，恐怕中流弹反而不安全。王慕曾再次表示，要林亨元尽管放心，一定保护好这些人员的安全。
迎送出狱奔向光明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对尚未释放出狱的同志十分关心。提出立即释放，刘长胜指定上海市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张祺去领出，张承宗通知“警委”系统的苗雁群陪同张祺一起去监狱。
5月28日上午，上海军管会法院接管处第三组――监狱接管组，由接收专员毛荣光率领，进驻提篮桥监狱，正式宣布接管，29日清晨，张祺和苗雁群也赶到监狱，会见了王中一，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最后确定45名中共党员当天释放，另有许士林等5人系农工成员，需取得他们的市级组织证明后再释放。
5月29日上午，监狱里召开了“慰问与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张祺、叶炎芳、毛荣光等人都参加大会并讲了话。王中一代表45位出狱同志发言，张祺带来全国工人慰问金300块银元，分发每人6块。大会结束后吃了午饭，又进行理发、修脸、洗澡等出狱准备工作。下午2时左右，王中一等45人举着用自己的被单和席子制作的上面写着“跟共产党走”的横幅和旗帜，列队步行走出监狱大门，与等候在长阳路上的各界群众和亲属会面。然后，在一片欢呼声和口号声中与欢迎代表偕同亲友，分乘七辆大客车到市区游行，至静安寺结束。上海有家的各自回家，上海无家的由组织临时安排，在路一家旅馆住宿。
两天后，农工的许士林等五位同志第二批出狱，监狱当天也组织了慰问和欢送大会。1949年5月31日，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了《军管会接收伪上海监狱，被迫害的“政治犯”当即获释》和《受难的兄弟自由了》两篇报道，这是上海解放以后，新闻单位对上海监狱系统的首次报道。
隆重热烈重新出狱
数天以后，张祺向市委汇报迎接被捕同志出狱工作的情况。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听后，非常重视此项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强调：这些同志都是被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
县公安局20__年“三基”工作总结
我局现有警力__人，目前基层一线达__人，占总警力的86.4％，派出所警力__x人，占总警力的45.65％，全县共__个乡镇，设派出所__个，其中城区所x个，建制镇派出所x个，建制乡派出所x个,辖__人口。
今年以来，我们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部署和要求，在以“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为主要内容的“三基”建设中，本着狠抓重点，勇破难点，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面落实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的各项措文秘站版权所有!施，培植亮点，打造自己的品牌，将“三基”工程建设不断推向新的层面，取得显著成效,各项公安工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以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为先导，形成“三基”工作强大合力
1、层层动员，建立机构。基层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是推动公安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石。“三基”工作伊始，我局党委及时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三基”工作，制定出详尽的《__公安局20__年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方案》，成立了以县委常委、局长__x为组长，其它局领导为副组长，各科所队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办公室成员，为“三基”工作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随后，我局先后多次召开民警大会和科所队长会议，将公安部、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位民警，树立做好“三基”工作的光荣感和紧迫感，从而增强责任感和奋斗意识，确保我局在“三基”工作又快又好发展。
2、分析形势，制:请记住我站域名定目标。为了找准“基层怎么抓、基础怎么打、基本功怎么练”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我局在深入研究“三基”工程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准确掌握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总体情况，全面总结多年来我局开展“三基”工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局开展“三基”工作的总体目标：力争20__年，全县公安基层所队全部实现正规化；在硬件建设上，派出所达到一级一个、二级三个、三级六个、四级六个，看守所达到二级以上水平，交警中队、车管所跨入一等行列；在软件建设上，实现“五个提高”即：基层警力配置、内务管理层次、基层执法质量和服务水平、打击刑事犯罪能力、治安防控水平显著提高。迅速出台了《__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实施意见》、《关于落实十个方面实事的责任制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将我局“三基”工作规范化和具体化，明确了“三基”工作的思路、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向。
3、严格制度，明确责任。为确保“三基”工程建设顺利进展，我们把“三基”工程建设明确为各基层所队的“一把手”工程，局长与分管局长、分管局长与基层所队主要负责人签定了“三基”工程建设目标和“一岗双责”责任状，实行连带责任追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9月初，利用两天时间进行认真总结，对年初制定的目标规划进行回头看，逐一进行排队，对目前还未完成的任务倒排工期。要求，坚决杜绝推诿扯皮现象，分管局长为第一责任人，哪个单位没有完成年初规划的，分管局长要向局党委写出书面报告说明情况，年底评先树优一票否决。对在“三基”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在晋职、晋衔、提拔使用上优先考虑。对拖了“三基”工程建设后腿的单位，主要责任人必须引咎辞职。
4、争取支持，凝集力量。“三基”工程建设开展以来，我局党委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上级公安机关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争取党委政府的有力支持。县委、县政府把社会稳定工作放在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对公安机关开展的“三基”工程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多次专门听取公安局工作汇报，到县局和基层所队检查指导工作，提出明确的要求，并划拨专门资金100万元用于当年的“三基”工程建设。各乡镇党委政府对基层派出所的软硬件建设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二、以深化警务机制建设为抓手，强力推动警力下沉
