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见诸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其后这个提法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大会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o“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这一切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责任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悄然打响，这对我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中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了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如何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国的能源以煤为主，缺油少气，这是国情，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的选择有限。在电力中水电占20%左右，火电占77%，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甘环境的威胁不容忽视。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耗的主体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中国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难于令人满意，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以2006年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首先，中国是一个极具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而发展低碳经济是抵御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挑战的积极措施。中国有责任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作出贡献。
再者，中国能源相对贫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过高的国情也使我们必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否则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和不可持续的。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按常规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赶超的机遇，这也是我们必须抓住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
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端正认识，提出正确的引导意见。例如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低破经济的是英国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国能源正从自给自足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2003年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迫在眉睫，提出创建低碳经济的思路应运而生，而我们的能源问题和高碳排放带给环境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英国轻松，我国政府基于这点坚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包括制定指导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货等措施来引领低碳经济发展，这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采取促进低破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只有这样，中国向低碳经济转换才有现实的基础。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能经济”。但现阶段太阳能发电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多数地区风能发电成本高于煤电、水电，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目前离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取的商业化目标还很远，以大量消耗粮食和油料作物为代价的生物燃料开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粮食、肉类、食用油价格上涨。从世界范围看，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能达到世界电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化能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破经济”、“低破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它在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转向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便利是现代商业营梢和消费生活中流行的价值观。不少便利消费方式在人们不经意中浪费着巨大的能源。如我们经常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经常饮用的纯净水，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不仅制造了过多的垃圾，产生了白色污染而且过多消耗了宝贵的石油能源。据计算，全国减少10%的购物袋可节省能耗1.2万吨标准煤，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潜力数据空间数据
建立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是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中，信息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信息系统的支持，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截止到2006年底，在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的领导下，我国部级、省级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基本建设完成，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三级经济动员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总体上，全国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技术基础好，技术架构先进，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实现了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为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平战转换”速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国民经济应变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得力保障。
但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如何升级原有信息系统，将其建成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动员工作内容、流程，符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比较简易、直观、用户界面友好的，比较实用的系统软件，就成为当前困扰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问题之一。
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问题
