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环绕京津，肩负着首都政治“护城河”的特殊使命。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中，我省始终坚持高位推进、科学布局、创新驱动、完善提升，以办好“三件大事”为契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坚持高位推进。省委、省政府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列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主持召开省委专题工作会议、全省工作会议，强力动员部署。将试点工作作为全省“十四五”时期主要任务，出台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意见和实施方案，健全试点工作政策体系，建立了省级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机制，将全国第一期试点城市之外的设区市作为省级试点城市，按照全国一期工作标准同步推进。建立联系点制度，省委政法委机关领导每人帮扶一个联系点，定期深入调研指导，分析形势、解决问题、督促落实，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高规格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各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并成立工作专班，组织专门力量统筹推进试点工作，构建起覆盖全省的工作组织网络。坚持科学布局。紧抓试点工作有利契机，找准试点任务与实际工作结合点，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建立试点工作台账定期报送制度，将工作量化，制定问题、措施、责任、时效4个清单，细化阶段性措施，每月统计汇总，确保实时掌握工作进度，时时做到跟踪问效。省直各部门围绕试点工作，先后印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意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若干意见、加强城市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各试点市指标体系再细化，落实牵头责任部门，建立起党政主导、部门主责、基层主抓的工作格局。围绕“三件大事”，制定试点工作特色指引，精准发力推进。特别是将试点工作作为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基础工程，分解量化到试点工作各个层面。建立试点工作“月报告、季通报、年考核”制度，省直部门、各试点市每月一报告，每季一通报，每年一阶段性考核验收，建立奖惩工作机制，有效激发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石家庄市262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社会治理专门机构，列入“三定”方案，落实6人以上专职工作人员；承德市配齐配强乡镇（街道）专职政法书记，落实政法津贴待遇，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坚持创新驱动。把用创新思维、创新办法破解各种障碍束缚作为根本性任务，找准切入点，开创社会治理工作新局面。深化“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按照“综治中心+网格化”管理模式，全省依托智慧化网格平台，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实现社情民意在网格中掌握、惠民服务在网格中开展、矛盾纠纷在网格中化解，构筑起社会治理新格局。目前，全省已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覆盖。
广泛构建网状治理模式，坚持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健全省、市、县三级社会组织孵化体系，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社会组织；以“专业社工+志愿服务”为引领，完善社区、社工专业人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资源联动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目前全省实名注册社会志愿者已超1200万人。邢台市开展“红色支部”行动，定期给城乡农村、社区党支部评星定级，与考核奖惩挂钩；张家口市打造红色网格、全科网格、全域网格、闭环网格，实现“管理无缝隙、服务零距离”；沧州市新华区“党建引领、网格联动、共享共治”的“136”智慧网格管理体系经验做法，得到相关领导的肯定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坚持完善提升。把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作为根本遵循，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工作布局、治理体制、治理方式现代化，全力推进试点工作走深走实，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突出风险防范，社会治理工作布局不断完善。坚持以“大党建”统领各类机构和组织有效运转，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着力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短板，全省所有村和社区普遍建立健全农村“五位一体”和社区“六位一体”协调联动治理结构。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部门全部入驻统一门户，848项省级事项实现全流程网办，2336项便民应用接入“冀时办”移动端，103个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完善基层便民服务体系，全部乡镇和街道设立行政综合服务中心，村（社区）设立综合服务站，实现全覆盖、“一站通办”。
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在全部村落实了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制度，在乡镇和街道普遍建立综合指挥和信息化网络，搭建起全域统一、上下贯通的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平台。坚持政治引领，确保社会治理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强化依法治理，完善社会治理地方立法；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推进在业主委员会中建立党组织，不断探索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强化智能支撑，全省“雪亮工程”项目建设全部完成，全面实现“纵向贯通、横向互联、共享共用、安全可靠”和“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目标。
单位：省委政法委
摘 要：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我国体育利益格局是与社会阶层 结构变迁相适应的。在第一次转型时期我国体育利益格局表现出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及管理 体制相适应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及“刚性化”特征； 第二个时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体现了我国由社会整体性利益向多元化结构的过渡，向“ 具体化”、“差异化”、“多元化”、“弹性化”转变。通过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二次 重大历史变迁，探讨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体育利益格局；社会阶层；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09)03-0004-04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terest Structure and Its Characte ristic in China
FANG Xinpu
HUANG Wenren , DONG Honggang1
(1.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u 241000, Anh ui China;
2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Fujian China)
Abstract: Two significant transitions have happened in Chinese social stratum st ructure since 1949. Sports interest structure is corresponding to structural cha nges of social stratum. In the first transition the sports interest structure sh ows characteristics adapting to changes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which included abstract, balance, monopolization and solid; In the se cond transition for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and social interest e volves from integral to multiple, specialized, disparity, multiple and flexible
are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 tics and tendency of sports interest structure in China through the two signific ant transitions in Chinese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Key words: sports interest structure; social stratum; social transition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格局形成的基础，分析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需要 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做基础性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突出表现为两次重大 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的建立，打破了旧阶级体系，使中国不再真正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上 的“阶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打破了区域和政治身份地位体系，使中国社会阶层由身份 分 层向经济分层转换。沿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二次重大历史变迁，可以清晰的看到我国体育 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1 1949-1978年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体育利益格局特征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农村发动了运动，用革命的手段重新对土地进行了均等化 分配，并以财产的多少（包括土地），对农民身份进行了确定，划分了地主、中农、 富农 、贫农、雇农等社会阶层。 在城市开展了“工商业社会主义 改造运动"，把城市中的私营 企 业改造成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并参照个人职业划定了城市中的阶级成份：革命 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小手工业者、职员、自 由职业者、摊贩等。这样，在中国城镇，原有的 “剥削阶级"也已经被消灭，划分整个城镇 社会身份的就是干部和工人。所以，建国以来第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消灭了“剥削阶 级"，在整个社会大体确立了分属农村和城镇的农民、工人和干部三个阶层。[1]我国体育利益格局是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在决定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同时， 也决定了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变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层比较简 单，基本上分为工人、农民等阶级，商业和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都归属于这两大阶级。而且 实行政治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并 推行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文化上“极左"意识形态的狂热和控制，同时 强 调，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 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 全局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局部"、首先“狭隘"利益的利益群体得不到承认，也不被 允许存在和发展。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利益格局表现出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及管理体制相适应 的特征，呈现出一种“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及“刚性化”特征。
