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教育管理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伦理主义 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 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 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 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 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 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 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 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 “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 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 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 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 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 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 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 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 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 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 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 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 、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 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 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 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 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 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 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 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 “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 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 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 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 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 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 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 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 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 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 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 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 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 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 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 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 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 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 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 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 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 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 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 ，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 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 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 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 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 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 ，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 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 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 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 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 ，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 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 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 (Eltan 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 ，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 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 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 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 ，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 ，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 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 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 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 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 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 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 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 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 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 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 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 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 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 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 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 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 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 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 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 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 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 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 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 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 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 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 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 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 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 “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 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 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 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所 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 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 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 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 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 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 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 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 ，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 ，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 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 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 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 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 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 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 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 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 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 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 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 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 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 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 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 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 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 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 、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 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 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 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 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 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 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 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 ；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 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 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 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 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 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 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 ，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 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 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 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 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 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 、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 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 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 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 ，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 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 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 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 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 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 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 更新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①参见袁振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F·泰勒：转引自关岩著：《领导心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③F·Bobbitt,in S·C,Parkered, "The Supervision of CitySchools" (Pubil School Publishing Com pany,1913),P53.
④H·H·Gerth & C·W·Mills,"From Mat Wober:Essays inScocrolog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215.
⑤⑥参见袁锐锷：《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发展的回顾》，《教育研究》1995年第10期。
⑦J·Dewey,"Prblems of Men"(New Yourk:PhilosophicolLibrary,1944),P64.
⑧D·Grittith,"Human Relatiores in School Adminstration"(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vfts,19 56),P146.
⑨罗国杰著：《中国伦理传统的基本特点》，见许启贤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⑩《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是指在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在对科学取向的学生管理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产生的,是以学生的和谐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发挥学生管理主体作用的人性化的学生管理理论和实践,其主要特征是: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以非强制性方法为手段,以民主平等为特色,以教育属性为倾向。
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是在对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的反思与批判中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影响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的哲学基础。这里的人文主义是指当代的人文主义,它与近代社会意义上的片面强调人、片面强调非理性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时至今日,人文取向思潮的出现,已不是出于早期反神学的需要了,而是对工业社会里人的异化,或曰人的工具化的反动的需要了,不仅如此,还是现代社会顺利而健康地走向复杂化、全球化、信息化的需要”。[1]“当代人文精神所面对的‘敌人’不是神、上帝,而是片面发展的科学技术、机器工业和物质文明及其对人、对人性的压抑,是‘理智一元论,科技一元论’。”[2]与传统人文主义片面反对科学反对理性不同,当代人文主义尊重科学与理性,“当代人文精神尊重(但不迷信)科学,相信通过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人类可以把科技成果引导到增进人类幸福的轨道上来”。[3]
二、人文取向学生管理的理论背景
1.当代哲学发展的人文趋势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思潮转变。17世纪第一次科学革命催生了科学主义思潮,科学的成就带来人们对科学的疯狂崇拜,逻辑实证主义成为普遍法则,把事实和价值割裂开来,排斥价值涉入,对人的理解与关怀被对科学的关注与迷信所淹没。然而科学主义的危害又引起了人们对科学主义的怀疑和批判。19世纪末,尼采意志哲学的产生结束了长期以来科学主义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非理性的哲学在哲学殿堂中取得一席之地。狄尔泰对人文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指出“体验、表达和理解”是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胡塞尔也对实证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指出科学的危机实质是人的意义的危机。“其后,随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发展起来的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等人文主义思潮成了哲学的主流。”[4]20世纪末,这种极端思潮体现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为手段,对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等进行解构、批判和否定,以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反对客观性、普遍性和唯一性,主张重视多元性、差异性和个别性,这些观念有力地推动了管理实践的新发展。