数据是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做好经济动员潜力资源的数字化，即让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资源成为信息技术可识别的信息，是信息系统升级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当前录入信息系统的各种数据，包括潜力数据，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动员指标体系不全面；空间数据需要充实、精确；空间数据和潜力数据更新缓慢；军队和地方标准不统一，数据重复调查，加重了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工作负担。
（二）智能化问题
建设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目的是利用信息平台为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领导提供决策支持，或提供及时有效的动员方案。由于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理论、方法及模型的研究还不完善，直接导致现有信息系统的决策水平低，平时的应用仅限于对数据的各种操作。因而，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功能模块开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模块。
（三）实用性问题
实用性是评价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个成功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应该符合各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体系结构、管理模式和运作程序，能满足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的需求。然而，现有信息系统在动员的工作范围、工作流程、工作目标等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系统建设的结合还不够；系统界面风格也还存在不友好、不易操作等问题。这就使得现有信息系统很难提高日常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四）信息共享、多极互联问题
虽然目前各省市都建了自己的经济动员信息平台，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或者说实现这些平台相互通信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些平台仍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在横向上，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国动委其他几个办公室之间，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网路还未联通，保密措施没有统一标准；在纵向上，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战区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各地县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现有网络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军地网络标准不一致，还没有构成统一的网路，从生产企业到作战部队的经济动员链还未建立。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平台的潜力数据资源共享度和利用率低，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服务。
（五）信息安全问题
经济动员工作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众多高密级性单位，其安全保密性要求自然很高，而且现代信息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技术含量相当高，对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也必然要求信息安全可靠。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升级要采取多种信息安全保密措施，建立可靠的经济动员信息安全模式，确保动员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原则
立足“安全管用”设计。按照经济动员平时和战时需要，搭建良好的人——机交互及操作界面，使系统形象、直观、简单、易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用性、稳定性，同时，采取加密机、加密卡、技术防范、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监视监控等防范措施，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安全可靠性；坚持“平战结合”设计。按照“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进行设计，明确军队后勤保障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应急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依据“规范标准”设计。按照国标、军标及国民经济动员行业标准，采用当前较为先进和成熟的技术，构建数据库体系、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采取统一的网络接口标准、数据转换标准，便于实现国民经济动员“横向共享、纵向互联互通”；着眼“长远发展”设计。借鉴和吸纳现有各种国防动员信息系统的优势，坚持高起点、高效益建设。同时，考虑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动员手段的发展更新，注重本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使系统能够紧跟形势，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策略
（一）通过多个步骤分类解决数据问题
1.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数据。首先，要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现在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颁布的国民经济动员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比较宏观，不能满足进行城市应急动员能力调查的需求。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标准体系，为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共享提供规范和依据，解决潜力调查数据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平台的收集与共享问题。
其次，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已建成的各省市动员信息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各局委办的信息系统之间也都需要规范方便的数据交换服务来消除这种差异，至少做到异构系统数据层面的求同存异。通过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跨平台、跨数据库、跨系统的数据采集，采集过程自动化及解决潜力数据动态性问题。
再次，建立横向信息共享机制。仅有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在技术层面的数据共享还不够，仍然需要在机制上的支持。试想如果搭建了技术平台，统计局、卫生局等局委办不合作，不提供互联接口，那么，还是无法做到信息共享。所以，必须要建立各局委办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实和完善信息系统的数据交互功能，从而切实保证潜力数据的动态性、完整性问题。
2.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的精确性问题。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多比例尺数据、遥感、航片、三维数据）、动员单位专题图数据（医院分布专题图、加油站分布专题图、生产企业分布专题图等）两类。这种数据的收集比较繁琐，一般都有专业部门进行。