1.1 “抽象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价值性、政治口号式的利益需求是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的 主导性利益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的逻辑是必须保证有一个高度集 权的中央政府并对社会活动主体进行“格式化”，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掩埋在国家利益、集 体利益之中。 这种以政治控制为核心，通过政治动员进行全方位利益控制，是国家深入民 间社会、对离散的个体进行充分、有效控制的手段。[2]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态 下，实现 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式的总体性危机。[3] 以一种高 效率的社会政治动员机制，有效地满足了党和政府运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大规模地组织 群众投入各种体育运动。党和政府只要一声号令，各项决议的精神就可以迅速传递到全国各 地，传递到最基层的民众；各项战略部署就可以迅速体现为全国人民步调一致的现实行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几乎没有群众体育基础的国度中，群众的体育开展依靠这种整合机 制是十分有效的。但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高度一致是以价值性、政治口号式的利益需求为前提的。改革开放 前，政治运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不仅是人民的体育生活，甚至经济建设和社会文 化建设通常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运作。在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意识形态机制曾长期灌输 和倡导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开放型、进取型、个性化 的利益需求选择，都会被当作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 的抨击。[4]这种历史境况使得政治理论、革命理想等价值性利益覆盖着革命者和 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需求。 由于口号在形式上的简约和思想上的高度概括，因而非常容易被社会一般成员所接受从而形 成广泛的社会动员。进而，价值性利益又被简化为政治口号式的政治利益。无论是价值性还 是政治口号式的利益，它们都替代了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人们逐渐习惯甚或满足于这 些教条化的政治利益。这种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高度的纪律与有序， 迫于生存的压力，封闭保守，遵规守矩只能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制度约束与价值导向不能不 使人们在体育生活上谨小慎微，放弃任何个性化的体育生活选择，放弃任何自主意见的表达 ，学会按照能够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环境所接受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体育利益。[4] 因而，在这种体育利益格局中,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抽象"特征。
1.2 “均衡化”特征：主要表现为政治利益被无限拔高，经济上极力推行平均主义分配方 式
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固化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虽然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阶 层，但阶层之间利益差异相对较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固化”特征 。在计划体制下，几乎没有属于个人的财富，因而对自己所属的经济组织具有严重的依赖性 ；个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从而生活消费差距也不大。居民在经济和精神文化上分化程度不 高，具有颇强同质性的人口群。[5]在整个国家的中心工作都是围绕政治来运转， 无论是工人、农民及其他一切阶层和部门，都把本职的工作放在了“革命"之下，政治利益 高于一切其它 利益，人们一切行为的塑造、规范都以依政治的发展、政治的变化为核心，这种长期的以政 治利益为首位的需求，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实现被弱化、均衡化。在利益 结构较为“固化”的状态下，通过限制社会体育的分化（目标、手段、形式等）及通过意识 形态话语，因而不具备分化出众多不同的体育利益群体的现实条件。所以社会各阶层体育利 益的分化程度很低，表现出一种“均衡化”特征。
1.3 “刚性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国家垄断全部利益资源，体育活动被封闭在单位狭小的 天地内
以往体育活动开展主要是在单位中进行的。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控制的意志，群 众体育的开展，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通过单位的封闭性、内部生活的 自足性及长期局限于单位内部交往所造成人群的同质性来实现的。单位成为整合社会体育活 动有效的组织系统。因多种因素限制，农村中与单位最相仿的建构是，虽然没有 最终演变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单位。[6]单就体育的社会动员、整合、管理手段而言 ，并不逊色于严格意义上的单位。单位制度的实施，就实现其预期的组织功能而言，是有效率的。它为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治 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体制的运作，提供了强有力的 组织保证。在相当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单纯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在广大民众不知体育为 何物的条件下，发动、开展规模较大的群体活动，没有单位制度的实施，国家的社会动员、 整合力度，是很难做到使数万民众同时从事着一项整齐划一的体育活动内容的。在计划体制和单位制度编织的巨网下，使得人们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全部生活内容 都与单位紧密相联，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思想意识都严重受制于单位 制度，形成某种共性化的生存模式。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们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 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配给，因而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别无选择的依附境地。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必然表现出极大“刚性化”特征和共性取向。
2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体育利益格局的特征
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 转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迁。在国外社会学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存在两种传统 ：一是按照依附关系，即依据经济收入分层[7]；二是按照等级关系，即依据社会 身份分层[8]。我国专家们历时三年，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以职业分化和组 织、经济、文化三 种 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在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当代中国分为十 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十个社会阶层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 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和五种 社会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9]原有的农民、工人 、干部阶 层被彻底分割，呈现出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导致了社会结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 ，不仅表现在社会异质性增加，也表现在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 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 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整个社会利益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这使利益群体的产生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公民利 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利益群体意识"的形成，为利益群体的产生提供 了 心理基础。 这些条件的聚合，使得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趋势。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控制着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并凭借身份制、单位制和 行政制这些组织化形式和规则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由此形成了“国家――单位"利益结 构，个 体或者单位存在的利益价值有且必须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下体现。这种利益格局在建国初的形 成和确立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即在一定的时点上是合理的。新中国建立亦始， 百业待兴，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快速建立某些体系，集中人力、财力，并保证命令畅通无阻而 采取集权制和统一管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当然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正是我国的传统体 育管理体制保证了我国体育体系的建立，保证了我国体育的迅速发展，并在世界体育强国之 林有一席之地，也为搬走多少年来压在国民心头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尽献肱股之力。在 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体育所取得的成就为国为民带来了莫大的欢心和鼓舞，在新中国体育 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但当时开展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活动是在不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下展开的。更多是处于政治 上的考虑，那时“群众体育是建立在相当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单纯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 ，它也是高度政治整合的产物。”[10]由于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动员产物，成本较 高，加之 人民的生活水平、体育需要及体育价值观念相对低下、薄弱、落后，因此，这些运动难以持 久，且大起大落，难以深入。这种利益结构体系所维持的制度的绩效，则主要取决于国家自 上而下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来维系。