指向人的存在、关注个体的人,重视人的差别性和多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和完善,已成为当代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2.当代管理学、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人文趋势
从十九世纪科学管理理论诞生起,管理科学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大致经过古典组织理论时期、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时期和当代管理理论新视野时期。从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理论时期开始,管理理论越来越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对管理中的人性的假设也从最初的经济人、社会人发展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进入80年代后,西方新的管理思想正在形成而且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5]“其总的趋势是分权、决策参与、灵活性、信息的沟通与共享、不断创新等。”[6]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它一直都在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中汲取养分。在当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尤其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和西方当代新的管理思想中的分权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等观念的影响下,当代教育管理理论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念。强调发展性和多元化,强调对话、理解与交流,强调民主、分权和公正,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价值和创造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的总趋势。
3.当代教育学发展的人文趋势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的教育学追求抽象性和普遍有效性,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教育要求的统一性、教育手段的标准性、教育理论的实证性,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注重客观;在教育中人和物的关系上,注重物;在人的问题上,注重教师、注重人的理性和工具价值,因而一直被人们戏称为无人的教育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当代人文思潮的回归,人类对自身的价值、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进行重新认识,从而使得当代教育学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人们开始注重追寻教育学的人文意义,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成为教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代教育学的人文趋势在教育观念上反对存在普遍本质的个性观,强调发展维护个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教育方式,反对从单一理念出发观看世界、解释世界的做法,主张必须允许任何方法、容纳一切思想、摆脱僵化的形式理性,从个体的差异性出发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教育体系,塑造具有丰富内容的自由个性的主体,使教育成为能动的解放式的教育,使个体从限制他的现性以及与这种理性相联系的社会禁锢中解放出来。
三、人文取向学生管理的必然性
1.学生管理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与发展的世界,信息时代、知识经济使得一切事物都在迅速的发展变化中,伴随着时展的洪流,跟上时展的步伐,也必然成为学生管理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当今时代加速了学生管理的发展速度,并且使学生管理的新发展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学生管理曾经长期在经验管理的范式中摸索,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范式是学生管理对自我的一次超越,无疑也是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但这也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超越科学范式的学生管理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
随着学生管理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其自身的主体意识也开始复苏与回归,学生管理越来越认识到其自身的本真的属性――教育属性,认识到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工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务工作,而是一种教育活动,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推动和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这样一个根本任务。牢牢把握自己的根本目的,时刻不忘自己的终极目标,在手段与目标或非本质目标与根本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能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选择,这是学生管理走向人文取向的内在因素,也是学生管理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2.教育必须适应学生心理特点的规律的必然要求
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这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的时代,这是一个民主化信息化的时代。
当代青少年学生受这个时代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那就是具有显著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创造意识、个性意识。“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犹如破竹的春笋一样呈现出不可遏止的势头。”[7]在当今社会高度发达的信息背景和社会多元思潮的影响下,青少年学生们耳濡目染,见多识广,他们反应敏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走到成人的前面。多项研究和调查都表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面向21世纪的青少年学生,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意识,他们渴望平等、不迷信权威、敢想敢做、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渴望自主参与、自我发展,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
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建立在教育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上,教育必须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的实际出发,适应他们身心发展的规律,满足他们身心发展的需要,才能取得实际效果。面对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平等意识、追求自我发展的当代学生,传统的以统一性、规范性、权威性等特征为标志的科学取向的学生管理观念已不适应学生的实际,走向平等多元的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观念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3.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是我国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当代教育的共同追求。个性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当前阶段,有突出其独特性的意味,主要是因为当前的教育在科学取向的影响下,过于强调了教育的标准化和统一性要求,造成了教育对形成学生的独特个性的忽视。经过学校教育,学生的原有个性被抑制了,学生如工业化生产中的“产品”一样,个个都是“标准件”,从而失去了鲜活的个性,这是现代教育的悲哀,教育自身对此已有十分深刻的反思与警醒。
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促进学生的具有独特性和整体全面性的“个性”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教育环境,重视学生个性的养成,围绕学生良好个性的养成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需要重视学生的原有个性差异,在其原有个性的基础上,创造条件,促进其循序渐进的发展;需要提供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独特的个性,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学生身心各个方面的潜在的发展倾向才能表现出来;需要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和管理情景,让学生参与其中,使学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建构,形成既独特又全面的个性等等。
4.促进学生德性养成的必然要求
教育培养人,促进人的德性生成与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使命。现代复杂性理论中的混沌理论认为,世界的多数事物都是处于混沌状态的,并不具有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经典科学的确定性、有序性和规则性的特征。对于社会和个体系统发展来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混沌系统,也可以认为其在某一时期处于混沌状态,就人的德性成长而言,离不开这种系统的混沌状态,德性的涌现与混沌密切相关。“当系统处于混沌时,各种力量彼此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一些平时被理性所压抑的力量这时就会有充分的表现机会和舞台,而德性的发展似乎是要维持原有的秩序,但系统新的发展状况对过去的规则系统提出挑战,这时必然有新的规则应运而生,也就是德性涌现发生。”[8]混沌德育理论用混沌中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德性涌现的原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德育过程中,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经常会发生剧烈振荡,过去形成的一些规则和规则系统会突然面临失控和失序状态,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是德育过程中的反复或波折,其实这正是德性涌现的时刻,也是德育的关键时刻,掌握和利用这一关键时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混沌德育理论认为,混沌是德育过程中的必然,而且只有容纳混沌,才能利用混沌。因此,在学生管理中,应该正视学生的混沌状态和混沌言行,把它看成一种必然,看成学生德性生成和发展的关键,推动主体性德育的建构。对混沌的宽容和接纳,就意味着对秩序和规则、制度的严肃性的淡化和柔化,在这样的思想的引导下,学生管理从科学取向走向人文取向便是自然而必然的了。
5.开展创新教育的必然要求
当今时代是以知识创新和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创新教育的内容包括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技能的培养和创新个性的培养。其中创新思维是整个创新活动的智能结构的关键,学校教育必须着力培养这种可贵的思维品质。从创新教育的内容,尤其是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培养的角度看,创新人才的成长环境应体现宽松、民主、自由、开放、进取等特点。创新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思维的灵感性、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新颖性、洞察性等特征决定了培养创新思维的教育环境包括学生管理观念和教育手段也必须具有这些相应的特征,只有自由独立才能培养出独创性品质,只有自由酣畅才能培养出流畅性品质,只有灵活变通形式多样才能培养出灵活性品质……强调整齐划一、忽视学生的个性差异、重权威的校园心理气氛、用制度束缚人压抑人、把学生放在教育管理的对立面,无疑是创新教育的大敌,与创新教育的要求是矛盾的。创新教育呼唤与创新教育相配套的教育管理机制――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
6.教育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教育民主化是指民主原则在教育领域中的深化和扩展”,[9]是整个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教育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21世纪全球教育变革的一种重要趋势。
教育民主化主张在教育资源的配置、利用以及教育关系的建构等方面,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机会、权利,受到同样的对待,反对任何的特权、歧视和排斥观念及行为。教育民主化主张尽可能创造条件,让更多的机构、组织和个人,尤其是学生参与进来,使教育发展的主体多元化,使教育事业成为一种由绝大多数人参与的公共事业。教育民主化主张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充分重视校长、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学生在教育教学及管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减少依赖甚至是依附现象。教育民主化主张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在民主和正义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地允许、尊重、鼓励和保护具有多样性的观点、制度和行为方式。
提出走向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是基于对管理学、教育学、教育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借鉴与思考,这些学科中的新思想、新成就不能不反映到学生管理中,学生管理也不能总是滞后于这些相关学科的新发展,但是提出走向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也并不完全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而是有其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相关学科理论与实践的进展,学生管理在科学取向的背景下已出现人文取向的新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人们已经认识到对学生管理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教育目标的实现,许多教育类文章在论述相关教育问题时也经常涉及这一问题,围绕着对科学取向的学生管理的批判或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的构建来进行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大量的一线教师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学生管理作了大量的改革尝试,这些尝试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学生管理的人文精神,对推动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的萌芽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为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提供了现实基础。实践证明,人文取向的学生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已初现端倪。
参考文献:
[1]魏湘云.人文取向与素质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2000(6):142.
[2][3]杜时忠.人文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80、81.
[4]冯建军.从“工具论”到“主体论”――道德教育理论的当代转型[J].道德教育研究,2002(3):21.
[5]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451.
[6]夏新斌.校本管理理论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03(7):36.
[7]杨娟.论当代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4):84.
［关键词］福斯特；批判理论；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相连，通过对传统的和现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已成为教育管理理论不可忽视的思想派别。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对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作了精辟的论述。
一、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形成、发展福斯特教授1977年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导论、教育管理组织理论等课程，曾是美国《教育管理季刊》的编委。早在1980年，福斯特就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与教育管理的关系，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分析了传统教育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危机[1]。
1982年，在“全美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福斯特提交了《走向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一文，积极倡导建立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福斯特认为，建立一种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是有可能的，但要对我们当前的思考偏见进行分析，并要使批判的观点具有可接受性。福斯特还指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应当接受并建立在解释学和经验科学的观点之上，既要对现实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又要对现实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还要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应当关注揭露教育实践的障碍，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p254-255)。
1986年，福斯特出版了《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以下简称《范式与承诺》)一书，极力倡导批判与反思，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福斯特不仅指出了教育管理研究的直接责任，而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文化框架，以对教育管理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审视，并根据社会的责任和行动，解决教育管理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如丹特里对《范式与承诺》所作的评论：福斯特教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那些能够激发思想和觉醒的疑问的途径，《范式与承诺》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它对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教育管理理论新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在史密斯主编的《教育领导的批判观》一书中，福斯特又发表了《走向领导的批评性实践》一文，认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应当如何共同地生活。”[4］
21世纪初，福斯特教授一方面仍坚持着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观点，将《范式与承诺》一书作为其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共同体、教育管理的伦理问题、学校组织变革、教育组织的管理隐喻、建构主义教育领导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基本观点
