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道德丧失问题在体育产业发展中，道德资本的核心是个体的道德素质。缺乏道德资本的运作，也必然会导致职业体育道德的丧失。在健康的体育市场中，体育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对人们体育行为的约束很小，大部分行为是通过道德、习俗等非正式规则来约束的。道德作为一种自律机制，可以辅助体育法律法规发挥作用，降低执行成本[5]。随着我国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体育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危机。在经济利益诱使下，会有一部分运动员或教练员曲解“利益最大化”原则，见利忘义，忽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导致体育产业发展背离其本质，不仅会置他人于高风险的位置，同时也会把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目前，体育市场中出现了商业欺诈、假冒伪劣体育用品、拖欠运动员工资、罢赛、假球、黑哨等道德丧失的恶劣现象。道德资本作为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经济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道德资本可以减少和遏制赛场暴力、贪污受贿、假球、黑哨、等现象发生，减少管理成本；可以激发体育主体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组织凝聚力，提高企业效率；可以合理配置和利用体育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6]。
（二）我国体育产业中引入道德资本的作用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引入道德资本是体育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作为一种精神资本及知识资本，道德资本介入体育产业对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本要素。1.重构体育企业的经营理念，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市场经济无道德、伦理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常态。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金钱存在的，他们本身也是为了金钱活着的，好像全世界只有赚钱能让他们快乐，他们完全忘记了世界上除了金钱还有其他的幸福。”在当时的社会，商人因此被人认为是自私、冰冷、毫无道德感的机器。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道德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伦理道德在经济中的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伦理道德在经济中的这一作用也更加凸显，因此，让道德资本介入体育产业对体育产业的经营理念的重构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体育产业是一种“为人”的产业，基于消费者需要进行生产，“以人为本”是其产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显然，体育产业是一种具有道德感的行业，经济最大化的做法与真正的企业精神是相悖的，并不符合社会的期望[7]。所以，道德资本的介入，能够更好地重构和规范其经营理念，为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灵魂，使体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2.使体育企业生产向人性化靠近，提高其市场占有率“产品人性化”是指生产出来的产品能最大化地满足，人们的本质需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离不开其“人气指数”，而“人气指数”则与企业“道德指数”和人性化产品分不开。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中，德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曾指出“商品中的非物质性价值成分所占比重正在不断增长”，所以，企业必须重视文化道德“软实力”，对道德资本加以重视。商海如战场，谁能称霸成为领跑者，最主要的还是其产品及服务，相对体育产品而言，主要看其产品是否人性化、是否具有道德理念。体育企业的道德资本意识，可以促使其始终立足于人性化，打造出一流的人性化产品，如耐克、特步等，其企业理念都与道德资本有密切关联。体育产业要受到消费者的认同，必须转变文化价值观念，向文化和道德营销转型，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道德信任感。道德资本的介入能有效促进其转型，使其更受消费者喜爱，从而促进其市场占有率的提高。3.减少体育企业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成本贯穿在任何管理和交易中，减少成本是经济交易中所有企业追求的目标。管理学的流行观点认为，保证对下属的严密控制能尽可能地缩减管理跨度，进而减少管理成本。道德资本的介入能够将有形资本激活，加快有形资本的运转[8]。在管理上，道德资本通过对组织制度人性化的设计，能优化资源配置，激发成员的潜能，将员工这种有形资产盘活，提高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宁波智丹体育公司提出如下道德资本理念：诚信、认真、精益求精；安踏对道德理念的恪守存在于每一个员工的心中，企业员工在这种道德规则之下自然会履行各自职责，为其减少了不少管理成本。道德资本对交易费用的节省也有重要作用，交易费用的问题主要在于失信这种道德问题。不信任和猜忌会增加交易费用，“信任”这种道德资本若介入其中，必定能赢得人们的信任感，使交易成本有所降低。
二、在我国体育产业中培育道德资本的策略
中国体育产业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在1998年，中国已经被世界评为世界体育用品生产大本营，2000年世界体育用品产量中仅我国就占据65%，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总值增长规模每年更是高达493亿元以上，但道德资本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介入却并不容乐观，归结起来，一是因为道德环境恶劣，二是企业经营理念的扭曲。因此，培育体育产业道德资本要成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完善体育法规，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提供制度保障法律法规与伦理道德是约束体育产业的两大规则，只是法律法规更具有直接约束力。对体育产业法规进行构建和完善除了可以规范体育市场外，还能提高道德资本的介入和运用，促进体育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体育产业立法工作1994年才开始，起步较晚，总体看来体育产业法规的数量十分有限，仍然需要完善。道德环境的好坏对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说古已有之，可见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在完善体育法规之外，必须培育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体育企业作为道德主体必须积极地培育道德环境，从自身做起，绝不做违背道德之事，坚持美德、正义、勇敢与诚实，在道德的依托下转变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提高道德权利意识，满足消费者和公众对体育企业的道德要求。体育法规的完善与培育良好“道德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体育法规的完善能够为“道德环境”提供制度保障，良好“道德环境”则能促使体育法规更好地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体育领域的道德资本介入状况。
（二）体育企业必须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做讲道德、讲良心的体育企业要改善道德资本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介入现状，体育企业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为此，体育企业应该不断学习、创新，促进企业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的不断发展，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对体育企业家们来说，更要明白自己的责任，时刻谨记自己心中流淌着“道德血液”。领导的带头作用能很好地激发企业其他管理者和员工的创新热情，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给企业发展注入更大的精神动力。2007年对超过4000名企业家的调查数据显示，90%以上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优秀的领导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更多消费者的调查也显示，具有强烈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更受他们信任。所以，在道德资本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评价企业准绳的今天，体育企业必须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做讲道德、讲良心的体育企业。
（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塑造优秀的现代体育企业文化道德资本除了与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有关外，对社会关系中的道德关系更加关注。在社会关系中，人们要培育道德资本，就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培育道德关系，这种道德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本身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本。作为企业创新和发展的灵魂，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包括企业工作作风、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各种因素。在以人为本的时代大潮中，现代体育企业也必须以人为本。只有重视自身企业文化建设，加强道德资本培育，才能使现代体育企业在整个体育市场中脱颖而出。体育企业首先应该明确文化建设的目的，在兼顾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员工的人格、权利以及经济利益，这样才能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企业的凝聚力得到增强。
一、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合法性
经济伦理现象如同普遍的“以太”，在社会生活之中无处不在。由于经济伦理现象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变动性，研究者无法控制与经济伦理现象有关的所有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的研究难以通过实验方法探索、发现和验证规律，而只能撷取比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和统计方法等。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约翰•穆勒的归纳五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异同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就是比较方法。他甚至进而认为，由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不明显的、复杂的，研究者不能从直接观察中得出，因此，考察这些现象只能用比较方法，这是社会学研究唯一适当的办法。
这是在最普遍、最普世性的意义上来界定比较方法。尽管比较方法非同一般，但“测不准原理”依然存在，可这不是否定经济伦理现象的比较研究的合适理由。这是因为，经济伦理现象和主体的经济道德行为并非宛如“一团乱麻”般的杂乱无章，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循。经济道德行为是行为主体为实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存在一定的普适性的规律性，可以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只是不必苛求其量之“精确度”而已。人所共知，比较是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客观事物的基本手段已经被运用到门类繁多、林林总总的学科群体的研究中。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比较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同，并在研究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诚如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显而易见，比较方法固然也能够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便捷工具。比较方法不仅可以形成科学概念，而且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实际上，即便对技术性知识的探求对经济伦理研究来说并非无关宏旨，但技术性知识的获得却不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宏旨与目标，因为它是以规范性知识的获得为鹄的，这也为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存在合法性预留了空间。总之，比较方法的优势、经济伦理的特质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价值旨归共同构成了比较经济伦理学建构的合法性。但是，强调比较的价值并非一般地为研究而研究，简单地“跟风链接”“概念平移”，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在综观国内外经济伦理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做出的客观而理性的抉择。
毫无疑问，经济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战略的创新与明晰化。而创新的逻辑前提是对过去研究的缺陷、不足或错误及消极“路径依赖”的深刻洞察。否则，非(前)反思的自发性研究绝不会有真正的研究创新。经济伦理学研究起主导性作用的路径，不是在总结正确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不断“试错”或“纠错”过程中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所谓“非非”)。