社会转型期，人们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不再完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配给。 社会由总 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由集权向分权转变。在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相对弱化、传统社会 结构造成的人的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重叠及对个人生活的全面介入现象的不断分化、弱化 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个体越来越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能，自 由、自主地选择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对体育生活的需求呈多层次、多样性的趋势，对体育生 活内容、形式、方法及手段的选择也因人而异。在体育生活方式取向上,都日益体现、凸 出 其个性。传统利益格局已严重不适应体育发展需求。传统利益格局下的动力与秩序已无法兼 容人们日益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的体育利益实现需求，体育要发展，必须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 。所以，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对建国来形成的体育利益格局进行调 整成为一种必然。由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体现了我国由社会整体性利益向多元化结构的过渡，因而，建国以来 形成的体育利益格局也相应的由“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刚性化"向“具 体化”、“差异化”、“多元化”、“弹性化”转变。
2.1 体育利益格局由“抽象化”向“具体化”转变
改革开放确立市场取向改革，逐渐打破了传统体育利益格局得以维系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 这成为中国新时期利益格局转变的最初动因。在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运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 基本主题，甚至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通常也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运作。在政治化的社会 环境中，意识形态机制曾长期灌输和倡导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 相区别的开放型、进取型、个性化的选择，都会被当作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遭到猛烈的抨击。 随着社会转型，曾被我们大加鞭笞批判，斥之为颓废没 落的表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迪斯科、台球、健美操之类，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具体的健身手 段，满足了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职业群体、不同社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体的体育生 活具体的需求，而不再被简化为政治口号式的抽象化政治利益。
2.2 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
社会转型期，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中，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相对弱，平均主义分配 方式被打破。个体之间收入、生活消费差距及精神文化上的分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 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不再完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配给，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体育生活方式在内容、形式、空间、时间、经费等方面的束缚减少，依赖性日趋弱 化，自主性则不断增强。因此，使得人们可以以不同的体育生活方式满足自己需求、实现自 己利益。自主的体育生活方式，必然是个性化、多样化和自我取向、自我调节的创造性的体 育生活方式。使人们的体育生活多姿多彩，充满朝气。体育利益格局由均衡化向差异化转变 是以市场经济为发展基础，就必然包含主体的选择成份。体育利益的实现是基于众多主体的 不同需要、选择及其体育行为的投入，每一个体希望从体育活动中获得的利益也是不同的。
2.3 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社会转型使得社会人群的异质性程度不断提高，利益主体的群体和个人的自我发展的向度更 加自由。利益结构所固有的多元化、流动性特点不再被人为地压制。因而，与计划经济相适 应的同质性、单一性的体育生活方式以无法满足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由于不同 利益群体、职业群体、不同社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体因其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文化 素质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要求、态度也各异，客观上也必然规定了其 体育生活方式特点不同。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已从以往的健身为主的单一形式， 走向娱乐、消谴、健身、交际并举的多元形式。从同质性、单一性向异质性、多元性的转变 。花样翻新的趣味运动会、推陈出新的街头舞蹈、大秧歌无不是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变化的 产物。
2.4 体育利益格局由“刚性化”向“弹性化”转变
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中，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广阔自由流动空间，提供了多元化的 资源来源和多元化的资源获取方式及渠道，扩大了人活动空间。这些都为人们开放进取的 体育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其体育活动，在空间上不再依附于单位提供的狭小范围内，在时 间上不再单调重复，在内容上不再是统一的模式，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也上不再完全依附 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各界，无论是企业、社团乃至个人都有机会在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活动 中表现他们自己的行为。[11]
3 结 论
总体而言，建国以来，中国两次大规模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构勒出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 发展脉络及其特征。不同时期的体育利益格局及其特征反映了当时的体育发展状况，也反映 了我国体育的发展进程和步伐。不同时期的体育利益格局也和其它事物一样，有它的发展史 ，当然也就有其兴衰过程，我们必须从这条线索观察，才能比较客观、清醒的看到不同时期 的体育利益格局形成的必然性及改革的必要性。
新中国建立亦始，百业待兴，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快速建立某些体系，集中人力、财力，并保 证命令畅通无阻而采取集权制和统一管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尽管这一时期的体育利益格 局所呈现的“抽象化”、“均衡化”、“单一化”及“刚性化”特征，使得社会阶层的体育 利益实现并不充分。 但却在低水平生产力的状态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 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式的总体性危机，使得新中国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然也必 须为此付出代价。当时开展几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活动是在不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下展开的， 更多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很长时间以来是通过高度的政治整合来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大会 操、大比武、大通等级等形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体育特色。但是在其轰轰烈烈的整合运 动外观下，社会体育的一些基本矛盾却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当时的社会体育是缺乏个性的 ，也缺乏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也就缺乏内在发展的机制和活力。因此，这些运动难 以持久，且大起大落，难以深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随着人们对体育生活的需求呈多层次、多样性的趋势 ，原有体育利益格局已难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体育需求，难以推动社会体育的发展。体育要 发展，必须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所以，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对建 国以来形成的体育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成为一种必然。新时期体育利益格局在由“抽象化”、 “均衡化”、“单一化”、“刚性化”向“具体化”、“差异化”、“多样化”和“弹性” 发展中，为社会体育的发展带来活力和动力的同时，也伴随着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特别是 弱势群体的体育利益问题。
参考文献：
［1］ 扬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12：12-13.
［2］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5）:77.
［3］ 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354.
［4］ 黄文仁.试论社会转型期的体育生活方式变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4).
［5］ 黄文仁.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体育整合模式及面临的问题［J］.四川体育科学, 2005(1) .
［6］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7.
［7］ K.Mayer & W.B.Buckley,1970,Class and Society,New york:Random Hause.
［8］ T.Parsons,1970,“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Modern Society",In E.C.Lanma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Reserch and Theory for the III 1970s Indianapolis:Bobbs-M erri，1970：24.
［9］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6.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管理格局；创新。
Abstract：At present,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patter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o this, you must do: firmly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of a people-centered government and its staff,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build a new pattern of government-led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network of basic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service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government agencies.