有些信息系统采用邮政编码的方式代替基础地理数据。这种方式精度不够，不利于工作的展开。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移动终端设备，动员工作者通过它可以实现信息系统的GPS定位功能、数据采集功能、导航功能、通讯功能、数据下载功能。这样，空间数据的采集就更加方便，并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二）智能化问题的解决
首先，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的理论研究。应对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的理论、方法及模型展开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决策方法和模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模型库，再利用编程技术将其在计算机上实现，就可以为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奠定基础，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
其次，通过逻辑处理、人工智能等智能化信息处理方式，对动员潜力数据进行分析，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努力使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系统具备类似人脑的智力和自动感知能力，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决策、指挥、控制、执行的科学化和自动化，增强国民经济动员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三）实用性问题的解决
实用性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要求，是各种信息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一种系统性能，它是自动化系统对用户最基本的承诺，所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个性能更加重要，为了提高办公自动化和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中系统的实用性，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系统总体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各业务层次、各环节管理中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把满足国民经济动员业务管理作为第一要素进行考虑；采取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技术方案。在总体设计的前提下，系统实施中可首先进行业务处理层及管理中的低层管理，稳步向中高层管理及全面自动化过渡，这样做可以使系统始终与用户的实际需求紧密连在一起；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用户在现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和开发；用户接口及界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人体结构特征及视觉特征进行优化设计，界面尽可能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实用。
（四）构建完备的经济动员信息网络系统
要加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体系建设，构建一种适应快速动员、精确保障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政府的“电子政务网”和军队的“国防干线通信网”为基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纵短横宽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网络体系。在纵向上，国家、总部、战区、省均应建立动员信息处理中心，与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各总部、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军兵种动员机构相联结；在横向上，战区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战区联勤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军兵种部队、所属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相联结；省级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省级相关部门相联结，形成横向联合、纵向互通的动员网络体系。
（五）分层次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网络层安全。对于网络层的传输安全，采用在网络结构中安装密码设备解决，设备由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统一组织采购；数据层安全。用户权限的设置可以精确到某一条数据记录，只能修改自己填报的数据。系统提供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功能层安全。功能权限管理方面，可对系统每个功能的使用人员进行设置和管理。
综上所述，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动员的最新情况和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规划，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律，在总结现有的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它要体现动员的新理念和动员新的需求特点。同时，在系统应用过程中注重培养既懂经济动员业务又能熟练使用信息系统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昭君.国民经济动员技术体系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4)
关键词：任期经济责任；评价体系；审计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审计机关接受干部管理部门的委托，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或企业领导人员任职期间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评价活动。从近几年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情况分析，在这类审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大影响了经济责任审计作用的发挥。本文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对策。
一、当前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目前仍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阶段，在审计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审计的质量，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存在的问题有：