无可否认，比较方法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经济伦理学的酝酿、创生、嬗变和发展。就积极的方面看，事实上，在经济伦理学发展史上，一些经济伦理学家已经成功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定性(或与定量结合)研究、发现因果关系，并以他们自己的“现身说法”确证比较方法的应用空间和生命力。比如，著名德国经济伦理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典范人物，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通史》《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有关著作中，比较研究了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他通过典型而系统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渗透在西方文明各方面的某种特殊的理性及独有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产生的原因。同样，著名的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勒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了绩效卓越的企业获取成功的一些特征。威廉•乔伊斯和尼汀•诺瑞亚合著的《4+2什么对企业真正有效》一书则运用共变法，把成功企业的成功因素这一难题给挖掘出来。而著名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林恩•夏普•佩因的《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一书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比较方法论证了公司道德的合理性理由和合法性价值。同样，中国经济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比较强烈的“他者意识”，在参照、比较过去和国外经济伦理的基础上研究当代经济伦理问题;一些经济伦理学学者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就。这些系列典型个案有力地证明，比较方法确为具有普世性和生命力的经济伦理研究方法，张扬其价值意义大有必要。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的比较视阈依然处于“零敲碎打”“东鳞西爪”或者“单兵作战”“散兵游勇”的自由涣散状态，这一问题对学界来说或许是某种“集体无意识”。在学科建设层面上以一种高度而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明确提出建构比较研究的构想，对如今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来说确乎成为一种“奢侈品”。实际上，比较视角的缺失是导致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重难返，且难以纵深推进、实现突破的一大根源。没有理论的彻底性、深刻性，实践的对症下药和立竿见影也必将成为海市蜃楼般的空幻。即使我们不能说，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经济伦理学已经陷入尴尬、失语的境地，但研究成果的“扁平化”“低水平复制”、理论穿透力的钝化，创新能力的孱弱已经不容置疑地表明它遭遇到了巨大发展“瓶颈”，“上不去、下不来”(即理论的抽象提炼与实践的操作路径双双受挫)情况已然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强势学科相比，理论的解释力和学科的竞争力与其说达到了理想境界，不如说尚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这也是令人汗颜、难以启齿的一大憾事。诚然，我们可以将其归咎于起步时间短等诸多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无疑更为凸显。因为欠缺所以显得必要。因此，明确提出比较视角并倾力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恐怕是学界难以推脱的历史使命。职是之故，在学科建设的高度上，让比较视角从“边缘”走向“核心”，由“特殊”走向“一般”是创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上述基本价值判断，我们恐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层面，将比较学科视域楔入经济伦理学、从而构建比较经济伦理学不仅具有可能性、必要性，且具有合法性。
二、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特质
比较经济伦理学作为从比较伦理学(比较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交叉性的新兴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它以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各种经济伦理现象、经济伦理模式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中探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之中的经济伦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伦理实践和决策提供重要的学理和学术依据。从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看，比较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比较的方法来观察、描述、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经济伦理学的涵义很广，它不仅是对不同经济伦理理念与制度，以及不同经济伦理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且更多的是对国内外的具体经济伦理问题，诸如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消费伦理、市场伦理、商业伦理、对外贸易伦理、金融伦理、城市经济伦理、乡村经济伦理、经济发展伦理、劳动(失业)伦理等进行比照和分析。大致地说，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方面。国内外在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创造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但从学科意义上看，比较经济伦理学尚未创立。不过，即使比较经济伦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像宏观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一样属于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其主要任务是丰富发展经济伦理学的内容，为经济伦理学理论的普遍化和精确化提供途径和方法。因此，如果脱离经济伦理学及其学术观照，无法讨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相关问题。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来说，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特征是指区别于其他经济伦理研究方向的特质。它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跨越性。比较经济伦理往往不是研究单独一个国家的经济伦理，它是跨国的、跨地区、跨省和跨民族比较，即研究若干国家、跨地区和跨民族的经济伦理。比较经济伦理是跨文化的，即研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问题。二是跨学科性。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种历史文化氛围的经济伦理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比较分析，需要有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熟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这确是研究者的一大挑战，要求研究者必须不断重构自己的知识谱系和认知构架。但是研究的“归核化战略”是经济伦理学知识与方法，这是最为基本的学科意识，否则，必将落入漫无边际的“无根”状态。三是可比性。黄建中在其《比较伦理学》的《修订再版自序》中认为:“用比较方法建立伦理学，并暂设纵比、横比、同比、异比、同异交比五例，纵比溯及生物无生物之自然全史，不徒为人类历史上之比较，横比自以中西对斟为主，而横比之中亦寓有纵比。凡同比异比，皆纵横所共有，同异交比则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的确，上述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助益。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具有新旧之别的比较方法，他认为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表面上相似的现象排列在一起的旧的比较方法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因为它充其量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比较并发现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是新比较方法的重点，它涵盖“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一特定时期的文化的本质与功能是前者的目标，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性是后者的目标。瑏瑡具体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比较方法的运用来说，首先，要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个经济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企业伦理进行比较;其次，要在对等的水平上进行比较，如经济伦理，可从概念含义进行比较，也可从其具体哪一方面进行比较;再次，再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经济伦理问题时，要注意到各国经济伦理的不同情况。比如，同样讲商业伦理，中国语境中的含义与美国语境存在差异明显，忽视这些进行比较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进行经济伦理的横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少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与另一地区或国家的大多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作比较。进行经济伦理的纵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某一时期社会的实际经济伦理状况与另一时期社会的道德要求作比较，否则，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具有科学性，也有悖历史实际。
三、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论域
关于经济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的关涉范围，有论者认为，应该主要关涉不同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与社会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固然，比较伦理学研究不可能悬置、无视这一方面的考虑，但中外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无疑是其主要内容。但不能忽视“外外”之间的比较，因为国外或西方经济伦理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各有特点甚至往往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因此，比较研究范围要关涉到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综合性比较，否则，难以洞达事物之究竟。
大体说来，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层面。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类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各种经济伦理理念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阐明它们的特点和规律。第二类是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具体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伦理问题。第三类是在某些经济伦理领域专题性的比较研究。例如，对各国的经济伦理结构、劳动伦理问题、农业伦理问题、财政伦理、金融伦理、商贸伦理、对外贸易伦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恩德勒认为，就行为层面而言，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质上不同的层次，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着各自目的、兴趣和动机的行为主体:微观、中观、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着眼于单个人，即作为雇员和雇主、同事或管理者、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他或她为了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在中观层面上，至关重要的不仅是经济组织(主要是商业组织)，而且包括工会、消费者协会和行业协会等等的决策和行动。宏观层面包括经济体制之类，以及总体的经商环境:伴随众多的机构的、经济的、金融的、社会的和国际间的经济联系等等而来的经济秩序。
(一)经济伦理理念问题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一种知识的出现受到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复杂多样的因素形塑了经济伦理理念的“多样化”和歧异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应该看到，不同文化的“染缸”的异质性，其所哺育出的经济伦理理念亦不同质。比如关于人性问题，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当长时期以来都是人性恶的假定，这以《圣经》为代表。因此，制度和法律必须跟上，以防范人性恶的带来负面效应甚或恶性膨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由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不同，有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出现巨大的差异性。比如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是集体和社会本位，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则是个人本位，以个人利益为重心。但是，即使是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经济关系中，由于经济伦理学家的由于理论基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别，他们的经济伦理理念也可能大相径庭、差距甚大。比如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学派霍曼的“经济秩序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的经济学”、乌尔利希的“整合性的经济伦理学”，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三大基本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理念是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的深层根源，从理念层面对经济伦理的横断面进行必要的切分研究，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反之，如果不深入到经济伦理理念的层面，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往往由于停留于经验和表象而失去其深刻性，也必将失去给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职是之故，比较经济理论学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在于，对经济伦理理念展开刨根究底式的分析研究。
(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伦理问题