推动警力下沉，充实基层所队。一是制定警力下沉工作机制。今年以来，本着“做精中层，夯实基层”的原则，今年分配分配到我局18名警校毕业生100％的分配到基层所。大刀阔斧，对局机关科室重新进行了调整组合，局机关民警先后被充实到基层一线所队，使城区派出所警力达到33人，建制镇派出所警力达到10以上，乡派出所警力达到5人以上，比原来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达到了公安部的要求,目前派出所警力达到全局总警力的45.65％，基层一线警力达到了总警力的86.4％。
推动警务前移，实施城区和农村警务战略。一是加强警务区建设。我局按照“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的原则，在原有38个警务区的基础上，新增29个警务区，警务区民警人数达到了69人，占派出所民警总数的61。其中梅林派出所在新农村建设点设立的两个警务区，成了全县农村派出所警务区建设的典范，其典型经验以《______x》为题在8月26日的《__日报》推广介绍；二是加强和完善内务管理，推进纪律作风建设。各派出所先后建立健全了内务管理六个方面的十五项制度，如例会制度、考核考勤制度、枪支警械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做到了有章可循，促进了派出所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是改革勤务方式，适应基层需要。基层派出所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他们自觉地把作息制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作息协调起来，实行弹性工作制，有效地与工作的实际需要相对接，提高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接触率，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
三、以正规化建设为重点，努力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倾斜基层，夯实基层基础。按照“人往基层走，物往基层流，钱往基层用，政策往基层倾斜”的工作思路，先后投入巨额资金重点抓好了10个方面的实事：一是抓好了吉埠、五云、大埠、大田、储潭、王母渡、三溪等派出所、储潭交警中队综合楼院建设，南塘、储潭2个交警中队办公综合楼的建设，投资6万余元对县局办公大楼第八、第九楼层进行了装修，投资7万元在11楼会议室安装了324个固定座位。二是争取国债资金20__年对王母渡、三溪派出所和看守所进行改造完毕；三是添置警务防护和警械装备，确保一线民警有防暴头盔、警棍、手铐、强光手电、盾牌和防弹衣、防剌衣和警械装备60余种300余台（套），刑警大队和323国道、105国道、江兴公路沿线派出所有一套阻车带，切实杜绝和减少民警因防护不力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四是争取上级补助，改善车辆装备,新增警务用车6辆；五是投资22万元,组织采购组专门赴广东顺德为16个派出所购置了统一的办公桌、会议桌、铁皮档案柜和户籍橱、钢木床等办公设施；六是统一派出所民警的住房摆设，做到整齐划一。经过公开招投标，20__年完成8个派出所外观标识建设任务。完善派出所小娱乐室、小阅览室、小浴室、小健身房、小食堂等配套设施，为派出所民警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七是为局属单位添置32性能较好的品牌电脑。同时为各基层派出所配齐传真机，确保上级的指示、精神能尽快传达。八是加快“金盾工程”建设步伐，完善局机关刑侦、经侦、治安、国保、交警、巡警等部门“三级网”建设。在现有开通高标准、多功能公安四级网络的基础上，实现电话会议直接联通至各所队。加强人口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保障网上运行质量，实现公安业务信息资源共享，逐步实现办公自动化。加大刑事技术设备资金的投入，力争达到二级标准；九是对派出所综合楼院建设项目资金进行审计决算，力争全部兑付；十是清理全局老债70万元。
二是加大投入，推进正规化建设。我局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加强“三所三队”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改善基层派出所的办公条件。目前，全局16个派出所全部统一了外观标识，办公场所宽敞，五小工程齐全，其中有9个派出所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房，还有两个派出所的办公楼房正在修建中。二是提高看守所的监押条件和档次。今年为看守所、拘留所充实了新警力，健全了领导班子，提高了办公和看押条件，治安拘留所监所已建好。三是完备刑警大队的办案条件。按照省厅的统一要求，加强了文字痕迹检验、法医鉴定、现场勘照、技侦等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刑事档案管理工作。
四、以教育培训为轴心，促使民警基本功上台阶
我局在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中，以强化民警的内功为先导，以“三懂四会”为目标，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坚持高起点定位目标、高标准制定措施、高强度推进落实，狠抓教育培训，掀起了苦练基本功的热潮，使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得到不断提高。
精心构筑教训体系，确保苦练基本功活动稳步推进。一是根据《__公安局教育培训三年规划》的精神，制定了《__公安局深化大练兵苦练基本功活动方案》，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对全局苦练基本功活动进行统一领导。并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领导班文秘站版权所有!子共同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二是多方筹措资金，强化后勤保障。为保证苦练基本功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我局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积极争取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为活动的顺利开展筹措资金。到目前为止，我局已投入专项经费近20多万元，购置了民警电化教育设备，添置了训练器材以及学习资料。按照县局的要求，各部门和基层派出所也挤出资金，添置训练装备，建立了一系列与苦练基本功相配套的后勤保障措施，确保练兵取得实效；三是将苦练基本功工作列入《__公安局队伍建设考评细则》，拟定了教育培训工作的考核标准，加强了考核机制建设，做到“考试、考查、考核”三结合。把苦练基本功活动和民警的评先评优结合起来，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对训练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单位，年终不能评为先进单位；民警训练成绩不合格的，不能评为称职公务员，不能按时晋升警衔和职务，使训练活动步入经常化、正规化的轨道。