第一，对效益性目标缺乏合理明确的规定。从审计目标看，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通过证实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相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来认定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应负的经济责任，为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及主管部门考察、评价与使用干部提供参考依据。真实性、合法性目标有财政财务审计作基础，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效益审计一直在探索中，缺乏经验。由于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必须以效益审计为基础，如果普遍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则意味着必须首先开展经济效益审计，但这却面临许多困难。因为在审计过程中，微观经济效益容易确定，宏观经济效益难以把握；经济效益容易确定，社会效益难以判断；当前经济效益容易确定，长远经济效益难以预测。因此，对效益性目标缺乏合理明确的界定，是影响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二，审计方式有待改进，审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先离后审是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许多领导干部在离任或升迁后进行审计，因此评价结果往往与领导干部的任免脱节。这使审计人员认为审计工作无关紧要，只不过走过场而已，在这种心理前提下进行的审计只能是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审计作用。同时，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特殊，政策性较强，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标准。但实际工作中存在缺乏证据或标准就做出判断；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做出判断；不充分考虑委托人的具体要求而形成意见；审计报告使用语言模糊不清；审计结论表达不够规范；定性不恰当等问题，这样做出的审计结论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保证审计工作质量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关键词：经济发展；黑龙江；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逐步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性包袱，使黑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一、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经济发展渐缓
黑龙江经济在国家建设初期的倾斜政策支持下，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位居全国前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除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及台湾省外，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黑龙江的GDP总额位于全国的第二位，但到2007年，则名列全国第15位，且人均GDP增长速度则下降到全国水平以下，全国为13.5%，黑龙江为12.1%，在全国的排序为第13位。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13786元，黑龙江为1024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41元，已经位居全国倒数第2位。
2.工业化水平下降
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曾经拥有令人称道的优势产业。但这些建设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优势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或因资源限制，或因体制制约，或因技术落后纷纷失去昔日的光彩。如黑龙江的石油产业、林业产业因资源枯竭日益陷于困境；其他产业如矿山机械、金、轻工、纺织、制药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产业结构老化、耗能严重，即将被市场淘汰出局。整个老工业基地中，除少数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骨干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已成为夕阳产业，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与此相伴随，工业化水平也出现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前，黑龙江省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改革开放后，黑龙江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并不是黑龙江所独有的，而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缩影。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规模小，比重低，缺乏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带动作用。2007年，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237.27亿元，位居全国第15位，且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1706.72亿元）。新技术产业规模小，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增长缺乏后劲，也难以充分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作用。以上说明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3.技改收效甚微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增长，先后投入了上千亿元的技改投资。但由于原有经济体制中一些制度因素制约，各自为政，分散决策，使得重复建设、相互掣肘的问题经常发生，投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拨改贷以后，由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自有资金有限，技改资金多为银行贷款，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很多项目，几经讨论，多方论证终获批复。但在论证期间，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机遇，加之贷款导致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项目投产之日，即是亏损之时。
4.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多
黑龙江经济由于工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老化，导致工业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且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在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条件下，由于企业的大量关停并转，使得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急剧缩减，其实际人数由1990年的504.7万人下降到2006年的374.9万人，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9.6%下降到2006年的29.1%。这部分从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不是全部转移到具有较大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逆向回流到第一产业。
二、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针对提出的上述问题，黑龙江省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进程中，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发展，早日走出困境。
1.积极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坚持“有进有退”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构建国有经济退出机制和非国有经济的进入机制，推动钢铁、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打破地区、所有制界限进行战略性重组，鼓励和引导民间和外部资本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作用；积极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加强企业间的购并、联合和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规模经济。