首先需要明白，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也是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同之处。所谓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广义地说，经济体制是由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进行决策并且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组织安排和规则所构成。”它“包括所有的那些结构、组织、法律与规则、传统、信念、态度、价值、戒律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瑏瑣显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经济利益关系的不同，决定其经济伦理观念及其有关问题也就不同。然而，即使在经济制度相同而经济体制不同的条件下，蕴涵的伦理观念也具有异质性。不同经济体制所实际蕴涵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美国伦理学家•诺兰曾指出:“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每一种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瑏瑤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而且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经济体制也不相同，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奉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德观，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则奉行“己他两利”的互利主义的道德观。瑏瑥对于前者，正如“如果赋予个人以迫求他私人利益的自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将使他们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相互行动。”瑏瑦对于后者，国家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何在?即使是同样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也会有些歧异或者异质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比较研究。
(三)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
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社会和企业到个人，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经济活动涵盖生产(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方面，与此对应的有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和消费伦理，还有衍生出来的生态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经济作用、企业伦理、诚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产权伦理问题、全球伦理问题等。当然，由于企业是现代经济主体的核心，因而企业伦理问题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企业伦理也是一个庞大的研究方向，涵盖企业的本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企业道德经营、企业伦理模式、企业人格化、企业灵魂、企业良心等。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共时性的比较，不仅要研究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表现形式，以弄清其本质和性质;而且要历时性地比较分析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和问题，以弄清其历史演变规律。如，为何我国过去曾经用以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现在变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平”?对这一问题需要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的比较研究方法。
(四)经济伦理学的比较
研究比较经济伦理，离不开对国外学者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的观照。经济伦理学的比较也可划归“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的框题内，由于其特殊性，故而宜于专门研究。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为国际化的潮流，关注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无论对了解和研究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对中西方或者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现状、研究主题、理论特色、学术贡献和教育状况、经济伦理学家及其任务等层面进行比较，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之间的优劣短长，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欧洲和西方的经济伦理学有关发展历史与现状。这对于汲取西方有用的学术与理论资源为我所用，取长补短大有助益。比如，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非常注意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对接无缝”“产学研一条龙”，这对中国的学界和商界都具有示范意义和警示意义。当然，从研究发展的趋势看，随着世界“收缩”和开放交流程度日益加剧，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阈中的经济伦理学比较，其范围和研究领域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展深化。当然，比较关涉范围的分类，只是为阐述之便所作的相对性区分。在研究时，大可不必受此限制，可以打通并连缀起来相关层面进行多维度比较研究。
四、创立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历史储备悠久而初现研究气象的学科，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问题的提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和启发价值: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将以更加开放包容、气势恢弘的姿态面对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加学科化、专业化、细密化的研究路向。无论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方面都要坚定而明晰地进行历史性的范式转换，对经济伦理研究的“扩容、分层与提升”是经济伦理学发展的时代趋势，也是中国经济伦理学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比较经济伦理学具有的学术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有四:
其一，有助于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转换和革新，从而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系统、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和学科建设。就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学科体系尚属初创、远未形成涉及各个层面的较为成熟的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中西经济伦理思想的融会贯通尚很欠缺。比较经济伦理学确实为中国经济伦理的转型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经济事实与经济伦理理论的比较，我们过去有些经济伦理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没法对经济实践做出回应。有些实践中已经在做的出现的好的经济伦理的例子缺乏必要的提升和总结。现在这种状况也仍然存在。这即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比较的必要性。瑏瑧比较经济伦理学所研究范围关涉到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由于没有比较研究，研究的细腻和深入程度不够。从方法论层面来说，比较方法中经验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对深化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在宏观制度、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层面研究的发展进步。
其二，有助于弄清当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及其特质。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过:“如果你认识自己已失去机制，就把你同别人进行比较。”同别人进行比较是认识自己的长短优劣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外国、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不只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经济伦理的特质。可见，对于中国经济伦理特别是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特质的把握，离不开比较视角。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基础、社会根源、伦理思想根源、哲学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经济伦理在性质、任务、核心观点、原则和功能等方面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相反。此外，还可以将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加以比较，这样，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优劣和特质就自然会清晰地展现出来。总之，从认识别人而得到的自我认识，是比较经济伦理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教益。
10日上午，会议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原会长陈瑛研究员、副会长魏英敏教授，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李湘舟巡视员，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国骥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建武院长，《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唐凯麟教授，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期刊处陈奇亮处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经济伦理学会会长王小锡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怀承教授等在开幕式上讲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伦理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经济伦理学会副会长王泽应教授主持会议。中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同志发来贺信。
与会专家学者热烈祝贺《伦理学研究》创刊十周年。大家认为，《伦理学研究》创刊十年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学术性、思想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办出了口碑、办出了成绩、办出了特色，为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大家坚信，在未来的岁月中《伦理学研究》一定能够继续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最前沿，继续发挥好资政育人、弘扬新风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做出新的贡献。
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郝云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分别就“经济转型中经济伦理变迁的路径依赖”、“企业家慈善行为的道德评价”、“财富伦理向度的经济意义”、“财富、工具还是目的——亚里士多德、韦伯和马克思关于财富的三种认识模式”等问题做了大会专题报告。
《光明日报》理论部理论版李亚彬主编、《哲学动态》编辑部强乃社副编审、《道德与文明》编辑部主编杨义芹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王正平教授、《中国医学伦理学》李恩昌主任、《伦理学研究》副主编李培超教授等人就“如何办好社科学术期刊”、“中文期刊与中华学术创新”、“学术期刊与中国精神的振奋”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道德文化建设问题向来是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就“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问题，有学者认为，除了一般人性之外，还有一种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职业中起主导作用、并始终受到一般人性影响的特殊自利人性。根据对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的两种人性的理解，通过充分把握两种人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的特点和机制，我们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道德建设。关于“新时期道德治理的含义、本质和基本路径”问题，有学者指出，道德治理必须首先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道德制度的创设作为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将道德教育与道德治理有机地统一起来，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受教育者养成尊重、遵守道德规范的敬畏心理和行为习惯。关于“报复性特恶道德问题的治理”，有学者建议，要注重对报复性特恶道德行为依法进行严惩，并对实施者的心灵开展道德拯救；以共享式增长实现机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保障弱势者的社会权利；通过教育来提升每个公民尤其是弱势者的发展能力和向上流动空间，培养他们的健全心智。
正义问题近年来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围绕“分配正义的含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含义”等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讨论。关于“如何评价西方学者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论证，选择和确立恰当的分配正义原则”问题，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和理解出发，去批判地看待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从而选择和确立恰当的分配正义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问题，有学者指出，公平正义是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增强社会团结的旗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准则。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在改革和发展中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