狠抓教训工作落实，全面提高民警综合素质。我们以“大学法”、“大练兵”为契机，注重素质，加大培训，年初制定了《__公安局20__年教育文体活动工作计划》，5月份又制定了《民警法律知识培训计划 》。4月20日，举办了办理刑事案件业务培训班，6月份又举办了《治安处罚法》业务培训班，11月份，举办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裴村办，民警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整体素质和水平显著提高。对年初制定的教育学习培训计划进行修改、补充、调整，增加了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的培训内容。为提高授课质量，我局不紧安排本局的业务骨干授课，9月22日，县局还邀请了市纪委政研室主任邱礼斌和市委党校政研室主任、副教授刘笑添分别作了党风廉政建设、提高领导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力和《文选》专题辅导，提升培训内容的政治理论高度，强化业务知识的针对性。为检验学习效果，每次学习结束后，我局都要组织参学民警进行考试，并把考试成绩向全局通报，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同时，各基层所队也相继制定了各自的年度学习计划，使学习有安排、有内容，到目前共组织政治理论、业务培训6次，有1200人次参加了学习培训。为突出实战需要，11月13日至17日，县局开展了“大练兵”体能集中训练，集训队列、擒拿格斗、警械使用、武器使用、实弹射击、徒手防卫与控制、搜身带离等科目，并安排了两个晚上的办案程序知识讲座和观看警示教育片，做到“以警务技能培训为重点，注重提高民警执行勤务的实战能力；以法律法规知识为重点，注重更新民警执法观念、提高民警的执法办案水平；以法纪教育为重点，注重提高民警的思想道德素质”，扎实推进大练兵活动向实战化和长效化方向良性发展。通过不断充电加压，民警的各项技能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我局分别在9月份县委组织部举办的公务员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培训考试、11月份县法宣办等部门组织法律知识考试中平均成绩名列全县前茅。
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提高工作实效。一是整顿纪律作风，提高队伍形象。认真落实贯彻《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和《公安机关窗口单位公安民警行为准则和管理标准》，以及周部长“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要求，加强基层窗口单位的监督管理，提高队伍综合素质，树立公安队伍举止端庄、行为规范、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良好职业风范；二是加强警务督查，提高群众满意率。加大了贯彻落实《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的督导力度，深入开展队伍建设、内务管理、中心工作、节假日值班备勤和“五条禁令”“三项禁止”的专项督查活动，及时查处违反内务管理规定的行为，使广大群众对公安形象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群众满意率显著提高；三是结合实际工作，提高实战能力。学以致用是开展苦练基本功的终极目标，我局切实引导民警把基本功训练中掌握的“三懂四会”充分地运用到公安工作去，队伍整体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今年以来，成功破获了“20__·11·22”__故意杀人案、“20__·12·1”__故意杀人案等13起命案，达到了现行命案全部告破的目标，有力地维护了__的社会治安稳定，促进了当地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五、以科技强警为龙头，构筑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一是实施科技强警战略。我们以“金盾工程”建设为契机，新购品牌计算机32台，基层所队接入网开通率达100。我们加强了信息系统建设。县局和基层所队三级“警务信息应用平台”全面建立，基础警务信息综合平台推广至所有派出所，全局信息资源库登记实有人口量比去年增长13，成为服务领导决策和一线实战的有力武器。提高了全警信息应用能力。采取领导带头、全面培训等形式，强力提高民警计算机操作技能，领导带头每天学习计算机知识一小时，带动全局民警基本实现会录入、会上网、会查询、会比对，“文件网上走、户口网上迁、台账网上建、绩效网上考”的工作模式已见雏形，信息主导警务战略深入实施，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县局监控中心可直接调看的前端16个，对重点部位不间断、全天候监控，加大了对协警人员上岗和巡逻情况的检查巡查力度，提高了整体巡查水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真正做到警情跟着治安走，警力跟着警情走，通过信息精确制导，已破案42起，抓获上网逃犯23名。
二是编织治安防控网络。发挥“民力无穷”的优势，破解“警力有限”难题。我局重点抓好三级巡逻组织和“两员”（情报信息员、协警队员）建设，通过发动群众在全县形成了群防群治大格局。一是加强巡逻组织建设。按照大乡镇不少于10人、小乡镇不少于5人的标准充实协警队员，建立健全乡镇联防队24支，人员212人，并落实了职责任务、人员选聘、辞退备案等项制度。二是积极物建情报信息员。在全县范围内共物建情报信息人员2296名，负责本村庄、单位、社区的苗头性信息、预警性信息的收集与上报。三是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对组织不健全、措施不落实的单位和村庄重新整建，先后重新建立治保巡逻组织162个，整建136个，新增巡逻队员381人，全县村庄群防群治队伍全部健全。为实现对交通要道和治安状况复杂路段及进出城区主要路口的有效控制，投资30万元，组建了一支由20人组成的巡防大队。该大队主要负责对城区各重点部位、重点部门、重要路段、街面进行巡逻防范，有效预防了街头“两抢一盗”等案件的发生。县局投资5万元，建立了2处治安卡点、堵截点。检查站、卡点、堵截点全部达到了“四统一”，即：统一建设标准、统一人员配置、统一工作制度、统一装备配备。
我局构建治安防范网络的先进经验得到了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6月24日的《__日报》和9月9日的《人民公安报》先后予以大篇幅报道。
六、以从优待警为落脚点，努力构建和谐警营