1．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福斯特提出，教育管理的固定思维倾向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打破霸权的传统教育管理观念，包括对实证主义及强调价值中立教育管理观念的批判，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他还指出，传统的教育管理观是建立在泰勒“科学管理”基本主题之上的，它把经验主义作为获取真理和事实的唯一源泉，而其它的任何方法都是荒谬的。福斯特简明而公正地批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摈弃和忽视了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情感、价值维度，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的原理，以追求组织管理的最大效率。
福斯特还批判了梅奥在霍桑研究中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认为人际关系的组织管理理论虽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其经营管理的操作策略还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最终目的，即生产的高效性和产品的价廉物美，这种对个体的“虚伪”兴趣仅仅是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过程人性化的另一种途径。福斯特认为，人际关系研究为“科学管理”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立面，成为控制工人的另一种工具，它在本质上为管理者提供了开展“社会工程”的技能，要求由同辈群体起支配作用，以控制非正式组织，并确定生产的规范、过程和质量等[5］（p41)。
福斯特批判了实证主义教育管理的本质，认为实证主义是与唯名论相连的，传统教育管理科学是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的一体化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则不具有知识的地位[2］（p241)。福斯特指出，教育管理研究一直被实证主义者所垄断，他们以及一些解释主义者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福斯特认为，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的价值并不高，因为它只关心教育管理的技术因素。在对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批判理论不仅要指出意识形态的关系，反思工具理性对社会交往的危害，而且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指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两分法的错误本质，重新考虑教育管理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2．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应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
福斯特还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项道德科学，要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观假定，教育组织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中更大的、无所不包的教育伦理之上”的。这种教育管理观念相信，学校不仅仅是社会规范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保存者，而且是自由的促进者和真正民主的倡导者。学校不应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永久化，而必须着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问题。福斯特指出，缺乏教育管理的道德观、教育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实现其目的就不具有很大的价值[5］（p21)。
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是在20世纪末的激进时代中提出的，甚至一些保守的学校管理人员也接受了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福斯特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民主和自由。他指出，学校管理人员必须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假定，使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进行对话的“竞技场”。在学校“竞技场”中，需要审视以下一些问题：在学校管理中，教师能够参与多少？管理的角色是以同事为中心还是以权威为中心？学校重视基本技能，高级技能，还是社会技能？学校应当注重改正有些学生的所谓“缺陷”，还是注重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的优势？应当把学校看成是变革的者，以开创更加公正的社会，还是社会化的场所，以使年轻人适应现存的社会结构？
福斯特非常赞同萨乔万尼的观点。萨乔万尼指出：“改善社会秩序是教育管理具有规范化性质的体现……教育管理是一种设计行动过程的科学，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情境，达到理想的情境。”[6]站在道德科学的立场上，福斯特提出，要鼓励学校管理人员改变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关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的问题。福斯特强烈地批判了教育管理研究忽视或排斥伦理问题的倾向，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只能是批判的道德科学，应确立一种反思的态度，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正视和处理各种教育管理的道德两难问题。
［摘要］福斯特是当代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要求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提出教育管理是一门道德科学，倡导对学校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造，学校领导必须成为批判反思性的实践。
［关键词］福斯特；批判理论；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08)04-0035-05
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相连，通过对传统的和现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已成为教育管理理论不可忽视的思想派别。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对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作了精辟的论述。
一、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形成、发展福斯特教授1977年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导论、教育管理组织理论等课程，曾是美国《教育管理季刊》的编委。早在1980年，福斯特就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与教育管理的关系，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分析了传统教育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危机[1]。
1982年，在“全美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福斯特提交了《走向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一文，积极倡导建立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福斯特认为，建立一种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是有可能的，但要对我们当前的思考偏见进行分析，并要使批判的观点具有可接受性。福斯特还指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应当接受并建立在解释学和经验科学的观点之上，既要对现实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又要对现实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还要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应当关注揭露教育实践的障碍，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p254-255)。
1986年，福斯特出版了《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以下简称《范式与承诺》)一书，极力倡导批判与反思，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福斯特不仅指出了教育管理研究的直接责任，而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文化框架，以对教育管理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审视，并根据社会的责任和行动，解决教育管理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如丹特里对《范式与承诺》所作的评论：福斯特教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那些能够激发思想和觉醒的疑问的途径，《范式与承诺》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它对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教育管理理论新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在史密斯主编的《教育领导的批判观》一书中，福斯特又发表了《走向领导的批评性实践》一文，认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应当如何共同地生活。”[4］
21世纪初，福斯特教授一方面仍坚持着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观点，将《范式与承诺》一书作为其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共同体、教育管理的伦理问题、学校组织变革、教育组织的管理隐喻、建构主义教育领导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基本观点
1．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福斯特提出，教育管理的固定思维倾向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打破霸权的传统教育管理观念，包括对实证主义及强调价值中立教育管理观念的批判，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他还指出，传统的教育管理观是建立在泰勒“科学管理”基本主题之上的，它把经验主义作为获取真理和事实的唯一源泉，而其它的任何方法都是荒谬的。福斯特简明而公正地批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摈弃和忽视了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情感、价值维度，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的原理，以追求组织管理的最大效率。
福斯特还批判了梅奥在霍桑研究中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认为人际关系的组织管理理论虽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其经营管理的操作策略还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最终目的，即生产的高效性和产品的价廉物美，这种对个体的“虚伪”兴趣仅仅是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过程人性化的另一种途径。福斯特认为，人际关系研究为“科学管理”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立面，成为控制工人的另一种工具，它在本质上为管理者提供了开展“社会工程”的技能，要求由同辈群体起支配作用，以控制非正式组织，并确定生产的规范、过程和质量等[5］（p41)。福斯特批判了实证主义教育管理的本质，认为实证主义是与唯名论相连的，传统教育管理科学是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的一体化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则不具有知识的地位[2］（p241)。福斯特指出，教育管理研究一直被实证主义者所垄断，他们以及一些解释主义者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福斯特认为，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的价值并不高，因为它只关心教育管理的技术因素。在对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批判理论不仅要指出意识形态的关系，反思工具理性对社会交往的危害，而且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指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两分法的错误本质，重新考虑教育管理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2．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应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
福斯特还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项道德科学，要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观假定，教育组织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中更大的、无所不包的教育伦理之上”的。这种教育管理观念相信，学校不仅仅是社会规范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保存者，而且是自由的促进者和真正民主的倡导者。学校不应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永久化，而必须着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问题。福斯特指出，缺乏教育管理的道德观、教育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实现其目的就不具有很大的价值[5］（p21)。
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是在20世纪末的激进时代中提出的，甚至一些保守的学校管理人员也接受了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福斯特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民主和自由。他指出，学校管理人员必须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假定，使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进行对话的“竞技场”。在学校“竞技场”中，需要审视以下一些问题：在学校管理中，教师能够参与多少？管理的角色是以同事为中心还是以权威为中心？学校重视基本技能，高级技能，还是社会技能？学校应当注重改正有些学生的所谓“缺陷”，还是注重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的优势？应当把学校看成是变革的者，以开创更加公正的社会，还是社会化的场所，以使年轻人适应现存的社会结构？
福斯特非常赞同萨乔万尼的观点。萨乔万尼指出：“改善社会秩序是教育管理具有规范化性质的体现……教育管理是一种设计行动过程的科学，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情境，达到理想的情境。”[6]站在道德科学的立场上，福斯特提出，要鼓励学校管理人员改变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关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的问题。福斯特强烈地批判了教育管理研究忽视或排斥伦理问题的倾向，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只能是批判的道德科学，应确立一种反思的态度，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正视和处理各种教育管理的道德两难问题。
福斯特还认为，领导是一种反魅组织结构，并洞察“常规”情形的政治行为，它是一种为参与决策而争辩的政治行为[5］（p187)。福斯特精辟地指出：“领导必须了解环境和变革，授权和改革是批判理论的精神所在。授权和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把我们从意识形态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并赋予我们以远见……授权可以得到不受限制的对话，改革可以传达超越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的信息和信号，它提供了一种远见，一种公正、平等社会秩序的远见。”[5］（p188)
福斯特也指出，教育领导应当是一种批判的道德实践，致力于改革学校文化和学校生活中那些不受欢迎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教育实践中的种族歧视、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也可能是对某种宗教或宗教团体的偏见，还可能是对各种残疾人、处于社会不利境地的人和有智力缺陷的人的歧视[4］（p54)。福斯特认为，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教育管理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作为批判性实践的道德领导不是要“编织”更加完善的组织结构，而是要重新界定“生活世界”的实践，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共同理想。
三、结论与评价
批判理论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课题之一，福斯特把批判理论作为理解教育管理的一个框架，对教育管理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对教育管理研究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从思想渊源看，批判理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应用。福斯特把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和科学观作为抨击的对象，重新思考了哈贝马斯的批判观念，揭露了主流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当福斯特把批判理论应用到解释教育管理和组织问题时，它已经从提供激进组织思想论坛的作用，转变为理解和评估教育行政决策和组织生活质量的过程。福斯特的批判理论试图把科学解释的逻辑与文化理解的传统结合起来，以建构一种追求美好生活和公正社会的评价框架[2］（p240)。
其次，从目的论看，批判理论的本质在于对科学和工业压制个性的现性提出批判。正如伯恩斯坦指出的：“批判理论希望使主体完全意识到物质世界蕴涵的矛盾，洞察意识形态的神秘性以及曲解现存社会状况的错误意识形式。”[7]福斯特对科学主义无视个体人性的现性提出了批判，把社会的民主化和人性的解放看作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目的，试图重新塑造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育组织管理主流观点。福斯特所关注的教育问题是：当前的权力结构、课程结构和教学结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什么？
其三，从方法论看，批判理论的方法论主要是辩证法，福斯特希望通过逻辑分析和争鸣来提高人们关于其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觉醒程度。在逻辑分析和争鸣的过程中，福斯特的批判理论依赖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生成，希望指出现存社会状况的矛盾和冲突。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早期作品的影响，把科学与实证主义划等号，认为实证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只重视教育管理的技术方面，无视多元性、种族和民族问题、社会阶层问题等。
其四，从知识论看，福斯特呼吁教育管理理论应该拥有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应该承认“交往的知识”和“解放的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现实意义，提出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要更多地强调对教育现实的批判、道德与价值观、授权和教育变革，让那些无权的人参与到教育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中，让教育管理的实践人员具有批判的眼光，以分析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总之，福斯特对教育管理理论提出了众多挑战。那些相信管理方格、列表、四分图和方案的教育管理实践者无疑会对福斯特的著作失望，因为福斯特的著作抛弃了崇尚效率的领导与管理观；而那些能够从智慧和伦理道德上内省自己角色的教育管理人员则会欢迎福斯特的著作，把福斯特的著作作为兴奋剂，以丰富他们对教育管理的本质、目的和意义的探索。
［参考文献］
［1］Foster,W.AdministrationandtheCrisisinLegitimacy:AreviewofHabermasianthought［J］.HarvardEducationalReview,1980，(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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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oster,W.P.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M］．PrometheusBooks，1986.