经济伦理学界的学者历来高度关注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经济活动层面折射出的经济伦理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就“市场秩序治理”、“财富伦理的经济意义”、“现代消费伦理原则”、“经济危机的道德根源”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关于“建立市场秩序治理中的道德责任共担机制”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市场的混乱状况令人担忧，随之产生的诸多道德风险和社会隐患是目前道德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追逐利润最大化、拜金主义是其深层原因。因此，必须建立统一、开放、公平、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构建起以政府、企业、公民三类主体形成合力的道德责任共担机制。关于“财富伦理对于经济活动的意义”问题，有学者认为，财富的起源和增长不仅是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深受伦理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深入挖掘财富伦理向度起作用的方式和效果就可以发现财富伦理不仅作为价值判断而存在，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而且它与经济向度共同促进并发挥作用。关于“经济危机是否具有可预测性”，有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深层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因此通过分析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就可以预测出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蔓延的广度与深度。同时，经济危机具有道德根源，只有通过合理评估社会道德生活的状况，我们才能够预测出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才能及时找出避免或缩短经济危机爆发的纠正措施。
各小组在讨论中围绕中文学术刊物的办刊方向、道德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前进方向、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独立性和学科话语构建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激发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学；伦理思想；企业伦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3-0018-06
一、引言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企业伦理。管理学家则从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和当代管理理论中，归纳和引申出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价值管理等具有时代特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融入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生态管理、企业营销管理等理论中，以此求得企业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而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则从德性论以及正义论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的道德行为，并为企业的伦理道德决策提供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的指导。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者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伦理思想进行挖掘，也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伦理问题，可以为企业伦理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视角。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看，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主要是在技术和资源约束下对经济主体的利润极大化进行效率分析。而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仅对资源要素等硬的方面的研究和关注是不够的，还应该将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这些影响企业乃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软因素纳入研究范围。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1987）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对经济学脱离伦理的研究现象进行了批判，并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进而揭示了现代经济学内容丰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现在，经济学也越来越趋向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包括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从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归纳出丰富的伦理思想，从而，深刻揭示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的非经济因素，即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这样既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全经济学伦理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企业伦理的启示面而又有意义。同时，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又让企业伦理的研究带来理论上的支撑和更具实践的价值，为当代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
西方经济学学派中的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伦理有丰富和完备的论述，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蕴涵丰富的伦理思想。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20世纪20年代，综合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融为一体，创立了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一开始建立就是以英国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为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都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可以衡量和计算，伦理则可以作为对幸福指数的衡量。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有满足和增进自己福利的欲望和目的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目的和欲望的达成，就获得了个人的幸福或效用。效用就是19世纪以边沁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概念，边沁所提到的效用就是福利，是指人们消费时所产生的快乐和幸福的心理满足感。可以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从个人的价值目标来看，效用是指个人获得的幸福和快乐；从社会的价值目标看，它是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尽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同时边沁将伦理道德放在个人效用的总和之上来衡量，认为只有使社会中个人效用之和最大的准则和行为才是道德的，并形成了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认为，与行为相关的感性快乐与痛苦是伦理学思考的基本出发点。旧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和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等人将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运用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采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使得边沁哲学原理中难以衡量的“最大幸福”概念则可用福利和效用来进行定义，并把自由、效率和公平分配作为三大社会目标，以此来评价和衡量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庇古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福利也就越大。由此总结出两个福利经济理论：一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即对于边际社会收益小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加以限制，即征收庇古税。而对边际社会收入大于边际私人收益的单位，政府则应该通过补贴政策加以鼓励，以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收入分配最优理论，即当穷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富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社会福利总量便会达到最大。而以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理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继承和吸收了庇古和霍布森等人的旧福利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以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入分配。帕累托认为，如果一种经济改变至少可以使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但不会使他人利益情况变得更坏时，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改善。这种改变是可取的，这被称为帕累托法则。而衡量社会福利改善与否的标准被称为帕累托标准。帕累托标准作为福利经济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既是社会福利改善和改进的标准，又是福利经济学引入功利主义伦理理念的结果，也是福利经济学成为规范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效率和公平问题贯穿福利经济学的始终，福利经济学上的“效率”是帕累托效率，是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
新制度经济学就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实证分析，得出了“制度”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的结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并且信息是完全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而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人都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且信息不完全。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就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存在着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存在质量差异和价格差异，消费者和厂商在寻找方面必然存在选择成本。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资金约束下，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和厂商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完全，交易双方之间则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人总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同时认知能力又有限。因此，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的不一致，交易过程中就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可能，企业失信和欺诈等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就具备了存在的条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制度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即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各种契约以及由这些系列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法律到特殊的细则，甚至到个别契约，均是正式约束，共同约束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而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持久生命力。它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价值信念、道德观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因素。度构成的第三个部分是实施机制。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里蕴涵深刻的伦理思想。
除了上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伦理思想外，还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伦理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新近发展起来的生态经济学对它有深刻的认识。还在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充分显现，人们普遍对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清醒认识的时代，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生产活动给生态自然带来的不良影响，极其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将自然界看成是脱离人的纯粹自然的观点，在坚持自然的先在性与客观性的前提下，马克思用实践观和发展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人化自然”观。马克思强调，形成与发展人和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同样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人适应自然的过程，也是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自身进化过程；而人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具有能动性。自然的人化过程就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实践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使之适合和造福于人的过程。马克思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的伦理问题上，有独特的经济学与哲学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蕴涵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均有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篇章。马克思提出，“人直接是自然的存在物，而自然界却是人的无机身体。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界受限制的和受制约的存在物。”明确了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统一，说明了人起源于自然界，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类的活动不但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且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20世纪60、70年代产生的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经济学学科。人类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出现了近30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运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其严重程度是人们始料未及和触目惊心的。生态经济学还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及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而揭示生态经济发展和运动的规律，以寻求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相互适应、保持平衡的对策和途径。