2.通过减税、加大科技经费投入等手段提高创新投资，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允许各种性质的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形成包括个人、企业、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等有机组合的风险投资网络。在高新技术领域引入民间和外部资本，解决创新投入的资金“瓶颈”。比如，广州天河软件园区聚集930家软件企业，其中99%都是民营企业，而被认定为“国家骨干软件企业”的11家全部为民企。
3.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科研开发机制，激发创新热情。应进一步加大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造力度，密切科研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积极鼓励高校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创办企业，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企业应该借鉴现代企业薪酬激励理论，完善薪酬制度和聘用制度等，主动为人才的引进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
4.高校办学应面向社会需求，明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不仅注重传统的理论教学，更应结合实际，传授新的理论和思想。对于有卓著学术成果的个人成绩应予以肯定，为学科带头人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5.政府应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一个地方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就必须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有观念上的比较优势。现在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差距就是观念上的差距。很明显，一个地方有没有观念上的优势与这一地方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所有创新当中，观念创新应该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观念是指导人们行动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政府要不断推动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形成观念上的优势，进而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关注开放、参与开放、服务开放的浓厚氛围。二是形成合理、公开、公平的税费环境。对于投资者提出的要求，政府要慎重对待。要在国家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满足其要求，而不能向投资者开“空头支票”，轻易许诺无法兑现的诺言，否则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在政策问题上，主要是做到公开、平等、公正与合理，给予投资者实实在在的支持。三是强化规划布局，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是企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招商引资的落脚点。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区内的水电路以及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四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全社会的信用观念。
6.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
加强黑龙江与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合作与交流，加强省内企业与外省市科技界、企业界的合作，引进技术和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如2003年在大连签订的我国第一个打破行政区划、突破地域壁垒的农业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东北和内蒙古四省（区）农业经济协作协议，根据协议，在生产领域，四省（区）将在区域化合作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避免自成体系的“大而全、小而全”；在科学技术领域，根据农业布局的调整，实施农业技术的优化与组合，坚持开发与流动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区域内农业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的潜力；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以各自的市场资源为基础，以标准化为切入点，加强区内市场协调和区外市场联合开发，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协调机制和标准协调机制。
要注重黑龙江与东北亚尤其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区域合作的国际性，使黑龙江成为我国新的开放地带。2008年总理代表中国签署了中日韩俄四方合作宣言。这个宣言为黑龙江地区的振兴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黑龙江省在建国之初作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近年来随着南方省市改革步伐的加快，沿海各省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成为让人注目的新焦点，黑龙江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这样一块块经济的热土时，黑龙江省方猛然惊觉自己已然落后于时代，原有的体制严重的束缚了国民经济在21世纪的新一轮加速。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发展的不均衡性，党和政府在继“西部大开发”之后，适时提出了“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构想。黑龙江省应该牢牢抓住历史机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和优势条件，“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实现黑龙江的再崛起。
参考文献：
[1]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2]宋东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的几个问题[J].新长征，2004，（1）．
[3]伍华佳．21世纪东亚区域经济组织建立的可行性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9）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关键词：房改；住房保障；住房消费
一、住房保障制度概述
（一）住房保障制度的内涵
住房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的基本住房权力给予保障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住房政策的组成部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两极分野及住房政策的改变而产生的，其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保障方式，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二）住房保障制度的特点
1、全民性
全民性一方面是指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住房保障问题，不仅现代社会有，古代社会也有；不仅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另一方面是指住房保障涉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2、互济性
互济性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相接济，包括自发的及非正式的相互帮助与直接参与者的利益合作。如住房公积金，既为他人提供帮助，又享受他人为自己提供的帮助。
3、福利性
福利性是指住房保障必然给被保障对象带来一定的生活补偿，物质文化待遇以及其他派生收入。这是住房保障的一个重要特征。
4、安全性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安全制度，是通过对人们基于生活的保障，向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安全保护。