[关键词]现代与后现代 教育管理理论 应用
[作者简介]陈云（1971- ），女，江苏海安人，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南京城市职业学院高教所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江苏 南京 210002）田广东（1968- ），男，吉林长春人，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研究员，教授，研究方向为物联网和管理信息化。（重庆 401331）
[课题项目]本文系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高职院校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1202092）和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级资助课题“现代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对高职教育管理的应用研究”（课题编号：201139）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6-0045-03
一般来说，“现代”指不同于古典和中世纪的时期，人们不再盲目崇拜古典，而对现代性的新生活方式表示欢迎。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它可粗略定义为17世纪前后出现在欧洲并逐步向全世界蔓延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后现代通常指继“现代”而来，也有学者用来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后现代性显示出20世纪下半叶后工业社会的独特风格或色彩，凸显了后现代社会转向的主要特征，标志着对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扬弃。管理活动自古有之，但人们真正系统地研究管理问题，则始于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后，直到20世纪初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原理》，管理才开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理论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学科理论，在充分总结教育管理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自身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或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黄崴把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依次分为古典教育组织理论、人本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科学理论以及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按照时间的分期和现代内涵的把握，本文把古典教育组织理论、人本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科学理论归类为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流派，大约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时间较晚。
一、古典教育组织理论及其应用
古典教育组织理论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以及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出生在美国，在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工作。为使企业管理由一种随意的、经验式的管理变成科学的管理，泰罗从研究工人劳动时间和工作方法开始，对生产管理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标准化管理和计件工资制，科学地培训和选择工人，协调作业人员和管理者，使企业形成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现代教育管理思想大都可以追溯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高校管理仍然可以应用泰罗的管理理念，讲求效率和科学，利用标准化的手段进行考评和过程管理，实行奖惩制度，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实行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分工协调，使行政管理人员充分高效地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服务。高校人力资源部门对教师采取聘任制的管理方法，择优录取教师，建立竞争机制。同时，高校人力资源部门也要培训教师，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促进教师专业素养与个人素养的提高，通过考评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
亨利・法约尔（Henry Fayol）是法国科学管理专家，他在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着重讨论管理原则的理性化和科学化，重视组织这个整体，认为“管理就是预测和计划、组织、命令、协调和控制”。高校作为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组织，其管理活动也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例如，高校要制订本校的长期、中期、短期发展规划，对学校的设施设备、师资配备、招生人数等做出预测和谋划，由学校各职能部门制订本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教师制订学期和学年教学计划等。高校的组织管理始终围绕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协调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预测、控制学校的未来发展前景，服务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促进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最终达到让学校这一组织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目标。法约尔提出了管理的14条基本原则，其中公平原则、首创精神、团队精神等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应得到很好的借鉴和应用。
韦伯的理论重视组织的制度建设，重视下级服从上级的科层制建设，而人在组织建设中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传统的管理主要凭借的是“世袭权力”或“魅力权力”，而现代社会管理则凭借以法律为基础的权力，所有的人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事，是职位规定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规定职位。当前韦伯的科层制在高校行政管理中的现实痕迹较深，中国高校的机关化、科层化现象十分严重，高校行政人员的级别设置与政府机关的科层模式十分相似，致使高校成为一个追逐名利的行政化场所。中国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呼声虽然很高，但成效甚微。“去行政化”要去除行政级别，实现“教授治校”，由学校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为教授服务的职能，教授民主决定学校的重大事情。另外，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完成组织协调、运转的功能，以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因此，高校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要强化依法治校，加强教育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体现公正、公平的原则，保证合理利用并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保证高校发展的理性和稳定。
二、人本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及其应用
澳大利亚的美国行为科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在1927～1932年美国西方电器公司进行的“霍桑试验”，证明了工人的积极性更多地与人的精神因素有关，奠定了人际关系学说的基础。试验显示，当工人发现自己被关注时，尽管物质条件没有被提高，但工作效率却明显提高。霍桑实验以及梅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学说，提高了管理中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认识，为人文主义管理思潮拉开了序幕。教师是高校这一特殊组织中与知识和文化打交道的特殊群体，以传承知识、创新文化为己任，往往更重视精神层面的获得。被尊重、被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是教师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共同的理念和道德标准形成了独特的教师文化，对学校文化的营造和认同是他们努力工作的主要动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意识更多地来自于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工资待遇和物质条件因素在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中不占主导地位。他们更重视自身的修养和人格魅力，重视校园的文化氛围和工作软环境。因此，在高校管理中利用人际关系理论，营造良好的教师文化和校园氛围，让教师在一种愉悦的文化气氛中工作，有利于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作为早期人本主义管理理论，杜威的民主教育管理理论以“民主”为核心，重视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参与，强调师生共同参与，提倡学生自治。杜威认为，教师既是一个领导者又是一个引导者，学校要尊重教师对于管理的参与，尊重教师的价值和尊严，给予教师参与管理的权力和自由，改变传统的权威主义领导方式。传统的管理用权威、命令、集权的领导方式，与高校教师的管理愿望相背离，不利于教师对学校组织运作方式的认同和积极参与。相反，高校的分权式管理、民主管理能充分调动教师群体的聪明才智，提高教师对学校管理的参与度，有利于学校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全校的人力资源，共同应对学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促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高校的民主管理目标还要与教师及学生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辩证统一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人文主义学者形成了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相对立，如格林菲尔德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霍金森的教育管理价值理论、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萨乔万尼教育管理文化理论。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更关注组织中的人以及人的非理性方面，如人的意志和情感、动机等；更专注人的价值理性和伦理理性；批判阻碍人的自由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高校教育管理要研究人的主观性的表达。高校教育管理活动必定是人的活动，而且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高校教育管理应该是教师和学生的意志、目标、动机和价值的表达。在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下，高校教师和学生在价值取向以及非理性、情感、动机、智力、体能、个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重视教师及学生的个体生命、个性特征，是高校管理实行“以人为本”理念的关键所在。
三、教育管理科学理论及其应用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主要凭借经验对教育进行管理。教育管理科学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成果。西蒙的“决策是管理的核心”是科学主义管理理论的起点。他提出一种“价值无涉”的科学方法，认为人的选择行为只是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是以价值和情感为基础。科学注重事实，而价值和伦理命题说的是应该而不是事实。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它重视人的理性和组织的结构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使管理人员掌握科学的管理理论，提供了对事物“确定性”进行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理念，使人们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积极的心态，促进人们不断地探求。
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缺点是：否定教育管理的价值，将人看作没有情感的事物，忽视对教育问题和人的关心，不重视人的情感、动机和非理性因素。管理者运用管理的客观科学，使教育活动变成只关心方法不关心目的、只关心组织不关心个人、只关心技术不关心价值伦理、只关心事物怎样不关心事物。在物欲横流、精神道德滑坡的当今社会，高等教育管理在运用科学管理方法的同时，应更关注人的非理性因素，关心高等教育中的价值与伦理问题，在思考“如何做”的时候更要思考“应该不应该这样做”的问题，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境遇的敬畏和尊重。