三、经济学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必然要与外部和内部发生各种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中包涵着各种伦理关系。企业伦理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处理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当代企业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企业生态伦理问题、企业人力资源伦理问题以及企业营销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甚至影响企业的生存。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可以从新的视角为企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思想基础。妥善处理好企业与内部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生态环境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将有利于解决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企业营销伦理问题和企业生态伦理问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是指企业雇员的权利问题。企业员工的权利可分为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既有法定权利问题，也有道德权利问题。目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平问题和安全问题。公平问题已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根本的问题。公平问题主要有歧视、用人不公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涵盖在企业的招聘选拔、薪酬设计、劳资关系中。而企业的安全问题是指企业员工工作场所安全伦理问题。主要有工作安全、工作压力等。企业的道德营销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营销的可控因素中——即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各个环节中。企业营销活动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一些企业不惜采用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去扩大产品销售，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福利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为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和企业营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福利经济学不仅把功利主义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而且将道义主义融入自己的体系当中。而道义主义是一种有着丰富理论内涵的伦理学理论，把义务和责任看成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道义主义的伦理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不诉诸行为后果，而诉诸一定的行为规则，如原则、规范等此类道德标准。道义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并不是这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决定的。而是这个行为的动机、行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即这个行为的动机是否是善的，行为本身是否体现了一定的道德准则，一个行为的后果的善并不能完全说明一个行为具有正当性。同时，道义主义的伦理学把道德理性看作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强调道德理性的基础性地位。因此，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主体企业，如果以损害别人利益来增进利益，这都不符合道义主义原则的，是不讲伦理道德的，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如果将这两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放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那么很显然，企业对社会的法律义务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企业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这两种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内容。企业社会责任实际就是企业行为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从而为企业伦理的构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实际上在诺思的研究中，也肯定了道德等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个社会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他还将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对制度和理性的投资来解释。㈣因而，企业仅仅重视内外部的各种正式约束难以实现持续发展，同样也要注重伦理和道德的非正式约束力量的影响，大力维护企业的义务责任感和道德良心。而企业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可以避免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和营销伦理问题的产生。
另外，企业的生态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日趋枯竭。大气污染是环境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虽有自然因素，但主要是人为的因素，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在生产过程中所释放的各种废弃物所造成的。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也是环境污染重要方面。人类的活动会使大量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水中，使水受到污染。资源危机是指矿物、土地、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因人口不断增长和企业不断发展导致的逐渐显现出相对紧缺的趋势。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尤其非再生自然资源日趋短缺和耗竭。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企业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给资源带来了极大地浪费和破坏。马克思从“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整体系统思想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强调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也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既肯定人在改造自然中的积极和能动的作用，同时又肯定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主动承担保护生态自然的责任；在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时，自觉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而从生态经济学的要求来看，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企业必须承担企业生态伦理责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可能同生态环境割裂开来，生产经营必须考虑自然资源消耗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生态思想和生态经济学可以为企业生态伦理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微观经济实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仅会形成其独特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经营哲学、文化传统，还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此获得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世界各国都在关心企业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企业伦理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伦理研究的起因是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兴起，企业不仅负有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还要承担道德责任。企业伦理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深刻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企业伦理比纯粹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和更持久。企业如果仅仅以纯经济的眼光来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很难让企业取得理想的发展目标。管理学家霍金斯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了企业的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现代管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注意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的研究。因而，在企业的管理中，必须体现某种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这不仅表明企业伦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也证明它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管理效能。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我们梳理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对构建企业伦理，培养企业先进的价值观，以先进的价值观塑造优秀的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良好的企业伦理管理模式有利于解决管理活动中的道德冲突和矛盾，消除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投资者、债权人、消费者和员工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等问题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对企业持续发展的制约。法国的Francoise QuaireLanoizelee在《企业社会责任和竞争协调一致吗？》一文中认为，打算制定企业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必然会面临市场竞争带来的生存风险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两难问题。其实，企业进行伦理管理，构建正确的企业伦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避免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和压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竞争优势和价值。因此，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分析不仅可以为当今企业构建企业伦理提供启示，也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一、经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发展
中国经济伦理学如何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范式?如何实现经济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学科教学的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能够给予我们何种启示和借鉴?上述问题关涉到中国经济伦理学未来的学科发展和实践应用,受到与会学者广泛关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经济伦理学是介于伦理学和生活世界的桥梁,也是伦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桥梁,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学者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宽广的国际眼光发现问题,以跨学科、跨行业的交叉研究为基本方法,并通过学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形成整体实力和发展活力。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阐释了道德资本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其近年来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他认为,道德资本是“作为资本形态的道德”和“有道德的资本”的统一,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激活有形资本提高资本增殖能力,通过优化“毗邻效应”减少交易费用,通过规范和引导实现金融资本的增殖。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比较强调数学逻辑方法,却忽视了西方经济学本身蕴涵的对经济道德的科学认知和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的教学和教育,既是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培养具有高度经济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者的必然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天平教授通过解读考克斯圆桌组织全球执行官斯蒂芬•杨的“道德资本主义”概念所蕴涵的经济伦理观,为我们思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观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伦理反思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伦理蕴涵和道德评价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伦理缺失现象进行了反思。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幸福观,反思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GDP中心主义”和“民生边缘化”,认为这正是造成当今社会“幸福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增强民生幸福的理性选择,民生幸福则是检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尤其是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视角分析了2010年春节以来在全国蔓延的“民工荒”和“洋黑工”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特殊表现。由此,关于劳资关系的主张和政策不应只考虑资方的利益,而应顾及这种主张和政策对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造成的影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法容教授提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的轨迹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被称为“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与之相对应,在消费环节,前者是一种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后者则是一种可持续消费模式,两种模式在其伦理向度及道德诉求上呈现出根本的差异。循环消费内蕴着可持续消费的价值理念,要求消费行为遵循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等道德准则。