Key words: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building; social management patter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D523.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随着改革的深入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单位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原来有的单位管理机制适应范围也随之变小，而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却尚未健全。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不断凸现，各种社会矛盾更趋频繁，对抗性冲突也在增强，处理难度也相应加大，但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要求，也没有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广覆盖的社会管理新体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对于构建和谐有序、公平正义、服务百姓、改善民生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的现实意义
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进一步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广大社会群体，急需政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有效渠道来表达与维护其自身利益。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能使政府承担起解决社会公正、公平问题，建设以民为本、促进社会公平为目的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缓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使政府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其职能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化投资环境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服务。
第三，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有利于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能够使政府将更多的精力集在解决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基本民生问题，着重解决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社会治安和司法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能力。
二、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的对策建议
创新社会管理格局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站在转型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高度，高度重视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好当前社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社会和公众需求为导向，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模式。为此，必须做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管理新格局，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健全并落实政府职能部门服务制度，加强政府机关公务员队伍建设。
第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服务和责任意识，由“权力本位”转向“责任本位”，从偏重行政控制转向科学化的公共治理，注重解决好民生问题，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在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上，要确立有限政府的新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权威不是权力的张扬，而是权力制约基础之上的社会认可，是一种有限权威。其次，要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实践有效政府理念。政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以社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效率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服务政府”的管理理念。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树立重服务、轻管理，重事后监督、轻过程干预的服务型政府管理理念，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廉洁、阳光的公共服务型政府。[[1]阎新平.创新社会管理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N]长治日报, 2011-11-7][1]
第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面对新阶段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以及社会需求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已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迫切需要与必然要求。创新社会管理格局，转变政府职能，在管理理念上要实现从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在管理主体上要实现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要实现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沟通协商转变，在管理环节上要实现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在管理手段上要实现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向多种综合手段运用转变，进一步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改革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提高依法实施社会管理水平，完善社会管理领导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2]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温商网,2011-07-05][2]
第三、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管理新格局。当前，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公共管理”中引入的各种制度、机制，形成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协同配合，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的多种方式并存的中国特色管理格局，从而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要围绕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推进以下十个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和管理，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培养和使用好社会工作人才，严格依法实施社会管理。[[3]龚维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管理新格局.中国广播网,2010-04-09][3]
第四，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格局必须把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城乡社区、村委会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城乡居民依法行使民利，参与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各基层组织要利用好这个平台，以构建和谐社区、平安社区为切入点，建立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新格局。还要引导和推进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开展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的群众自治，充分发挥社区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和谐服务的作用，将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和谐的现代化新型社区，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优质周到的服务。
充分认识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我们党作为一个由中央、地方、基层各级组织构成的严密的统一体，党的执政能力是各级党组织能力的综合反映。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团结带领群众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的重要职责。党的基层组织自身建设和战斗力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应当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使得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们从本地区的实践中感到，目前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与这些重大变化相适应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尚未完善，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在原有的农村、国有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科学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连市委提出：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就是要立足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来认识和构架基层党建工作的宏观布局，逐步形成严密完整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和覆盖全社会的工作网络，从而有效地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实现党的有效领导。所谓“新格局”，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而言的。具体地说，主要是指：在“面”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由农村延伸到城市社区；在“线”上，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由国有集体企业延伸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块”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机关事业单位职能的转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由机关事业单位延伸到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面、线、块组成的三大传统党建领域和三大新兴党建领域，构成了整个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格局。基于这种认识，大连市委以及有关部门坚持在探索中推进，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在全市逐步形成了功能定位清晰、组织体系完善、党员管理规范、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到位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从实际出发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立足新格局，统筹谋划基层党建工作的总体思路。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关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涉及一些深层次问题，必须从宏观和全局上加以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党建领域和新兴党建领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大连市委确立了“夯实基础、拓宽领域、分类指导、突破难点、抓好典型”的工作思路：在传统领域，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上；在新兴领域，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打好基础、逐步深化上，以此推动新格局的构建。实践证明，这一思路是行之有效的。
立足新格局，合理划分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通过研究和分析，大连市委提出：在“面”上，由于构成新格局的农村党建领域和城市社区党建领域，其党组织覆盖了全社会，支撑着城乡基层政权的建设，担负着对各自领域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因而这两个领域的党组织的功能应当定位于领导核心上；在“线”上，由于构成新格局的国有集体企业党建领域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领域，其党组织是附在农村和社区这两个面上的经济实体中的，社会领导职能已由农村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承担了，企业党组织只是围绕生产经营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因而这两个领域的党组织的功能应当定位于政治核心上；在“块”上，由于构成新格局的机关事业单位党建领域和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领域，其党组织也是附在农村和社区这两个面上的行政实体和社会实体上的，领导核心的责任已经由农村和社区党组织承担了，同时机关党组织还附在地方党组织的本体上，因而除了高等学校，这两个领域的党组织的功能也应当定位于政治核心上。
立足新格局，科学构筑基层党建工作的组织体系。这包括两部分工作：一是根据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在三大传统领域完善党建工作体制，适时整合和拓展党的组织体系；二是在三大新兴领域建立相对完备的党组织体系。特别是后者，必须根据各自领域的规律和特点来进行。大连的做法是：在社区，建立由区（市县）、街道、社区、楼院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由区（市县）、街道（乡镇）和非公企业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并依据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特点，分别采取“派建”、“内建”和“外建”方式建立党组织；在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协会、社团中介（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