1、开展各种活动，营造和谐氛围。我们始终坚持用亲情管理营造出公安队伍的家庭氛围，在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我们专门下发了《__公安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从优待警工作的若干意见》，并狠抓了各项措施的落实。为保持干部身心健康，进一步活跃警营文化 ，引导全县公安民警树立健康理念，普及健康锻炼，增强民警身体素质。4月26日至28举行了为期5天的庆“五一”篮球比赛。6月22日至23日，举行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演讲比赛。10月30日，举办了“构建和谐警营”歌咏比赛，进一步陶冶了民警情操，弘扬了团结友爱的氛围，激发培养了民警的集体荣誉感。为及时有效地舒缓和排解民警内心累积的不良情绪，教会民警学会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使大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积极健康地去工作和生活；6月26日，邀请市委党校心理学专家__x教授和县人民医院罗鸿华副院长为全县公安机关全体民警了讲授身体保健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中，__x教授围绕“如何应对压力，保持心理健康”这一主题，从诠释“压力”一词的概念入手，以查找生活中常见的压力源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压力对人的生理、情绪、行为等三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压力过大会产生的身心疾病和精神症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地给民警传授了如何改善人际交往的技巧、如何调整情绪和压力、如何和睦家庭关系等方面的知识。__副院长分别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就身体健康作了详细的讲解和精彩说明，引导民警以良好的心态积极化解工作、生活、学习中的各项压力。
2、落实各项制度，眷顾民警利益。一是落实民警公休假、年休假制度和定期体检制度。6月12日至22日，县局组织全体民警进行了健康体检，建立民警健康档案，及时解决影响民警健康的突出问题。科学组织实施年休假制度，确保民警得到必要的休整；二是切实关心民警的工作和生活。筹措资金继续为民警办理平安保险和医疗保险。与县人民医院协商，建立民警因公负伤紧急救治网络，开通病患医疗的“绿色通道”，给民警提供较好的医疗保障。着力提高民警的福利待遇。根据财力增长，逐年提高民警的年终奖金和福利。尽力为民警家属子女升学、就业、工作调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解决民警生活上的其他困难。基层派出所民警来县局办事均可在食堂免费用工作餐；三是切实减轻基层单位的负担。严禁向民警摊派报刊、杂志。今年各科所队的报刊杂志费用由县局统一支付。取消各种形式主义的评比，凡未纳入综合考评体系的，原则上一律取消，避免多头考评，重复考评。进一步精减会议和文件，保证各科所队正常工作。坚持科学、依法、慎用警力，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理解和支持，防止随意调动警力从事非警务活动。四是依法维护民警正当权益，调动民警工作积极性。成立民警正当权益保护委员会，对民警的执法权、名誉权等正当权益和合法行为给予全力保护，依法及时惩处报复袭击民警、妨害民警依法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活动，为民警依法行政、依法办案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根据2013年7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及2014年3月1日施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超过上述比例的，最迟应于2016年3月1日之前将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降至10%以内。由此，过去的三年成为劳务派遣用工转型的高峰年。
立法者期望的头号派遣用工转型方案无疑是“转回”的方案，即将被派遣员工转为本单位职工，由本单位直接与被派遣员工签定劳动合同。遗憾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及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于多数企业而言，人员编制与工资总额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如果无法“转回”，既要满足用工需求，又要合规，唯一的方案只剩“外包”。由此，业务外包、劳务承揽、岗位外包、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各种“外包”概念从2015年开始大行其道，而有关“真假外包”的劳动争议（仲裁及投诉），则在2016年成为新“亮点”。
如在李某诉三星（中国）投资公司上海分公司、北京外企市场营销顾问公司的劳动争议中，三星上海分公司辩称，北京外企公司与李某签订了非派遣制的劳动合同，三星上海分公司与李某已经不是劳务派遣关系了，故三星上海分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在马某诉上海华联罗森公司的劳动争议中，被告华联罗森公司辩称，被告与案外人上海添企实业公司建立外包服务关系，将店员岗位外包给添企公司。马某则认为，自己在华联罗森处工作，由华联罗森直接负责管理、培训以及考勤，双方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法律关系；华联罗森的主营业务是零售服务，其将主营业务外包属恶意规避法律风险，应属无效。
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公司新密市分公司与李某、河南博阔劳务信息科技公司、河南日海恒联通信技术公司的劳动争议中，李某认为，博阔公司与日海恒联公司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公司，没有经营电信业务主管机关的许可，事实上更没有开展任何电信业务；公司则认为，其与联通公司签订的业务外包合同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业务外包协议，不存在李某所称以外包形式从事劳务派遣。
针对“是派遣还是外包”的纷争，法院判决的差异也非常大。
在张某诉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公司的劳动争议中，北京海淀区法院认为，张某虽主张其与恒安卫士公司、国网北京公司系劳务派遣关系，但张某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现国网北京公司提供了业务委托合同及保安服务合同证明其与恒安卫士公司之间是服务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张某要求国网北京公司支付同工同酬工资差额、加班费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在廖某与麦斯特（福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百威英博雪津（三明）啤酒公司的劳动争议中，法院认为，百威公司与麦斯特公司所订立的合同为《服务外包合同》，而非廖某所主张的劳务派遣合同，廖某要求百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在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公司滁州分公司与安徽安龙服务外包公司、代某的劳动争议中，法院认为，华联滁州分公司与安龙服务外包公司签订的保安管理服务合同，从服务内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分析，符合劳务派遣协议的实质。
从上述案例来看，外包合作协议和劳动合同如何约定，以及是否存在直接用工管理，是司法机构判断“假外包、真派遣”的最关键要素。对于员工而言，如能被认定劳务派遣，则意味着“同工同酬”、“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等权益，适用《劳动合同法》中与劳务派遣工权益保护有关的条款；反之，如被认定为业务外包，则无法适用。对劳务派遣进行严格限制的立法初衷本为提高对劳务派遣工群体的保护，但现实结果又背道而驰了。