四、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及其应用
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向后现代社会迈进。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科技发展有机化、知识信息化、政治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均彰显了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把后现代主义运用到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学者众多，著名的有格林菲尔德、霍金森等。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否定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反对理性至上，主张以差异性、多元性、非理性、随机性等为核心建构新的认识理论，重视用民主对话、合理授权、文本解构、意义重建、非线性变革等方式解决面临的教育管理问题，强调个人在教育管理中的主体性发挥以及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认为，教育组织是人创造的存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创造，也就没有统一的形式和本质，不同的教育组织有不同的性质，即使是同一类的学校也有不同的特点。教育组织的形式和性质不是唯一的，教育管理方式也应是多元的，而不是执行唯一的标准。
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认为，领导者与跟随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提升，互为管理和被管理。在高校民主管理中，很难绝对分清谁是领导者、谁是被领导者，不同层级的管理者们共同研究和推进学校的发展进程，制定并执行管理制度和法规，承担不同的职责又相互协作。后现代主义管理理论认为，教育组织的主要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教育的正义和平等，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在管理中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充分考虑教师、学生家长和学生如何参与管理。教育管理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在管理和教育中积极地运用合理的对话，让所有的教师得到公正的待遇，让男女学生均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这样教师可以自由教学，学生可以自由学习，以达到解放教师和学生主体性和创造力的目的，推动学校等教育组织的全面发展。诚然，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边缘性、模糊性等理念也不利于对教育问题的把握与解决，不利于对教育实际的判断与决策，容易把人带进一个不可捉摸和不可预测的世界，这是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管理理论经过产生、发展、演变、综合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现代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理论也应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先进性。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我国的文化发展也是多元化的。借鉴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并解决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问题，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及新的多元化教育管理理论体系和多元化教育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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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西洋管乐；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发展现状；教育改革
管乐在欧洲古典音乐中是不可或缺的配器构成，丰富的音响效果为音乐色彩的呈现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无论是木管乐器或铜管乐器，但在各种编制的乐队组合中承担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地位。在20世纪之初，管乐被引入到中国，也使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管乐音声。在各种客观条件的促使下，管乐在最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作为器乐教育的一部分，管乐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也相继开展起来，随中国社会的变迁逐渐趋向于深入、开放、融合。
一、西洋管乐融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几个重要阶段
（一）民国时期的引入
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与西方国家的交集越来越多。无论是主动的学习，或被动地接受，西方的音乐艺术都虽侵略的脚步逐渐被带到了中国的土地上。1895年，在德国人的帮助和指导下，张之洞在中国组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管乐队，目的是鼓舞军队士气。为了满足更多军乐队的成立，培养管乐人才，1903年，袁世凯建立了“津郡乐工学堂”。它的成立也标志着西洋管乐教育真正在中国扎根。在民国时期，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数量十分有限，基本是依靠外国人担当教师，模仿西方的教学方法。这一时期的管乐热潮促使中小学和高校都相继设置了管乐学科。在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学校还相继成立了多支学生管乐队。高校的管乐发展声势十分好大，清华大学管乐队多次在北京地区的剧场演出；上海国立音专也聘请多位外籍教师开设管乐专业，并培养出了叶怀德和洪番这样的演奏人才。随着战争的爆发，管乐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第一次亮相也匆匆落幕。
（二）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复苏
当战争的阴霾褪去，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对音乐教育事业高度关注，并重新对管乐教育恢复。在中央音乐学院等一些音乐院校相继成立之后，管乐教育开始逐步向苏联学习，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前往圣彼得堡和罗马尼亚学习。这一时期，优秀的管乐人才不断涌现，柏林、李德伦、陶纯孝等演奏家在海外求学归来时，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经验，也对中国管乐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调整。1952年，中国人民军乐团成立，也鼓舞更多年轻人走上了学习管乐的道路。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长足进步与全面发展
新中国在经历了时期教育的停滞之后，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迎来了管乐教育事业从点到面的普及性发展。随着1983年中国矿业大学管乐团恢复建制，管乐在中国创作、表演、教育领域的新篇章也就此开始。在整个八、九十年代，管乐教育在全国的发展态势已经由零星的专业院校创办，扩展到普通高等院校广泛参与，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普及，民间音乐教育机构辅助的多层次立体化教育模式。教育水平的提高，促使人才质量不断上升，对于管乐艺术的认知，已经由沿用西方体制转变成为原创教材与教学方法，以及创作与中国音乐风格相互融合的新作品，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获得不错的口碑。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互联网的腾飞也再次带动了管乐教育的升级改革，在于世界先进教育领域不断接轨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管乐教育需要更加全面开放的方式，并将传统的技能教育、单向性教育，逐渐转变为一种技能与理论平衡，以应用为目的，以创新为方向，注重拓展能力的教育理念。新的管乐教育改革正在当代孕育，也鞭策着中国管乐在高校专业教育中的开展有新的突破。
二、现阶段管乐教改工作的几个重要方向
对于国内院校管乐专业的开设情况，根据我们的了解，相比几大音乐学院的管乐专业设置，目前的综合类院校中至少有几十所开设了系统化的相关专业，比如：吉林艺术学院、东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临沂大学等。综合类院校因为在教学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又找不到自主解决的良好办法，因此纷纷向音乐学院取经，甚至形成了软硬件方面的各种模仿化。很多综合类院校的招生方式、考核项目、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材选用等都与音乐学院的做法如出一辙，并努力在硬件配置方面向音乐学院学习借鉴。这样的发展方式也使综合类大学管乐专业方面的发展提高了速度。
教材对于一门课程的开设和一个专业的构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材衔接通过多年努力，基本已经形成了有条不紊的同步进行。比如：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钢琴教材、乐理教材、声乐教材、视唱练耳教材，而高校在教材选择方面也更加游刃有余，在教育标准相同的情况下，教材的选择可以选取更加适宜的系统，而不同出版社所编配的书籍也给学校教育以多重选择。管乐的多个专业分支由于出现在高等教育的时间比较短，行业发展和音乐风格变化速度快，教育部能够形成统一的标准，没有共同的教学大纲作为指导，这些导致管乐相关的教材出版数量很少，各个学校没有统一的教育标准来指导教材选用。音乐学院的教材基本可以保障教学的进行，因为这类院校的教学一般具有实验性，教师的经验也比较丰富，经验可以弥补教材上的一些不足。此外，根据了解，音乐学院现在所用的教材基本都形成了自主创编，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而且根据管乐发展变化还有一些再版的调整。但普通高校的音乐专业或者是教材配置不足或不够合理，或者是依靠模仿和借用音乐学院的教材进行教学，很难形成合力的教材配置，这也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的系统化。
根据我们对市面上管乐多个专业分支教材的情况进行的观察总结，发现现有的教材无论是教育出版社的版本，或者音乐教育从业人员的自主编著，都存在理论性不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问都应该以理论的先行为基础，以理论的发展带动实践应用领域的繁荣，这在古典音乐的发展中被多次证实。不过管乐的多个专业分支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特例，从20世纪它出现在中国以来，就始终活跃在公众的欣赏视野中，它在表演领域的风生水起早已掩盖了其作为一门文化科学的理论性，多年以来，很少有人注重它的文化含义和理论价值。因此，大多数人都是从表面上草草理解它的意思而已。如今，管乐虽然早已登堂入室，进入到大学的专业教育和中小学音乐课堂，但仍旧在很多人看来是表象重于理论，所以对其内部的理解知之甚少。其实，正是由于人们对管乐理论层面了解和研究的不透彻，导致管乐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步履维艰，而学界对于西洋管乐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不重视和迟缓，导致教学改革内部发展过程中的浮躁。因此，对于这一学科理论的重视和教育先行应体现在未来的各类教材中，更应该体现在教育者的核心教育理念中。
当今社会对于管乐教学及改革的要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它是多元性的，具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性质的。在不同的受众心里，对于管乐风格和表演创作的要求各有千秋。此外，受到工作类别、学历、生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对于管乐审美的要求肯定存在着千差万别。因此，作为西洋器乐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不仅仅是学习如何创作和表演，而是根据社会的行业需求和受众需求开设专业，展开教育。通过几十年的借鉴和摸索，古典音乐的高等教育开展就形成了较好地社会对应性，既有技巧性的专业开设，也有史学、美学、创作、基础教育等方向的教学内容，这使学习古典音乐的毕业生可以深入到社会应用的各个层面，形成很好的就业途径，同时也促进古典音乐向全社会的普及。而作为管乐来说，虽然在社会上已有很高的认知度，但比较流于表面，没有形成扎实的社会根基和对于音乐内涵的深刻了解。因此，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应该面向社会薄弱环节，在充分发挥管乐优势的同时，弥补其发展中的不足，真正形成实用性大于功利化的教学系统。
中国管乐教育的发展道路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色。与欧洲管乐的发展情况不同，中国管乐教育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虽然具有浓重的现代文化气息，但在创作中也受到传统音乐和审美理念的影响。中国管乐在曲风方面显示出中庸的一面，也更加温和委婉，多年来一次次向传统文化靠近的尝试也形成了在社会大众认识上比较欣赏的“中国风”特点，这些都是西洋管乐与中国文化元素结合的结果，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原创作品发展的趋于成熟和风格化。作为教育来说，同样承载着民族化的文化重任，如何将管乐的多个专业分支本土化，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乐东方流派，是高等教育一个隐藏的任务。因为教育领域对于管乐的观察往往更加理性和深刻，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去探索更深层的发展问题，并将理论成果植入到未来音乐接班人的意识理念中，形成管乐在中国更好地独立发展前景。