三、经济伦理视阈中的公平正义
经济公平、分配正义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又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和争论,并提出了很多更具理论深度和新意的观点。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将对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经济伦理基本范畴的分析置于民生幸福的视角当中,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效率是促进人生幸福而不只是财富最大化的效率,人们真正需要的公平是能够促使最大多数人利益得到保障并因此提升幸福和尊严的公平。因此,树立着眼于民生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效率公平观,才能真正跳出“优先”和“兼顾”的藩篱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华中师范大学龙静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的批判,指出哈耶克的正义理论存在逻辑前提自身矛盾和否定分配正义的重大缺陷和局限,呼吁经济伦理学研究要保持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注。湖北大学强以华教授指出,经济公平是一种以一般公平概念为基础的关于进入市场之机会和收入、财富分配的公平。这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弥补在进入市场机会上存在的不公平,并解决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有条件性”限度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实现经济公平的基本原则即“追求最大的均等但不以牺牲较大的效率为代价”。
四、财富伦理的内涵与价值
财富伦理问题是近年来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新热点,一些学者从财富伦理的哲学内涵、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及其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认为,财富伦理问题的出现至少有三方面原因,即人类对财富的片面或错误认识、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以及物质财富的匮乏。他从广义和狭义的财富概念出发解析了“广义财富伦理”与“狭义财富伦理”,提出财富伦理是隐藏于财富背后、反映财富的实质和价值、说明人与财富之真实关系的自在之理或客观真理。上海师范大学高惠珠教授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即: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了财富“获得正义”的内涵;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转让正义”重心转移;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升了财富“使用正义”的高度。南通大学彭怀祖教授提出,财富积聚和财富支配在动因、方式、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导致它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建设路径也存在差异。
五、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焦点问题。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就企业伦理模式的形成、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和解决措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理基础和践行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认为,伦理学从根本意义上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撑。她从人性的精神特质、经济活动的人本目的性、经济活动方式的人道归属性、意志自由与责任的对应性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上海交通大学周祖城教授指出,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国内外的回答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丛林”之中。他描述了“企业社会责任丛林”的基本状况和产生原因,提出以“明确定义标准、聚焦关键问题”的思路走出“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春晨研究员指出了当前中国企业诚信建设正面临的“瓶颈式”困境,即:诚信的高成本难以形成企业诚信经营的激励机制;政府诚信的缺失对企业诚信带来了不良影响;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导致企业诚信经营举步为艰。由此,提升企业经营者的契约意识、强化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罚以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诚信建设走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对企业伦理模式形成的内外部要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伦理个性特征的表现结构,其形成是企业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受企业所处时代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政企关系等外部条件的深刻影响,也与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伦理观念等内在变量密切相关。
六、金融危机的伦理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天人合一”文化；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伦理内涵体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12-04
传统意义上狭义的“生态”概念，是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而从人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角度看，广义上的“生态”指的是人、一切生物系统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包括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文明”是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综合进步因素的总和，因而“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
在诸多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等。
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解释和批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危机，在生态观上对马克思主义起着补充作用。具体来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对人、国对国、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侵犯和掠夺，从而引发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
“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只有通过合理调整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2]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重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列宁后来所指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才是能够彻底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曾作过解释和总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失衡、精神迷失等现代性负面问题来源于现代社会男权主义的过度膨胀和不平等的父权统治逻辑架构。基于对女性和其他受支配的自然环境的关爱与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重视女性精神和女性价值，要求重新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深层生态学理论“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众多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和分界线，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4]。依据这种观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吹“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试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的权利。
由上可知，生态社会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当前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要求通过更好更快地发展去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现代经济文明观，它不只是一种经济发展观，也是一种价值伦理观。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内在的伦理涵义。
（一）以人为本伦理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本精神，落到实处就是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尊重民智、服务民生、实现人民幸福。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实在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来解决。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大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5]。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制天”的思想。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生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基本意思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它和《易传》提出的“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义。“制天说”绝对不是要求人们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是强调“制天”的前提是“顺天”。这是与西方近代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所根本不同的。
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并非人类发展的目的本身。人类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联合国在1990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明确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视角下，发展被定义为扩展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生活质量，人所享有的实质的自由和机会，人实际能做些什么和能成为什么；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其本身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6]这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以人为本伦理观和民生伦理观作了深刻的注解，强化了以人为本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伦理观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是自然创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是自然的价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和连续性”。这就要求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包括两方面的伦理要求。从纵向看，它遵循“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人类代际平等原则[7]。从横向看，它遵循“‘人——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的人与自然平等原则[7]8，实现人、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和繁衍创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财富基础。
（三）生态经济伦理观
怎样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状态，是我们在高歌猛进的经济活动中被迫进行反思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危机背景下，社会精神生态的异化问题尤其突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消除人的现代性精神危机问题。