立足新格局，集中梳理、指导“隐性党员”归位。大量“隐性党员”游离于党组织管理之外，是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难题。通过分析可以看到，“隐性党员”多是因为体制变化和结构调整，党员在从三大传统领域流向三大新兴领域的过程中，新兴领域党的工作没有及时跟进而造成的。为此，我们先后在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对“隐性党员”进行集中梳理，帮他们接转组织关系，3年时间将72000余名“隐性党员”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之中。在此基础上，在全市普遍实行党员组织关系接轨“回执”制度，有效杜绝了新的“隐性党员”的产生。
立足新格局，积极完成党建工作的各项任务。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建工作的各项任务。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针对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的不同职责，我们研究确立了农村和社区、国有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介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任务和重点，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方针和目标，这就是：围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全面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提升社区党组织建设水平；围绕培育市场经济主体，加强国有集体企业党组织建设，抓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建设；围绕强化服务功能，切实抓好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努力探索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组织建设。
立足新格局，合理确定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从实际情况看，社区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相对比较容易明确，就是必须由区（市县）委承担第一责任；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党建工作，由于行政上无上级主管，确立责任主体比较困难。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实行属地管理为主、条块相对结合，以区（市县）委为第一责任者，在区（市县）成立非公企业党工委，区域内实行分级管理；对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本着有利于保证行业自律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强行风行规建设、有利于围绕业务工作开展党的活动的原则，实行业务主管单位或行政挂靠单位党组织管理为主，行业自律组织党组织管理为依托，市县分级负责。
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几点启示
各级党委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关键。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党委的协同配合。地方党委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核心，对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负有全面的领导责任，是联系中央和基层组织的纽带，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就必须把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与自身实际结合起来，大胆探索，稳步推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正是由于坚持立足实际，把握规律，大连市才科学有效地构建起了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使基层党建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
坚持分类指导、形成配套制度体系，是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重要原则。基层党建工作的六大领域有各自不同的规律和特点，发展也不平衡，构建新格局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分类指导，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及时加以规范，巩固实践成果。大连市委为解决社区党建共驻共建协调难、部分非公企业党组织工作不理直气壮以及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先后出台了9个文件114条规定，使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明确了责任主体，完善了组织体系，有效地开展活动，党的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为解决农村直选后“两委”关系不和谐、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发挥不力、机关党建“各自为战”等问题，先后出台了13个文件149条规定，使传统领域党建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党组织的功能得到强化。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既要充满活力，又要保持稳定；既要不断发展，又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是改革发展稳定相得益彰、和谐统一的社会。在当前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是我们面对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树立新型的稳定观
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和谐是稳定的更高境界，一个个性被压抑、矛盾被掩盖、问题被搁置的社会，很难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只有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稳定，才是水融的稳定。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只是社会矛盾与冲突减少的社会，更是健康发展的社会。因此，抓维护稳定工作，不能简单地就稳定谈稳定，必须把稳定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更大更高的目标中去研究和部署，树立“和谐”背景下的新型稳定观。
新型稳定观是动态的稳定观。我们所要的“和谐”是创造中的和谐、发展中的和谐，是社会改革、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和谐。这种动态性的社会特征，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动态的稳定观念，以动态的眼光、动态的理念、动态的环境来看稳定，用动态的思路、动态的手段、动态的平衡来实现和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新型稳定观是综合的稳定观。社会稳定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安定等，这些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政治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核心；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秩序稳定是政治、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人心安定是社会稳定的综合反映。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思考维护稳定工作，要求我们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必须总揽全局，充分认识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和人心安定的内在联系，善于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新型稳定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稳定观。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要靠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断协调关系、凝聚人心，创造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以新型稳定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矛盾集中显现。二是发生的原因具有综合性、多元性、复杂性，利益原因、现实原因、政策原因、法律原因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同时，在工作中也出现了立法滞后与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意识之间的矛盾，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一定区域涉及大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纠纷，单靠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刚性解决，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甚至酿成大的事端。必须转变单一化的纠纷解决思路，努力构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调解、和解、协调新机制。当前，应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为重点的社会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建立基层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形成全社会参与、多手段并用的“大调解”格局。
开展平安创建，维护社会安定。要以中央部署的平安建设活动为载体，认真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综合治理方针，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大防控”格局，全面提升打击、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促进社会稳定。
加强社会管理，规范社会秩序。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缺位”现象，亟需解决。从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政府职能转变、单位体制变化、户籍制度改革、人员流动加速、职业转换加快等，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要积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要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严格依法履行管理职能。
力争通过3年时间，使消防工作社会化水平明显提升，全社会消防安全环境明显改善，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得到有效遏制。以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安全“四个能力”落实政府部门消防工作“四项责任”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四个基础”提高公安机关消防监督管理“四个水平”为着力点。
二、领导机构
县政府成立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略；副组长：略；成员：县公安局、监察局、安监局、教育局、民政局、经济局、财政局、发改局、住建局、交通局、农业局、畜牧局、文体局、卫生局、粮食局、宗教局、人防办、工商局、质监局、广电中心、商业公司、供水公司、公安消防大队等部门负责人，各乡镇主要负责人。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消防大队。
主任： 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
副主任： 县公安局户政科科长
成员：全县各公安派出所所长、消防大队监督员。
三、工作任务
（一）开展社会单位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
1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切实做到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自除”要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具体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落实员工岗位消防责任；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资金，限时消除。
2提高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切实做到火情发现早、小火灭得了依法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企事业单位要建立专职消防队，其他单位要建立志愿、保消合一”等多种形式的消防队。要结合单位实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员工能按职责分工及时到位、有效处置。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要持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上岗，熟悉消防设备，并熟练掌握火警处置及启动消防设施设备的程序和方法。
3提高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切实做到能火场逃生自救、会引导人员疏散”员工普遍掌握火场逃生自救基本技能，熟悉逃生路线和引导人员疏散程序。单位要明确疏散引导人员，确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及时组织在场人员安全疏散。
4提高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切实做到消防设施标识化、消防常识普及化”消防设施器材要设置规范、醒目的标识，用文字或图例标明操作使用方法；重点部位、重要场所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要设置“提示”和“禁止”类消防标语。要落实消防教育培训制度，员工普遍达到懂基本消防常识、懂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懂逃生自救技能，会查改火灾隐患、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要求。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标准;一般单位可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落实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要求。 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达标； 年，所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全部达标； 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一般单位基本达标。
（二）落实政府部门消防工作“四项责任”