管乐教育在中国跌跌撞撞的走过了百余年的时间，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音乐创作和表演的素材，也填不了中国传统器乐构成中的一些不足。新时代的音乐审美需要管乐教育在高等院校中不断寻求改革和新的突破，也激励着创新性人才在未来络绎不绝的崭露头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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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校；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一、西方当代主要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对于西方教育管理主要理论流派的类型，大多数学者是按照教育管理理论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加以分类的。在分析教育管理理论时一般是先介绍一般的行政理论或管理理论，然后再分析这些理论在教育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查阅教育管理类相关书籍文献，笔者发现也有学者将西方教育管理的理论流派分为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和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这三大理论流派。
（一）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科学教育管理理论是受科学主义的管理理论特别是西蒙的科学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伴随着著名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而成长起来的一个主导性理论流派。该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格林菲斯、哈尔平、坎贝尔、霍伊和密斯科尔等人。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认为教育管理也应该是一门科学，它应该具有物理学那样的严谨性和规律性，该流派对管理有其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该流派认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它重视人的理性和组织的结构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并主张通过培训，帮助社会管理人员来掌握科学的管理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进行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理念，使人们面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勇于探索其中的规律，而不是被动地甘受外在世界的摆布。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有学者指出，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与1927年-1932年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的试验以及在这一实验基础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学说有着内在的联系。研究者通过研究霍桑试验的实验结果，发现工人的积极性更多的与人的精神因素相关。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管理中人的精神需要等非认知理性因素加以重视，而人际关系学说就是对这一发现所进行的理论概括。霍桑试验及人际关系学说使社会科学家对研究管理中人的因素产生了积极的兴趣。直至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流派相对立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关注组织中的人，关注人的非理性方面，比如人的意志和情感等，至于理性方面，则更关注价值理性和伦理理性。
对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有学者指出主要包括格林菲尔德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霍金森的教育管理价值理论、福斯特等人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萨乔万尼等人的教育管理文化理论以及麦克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等。第一，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该理论表现出了对人的因素的特别关注，认为管理理论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人的意志、情感和动机。第二，教育管理价值理论。霍金森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价值”及其在管理活动、管理理论特别是管理哲学中的地位，这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管理中道德和伦理问题的关注。第三，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将自己的宗旨定位为“为人的自由而管理”，它批判了阻碍人的自由的社会制度，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提出领导必须具有批判性、必须具有变革能力、必须具有教育性、必须是道德的等观点对教育管理者或领导者的实践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第四，教育管理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想要理解和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包括教育组织，仅仅批判社会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人的主观性表达，如语言、信仰、组织等文化。第五，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这一理论大致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于之前提到的理论，该理论的研究仍略显不成熟，该理论主张将整个个体置于管理的视野，关注人的内在状态，强调管理需要用心而不是单凭理性或理智的说服。
（三）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自然连贯主义的教育管理流派是一种企图建立一门新型的管理科学的理论流派。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大致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澳大利亚的两位教育管理学家――科林・依维斯和盖伯利乐・拉克姆斯基。该理论流派以自然科学中神经系统科学的发展为依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为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在如何吸收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开拓了教育管理者的眼界。它的决策模型和培训模式能够给予当今教育管理研究者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示。然而，自然连贯主义只看到了人类认识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几乎完全忽视无论是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客体还是认识的中介系统都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极大影响。
总之，西方近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观点而展开的，从而也就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以及为调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而形成的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二、对高校教育管理的反思
在收集整理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过程中，笔者了解了一些教育管理学家对教育管理的思想观点，并得到了相关启发，由此对高校的教育管理做了一些反思。
（一）加强家校联系。高校中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异地求学，离开了父母的照顾，对于新环境、新学习和新人际都需要适应期，而部分学生可能会在此过程中因适应能力差或缺乏人际交往技巧而出现不适应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而当前高校中因人际交往障碍、环境适应性差而引发的大学生心理事件越来越多，在学校进行心理矫治的过程中加强学校和家庭的联系沟通，可以进一步了解问题学生的成长环境及性格特点，进而加强心理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真正帮助有困惑的学生解决问题，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与人际观，更好地适应新生活。
（二）注重学校教育。健全人格是学生走向社会必需的一种素质，高校应该将教学管理的重点放在青年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上，多维度地为青年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第一，加强教师的自身道德修养。学识渊博、德操高尚的教师往往具有独特的榜样示范作用。教师应充分尊重和信任学生，要注意保护学生自尊心，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对于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学生，要及时发现并充分肯定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表现的欲望、被人重视的需求。在批评学生的时候不能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要以理服人；对人格有缺陷的学生要注重对他们的心理辅导和训练，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怀和指导，促进那些不良人格品质向良好方向发展，直至逐渐形成健全人格。
第二，丰富校园文化。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是学校的灵魂，也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核心。现代大学生群体由高中紧张的学习进入到大学相对轻松的学习生活中，往往会存在进取心不足的情况。所以，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组织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都能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激励和推动他们去获得成功，使他们在获得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时，逐渐克服和消除他们人格当中自卑、懦弱以及懒散、懈怠的面，以形成健全人格。当然健全人格的培养离不开社会交往。因此学校要积极组织各类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拓宽学生的心理交往空间。比如可以充分利用节假日组织文娱联欢，开展体育竞赛、社会调查、志愿者活动等，从中增强他们主动交往的意识、培养他们的社交习惯，锻炼其社交能力，为形成健全人格奠定基础。
第三，实现学生参与管理的多元化。在当前的高校管理制度中，除了班干部制度，存在权威主义伦理学色彩的还有高校学生会制度。这些制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一部分人而否定另一部分人；利用一些人来管理一些人，分而治之，这样可能会与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自我发展能力的初衷背道而驰。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的自尊、自信和自爱，发展他们的自我潜能。高校学生工作者应转变管理观念，创新管理模式，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发展中来，可以指导和鼓励具有管理组织能力的学生组建社团以丰富校园文化，也可以通过轮流任职的方式进行班干部管理，还可以通过管理意见征集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集体合作意。
第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当代大学生受严峻的社会就业形势的影响，往往更具有竞争意识和为就业提早做准备的意识。然而，也有部分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出现功利化的倾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谄媚虚伪甚至弄虚作假，为了综测而费尽心思只为毕业时简历上能多一些奖项而增加自身竞争力。尽管争取各类奖项也是青年学生进取心强的表现，但在激烈的竞争中靠真才实学获得所需才是正当的，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往往失掉了基本的道德，这样的“人才”进入职场往往会污化职场风气。此外也有部分学生因就业压力而产生心理焦虑等症状，甚至引发因就业问题而导致宿舍关系闹僵等极端事例，这对于健全人格的形成也是不利的。因此，高校应注重对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及创业观，缓解就业压力。
总之，教育管理是长期发展的过程，需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形成有效的教育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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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东娇、徐志勇、赵树贤：教育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关键词:二专;学生;管理教育;思考