随着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逐步进行着交叉渗透、补充论证和有机融合，具体讲就是发生了“生态伦理学向经济领域延伸的趋势、经济伦理学向环境领域拓展的趋势以及生态经济学向道德领域渗透的趋势”[8]。为“生态经济伦理”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我们所说的‘生态经济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自觉协调和平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追求的努力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或者主要是指生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8]7
生态经济伦理观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合理性）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统一的，致力于消解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的精神危机。它主张统筹兼顾生态伦理（即环境伦理）、资源伦理、经济伦理、消费伦理、财富伦理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追求，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最佳的生态效益的统一。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服务价值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遵循生态经济伦理规律，能够实现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合理、动态、健康、开放的平衡关系。
（四）和谐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天人调谐思想是思辨、实践与审美的高度集成。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重视自然，人在倘佯山水、寄情自然之际，可以参禅悟道，领会宇宙、社会、人生的奥秘，是人类应该努力争取的未来。
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涉和谐伦理观的社会范畴，从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成和谐的“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追求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实现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生生不息的天地间、万物中，人应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将仁爱之心推广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就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了“和谐”理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具体、动态、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统一共存即“和而不同”。“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属性，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保证。
和谐伦理观是对人、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必须遵循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其中，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了人的精神空间（知情意结构）、人自身与自心、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其目的和归宿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尤其是实现人的内在精神空间的完满、和谐与自由，从而优化人的竞争合作观和成功成才观，进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9]。人是不能脱离生态系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要求遵循整体的生态系统思维，呵护共同的绿色家园。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要求解决诸如自然环境恶化问题、生态气候失衡问题和资源能源安全问题等。
“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未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短视的、狭隘的思维，是一种不可扩展的、片面的、自私的精神品质的反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和谐伦理观主张在追求合理高效的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反对不合理的人类欲望膨胀，要求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利用和征服自然）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人的积极价值）两种极端思维，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破解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的精神异化等难题。
三、生态文明伦理内涵体系的内在关系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以人为本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生态经济伦理观以及和谐伦理观这四条伦理原则，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中，四条伦理原则的相互关系、所处地位是什么呢？以人为本伦理观居于核心位置，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是原则问题和方向问题，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和谐伦理观都是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生态经济伦理观是特色，是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的基本途径、根本方法和主要手段。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的本质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是促进发展、推动进步的活力，但也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既紧迫又重要。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人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把握机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刻变革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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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着《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着作《读资本论》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通常说来，对于像伦理学这样的经典性人文学科来说，人们更看重其知识积累方面而非其知识增长方面。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科知识的经典性或权威性主要源于其知识积累性效应，而道德伦理本身即是人类价值意识和价值规范的文化积淀，因而，作为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知识也具有传统积累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伦理本身、以及作为其知识形态的伦理学的改变，往往具有特别明显的（相对于其他文化现象和知识体系而言）文化敏感性。这就是说，人们常常容易把道德伦理和伦理学知识的改变，看作是某个时代和某个社会发展重大文化价值转型或秩序变动的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文化症候。与之相对，对于像经济学这样一些现代性的社会科学和诸如技术物理一类的现代技术科学来说，人们看重的则是其知识增长效应。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对于这些学科有着远为急迫和强烈的工具性实用价值的需求。这一点正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特别强调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理由之所在。可是，知识技术的创新与知识本身的积累是无法断然分离开来的两个风火轮，缺其一，则无其二。这是永远存在于传统经典学科与现代技术学科之间不可忽略的源流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门类区分并非源自知识生产本身，毋宁说知识类型学的根源在于人类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本身的多样性。知识之源在于人的生活实践。我们不能说，哪一门知识学科比其他知识学科更为重要，但生活实践本身的运行规律和价值指向，肯定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使得一些知识学科比另一些知识学科显得更为突显，因之其知识生产或增长的速度也更快一些。这种知识增长方式的变化，同样是由人类自身的生活实践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当某一生活实践发展与之相应的知识增长突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对某些其他相关实践和知识条件的要求。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经验的迅疾增长，似乎也到了这样一种需要其他知识条件支援的时候，伦理学就是这种被需求的友邻知识学科之一。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中心、文道边缘。也许这样的描述并不确切。“经济中心”不假，但“文道边缘”则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当我们把所谓“文道”不只是理解为经典意义上的文、史、哲一类传统文科知识，而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科学的话。比如说，经济学、法学等“文道”就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是借助经济中心和社会改革的热潮而变显赫起来，成为当今文道的中心和热门。而且，当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不仅突破了原有的框架，而且也已经处于新的结构性重建，包括经济制度和秩序的重建的关键时期，这时候，社会法制（政治）秩序的重建就成为其能否取得最终成功所必需的制度条件之一，进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重估和重整也就紧接着成为社会改革目标得以达成的充分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社会法制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是建立并确保社会经济秩序良序运转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说，在社会经济改革初期，思想理论和道德价值观念的解放更显迫切和必要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彻底，它对于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伦理的条件支援或支撑的需求就会变得日益高涨和急迫。
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公共权力管理者的国家政府制定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作为现代公共社会的治理方式，德与法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范围、层次和功能，又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治理目标，这就是为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乃至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重建规范和秩序。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伦理学理论或知识的研究开始发生悄悄的然而却是十分重大的范式转型。这一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和特征之一，就是作为现代规范伦理学之优先目标的社会制度伦理研究日趋突出。
依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制度伦理包括三个基本的层面：(1)以国家根本政治结构为核心的社会基本制度伦理系统；(2)以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为基本内容的公共管理——与狭义的行政管理或企业管理不同——伦理系统；(3)以公民道德——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美德不同——建设为目标的社会日常生活伦理系统。
这三大系统共同构成了社会制度伦理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方面。这其中，社会的基本制度伦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治和法制的构成性建制、及其赖以确立的基本政治理念或政治价值而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基本制度由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体制所组成。基本政治制度首先由国家根本大法即国家宪法奠基；其次是在此基础上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一系列相关的国家法律；再次是由国家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依据宪法和相关国家法律所制定的各种行政法规、条令；最后是国家通过有关行政部门依据以上法制、法规系统具体制定的有关政策，包括某些区域性或地方性行政政策和条令等具有政治组织和政治体制化特征的规章制度。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伦理学家罗尔斯曾经强调指出，国家宪法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在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的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确保社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对于政治哲学来说，“稳定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作为当代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罗尔斯的这一见解是耐人寻味的：如果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如，洛克、密尔、康德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信条，那么，又如何“使宪法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原则不与该政治信条发生冲突？在罗尔斯看来，如果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给予优先的政治考虑的话，那么，作为保障所有公民个人之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宪法同样具有神圣不可僭越的地位。不同在于，上述政治信条是相对于“每一个人”的，而国家宪法是相对于“所有公民个体”的，其间的区别正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生命存在单元）与作为国家主体的公民个体（社会存在单元）之不同。这也正是罗尔斯为什么既不想放弃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经典自由主义原则，又要坚持一种“平等主义的公平正义”之社会政治理念和伦理价值原则的深层原由。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现代政治哲学：只有保证和促进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公正平等的发展，才能真正持久地保证和促进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最终较为稳妥而和谐地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我相信，罗尔斯的这一思路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果这一政治哲学的思路是真实可行的，那么，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系统的伦理维度就不难理解了：政治正义是制度正义的基础和前提，当然也是整个制度伦理的价值基础和底线。