离职管理：HR工作新常态
解雇与辞退（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向来是考验企业员工关系管理能力的一大挑战，也始终是员工关系管理中的高风险区。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要求，以下几类员工通常是要被辞退的：（1）品行较差者；（2）不符合绩效要求者；（3）与企业价值观相冲突者。许多管理者都存在着这样的自信，即如果想要o退某个员工，总会想办法找到合适的“理由”。这种自信源自企业相对于员工的强势地位，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强势地位的存在，也会导致这种自信的盲目和不切实际，因为《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及终止劳动合同采取的是严格的法定主义。
2016年发生数起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解雇案例，掀起了HR界新一轮的法律学习热潮：
“食堂员工用洗菜盆洗内裤遭开除，公司被判赔7万”的案例，提醒我们完善规章制度与员工培训的重要性，也凸显出目前国内劳动合同法律保护机制的僵化；“阿里月饼门解雇事件”，引发业界对企业文化的广泛讨论；“兰州交通大学违法解雇身患绝症女教师案”，反映出企业管理者们对病假员工的法律保护机制还相当不了解；“前华为高管医疗期满后被公司终止劳动合同事件”，引发合规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大讨论；“神奇百货”非法解雇员工及公司关停事件，彰显出创业公司员工关系管理基础的薄弱；戴姆勒中国公司免除发表辱华言论高管职务、恒大集团开除副总裁、宝能系提出包括罢免王石等高管议案引发的万科股权大战、百度“太子”李明远被百度职业道德委员会通报并引咎辞职事件等则提醒我们，高管的员工关系管理及风险控制，会是一个新问题……
笔者非常欣赏《华为基本法》在其基本人力资源政策一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利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淘汰机制，建立例行的员工解聘和辞退程序。对违反公司纪律和因牟取私利而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的员工，根据有关制度强行辞退。”同时，“我们不搞终身雇佣制，但这不等于不能终身在华为工作。我们主张自由雇佣制，但不脱离中国的实际。”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不存在解雇不了的员工；但是，解雇要慎重。合规的基础之上，更专业、更人性化的操作，才是正解！同时，应着重完善员工入职、离职管理流程，划分HR与直线经理的分工，将劳动合同管理与岗位管理、薪酬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紧密结合，构建统一的员工关系管理体系！
社会保险改革：企业成本多了还是少了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为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针对“五险一金”成本过高的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
2016年4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入。随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别《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2016]36号）和《关于做好企业“五证合一”社会保险登记工作的通知》（[2016]130号）两个文件。内容包括从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区、市），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19%。失I保险总费率在2015年已降低1%的基础上可以阶段性降至1%-1.5%，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5%，各地要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2015年关于降低工伤保险平均费率0.25%和生育保险费率0.5%的决定和有关政策规定。此次满足条件降费的省份共21个。
这两个文件旨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增加职工现金收入。前者主要是通过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方式，后者主要是通过简政放权、简化流程、优化服务的方式。
事与愿违的是，费率降了，但如果缴费基数持续增加，事实上已经很高的社保成本仍将继续上升。
原因很简单：社会保险费=企业工资总额×社会保险费率（工资总额低于法定最低缴费基数的，按法定最低缴费基数）。降费率的比例如果低于工资总额增加的比例，社保成本必定仍然是增加的。对于按最低缴费基数缴费的企业而言，除非各地社平工资及最低工资不涨，否则难言减负。
对于按低于企业实际工资总额（低基数）缴费的企业而言，由于“五证合一”的新政，随着金税三期的全国推开及执法力度的加大，个税、社保、公积金数据不匹配的合规风险及合规成本将大幅提高。基于企业减负及社保基金缺口大的“两难”现状，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将进入深水区。
灵活用工 vs 斜杆青年：劳动关系学科会终结吗
“灵活用工”模式（笔者的定义是指公司将业务发包给个人、与个人按非劳动关系方式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既符合了用人单位控制人力成本、降低法律风险、实现灵活雇佣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新生代劳动者”、“斜杆青年”们对独立、自由、自主性工作的向往。
在劳达2016年9月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灵活雇佣’应用与趋势”国际论坛上，德国明斯特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法学院前院长Heinz-Dietrich Steinmeyer指出，在过去，德国公众是普遍反对自由化的灵活用工的，直至2002-2003年，德国总理施罗德领导的改革大刀阔斧进行后，这个情况才开始改变。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劳动法专家香川孝三提出，可以把员工分为三大类：普通员工、专业员工、非典型员工（包括兼职工、临时工、派遣工等）。2015年，非典型员工占日本总雇员人数的37.5%，而在1985年，这个比例只有16.5%。非典型员工中有68.9%是兼职工。美国纽约理工学院教授、劳动与就业法律师Joshua E. Bienstock指出，美国许多州正在鼓励弹性工作制并鼓励灵活用工的文化，2015年全美已有1550万“自雇”的灵活就业者，预计到2020年，将有40%的劳动力会变成自雇形态。Uber及一批“Uber+”的互联网公司引领了全球蓝领工作的灵活化，Upwork则引领了全球白领工作的灵活化。个体崛起，雇佣消失，被众多专家们称为大趋势。马歇尔商学院教授约翰・布德罗博士在新书《未来的工作》中预言：未来20年，现在90%的全职工作岗位将会消失。