当代社会的发展为学生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加强和改进二专职院(指在高考录取中第二批次录取考生的专科学校，更多的是职业技术教育类的学校，下同)学生管理指明了方向。如何从思路、队伍、载体、机制、方法等方面创新二专职院学生管理工作，创造性地做好二专职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是二专职院每一个工作者必须直面的现实。笔者认为必须对学生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学生思想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卓有成效的对策和措施。
一、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状况浅析
毋庸置疑，二专职院学生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管理缺乏调查研究，对学生思想的现状和动态不了解、不调查，管理与学生实际脱节，导致做工作不受学生欢迎;二是管理队伍素质有待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方面的业务型人才不多，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和创新意识、受学生欢迎、有较强综合实践能力的管理者匮乏;三是学生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还较为呆板单一，主要是以强调外在规范管制，用规章、制度、条例来约束学生为主，对学生行为的自我约束引导不足，导致学生管理工作疲于应付;四是各部门之间学生管理工作缺少协调配合，部门“各自为战”，难以形成整体效果;五是缺少一个有利于学生管理工作的环境氛围。
二、学生思想状况浅析
教育学生首先要了解学生，要深入了解二专职院学生的特点，把握二专职院学生成长规律，使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贴近二专职院学生，贴近实际。纵观二专职院学生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
二专职院学生多数朝气蓬勃，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比如争取参加社团活动，参加党校培训学习。对于将来，他们能够认识到，要能够实现就业，必须要有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这些都是非常可贵也是非常喜人的。
(二)思想道德素质存在着一些道德缺失的状况
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存在“三不”现象:一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大学;二不知道怎么就进了大学;三不知道进大学后该干什么。对所学专业了解不深，没有明确的方向。二专学生很多在过去的学习中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入校基础就比较差，没有学习的动力和热情，更缺乏学习目标，人生目标的暂时性缺失导致对上大学机会不珍惜、不用心。大一的时候尽情地玩，等到了大三时，突然看到了社会竞争的残酷，看到了自己少得可怜的知识储备，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压力、感到手足无措。二是理想信念模糊，一些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理想，不知道自己肩负着什么样的重任。同时，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个人利益考虑得较多，缺乏社会责任感。三是部分学生诚信、法纪意识淡漠，如随意编造借口请假、考试作弊、为获取助学金虚造家庭情况等。四是社会公德意识较差。长时期的应试教育注重知识灌输，忽略社会公德意识教育，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修养，如乱扔垃圾、集体场合不守秩序、不爱护公共财物等。五是艰苦奋斗精神淡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们经济收入水平提高，这些“在蜜糖罐里成长起来的”一代，“生活铺张浪费并相互攀比”［1］，花钱大手大脚。六是部分学生心理上承受着各种压力，如学习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家庭经济困难的压力、情感压力等，导致各种心理问题产生。
三、对策与建议
(一)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学生思想的动态发展情况
有效的学生管理的前提在于掌握学生思想的动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加之互联网带来的资讯的丰富，各种各样的思想鱼龙混杂，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碰撞。这对于随时在线上网、思想意识辨别能力又不强的学生来说，在思想上往往找不着北，产生迷惘。同时，在二专职院学生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环境，进入大学后在他们的学习、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往往是他们思想问题的根源。在学生管理中我们应当仔细分辨哪些是思想认识问题，哪些是实际困难。许多“思想问题”实际上是由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引起的，比如:学业有困难;不会处理与同学、老师、异性的关系;不会规划个人职业生涯;健康状况不好;发生了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重大变故;沉溺于网络不能自拔等。我们的学生管理要做到有的放矢，对学生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不能视而不见，要主动去了解、去发现，因为只有真正认识二专职院学生的现实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二专职院学生的思想问题。如果不顾实际，就会拉大我们和学生的距离，也就会出现有了问题不找老师而通过非正常渠道解决的现象了。这就需要我们分析新形势、把握新特点、做出新判断，努力探索二专职院学生的思想观念变化，力争在“第一时间”把握学生的思想脉动，掌握学生思想的动态发展情况。
(二)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高素质的学生管理队伍
学生管理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素质高的教师队伍。首先是学生管理队伍———班主任。班主任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搞好学生管理教育的关健在班主任。学生管理队伍建设的重点在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两个方面。所以，一方面二专职院要开展对管理队伍的培训，使其尽快提高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二专职院要在学生管理队伍中积极开展以师德师风建设为核心的“三育人”工作，树立“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的观念，引导学生管理者自觉履行职责和义务，以身示范，在学生成才中起引路作用，要增强实施素质教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引导学生管理队伍紧紧围绕学校改革、发展和教师思想、工作实际，通过加强思想理论教育，落实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提高学生管理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打造一批优秀的学生管理队伍［2］。同时，还要抓好另外几支队伍的建设，如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就业指导队伍及学生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
(三)对二专职院学生的管理教育工作必须要有创新
首先，思路要创新，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新思路。要知道，大部分学生早已熟悉和厌倦了现存的学生管理工作的单一方法。要彻底改变学生管理教育工作就是“我说你听”的传统思维，改“说教”为“交流”，改“谈心”为“交心”，作为管理教育工作者要有学生管理工作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学生管理教育工作不同于行政管理，不能靠权力来推进，更多的是要靠教育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教育的说服力和事迹的影响力。只有和学生有了亲近，道理才能入耳入脑入心。所以，做二专职院学生的管理教育工作，一定要把对学生的释疑解惑和排忧解难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及时给予学生开导和帮助。其次，在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过程中要发挥二专职院学生的自我教育的管理作用，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唯有如此，才能提高二专职院学生教育管理实效。再次，方法要创新，要让学生乐意听、乐意说、乐意玩，寓教于乐，潜移默化。这当中很有必要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二专职院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对热点、焦点问题的讨论交流，通过讨论使二专职院学生既明辨是非，又受到教育。同时，学生是高职院校教学活动的主体，要鼓励学生参与管理，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志愿者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在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既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拉近学生和工作的距离，锻炼学生的社会工作能力，又丰富学生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
(四)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挥好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学生管理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3］，在推进学生管理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必须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学生管理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努力回答学生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创新教学方式，如参观学习、社会实践等多种模式，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把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在这当中也要把握好学生的行为规范、思想准则和成才取向。
(五)二专职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要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大学是引领文明的地方。一个校园的环境既是院校的办学理念、传统、校风、学风的综合体现，也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育人环境方面上，要把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好，用学校的文明风尚去影响青年。二专职院更应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构建符合自身职业学院特色的校园文化。当然，校园文化是诸多因素的集合。首先，校园文化环境应是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的政治环境，激励引导学生拥护党的领导，激励和引导学生进步向上。其次，校园文化环境还是良好的道德环境氛围。在校园中，倡导良好的行为规范，人人讲文明，个个有礼貌，充满健康积极的正能量，社会上的腐败风气、低俗行为在大学没有市场。再次，大学校园文化环境还要高扬团结爱国民族精神的旗帜，始终奏响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最后校园文化环境还是展现外来文明的窗口，展示当今世界多样化的文化。二专职院学生通过这样的环境既开拓视野、认识世界，也提高辨别能力。总之，“在优秀的、向上的校园文化精神环境中，促成同学们在信仰、行动、价值取向向上”［4］，管理教育工作也收到较好的实效。
(六)二专职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要作为系统工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
二专职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是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责任，是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任务。事实上，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学生管理的实效性是不能单单通过课本上的知识教学来深入贯彻的。因此每一个教职员工都有责任和义务做好二专职院学生管理教育工作，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管理本身就是一个育人的过程。全员育人，要求的不仅仅是理论课教师、工作干部，还是每一位干部、每一位教师、每一位行政人员、每一位后勤工作人员共同的责任，要把学生管理教育融入学校工作的各个部门，“形成学生管理的集团军”［5］，贯穿于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努力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有了这样的观念，才能共同构建良好的育人环境。
参考文献:
［1］蔡欢欢，梁保恩，谭序光，等．新时期高职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4):187－189．
［2］李贺体，王守武，曹杰．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问题及思考［J］．科技信息，2013(1):167．
［3］杨芳．对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教书育人，2006(6):42－43．
