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不断加速，我国产业链安全发展面临高端产业“强链”与发达国家“技术管控”、中低端产业“固链”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国际国内产业“接链”与世界产业链重构等三大问题。对此，应坚持底线思维，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基础上，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疫情冲击下保障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和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安全正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则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和关键。特别是疫情的蔓延促使美、日、欧等经济体和跨国公司深刻认识到构建自主安全可控产业链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力度吸引企业回流本土。美、日、欧等经济体更加强调“经济主权”，提升国产化率和自身产业链完整性的呼声愈来愈强，政府加大吸引本国企业回流国内的政策力度以减轻或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的市场依赖。
(一)确保我国产业链稳定发展的需要
全球产业链“纵向缩短、横向区域集聚”已经成为必然选择，也是跨国公司为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确保产业链安全做出的必然调整。可以预见，未来的产业竞争将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跨国公司与国际代工厂之间的订单竞争，而是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并最终形成依托于区域性产业集群之上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因此，要在区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全球产业链集群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够融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原因，就在于企业既嵌入产业集群又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方式。从全球产业链变动格局来看，如何将我国现有产业集群升级为全球产业链集群，将成为确保我国产业链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提高我国产业链发展水平的需要
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和极端情况下成为保障经济正常运转的关键。促进国际国内产业链协同发展，一方面能够持续增强我国在高铁、电力装备、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锻造产业链长板，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强化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从而形成对“断链”风险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力。另一方面，能够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推进基础产业高级化，加强对产业集群中头部企业的扶持，积极培育全球价值链最终产品背后的“隐形冠军”，促进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推动国际国内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
(三)加强我国产业链对外合作的需要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我国利用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实现产业链创新合作。长期以来，我国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特征是成功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利用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开展国际代工，并以“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实现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覆盖。在双循环格局下，要逐步探索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发挥中国市场作为最终产品目的地的巨大吸引力，虹吸全球创新资源以提升我国产业和科技创新水平。因此，应加强国际国内产业链协同和创新合作，推动我国形成创新力更强、附加值更高、安全可控更为牢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二、疫情冲击下我国产业链安全面临三大问题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带动逆全球化浪潮下，叠加新冠疫情冲击，我国产业链“长板不长、短板太短”的问题凸显，产业链深度调整带来的断裂、收缩和重组风险逐步加大，这与我国产业链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
(一)高端产业“强链”与发达国家“技术管控”
我国高端制造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诸多行业与世界顶尖技术有相当大差距。据相关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仅60%安全可控，关键核心技术主导权和控制力较弱，部分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芯片、光刻机、系统软件、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特种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众多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未来，我国产业链高端化趋势不可逆转，将加大高端产业的生产与研发，补短板、强弱项，攻克“卡脖子”技术和高端装备。但与此同时，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鼓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战略性产业回归和对我国施行核心产业技术、材料设备等上游封锁，严重限制我国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的发展和关键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并购，这将影响我国高端制造产业链升级，我国面临高端产业“强链”与发达国家“技术管控”的矛盾。
(二)中低端产业“固链”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
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东南亚、南亚跨境转移的趋势明显。为了防止过快“转链”风险和保证国内充分就业，未来我国将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中重新定位中低端产业发展方向，加大中低端产业链的稳固性。但与此同时，受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影响，美日欧等国家正在瞄准劳动力成本、关税较低的中东欧、东南亚、拉美、印度等新兴生产中心，加紧布局“中国+X”的供应体系，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趋势增强，这使得我国以发达国家市场为目标的产业链以及代工型产业受到“发达国家市场萎缩、发展中国家竞争者增多”的“双重压力”，这将引发我国中低端产业链收缩，我国面临中低端产业“固链”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竞争的矛盾。
(三)国际国内产业“接链”与世界产业链重构
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接轨不足、匹配不够、融通协同有待改进等问题。未来，我国将力推产业链、供应链与全球生产网络紧密融合，提高我国与国际产业链的互动，形成上下游交织、供需两侧交错、产学研交融的产业分工格局。但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导致多个新兴生产中心崛起，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将大大提高，而全球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容量并不会同比例、同速度扩张，供给的相对过剩将驱动新老生产中心走向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新形态的全球市场割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加重，这将造成我国产业链在国内国外市场竞争、国内国外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度重组，我国面临国际国内产业“接链”与世界产业链重构的矛盾。
三、内外统筹保障我国产业链安全，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提高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风险和挑战时，我国应更加重视发展与安全的联系，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基于我国产业链发展面临的三大矛盾，应全面、系统、辩证地看待困难和挑战，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人力储备、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优势，顺应趋势、依托位势、巩固优势，积极维护产业链安全，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着力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顺应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
一是深刻分析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的动向，从战略上把握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分散化、区域化转型的新趋势，积极抢占全球产业链重构先机;二是在“一带一路”、ＲCEP等区域合作框架下，主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产业链安全合作机制，加速构建以我国为重心的区域分工体系，形成区域产业价值链;三是充分发挥自贸区自贸港对外开放水平新高地作用，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高水平的外资提供一个更具竞争力，更公平的稳定发展环境;四是支持国内有条件、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积极投资海外市场，加强与国外一些先进制造业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投资合作，以此带动提升我国产业开发实力和科研能力。
(二)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位势，加速转变内需主导经济全球化模式
一是发挥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吸引更多海外高端制造业和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落地，打造先进制造业和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研发链外商投资高地，形成先进制造业体系，解决好当前存在的产业链、供应链隐忧，拓展上下游产业发展空间，更好辐射并稳定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二是发挥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战略，利用全球化城市平台吸引更多科技和知识，实现“引资紧链”和“技术补链”，同时力争与世界分享我国创新产出成果;三是发挥人力储备优势，从根本上改进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充分释放人口规模决定的潜在市场空间，实现“市场强链”战略。
(三)巩固提升工业体系优势，合理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空间地域广、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聚焦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产业布局存在差异等特点，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同时立足于发掘我国超大规模和不同层次结构的市场需求潜力，更好引导要素资源有效配置;二是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引导各地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完善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三是通过更加有力有效的财税、金融、技术支持政策，引导、支持市场主体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进行合理的、经济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四是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逐步形成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互补、生产互补、供应互补的内在经济联系和生产分工，有效实现各自的比较效益。
(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一是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尽快在关键领域形成自主可控、配套体系完备的先进产业优势，着力打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二是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施好揭榜挂帅制度，推动项目、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的配置和使用;三是加快培育数据的要素市场，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成长出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专精特新的领军冠军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J］．学习与探索，2020(05):79－89+192.
姜江.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思考［J］．经济纵横，2022(02):35－41.
李虹林，陈文晖.新冠疫情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影响及我国应对策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05):9－12.
盛朝迅.从产业政策到产业链政策:“链时代”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J］．改革，2022(02):22－35.
作者：冯利华 孙楚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