问题来了：劳动关系的未来，会是该学科的终结吗？
实际上，劳动关系面临的危机还远不止“灵活用工”模式的去劳动关系化。西方国家工会组织的式微、劳工运动本身的萎缩、劳动法规管制的放松化趋势、新一轮的技术创新等，加大了这一危机。正如BUIRA（英国高校劳动关系协会）所称：“正在增强的跨文化趋势让劳动力日渐多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作组织形式不断创新、服务经济不断扩大、外包型工作设计和策略的日益普及等因素让目前的雇佣环境相较于以往变得更加复杂。”
工伤行政诉讼案入选十大案件：法治春光
2017年2月，在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合推出的“2016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的21起候选案例中，赫然出现一起工伤认定纠纷。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案件1979.5万件，这21起候选案例包括了聂树斌被宣判无罪案，快播传播物品牟利案，令计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天津瑞海公司爆炸案，加百利油轮南海救济案，德州晶华集团振华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乔丹QIAODAN商标行政纠纷案件等，都是“千万里挑一”。
唯一入选的这起工伤认定纠纷，案情并不复杂：龚某系成都市新都香城中学员工。2014年3月19日，龚某驾驶电动二轮车下班行至马超西路路口前，倒在停放于路口东右侧非机动车道停车位内的小型轿车左后方。经路人报警，由120急救车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014年3月20日死亡。2014年4月14日，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出具了两份技术鉴定，鉴定意见为：无法确定二轮车与轿车是否发生过接触。2014年4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实：“因事发时为夜间、雨天，监控设施因光线较暗未能看到事故经过，无直接目击证人，致事发时龚某驾车倒地原因无法确定，致此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2016年2月5日，成都市人社局依据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决定对于本次事故不予认定工伤。龚某之法定人对该决定书不服，遂向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5日作出判决：一、撤销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成都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宣判后，成都市人社局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行工伤认定职责的重要依据，但并非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员工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因此，本案认定工伤的焦点在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在行政机关，如果行政机关无法证明员工方承担该起交通事故主要责任，则应认定工伤。
本案的意义在于，当事人对于工伤认定结果有异议，坚持按法律程序走，并最终获得了公正合法的结果。本案中代表着司法公正的高度，也代表着推动法治进程的力度。本案的判决，对推动国家机关依法行政，有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密谋策划 对抗拆迁
老上海一说“北站”，尽人皆知。这座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火车站，一直运行到1989年方才结束历史使命，退出运行，改建为上海铁路博物馆。北站大门外有一条马路叫天目路。这条马路原是上海县、宝山县的界河，清末民初填平后筑成一条马路，故初时名叫“界路”，1915年与延伸筑出的那段马路一起改称“新民路”，1943年改称“天目路”，1964年改称“天目东路”、“天目中路”。杜月笙、周祥生的“钉子户”大戏，就是在这条马路上上演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站的客运、货运量都大大增加，当时铁路的运力倒还尚可支持，但北站门前天目路的交通状况却令人不敢恭维。天目路紧挨北站与康乐路接头的那段长约200米的路段，由于一些三十多年前筑路时未曾拆除而留下的建筑物占据了一侧路面大约七八米，致使天目路形成了一个瓶颈口。这些建筑物大多是民居，另有14家工厂、商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大东书局北站印刷厂、祥生出租公司北站办事处、北站大旅社等。
上海市工务局发现由于交通的发展而形成天目路康乐路瓶颈口后，非常重视。局长赵祖康（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部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等职）亲自组织了调研，获得了以下数据：每天在该路段通行的市民人次大约在10万、各类货物约4万吨，以及外商和外宾的来往，汽车、卡车、三轮车、自行车、黄包车、人力货运拖车，加上每天到北站迎送亲友的市民，以及一些招徕生意的旅馆伙计等等，形成了这个路段的交通拥挤和紊乱。
调研之后，赵祖康与工务局的公路管理人员反复进行研究后，提出对这个路段进行拓宽扩建的方案。该方案计划拟将紧靠北站的那段天目路拓宽10米，提出了经过精确估算而对大东书局印刷厂、祥生出租车公司北站办事处等十四家工厂、商铺以及需要拆迁的民宅的经济补偿。当时，进行这样一个工程乃是一桩大事，市工务局做出方案计划后，要送到上海市政府审批。市政府审批后还不算数，得送往南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查核准，否则，费用就批不下来。
一应行政手续办理完毕后，市工务局就张贴布告，将拓路计划、拆迁户的搬场安排和经济补偿办法，以及行政院批准的命令一一予以公布，定于最后搬迁的时间为1947年12月底，拆迁方式以自动拆迁为主，工务局指派工程队到场协助和监督。
工务局的布告一张贴出来，就捅了马蜂窝。大东书局印刷厂的董事长是杜月笙，他占着最多的股份；另一户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北站办事处则是周祥生的产业。周祥生倒还好，因为他尽管名气甚大，但他是企业家而并非帮会大亨，碰到这件事还只是从拆迁补助和风水角度来考虑。而杜月笙就不同了，他是大亨，首先要讲究的就是面子。这样大的事情，工务局也好，市政府也好，竟然事先都没跟他通过气，说拆迁就拆迁？须知他是连看到他都要客气一番的主儿，小小一个工务局衙门竟然就敢不买他的账了？
于是，杜月笙就亲自给周祥生打了电话，问周先生你对赵祖康拆屋有什么高见？周祥生一听就明白了，马上回答说我正要向杜先生请教呢。杜月笙问周先生你愿不愿意把贵公司的北站办事处给拆了？周祥生说当然不愿意，我的公司在那里待了20多年了，做做生意蛮好的，拆什么拆？杜月笙说那好，你别的不必做，只要随时和杜某保持口径一致就行了，看工务局能拆得了房子？
紧锣密鼓 各做准备
这时已是12月中旬，市工务局规定的期限即将到了，工务局方面见拆迁对象无动于衷，于是就得考虑强拆了。强拆比较麻烦，要跟地方政府通气，还要联系警察局。工务局于是就派了个副局长前往天目路所在的北站区政府，跟区长潘介眉通气，研究如何强拆的问题。潘区长说这事得跟警察局协调，因为有杜月笙、周祥生在内，所以弄得不好还得惊动市里呢。