［4］吕梅苓，刘东会．校园的板报德育阵地［J］．俪人:教师，2015(6):261．
一、教育管理基础理论
作为一门兼具实践性与学术性的学科,教育管理学从诞生起就展示了自身与其他教育学科的差异。关于教育管理的研究边界和研究方法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热烈讨论。首先,面向实践的教育管理研究,其研究对象究竟包括哪些内涵?对于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反思可以推动一个教育管理学学科的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彭虹斌副教授通过对教育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反思,提出教育管理的研究对象不一定全是教育管理现象。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教育管理现象(作为科学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作为解释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教育管理的议题与问题(作为哲学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作为实践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其次,要改善当下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状况,方法论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面向实践的教育管理研究怎样体现其规范性?综观目前国内教育管理学研究,大多是思辨性、描述性的论文。那么如何进行规范的教育管理学研究呢?现代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一般有三类:描述性的、解释性的和探索式的。描述性的研究在国内较为普遍,但价值有限;而探索型的文章一般适用于不太成熟的问题,而当某一问题已经有了大量文献支撑时,就需要进行解释型研究,实证型的研究就属于此类。
北京教育学院的季苹教授在这方面向同行们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季苹教授认为,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它能够应用于实践,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时,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学者们开始身体力行,从纯理论思辨中走出来,寻找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她以两项以行为分析为起点的工作为例(一项是“学校管理自我诊断”,另一项是“新课程理论转化为优质教学实践的过程研究”),总结了近年来自己深入实践研究的心得:以行为分析为“起点”,以多主体发展为“通行证”,以真实的学习为“加油站”,以终极关怀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实证研究方面,面对我国当前教育管理实证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与会学者开始把视线投向了作为实证研究方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验研究法。实验研究是指通过可控的、可重复的实验得到的实验过程和结果,来精确地把握与分析被研究对象的特征,有效地验证各种假设,客观地评价与预测政策与制度的绩效,从而更好地发现被研究对象的各种变量间的关系及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较为鲜见。并提出教育管理问题可以通过实验来研究,实验方法可能给教育管理研究带来新气象。
二、教育行政
中国的教育行政研究是教育管理研究中相对成熟的一块,很多专家学者已开始尝试从思辨性的讨论转向现实的行政土壤中来。
首先,关于某一区域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案例研究。宁波大学孙玉丽教授以案例分析法来研究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与条件。孙教授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个案,对其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政策进行了内容和条件分析。研究发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六大政策:经费保障、资源共享、师资交流、生源调配、扶贫济弱和监督评估。研究还进一步挖掘了这些政策的环境条件支撑。
其次,教育行政执法是当前我国教育行政管理实践和教育法制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有学者对北京市教育网站和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网站2006年公布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以北京、上海教育行政执法主体、职能、依据的梳理结果为切入点,对北京、上海教育行政执法状况与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我国教育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职能权限亟待明确、主体的执法能力亟待提高、依据和职权范围亟待扩展等。
第三,作为教育行政微观主体的学校教师,他们在这一场变革中的态度如何?我国学校的变革常常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面对来自政府越来越多的主导学校变革行为,作为变革实施者的学校教师抱持什么态度?有学者以浙江省的公立高中、初中小学的教师为样本作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22份进行分析。从调查中得出,教师对政府主导学校变革的态度是矛盾的,对政府变革方案的认知度较低,认为政府主导学校变革的过程不到位。因此,政府主导学校变革时,要考虑学校老师权益,加强沟通和宣传,提供充足的变革资源。
三、学校管理
我国传统的学校管理研究大都是以业务活动(即做什么)的专业管理视角来展开研究,比如教学工作管理、德育工作管理、健康工作管理、后勤管理等。而近年来的研究逐渐跟国际接轨,按管理职能(即怎样做)的一般管理视角来展开研究了,比如管理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扩展。
首先,学校作为一个与外界交互共生的开放式组织,学校营销问题已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北京教育学院方中雄教授介绍了课题组进行的“品牌塑造与学校改进的行动研究”课题研究经验。课题针对5所学校校长自身发展基础与其学校发展现状进行为期3年的行动研究,从而促使校长发展与学校品牌建立。课题研究的主要策略是:建立固定联系人制度;组建动态专家团队,校长是专家团队中核心一员;把课题研究作为学校的重大课题与重要工作来对待;建立定期研讨制度。基于实践并跨越较长时间段的行动研究在我国教育管理研究中开展得还不太普遍,方教授总结了自己课题研究的感悟:校长是学校改进行动研究成功的关键性人物;内外结合式学校改进行动研究的关键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理论与技术是行动研究取得成效的重要支撑;学校改进不是革命,而是在其实践基础上的提升。
其次,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其存在的边界和效率问题从学校诞生那一刻开始就是人们探索的古老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杨海燕博士关注了我国超大规模高中的现实困境与规模选择。近年来,超大规模学校在我国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现象存在并引发了一些突出问题:加重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使学生享有的教育关照度低;使教师队伍重心下降,教育职业倦怠现象严重;增加了校园安全隐患。杨老师通过考察国外学校适度规模的研究和实践操作,结合我国至2010年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的发展趋势,提出在保持示范性高中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基础上保持现有的规模应该是超大规模学校办学规模的上限。
第三,近年来,关于教育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学校的跨国管理问题也成为研讨的热点。天津师范大学李素敏教授以实地调查访谈的三所学校为案例,详细介绍了中加(BC省)合办高中在发展过程中,从校长、教师、学生到设施设备、经费管理等方面的独特性,讨论了学校认证、组织管理、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学校管理问题,以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
四、学校领导
学校管理研究的存在本身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掌握管理技能的校长能够创造出价值。在中国这个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转型时期校长的行为规律探索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概括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大致是从两条路径展开的:第一,从国外当代的领导研究入手,吸收国外先进的学校领导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冯大鸣教授引入了“学校文化领导”这一教育管理领域的研究新主题。作者借助“处境-文化说”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学校文化领导的核心机理,并阐释了四个促成机理实现的中介性条件。南京师范大学张新平教育研究了领导学开创者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并以该理论透视校长工作及其领导行为,发现我国中小学校长以交易型领导为主,“官迷”校长、“考迷”校长、“商迷”校长等角色错位现象在学校时有发生,进而提出我国校长角色转型,可从实施平衡领导、通过高层次需求开展领导、推行分布式领导以及践行道德领导等方面展开。第二,通过实证、经验研究等方法,对我国学校领导行为进行描述性的考量。如有些学者实证研究了公立中学校长的领导行为。学者通过江西省391名中学教师,对公立中学校长的建立结构和关心体谅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学校长的建立结构行为显著高于关心体谅行为;不同性别、年龄、学校所在地、学校类型、学校规模的校长的建立结构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不同性别、年龄、学历的教师所估计的校长领导行为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大专及以下学历层次中学校长与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层次中学校长的领导水平有显著差异。
五、学校改进
组织理论是学校管理研究的一个核心范畴之一,学校改进就是一个以学校组织为观察基点而展开的研究主题。学校改进活动可以说是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前沿阵地之一。首先,理论和实践结合过程中,作为以理论思考和研究为专长的学者们,在走上与实践者共同成长的道路中究竟需要哪些素质?教育管理学学科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高鸿源教授根据自身介入北京16所基础薄弱学校的改进工作的经验,研究了学者参与薄弱学校改进工作中自身的知识管理问题。高教授提出,在学者所具备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所需要的之间必须实现一个有效地转化,参与学校改进的学者需要从知识思维方式、知识存储内容结构和知识积累的组织方式等几个方面入手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其次,学者们一直在不断寻找更有效的学校改进和效能提升的方法和途径。有学者介绍了被称为美国“第三波”教育改革的代表性运动———学校组织再造,分析了其概念与内涵、学校组织发展形式、学校组织再造中的权力分配、学校组织再造的具体对象和学校组织再造的理论依托等问题,为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深圳大学张兆芹教授对近3000位深圳的中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365份,运用因素分析法初步发展了一个测量学习型学校组织学习力的七个纬度量表,分别是注重适应变化的学习策略、发展分享愿景和目标、分享忠诚和合作文化、鼓励自主性和创新、知识掌握运用和发展、行动反思以及组织学习障碍。与此同时,学校改进的绩效最终反映在教育质量的提升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非常关注教育质量的提高,中国教育界一直都在创造机会进行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北京师范大学蔡永红教授介绍了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学习者质量与互动式教学”项目进展状况:这一项目旨在提高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质量。项目组抽取了西部8个省爱生学校中的18629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三门学科测试卷(语文、数学、科学与生活技能)和四种调查问卷(学生、家长、教师及校长)为资料来源,进行为期5年(2006-2010)的持续干预,以期建立可持续的、互动的、支持有效教学的学业质量监测系统。
结语
与会者经过了两天的热烈研讨和交流,就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统一了认识,主要结论如下:
1、与会者就“教育管理研究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脱离现实的教育管理研究不会有生命力”达成了共识。通过这次交流,研究者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教育管理学科性质地理解,大家一致认为,能提出教育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开始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教育管理研究进步的标志,教育管理研究的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