1落实组织领导责任。县政府要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消防经费、公共消防设施和装备建设、社会消防力量发展、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等纳入政府任期工作目标，并制定实施“十二五”消防发展规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严格落实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防火安全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本地区消防工作重大问题。针对消防安全突出问题，适时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对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实施挂牌督办并如期销案；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消防知识宣传提示和教育培训。
2落实监管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工作部门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机制，各行业、系统主管部门要将消防工作纳入本行业系统管理内容，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知识教育培训；严格依法审核涉及消防安全的审批项目，加强消防安全源头控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安全监管职责，严格依法监管，对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查处或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3落实设施建设责任。各单位要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维护管理。凡不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消防规划要及时组织修订；凡公共消防设施不能满足防火和灭火应急救援需要的要及时增建、改建、配置或进行技术改造。
4.落实检查考评责任。县政府要将消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考评内容。每年逐级签订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定期组织考评验收；将消防工作任务纳入政务督查内容，及时对监督检查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况。
（三）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四个基础”
1夯实组织建设基础。农村、社区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确保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年，推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成立消防安全领导组织；鼓励经济发达的乡镇成立消防工作专门机构，其他乡镇依托综治办、安全监管等机构，组织开展消防宣传和消防安全检查； 年，各村屯、社区落实消防安全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消防安全工作。
2夯实设施建设基础。完善城市社区公共消防设施并加强维护保养，确保正常运行；每个社区要设置公共消防器材配置点，配足配齐灭火器材，保证扑救初起火灾的需要。将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对木结构等易燃建筑集中、连片的村庄，要结合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进行治理，建设消防水源，打通消防通道，拓宽防火间距，提高建筑耐火等级，增强火灾抗御能力。
3夯实群防群治建设基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制定防火安全公约，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居民住宅区物业管理单位落实消防管理责任，定期开展防火检查，整改消除火灾隐患。社区内的小场所实行消防安全区域联防制度，开展消防安全互查互督，保证一旦发生火灾能够联合组织扑救；村庄实行消防安全多户联防制度，轮流值班开展消防安全提示和检查。
4夯实队伍建设基础。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需要，依法建立专职、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任务。设有治安巡防队的村庄、社区，要建设治安、消防合一的治安联防消防队，加强保安人员消防安全培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使其承担防火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和扑救初起火灾的职能；没有治安巡防队的村庄、社区要建立群众参加的志愿消防队。 年前，所有乡镇、村庄、社区都要按照有关规定建成专职、志愿消防队伍。
（四）提高公安机关消防监督管理“四个水平”
1提高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水平。建立消防、治安、内保、警务督察及公安派出所“多警联动”消防执法机制，形成整治火灾隐患的合力。公安消防部门要严格履行消防监督职责，主动分析研判本地区消防安全形势，针对突出问题持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未经消防验收合格或消防竣工验收备案抽查不合格的工程投入使用等违法行为。公安派出所依法做好辖区有关单位的消防监督检查工作。
2提高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水平。健全消防监督机构，配齐消防监督人员；探索、完善合同制消防文职雇员制度，允许经消防培训考试合格的消防文职雇员从事消防检查和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加快消防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推行网上办公、网上监督、网上考核；深化警务公开，增强执法透明度；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消防执法的公信力和满意度；配齐消防监督检查装备，提高消防监督检查技术含量；开展消防监督执法示范单位创建和消防监督执法大比武竞赛活动，定期对消防监督人员和派出所民警进行消防业务培训，全面提升消防执法能力和水平。
3提高消防宣传教育水平。建立健全消防宣传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全面落实《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定》深入开展消防宣传“五进”活动，积极培育发展社会消防安全培训机构，开展社会化消防教育培训，提高社会消防从业人员素质；充分发挥消防站等教育基地作用，加大社会消防宣传力度。从 年起，建设互联网公共消防服务平台，向社会火灾预警信息，开展网络消防宣传教育和在线消防咨询。
4提高社会消防安全管理创新水平。针对新时期消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创新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机制和模式；深化消防爱民实践活动，指导社会单位开展消防安全工作；推进合同制消防文职雇员从事日常消防检查制度上取得新的进展；全面推行消防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落实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员、消防安全检查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鼓励试行消防安全检查师制度，为社会单位提供消防技术服务；积极培育和规范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安全监测等社会消防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将单位的消防安全状况纳入信用等级评定、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费率调整的内容，推动单位自觉做好消防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统一部署。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是适应新时期消防工作需要，推动社会消防安全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将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消防工作的中心任务， 年上半年要下发指导意见或实施方案，成立组织机构，广泛宣传动员，全面部署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工作，并做到月有进度报告、年有总结报告。
（三）典型引路，整体推进。要按照“区分层次、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扎实推进”原则，结合实际，积极培育树立典型，打造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建设的样板，要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指导和推动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扎实开展，整体推进。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突出重点，强化执行，持续完善治安保卫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以“平安单位”创建活动为载体，狠抓目标管理，强化基础防范工作，综合治理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
综合治理；创新；方法
切实增强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创新思维，切实落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各项措施。围绕保障原油上产、油区安宁及共建和谐三项重点工作，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工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防范，强化源头治理，最大限度降低发案率；进一步强化打击治理，始终保持对涉油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保障，为油区治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
企业积极加强对综合治理及“平安单位”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大力推行综治工作“一把手”工程。完善了党委书记挂帅、分管领导主抓、相关科室和企业各单位各负其责的创建工作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了有责任目标、有组织领导、有计划安排、有责任落实、有督促检查，在日常管理中做到了定期研判、合理部署、有效防范、及时整改，加大综合治理检查力度、奖惩力度，切实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有效地促进了综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 增强做好新时期平安油田创建工作的责任感
2.1 提高认识，坚定信心，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期平安油田创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按照对政法机关提出要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三大任务目标要求，通过平安创建，健全长效机制，维护油区、厂区安全稳定，构建和谐企业。
2.2 把握重点，严密措施，全力打造平安稳定的矿区环境。综治保卫工作要紧紧围绕油田公司“稳增长、调结构、强管理、保重点、惠民生”的工作主线，把油区治安环境治理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来谋划；把群众安全感作为衡量平安创建效果的主要标准来提升；把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作为重要基础来建设；把全面化解内部矛盾作为维护大局稳定的关键来把握；把防范处理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完成；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优化矿区秩序的重要工作来推进；把舆论宣传作为激发工作热情的重要手段来加强，共同创建油田平安局面。
2.3 加强领导，激发活力，必须把握好五个方面环节，确保平安创建工作取得实效。强化组织领导，锤炼过硬作风；抓好基层创建，打牢平安根基；加强协调联动，凝聚创建合力；坚持改革创新，提升创建活力；加大查究力度，保障责任落实。
2.4 强化巡防，加大社会面管控力度。要充分发挥警保联防机制优势，加大对社会面掌控力度，围绕重点部位、区域、时段，适时组织开展“加强巡”、“武装巡”，坚决扭转诈骗、流氓猥亵、抢夺、抢劫案件发案数量抬头趋势，努力提高员工居民安全感。
2.5 加强体系建设，防控网络无缝覆盖。通过构筑“防控”体系，提升治安防控联动化有效性；构筑“情报”体系，提升舆情汇集信息化水平；构筑“调解”体系，增强矛盾排查网络化效果；构筑“快反”体系，致力于应急处置高效化全面升级；构筑“接访”体系，促成诉求表达畅通化稳步实施；构筑“评估”体系，实现风险防范科学化持续构筑，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平安稳定工作格局，做到了防控网络的无缝覆盖。
3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推进“平安油田”建设
3.1 高度重视，分级负责，筑牢社会管理工作基础。认真贯彻社会管理工作精神，缜密部署相关工作。在层层签订责任书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细化分工，做到工作有目标、有计划、有督导、有考核，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为社会管理工作的开展打下扎实基础。
3.2 强化打击，形成震慑，巩固社会管理工作成果。在油区治理工作中，突出警保联防一体化、重点行动常态化、企业维权法制化的工作措施。公安、内保及地方相关部门紧密协作，建立联动协作机制，对不法涉油犯罪，做到打击有效，形成震慑；持续开展“冬季利剑”等专项整治行动，实现油区发案率逐年下降的工作目标。加强宣传、防范、集中清理等措施，有效制止，依法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3.3 加强“三防”建设，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三防”，提升社会管理工作水平。按照“突出技防、加强人防、巩固物防”的思路，严格“三防”措施制度落实。“人防”上，形成警保联防、专群结合、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构建了以维稳办为经线、基层党组织为纬线的监控网，及时消除不良信息；“物防”上，采取对重点井加装加固防盗措施，实现有效防范；“技防”上，安装了夜间监控取证、管道声波预警等设备，有效提高了准确打击的能力。扎实推进人防建设。坚持以内保巡防为骨干、群防群治队伍为补充的“人防”战略，突出重点要害部位的值班守护工作，坚持“一岗双责”，全员防范的工作机制。致力于加强内保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培养队伍治安保卫的责任意识，提高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有效提升了治安防范战斗力。进一步完善防范措施，构建强大的立体治安防控网络，做到所有重点区域都装无线报警装置，所有要害部位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并实现了对所有通信站机房的远程自动监控。努力降低治安防范风险。
3.4 加强演练，保障有力，提高社会管理防控能力。全厂按照队伍管理正规化的要求，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并下拨专项资金，为内保人员购置网枪、夜视仪等装备。同时，积极开展擒拿格斗、队列训练、应急预案演练等活动，使队伍真正达到素质高、业务精、技能强，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能够做到反应迅速、处置得当、保障有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为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动力。要树立重点意识，本着找重点、保重点、突出治理重点的思路，认真分析梳理本辖区的治安治理工作。找重点就是结合自身实际找准治安整治重点，保重点就是以保障油气生产为重点，突出治理重点就是全力打击治理重点的涉油犯罪。保卫队伍要把创造良好的油区治安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与精细管理和管理提升有机结合起来，警力下沉，工作前移，力保重点。扎实做好维护稳定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完善治安防控措施，进一步推进综合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转型危机；协作治理；社会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45-06