二、我国住房保障的发展及现状分析
（一）我国住房保障的产生及发展
经过20多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住宅建设迅猛发展，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人均住房面积大幅度提高，住宅质量显著提高，居住环境不断优化美化。但随着房改的深入，与此同时，与社会领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对应，城镇居民的住房差距越来越大。面对住房制度改革出现的这些情况，在1994年的《房改决定》中，全面规定了住房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第一次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要求。1998年在《房改通知》中也明确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并明确“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房”。建设部《建设事业“十五”计划纲要》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较为完善的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收家庭支付能力的住房保障制度，形成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合理比例的供应体系。”所有这些为建立我国住房保障体制指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政策基础。
（二）我国住房保障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虽然已基本建立起来了，然而在实际的运行中，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住房金融及法制保证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1、经济适用住房存在的问题
第一，定位不清晰。《房改通知》中明确了经济适用住房的地位，在国发[2003年]18号文《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除强调经济适用住房外，又增加了一条“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在2005年[2005]26号《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中对于改善住房供应结构中又强调了“住房建设要以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为主”。这就与《房改通知》中确立的我国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为主的供应体系相互矛盾。这也给许多地方不建或少建经济适用住房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第二，供应数量远远不足。近几年来，在需求和成本的推动下，全国商品住房价格不断上升，开发商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大量开发建设中高档、大户型的商品房，中低价位的商品住宅供应明显不足，许多城市中低价位商品住宅只占供应总量的10%左右。从我国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来看，从2000年开始，经济适用住房的投资增长幅度、占商品住宅比重以及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等比重等各项指标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部分城市甚至停建了经济适用住房。
第三，经济适用住房分配环节不规范。经济适用住房的分配也是近几年来争议较大的一个方面。许多地方经济适用的分配管理不到位，甚至是由开发商负责审查购房资格，分配的程序不透明，分配的标准不公开，分配的秩序不规范，使得“走后门”之风盛行，而那些真正的中低收入者恰恰由于门路不多，往往无法取得购房资格。[论+文+网LunWenNet\Com]
2、廉租房存在的问题
第一，廉租房发展不平衡，总体覆盖面过低。由于廉租房是针对城镇最低收入户的住房保障制度，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了保障的标准和覆盖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保障标准看，各个地方在在补贴对象的标准与补贴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实力较强，保障力度较大的城市已提出把补贴对象调整到12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而大部分城市只能先行解决6平方米以下、甚至是4平方米以下的双困家庭住房问题。特别是租金补贴标准差异更大，有些城市只补到10平方米，有些城市已补到近30平方米。从保障对象看，有些城市已把保障范围上调到低收入家庭（核定收入线标准），保障比例达到居民家庭总数的10%左右；同时，也有一些城市对双困家庭都难以做到应保尽保，保障面不到1%。
第二，廉租房的资金来源存在问题。当前影响廉租住房工作向前推进的最主要障碍就是资金瓶颈问题。除少数城市建立了制度性的财政资金供应计划外，大多数的城市都是依靠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和公房售房款的余额部分作为廉租住房资金来源的主渠道，由于这部分资金灵活性较大，后续资金没有保证，致使这些城市不敢推行租金补贴的保障方式。因此，大部分的城市只能是筹集一批资金，建设或购买一批廉租住房，解决多少算多少，使国家的廉租住房保障政策难以真正得到落实，导致廉租住房保障面过小。
3、住房金融发展不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这种单一的政策住房金融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形式下的住房保障要求。
第一，公积金的目的与实际实施存在矛盾。目前大量下岗职工，效益不太好、规模较小的企业职工及大量的私营企业雇员等中低收入群体，普遍未建立公积金制度，或者虽然已建立公积金制度，也不缴存住房公积金，因而失去了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基本条件。这就使得实际上最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的群体反而处于政府住房保障的覆盖面之外，使这一部分人无法享受政府的金融政策优惠，这显然与建立公积金的初衷相违备了。
第二，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不完善。我国目前除公积金外，尚未有第二种直接面向中低收家庭发放的低息或无息的政策性住房贷款，也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专业性的住房金融机构。住房金融体系发展的滞后，制约了中低收入者购房的能力。
4、住房保障法制不健全
从综合性法律来看，在我国的《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没有公民住房权利的任何相关规定。从专门性的法律来看，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一部相关的专门性住房保障法律，大多数存在的都是以政府的红头文件、政策、规定、办法以及行政命令等形式，缺乏建立住房保障体制的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使住房保障工作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也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使政府许多住房保障的具体措施不能得以很好的落实。
三、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制的对策
构建住房保障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建立和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需要有方方面面的协调和配合，才能使住房保障政策有效的运行。
（一）确立政府管理体制
政府作为一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者，担负着社会全面发展的责任，理应成为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的主体。因此，建立住房保障体系，保障千家万户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1、明确和建立各级政府的住房保障决策委员会