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某一特定社会所选择制定的经济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经济生活方式体系。现代社会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它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之自然生产方式的现代社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生产运作方式，其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或曾经是现代社会用以替代传统自然经济方式的选择模式。但在反复的实践比较中，人们发现，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率、也更为合理的现代经济模式。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模式之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体系。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体系，并正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之。
经济制度同样需要制度伦理的价值支撑。具体地说，经济制度的正当合法性不仅需要以其经济有效性（效率价值标准）来证明它自身，而且同样也需要以其道德伦理的正当合理性来证明它自己，从而使社会对经济制度的创制和选择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和普遍有效的社会合法性。一般说来，判断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与否或者好坏如何的第一标准是经济效率。经济制度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道德正当性，因而是不可接受和持久的。这就是说，效率既是判断经济制度的经济价值标准，也是其价值判断的道德价值标准。然而，效率并不是经济制度唯一的道德维度，与效率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判断经济制度之正当合法性的伦理价值维度是分配正义。如果说，效率是社会经济生产的价值目标，那么，正义或公正则是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价值原则，两者共同构成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制度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只有公正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其公正，那么，只有效率没有公正的经济制度同样也不会真正长久地保持其效率。制度伦理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目标是有效率的公正和有公正的效率。这才是制度伦理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所要探究和论证的基本主题。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代表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对于一个值得人们欲求的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效率、公正和稳定（秩序）乃是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制度伦理的研究主题就在于，社会的制度化实践过程是如何体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三大价值目标的。所以，即使是在经济制度的层面，我们也不可仅仅局限于制度的经济效率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制度化不单是为了减低经济生产和交易的成本，或者是为了促进和保证经济生产和经济交易的效率增长，它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和合理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减少甚或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或实际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使之能够真正维持长久的稳定和效率。
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比，社会文化制度的伦理维度要更为复杂。这是因为：首先，社会文化生活的制度化必然以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为其观念导向和价值基础。其次，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文化都是有其独特文化根源和文化传统的。与比如说经济制度不同的是，文化的传统既有其与时俱进的转型和发展，又有其民族性或地域性的文化谱系的自封性。而且，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型远不如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来得那么直接、迅速和彻底。第三，文化制度本身的复合性和复杂性，使得文化制度及其伦理维度成为制度伦理研究主题中一个最为复杂的议题。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社会的文化思想转变相对来说较为直接和迅速一些，但作为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积淀，文化的制度化本身就具有社会伦理规范的特性。众所周知，所谓“道德”、“伦理”，本义是既成的社会风俗、礼仪和行为习惯的通称。文化具有生活规范和行为约束的力量。因此，社会文化的制度化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伦理规范的生成过程。这一特点也正是社会道德伦理的改变为什么总是滞后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变革的主要原因所在。最后，由于道德伦理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有时甚至还涉及到诸如和社会人格的心理等深层次的问题，因而其制度化的伦理意味常常具有社会根本性和民族根源性价值建构的性质。作为长久维系社会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命脉，它的建构或转型总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社会事件。由于这些特点所致，社会文化制度的伦理维度就体现为社会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共识、公民道德规范等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更倾向于当代共同体主义（或译“社群主义”）的基本立场。以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出于对文化特殊性和人格主体化之于社会普遍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建构的主观相对主义干扰的担心，不愿意过多地考量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传统因素。但正如共同体主义思想家们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普遍主义的原则化约或制度简约的规范主义作法，不可避免地使现代制度伦理的建构尝试失去丰富的文化价值资源和必要的历史解释语境，人们对制度和规范本身的认同与践履将因此失去内在的美德根基。而我还以为，这种作法的后果甚至还可能最终导致抽象无根的规范主义强制和暴虐。
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的研究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伦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根本上缘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趋势不断强化。在现代西方，制度伦理的研究直接缘于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规范伦理学的复归，具体地说，就是以罗尔斯为思想领袖的社会正义伦理研究的复兴。在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罗尔斯在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一书，的确具有“轴心式转折点”（哈贝马斯语）的地位。但这一理论重心的位移，决不能仅仅被归结为某种学术观念或伦理学知识范式的转移效应。它首先是上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生活现实的理论反映。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美国，正值社会政治生活陷入深刻危机、社会秩序严重失序的严峻时期，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随之而起的青年激进“左派”思潮等等，都使得美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社会秩序重建任务。而其时的欧洲也并未幸免于类似的社会因境。以法国为例，60年代的学生运动（如发生于1968年的著名的“五月风暴”）直接危及整个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罗尔斯曾经感叹，在社会生活如此紊乱不堪，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冲突、社会秩序如此脆弱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重建社会生活秩序更为急迫的呢？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家有什么理由静守在语词逻辑分析的学术象牙塔里无动于衷呢？
时值今日，面临社会生活秩序建构课题的，已经不只是美国或欧洲这样一些西方国家，而是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社会改革开放前沿和社会现代化转型之关键时期的国度来说，这一课题无疑具有比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更为急迫和显要的时代性、重要性。日见强劲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当代世界呈现空前复杂的发展态势。“冷战”时代的两极张力业已消失，原有的两极均衡秩序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平与发展已然且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题，但失却张力均衡制约的世界秩序不是更趋于稳定，而是更趋于失衡和紊乱。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紧张、诸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化、组合和冲突等等，都在加剧而非减弱。这一切都使得当今世界的生活舞台更像是一个等待重新洗牌的牌局，有待秩序的重构。在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急速转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转换，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活观念，因之使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成为最为急迫优先的社会工作。正是这一社会背景，让制度伦理和社会公共伦理的研究走到了伦理知识界的前台，并成为整个思想界和理论界的焦点话题。
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基础是社会制度建设。制度伦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为社会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论证和社会伦理资源。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生活的社会公共化和制度化程度日趋强化。或者说，它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制度资源的供应。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社会公共空间而非私人领域时，也就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社会化或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而能够使其达于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的唯一有效方式，只能是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在政治伦理的意义上，制度即规范、即秩序。事实上，只要人们以社会公民的身份生活于社会公共空间，就会对社会产生秩序、安宁、关系和谐等方面的制度要求。因为只有合理良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长久地保证他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保证他们私人生活的安宁，保证他们免除暴力、恐怖、侵犯和伤害。制度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公正，包括社会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公正的制度安排、制度分配和制度保护。与其他政治方式或条件相比，比如说，与政治权威、特权保护、政治关系、集团依附相比，社会制度对公民个体权利或利益的安排、分配和保护才是真实公正和持久有效的。这是为什么现代人对社会制度的要求和依赖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公民对社会制度的期待与信赖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本身合理的前提之下的。社会制度不公，或者，社会制度难以履行其正义分配和正义保护的规范职能，不仅无法获得广泛的社会民意支持，而且会变成社会革命的直接对象。由此可见，制度伦理的核心在于正义的社会安排、规范和保护，质言之，制度正义是制度伦理的根本原则和最高目标，舍此，制度本身将失却其基本正当的伦理维度。
所谓制度正义，即社会契约和政治认同之基础上对社会全体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安排、正义分配和正义保护，以及为实现此类正义所建立的各种政治规章和伦理规范。按照罗尔斯教授的研究，制度正义的价值标准，首先在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普遍认可的正义原则之间的契合。这就是说，要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必须首先达成普遍认同的正义原则。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主义原则预定论的理论危险：仿佛社会是先有了一套普遍的正义原则，然后才按照这一正义原则建立起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不过，这种危险仅仅是理论设想中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形成都必须从社会制度的建构开始，而社会制度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建立社会、寻求共同正义原则的过程。所以说，正义制度的建构与正义原则的达成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建构过程必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化实践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