一个国家能否保持长期而可持续的和谐稳定，不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某个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合力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人民内部矛盾的日益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制度调整、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时代暴露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不仅出现在各社会阶层之间，还出现在地区、民族等其他结构因素之中。有效维护利益大分化与制度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治稳定，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长期以来，全能主义和一元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盛行，国家成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唯一责任主体。在一个高度均质化的社会，这种治理模式尚可应付自如。但在一个日趋多元的异质社会，其治理绩效必将捉襟见肘。培育现代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积极动员各种市场和社会力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也是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战略抉择。
一、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中国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主要挑战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既有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稳定的一般性问题，如社会动员、政治参与激增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也有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背景下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必须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当前，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平稳有序的，但仍然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它们成为损害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潜在基础的重要因素，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失业的压力，某些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以及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社会控制功能弱化等。整体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危机”，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是经济一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是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本质属性和核心特征。中国目前的不稳定因素主要存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迁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尚处于基本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具有多发性与复杂性。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仅数量明显增多，涉及的人数众多且人员构成复杂，而且激烈程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城乡居民对群体利益冲突的感知非常明显。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2012年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呈现出诱发原因复杂化、参与群体多样化等特点。在诱发原因上，因社会纠纷、征地强拆和警民冲突所引发的数量较多，其中征地强拆已成为导致各地社会秩序不稳定，诱发舆情事件的重要因素。同时，环境维权和族群冲突作为的重要诱因，逐步成为突出的主题。在参与者的分布上，城镇居民稍高于农村居民，社会矛盾存在着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明显趋势，这意味着利益矛盾和礼会冲突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社会治理面临的考验日益严峻。同时，青年学生群体和流动人口成为参与的重要力量。青年学生往往熟练掌握网络新技术，便于在网上进行动员，并突破消息封锁，扩大事件影响力。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剧，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冲突或不同地区来源的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激化，也容易导致的爆发。一方面是社会矛盾数量的激增，各种矛盾不只局限于公民之间、劳资之间、干群之间，而且跨城乡、跨区域、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会矛盾呈凸显趋势，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难度空前增大，当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利益诉求的表达方面，各社会群体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普遍存在利益诉求的合理性与表达方式的非法性之间的矛盾，各种非法与合法的社会矛盾相互交错、叠加，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相互纠缠，行政、治安、民事和刑事案件相互交织，极大地增加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错综复杂性。
其次，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明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在当下的中国，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往往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展现出来。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利益、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引发的非对抗性冲突。一方面，人民内部矛盾及其解决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尽管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好，也会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激烈程度很高，而且激化过程极短，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多数社会矛盾由个体层面上升到群体层面，各种逐渐增多，中国政治逐渐步入“集团博弈”的时代。规模之大、涉及人员之多、诱因之复杂、危害程度之高已远远超出了个体层面的社会矛盾。往往更具社会冲击力，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更具杀伤力，其负面消极影响绝对不能小觑。社会矛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相伴相生，对转型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最后。社会怨气和心态失衡成为诱发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高风险时代。2011年江西抚州的连环爆炸案、2010年福建南平的戮童惨案以及法官、法警、公安民警、城管和干部被枪杀、被泼硫酸、被刺死等极端暴力事件频繁出现，成为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外显的表征。失意群体残酷报复社会的病态行为是社会怨气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长期累积又得不到发泄的社会怨气极大地增加了潜藏的政治风险，大幅增加了社会维稳成本。一方面，社会怨气是点燃的导火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如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都是由于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社会怨气积聚而最终引发的。一方面，社会怨气也可能诱发残酷的社会报复型犯罪，引起人们的社会恐惧与心理恐慌。如果一些弱势群体在遭受社会不公时得不到及时的权利救济和情绪疏导，随着怨气的不断积聚，非常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如仇官、仇富、仇警等心理，一旦受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极可能借机宣泄，出现烧等极端破坏，形成泄愤型，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目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根源于中国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内在困境和发展悖论。主要体现为：（1）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同时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却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代价，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遭遇空前的考验。（2）中国虽然保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局稳定，但日趋严峻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导致了党和政府局部的政治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大局稳定、局部不稳定和政治稳定、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成为当前中国稳定格局的基本特征。（3）中国现行的维稳模式保证了中国这个巨型社会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但压力型体制下的维稳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化与内卷化现象，中国的维稳模式亟需现代转型和战略重构。一般而言，中国社会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只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不会成为危害政治稳定的直接因素，执政者大可不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针对种种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同样也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而是应该防患于未然，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因为社会不稳定是政治不稳定的前奏，是催生政治不稳定的土壤，社会不稳定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风向标和显示器。因此，一个执政党或政府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长期保持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管理创新：转型中国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社会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是有效回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护转型进程中社会的和谐稳定。而目前中国社会的维稳是一种刚性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等特征，而其社会管理格局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绩效。因此，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而变革传统的政府一元化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有效动员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多元共治模式，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治理结构现代化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稳定应该是一种动态稳定，主要是通过一种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过程。借助制度规则的及时完善和调整，及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生活整体始终处于一种具有足够弹性和调适性的秩序之内。动态稳定是一种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要实现动态稳定，关键是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水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及时排解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而当各种危机事件爆发时，好的社会建设可以起到“安全阀”、“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社会管理创新亟需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借助党委、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共同构建立体的社会工作网络，协作生产公共产品与提供社会服务，在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自律、互补、协同作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其次，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动态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在于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的内生力量，构建自生自发型的社会秩序，开掘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公民社会的主体既包括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公民，也包括代表团体成员利益并高度自治的现代社团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实现。公民社会的成长不仅是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力量。