住房问题是各级政府必须解决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加上住房问题涉及面广，协调部门多，要想切实解决好住房问题，落实国家的各项住房保障政策，必须要成立一个常设的政府直属的住房保障委员会。具体来说，这个委员会要由政府的计划部门、财政部门、建设部门、规划部门、土地部门、房管部门、税务部门、法制部门、人民银行等组成，住房保障委员会，主要职能是依据相关的住房保障法律法规，制订本地区的住房发展计划，制订本地区的住房保障性法律、法规、规定、政策等，依法协调各部门的住房保障职能和责任，监督和保证本地区的住房发展计划和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
2、建立明确的住房保障实施执行机构
各地区的住房保障委员会作为一级政府的常设决策机构，不应该也不必要直接参与住房保障的微观管理。因此，必须在该委员会下设置住房保障执行机构，具体实施政府相关住房保障政策。避免目前住房保障实施部门杂乱无序的局面，确保住房保障实施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如许多地方，廉租房的实物配租由房管处负责，廉租房的房租补贴由财政局会同民政局发放，住房货币化的购房补贴由房改办实施，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实施又由建设局下属国有开发企业负责。因此，我国目前必须尽快建立专门的住房保障执行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能应包括：具体实施本地区住房保障委员会的住房发展计划；负责本地区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公共性住房的建设、分配、管理；负责住房补贴资金的分配、管理；负责各项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如税费优惠、低息贴息、政策性抵押担保等的落实和协调。
3、建立专门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
住房金融机构在国家解决住房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主要是为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而设立的。我国目前除公积金具备初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雏形外，还没有建立类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于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贷款困难问题非常不利，应该尽快成立，也可以将公积金中心进行完善和改进。
（二）规范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方式
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住房资源起着基础性的配置作用。就我国目前而言，政府关键要从住房发展计划、加强财政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干预。
1、制订住房发展计划
通过目标明确的住房发展计划来实现其住房发展目标，最终达到住房保障的要求。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亟需制订住房发展计划。避免住房建设发展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确保住房发展的系统性。同时，定期向社会公布政府住房发展计划，使社会居民及时了解政府的住房目标、发展状况和趋势，从而稳定社会对住房市场的预期，避免住房市场的大起大落，确保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协调地发展。
2、加强财政、税收、金融优惠政策的实施
当前我国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系列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为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提供良好的财政支持。
（1）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兴建廉租房并按指定的价格出租，大量增加廉租房的供给量，减轻政府直接建设廉租房的财政压力。可给予开发商提供优惠利率的贷款，并对其租金收入实施相应的税收抵扣优惠等。
（2）出台中低收入居民贷款购房的税收抵扣政策，如可以向政府申请优惠利率贷款，由财政进行贴息，并可用每月的贷款还款额进行所得税的抵扣等。
（3）进一步降低房屋出租税费，鼓励居民出租多余的房屋，以增加出租房屋的总供给量。
（4）加强政府财政资金的补贴量，扩大最低收入居民享受租金补贴的覆盖面。
（三）建立健全住房分类供应体系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住房分类供应体系存在的问题，多次下发文件强调落实住房分类供应的主体和比例。当然，要真正解决好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现有的住房分类供应体系。
1、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从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现状来看，作为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经济适用住房在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至关重要，对解决占我国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居住水平，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巨大的作用。而现行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已严重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亟需改革和完善。
（1）重新定位经济适用住房的性质
由于各地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量的日益减少，致使我国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为主”的住房分类供应体系始终无法建立起来，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又无法很好地解决现行政策下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问题，于是，在2003年以后的各个规定中，又提出了建设普通商品房、中低价位商品房为主的供应要求，造成了我国住房政策体系的混乱。因此，当前关键是要统一对经济适用住房的认识，国家应将经济适用住房与普通商品房、中低价商品房等政策性商品房合并总称为经济适用住房。
（2）大力发展重新定位的经济适用住房
在政策上定性准确、定位清晰后，就应该大力增加和完善经济适用住房的供给：
第一，转变供给方式。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经济适用住房都是由政府所有的国有开企业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负责建设、分配、管理一揽子工作，这种做法并不妥当。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这些开发企业在本质上同样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再加上分配、流通、管理等工作的合并，事实上营造了暗箱操作、滋生腐败的土壤。因此，在重新定性经济适用住房后，大量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就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限定销售房价的土地及项目拍卖模式，让社会上的所有开发商一起参与竞争，谁的管理水平高，谁的竞争能力强，谁就能取得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获取合理的利润。从而改变政府部门或下属国有企业独占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垄断局面，有利于经济适用住房质量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