来人刚走，受杜月笙指派的大东书局总经理陶百川也来拜访了。陶百川对潘介眉说：“潘区长，兄弟受杜先生委托，特地约你这位地方行政长官谈话。平心而论，我是赞成拓路的，这是对广大民众有利的。但拆屋拓路计划，尽管行政院批准，可是没有经过民意机关（注：指的是上海市参议会）同意，因此还是不能执行。潘区长你是北站区的地方领导，如果工务局和市政府不能修改他们的计划，你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话！”
第二天，周祥生给潘介眉打电话，说：“拆屋拓路，违反政府自己提倡的节约原则，我的祥生公司北站办事处决定不拆！”
一会儿，上海市工务局的电话也打来了，说关于北站区拆屋拓路的计划乃是市政府和行政院都已核准了的、于全社会和广大民众都是有好处的一个工程，我们工务局是市政府下面的一个专业机构，代表政府行事、执法，所以，这件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根据预定方案，我们已经组织了强拆队，届时开进现场执行强拆，并会通知警察局派员维持执法。你是区长，我们得事先告知你一下，免得到时候你会觉得突然。回头我们赵局长可能会去拜访潘区长当面洽谈的。
与此同时，杜月笙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活动。以他的档次，当然不会亲自出面去找潘介眉，连电话也不会打一个，指派大东书局总经理陶百川去找潘介眉谈几句话已经算是看得起人家了。那么，杜月笙会怎么活动呢？他走上层，走的是特务路子。
当年，军统局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大特务，被内部人称为“文武双全的奇才”。此人名叫王新衡，浙江慈溪人氏，早年曾被选派至莫斯科留学。返国后投身军政界，杜月笙、周祥生准备做“钉子户”时，王新衡在上海任职，公开职务是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内部职务则是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站长。
杜月笙与军统头子私交甚笃，抗战伊始戴笠要建立一支“别动军”，杜一下子就出资向国外订购了5000支被称为“快慢机”的二十响驳壳枪捐给“别动军”，还出面组织了上海的一批徒弟、工人输送去游击区作为“别动军”力量。王新衡后来受戴笠指派秘赴上海负责军统地下工作时，戴笠考虑到便于其开展工作，就让王拜杜月笙为青帮师父。因此，王新衡名义上还是杜月笙的弟子。现在，杜月笙就请出了王新衡，要求王出面协助对付市工务局。
王新衡自是一口答应，随即开始行动。他先以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的名义前往市工务局拜访赵祖康摸底。王的这个调查处其实就是市政府为其开展保密局特务工作而特意安排的一个职务，规定该处可以调查全市党政军民所有情况。因此，赵祖康即使对保密局那班家伙厌恶至极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出面接待。赵祖康知道王新衡是来摸底的，干脆就把工务局的立场和态度和盘托出，使王好向杜月笙方面转告。
王新衡接触过赵祖康后，知道工务局的态度强硬，这次是非要动杜月笙他们的房产了，工务局甚至已经组织了强拆队，届时到场强制执行。于是就把情况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说赵祖康要来硬的，那好啊，我也有硬的。杜月笙手下有的是玩枪玩命的主儿，可是为拆迁的事他觉得没有必要动用一班徒子徒孙，于是就当着王新衡的面打电话给大东书局总经理陶百川，说工务局已经组织了强拆队，你去找北站区民代会主席俞炳文，叫他发动拆迁户贴海报抗议，组织“反拆队”，到时候对付工务局。
王新衡料想市工务局届时肯定要叫北站警察分局出动警察协助强拆的，于是就给北站警察分局局长应志椿打电话说：“天目路拆屋拓路，恐怕会闹事。以我看来，你的警察局以不协助工务局为上策！”应志椿知道王新衡是什么角色，也估计到王的这个电话里肯定也有杜月笙的意思在里面，那就更不敢得罪了，当下连声应诺。
却说赵祖康也预料到杜月笙方面肯定不肯善罢甘休，已经铆足了一股劲准备强拆了。诚如王新衡所估料的，赵祖康想到了动用北站警察分局的警力。赵祖康亲自出面去找了北站区区长潘介眉，要潘协助工务局执行拓路计划。潘介眉表示：“我是愿意协助的，但杜月笙、周祥生出面挑动居民闹事，拆屋之事恐怕难以执行啊。我想要从容协商，才能解决。”赵祖康说：“市工务局的公告上列明的拆屋期已到，从容协商已来不及。如果怕他们闹事而不按期处理，政府的威信何在？”潘介眉在这件事上是站在杜月笙一边的。因此，他对赵祖康说：“如果这样，我虽可以向居民劝导，但以目前形势来看，我人微言轻，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赵祖康只得说：“反正请潘区长尽力而为吧。”
市工务局又跟北站警察分局联系，由分局局长应志椿接待。工务局来人对应志椿说：“这件事是经市政府、行政院批准办理的，公告早已公布了。市工务局已经知照上海市警察局，毛森局长指令你们北站分局要全力支持工务局的执法工作，到时候派出武装警察到场予以配合，具体事儿是把突出于路面上的那些建筑物全部拆除，不管是谁的，一律拆掉。当然，这活儿是由工务局的工程队干的，你们警察只要在场盯着居民，如果有阻拦的，统统拿下！”
应志椿打着哈哈，说工务局给我们分局指派活儿，那是看得起警察弟兄，请你放心，届时一定全力配合。可是，应志椿往下面布置时却指令：所有警士，到时候去现场时统统徒手，一律不准带枪；不要帮助工务局工程队动手，以免发生冲突，各方脸面上都不好看。
剑拔弩张 千钧一发
拆迁和反拆迁双方在各自的紧张准备中迎来了1947年的最后一天，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天上午九时许，上海市工务局的拆迁队伍开到了天目路现场，这支队伍是从工务局下设的工程队里抽出的身强力壮的工匠和小工组成的。事先已经抵达现场的北站分局的60名徒手警察由带队人指挥着跟在拆迁队的后面。
由杜月笙策划的被拆迁一方组织的反拆队那天一大早就已经等在现场了。这支队伍由以下两部分成员组成：一是居民，二是杜月笙的大东书局印刷厂工人、周祥生公司派出的杂务工、北站大旅社的茶役以及其他那些被拆迁厂商的员工。前者每家出一两个人即可，后者的人就多了，光印刷厂就出动了30人。反拆队人人手执武器，都是钢斧、铁棍，据说那是由杜月笙专门提供的。反拆队这边见工务局的拆迁队伍抵达了，马上迎了上去，双方在马路中间相遇，驻步，以咫尺之距对峙。徒手警察则站立于拆迁队的后面，一脸的旁观者神情。
对峙片刻后，拆迁队开口了，喊着“让开”。反拆队不吭声，晃动手里的铁棍、钢斧作为回答。拆迁队是来干活的，手里也有撬棒、粗竹杠、粗木棍、铁链条等工具，当下也就晃动起来，情势一触即发！
在场的北站区区长潘介眉见状不妙，大急，稍一定神，立刻派人奔大东书局印刷厂去请陶百川，同时在印刷厂给北站区区民代会主席俞炳文、北站警察分局局长应志椿打电话请两人速来现场。一会儿，陶百川、俞炳文、应志椿先后急急赶到，和潘介眉一起商议如何平息此事。潘介眉知道这都在陶百川身上，就说请陶总经理拿主意。陶百川于是摊牌道：“杜先生的意思，拆屋拓路这等大事，政府要作决定的话，必须经过民意机构的认同，否则，上海市参议会要来干什么的？所以，这桩事情应该补走一下程序，把这个拆屋拓路方案拿到市参议会上去讨论一下，搞个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来看究竟该拆屋还是不拆。”潘介眉只望先解决今天这一幕，其他情况回头再说，当下连连点头，说那我们四人就去向双方作个解释，说服众人各自散伙，等这个方案拿到市参议会去投票后再说。潘、陶、应、俞遂挤入人群，分头劝说双方。反拆这一方，总指挥就是陶百川，他说什么下面都听他的。工程队这一方，乃是奉命行事，拆不拆看头头。领队面对着这幕一触即发的场景，哪敢坚持下去？反正陶百川已经设定了下马坡，当下也就顺坡而下。
名谓“暂缓” 实系泡汤