公民社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国家与社会双方的互动与协调增进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释放模式弥补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模式的缺陷，不仅能通过自稳定机制确保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撑，而且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维护与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2）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地位，有利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从而平衡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协调共存，形成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良性互动的格局。（3）从微观意义上讲，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每一位公民自身公民意识成长和个体理性能力逐步发育的过程，而具有民主品格和高度理性的现代公民是支撑社会政治稳定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4）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和社团实施利益表达的专业化趋向，为政治系统的稳步更新和保持活力提供了支撑性条件。也能更为有效地疏解由于社会利益格局失衡导致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因而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总之，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各个社会群体得以按照地缘、业缘等利益分界线组织起来。增强每个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从而有利于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最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而民生政治有利于培育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民生政治是社会管理创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有机结合点。有效解决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和他们最关心、最直接与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民生问题是最根本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生政治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推行平等取向的社会政策，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状况。民生政治主张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长治久安。民生政治主张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民生政治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民生政治建设有效地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调适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连贯性，增强了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通过大幅度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效舒缓了社会不满情绪。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民生建设理念，不断优化社会利益格局，真正缓和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弥补社会裂缝，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着不确定性，人们体验着更多的风险焦虑和转型压力。一方面，政治稳定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和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是政治稳定的坚实支撑。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均衡，成为维护稳定和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民主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以法治规约公民与社会组织的行为，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成长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公民社会积极的政治稳定功能，预防和抑制其消极功能，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相互促进，是构建中国维稳新模式的关键要素。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变革社会治理模式，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社会管理是执政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机制。
三、协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夯实中国和谐稳定的治理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虽然执政党与政府主导公共秩序构建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稳步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社会自主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不断增生和涌现，政策与治理资源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执政党和政府之外的组织实体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环境，以及多组织共生共存的局面，构建协作治理模式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趋向，也成为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战略抉择。协作治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的自发性协作和科层等级制的管理。在一个极端复杂与多样化的时代。权力需要分散而不是集中，社会要求更多的是自由和个性化而不是一体化。由于复杂性与日俱增，治理的有效性越来越由跨越组织的政府运作所决定，非政府的参与者成为各种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协作治理关系把非政府和政府的资源适当连接起来。政府能力才得以不断维持并扩充。构建中国特色的协作治理模式，迫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首先。政府权威对于维护变革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提升国家治理绩效依然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威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志。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分歧、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甚至动乱，这就提出了扩张政府功能和加强政府权威的要求。政府权威对于政治现代化本身，对于一个国家在变革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此，转型期的多中心和协作治理模式，依然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性，执政党和政府是构建公共秩序的核心主导力量，是组合各种治理资源，型塑现代治理结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力量。政府权威是保证国家现代化变革正常进行和保障稳定与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但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不是人为地强制性地树立的，而是以政治廉洁和有效治理为前提的，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推动执政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和现代转型，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理性而民主的国家治理，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同时，政府凭借有效的公共权力，通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政治沟通和政治妥协，对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政治协调，达成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冲突的有效调解，实现一种新的基于社会共识的政治整合，是维护转型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
其次，优化社会结构与培育现代社会组织，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政治系统能否稳定，取决于该政治系统是否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否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在社会人口总数中占最大比例的中间阶层，通常构成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它往往发挥着社会政治力量平衡器的作用，对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高度，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设计，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同时，要以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为重点，构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政府连接市场和社会的纽带，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组织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带”和“减压阀”，具有极其重要的中介和代表功能、参与功能、服务提供功能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能够缓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打破政治僵局，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危机的化解，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日益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使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全能政府”越来越不能适应多元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问题更多地要留给社会组织去治理，各种社会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充当政府有效治理和维稳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转型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走出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
最后，切实完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中国式的多中心治理与协作治理模式，奠定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治理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彰显，各种突发频繁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洪峰”对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一元化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治理环境的需要，构建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是维护转型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出路。在综合治理组织体系中，各级党委、政府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是整合所有社会治理资源的主体。虽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但由于社会治理资源的弥散性分布以及各治理主体之间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影响，社会管理问题的合作治理与治安公共产品的协作生产是综合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各种具有社会管控职能的政法机关、社会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系统，并通过广泛发动居民参与，构建起有效的群防群治网络，执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组织围绕共同的目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产生整体效益，形成整体合力。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绩效，减少了社会调控体系的空隙，有效地维护了公共秩序。在转型中国，执政党与国家主导社会秩序的建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新兴的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资源，通过组织化调控的方式，构建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是保证超大规模社会相对平稳转型的主要历史经验。这种威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冲击，各种新兴的社会空间不断被体制化，与体制建立联系乃至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各种市场组织与社会力量在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与制度化弹性的政治空间中，不断地被收购、吸纳或同化，而各种、反国家的犯罪集刚、黑恶势力则被有效打击或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激烈的国际民主化浪潮中，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转型社会中，通过综合治理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统合机制，对巨型社会的平稳转型意义至关重大。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趋向，也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成为社会转型期中国构建维稳新模式的战略选择。