第二，大力增加供给数量。我国当前应大力增加经济适用住房的供给量，力争使针对中低收家庭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量所占社会开发总量的比重与中低收入家庭占社会家庭比重基本相符,这个比重应该达到50%以上。应该说，在明晰经济适用住房的定性，推行社会化的限价土地拍卖方式后，我国各地政府完全可以使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比例达到住房总供给量的50%—70%以上。可以预见，这对于稳定房价，抑制房地产投资过旺，引导住房合理消费，保持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改变供给结构。在原有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模式下，供给结构还是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许多地方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大户型，许多地方虽然规定了要建中小户型，但在实际管理中，又未加以严格控制，从而在事实上造成了经济适用住房面积过大的状况。这显然与建设经济适用住房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本意相违备了因此，我国在现阶段的住房建设更应该以中小户型为主，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的经济适用住房而言，更应如此。必须严格控制户型，改变现存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面积过大、结构失衡的状况。
2、改革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
廉租住房供应体系作为城镇住房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住房保障的最底线部分，受到城镇最低收入居民的关注。因此，当前，从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出发，要想更好地发挥出廉租住房体系的效用，必须尽快完善现行的廉租住房制度。
（1）改革和完善廉租住房的供给方式
廉租住房的供给决定了廉租住房的覆盖面，体现了政府解决最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的程度。
第一，坚持发放货币补贴的原则，取消实物配租。当前关键是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做好本地区廉租对象的调查、建档工作，确立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廉租补贴发放范围和标准，尽快全面实施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发放政策，停止政府投资建设廉租房。
第二，转变原有的政府一元化供给为社会多元化供给。当前，我国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文件，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建设廉租住房，明确可以享受的优惠条件，如低价或划拨土地、低息或财政贴息贷款、税收减免和抵扣等，从而吸收广大的社会资金投资廉租住房，有效增加廉租住房供给量，减轻政府的压力。
（2）落实廉租资金来源
当前要建立完善的廉租房保障体系，就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廉租对象的范围和补贴标准，详细测算每年所需的廉租补贴资金，并在当年的财政预算中单项列支，建立以财政预算为主的住房保障专项基金，使廉租住房资金来源稳定可靠，切实保障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3）大力发展住房租赁业
我国近年来，各地房价飞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供租赁的房屋太少，居民对于住房的选择空间太小，导致了对于住房的需求基本上集中在了购房需求上。由于我国今后将对廉租住房全面采用货币补贴的方式，而要较好实现这种方式的前提就是住房租赁市场必须规范、发达，必须有大量的住房特别是中低档的住房可供出租。因此，可以说，要想使我国的廉租住房制度得到很好地执行，必须充分发展我国的房屋租赁业：
第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规定，鼓励房屋业主拿出多余的住房进行租赁，政府进行税费优惠。
第二，鼓励社会开发商投资建设低标准的低收入住房，政府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
第三，鼓励房屋租赁中介行业的发展，促进房屋租赁业的规范、发达。
第四，加强租赁登记备案的管理。可以实行政府货币补贴直接拨付给房主的方式，避免货币补贴资金被挪用，这就要求房产管理部门做好租赁登记备案工作。
3、改革和发展住房金融体系
一个完备的房地产市场，离不开房地产金融的支持，一个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更是离不开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保证。当前，我国在住房保障中主要推行了公积金制度，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完备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现行的住房金融仍需大力改革和完善。
（1）强化公积金制度
第一，强化公积金的强制储蓄力度。2002年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规定“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5%”，从现在来看，这个比例太低了，应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虽然现在不少地方的比例已提到8%的水平，但仍然偏低。按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看，应该将缴存比例提高到25%左右比较合适。
第二，提高公积金的互。当前应尽快加强公积金的互，放宽对中低收入居民的贷款条件，不仅能给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提供支持，也有利于提高公积金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积金的保值增值，为政府解决住房问题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
（2）建立政府住房金融机构
作为商业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其行为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其目的是趋利避害，不愿经营低利润、高风险的贷款服务。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商业住房贷款，中低收入居民的贷款正表现为这种特征。因此，必须建立非营利性的政府住房金融机构作为商业住房金融金构的补充。专门的政府住房金融机构其主要职能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投资建设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的开发商提供政策性的优惠利率贷款，从资金上鼓励支持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的兴建，降低其投资资金成本，以有效增加公共性住房的社会供给总量。
第二，为中低收入阶层购房贷款提供政府担保，可以建立专门的风险基金，解决中低收入家庭购房贷款难的问题，增强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能力。
第三，为其他专门性的住房金融机构提供财政贴息或低息贷款。
（四）健全住房保障法制建设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住房福利化，现代意义上的住房保障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法制明显滞后，目前已经制约了我国整个住房产业的健康发展，应尽快加强住房保障法律的体系建设。
（1）在宪法和民法中强调公民居住权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国家保障公民的居住权，国家致力于改善公民的居住条件，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条件。”等有关公民居住权的条文，从而提高国家和社会对于公民居住权的重视和责任，也为专门性法律的制订提供最基本的依据。
（2）制订专门性的住房保障法律。当前，我国亟需建立此类的《住房法》从根本上明确我国的住房保障发展目标、计划，住房保障实现的方法、机制，政府的责任等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住房保障真正进入有法可依的发展轨道，确保整个住宅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结束语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住房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将作为现阶段的政策目标，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不断提高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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