然后，这场闹剧就该进入最后的高潮——方案送市参议会投票表决了。12月31日下午，赵祖康去见上海市市长吴国祯，说了上午的情况。吴国桢说市参议会已经派人来谈过关于表决方案之事，我查了条文，倒也确实有这个说法的，那就上参议会去表决吧。赵局长你准备一下，那天你必须亲自到场向全体参议员陈说拓宽天目路的重要性、必要性，以让大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1948年1月9日，上海市参议会举行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天目路拓宽方案。陶百川、周祥生、潘介眉都是市参议员，杜月笙是参议长，都到场了。事先，陶百川找了潘介眉，说潘区长工务局办事不周密，事情已经弄僵了，为了暂时解决这场纠纷，只有由议会作出解决。我已经拟就一个提案，请你做主要提案人，我和周祥生等人为联署人，立即向大会提出。潘介眉不大愿意，意欲推辞，但陶百川说：“你是北站区长，又是北站区选出的参议员，为民请命，义不容辞，急则治标，目前最主要是解决纠纷。”这样一说，潘介眉也就答应了。
会上，潘介眉登台推出提案。这个提案写得比较策略，不提拓路是否必要，而只说拆屋补偿办法有问题，因此反对眼前拆屋。潘之后，陶百川登台发言，认为“拆屋拓路之举得不偿失，为了北站的交通，迫得小市民无处谋生，是错误的措施”。周祥生也登台发言，坚决反对拆屋拓路，要求暂时停止，待进一步审议后再视情况而定。杜月笙坐在台上，没有发言。
这样，尽管赵祖康精心准备了一番说辞，登台再三解说，但最后表决时工务局的方案还是被“暂缓办理”。在场的人都清楚，名为“暂缓”，实际上工务局的计划已经化为泡影了。据当时参加这次大会的市参议员回忆，表决后的情景是“杜月笙微笑，赵祖康在摇头叹息”。
我叫__，男，现年__岁，大学本科文化，三级警督，现担任__公安分局__派出所行政内勤副所长。20__年度，我所的行政内勤工作在分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分局办公室的直接指导下，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我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一、主要工作业务数据：1、立破案件情况：我所全年共接到报警x起，立刑事案件x起，破获现行刑事案件x起，破案绝对数1x起，受理行政案件x起，查处x起。2、打击处理情况：全年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x名，其中刑拘x人，逮捕x人，直诉x人，劳教x人，行政处罚x人，行政拘留x人，强制戒毒x人，收教x人。二、主要工作：内勤工作极其纷繁复杂，很多工作都要从一些琐碎的小事做起，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致来经营的工作，很多人都认为内勤工作难以出成绩，费力不讨好，报有轻视的心理，但我接手这项工作以来，逐渐在实践中对内勤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内勤工作岗位虽小,责任重大，是一个单位的核心和枢纽,事关工作的大局和成败。同时，该项工作事无巨细,繁芜杂乱,综合性、服务性强,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好并非易事，对内勤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当高，为此，我在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注重培养内勤民警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感，充分调动和发挥内勤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一年来，我带领全所内勤人员，围绕“政务、事务、服务、协调”四大职能，不断落实各项工作措施，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1）做好信息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当好参谋。按照及时、准确、严谨、保密的要求认真收集和整理各类信息数据，并进行科学分析。20__年，共上报各类情报信息x条，收集和整理各类报表、数据x余份，各类总结及治安形势分析x余份，做到周周有分析、月月有分析、季度有分析、半年、全年有分析，为掌握辖区治安及维稳动态、摸清违法犯罪规律、所支部正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2）台账登记和管理规范，完善了案件立卷工作20__年我协助法制工作，按照省厅、市局统一要求，健全了执法基础台帐，进一步规范了未破刑事案件的侦查卷、受理行政案件的调查卷及教育释放卷等立卷工作。执法基础台帐填写、使用规范、如实。尤其在报警台帐的填写方面，为进一步促进台帐的规范填写，每周通报一次报警台帐的情况，及时指出填写不规范的，及时纠正。网络执法监督系统中的接报警台帐录入定专人负责，做到了实时录入。对每起刑事、行政案件都要求做到有谈话笔录，有调查情况，不放过每一条违法犯罪线索，立卷工作由专人负责，定期进行清理核对，查漏补缺，及时归档。20__度的执法质量考评账方面没有出现扣分现象。（3）服务为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当好管家。一是管好钱和物。管好枪支弹药，管好扣押物品及罚没物品，严格遵守收支两条线和相关财经制度纪律，杜绝了违纪现象的发生。勤俭朴实，开源节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积极为派出所保运转，为干警谋福利创造条件。二是服务为先，在派出所硬件基础设施较差的前提下，我常抓不懈，自己动手，为同志们做好后勤保障和日常服务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三、廉洁自律，作风朴实一年来，本人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抵制不廉洁的行为，不贪图享受，不接受请吃送礼，不徇私枉法，为人处事公道正派，受到群众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回顾20__年，自己在所分管的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我所各项公安业务的开展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差距和不足：一是创新思想不够，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思考；二是对民警的指导不够，工作中有老好人思想，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得罪人，不够大胆。今后，我将两个方面入手来履行好职责：一是“苦干”。所谓“苦干”讲的是工作态度，要进一步端正思想，提高工作责任感。勇于吃苦,不辞辛劳。要甘于平淡，乐于奉献。二是“巧干”。所谓“巧干”讲的则是工作方法，内勤工作虽然繁杂，一样有规律可循，关键是要掌握“三性”：条理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面，尤其是加强科学管理和计算机等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从知识中求效率，从知识中找创新。总之，20__年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以饱满的热忱投入工作，加强学习，务实苦干，努力把工作干得更好，为领导当好参谋，为同志搞好服务，为群众多办实事。20__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